一、众所皆知，市面上有各种乱七八糟的叔本华文选，例如《爱与生的苦恼》，这些书或许有些文学价值，但没什么哲学价值，因此本文不予讨论。
二、有的书采用了叔本华拟订的书名（例如《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但内容有大量残缺，且译者来路不明，查不到任何关于其的信息，因此本文也不予讨论。

叔本华第一部著作是其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一篇哲学论文》。此书有两种汉译本。前者标题为《充足根据律的四重根》，刘林译，李文耀校，收录于青海人民出版社的《叔本华文集：悲观论集卷》中；后者书名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陈晓希译，洪汉鼎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前者绝版已久，但在网络上有电子书流传，但我并不知晓刘林翻译时所依据的是什么版本。陈晓希所依据的则是Karl Hillebrand的英译本。我不清楚这个英译本质量如何，但其出版于1907年，过于古老，而且也不是权威的版本。

叔本华第二部著作是《论视觉与色彩》。韦启昌已经完成了此书的翻译工作，但尚未出版。

叔本华的主要著作《世界作为意志与表象》主要有三种汉译本。石冲白受商务印书馆所托，在文革前翻译了此书的第一卷，后来不幸逝世，文革后，经杨一之校对，这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才得以出版。而在台湾，林建国首先翻译了此书的第一卷，名之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不久之后，台湾又出现了刘大悲译《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哈尔滨出版社引进的版本书名被改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根据书中所述，石冲白翻译时所用的书是1859年出版的德文《叔本华全集》第一卷。但是，最早的《叔本华全集》由叔本华的门徒弗劳恩施泰德编辑，于1873年出版。不过，《世界作为意志与表象》的第三版于1859年出版。但石冲白究竟是用什么书翻译，如今已是无法考证的问题了。
石冲白译本整体质量比较高，但他对某些哲学术语的翻译已经过时了（比如“悟性”现在一般翻译为“知性”）。
林建国所依据的版本是佩恩的英译《世界作为意志与表象》。佩恩是退伍军人，因喜爱叔本华哲学而自学德文，还结识了权威版德文《叔本华全集》的编者胡布舍尔，又以一己之力将大量叔本华著作译为英文，成为了叔本华著作的权威英译者。佩恩自称他所译的《世界作为意志与表象》纠正了从前霍尔丹和坎普的英译《世界作为意志与观念》的数千个问题，这话说得也许有些夸张，但佩恩的译文质量确实非常高，只是对于一些哲学术语的翻译不够恰当。
回过头来说林建国的汉译本。读这个译本可以感受到译者对这项工作有很强烈的热情，而且对此十分认真。叔本华在原著中引用了很多非德文（比如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林建国都特地请教了相关专家。举个例子，《世界作为意志再论》最后一条注释里出现了佛学术语“般若波罗蜜”，石冲白错译为“禅波罗蜜”，而林建国译为“般若波罗密多”是更恰当的。不过，林建国译本也有一些瑕疵。
有人说刘大悲译《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是此书最早的汉译本，但事实上，刘大悲译本的出版时间晚于林建国译本。刘大悲所依据的是美国哲学家埃德曼编译的《叔本华哲学》，此书包含原著第一卷的四篇（四篇中还被译者省略了一部分），以及第二卷里的《性爱形上学》（哈尔滨出版社引进的版本里没有这篇）。林建国曾经写文章指出刘大悲大量抄袭了他的译文，而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于他的译本作为前言。相比石冲白译本和林建国译本，刘大悲译本的哲学价值不是很高。

叔本华第四部著作是《论自然中的意志》。此书目前只有一种汉译本，书名为《自然界中的意志》，译者为刘林和任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叔本华第五部著作是《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此书汉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为任立和孟庆时。韦启昌翻译过此书的大部分内容，将其收录于《叔本华论道德与自由》之中。我认为后者的质量更高。

叔本华最后一部著作是《附录和补遗》。此书汉译者为韦启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叔本华论说文集》包含了此书的许多内容，但并不完整，而且其译者所依据的版本很可能是桑德斯的英译《叔本华作品集》，而不是德文原版书。

青年叔本华认为，若要了解他的哲学体系，除掌握康德哲学之外，至少要阅读《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和《世界作为意志与表象》第一卷。
老年叔本华认为，若要了解他的哲学体系，除了刚才我提到的以外，还至少要阅读《世界作为意志与表象》第二卷和《附录和补遗》第二卷。
至于译本的选择，我建议尽可能做到两种译本对照着看，这样对理解书中思想是很有好处的。

如果你想在没有专业背景前提下

入门人文、科学、艺术等学科

译林出版社组织引进翻译

中英双语《牛津通识读本》全套113本

康德支持共和理想——自由和平等公民权的理想，法律在此由人民作为整体自我立法——基于以下两个理由。第一，他将共和理想视做绝对律令的先天结论。第二，他认为共和制政府是国际和平的先决条件。当个体利益凌驾于正义的要求之上，当专制权力将其意志以暴力强加于他人而获得益处时，战争就开始了。如果世界国家是以共和政体组织的，只有获得公民整体的同意才能通过一个决定，那么实践理性的先天法则在政治决策中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战争将被排除在外，不仅因为它是一种实现集体目的的非正义手段，而且因为它是违悖公共利益的愚蠢之举。也就是说，它既和道德的绝对律令又和生存的假言律令相冲突。

然而，“永久和平”状态不可能立即实现或通过法令实现。因为，即使是共和政体，这些国家之间仍处于一种面对面的自然状态，因此各国对于邻国是个“长期的威胁”（《永久和平》,《康德：政治学论述》,102）。必须迈出积极的步伐来扫除世界各民族之间的障碍。正如对于个人来说，废止自然状态以进入市民社会、享受权利带来的自由，这符合他们的利益；同样，对于国家来说，服从于一个共同的法律体系并超越折磨人类历史的不成熟的好战状态，也是有益的。我们应该追随“世界共和”的观念（《永久和平》, 《康德：政治学论述》,105）——这个条件在现实中无法达到，却能够调节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在不知不觉间将它们转化为联盟。这个共和国的联盟，联合于国际法，能够保证国家之间的和平。每个共和国都将支持保护他们不受侵略的法律，每个国家都将赞同一个统一的权利规则以保证他们之间的公平交往。

如其他许多散布于其政治思想中的知性结构一样，康德的“世界共和”是一个“理性理想”。这种理想学说是明显反乌托邦的。乌托邦主义者认为理想可以实现，并由此着手摧毁挡在路上的一切障碍。而康德派认为理想无法实现，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受到经验环境的阻碍。理想必须被解释为调节性原则，它们指引我们走上改良的道路。因此，我们总是必须去进行修正，而不是去摧毁。

在探究其世界政府理想的过程中，康德对殖民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声称只有在共和国联盟内，政治与道德才能够彼此一致。未达成这种联盟之前，政治家要想推进国家利益，就得依赖诡计、谎言和欺骗手段。因国家间实际关系而成为必须的保密惯例违反了“公共权利的先验公式”，即如果一个行为与开诚布公不相容，这个行为就是错误的（《永久和平》, 《康德：政治学论述》,126）。我们应该致力于促成开放政府，让国家间的交往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满布正直和诚实，而这些都由绝对律令指导。对人的尊重应该延伸到代表我们的国家；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如同我们的一样，也要由一个单一的道德法则来界定。

康德的政治观点吸引了许多随后的哲学家和法学家，并且在他去世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仍然意义重大。之后的战争和革命使得康德的乐观主义不再流行，但他对自然法和人权的诉诸、他从先验自由的前提推出正义理论的努力却具有持久的意义。假若康德预见了毁灭他美丽故乡的那些事件（还有无数的其他灾难），预见到了对故乡居民的集体屠杀，也许他对人类天性就不再那么有信心，这种信心即使在他对正义的最抽象论证中，也透着光芒。然而，这种信心仍然激励着一些人，他们如康德那样相信，理性可以通过它直接的律令和无法实现的理想引导我们。

康德的后继者们认为康德使哲学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但康德在世时，知识界已经就其批判体系的意义而争论不休，产生分裂。康德真如埃伯哈德所指控的那样，属于莱布尼茨学派吗（《康德—埃伯哈德争论》,107）？难道他真的相信自然世界仅仅是“有充分根据的现象”，实在性本身存在于永恒而无限的本体性实体中，这些实体的特征只来源于理性？“物自体”是承载表象的根本实体吗？在给老年康德的一系列信件中，他的弟子雅各布·贝克详述了这种解释，并试图说明它站不住脚。但如果先验哲学并不是莱布尼茨唯理论的翻版，那它为什么不是休谟怀疑论经验主义的重复？康德哲学的否定方面比其肯定方面更为明朗，在当时他被（J. G. 哈曼）称为“普鲁士的休谟”。在第一部《批判》中的“二律背反”的冗长结束语中，康德强调了这个否定方面，并满怀骄傲地写到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使得他能够突破所有之前的论证，指出某些结论并非尚未阐明，而是无法阐明。

不管是莱布尼茨派还是休谟派的解释，都无法真正站住脚。有时，康德确实会将概念说成是组织我们的知觉的“规则”（如《纯粹理性批判》第1版，126），这让人想到休谟。同时，他也的确曾对“先验地假设”一个“如其所是的事物”的领域发生过兴趣（如《纯粹理性批判》第1版，780; 《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808），这使得他更偏向莱布尼茨。但是，这些叙述是有偏差的。真正的康德批判哲学并不能比附于康德的先驱，因为他推翻了前人哲学的根基。

第一个出自康德哲学的重要思想学派是费希特（1762—1814）、谢林（1775—1854）和黑格尔（1770—1831）的“主观唯心论”。他们认为，未能证明“物自体”的批判哲学已经表明，实在性应该用精神术语来构想。对象的知识是按照“假设”而非“接受”被构想的。对于费希特来说，康德的功绩就在于表明，心灵只有通过其自身的活动才能获得知识；因此，在很重要的意义上来说，知识对象就是这项活动的产物。所以，费希特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我比康德更能自称为一个先验唯心论者；因为他还承认诸多表象，而我则断言这表象也是我们通过创造力制造的。”心灵被等同于“先验自我”，被理解为我们所熟知的本体对象。但问题又来了，我们又是谁呢？在费希特的哲学中，先验自我变成一种普遍精神，各个单独的经验自我，与这些自我在其中消耗精力的“表象世界”一起，就是由这种普遍精神建构的；它们整体依赖于一种不可知的综合，这种综合则从“物自体”这个不竭的蓄水池中产生了自然。

叔本华（1788—1860）也受到这种解释的影响，相信康德将“先验自我”和意志等同起来是正确的（意志因此即是表象背后真正的“实体”）。对于叔本华来说，像空间、时间和因果律这些科学概念只能够适用于表象，它们将秩序强加于表象世界（或者说“玛雅面纱”——叔本华借用自东方神秘主义的术语）。在这层面纱之后，意志开始它无尽的、不可知的以及不满足的旅程。与此相反，黑格尔拓展了费希特的观点，即已知的东西是由认识者“假设”的。他试图表明，先验演绎中所论证的客观参照物仅仅是自我意识扩展过程的第一步。精神（Geist）通过假设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来逐渐认识自己。黑格尔将这个过程描述为“辩证的”，意在对其进行褒扬而非掩盖。他相信康德的第一部《批判》所展示的并非纯粹理性的错误，而是猜想与反驳的动态过程，经由这个过程理性不断否定自身的前进，从对片面知识的扬弃中达成了一副日益完整、日益“绝对”的实在的图景。

康德应该不会承认自己的观点回归到了莱布尼茨。“轻盈的鸽子”，他写道，“在空中自由前进的同时感受到阻力，也许会以为在真空中飞翔要容易得多。”（《纯粹理性批判》第1版，5;《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8）因此，他将任何对绝对形式的知识的掩饰都斥为非实在的，因为这种绝对形式的知识意在翱翔于有阻力的经验媒介之上。如果认为先验对象指一个实物，那这个概念就被误解了。这个概念只能被设定为一种“观点”（《纯粹理性批判》第1版，681; 《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710），以便看清“纯粹知性原理只能应用于感觉对象……而不可能应用于一般事物，这些一般事物与我们能够理解它们的方式无甚关联”（《纯粹理性批判》第1版，246; 《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303）。没有任何关于世界的描述可以不提到经验。尽管我们所知的世界不是我们的创造物，也不是我们视角的提纲，但它却不得不根据我们的观点被认知。所有要打破经验束缚的努力，最终都会走向自相矛盾，而且，尽管我们可能有“先验”知识的提示，这种知识却永不可能属于我们。这些提示仅限于道德生活和审美经验；它们能够在某种意义上告诉我们自己到底是谁，但当它们转化成话语时，却难以理解。哲学，一方面描述了知识的限度，一方面又总是想超越这些限度。对于这一点，康德的最终建议可以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最后一句话来表达：对于那些无法说出的，我们必须保持缄默。

15年，100种《牛津通识读本》的台前与幕后

作者：於梅（译林出版社）

截至2020年底，《牛津通识读本》已经出版到第100种。回首2006年首次在社内办公室书架上看到外版书，到2008年首批《牛津通识读本》面世，到2016年“南大·译林”通识教育名家讲座开启，到2020年第100种《幸福》出版并与“一条生活馆图书组”合作全套系的推广，15年的悉心栽培、15年的深耕细作、15年的共同守望，非常感激迄今为止的职业生涯一直与这套书同行，亲眼见证它由一粒小小的种子长成一株茁壮的大树，结出“幸福”之果，并继续奋力向上生长，渐有参天之势。它磨砺了我的编辑技艺，更见证了我的成长。

与百种翻译读本共同成长

2006年，还是在校生的我，进入译林出版社实习，看到办公室书架上低低放着一整套色彩斑斓的小书，听说它们全都会被做成双语书。“这就是传说中的‘口袋书’啊。”我开了眼界。实习期间开始了解到，这套书共有45本（稍后知道这套书源自牛津大学出版社的Very Short Introductions书系，那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原版书系，而这45本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除社科和人文品种外，还有少量理科选题，如《量子理论》《进化》《数学》等。一路文科生读上来，看到数理化相关书名竟有本能的惧怕，我突然意识到，做编辑并不是每天看小说，而是常常要一头扎进多个陌生的领域。关于这套书的基本情况，实习期间做了些基本调研。

实习一年后正式入职，我战战兢兢地制定了翻译体例，将书目发给多位高校教师，开始了漫漫约译之路。幸得运气极好，旗开得胜，约来了多部质量上乘的译稿，比如胡宝平老师翻译的《卡夫卡是谁》、万兆元老师翻译的《牛顿新传》、黄继谦老师翻译的《西方艺术新论》等等，一下子信心爆棚，悉心编校起来。此时由社科部门转入了另一位编辑何本国，他对哲学选题很有兴趣，立即承担了《笛卡尔》《卡尔凯郭尔》《维特根斯坦》等哲学选题的编辑工作。其后，英语专业毕业的我主要负责文学、艺术类选题，政治专业出身的何本国主要负责哲学、政治类选题，这样的二人组工作模式持续了十年之久。近年又有经济学博士陈锐和横跨地理、英语两大专业的许丹作为套书的主力编辑加入，其间还常有学有专长的编辑帮助编校其中的个别品种，比如以科幻作品研究作为博士毕业论文专题的编辑杨雅婷，就责编了《科幻作品》一书。

这套书源系出版名门牛津大学出版社，并且主题广泛涵盖宗教、哲学、艺术、文化、历史、商业、经济、法律、政治、社会、心理、科学等人类认知世界的方方面面，套系定名为“牛津通识读本”可谓再恰当不过。如此之多的学科、双语对照的呈现形式，对编辑技艺自然是一大磨练，从此案头除了常规编校工具书之外，还会有《简明心理学词典》《佛学大词典》《逻辑学大词典》等专业辞书。从这套书，我开始学习版式布局、文字润色、索引编排、数字用法规范、原版书审读、选题价值提炼等等。我也兼做“牛津通识读本”之外的选题，但一切编辑基本功均由这套书的编校磨砺而来。编过这类学术书稿，再看其他校样，文字编校上几乎游刃有余。我一直坚持认为，编辑新人初期可以多看看学术类书稿，编校基本功相对会扎实许多。

套书名“牛津通识读本”一直未变，但在出版初期，具体品种的中译名相比原书名会更花哨一些，比如Design这本书的书名被译成了《设计，无处不在》，Astronomy被译成了《天文学简史》 等等，皆因在套书名尚未享有广泛认知度的阶段，我们恐怕直译出的书名会被淹没在一众学科读本里。渐渐地，套书开始有了知名度，我们抛弃了初期不自信的做法，开始大胆启用直译书名。除书名外，套书还迎来了品种的扩充。初期的45本眼见即将出完之际，译林社又从牛津大学出版社购入了新的选题。随着新选题的出版，老选题成批到期并续约，其间继续购入新选题，续约过的老选题再次续约，如此进入了一个理想的出版循环，而品种数也在循环中上升。增大的不止品种数，还有图书开本。初期的开本与原版书一致，是袖珍的口袋本，但在书店上架时，常常由于个头矮小而被挤压得遍寻不着。由于是双语本，页码会比原版书多出近一倍，为了不显得过于矮胖，初期选用了较薄的纸张。纸张上的妥协一直也是编辑的心病，趁着改大开本的时机，也同时将内文用纸替换成了纯质纸。

台前：集结学界大咖一同发力

刚开始，我聚焦于自己熟悉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邀约的译者皆是这个圈内的师长；后来视野扩大到校友圈，多亏在一所院系齐全的综合性院校就读多年，许多译者在这个圈内渐渐浮出。同事们也非常热心，向我们输送了多样的优质资源。我们也有意识地关注同类话题或学科的优秀译者，工作之余的社交场合也常常提及待译的选题，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常有，但同时精通英语和汉语表达的不常有，所以严把试译关，是编辑“相马”不可或缺的一步。

序言作者人选相对来说更加聚焦，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国内相应学科领域内的一流学者。译者基本都是某一领域的研究者，结合他们的推荐和多渠道的了解，我们会敲定一位序言作者人选，然后设法联系。刚入行的时候，我往往会自动脑补种种被拒绝的情形。可实践过两三次之后，却感觉这些学界大咖十分亲切，再加上选题本身质量过硬，十之七八竟能邀约成功，只是由于序言作者实在繁忙，交稿时间有时不能保证。当然也有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大惊喜，比如《大众经济学》的作者帕萨·达斯古普塔教授就与林毅夫先生（作序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相熟，林先生听说此书的中译本即将推出，主动提出为其作序推荐。

序言作者阵容熠熠生辉，但编辑的想法一直是为一本书找到最合适的推荐人。在讨论序言作者人选时，编辑也常会略过某个学科领域最知名的学者，只是因为他或她的细分领域与图书内容有一定距离。能够集齐这么多位学界大咖，也充分说明了这套书涉及的学科领域有多么广泛。

幕后：15年产品线中的悲欢

一条运作了15年、推出品种数超百种的产品线，背后自然有许多悲欢故事。

《牛顿新传》的译者万兆元，本是高校青年英语教师，为翻译这本书，他全心浸入科学史研究，并考取了《牛顿新传》作者、牛津大学教授罗布·艾利夫的博士生。万老师于去年获得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现任北师大哲学学院副教授。万老师的学术钻研精神难能可贵，《牛顿新传》的译文准确清通，确为科学史译著中的翘楚之作。

陆赟博士是这套丛书最高产的译者，迄今已出版了六本“牛津通识读本”译著。他有经济、英语两大专业的学术背景，这两个领域的相关选题他译起来得心应手，效率极高且质量上乘，译文一口气读下来，只觉忠实畅达。

15年间，不免有天人两隔之憾。《牛顿新传》的序言作者陆埮院士在2014年离世。《天文学简史》的译者、紫金山天文台的陈道汉研究员也于近期辞世。回顾与两位的交往，恍惚间觉得自己生命中的数个碎片也随之失落，他们的大家风范和严谨气度，一直让我追思不已。

宣传：“出圈”的联合推广活动

“牛津通识读本”有几次“出圈”的联合推广活动颇有影响力。一是2016年与南京大学合作开展了“南大·译林”通识教育名家讲座，该项目由南大校长和凤凰出版集团董事长共同启幕，特邀众多“牛津通识读本”的作者、序言作者开启了系列名家讲座。该活动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在核心读者圈内竖立了极佳的品牌形象，也将“牛津通识读本”的知名度推向了新高。

“南大·译林”通识教育名家讲座是我们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线下品牌推广，而与连岳公号的线上推广则是历时最久的，从2019年延续至今。连岳公号持续对单品做了详细而独特的推介，形成了从图书内容出发、深挖内容价值的系列推广，由此“牛津通识读本”开始深入社群读者。

2020年，“牛津通识读本”第100种面世，“一条生活馆图书组”将100本书摞起，达到了几乎一个成人的高度；又将100本书蜿蜒排开，汇成一条灵动的、五彩的河流。

2020年，“牛津通识读本·文学课”融合出版专题在凤凰书苑APP上线，将视频综述、音频解读、荐书资料、购买链接等深度融合，后续还将针对具体品种开展进一步的视频课程开发。

15年的编辑生涯里，我编过文学书、社科书、教辅书、辞书等等，涉足过广泛的出版领域，但贯穿的主线始终是“牛津通识读本”的选题、编校、推广等等。15年来，“牛津通识读本”的品种逐渐累积，开本由小变大，编辑团队慢慢壮大又始终围绕两位核心编辑；“牛津通识读本”由一个套书名成为一条产品线、一个品牌名，多个品种入选了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通识教育逐步深入人心。由第100种向第200种进发的征程正在推进，这棵知识树的明天必将更加根深叶茂。

《抑郁症》《胡泊》《免疫系统》《微观经济学》《传染病》《银行学》《希腊化时代》《拜占庭》《景观设计》《知识》《司法心理学》《环境伦理学》《神圣罗马帝国》（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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