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杰/文 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人们关注度很高、讨论很广泛的一个重大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之所以如此，一方面，这是中国亿万百姓的长期向往与梦想，另一方面，是国家将此重大经济社会问题更加明确地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并着手大力推进与实际落实。
今年3月，中国发布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今年8月，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对共同富裕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
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今年9月，为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和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精神，国家发改委明确表示，“将进一步深化对共同富裕问题的研究，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切实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国家对共同富裕的最新表述和明确要求，以及即将制定出台“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在民营企业中的反响更大。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中国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做出了巨大贡献。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3、4、5、6、7、8、9、10”的重大作用：即民营经济以占用不到30%的土地矿产资源、不到40%的金融资源，为中国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100%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完全可以说，没有民营经济，就没有当今中国的经济强盛、全面小康与社会兴旺。
中国民营经济在实现共同富裕中扮演着特别重要又极为特殊的角色。一方面，中国民众中的先富人群，多半集中在民营企业家和高管人员之中；中国民众中的中等收入人群，大约一半分布在民营企业就业人员人群之中。另一方面，除农村外，中国城镇低收入人群，80%以上集中在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就业人群之中。因此，民营经济在中国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中，作用巨大，责任更重大。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没有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没有民营企业管理机制、分配机制的进一步改进与完善，就没有中国中等收入人群的逐步扩大，就没有中国低收入人群的逐步减少，也就没有中国“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
收入分配结构的逐步实现，也就没有中国共同富裕目标的逐步实现。
共同富裕，既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既是一个世界问题，更是一个中国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既是一个国有、外资企业面临的问题，更是一个民营企业面临的大问题。下面，主要针对民营经济，简要谈一下对民营经济发展与促进共同富裕的一些看法。
共同富裕，虽然是一个中国词汇，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特殊词汇。但就其内涵与本质而言，他有着中国历史的渊源，也有着世界历史的渊源。在一定意义上讲，他实质上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先贤先哲们追求人类理想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当今中国人民追求理想实现的一种反映与继续。这些先贤先哲们的理想社会构想，对当今中国追求与实现共同富裕，是十分重要的历史镜鉴。
中国历史上的大同社会。人类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与追求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都提出了各自的理想社会。老子提出过“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孔子提出了“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墨子构思了一个“尚贤”“尚同”的理想社会。儒家经典《礼记
礼运》更是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构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些大同社会理想，都将没有贫穷、人人丰足、没有贫富差别、没有剥削与压迫作为其理想的重要内容。
西方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在古希腊，柏拉图提出了以“公平正义”为准则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理想城邦”构想，这些构想与中国的大同社会十分类似。之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工人农民的贫穷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西班牙的拉斐尔描述了自己设想的“乌托邦”社会，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英国的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先后提出了自己的财产公有、共同劳动、人人平等、公平正义、没有私产、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差别、没有贫富差别的理想社会。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在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的基础上，借鉴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一切剥削压迫、建立全社会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构想，并为此构建了一整套理论，即以《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为核心的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构想与阐述的、与资本主义根本区别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在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的全社会生产，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对全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安排与调节，并遵循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原则；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高度发展、实现向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人人平等、人人富足、人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马克思为实现这个理想奔波了一生、奋斗了一生。
列宁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列宁将马克思的理论应用于俄罗斯，组建了布尔什维克政党，掀起了俄罗斯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开始在苏联推行列宁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列宁曾提出过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个著名公式：一个是，“苏维埃政权加普鲁士的铁路秩序加美国的技术加托拉斯加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一个是，“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着手建立了一整套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形成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并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广。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其主要特征是：建立以国有制为绝对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制度，限制非国有经济、禁止非公有经济；推行自上而下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限制与排斥市场经济、企业自主经营权和地方经济发展自主性；实行差别很小的劳动收入分配制度，禁止非劳动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走以重工业为重、军工为重的经济发展道路，消费品工业发展严重滞后，国家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人民日常生活品供应长期十分紧张。在二战前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曾经一度显示出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的明显优势。但进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苏联模式在政治经济社会上的内在矛盾与根本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军费开支庞大，经济技术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缓慢甚至停滞，民众贫穷与官员腐败并存，实际两极分化严重，最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随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放弃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宣告失败。
追求理想社会目标，东方与西方历史上都有先贤先哲提出。现代史上，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提出了各自追求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灭贫穷落后、缩小贫富差别、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实际上，这个目标要求，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争取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共同要求，也是衡量这些国家是否真正成为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战之后，欧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均已先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成为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与人民。这些国家的执政党，都要提出提高相对贫困人口收入、增加普通百姓福利、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口号与政策，在野党也常用这类口号与政策主张争取上台执政。
因此，总体看，追求共同富裕，并非哪一个政党、哪一种主义、哪一个类制度、哪一个国家的独有特征，而是任何一个走向发达的国家和已实现发达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执政党与争取执政的党派，普遍具有的共同特征与共同口号。不同的只是对各自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表述、途经、方式、机制、速度、程度和时间等有差异。
西方发达国家的共同富裕水平。二战之后，由于科技进步与生产力发展，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先后均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西方各国GDP总量、人均GDP和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将世界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将缩小贫富差别作为普遍而长期的国家政策，通过促进普遍就业和失业救济、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推行个人收入和财产税收累进制度、广泛实施教育医疗养老保障制度等等一系列制度与政策，使居民收入的增长与国家经济的增长保持同步，这不仅使所有国民几乎完全免除极端贫困，更使一般国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达到人类历史的空前高度，居民普遍达到了比较富裕程度，远高于世界各国居民平均水平。
在西方国家，衡量其共同富裕实现状况的主要指标至少有三个：一是人均GDP高。据世界银行公布数据，2018年，西方发达的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达到了44706美元，是世界人均gap水平11297美元的近4倍，是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水平5484美元的8倍多。二是贫富差别小。国际上衡量一国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指标是基尼系数，数小，收入差距小，数大，收入差距大。若低于0.2表示高度平均；0.2-0.29表示比较平均；0.3-0.39表示比较合理；0.4-0.59表示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差距悬殊。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为国际警戒线，易引发社会大的矛盾。西方国家的大多数国家，其基尼系数在0.3-0.35之间，属于比较平等、比较合理的范围之内。三是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大，低收入人群比重小，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
据联合国公布数据，西方世界的北欧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与财富均居世界前列，贫富差距较小，基尼系数较小，一般在0.3左右，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大，达到80%左右，几乎没有穷人，是目前世界上实现共同富裕程度最高的国家群体。除北欧之外的其他西欧国家，还有日本、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等国家，均属发达国家，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与财富均居世界前列，贫富差距不大，基尼系数不大，一般在0.3—0.35，日本则在0.3以下，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大，达到70%左右，基本没有穷人，是目前世界共同富裕程度次高的国家群体。美国是贫富差距较大的西方发达国家，基尼系数达到近0.5，但中等收入人群比重仍很高，低收入人群比重小。
新兴市场国家的共同富裕水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澳门等，不少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与地区行列，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与财富紧追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不是很大，基尼系数略高于发达国家，一般在0.4以内，香港可能高于0.5，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大，达到60%以上，基本没有很穷的人，是目前世界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第三高的国家（地区）群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几个金砖国家，近几十年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或很快，已经进入中等或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但国民的贫富差距很大，基尼系数大幅度高于发达国家，也明显高于上一类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小，不到40%，低收入人群超过50%，贫困人口比重大，多数国家还有较多的极端贫困现象，这些国家离共同富裕还有较大距离。
追求共同富裕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几千年前就提出了大同社会的理想。100年前的1921年，中共建党时，提出的主要口号与理想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极大丰富的物质资料，各取所需，无差别的共同富裕，是共产主义的重要特征。70年前的1949年，中共建政后，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提出了通过“一化三改造”，即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设想通过走工业化道路，通过从实际上消灭私有制，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超英赶美，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当时的一个宣传是，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走过金桥，进入天堂。40年前的1978年，中共推行改革开放后，认为过去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通过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要走小康道路，要在20世纪末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进一步推进，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
中国共同富裕的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经济发展速度惊人，世界第一，中国已经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比重超过17%。经过四十多年努力，中国在推进共同富裕上取得了两个方面的重大成就。
一方面是，全国人均收入与财富水平已经跃上了一个大台阶，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了全面小康社会目标。202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了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达到了7.2万元，超过了一万美元，超过了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是，中国已经完全消灭了几亿人的绝对贫困现象。按照2010年的绝对贫困标准，2005年全国有绝对贫困人口28662万人，2010年有16567万人，2005年至2010年五年减少了1.2亿绝对贫困人口；2012年有9899万人，2010年至2012年两年减少了70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2020年全部消灭了绝对贫困现象，2012年至2020年八年减少了近一亿绝对贫困人口。中国在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在消灭绝对贫困方面，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同富裕的差距。中国在人均财富大幅度增长、绝对贫困消灭的同时，四十多年来，民众的收入与财富的差距总体也快速扩大，达到比较严重程度。虽然近年来差距扩大的速率有所减小。
从不同收入人群分组看：据国家统计数据，2020年，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平均每组人口2.82亿人，其中：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869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6443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6249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1172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0294元。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告，2020年中国家庭平均人口2.62人。依此相关数据计算，按五等份划分的人口家庭平均收入分别为：低收入组人口的家庭年收入为20617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口的家庭年收入为43081元，中间收入组人口的家庭年收入为68772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口的家庭年收入为107870元，高收入组人口的家庭年收入为210370元。
从中等收入人群占比看：目前中国尚无正式的中等收入人群的划分标准，但2018年国家统计局曾提出过一个统计分析的参考数据：家庭年收入10万元至50万元属于中等收入人群。按此数据推算，中国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口（2.82亿人）的家庭年收入为107870元，其中可能约一半人口即1.41亿人的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元，加上高收入家庭人口2.82亿人，中国大约有4.23亿人属于中等及以上收入人群，占全国人口的30%。家庭年收入低于10万元的人口有近9.9亿人，占70%。其中，中间偏上收入人口中，大约有一半多家庭（超过1.41亿人）的年收入低于10万元；中间偏下收入家庭平均年收入为43081元，是中等收入人群起点10万元的43%；低收入家庭（2.81亿人）年收入为20617元，是中等收入人群起点收入10万元的20%。至少这类低收入家庭的2.81亿人，可以认定为目前中国的相对贫困人口。
从国际机构衡量看：据联合国《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数据，1980到2015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近9倍，每年平均增长6.4%、整体增长7.8倍。这一时期，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收入增长率也越高。收入后50%的群体的收入增长率是3.9倍，收入排在中间40%的群体的增长率是7.3倍，而收入前10%的增长率则是12.3倍。在收入前10%的人中，收入前1%的人口增长了18倍；收入前0.1%的增长了22.7倍，收入前0.01%的增长了29.2倍和收入前0.001%的增长了35.2倍。2015年以来，各个群体之间收入差别的扩大趋势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更为严重。（见下图与下表）
从收入基尼系数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大多数时间在0． 2-0.3之间；之后，基尼系数日益扩大，2003年为0.479，2005年为0.485，2008年为0.491，2010年为0.481，2015年为0.462，2019年为0.465，2020年为0.468。二十年来，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处于警戒线0.4之上，这反映了中国收入差距很大且仍在拉大。
从净财产基尼系数看，差距更大。净财产，是指家庭全部财产减去家庭全部负债后的财产。净财产基尼系数更能全面反映居民实际富裕与贫穷状况。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相关数据，中国的净财产基尼系数，1995年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为0.73；2012年，中国财产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反映，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2012年以来，中国的净财产基尼系数可能变得更高。
据2020年公司年报，2020年公司零售客户1.58亿户，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余额89，418亿元。其中，金葵花及以上客户（指在本银行月日均总资产在5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客户）310.2万户，占全行零售客户总数的1.92%；客户总资产余额73，456亿元，占全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余额的82.15%。另外，公司私人银行客户（指在本公司月日均全折人民币总资产在1，0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客户）
99，977户，私人银行客户总资产27，746亿元，相当于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的31%，户均总资产2，775万元。招商银行数据从一家银行角度充分反映了财富分布差距的极为严重状况：全行共1.58亿客户有近9万亿元资产，其中82%的资产为不到2%的人（金葵花及以上客户）拥有，不到0.06%的人（私人银行客户）拥有相当于总资产的31%！
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资料，2018年，中国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25万多家，平均每家企业的资产额为1.12亿元，净资产为近0.5亿元，营业收入1.45亿元。据全国工商联数据，2019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销售收入入围门槛为202亿元，户均销售收入为603亿元，户均资产总额为739亿元，户均税后净利润为27.86亿元。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富人与超级富豪的收入与财产状况。
上述几组数据说明，中国在普遍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消灭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缩小贫富差距上，任务还十分艰巨，任重而道远。
通过发展经济，不断做大蛋糕，逐步分好蛋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中国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的可行道路。从过去、当前、特别未来看，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在这条道路上都扮演着主体角色。
中国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2、3、4、5、6、7、8、9、10”的重要角色，即民营经济以占用不到30%的土地矿产资源和政府科技资源、不到40%的金融资源，为中国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和出口、60%以上的GDP和投资、70%以上的专利和新产品与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就业总量、90%以上的企业数量、100%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新增出口和进出口顺差。同样，在推动共同富裕上，民企也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未来的作用更大，且责任更重。
高收入人群，民企占一半以上。如果按家庭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为高收入人群看，中国大约有1亿多人。其人群结构情况大致是：中国约1800万多家各类民营企业中的大中型民营企业和多半经济效益好小型民营企业的投资者，大约有1000多万人，这些民营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大约1000多万人，部分个体大户，大约百万人以上；中国约20万家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中的多数企业的高管人员和高等级技术人员，大约500万人；前述三者大约有3000多万人。中国25万家国有控股企业中的主要领导、高中级管理与技术人员，大约500万人；党政机关副部级以上干部，司局级和处级中有一定实权且拥有较多房产、金融资产和股权资产的干部，大型或级别高的国有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和高级管理人员，部分高级知识份子，这几类人员大约500多万人。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文化文艺体育传媒人士和自由职业者，可投资金融资产额超过500万元的投资者，这几类人大约500万人。以上这些人及其家属，总人口在1亿人多，属于中国的高收入人群，这也就是中国的先富人群。其中，民营经济领域相关人士可能占一半以上。
再来看看中国先富人群中的超富人群情况：据招商银行2021年的私人财富报告，2020年中国个人拥有的可投资资产总额为241万亿元，其中超过1000万元的高净值人群达262万人，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额为84万亿元，占全国可投资资产总额的35%，人均持有3209万元。这262万高净值人士的身份构成是，创富一代和二代（即第一代与第二代企业老板）占37%，董（事）监（事）高（管）、职业经理人（非董监高）占31%，专业人士占12%，全职太太占11%，其他占8%。
中等收入人群，民企占一半左右。如果以家庭年收入在10-50万元为中等收入人群，中国大约有4亿多人。其人群结构大致为：民营企业中的约4000多万投资者（高收入者除外，下同）；中小民营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和中高技术人员，中高级技工，熟练工人等，这三类人员约1亿人；全国2/3的个体户，大约1亿多人；外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和一般中级技术人员，一般中高级技工，熟练工人等，大约1000多万人；国有企业（上述高收入者除外）员工中的80—90%的正式员工，约有近3000万人；国家党政机关干部与公务员，约800万人，各类国有事业单位干部与正式工作人员，约2000多万人；各类一般自由职业者，约1000多万人。以上人员及其家属，总人口4亿多人，其中一半左右的人属于民营经济领域范围。
城镇低收入人群，民企占80%以上。中国家庭年收入低于10万元的低收入人群，大约有9亿多人。其中，大约一半多在农村，近一半在城镇。而城镇中的低收入人群，大约80%以上在民营经济之中。进城打工（主要在民企打工）的多半农民工及其家属，民营小微型企业中的多半员工及其家属，约1/3的个体户约5000多万人；民企类人员的低收入群体大约有近3亿人。另外，经营效益差的国有企业部分员工，特别是效益差的国有小型企业的低技术员工，外资企业中的一部分低技术员工，城镇失业或无业人员，城镇待救济的低保户和困难人员等。后几种人员群体大约有近亿人。
做大蛋糕，分好蛋糕。这就是中国共同富裕的目标与路径。实际上，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走向共同富裕的主要经验。
国家目标，做大蛋糕。这就是要扩大国民经济总量，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关于共同富裕的一项主要内容是：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世界银行几年前提出的发展与发达国家参考标准是：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为0.6 万美元-1.2万美元，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初级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为1.5万美元-2.5万美元，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达2.5万美元-3.5万美元，高度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为3.5万美元以上。
2020年，中国GDP总量为101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为7.2万元人民币。若按2020年的汇率1美元等于6.8976人民币计算，折合为美元为10438美元，中国达到了中等偏上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假设汇率不变，中国要达到人均GDP2.5万美元-3.5万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则2035年中国人均GDP要达到17万多元—24万多元人民币水平。假设世界银行关于发达国家的标准不变，中国人口总量也不变，届时中国的GDP总量需要达到238万亿元—336万亿元人民币（汇率计算）。
从2020年到2035年的15年间，假设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能保持5%，到2035年中国GDP总量将增长一倍多，达到21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将达到15万元人民币，即近2 ．2万美元（汇率计算）。如果实现这一目标，届时中国人均GDP接近2.5万美元水平（汇率计算）中等发达国家门槛水平。当然，若增速变了、汇率变了、国际标准变了，目标实现的状况与程度也就变了。
做大中国蛋糕，争取未来15年GDP年均增长5%左右，2035年GDP总量增长一倍以上，达到200多万亿元人民币以上，人均GDP增长一倍以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与保障。
国家路径，分好蛋糕。这就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显著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明显缩小贫富差距，将基尼系数从目前的0.47左右逐步降低到0.35左右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何分好蛋糕，中央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
；要“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中国收入差别很大，主要是四个差别很大：城乡收入差别大、地区收入差别大、行业收入差别大和阶层收入差别大。这些差别的综合表现，或用综合指标衡量，就是收入基尼系数高。目前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47左右，属于分配差距很大国家，财产基尼系数0.75左右，差别更大。未来15年，收入基尼系数要逐步降至0.35左右，平均每年约降低0.01左右。这个任务并非易事，涉及一、二、三次分配结构一系列政策与机制的调整，真正是任重道远。
降低收入基尼系数，一个特别重大任务内容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目前，若按家庭年收入10万元至50万元为中等及收入群体看，中国有4亿多人，占人口的近30%。若以中等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占60%—70%作为参考，中国还要将30%—40%的人口即4.2亿—5.6亿的低收入人群，提升为中等收入人群，从而使全国人口中的约有8.5亿—10亿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这个任务非同小可，十分繁重。一方面，需在保持目前4亿多中等收入人群不减少的前提下，平均每年使大约2800万—3700万的低收入人群能够进入中等收入人群；另一方面，中等收入人群的标准门槛，需要随着中国经济的总量发展和人均GDP的提高而逐步提高，今后不再是10万元—50万元水平，而是更高；同时还要随着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及其人均GDP的提高而逐步提高，今后不再是2.5万美元—3.5万美元，而是更高。因此，完全可以说，未来十五年要将中国的中等及以上收入人群由占人口的30%提高到60%—70%，这个难度可能远比近十年的扶贫攻坚战的难度要大得多。
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的另一个方面是减少低收入人群比重，即平均每年减少低收入人群2800万—3700万人左右，使其进入中等收入人群之中。不仅如此，将目前9亿多人口的低收入人群中的约2/3即4.2亿—5.6亿人分在15年中、每年2800万—3700万的人口提升入中等收入人群，首先要做的是普遍提高这9亿多低收入人群的平均收入水平，特别是要提高近3亿人的相对贫困人口（即目前收入五等分中的低收入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这个难度可能也比十年扶贫攻坚战的难度更大。
中国的共同富裕，目标宏伟，梦想美好，任务繁重，道曲路长，矛盾众多，难度巨大。正因为如此，中央明确指出：“要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回顾过去，推动中国共同富裕，国企、外企和民企三驾马车都做出了各自的重大贡献。展望未来，民营企业在中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上的作用更大，将扮演主力军作用。
国家经济总量翻一番，民企是主力。经济增长是做大蛋糕、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中国GDP翻一番，从2020年的100万亿元，增长到2035年的200万亿元，需要年均增长5%。实现这个过程主要靠谁？主要靠民营企业！不管是40年来，20年来，还是10年来，民营经济总量与效益的增长均高于其他类型企业。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日益扩大，目前超过60%，未来15年比重仍将继续扩大，可能会超过70%。2035年GDP总量翻一番，中国经济蛋糕做大一倍，国企重要，外企重要，民企更重要，民企是最大主力。
城镇新增劳动力要就业，民企是主力。就业是民生第一要素，也是共同富裕第一要素。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更没有共同富裕。中国城镇就业，民企占就业存量的80%以上，占就业增量的100%以上。自2013年以来，国有单位和外资企业就业数量年年减少，民营经济单位就业数量则继续年年增长。民营经济单位新增就业量总超过了全国城镇新增就业总量，填补了国有和外资单位就业量的绝对减少。这个态势与趋势还会延续下去，不可逆转。到2035年，民营经济就业在城镇就业中的总量占比，可能会达到85%以上。未来15年，民营经济就业增量仍然会占城镇就业新增量的100%以上。因此，完全可以说，中国新增劳动力要就业，民企是主力，而且几乎是唯一主力。
农村亿万劳力进城就业，民企是主力。减小以至消灭城乡差别，是共同富裕的一项基本内容。减小城乡差别的一个主要途径，是将农村人口的城镇化，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从近20年的农民工进城务工态势与趋势看，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进入了民营企业就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中国有农民工2.856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969亿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4027元，多半属于低收入人群。这些人的绝大多数都在民营企业就业，或成为城镇个体经营户。这种状况不会改变，且会更加显著。今后15年，将会有2亿左右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其中会有更大比例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民营企业。因此，完全可以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城就业，民企是绝对主力。
中等收入人群扩大比重，民企是主力。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大，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共同富裕的主要任务和主要标志。中国中等收入人群比重低，占比不到30%，人数只有4亿多；中国低收入人群比重大，占比近70%，人数大约近10亿人。低收入人群中近一半人在城镇，城镇低收入人群有80%在民营企业。只有民企进一步发展了，经济实力进一步提高了，分配机制进一步完善了，才能将在民企就业的几亿低收入人群提升进入中等收入人群。未来15年，中国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达要到人口的60%—70%，国有单位和外资单位仍要担当自身责任，但关键在民企，重心在民企，主力在民企，重任在民企。
低收入人群要提高收入，民企是主力。实现共同富裕，提高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是基础，而这基础中的重点，是明显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平均收入，减少低收入人群总量、降低其占比。中国城镇低收入人群80%分布有民企，今后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城中的多数人（大都属于低收入人群）也要进入民企就业。因此，中国城镇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在整体提高平均收入水平，民企是主力，是绝对主力。
实现中国14亿人民共同富裕，是国家政府的责任，是各类企业的责任，是各类人群的责任。实现共同富裕，国有、民营、外资三大类企业，应各自发挥各自的作用，各自完成各自的任务，各自担当各自的责任。实现共同富裕，民营企业要在发展中担当好自身责任。
责任之一：创业守业展业，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是做大蛋糕、共同富裕的前提与基础。民营企业要创好业、守好业、展好业，要生生不息，实现长期、稳定、健康和高质量发展。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更多地创造就业岗位、创造股东价值，创造经济增长、创造国家税收、创造产品服务、创造市场兴旺、创造出口收入、创造生活幸福。国家政府要为各类企业创造平等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条件，健全好制度，谋划好战略，制定好政策，维护好市场。特别是要平等对待民营企业，切实保护企业与个人财产权，尤其要平等对待小微型企业，切实保护小微型企业的一切正当权利与利益。
责任之二：劳资利益共享，构建企业命运共同体。分好企业蛋糕，必须劳资利益共享，这是完善第一次分配的重要内涵与要义，是共同富裕的经济微观基础条件。资兴劳兴、劳兴资兴，劳资共兴，企业才能常兴、长兴；资富劳富、劳富资富，劳资共富，企业才能常富、长富。民营企业家、民企管理人，要与员工建立命运共同体，将企业发展利益、股东利益、高管利益和企业员工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走向共兴共富共荣。民营企业要建立健全员工工资收入增长与企业效益、投资者利益共同增长机制，员工技能素质提高与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共进机制，员工社会保障提升福利改善与企业生产环境安全健康条件改善共推机制；要切实保护员工合法权益，执行最低工资制度，正式员工全员参加社会保障，在大中型企业中积极推行员工持股制；在大型企业中倡导逐步向社会企业发展，逐步实现股权社会化、管理社会化、生产目的社会化、利润分配社会化；在大型企业和效益好的中型企业中，倡导将共同富裕列入企业发展战略，主动控制老板与高管的高薪幅度与增长节奏，制定扩大员工进入中等收入人群的中长期目标计划。只有民营企业经营发展好了，效益提高了，同时，员工的工资收入、社保与福利提高了，才能有更多数量、更大比重的民企低收入员工进入中等收入人群行列。这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关键。政府要为全面推动民营企业建立劳资利益共享机制，制定相关鼓励引导政策，提供相关法律规范与保障，树立社会典型榜样。
责任之三：为国为民创税，效力民富国强中国兴。税收是国家机器运行的基础保障，是国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是民富国强国家兴旺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民营企业税收已占国家税收的50%以上，多个年份占国家税收增量的70%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要为国家创造更大的税收总量与可能是更大比例的税收增量，为国家强盛、民族振兴奠定更大更强基础。依法纳税，为国为民多创税，是民营企业的义务与责任。民营企业要依法纳税、足额纳税，民营企业家、民企投资人、民企高管，要依法、自觉、足额缴纳个人所得税、资本得利税、财产交易税等。财产多、工薪高、收入多，自然就要多交税，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天经地义之事，任何人都不要躲避、逃避，也不要寻机规避，否则，必须追究法律责任。与此同时，国家要为民营企业创造税负公平的法律政策环境，国家各项税率的制定及其征管，要适应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变化情况。当前和未来若干年内，应适当减轻企业税负、降低国家税收在GDP中的比重，更好地保护企业发展的内在积极性。要把减轻税负的重点放在是小微型企业和科技创新型企业身上，为更多人、更多企业的创业守业展业提供更好的税收环境。
责任之四：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环境与社会和谐。承担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的文明标志和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民营企业当然要为股东负责，为股东创利，同时也必须为员工负责、为客户负责、为产品负责、为社区负责、为环境负责、为社会负责、为国家负责。民营企业只有在同时很好地承担后几项责任时，才能更好地为股东负责，为股东谋划长期利益。两年前，美国200多家大公司联合发表声明，重新定义了公司宗旨，一改过去公司股东利益至上原则，提出了新的五项内容，将股东利益放在了最后：一要为客户创造价值，二要投资于我们的员工，三要公平、合乎道德地与供应商打交道，四要支持我们工作的社区，五要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大型民营企业，可借鉴美国公司新宗旨经验，提出中国特色公司宗旨，内容可包含前述的多项社会责任，把公司利益、股东利益、员工利益、客户利益、社区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真正推动企业内部和谐、外部环境和谐、国家社会和谐。同时，国家要为企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提供良好的法律规范、政策鼓励和行为引导。这是民营企业员工走与企业家、企业高管相向的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道路。
责任之五：树立良好形象，私行合德合规政商清。艰苦创业、开拓创新、把握市场、谋划战略、善于管理、崇德守法、爱国奉献、关爱员工、公益慈善，民营企业家的这一系列行为，构成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内涵，树立了中国企业家的良好形象。不少企业家因此而先富帮后富，带领员工走向富裕，为民众大为称道。但也有一部分企业老板、高管人员及其家属，有的主导企业生产假冒伪劣，有的无视员工劳动生产健康安全，有的放任企业破坏资源环境，有的私言、私行不谦不德、不规不矩，有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相互支撑，有的以钱牟取社会名誉、博取政治头衔，有的张扬、炫富、斗阔，有的生活奢侈、腐朽、糜烂，等等，有的人因此而违法犯罪、锒铛入狱。这些现象，严重败坏民企社会形象，引发民众强烈不满，遭到社会严厉谴责。民营企业家要努力扭转少数人造成的负面形象，要更加注重自身社会影响，树立高层次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因果观，树立正风正气正言正行，守法守纪、守德守誉，政商交往要清醒、清白、清明，努力实现超越金钱的人生最大价值。国家政府，既要规劝不良行为者、惩戒违法犯罪人，更要宣扬民营企业的重要作用与巨大贡献，宣传企业家的崇高精神与社会价值，引导普通民众客观对待民营企业的功过是非。特别要在理论上观念上，根本消除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在政治与道德上所谓天然具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别的旧见、偏见与谬见，为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创造更良好的民众公识环境、社会舆情氛围。
上述几项只是民营企业若干责任中的几个重要方面。实现14亿中国人的共同富裕，民营企业的作用巨大、任务艰巨、责任山重。可以相信，过去40多年，民营企业能够为中国成为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走向全面小康做出历史性、世界性巨大贡献；今后十五年和三十年，同样能够为中国成为高收入发达国家、走向共同富裕做出历史性、世界性巨大贡献。
（作者系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原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