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解一下山东北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有知道的吗？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2-07-12 02:53 标签： 仁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干什么的

　　作为一名老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我们弄通教材内容，进而选择科学、恰当的教学方法。来参考自己需要的教案吧！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语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教案模板（通用5篇），欢迎大家分享。

　　语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教案1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属于“历史的回声”专题，这一专题的着眼点之一在于学习前人解读历史的思维方式，看看他们如何借鉴历史，如何表述自己的见解、人生感受。本文借观景所见，追溯与景物有关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抒发自己的正确意见不被接受的抑郁激愤情怀。但是学生在具体学习过程中存在着理解上的困难，因为这首词几乎全词用典，思想情感含蓄而深沉。为此，教学这首词，课前要求学生做好预习，印发辛弃疾的有关生平资料以及创作这首词的背景资料，使学生有一个大体的了解。过程中注意诵读，从自由读到范读，再齐读，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地“读”课文，从读中感受作者激愤沉郁的豪放词风。在诵读中具体研讨用典的用意，从而达到理解词人含蓄而又深沉的思想情感。

　　1、通过文本研习，使学生理解文中用典的含义和表达上的作用；

　　2、进行诵读，体味作者借古事抒发抗金救国，收复中原的热切愿望、壮志难酬的苦闷，以及对统治者屈辱求和，昏聩无能的愤概；

　　3、通过苏辛豪放词风的差异比较，使学生进一步了解豪放词的特点。

　　1、探讨用典的意义；

　　2、指导诵读，在诵读中体会词人的情感，感受豪放的词风。

　　1、预习课文，对照课文下注释通读全词做到初步理解并注意以下词语。

　　风流：这里指英雄遗风，即英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所创伟绩带来的意义上的影响，所谓

　　气吞万里：豪气简直能吞没万里江山，形容气概非凡。

　　草草：本来是杂乱不齐的样子，这里引申作草率马虎。

　　北顾：回头向北望。

　　可堪：哪堪，怎堪，也就是怎能忍受的意思。

　　2、阅读辛弃疾的有关生平资料以及创作这首词的背景资料。（材料在课前一天下发）

　　3、检查背诵《念奴娇赤壁怀古》。

　　4、指名学生回答：作者在词中描写赤壁景象，有什么特点？有什么作用？

　　（此设计不仅复习了旧知，还为导入新课作了很好的过渡）

　　明确：赤壁之景，显得雄伟惊骇，既烘托了当年古战场战斗之激烈，又有力地衬托了英雄人物。

　　二、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登临赤壁，赤壁的惊涛骇浪勾起了苏轼无限遐想，与雄姿英发，少年得志的周瑜相比，年近半百的东坡自然会生发无限的感慨，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继苏轼后的另一位豪放词派的代表辛弃疾的作品《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来思考登上京口北固亭的辛弃疾，又会作何感想呢？

　　（设计说明：由刚学过的豪放词派代表苏轼的作品引入学习另一位豪放词派代表辛弃疾的作品更能引起学生学习热情，激发学习兴趣，并能与复习旧知衔接起来。）

　　三、作者与写作背景。

　　1.请同学说说有关辛弃疾及这首词的创作背景。（结合课文下注释①和印发下的有关背景材料回答）

　　2.课件投影，作者与写作背景。

　　辛弃疾在词人中，算是个英雄。1161年，金国大举南犯，21岁的辛弃疾率群众2000多人在家乡起义，加入以耿京为首的农民抗金义军。在起义军的几个月里，他表现出非凡的勇敢和坚定。到了南方后，他继续坚持主战，用饱含爱国主义激情的词和文章，宣传北伐抗金，收复中原统一全国的主张。但是，以赵构为首的赵家王朝偏安江南，在临安过着游宴玩乐歌舞升平的生活，对金屈辱求和。他们对起义军也一直害怕。辛弃疾被迫隐退，空怀一腔忠贞热情，却报国无门。他的许多词就反映了这种悲愤。我们今天要学的这篇怀古词，是突出的一首。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辛弃疾64岁退隐江西乡间已有十多年，被执掌大权的韩


如果说，每一个APP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那么阿北想把豆瓣变成一个怎样的世界？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平面化的书影音社区——就像你用地图去看一个城市。如果你不去主动寻找，可能永远不知道这座城市里藏着那些会让你惊叹的角落。
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人生活在豆瓣里。每天，44万多人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组靠捡笑话过日子；1287个人相互鼓励，立志要“吃遍100种意面”；96个人期待着“过气码农再就业”；如果你走路很快（一个罕见的神奇特质），你能从“我走路如此之快以至于越走越快”小组里找到3558个“飞毛腿”；哪怕你的爱好特别小众，比如，你最喜欢的猫科动物是豹，还有654位朋友在“豹可爱”小组等着与你相遇。
也可能你根本没有加入任何豆瓣小组，但你依然能通过书影音的长短评里，发现几年前曾经有人在那里表达过和你相似的思考和感触。——那种喜悦是两个陌生人在精神上的隔空击掌。
很难给豆瓣的活跃用户做一个准确的画像：一部分豆瓣用户是热爱书影音的“文艺青年”“知识青年”；而另一拨人则主要使用豆瓣小组，他们更年轻，谈论以明星八卦为主的热点话题。很多人觉得，用户群的分化让豆瓣变得割裂，但在豆瓣员工看来，割裂才符合豆瓣的样子。——一个参差多态的城市。
阿北经常跟同事们讲一个类比：星巴克喝咖啡的人跟工地里蹲着吃盒饭的人，可能相隔只有几百米，但他们共存在一个城市空间，彼此之间被一堵看不见的屏障区隔。思考豆瓣的产品形态那半年，阿北深受“长尾理论”影响，他在豆瓣上的第一个用户名取作“郎太乐”，恰好是长尾理论“long tail”的谐音。他希望豆瓣也是这样一个能满足不同人群各种交流需求、同时又互不干扰的空间。
阿北经常用城市规划类比产品设计，《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一段时间内也成为豆瓣内“流通货币”般的存在。
在“产品经理”的意义还比较狭义、被视为“匠人”的互联网早期，阿北被评价为中国最好的产品经理之一。刘潇说，豆瓣在讨论一个产品构思时，不是像别的公司那样聊很实在、很落地的规划、细节，而是“聊着聊着就往很根儿上、很哲学、很抽象的方向去了”。比如，许多讨论指向最多的一个终极命题是：人和人在网络空间里如何交互？
一开始刘潇很不适应这种沟通方式，为此找了许多哲学相关的东西来读，“有这么厚一摞”，说完，他用手比出差不多一尺的高度。
很长一段时间里，豆瓣的产品能力在整个行业内很突出。刘潇说，当时豆瓣每出一个更新，所有人都在讨论“豆瓣为什么要这么做、背后的思考是什么”。
阿北对于产品策略的坚持理性又固执，有时也不被用户理解，在豆瓣上被用户“骂”过许多回。阿北多年的好友、互联网评论人keso说，“别人觉得他挺文青的，但其实他是特别标准的理工男，非常相信技术和数据。”在改版被骂这件事情上，阿北曾跟keso说，他只在意改动后使用量的变化，“数据上去了，那说明我改的是对的。”
在固执和坚持这件事情上，还有过一个著名case，它酿成近五年里豆瓣最大的一次公关危机。
2015年5月，豆瓣改版，将“豆邮”改名为“私信”。上线那天是一个周末，许多十几年豆龄的老用户因为这个改动“炸了”，人们说：豆瓣失去了特色！豆瓣在向大众化靠拢！还我豆邮！经过一个周末的发酵，事情已经渐渐脱离控制。
刘潇跟阿北说：“这事儿闹成这个样子，你得出面了。”
他是非常支持这次改版的，他认为“豆邮”是一个有认知门槛，融入成本比较高，改成“私信”是对的。
可用户还是不依不饶。同事们讨论了许多次，终于说服阿北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对用户们说：“豆邮”改“私信”是一个满心诚意的理性决定，但以我为首的理工男们显然低估了“豆邮”在很多用户心里的情感价值，并且沟通得差强人意。这是阿北少有的一次公开道歉。
最终的实际改动是——PC端恢复名称“豆邮”，APP端仍叫“私信”。
固执的阿北面对用户时有温柔的时刻。他最早的豆瓣头像是一张头上盖着块红布的自拍（实在让人怀疑他应该很喜欢崔健），某一天，同事突然发现他换了一张侧脸笑着的照片，同事问，阿北为什么换头像？阿北说，有用户说，原来那个太凶了。

豆瓣是中国第一批完全原创的互联网公司，对于创业的回顾，阿北曾经表达过：别人做过、做得成熟的事情我们一定不会做。投资人评价他：很骄傲、很清高。
很长一段时间里，阿北觉得“什么都不能抄”。
投资人说，一种抄是复印型的抄；一种抄是学习，做思路调整。
有太多机会被阿北屏蔽掉了。
前豆瓣产品部陈爽记得，2012、2013年前后，在一间咖啡厅聊业务时，阿北曾讲给她一个用算法输出内容的想法，“有点类似今日头条”。她当时听完，就觉得“这个一定有市场”。但它最终“只是在阿北脑子里闪现了一下”，陈爽说，“他是无法走到头条这一步的”。阿北也很早就知道豆瓣同城、小组有做出一个陌陌的可能性，“但是他的认知会让他把这个想法关进小黑屋”，她说。
类似的例子很多，豆瓣有“我爱化妆品”、“这件衣服好看吗”等种草和分享小组，完全有机会做成小红书；豆瓣的下厨房小组已经成为一个独立APP，创始人还是豆瓣的前员工；豆瓣FM风头正盛时，就鼓励用户上传自制音频，很像今天重新变得热门的播客。就连豆瓣最优质的用户资源——早年因豆瓣而积累起第一批粉丝的作家、影评人、编辑、豆瓣红人也都纷纷转到其他平台，成为大V。
曾经，豆瓣最接近“世俗意义上成功”的一个机会是豆瓣电影的商业化。电影团队在当时以2、30人的团队规模把电影票市场份额冲到市场第二，“猫眼被我们踩在脚底下”，刘潇说。而竞争对手的团队规模可能是上百人，对于内部员工来说，这是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豆瓣内部曾有传闻，当时投资方“非常希望阿北能all in做电影票”，内部很多声音也支持这个选择，“好不容易赶上一个风口”。
但阿北迅速把这个业务停掉了，他给的理由是：卖电影票不赚钱。
“卖电影票当然不赚钱”，刘潇说，“以我早几年那个认知水平我都知道，但这明明是一个渠道把控的东西。”再回忆这件事情时，他的心态早已经历了“不理解——惋惜——无奈”的转变。以阿北的聪明和前瞻性，他不可能看不明白，“他就是不愿意赚这个钱，觉得这个活儿太脏了。”他说。
“脏”指的不是“钱的那种铜臭味”，还是姿态优不优雅的问题。做电影票意味着砸钱、铺人力，可能要把团队短时间内扩张到几百上千人规模。这种“堆很多人的、看起来劳动密集型的”事情，是阿北绝对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让商业化问题显化为豆瓣和市场的主要矛盾。豆瓣也有广告、也卖商品、做付费内容，但是他们都必须得符合“阿北想要的样子”。
“他想要的是什么样子？”
“（可能是）品质感”，刘潇说，“我听了就挠头”。
早期阿北对广告的要求特别高，“简直了，东挑西拣的”，keso说。在豆瓣广告最好卖的那几年，许多广告主找上门，阿北看了半天，说，不行，跟豆瓣的气质不合。keso劝阿北：“其实这应该是一个你不需要去顾忌的事情。”广告没有那么多完美方案。一个广告能让用户不讨厌？历史上就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但阿北就是过不去这道坎儿。
和行业水平相比，豆瓣的广告方案非常克制。耿新跃说，豆瓣制定的广告规则是：每天的开屏只开放1/4的流量给广告，同时，如果用户一天之内已经看过一次产品广告，无论再打开多少次，都不会再给他看这条广告。
几乎每个站出来和我们聊豆瓣的人都说，阿北并不抗拒商业，他非常理性，而商业属于理性世界。他只是执着于找到一个优雅的路径。
这种执着在产品上表现得就更突出了。
阿北对产品的参与度深入一切细节：从设计到界面甚至到对外展示稿的文案用这两个字还是那两个字，都要阿北亲自决定，他甚至会直接跳出来给产品经理们写算法公式。
豆瓣在开发APP时，阿北对logo的设计特别执着。当时，许多成熟的APP都是放产品名的第一个字，员工们也更支持用“豆”。阿北不干，认为必须要有个形象。讨论会开了很多次，消耗了很长时间，最后阿北决定，用五角星，代表豆瓣评分打星。
别以为到这里一个CEO在产品上的参与度就结束了。一颗五角星里也充满细节，角度、配色、大小，设计方案“起码做了50版”。试了一段时间，数据上没受任何影响，最后他们又把它又改成了“豆”。
在刘潇看来，阿北纠结于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他说，“因为它就没那么重要”。倒也不是说CEO就不该掌控细节，这圈子里不缺抠细节的CEO，雷军、罗永浩在这一点上都非常知名。刘潇只是觉得，每当员工默许了这种事情发生了，阿北又会投入过多的精力，“精力这个我们就没办法管理他了”。
阿北经常和员工说，“我不给你设限”，但在公司待过几年的人都知道，“那条线天然存在”。后来，员工们开始为了一个目标努力——突破阿北的限制。
有一次，阿北因为一个“他认为特别重要的问题”去找设计，刘潇看到了，“连忙冲过去”站在中间，“我要做那个中间的桥，避免他直接过多介入，设计不知道怎么做。”他说。刘潇觉得，这是因为阿北“非常认可自己能力，觉得自己什么问题都能研究得很透。”
他确实曾经无数次证明了自己能做到。
豆瓣从产品逻辑，到算法架构，完全是阿北一个人设计出来的，“真的是全栈能力”，刘潇说。直到豆瓣发展到第十年，底层逻辑有一些还是阿北最早写的，并且能很好和现有体系兼容，“一证明了他的前瞻性，二他的能力确实到那儿了”。
技术部门的员工经常吐槽阿北的代码——写得太野。所有单词之间不留空格，密密麻麻连在一起——不少早期员工都为此承受痛苦。在一次review会上，有人问，阿北，你为什么写代码不空格？阿北说，你们这个年代都有大屏，我那个年代屏幕太小，为了在一行里面写尽可能多的代码，不就得密一点么？
耿新跃曾经在豆瓣的代码仓库里改过一段阿北的代码，确实感觉“思路巧妙，不受约束”。当时，他要去修改豆瓣首页最近最受欢迎的书评的规则，阿北的原始代码里，没有用任何高深的数学知识，就用一个很简单的公式，但是他那个公式里面的那些参数，“如果不跟他聊，你就看不懂。”
耿新跃评价阿北：思考问题的抽象层次比较高。他记得自己第一次组团队时，曾和阿北讨论招人问题，他问：如果要从应届生里招产品经理的苗子，学什么专业的人会让你觉得最有可能是个好产品经理？阿北“非常毫不犹疑”地答，学物理的。在阿北看来，学计算机科学的人想问题很容易想得太具体，学数学的又太抽象，而物理则正好在这两门科学之间。
阿北16岁那年获得全国物理竞赛第一名，被保送到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时，阿北留了一头长发，看上去“非常文艺”，喜欢技术，还自己组装过无线电台。从清华毕业后，阿北在美国加州大学一直读到拿了物理学博士，同门前辈里有好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IBM担任顾问科学家。
实际工作中，阿北和大部分员工之间会有比较大的gap。阿北的办公室只有一套简单的桌椅，一排架子，比较空旷。陈爽是一个爱思考、对世界有许多观察的人，但回忆起豆瓣的经历，她还是承认和阿北的许多讨论“总是会获得非常多发自内心的开心，或在讨论中被滋养”。她告诉我，在豆瓣一个经常出现的场景是：阿北的办公室里站了一排人一起讨论问题，“只有一两个可以和他对话”。
“就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面。”她说。只不过，很多人虽然听不懂，但还是会被吸引，“阿北还是很有魅力的人，不是喋喋不休的那种。”她说。
创始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家公司的气质。从一开始，豆瓣的气质就像一个早被埋好的种子，随着时间的推进，它逐渐显化为我们如今能看到的样子：比较文艺、清高、理想主义。
比如，豆瓣是最早使用Python语言的互联网产品。选择一门语言意味着选择一个社区。2005年前后，全世界大多数程序员都在使用Java、C++。Python在当时非常小众、时髦，热爱Python的程序员也被认为“具有一定的审美修养”和“技术格调”。另一个精英感的体现是：一直到前20几号工号，入职豆瓣的早期员工全部毕业于清华北大。大家都比较“不世俗化”、“理想主义”、“不反智”，刘潇形容那波人“看着就挺不一样，是对社会、对整个群体能产生直接影响的人”，他说，“他们是真的抱着改变世界的理想来的”。
阿北给公司选择第一个办公地点绕开了中关村、五道口这些互联网胜地，他选了798附近的零一商务楼，同一层还有一个机构，叫“黑白画室”，那儿的艺术生们总是因为清洗画材而把公共卫生间搞得“到处都是水”。
在豆瓣内部，员工们很少聊增长、数据、收益、指标这些话题。他们更关心文学、艺术、社科、哲学，关心人类的命运、思考人的本质。刘潇记得，有一个同事刚入职时，桌上放了一本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另一个同事刚好经过，瞟了一眼封面，说XX版本其实更好。“这种事情，在以前的公司简直想都不要想。”那同事感慨，而在豆瓣，“可能一半以上的员工对这个都有概念”。
许多早期员工在面试时都被阿北问过一个问题：如何估算北京市有多少辆出租车。这个有点“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曾得到许多有创造性的答案。也帮他找到很多有想法、有性格的人。在豆瓣，不管是什么岗位，大家都有很好的阅读素养和智识水平，还有人热爱音乐、组乐队攒演出、有人喜欢看展、有的是资深的戏剧爱好者。早期公司还定期搞Happy Day，工程师们下了班后凑在一起，曾经的一个娱乐项目是：在一小时内组装一台3D打印机。
陈爽形容豆瓣作为团队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学校。她甚至觉得，豆瓣作为一个“班集体”比她之前二十几年待过的任何班集体都要好：周围都是和你非常像的人、非常自我、很社恐、都很有自己的想法，比较有趣，相互尊重、愿意交流；大家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在一起非常开心，会发自内心地喜欢这些人。“豆瓣完全符合我所有对一个集体的人的美好的想象。”她说。
刘潇记得，刚入职没特别长时间，阿北曾拉着五六个产品的同学出去吃饭，饭桌上，有同事问：“阿北，如果不做豆瓣，你会做什么？”

阿北：“我可能会研究社会学。”

“你知道那种心情”，刘潇说，“别的老板都会说我会去做投资，我会做一个什么别的产品，就很CEO那种，追求商业上的成功。他兴趣完全不在（商业）那儿。”

豆瓣历史上曾经搞过许多“先锋性”的产品试验。最出名的是2010年的阿尔法城。
阿尔法城的定位是一个虚拟数字社区，从几条街道开始，拥有相似兴趣的人群会自主聚集、组织起来，从零开始建立一个社会形态。刚开始，阿尔法城吸引很大一批用户。但一段时间后，随着给吸引邻居、命名街道、投票等任务完成后，大家慢慢发现，在一个二次元的数字城市里没那么多事做。阿尔法城变成了“废城”，在2015年正式下线。
许多觉得阿尔法城是阿北搞的一场“线上社会学试验”。刘潇觉得，阿北是更喜欢去观察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
阿尔法城在内部立项时，并没有遭到“强烈反对”，前产品部门员工罗亚说，“大家心里其实是有疑惑的，就觉得你这个走得是不是太先锋了”。但这是一个“已经超出了大家的判断和认知范围”的问题，最后大家选择相信阿北。 
阿北在他感兴趣的领域有敏锐的嗅觉。
早在07年之前，阿北就意识到推荐算法和个性化推荐将成为产品的核心。豆瓣的第二个工程师就是算法工程师，“这是一个非常超前的想法”耿新跃说。推荐算法成为豆瓣的核心竞争力。豆瓣FM团队在和网易云音乐或QQ音乐谈合作时，聊到技术，“他们都非常羡慕”耿新跃说，“甚至很多竞争对手去偷偷爬我们的数据，模仿我们的推荐效果。”
2010年前后，豆瓣内部在做虚拟货币，罗亚印象深刻地记得，阿北曾经往群里发了一条链接，“那是比特币的原始论文”。
早在2010年，阿北就曾经和keso讨论过豆瓣的移动互联网化。当时，阿北对未来很期待。他和keso说，豆瓣的前五年，用户越来越分化，他一直要去处理如何分配每个功能和栏目的问题，“现在好了，移动互联网一来，我专门给你做一个小组、做一个电影，不就完了嘛！”阿北说。他设想在未来，每个APP壮大起来后，专门找一个懂音乐的人来做音乐的CEO，找一个懂出版的来管读书。
“他想得挺理想的，觉得移动互联网特别好，头大的事儿慢慢都没有了。”keso说，“但没想到后面更让人头大”。
这个想法虽然在逻辑上没有破绽，但keso隐约觉得“有点奇怪”：豆瓣各个功能分别独立后，原本的品牌就弱化了。那个年代整个市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很多人认为移动互联网就是从电脑到手机的一场大型搬运。
豆瓣同时做十几个APP，力量过于分散，用现在的话说：中台能力跟不上。而整个市场也开始意识到要做成“超级APP”，包括阿里、腾讯在内的公司都快速转型，“很好地适应了变化”，keso说，这是老牌互联网公司之所以能继续保持优势的关键。
而阿北选择了继续坚持。以刘潇对阿北的了解，他判断阿北的心态经历了三个阶段：大家认为我错了；我觉得我可能错了，我要再试试；我承认我错了。“但是大家都认为我错了的时候，大家已经变了。”刘潇说。
2014年豆瓣年会上，阿北向同事们承认：豆瓣在移动互联网上错失了三年。他们要把一堆APP合成一个。
当时，类似豆瓣小组，团队内许多人希望保留一到两个发展很不错的、呈上升势头的产品继续发展空间。而简单直白的硬合并，还存在很多融合的问题。

但阿北很坚持。为了这事儿，刘潇没少跟他谈判，还“拍了两次桌子”。

可每一次，阿北在对面一直表现得非常平静、平淡。

实在没办法了，最后一次对峙，刘潇说：“迁移过来可能会流失1/3用户。”他想吓唬他。

“一半我都接受。”还是那副平淡的口吻。“我已经决定了。”
“明显是不计代价。”刘潇评价。离职时，他又一次和阿北复盘这个决定，他很直接地跟阿北说：“你当时就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姿态，丧失很多可能性，而保留更多可能性，这不是你原来最喜欢做的事情吗？”
听了这些评价的阿北还是那副平静的样子，看不出任何波澜。
罗亚觉得，豆瓣可能就不是一个属于移动移动互联网的产品。它有特点，但不够精确。他告诉我，豆瓣在整合时面临一个非常严峻而又难以回答的问题：豆瓣是用来干嘛的？他说，“如果回答不了，那你怎么说服更多的手机用户下载你？”
罗亚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也比较跳跃、抽象，是“一堆人中能和阿北对话”的那个。内部经过几次讨论后，拿出的答案是：兴趣社区。“这是在强行回答，其实还不够彻底。”但谁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当你做错事时，就会有这种感觉。”他说。
罗亚曾经试过再次跟阿北交涉这个话题，但阿北的反应，“既没有强烈的肯定也没有强烈的否定，也看不出他有特别强的积极性想要去解决”。他留心观察过，公司里还有几个意识到不对了的人，但是“谁也没有勇气、底气去推一把”。
于是，许多问题开始像黄豆一样，一颗一颗蹦出来。
2013、14年，豆瓣电影团队负责人黄福建离职，加入微票，团队里一些人也相继离开；豆瓣原广告团队leader黄亮和整个团队决定从豆瓣分拆出去，成为独立子公司。那是豆瓣有史以来最动荡的一个时期，前前后后，大概有将近一半的员工离职，公司从500多人变成了300多人。
2014年，豆瓣内部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活跃度目标，整个公司第一次为了一个数字而努力。那个数字定得“也并没有非常难，不会说把每个人都压死”，罗亚说，“也就是油门踩到1/3”。

那一段时间，阿北变得很消沉。他还在顽强地做新的产品尝试。
阿北曾经抽调十几个核心产品去做新的社区，现在向媒体复盘，刘潇都觉得，“连名字是什么都不重要”。因为它完全就是另一个豆瓣，“只不过换了一种表达”，让整个外部形态看上去不一样。而阿北在上面投入巨大精力，很消耗，他不止一次在公司里说：“这是我最后一个产品”。
当时豆瓣全站给那个项目倒流，怎么也导不过去。市场环境已经变了。巨头和后起之秀们开始疯狂砸钱，铺渠道，高薪挖走一批一批年轻优秀的人才，豆瓣的比较优势被逐渐抹平。假如起步时间能更早些，或者更聚焦更有决心，结果或许会不一样。而阿北既做不到破釜沉舟，整个高管团队又缺乏一个对商业基础设施的认知。
豆瓣的领地被一点点分割。音乐版权竞争最激烈的时候，豆瓣被QQ音乐和网易云音乐抢掉份额。市面上提供给用户的选择也越来越多，社交网络、社区产品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分，一个人的表达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出口，许多用户也离开了豆瓣。
内部人也意识到豆瓣在变得边缘化。
有的离职员工曾经私下找过在头条工作的朋友，撮合头条收购豆瓣。事实上，张一鸣还真的曾经和阿北见过几次，聊收购的问题，阿北觉得张一鸣“非常理性、执行力非常强”，张一鸣觉得阿北“特别真实”。两个人对对方都有欣赏之处，但收购并未达成。
还有人劝阿北应该找一个COO，帮他管理公司。他和投资人见过一些人，但都不合适。一位熟悉豆瓣的行业人士分析，要做豆瓣，不能找纯商业的人；纯人文情怀的人，也没戏。前员工们也觉得这件事情在变得越来越难，首先，找到一个能平衡商业和情怀、并且符合阿北要求的人是最难的；第二，假设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人，现在的豆瓣对他来说还足够有吸引力吗？
刘潇觉得，阿北一直在找一个“90分的人”或者“90分的答案”。有内部员工曾经直接劝说阿北，“你从小到大只得100分、永远是第一名。但是这个现实世界，很多东西是通过6、70分拼装出来的。”阿北听了，还是沉默。
这是他性格里的另一个弱点：他会回避矛盾，会不果断。一个棘手的问题推到阿北这儿，必须要他给判断，阿北就不回微信，不给deadline，或者说“我想一想，你们再商量一下”，“最后一拖就拖没了，或者下面的人商量商量，自己就给它抹平了。”刘潇说。
“反直觉的东西很多。”罗亚说。他曾经特别困扰，为什么豆瓣会是这个状态：看上去既不在意商业规模，也不在意用户体量。后来，他想到的答案是：或许，就像“水木清华”，它是一个组织，巧合地有一个网站，然后有一个APP。也或许，这就是阿北给自己造的一个“玩具”。
“豆瓣就不是一家公司。”他抛出这个结论。

豆瓣就不是一家公司。如果建立起这个前提，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顺了。
阿北曾经告诉过keso，在他一个人做豆瓣那年，第一个投资人来找他时，他跟投资人说，我不想要钱，我想把豆瓣注册成公益组织。投资人说，你去了解一下国内的公益组织。阿北这才知道从政策到商业模式，对公益组织都有很多要求和限制，在这个不现实的设想破灭后，豆瓣才恰好地成为一家公司。
过去十五年里，豆瓣曾经是很多人想要送钱的标的物。曾有一位资产规模很大的跨国PE几次求keso介绍阿北给他认识。三个人见面聊，PE跟阿北讲，豆瓣不要上市了，这笔钱我给你，你就像上市一样，“该干嘛干嘛，把规模做得更大就完了”。阿北没有表现出什么抗拒感，但也没有说很多话，“明显就是兴趣不大”。
对于这位多年相处的老朋友，keso对阿北的理解是：他更喜欢去创造和打磨一个产品。有时候他可能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也因此给人感觉好像还挺年轻的。”
这种天真、年轻也广泛存在于豆瓣员工身上。陈爽离职后到了一家更商业化的公司里，有一次，她碰到一个问题没怎么想清楚，希望跟老板讨论一下，但讨论两次后，感觉到“老板并不是那么兴致高昂”，她回去反思，“我还是太天真了”她想，“老板付钱给你是让你干活，让你给我解决方法的，不是跟你畅谈你的想法你的理想的。”刘潇也倾向于建议准备离职的同学到离钱近一点的公司，离活色生香的东西更近一点，可能对未来职业发展更好。
阿北可能失落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慢慢放弃了自己在产品上的偏执。他主动和员工们说，豆瓣很多产品方法论上的坚持，有一些理念是他自己的坚持，以后可以不用非得去按照这个严格地来。如果能证明一个设计是有道理的，就OK了。
如今，挚信资本是豆瓣唯一的投资方。挚信投过许多看上去不赚钱但对于这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很重要的项目，他们和阿北似乎达成共识：就让豆瓣以一种保持相对文化人的尊严活在中文互联网世界里。
现在的豆瓣大部分还是比较符合阿北想要的样子，它不去刺激用户、扔广告，用户在里面也比较自如、自在。那位熟悉阿北的投资人说，“豆瓣就像是一个比较自然温润的邻里，是一个社会里一个自然的存在。”
把时针缓缓拨回到15年前。阿北那时还没有成家，一个人生活在北京。他已经35岁，第一次创业刚刚失败，他想要重新做点什么。他喜欢读书、旅行、音乐，他走过许多地方，有很多想法和感受，他想创造一个地方，把它们分享出来。他打开电脑，把那些想法变成一行行代码。一个人在家里工作太孤独了，他就带着电脑在豆瓣胡同附近的星巴克坐坐。这个城市里各种各样的陌生人从他的身边经过，而他的电脑上，一个宏大而缤纷的世界正在建造生成。
2005年3月6日，豆瓣上线的第一天，阿北的心情就像“初为人父者听到自己的孩子第一声嚎哭时”那样，既忐忑、又不安、又兴奋。他一直盯着屏幕，不断刷新，刷新，一直刷到第二天天亮。这个在他脑子里憋了半年的东西竟然有人用了！“而且竟然能对人有用！”
在阿北的纪念豆瓣一周年的博客里，那个瞬间的幸福几乎溢出屏幕。
（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第20期杂志封面图片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崔晓林|广西北海报道

　　2010年春天的北海，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繁荣和火热。

　　近十年来，不同口音、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们，从不同的方向汇入这座美丽的北部湾小城。在“两年收入千万元”的痴梦中，他们中的一些人耗光了身上的最后盘缠，他们山穷水尽，有家难回，看不到前途，更看不到传说中的“钱途”……

　　 4月13日下午，广西北海阴雨连绵。

　　位于四川路的中国北海分行门前，一男一女从营业厅走出来。“我只有6000元钱，实在不行，让我老婆把家里的‘小四轮’卖了？”说话的中年男子长长叹了一口气，愁眉苦脸地望了望雨雾弥漫的天空。

　　“别急，再想想办法，一定要把握住机会，王总不是说了吗，坚持下去，你和你的家族就会踏上幸福之路。”旁边的女人不住地“开导”男子。突然她发现了身边的记者，便警惕地不再说话。雨小了一些，女人拉着男人消失在街角……

　　“我认识那个女人，她是湖北人，租住在我们小区，专门拉人作‘资本运作’。”望着两人远去的身影，与记者同行的北海当地居民李先生低声告诉记者。

　　北海三面环海，每立方厘米空气中的负离子含量比一般城市高出50至100倍，被誉为中国最大的城市“氧吧”。2005年，北海入选中国十大宜居城市，并荣获全国人居城市生态环境范例奖。

　　美丽的北海展示给人们的并不都是美好。4月14日上午10点，记者在北海街头坐上一辆人力三轮车，骑车的孙师傅告诉记者，他拉过太多外地人了，“很多人被带着到处转，说些‘资本运作’、‘行业’之类的话，我就知道，那些人都是做传销的。”一边熟练地在马路上穿行，孙师傅一边回过头来，伸出两个手指呈“V”状，“20万，至少有20万人在北海做传销”。

　　孙师傅的数字也许并不可靠，而准确可靠的数字尚无人统计。但来自另一方面的数字似乎验证了“北海”与“传销”这两个看似并不搭界的词汇非同一般的联系：5月18日，记者通过百度网搜索“北海传销”，找到相关网页约646000篇，新闻3500篇。

　　采访中记者发现，在北海，操着各种方言的外地人随处可见，在傍晚的北部湾广场，在午后的餐厅、咖啡厅，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到处是外地人的身影。住宅小区、宾馆酒楼、马路两侧，到处是挂着外地牌照的小轿车。

　　“北海看起来很繁荣，可是你不知道，很多长期住在北海的外地人并不上班，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生意，说白了，他们什么都不做。”4月13日晚上，在北海某花园小区，黑龙江籍退休干部徐先生向记者表示，北海的宜居环境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在北海购房养老，“候鸟一族”已经成为不再新鲜的城市景观。“但像我这样来养老的人仍然是少数，那些显得很神秘的青年和中年人，还有一些老年人，大多是来做传销的。”

　　当地一家餐厅的老板对记者表示，如果传销人员都走了，北海就会变成一座空城，“最好都别离开北海，我的生意全靠他们罩着啦。”该老板对记者说，出租车、餐饮、房地产等行业还真是多亏了这些外地人，才红火起来的。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在打击传销新闻报道中，北海市被媒体广泛提及，从最初的“西装传销”，到曾经的“连锁经营”，再到如今的“资本运作”，这也让公众看到这座滨海旅游城市的另外一面。

　　诱人的“1040工程”

　　“传销人员也有帮派，他们管自己的团伙叫做‘体系’，‘体系’指的是在北海从事传销活动的外地同乡自发组成的传销网络。如：山东体系、广东体系、江西体系等等，大的体系下面有小体系，再下面还有更小的，就像一个集团公司下面的子公司。各体系之间一般各自为战，互不往来。在北海，这样的‘体系’难以计数。”国内民间反传销组织――中国反传销联盟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向记者介绍说。

　　4月15日，终于盼来了晴天，备受阴雨之苦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下午5点半，在北部湾广场，记者遇到几个北方口音的中年男人。由于口音相同，简短的交流后，几个人已把记者看作了“老乡”，记者自称是东北一家文化公司的总经理，生意不好做，听说北部湾机会很多，特来参观考察的。

　　听记者如是说，几个人像发现一样热切地看着记者，“那你的介绍人是谁？”一个人问。“什么介绍人？我是自己来的啊。”“那你想考察什么项目？”那人又问，记者应道：“听说有一个‘1040工程’，我想了解一下，但有人说那是传销，我正犹豫呢。”

　　经过几番询问，其中一个50岁左右，被称作“老耿”的人拍着记者的肩膀说：“老弟啊，我用我的人格担保，‘1040工程’是真的，这是一个天大的机会啊。你能自己跑到北海来，一是你这个人有财运，不请自来。说实话，很多人请他都不来，眼睁睁错失大好的机会。二来呢，咱们有缘啊，有缘千里来相会。实不相瞒，我们都是做‘1040工程’的，以后大家一起干，互相有个照应，保证你两年达到1040。”

　　老耿告诉记者，他们这个“行业”叫“纯资本运作”。简单表述，如果一次性投资69800元取得进入“行业”的资格，然后再发展多个下线，这样操作下去，最终可在两到三年内得到1040万元。“这就是‘国家1040工程’。当然，你还需要进一步学习和考察，等你真正入行了，想让你停下来你都得和我拼命，哈哈。”老耿爽朗地笑起来。

　　按照老耿的说法，为了加速开发建设北部湾，国家出台“1040工程”，目的就是为建设北部湾筹集资金。为此记者询问国家发改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1040工程”。

　　“只要将69800元现金存入工商银行的指定账户，便算入股成功，工行北海分行是纯资本运作的政府指定银行。”谈到具体的“投资”方法，老耿告诉记者。

　　为了证实老耿的说法，记者致电中国工商银行北海分行，北海分行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从未接到上级部门关于“指定银行”的通知。“但是，我们各营业网点的存、取款业务量都很大，这倒是真的。”该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

　　逼真的“媒体掩护论”

　　采访中，一些当地人告诉记者，在北海的很多小区都有传销人员的“聚集地”。每周五，传销人员都会在一个固定的场所举行聚会。

　　4月下旬，记者在相关小区走访中发现，每天有很多操着各地方言的人，三五成群地出出入入，他们毫不避讳地谈论着“行业”、“开班上课”、“1040工程”、“资本运作”等话题，仿佛真的是从事开发建设北部湾的“神圣事业”。

　　4月17上午，老耿给记者打来电话，说是晚上请记者吃饭，并介绍几个新朋友认识。晚上6点半，记者如约赶到北海银滩附近的一个农家饭庄。

　　除了老耿与陈老板和小王（记者曾在北部湾广场见过此二人）以外，还有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男的35岁左右，老耿管他叫林老板，老耿介绍，林老板是行业里的大人物，曾帮助不少人顺利拿到“1040”，而他自己早已“出局”了；女孩叫阿文，25岁左右，是湖南人，亦是“行业”里的明星级人物。

　　席间，林老板不断向记者问寒问暖，从生意到地区文化再到时事政治无所不谈，记者知道，这是按惯例对“新人”进行摸底。绕了一大圈之后，话题开始转到了“纯资本运作”，记者趁机表示，这几天也感受到了北部湾的发展变化，对资本运作有了一些了解，但是也有一些疑问：如果资本运作不是传销，而且又是政府支持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批评报道？

　　“看得出，这位老兄还真是了解得不少啊，这很好解释。”林老板脸有些微红，语速开始加快，“几乎所有的负面报道都是政府特意安排的，目的是为了规范‘行业’，吓跑胆小的，让这个新的金融模式健康快速发展。国内大多数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关于‘纯资本运作是传销’的报道都是国家安排的，这是媒体‘掩护’行业的一种做法。去年中央电视台播了一个专题节目，叫《老总复制的秘密》，说资本运作是传销，当时我也很震惊，难道中央的态度有变化？真的要打压资本运作？但是后来我发现，这又是一次政府的故意所为，目的是要规范行业，低调发展。”

　　这种“1040工程”+“媒体、政府掩护论”的洗脑效果有多大？就在前不久，哈尔滨市的一位读者明先生给《中国经济周刊》编辑部打来电话，称2009年9月，自己的母亲被人骗到北海做传销。家人南下北海，终于把母亲解救回东北，“我问过母亲，网上有那么多揭露传销的报道，你怎么就不信呢？老妈说，那都是政府故意报的，其实政府是支持的。”

　　明先生告诉记者，即使拿揭露传销的报道给母亲看，她都不为所动，坚称这是“政府行为”。

　　隐藏在高档社区的窝点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政府已经行动起来。

　　2009年3月，北海市特别成立了一个由公安、工商等相关部门执法人员联合组成的打击传销专业行动组织，通过调查摸底，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案件、重点人员的打击，以期从根本上清除北海传销违法犯罪活动。

　　据统计，仅2009年，北海市公安、工商系统进行的4次清剿行动中，就查获665个传销窝点，遣返传销人员5617人次。

　　然而，政府打击传销的效果似乎并没有得到市民的认可。

　　“分析来分析去，（政府）只不过是做了些表面文章。纵观打击的几批传销，均是城乡结合部闲散的集中吃住、集中学习的‘游击队’，真正的住在高档小区或机关宿舍的‘正规军’毫毛未损……北海的打击缺乏真正的强有力的措施，导致了传销的膨胀发展。”4月8日，北海市政府信息网站“政务咨询”栏目中，一位署名“张女士”的来函痛陈了对非法传销活动屡禁不绝的不满。

　　“传销团伙就像秃头上的虱子，一抓一个准，要是真抓，最少抓几万。”北海市民王女士对记者如是说。王女士家里有一所空房子，前些日子租了出去，她向记者表示，该租房户肯定就是搞传销的，“去收房费的时候，看见屋里有不少人在上课，十有八九是干那个（传销）的。”

　　外来人口租房子不用到社区登记吗？“从来没听说过登记的事，连我都不知道居委会在哪里，外地人就更不知道了。再说，外地人也不太可能主动去登记。”王女士说。

　　家住北海市四川南路某新村的林先生也告诉记者，他居住的小区有一个居室，每天早上6点30分、中午1点和晚上6点30分左右，从外面进来很多人，在屋内培训上课，严重影响周围居民休息，也带来很多安全隐患。虽然公安局查封过两次，但每次查完，人员都再次聚集。“我曾给政府网站写过信，但一点作用没起。”

　　一边是市民的建议与抱怨，一边是政府坚持不懈的打击。据 《北京青年报》报道，2009年6月30日，在打击传销犯罪专项整治会议上，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兼公安厅长梁胜利声色俱厉地说，广西一些地方的传销犯罪屡打不绝，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和执法部门存在错误认识，竟然认为传销活动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甚至把传销活动视为罚没款的重要来源。传销人员把广西看成天堂，“这是广西的耻辱！”

　　据《北海日报》报道，今年5月7日上午，由北海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副市长、市公安局长带队，114名联合执法人员对北海市广东路禾塘新村进行了清查，共查获传销人员158人，传销窝点18个。

　　禾塘新村一位居民对记者说：“为什么又是去查城乡结合部？一个小小的新村就查出了18个窝点，要是去那些高档社区查，还不知道查出多少呢。”

　　通过相关报道，记者了解到，此次专项行动的前夜，也就是5月6日，北海市委书记王小东曾明确指出，传销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北海的社会稳定和对外形象，已经成为北海市社会管理的突出问题和经济发展的突出障碍。北海市委、市政府对打击传销工作高度重视而且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出拳要狠，出手要快，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整合力量，全力破获一批传销大要案，摧毁传销分子的信心，加大协作清理力度，坚决铲除传销这一毒瘤，还北海发展的本来面目。

　　“宜居北海”被钻了空子？

　　为什么传销在北海屡打不止？

　　采访中记者发现，受害者家属、当地居民、当地政府部门等各方对此的看法各不相同――政府打击不力，致使传销猖獗；外来人口管理滞后，令传销分子有恃无恐；传销分子巧借国家政策，蛊惑人心……各方看法不一。

　　但有一种声音，却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尽管《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被传销分子拿来所用，作为骗人的谎言；尽管北海市对外来人口管理及出租屋管理存在漏洞，但这些并不是传销网络‘相中’北海的全部原因。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被政府和媒体忽略，就是北海一直以来的‘人口战略’。”4月20日，北海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先生向记者表示。

　　2008年1月，国家出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按照此规划，北海2020年城市人口将达到100万～120万人。要实现这一目标，北海市必须在集聚人气上想办法。

　　经查阅相关资料，记者发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北海还是座人口不足10万的北部湾小城，到2005年，北海的人口增加到了30万。而到2008年末，根据北海市公安机关的统计，全市户籍人口已达157.72万人，其中市辖区人口59.3万人。

　　“过去，北海一直人口少，人气不旺，所以上个世纪90年代，政府把许多精力都用在了‘聚集人气’上。但是，北海一直没有什么像样的产业支撑。面向东盟的北海出口加工区是2008年才建成的，且目前正在起步阶段；电子、轻工和化工产业也是最近几年才有的，规模也都不是很大；工业和制造业更是空白。普通外地人来北海，并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给他们。”王先生向记者表示，“政府只是想让更多的人来北海生活，但却没有想好让这些人如何生活。”

　　“加快城市化进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政府打造‘宜居北海’的决心很大，也很得人心，可惜美丽的北海竟然让传销人员钻了空子。”4月16日，在北海市委大楼的办公室里，北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梁思奇向记者说。

　　假冒“中国经济周刊”惊现北海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崔晓林|广西北海报道

　　很多读者可能还记得，早在2009年6月，《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曾卧底广西南宁地下传销网络，揭开了地下 “纯资本运作”的传销骗局。时隔10个月，根据多方线索，记者再次赶赴广西，对非法传销活动进行追踪调查。这一次，记者的目的地是北海。

　　为何是北海？事情始于一个读者来电。

　　2010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国经济周刊》编辑部接到黑龙江读者明先生打来的电话，电话内容让人感到震惊：一种冒用《中国经济周刊》封面，刊载“资本运作”、“连锁经营”等非法传销内容的刊物（下称“假周刊”），在广西北海火爆热销。

　　明先生的电话还没有让人醒过神来， 全国各地读者的电话已接踵而来，河北、辽宁、吉林、天津、北京、新疆等多地的读者打来同样问题的咨询和求证电话。这些读者反映，在北海的很多书报摊，甚至一些正规书店里，“假周刊”随处可见；有读者表示，“假周刊”不但有正刊，还有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出版的“特刊”，其内容全是宣扬传销的。

　　4月12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火速赶往广西北海，对冒用《中国经济周刊》及北海非法传销现象进行追踪调查。

　　4月13日，记者在北海大街上转了3个多小时，去了一些报刊亭和书店，甚至连菜市场和小胡同都转了，发现了“风生水起北部湾”、“中国体验经济”、“中国特色北部湾资本运作”、“西部精英必读”等数十种无刊号、无主管主办单位的出版刊物被堂而皇之地摆在报摊显眼位置，却唯独没有发现“假周刊”的影子。

　　在和安商都门口的“学府书摊”，记者同样看到了不下十几种宣扬传销的非法读物。记者问售书人员，“有‘《中国经济周刊》’吗？”“卖完了。”售书人员回答。“能告诉我这种刊物是从哪里进的货吗？我想多买点。”对方警惕地扫了记者一眼，没有作声。随后，见记者准备拍照，该人员摆手制止，并迅速掏出手机打电话，一个男子跑过来，冷冷地看着记者，一脸的怒色。

　　两手空空回到住处，记者不免感到疑惑重重，那么多读者打来电话，基本可以说明“假周刊”确有其事，但为什么却不见踪影呢？售书人员所说的“卖完了”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4月15日，记者再次开始了搜寻“假周刊”行动。

　　这一次，记者根据当地朋友和一些传销人员提供的线索，划定了搜寻“假周刊”的范围，即传销人员比较聚集的一些小区。

　　“前些日子政府把这里的书报摊都给查了，没收了不少‘那样’的书，你要是想买啊，我告诉你一个地方：长青路夜市。”下午3点左右，在某花园小区门前，见记者手里拿着一本“中国体验经济”（亦是非法出版物），一个操着广东口音的女人告诉记者。

　　当天晚上8点，记者来到北海市长青路的夜市出版物市场。在拥挤而肮脏的马路上，铺在地上的书报摊一溜排开，林林总总各种非法出版物铺了一地，其中冒用《中国经济周刊》LOGO、红色封面的非法出版物显得格外扎眼。

　　记者观察了一下，光顾书摊的顾客中，买资本运作方面盗版书的人不在少数，在众多非法出版物中，“假周刊”最畅销。“‘假周刊’之所以畅销，一是和其他出版物比，《中国经济周刊》的名头最正宗，最有说服力；二是除了冒用《中国经济周刊》LOGO以外，在封面上还有这样的导读：‘中国经济周刊对异地纯资本运作的权威调查’，这很能唬人的。”陪同记者的当地人刘先生分析说。

　　记者花10元钱买了一本“假周刊”。仔细端详，发现其制作及印刷极其粗劣，除了冒用《中国经济周刊》封面，整本刊物从头至尾大力宣扬资本运作与连锁经营，版权页及刊载内容与《中国经济周刊》无任何相同之处。在“假周刊”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部分地方政府领导者的照片被作为鼓吹传销的配图，中央出台的关于发展北部湾经济区的政策，被歪曲为“政府在支持传销”；甚至中央电视台曾播出的揭露纯资本运作丑恶嘴脸的专题片《老总复制的秘密》，也被说成是为了“掩护行业”。

　　4月19日，记者带着“假周刊”来到北海市委宣传部，说明冒用《中国经济周刊》情况，希望宣传部门会同当地有关部门，对冒用《中国经济周刊》名义的非法出版物进行调查与清剿。

　　对此，北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梁思奇表示，一定会同有关部门认真查清此事，“冒用中央级媒体之名，从事非法传销勾当，这性质很严重，我们要安排专人暗访，顺藤摸瓜，一定挖出盗版的老巢。”

　　4月21日，北海市委宣传部给《中国经济周刊》发来电子邮件指出，“4月20日晚8点30分，由市‘扫黄打非’办公室组织市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市公安治安支队、市城管综合执法支队等相关部门，就《情况报告》所列举的《中国经济周刊》、《中国体验经济》等刊物及涉嫌传销内容的出版物，对市长青路出版物经营市场进行了‘拉网式’的突击检查。据统计，当晚共检查出版物经营摊点11家，共查缴各种非法经营的书刊563本，各类涉嫌侵权盗版的光碟4222张，其中涉嫌淫秽光盘216张。其中，冒用《中国经济周刊》刊名刊载传销内容的及各种涉嫌传销内容的非法书刊共计82本……”

　　在邮件显示的查缴非法刊物明细中，记者发现，在当晚的行动中，共查缴冒用《中国经济周刊》非法刊物3本。这个数字令记者大为不解，4月16日，记者在北海市长青路亲眼见到各个报摊上的“假周刊”加起来不下百本，可为什么查缴行动只发现了3本呢？也许，“假周刊”真的很畅销，两天之内卖得只剩3本了？或许报摊摊主事先听到了风声？上述两种猜测，哪一种都让人不寒而栗。

　　5月15日，北海市的刘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称在长青路书摊上，“假周刊”依然在公然销售，“（这里）依然很多非法书刊，和你来北海时的情况一摸一样。”小刘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现场画面，并用彩信方式发给了记者。

　　截至记者发稿前，再度有数位读者给本刊打来电话，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区、南宁机场、桂林、贵港、柳州等地均发现了冒用《中国经济周刊》名义的非法读物在公然销售。

　　5月17日傍晚，本刊工作人员在南宁市区的马路边，同样发现了冒用《中国经济周刊》LOGO，内容全部为宣扬纯资本运作的非法出版物，据卖书者透露，此类非法书刊均来自广西贵港，并称“要多少有多少”。

　　更令人惊讶的是，5月20日，记者在国内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圈淘宝网上也发现了“假周刊”。至少有27家网店在销售名为《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全国两会》的假冒《中国经济周刊》，卖家来自广西的北海、南宁、桂林和湖北的武汉等地，根据淘宝网的记录，这些网店近期销售的“假周刊”数量已经超过400本。记者致电其中一个来自湖北省武汉市、署名为“xirnanfeng”的卖家，对方表示该刊物20元一本，如购买超过20本可以打七折，而且货源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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