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纳唱片大中华区总裁陈泽杉的闪电离职，是过去一周华语音乐圈最热门的话题，甚至还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与其它明星的头条新闻分庭抗礼。这对一位幕后从业人员来讲，当然是莫大的荣耀。

华纳唱片大中华区总裁陈泽杉的闪电离职，是过去一周华语音乐圈最热门的话题，甚至还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与其它明星的头条新闻分庭抗礼。这对一位幕后从业人员来讲，当然是莫大的荣耀。

是的，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谈起，那些躲在每一张唱片背后运筹帷幄的灵魂人物了。幕后大佬李宗盛离开滚石已经快有二十年，而索尼、环球两家大公司则完全是工业化体系的娴熟运作了，不管总公司派谁来当老板，也不会影响公司的大方向。

于是，现在的唱片公司CEO，更像是负责打理账目的职业经理人。这些生意人对厂牌的文化并未留下太深刻的烙印，谁上谁下，好像也变得不太重要了。即使此前索尼高层大地震，仿佛也没有像陈泽杉这次一样，引起坊间如此之大的震荡与回响。

对于陈泽杉的离职，爱将林俊杰也第一时间送上了祝福：“无论如何，真心感谢这些年你对我与我音乐的信任与热忱！生活在现在的世界，真正的幸福来得确实不容易，祝福杉哥！流言蜚语不重要，重要的是，华人的音乐依然需要我们每一位音乐工作者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努力，各自精彩！”

作为曾经一手打造过张惠妹、那英、郑秀文、蔡依林、孙燕姿、梁咏琪、林俊杰、萧敬腾、李荣浩等天王天后重要专辑的“背后的男人”，难怪有人说，陈泽杉的辞职，绝对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撼动了大半个流行乐坛的未来走向。

这个来自台湾南部的乡下小孩，跟许多现在“北漂”的年轻人一样，来到五光十色的台北，从手工艺人式的本土唱片公司开始做起，勤勤恳恳地在唱片圈打滚数十年，一步步接近国际唱片公司的权力核心。

时移世易，再也没有从业者能像陈泽杉这样，拥有如此完整的职业发展轨迹——接受过上世纪唱片工业“传帮带”的师徒教育，也经历过行业断崖式下滑的洗礼，最后在互联网时代站稳脚跟，涅槃重生。

当下的唱片江湖，也早已不是从前那个动辄卖几百万张实体唱片的江湖。作为唱片江湖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个大佬，陈泽杉二度离开华纳，仿佛是一个留给时代的注脚：那样的好年月，终究是彻底过去了。

下笔写这篇文章之前，突然想到一个成语，用来形容陈泽杉过去这二十八年来风风雨雨的唱片生涯，好像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个成语的前两个字，刚好也跟他的名字发音Ze Shan一样：择善固执。

陈泽杉很少接受公开访问讲述自身，你一般只会在大咖歌手的新闻发布会上才能看见他的身影，其余时间则对媒体的采访邀约敬谢不敏。于是，关于陈泽杉这个人的评价，几乎全部来自外间七嘴八舌的妄下评断。

没有进一步回应周杰伦所控诉的EMI唱片疑为蔡依林“买榜”事件、对孙燕姿“埃及遇袭”的疑似炒作事件也没有进一步说明、离开金牌大风前没有为张惠妹出版演唱会DVD引发争议……从坊间道听途说的各种八卦看来，陈泽杉好像当然理应是一个固执的人，即使千夫所指，依旧固执己见。

但我更愿意把陈泽杉的这种固执，视作择善固执的身体力行。

“择善固执”这个词，来自古书《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择善固执，也就是说，一个人认定了目标之后，绝不放弃，坚持不懈。纵然面对多少艰困与流言蜚语，仍旧始终怀抱着莫大的勇气，继续用尽全力去守护自己内心的那份固执。

是择善，也是泽杉。既然选择去走那一条看起来更难走的路，只因为心中深信，那大概是唯一正确的路。

陈泽杉选择发布辞职消息的五月，正好是台湾金曲奖一年一度公布入围名单的关键时间。

一如往年，陈泽杉旗下的艺人继续领跑金曲提名，华纳唱片合共获得11项提名，在唱片公司当中表现最为亮眼。

而“华纳一哥”林俊杰的专辑《伟大的渺小》，则收获了年度专辑、年度歌曲、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国语男歌手、最佳作曲、最佳专辑制作人等6项重要提名，成为男歌手的大赢家。

在陈泽杉即将离职华纳的这个节点上，如果我们回溯他的职业生涯，你会发现一个无比辉煌的金曲纪录：

那英（《心酸的浪漫》）、张惠妹（《真实》）、孙燕姿（《Stefanie》）、蔡依林（《舞娘》）、蔡健雅（《双栖动物》）的金曲歌后，以及林俊杰（《因你而在》、《和自己对话》）、萧敬腾（《以爱之名》）、萧煌奇（《上水的花》）的金曲歌王，得奖作品竟然都来自于陈泽杉在EMI、华纳供职期间所监制的专辑！

人称“杉哥”的陈泽杉，这声“哥”，当然不是来得平白无故。

九座金曲歌王、金曲歌后的重量级奖座，每一座的背后，都有陈泽杉全情投入倾注的无尽心力。陈泽杉所保持的这个纪录，既是前无古人，想必也将是后来无者了。

在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浪潮席卷之下，华语唱片圈跟其它许许多多的圈子一样，变得越来越“去中心化”，再也没有像陈泽杉这样“一统江湖”的唱片大佬了。

传统的三大国际唱片公司，早已不在功成名就的一线歌手签约时的考虑范围之内。

像陈奕迅、林忆莲、莫文蔚这样的大咖艺人，只有唱片的发行合约留在大公司，歌曲版权、演唱会、经纪合约全部牢牢握在自己手上，唱片公司分不到半点油水。

现在，就连一夜成名的流量艺人，也大多不会签给唱片公司，他们更多选择自组工作室，亲自规划自己的音乐事业，无须别人指手画脚。

而陈泽杉这个名字背后所代表的，则是台湾地区流行乐坛数十年来赖以生存的、根深蒂固的“家长制”唱片工业体系。

上世纪80、90年代，除了进驻台湾地区的几家国际大公司，台湾也兴起过轰轰烈烈的本土唱片厂牌浪潮（其中大部分以结业告终）。躲在每一张光鲜亮丽的唱片封套背后的，是这些厂牌的“话事人”对旗下每个歌手未来演艺生涯的清晰定位、想象与规划。

每个唱片厂牌的“话事人”，都跟陈泽杉一样，从最基层的员工一路做上去熬出头。而台湾的唱片业界，一直很有“传帮带”的业内精神，大家长总是毫不吝啬地把绝活倾囊相授。

“家长制”对整个唱片行业而言，可以说是影响深远。

去年飞到台北参加林俊杰的新专辑首听会时，陈泽杉就曾在现场回忆起，当年在陈文茜麾下的唱片公司工作时，是大家长陈文茜手把手教会了他，如何建立一套关于唱片工业的准则。

后来，陈泽杉也把这套准则应用在华纳音乐的管理上，所以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蔡依林、林俊杰、萧敬腾、李荣浩。

对陈泽杉来说，在每家唱片公司接受过每一位大家长对他的音乐教育，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传承”。

在21世纪初互联网方兴未艾之际，盗版唱片、非法下载曾一度把这个工业彻底摧毁，是陈泽杉和他的同代人一起拼了命努力，才保住了“唱片公司”的最后一点血脉与颜面。

但随着行业的急速滑落，“家长制”也无声无息地逐渐消亡了。

时代终究是不一样了。科技让创作音乐、制作音乐、宣传音乐这件事，变得越发趋近于“零成本”。

越来越多的独立歌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个接一个的小厂牌成为业界传奇，大唱片公司没落是不争的事实。过去的大厂牌EMI被分拆成不同的部分卖给环球、索尼，谁也不知道，三大唱片公司还能以目前的方式撑到什么时候。

有人说，互联网越是发达，就越是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间唱片公司。换句话说，每一个“蔡依林”、每一个“林俊杰”、每一个“萧敬腾”，都可以自己当自己的“陈泽杉”。

那么，唱片这个行当再也不需要大家长了吗？陈泽杉真的变得不合时宜了吗？我看未必。

孙燕姿、林俊杰，是金曲奖史上屈指可数的既拿过新人奖、同时又拿下歌王歌后荣誉的纪录保持者（还有彭佳慧）。而燕姿、JJ手中的三座“最佳国语男/女歌手”奖座，刚好都出自陈泽杉所监制的专辑。

金曲奖有一个不成文的“新人魔咒”，拿新人奖的歌手事业发展一般都不太顺遂，更难以成就歌王歌后的霸业。也许，是因为新人奖黄袍加身，别人自然对你事事看高一线，标准也比其它艺人来得更高。

很多新人奖的得主，就卡在了“无法突破自我”的关口，停滞不前。

能带领着当年的“新人王”孙燕姿、林俊杰破除金曲魔咒，长大成人拿到歌王歌后，备受业界认可，这正是陈泽杉“点金成金”的独家本事。

要“点石成金”也许不难，把无人问津者包装成“一举成名天下知”，需要的也许只是一双识人的慧眼；但要做到像陈泽杉这样“点金成金”，让成名已久的艺人“更上一层楼”，那需要的则是专业经验的累积、一击即中的精准、对症下药的能力。

这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年代，站在潮头的浪花上各领风骚几个月，没有谁能保证自己将永远红下去。圈子里发光的金子太多，缺的是陈泽杉这样能“点金成金”的匠人，继续在细节处用心打磨，让金子不至于逐渐石化，仍得以继续散发不一样的光芒。

孙燕姿的《跳舞的梵谷》无缘金曲奖提名，引发了各界的广泛讨论。其实不只是孙燕姿，还有周杰伦、王力宏、陶喆，近年的新专辑都在金曲奖大坐冷板凳，为什么曾经是金曲宠儿的这群歌王歌后，竟会落得如斯尴尬田地？

相映成趣的，是近年来逆势上扬、持续进步的林俊杰，几乎每张专辑都能在金曲奖斩获多项重要提名，还在短短几年之内两度拿下金曲歌王，声势力压一众天王。

出道时并未像周董、力宏般备受看好的林俊杰，在海蝶时期始终给人一种“长不大的小天王”的低龄化之感，到了华纳却日趋成熟，可见陈泽杉为他打造的“创作才子”形象有多成功。

为了打碎林俊杰的旧有形象，把他在歌坛的地位再往上提一个层次，陈泽杉几乎是不惜血本的投入。

《学不会》的MV里仅仅出现20秒的一个镜头，陈泽杉也要求摄制队亲自飞到捷克、瑞士当地拍摄雪景，为的只是让林俊杰在华纳有一个高规格的开端。

正是陈泽杉对“林俊杰”这一个人形象品牌的品质坚持，林俊杰在华纳期间才接连拿下了两座金曲歌王。

能成为一线歌手，当然都很有自己的一套主见。有的大牌艺人满约之后不再续约，为的就是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唱片方向。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操作，但缺点也相当明显——再也没有像陈泽杉这样的人能站出来告诉你，哪里做得不对。

每个人对自我的清晰认知，通常都是有一定局限的。自组工作室的某些天王天后，身边已经没有人敢说一声“不”。而这一句“不”，在某些关键性的时刻与节点，其实是相当重要的。

陈泽杉与孙燕姿一共合作了九张唱片，创造金曲无数。而他们迄今为止合作的最后一张唱片，则留下了《我怀念的》这样广为传颂的名曲。

离开陈泽杉之后，孙燕姿几乎不再唱所谓的“K歌”，在音乐口味的选择上更率性表达自我。这在艺术成就方面当然无可厚非，但少了陈泽杉调教的“后华纳时期”至今，孙燕姿的确没能留下更多脍炙人口的国民情歌。

身处华纳这样的大唱片公司体系里，陈泽杉所能做的就是：以自己浸淫唱片圈数十年的珍贵经验，给天王天后加以引导，给他们设定好循序渐进的人设，把他们的真性情发扬光大，让他们往对的方向继续大步前进。

这里头，最关键就是陈泽杉对不同艺人今后发展的长远规划。

就像当年在EEI（科艺年代），陈泽杉一口气就定下了新人梁咏琪头三张唱片《短发》、《洗脸》、《胆小鬼》的基调，让Gigi清新短发玉女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难得攻台成功的港产天后。

在陈泽杉的主导之下，萧敬腾的《王子的新衣》、《收藏》都拿下了不俗的战绩，《王妃》更是让老萧火速登顶，在同期出道的一大票新人中率先跑出，登上更高的Level，成为新一代歌手中最先拿下金曲歌王的一位。

这样的“家长制”当然是有利有弊，但陈泽杉其实只是想把事情做得更好，把唱片做得更完美。

不同于台湾唱片工业前面几代“恩威并施”的大家长，陈泽杉希望，自己跟歌手之间是平等的对话关系。他尊重旗下每一位歌手的多元个性，也愿意释放他们各自的天性。

不得不承认的是，陈泽杉在商业性、奖项方面的前瞻性，的确要站得比艺人本身要更高更远。愿意听取陈泽杉意见的艺人，像林俊杰、蔡依林、李荣浩等，音乐道路都越走越稳健，能兼顾艺术与商业的齐头并进，自我风格也越发自成一派。

因为对陈泽杉的信任，李荣浩第二次续约华纳的时候，一秒钟之内就答应，甚至连价钱也没有过问，直接就按当初的新人价，签给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杉哥。

在陈泽杉这里，“点金成金”可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

当你越是了解自己、清楚自己，才能在让自己过得更好的同时，也越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找出他们生命里的“钻石”——这是一切幸福的原点。

陈泽杉说：“你只有了解自己，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上，才能发光发亮。每个人身上都有各自不一样的宝贝，我只是擅长把这个宝贝变成钻石，让它发光发亮，像巨星一般耀眼。”

这当然不是陈泽杉第一次离开唱片公司，另觅去处。陈泽杉的人生里，经历过无数次的离开。每一次的“出走”，仿佛都更能让他多看清自己一点。

从EMI离职的那一年，陈泽杉在美国申请了一个学英文的长期课程，每天下课后买票去看各种不同的表演，等开场前就在咖啡馆里读小说。

如此文艺散淡的闲云野鹤生活，跟我们想象中叱咤风云的唱片公司行业大鳄，仿佛又有那么一点不同。

即使是在华纳执掌的紧张搏杀期，陈泽杉每一年都会为自己留出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海外度假。他所追求的假期，并非是躺在海滩上无所事事地晒太阳，而是像当地人一样，潜下心来过生活。

很多人都不知道，穿梭在多间唱片公司之间游刃有余的陈泽杉，竟然还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自由职业者，以接电影、唱片的宣传案子为生。当时，他手头的其中一个案子，刚好就是李安的电影，二人也因此成为朋友。

有一年的纽约假期，李安相约陈泽杉到一家台湾人开的小吃店，一边吃饭，一边聊些生活琐事。饭局结束时，陈泽杉问李安一会儿怎么走，国际大导演李安的回答竟然是：“我搭地铁走。”

李安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让陈泽杉敬佩不已，同时也开始反思自身：不管身上有多少别人给你的荣誉，你始终还是你自己。

陈泽杉的身边人形容，他从来不爱应酬，不烟不酒，也不泡夜店，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练习瑜伽。

每天早睡早起的陈泽杉，清晨六点准时起床，早餐过后准时走进公司，傍晚时分准时下班，晚上准时入睡……作息规律得仿佛像一个古代人，而不像是手头永远有几百万件事情在忙的唱片公司大老板。

对此，陈泽杉自己的说法是：下了班之后，与工作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才能把一切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样做出来的创意，才会是最干净的。

关于外间各种风言风语，陈泽杉也从来不欲辩解。

武则天当年给自己立下一座“无字碑”，功过由后人评说，这大概也是陈泽杉应对传言时的态度。毕竟，人还留在这个圈子里，牵扯甚广，说多无益，不如不发一言，专心做好该做的事吧！

有人说，陈泽杉为了自己公司旗下的歌手，可以用尽一切方法贬损其它艺人。

但我们分明看到，在陈泽杉的脸书上，经常出现对不同公司歌手新歌的溢美之词，陈泽杉心里的门户之见，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般泾渭分明。

至于孙燕姿跟陈泽杉疑似“决裂”的陈年八卦，现在回头看更像是笑谈一桩。

要知道，孙燕姿的婚礼只邀请了两位圈中好友，一位是好姊妹蔡依林，另一位就是前老板陈泽杉，陈泽杉甚至还在婚礼上激动得泪洒当场，就像女儿出嫁一样。

陈泽杉说，他最爱的燕姿，现在过得非常幸福，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也仍然保持自己身上最珍贵的善良：“我希望她永远朝着自己的方向走，不管她在哪，我愿意忠实在她的音乐作品中！”

身为唱片圈的最后一个大佬，陈泽杉身上的压力，比其他人都来得更大。他紧盯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对视觉创意至善至美的追求，希望连一秒钟也不要出错，有时甚至连做梦也会梦见每张唱片的各种琐碎小事。

在越来越不景气的唱片行业，华纳音乐近年却始终维持着逆势上扬的劲头，从“华纳天后宫”到“华纳天王宫”，旗下大牌艺人带动稳健收入，连续十一年实现业绩增长，员工的年终奖、加薪幅度也有大幅度调整……

当中，自然少不了陈泽杉的一份功劳。

但即使一直自我催眠，告诉自己“我爱我的工作，我珍惜这些美好的作品”，陈泽杉还是深感不堪重负，心力交瘁。当压力找不到释放的去处，陈泽杉就感觉自己像一个无处可逃的病人。

他在脸书上的留言，令人读来心惊：“压力狠狠的让我身心俱疲，我发现自己好累好累，谁可以救救我，给我一个放过自己的答案？”

陈泽杉近年来频率高发的重感冒，就像是身体给出的一个警号：喂，你是时候该停下来，想一想了。

在陈泽杉眼中，一家好的唱片公司，绝对不能以财务上的成败论英雄。他所领导的华纳大中华区，也一直以艺人发展、音乐创意、优质规划为主要发展路线。

陈泽杉始终认为，用尽全力去支持旗下的好歌手，是唱片公司之所以存在到今时今日的重要意义：

“作为唱片公司，我们一定要百分之二百相信这些歌手，相信他们的才华，对他们保持信心，并不惜一切代价投资在他们身上。当歌手更壮大的时候，唱片公司才能有所回报！有好的歌手，好的音乐，创新的创意，唱片公司才能在各方面，尤其在财务方面，有所成长！”

高度有了，气度也有了，才能培养出像样的巨星。

可惜，大部分的唱片公司没有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资本去不顾一切地投资在歌手身上。而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大数据时代，好像也不再容许这种任性的玩法继续存在了。

关于未来，陈泽杉总是想得很远。他形容自己是一个“往前看十年，往后想十年”的人。

眼下的虚荣浮华，身后的骂名嘘声，对陈泽杉来讲都不重要。他更关心的是，每一张专辑要留下怎样的信息，给那些愿意聆听音乐的听众们。

他还曾经考虑过，在华纳的主流体系之内，创办一个全新的独立音乐厂牌，以大公司的姿态为好音乐发声……

假如回到当初最纯粹爱音乐的“初心”，到底我还能为当下这个华语乐坛作出怎样的新贡献？在音乐行业里努力了这么久，我想在音乐的历史中，留下什么深刻的美好？这是陈泽杉最近经常向自己提出的问题。

走到今时今日，陈泽杉选择用一首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来形容此刻的人生：“最近，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我接下来在生活上、在音乐事业上，我要的幸福是什么……很高兴，我要的幸福，渐渐清楚！”

陈泽杉接下来必须面临的挑战是，随着华语音乐的重心逐渐从台湾地区迁移到大陆，过去的那一套必须推倒重来。但这对曾经把大陆歌手那英、李荣浩在台湾一手捧红的陈泽杉来说，完全不是什么难题。

无论如何，对音乐的热情不会凭空消失，那份努力想要成就所合作过的每一个歌手的心情，也不会变质。改变的，也许只是传达音乐的新方式、新玩法。

正如当年让陈泽杉在唱片圈声名大噪的第一个案子，身为宣传人员的他，竟然背着行动不便的盲人歌手阿吉仔，跑遍了台湾的各大夜市。阿吉仔就这样躺在陈泽杉的背上，一摊接一摊一首接一首不停地唱下去。由陈泽杉所创造的“夜市歌手”话题，也成就了台语乐坛的一段佳话。

背着歌手、浑身汗水地在夜市奔跑宣传的那个身影，仿佛是陈泽杉往后这二十余年音乐旅程的一个真实缩影。即使在那些什么资源都没有的苦日子里，陈泽杉永远都能想出最有趣的创意与方法，为好音乐加分。

这个故事带给音乐行业的启发是，遇到艰困走不下去的时刻，不妨就回归到音乐的本质，试着还原基本步，总能找到出路。

“我一直在想，那个十八岁从台南一个人到台北追音乐梦的男孩，他追到了什么？”

我相信，离开华纳之后的陈泽杉，不管去往何处，依然会继续像当年那个出发时无所畏惧的他一样——无论周遭的大环境如何变幻莫测，陈泽杉对音乐的追寻，都将永不放弃。

即使唱片江湖消失了，陈泽杉还是会一直在那里，诚恳地把下一首好歌呈现出来给你听。

这，就是陈泽杉要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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