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坂参三勇是哪个国家的

日共创始人野坂参三在延安:需要一位女秘书

来源|《同舟共进》2010年第2期
原题:《日共主席野坂参三的延安恋情》

野坂参三是日本共产党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892年生于日本著名旅游城市山口。在神户商校读书期间,因1911年发生企图谋杀明治天皇的“大逆事件”,青年野坂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他写了《论社会主义》一文,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心中萌芽。1919年7月,作为“友爱会”(日本劳动总同盟的前身)特派员,27岁的野坂参三第一次迈出国门,来到英国。1920年英国共产党成立,野坂参三是最早的党员,说他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一点不为过。可不久,他就因参加英国煤矿工人罢工被捕并被驱逐出境。野坂参三和另一位日共元老片山潜等人一起在1922年创建了日本共产党。

野坂参三在共产国际东方支部工作期间认识了中共代表任弼时、康生等人。1940年2月,在莫斯科皇宫医院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决定回国,早想回日本参加斗争的野坂获此消息后,有意与周恩来同行,到中国再转道潜回日本。此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同意。

1940年3月,野坂参三丢下患难16年的夫人,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阿里亚罕分别装扮成华侨和周恩来的随员,与任弼时、邓颖超及师哲等人一起秘密离开大雪纷飞的莫斯科,于当月25日到达延安。但安顿下来不久,野坂就发现:在不远的将来,他根本不可能从中国潜回日本,共产党的根据地几乎都被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包围着。这种情况下,野坂只得从长计议,做好长留延安的准备。经中共中央研究,由周恩来、王稼祥代表毛泽东,邀请他留在延安与中国人民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野坂参三欣然从命。他放弃了共产国际高官的优厚生活(据说当时月收入高达1600卢布),只带了一套做工考究的苏联西装,住进了延安王家坪附近一座一进两孔的套窑,与朱德住地相邻。从那时起,野坂参三有了中国名字:“林哲”(1943年使用共产国际期间的姓名“冈野进”,1946年回到日本后又恢复“野坂参三”本名)。

1942年周恩来与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在延安

年,野坂参三“蜗居”延安“日本问题研究室”,从事反战和反法西斯宣传,并兼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对敌工作部顾问等职。据1989年出版的野坂参三回忆录《风雪岁月》载:“周恩来建议我工作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调查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实际情况,将其报告给中共中央……第二,希望对前线日军士兵的宣传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第三,希望我亲自抓俘虏的教育工作……”当时,野坂参三提议,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一所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化敌为友的特殊学校。后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反复磋商并在1940年10月决定建校,野坂参三担任这所日本工农学校校长。他也是抗战期间常驻延安的唯一国外兄弟党领导人。1945年4月至6月,野坂参三作为唯一的兄弟党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并在大会上作了《建设民主的日本》的书面发言。正如赵安博(时任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所言:“野坂参三在华5年半时间里,为协助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为准备回国后的斗争,作出了独特重大的贡献。”卡萝尔?卡特说:“冈野进是在中国的3个著名日本革命家之一,他致力于宣传和情报工作。”(《延安使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这是符合事实的。

野坂参三在延安的5年中,与中共高层领导特别是毛泽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在延安期间对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进行了大量调查,毛泽东对此一点都不吝啬自己的赞美。1943年3月15日,野坂参三以“林哲”之名在《解放日报》发表《在日本工农学校纪念三一五》一文,毛泽东读后,当天就向他致函:“向你建议,多写些日本革命史料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请你考虑。”“你的文章我都喜欢看,并劝同志们学习你对事物的客观分析态度,我们的人很少会作分析文章的,主观主义夸夸其谈的东西满口满纸,我们正在打击这一传统甚深的极坏作风,并请你予以帮助”。1943年6月6日,中共中央以极高规格为野坂参三举行了延迟3年之久的盛大欢迎会。鲜为人知的是,野坂1945年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事先曾送毛泽东过目,并经毛逐字逐句作了认真修改。

1945年9月9日,野坂参三乘飞机经东北转道苏联回国。行前,众多中共重要领导人为他举行了欢送宴会。此后,毛泽东一直惦记着回到日本后的野坂参三,1962年野坂七十寿辰时,除中共中央致电祝贺以外,毛泽东还以个人名义专门发去贺电。

野坂与庄涛:昙花一现的恋情

据当年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披露:野坂参三当初随周恩来奔赴延安时,把妻子野坂龙留在了莫斯科。1896年生于日本兵库县的野坂龙,比野坂参三小4岁,长期从事日本妇女运动,1927年便和山内米那、田岛英等人建立关东妇女同盟,还曾担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妇女部部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算得上是妇女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了。野坂龙曾随野坂参三亡命国外16年,助夫婿打天下。1931年3月,日共中央任命因病假释出狱的野坂参三为中央委员,并把他秘密派往共产国际。他同妻子野坂龙一起秘密从神户出发,在妻子的协助下,野坂参三藏身于货车的蒸汽机车内,越过了“满洲”的东部国境——如此看来,他们算是一对患难结发夫妻了。

1940年3月到达延安后的野坂,虽已年近半百,但一样有“寡人之疾”,不过也许是东方人,野坂表现得要比李德含蓄委婉得多。在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作了几次报告后,他便向敌工部部长王学文提出,要一位秘书帮助工作。据赵安博披露:八路军总政治部经研究后,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上面再次像为李德挑选肖月华那样,将美貌的女学员庄涛安排到他身边。庄涛去野坂处工作不久,两人就公开同居了。当时延安的媒体,特别是外国记者对此十分关注,卡萝尔·卡特在《延安使命》里这样写道:“他是一个和善、说话轻柔的人,有一双清澈、洞察一切的眼睛。他来中国时,他的妻子留在了莫斯科,因此在延安时他与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国女子一起生活,这名女子会说流利的日语。他们有一栋普普通通的新建造的石头房子,四周是大的菜园。他的研究图书馆建在房子后面一座陡峭山上的窑洞里,可以俯视下面的一个小山谷。他的‘日本研究小组’就住在邻近图书馆的窑洞里。”卡萝尔·卡特笔下的这位“中国女子”就是年方24岁的庄涛。

然而,“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庄涛出现时,野坂参三自然赞成“衣不如新”;而当与老妻重逢时,野坂又信奉“人不如故”了。野坂参三后来对庄涛的“薄情寡义”并非没有前兆,他早已将话向庄涛挑明:“我们的恋情是没有结果的,日本战败之日,就是我返国之时。”1945年9月,野坂离开延安时并没有带走庄涛,他拟绕道苏联回国,就最清楚地表明:他已有意与还在莫斯科的野坂龙重修旧好。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此情况下,野坂参三选择原配发妻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试想:即便野坂龙是贤良淑媛,回国执掌日本共产党的野坂参三,身边若有一位娇美可人的中国如夫人,这多少与领袖身份不合。

于情于理,庄涛都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9月9日,当搭载着野坂参三一行的飞机腾空而起,庄涛的整个情感世界塌了一半。浪迹天涯、踏上归程的游子野坂透过飞机舷窗,满怀眷恋地望着在蓝天白云里渐渐远去的延安,“别了,美丽的黄土地!”“别了,美丽的庄涛……”野坂参三一走了之,庄涛烧成了一锅爱情“夹生饭”,独自一人黯然品味。最令庄涛心意难平的是,都说“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在延安的几对跨国婚姻中,庄涛、肖月华(李德的第一任妻子)都是“领导之命,组织之言”,但肖月华、李丽莲(李德的第二任妻子)毕竟是“明媒正娶”,有一纸薄薄的结婚证书,庄涛却连起码的“名分”都没有!

离开延安后,野坂参三一行辗转中国东北进入苏联,于1946年从苏联踏上了归国的征途。在离开中国之前,他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感谢:

我和几个日本同志,经过张家口等地,到了辽宁。我们准备从这里向日本出发。现在,我快要离开我的第二故乡——中国抗日根据地了。在这个时候,我不知如何表现我对于中共中央、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感谢,尤其是表现对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我们的宏大的友情援助和激励的感谢。日本共产党现在已由18年长期在监狱里英勇斗争过的同志们合力重新建设起来了。我想我作为这个党的一个战士,为了日本的民主化和远东的和平而斗争来贡献一切,这就是答谢你们的友谊援助的最好方法。

返国后的野坂及日后的庄涛

离开中国后,野坂参三公开访问中国只有一次,那是1959年来中国出席国庆10周年庆祝活动。此前,野坂曾乘专机由北京飞抵延安访问,他两次参观了曾住过的窑洞,桌凳和用具仍照原样陈设。故地重游的野坂参三在窑洞里动情地说:“这是我的第二故乡。”野坂参三坐了很久,想起了近20年前的峥嵘岁月,不知是否想起了庄涛?他与庄涛的那段“窑洞情”究竟是一了百了,还是了犹未了?

1950年6月6日,盟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下令日本吉田政府“整肃”日共中央委员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24人,次日又下令吉田政府“整肃”日共机关报《赤旗报》职员和日共众议员听涛克己等17人,并在日本各地逮捕日本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分子。据报道,8日,50名警察和便衣特务对日共领袖野坂参三和《赤旗报》市中心区办事处联合使用的办公处,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搜查,是谓“赤色整肃”。当时,野坂参三等日共中央委员一起被非法禁止进行政治活动。笔者查阅了年间中国的《人民日报》:自1950年5月30日野坂参三在东京皇宫前广场参加了民主民族战线东京筹备会所主办的“五三○人民大会”之后,到1955年7月27~29日举行“六大”,整整5年没有野坂参三的任何消息(1955年8月11下午,野坂参三等3名日共领导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庆祝日共“六大”演讲会后被日本警方逮捕,16日野坂参三等获释)。

据赵安博披露:“赤色整肃”时,野坂等人曾到北京居住、工作。当时,野坂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庄涛。周恩来了解情况后告诉他:庄涛已结婚,生活很幸福,不想见他。(孙金科《关于野坂参三》,《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也许,年届花甲的野坂参三秘密亡命中国,旧情难忘的他又想起了庄涛……

离开野坂参三后的庄涛,后来和辛亥革命先驱黄兴的遗腹子黄乃走到了一起。据陈叔亮(曾任我国驻柬埔寨、罗马尼亚大使)夫人康岱沙回忆:“在延安时我喜欢和王明领导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像黄兴的儿子黄乃、庄涛这些人一起打桥牌。他们两人都是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康岱沙口述《从延安到金边》)黄乃的同事、中国首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任叔的夫人马兖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这样回忆:“我们中央统战部三室第二处有一位领导黄鼐,后来他把‘鼐’改成了‘乃’,他是黄兴的儿子。黄鼐是个非常有才能的人,受过很好的教育,什么都会啊!可以两个口琴一起吹,而且吹得很好。他的爱人叫庄涛。庄涛原来在延安时,跟日本共产党的冈野进(野坂参三)同居。大概那个时候,冈野进没有妻子在身边,就要找个老婆。当时也不知道党内怎么安排的,反正就是让庄涛跟冈野进结婚,也不算什么正式结婚。庄涛就跟了冈野进了,还向他学日文,学得很好。庄涛也就研究日本问题,成为日本问题专家,周总理很重视她。抗日战争结束后,冈野进就回国了,他跟庄涛没有孩子。后来庄涛跟黄鼐结婚,生了个儿子。现在那个儿子经常上电视,因为是黄兴的后代嘛。”但由于种种原因,黄乃与庄涛也未能白头偕老,婚姻只维持了两年多便宣告解体。

1992年9月17日,因涉嫌上世纪30年代山本悬藏在共产国际被害事件,日共第十九届七中全会决定解除野坂参三名誉主席职务。同年12月27日,日共第十九届八中全会以自觉参与陷害山本悬藏等日本共产主义者和60年代日苏两党关系中断后仍里通苏共为由,将100岁的野坂参三开除出党。野坂参三于翌年11月14日逝世,终年10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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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坂参三(1892—1993),又名冈野进、野坂铁,1892年出生于日本山口县。1922年,他与片山潜等人创建了日本共产党。1928年3月15日,当日本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时,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日共进行了大规模镇压,野坂参三等日共领导人和1600多名党员及其支持者被逮捕。1931年3月,日共中央秘密把因病假释出狱的野坂参三派往共产国际。1935年8月,野坂参三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被推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1940年初,为了争取重建日本共产党并建立反对战争的统一战线,野坂参三计划从苏联途经中国返回日本,但未成功。在这种情况下,野坂参三同中国共产党协商之后,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出于安全和保密考虑,野坂参三脱下西装,换上厚实的八路军棉制服,并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林哲。这样,除少数中共领导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外,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个来历不明的重要人物。

野坂参三到达延安后,住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坪。一天,周恩来来到野坂参三的住地拜访他,告诉他,作为一个受到日本法西斯当局多年通缉的日共领导人,要秘密潜回日本,安全根本得不到保证。同时,周恩来向他转达了毛泽东要他留在延安帮助八路军工作的愿望。从周恩来殷切的话语中,野坂参三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关心和爱护,逐渐平抑了回国的急切心情。从此,野坂参三便以一名八路军高级干部的身份活跃在延安,开始了将近6年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延安生活。

根据中共领导人的建议,野坂参三以顾问的身份参与了八路军政治部的工作。他和中国同志共同收集、整理日本方面的资料,系统地研究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为中共中央决策提供依据。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给日本侵略者以军事打击、消耗其有生力量的同时,也向日军官兵展开了有力的政治攻势,积极争取日军官兵投诚。对于投诚或俘虏来的日军官兵,八路军则进行政治教育,使他们认清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逐步转变他们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经过努力,有一些日军官兵转而加入八路军的行列,在八路军敌工部的领导下反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野坂参三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对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的领导。

当时,在晋东南一带已建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反战同盟本部也在筹备之中,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在酝酿筹建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支部,但因缺乏坚强、统一的领导,日本人反战斗争一时难以形成规模。针对这一情况,野坂参三首先通过八路军敌工部与在延安的日本反战人士森健、高山进、市川春夫取得联系;然后,在敌工部的支持下,野坂参三决定以森健等日本人为基础,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1940年5月1日,野坂参三发表《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成立宣言》,7月,延安支部正式宣告成立。它宣告了在延安的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的成立,也标志着抗日根据地日本人反战同盟领导机构的成立,此后,各根据地很快建立了反战同盟的支部。反战同盟的主要任务是:高举反战旗帜,帮助中国军队争取日军官兵,教育和改造日本俘虏,学习反战理论和马列主义理论等。延安支部还出版了日文月刊《士兵之友》,并开设了每周两次的日语无线电广播。延安支部的工作在野坂参三的直接领导之下,对华北、华中敌后日本人反战组织发挥了“本部”的作用。

1942年8月15至29日,为了建立抗日根据地各种反战组织的统一指挥中心,来自原日军19个师旅团的代表和华北8个反战组织的代表,在延安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日人反战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这两个大会的召开,在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大会根据新的斗争形势,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工作方针和策略,成立了统一的反战组织领导机构,使以往分散在各抗日根据地内的日人反战团体,在组织上得到了空前的统一,并具有了更加明确的行动纲领和更加具体的行动原则。

野坂参三来到延安后不久,为在战时和战后充分发挥日共的作用,计划对八路军中的日本反战人士进行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以培养一批高素质的革命战士,因此,他提议在延安建立一所教育日俘的学校。这一提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于是创办了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朱德出席典礼仪式并作了重要讲话。野坂参三亲自担任该校校长,赵安博、李初黎等先后任副校长,教员主要为精通日语的中国同志,有王学文、何思敬、廖体仁、江右书等,野坂参三也亲自授课。学员以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场上俘虏的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也有少数是受我军政治攻势和俘虏政策的影响而投诚过来的日军士兵。

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情况较为复杂,政治水平、文化程度和阶级出身差别很大。鉴于这种情况,学校将学员分成ABC三个组,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其中C组,由文化、政治水平最高的学员组成,主要课程为联共(布)党史。教学中不仅教授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而且要联系日本的实际情况,所以由精通日本国情、且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野坂参三亲自执教。三个组开设的共同课程为日本问题和时事问题,也由野坂参三任教。在教学中,野坂参三注意联系日本国内的具体情况和战争中的事实,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明确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性质及其给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让他们转变思想。在此基础上,再进行革命理论的教育,加深他们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争取他们为反法西斯战争而奋斗。

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经过学习,思想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野坂参三计划以其中的先进分子为基础,建立日本无产阶级政党的“准备组织”——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想法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理解和支持。1942年6月23日,“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野坂参三致开幕词,朱德应邀出席。大会通过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选举森健为同盟中央书记,高山进为副书记,觉醒联盟负责人杉本一夫为常委,组成同盟中央委员会。野坂参三是同盟的实际领导人。

野坂参三领导下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解放区首创的新型战俘学校,它不仅为中国革命争取了一支反战力量,而且培养了一批为日本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干部。它将大批深受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的顽固战俘,教育、改造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这在各国的战争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堪称伟大创举。

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并向各国共产党支部征求意见。对此,野坂参三认为,日本共产党组织目前在国内遭到法西斯的严重摧残,公开号召与领导日本人民的革命与反战斗争一时已无可能,加之自己无法立即回到日本,这意味着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有可能失去方向和目标。鉴于此,野坂参三认为自己应在延安公开身份,恢复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的名字——冈野进,以利用日共的政治声望和影响力,领导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斗争,充分发挥日本共产党的作用。他的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并为此做了精心的安排。

5月29日,野坂参三接受了延安《解放日报》记者的采访。他说,我来延安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和中国人民紧密地握手,为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部而战。关于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利用这个机会,我要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学习,并且把我的知识和经验贡献给中共和八路军。当提到毛泽东的时候,野坂参三诙谐地说,我认识毛泽东同志已经很久了,第一次是从日本军部,第二次是从《西行漫记》中的介绍,第三次是从许多中国同志的传说……

5月31日,《解放日报》以《日共中央代表冈野进同志抵延,延安各界筹备欢迎大会》的醒目标题报道说,日本共产党中央代表冈野进不久前沿平津一带化装抵延,受到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同志的热情接待。冈野进同志此来,使东亚的兄弟共产党合聚一堂,交流反法西斯的意见,这在东亚的革命运动史上,将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一页。次日,野坂参三致函《解放日报》记者,就目前日本革命运动问题指出,日共当前的任务是打倒日本军部与立即结束战争。为此目的,一定要动员组织广大的人民;同时,日本共产主义者应该用一切的方法,把这次战争的性质告诉人民:“这一个战争不是为反对英美的侵略,而是为了日本军部和与日本军部勾结着的大财阀的利益。”

6月5日,中共中央举行了有2000余人参加的隆重的欢迎大会,大会由李富春主持,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致欢迎词,毛泽东、朱德等出席。冈野进在致答词时指出,日本共产党是小党,却是影响最大的党,也是最勇敢的党。日本共产党曾屡遭破坏,然不旋踵即恢复。屡垮屡建中,日本共产党在组织上已获得经验,公式主义的作风已被废除,代之而起的组织方式正像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一样,其基础已深入下层,较前已根深蒂固。野坂参三还总结了日本当前的三大任务,即打倒军部、结束战争、建立人民政府。

6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欢迎冈野进同志》的社论,称野坂参三是“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日本工农和广大人民爱戴的领袖”。“他此次带来了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紧密携手、为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部而战的意志”。社论指出,中日两国共产党在历年艰苦斗争中,曾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冈野进同志的来延,将使这些经验互相交流,并使中日两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部的斗争更加配合和更加有利。

当晚,在军直机关举行的欢迎晚会上,野坂参三畅谈了来延安后的印象:第一印象便是感到延安有些同志对于日本问题知道得太少;第二印象是延安的生活较其他参战国好。此外,野坂参三认为延安有着很难得的学习环境,因为生活比较安定,书籍又多,而且有着全世界都难找到的杰出教师——毛泽东,因此他把延安称为“革命的天国”。

野坂参三在延安公开活动后,各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许多日本反战组织纷纷致电延安,表示愿意接受他的领导,认为他到达延安将会有力地加强在华日人反法西斯运动。

1943年7月7日,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6周年之际,野坂参三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详细阐释了侵略战争所给予中国、南洋各地人民以及日本国民的痛苦,揭穿了日本军部及大财阀的一切欺骗宣传,号召日本工农群众及一切反军部反法西斯的人民团结一致,打倒军部,结束战争,建立人民政府,以求得日本人民及东亚各民族的解放。《告日本国民书》发表后,迅速被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刊转载,并散发到日军占领区,延安电台也作了反复广播,在侵华日军和海内外日本国民中激起了很大反响。

1944年1月15日,根据野坂参三的指示,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召开执委会议,制定了新的工作方针,并着手筹备成立吸纳日本各阶层参加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2月16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及“华北地方协议会”宣告成立,并通过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纲领草案》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章程草案》。野坂参三阐明了解放联盟的工作方向,指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是为了日本绝大多数人民的,同时,时局的发展又日益对我们有利,所以解放联盟——这个决定日本命运的组织,这个有历史意义的组织是一定为日本人民所支持。当然,现在我们的组织不大,人数也还不算多,但是正义的革命的力量开始总是‘星星之火’,而最后又总是‘燃成熊熊之焰’的。现在,聚集在这里的这些火星,在不久的将来,就要燃成巨大的火焰,烧到日本去!”经过充分筹备,4月9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在延安正式宣告成立,野坂参三当选为解放联盟执行委员。同时,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结束历史使命,宣布解散。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8月14日,野坂参三在延安以日共代表、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名义,向日军指挥官及士兵发出通告,敦促他们投诚。随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全体盟员积极投入到协助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的受降接收工作,以及对解除武装的日军的安顿、遣返工作中去。8月24日,野坂参三又提议,由一切反战反军部势力组成日本民主联盟,以此为基础成立临时政府,严格实行波茨坦宣言,根绝军国主义,建设新的民主的日本。

8月30日,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本部、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本部因即将赴前线工作,特在延安王家坪礼堂举行出发纪念大会。野坂参三在会上指出:当解联、工农学校即将离别延安——中共中央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向前线、向日本进发时,没有一个日本学生不回想到几年来亲自受到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各种援助和无限温暖的友情。野坂参三强调:谁要是真正下了决心,为日本人民服务,谁就会不怕一切艰难困苦,冲破一切障碍,坚决勇敢地为建设民主日本奋斗到底。只有如此才是报答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的唯一方法,也只有在那时,才有资格领得日本工农学校的毕业证书。

1945年9月初,一架美国运输机飞抵延安,野坂参三在聂荣臻等的陪同下乘飞机前往张家口,后又换乘苏联军用飞机飞赴莫斯科。不久,野坂参三回到中国东北,从朝鲜釜山乘船,于1946年1月中旬回到离别多年的日本。野坂参三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在延安战斗和生活了将近6个年头,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摘自:《党史纵览》2009年第5期 作者:范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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