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维新运动及其领导者康有为
在八十年代后期，虽然已开始出现了一些以资产阶级观点提出“变法”主张的人，他们著书立说，发表个人意见，但他们人数很少，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很弱，对社会影响很小。而且他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一般是依附于封建主义的洋务派的。
经过中日甲午战争，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主张迅速发展为一个有相当声势的政治运动，这就是康有为所领导的维新运动。维新派用各种方式制造舆论，组织社会政治团体，并且初步形成政党式的组织。康有为和他的门徒、朋友们直接向皇帝提出变法主张，企图通过皇帝的力量来实行他们的纲领。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下旬到八月初的一百天中，维新派似乎达到了成功的顶峰。他们在皇帝的支持下参与了政权，但是立即在一次宫廷政变中遭到惨败。
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以前多次向皇帝的上书，当时都刊印流行，事实上也成了他向公众的宣言。他以外患的危急，瓜分的危机作为立论的根据和要求变法的出发点。他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他所作的《强学会叙言》中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凡百君子，岂能无沦胥非类之悲乎！”（注：《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而384、385。）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他在北京的保国会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中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注：同上书，页407。）他以奋起救亡号召会众：“故今日之会，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励其心力，增长其心力，……果能合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注：同上书，页412。）当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道路相传，亡国的大祸使人忧心如焚。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
维新派是敌视农民革命的。占全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力军；但是，这时农民革命的新的风暴还在酝酿中，没有爆发起来，也没有任何一个比维新派更进步的社会力量能够领导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的爱国救亡运动。因此，资产阶级维新派就以全体人民的代表自居，而且在一个短时期内，它也成了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使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衰败不振的封建主义统治的人民群众的唯一的代言人，虽然是不很称积的代言人。
维新运动是在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大众试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的反映。这次运动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初次走上政治舞台为特征而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前奏。
在这次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中，站在前列的是上层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中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关系较多的一部分。正因此，康有为这样一个半资本主义、半封建主义的人物能够成为这个政治运动的领袖。
康有为()，广东南海县人，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康家最显赫的人物是他的叔祖父康国器，此人在左宗棠部下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同治十年（1871年）官至护理广西巡抚。康有为的父亲康达初，是康国器军中的幕僚，曾在江西任知县。他的祖父、伯祖父和二叔也都曾在本省或外省参加过武装镇压农民起义。
康有为青年时期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他的祖父康赞修讲程、朱之学，是他最早的教师。他从十九岁起到广州有名的理学大师朱次琦那里学了三年。朱次琦的理学是以程、朱之学为主，而又兼陆、王之学的（注：程、朱，是宋朝的程颢、程颐和朱熹。陆、王，是南宋的陆九渊和明朝的王阳明。）。为一派理学家标榜阐发儒家经典的“义理”，反对乾、嘉以来的所谓“汉学”。康有为受到这种影响，鄙弃汉学家在故书堆里进行繁琐考据的风气，企图独立地思考问题。康有为后来反对宋、明的理学，以为宋、明理学“仅言孔子修己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注：梁启超：《康有为传》。见《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16。）而他是自命为有“救世”的大志的。康有为一生主张“尊孔”。在他领导变法维新运动的时候，报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掺入到他所宣扬的“孔教”中间；在这以后，他成了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顽固的尊孔派。他的变法维新主张以不破坏君权为限度，就这点说，他从来没有越出传统的儒家学说的樊篱。
康有为在光绪五年（1879年），二十二岁时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在西樵山白云洞读书。翰林院编修张鼎华游西樵山，遇见了康有为，同他交朋友。张鼎华向他谈论当时说城内外的情形和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时事。受张鼎华的影响，他读了不少“经世致用”之书，即前代留下来的《文献通考》、《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等。就在这一年，他到了一次香港。他自己说，此行使他“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注：《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115。）三年后，他入京投考，经过香港和上海、不但更多地见识了世面，还收集了不少当时出版的外国书的译本，包括讲述世界大势和工艺技术等等方面的书籍。由此而得到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自然科学的知识，虽然很粗浅，但这些是构成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成份。
康有为的思想是封建社会急剧崩溃和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现实的反映，是和封建阶级还保持着难解难分的关系的初兴的资产阶级面对这种现象寻求出路的表现，但康有为却把自己的思想的形成描写得非常神秘。他说，他曾“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又说，他初到西樵山时，“专讲道佛之书，……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诸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习五胜道，见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注：《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114。）虽然他说，不久后，“遂断此学，”但对于这种“内心经验”，是颇为沾沾自喜的。
在这种玄虚的话中，康有为不过是狂妄地把自己想象为“超人”，同天上、人间的诸“魔”战斗，结果取得了胜利，证明了自己“神明超胜”。他把自己和世间的凡人相比，把后者看成不过是一群蠢猪。他说，后来又“专意养心”，这就使他“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注：同上书，页115、117、118。）他还说，在二十七岁时，也就是中法战争的那一年，“秋冬独居一楼，万缘澄绝，俯读仰思，至十二月，所悟日深。……其来现世，专为救众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狱，不投净土而故来浊世，不为帝王而故为士人，……故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注：同上书，页115、117、118。）
一切剥削阶级总是不承认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的力量，而认为自己比群众无限地高明，群众要依靠他们方能得救。他们看不到“民生艰难”是阶级压迫的结果，而认为主要是由于“民智不开”，需要他们来启迪引导。康有为以“救众生”思想激励自己，但也正表露了这种剥削阶级的意识。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十年间，康有为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乡一面讲学，一面建立他的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法战争的失败使他强烈地感受到民族的危机。他和他的学生们密切地注视时局的发展。光绪十年（1884年）他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此书后来改名为《大同书》。在这个著作里，康有为用他所学到的“西学”和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知识进行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并且指出了一个“大同世界”的远景。在经过多次补订后，这本书很晚才发表。为了使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招牌联结起来，康有为在光绪十三年，受廖平《古今学政》一书的影响，开始形成孔子托古改制的思想；光绪十七年（1891年），写成《新学伪经考》，并立即刊行。光绪十八年，在他的学生陈千秋、梁启超等人的协助下，编成《孔子改制考》，这本书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刊行。前一本书，在卫护孔子的名义下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本书把孔子打扮成好象是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平等观念的倡导者。这两本书虽没有直接议当前的政治问题，但都在知识界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为康有为乃其门徒发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而被正统的封建主义者斥为异端邪说。
在中法战争后三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又一次到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九月，他上皇帝的奏书，因为当政的大臣感到文字“过火”，被截留了，这是康有为参加实际政治活动的第一步。这次上书（注：《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23-131。）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当时“外夷交迫”，“兵弱财穷”的危急状况，认为当此“非常之变局”，不能再保持“祖宗”留下的“旧法”，必须改行“新法”。他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虽没有作较具体的阐述，但已孕育着后来提出的一系列具体主张。他考试既失败，上书又不达，只好废然回乡。
到了中日甲午之战时，他第三次到北京，组织了“公车上书”（见第十三章第三节），他所起草的准备由一千多个应考举人联名上奏的吴文，被称为康有为的上皇帝的第二书，也没有能到达皇帝面前。
康有为从他已经形成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出发，抱着狂热的政治雄心。为了实现这个雄心，他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争取皇帝的赞同和官僚集团中的同情，使自己成为大官，从而实际参与政权。在朝廷已经批准马关和约，原来参与联名上书的举人们唯恐惹乱子而妨害自己的功名，纷纷散去的时候，康有为则不顾风险，坚持想达到他的目的。于是他把本来准备联名上奏的呈文修改了一下，再以个人名义呈送皇帝，这是他上皇帝的第三书。（注：《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66-174。）
第三次上书到达了光绪皇帝手中，而且皇帝看了很受感动，下令把它抄送各省督抚，征求意见。这使康有为大为振奋。但发交各省督抚，其实是等于烟消云散。于是康有为接着又作第四次上书。这时他已考中进士，而且有了官职，但只是个小小的工部主事。工部主事无权直接上奏皇帝，必须经由工部堂官（工部的主管官员）转递。工部堂官拒绝为他转递。
光绪皇帝读到的第三书完全是发挥变法的主张。康有为指出局势十分危急：“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讧，祸在旦夕，而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今乃始基耳。”因此必须“大讲变法”，实行新政。“若非大讲变法，是坐待自毙也。”他所要求的“新政”，有一部分是洋务派所讲惯了的，如铁路，轮船、开矿、练兵等，但他认为这些还不是根本，他把他的根本主张概括为三点：“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这是说，现在皇帝左右，多半是庸碌无用的人，所以必须破格任用真正的人才，并且广开言路，使下情能够上达，使皇帝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在皇帝没有能读到的第四书中，他更具体地说明了他的这些主张。但说来说去，他的变法主张，归根结蒂要靠皇帝一个人下决心。他的第三书中说：“凡上所陈，其行之者仍在皇上自强之一心，畏敬之一念而已。”（注：《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时务报馆印本），页32。（《戊戌变法资料》所载第三书有删节，这几句话被略去了。））第四书中说：“夫中国人主之权，雷霆万钧，惟所转移，无不披靡。”他认为，只要皇帝“引咎罪己”，然后对大小官员，严行赏罚，再擢用新进人才，并且下诏“求言”，那么立刻“天下雷动，想望太平，外国变色，敛手受约矣。”于是就可以放手实行种种新政，从改革官制直到开矿修路，振兴工农商业，“十年”就可以使中国成为富强的大国了。（注：《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85-186。）
从他的四次上书的内容来看，他的基本方向在于争取皇帝从上而下地实现他的政治主张。这是传统的“圣君贤相”主义。他要光绪皇帝做圣君，他自己就是贤相。他想使皇帝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向进行政治改革，他攻击现存的官僚体制，想用新的人才来挤掉旧的官僚，这使守旧的官僚们大起反感。康有为既未能实现其“一步登天”的想望，又不愿在京城里做侍奉上司的小官，于是在这年六月，即在第四书受梗不能上达后，他在北京转入组织强学会的工作。不久离开北京，他和他的门徒们在各地进行制造舆论和组织团体的活动。
（二）维新派的宣传组织活动
康有为这样的政治活动家只是在“上面”碰壁后，才到“下面”去找寻支持力量。但他所要找的并不是广大的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力量。
康有为后来叙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北京组织强学会的起因说：“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明朝禁止士人结社集会——引者），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在外省开会，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士夫开之于京师不可。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而举之于辇毂众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故自上书不达之后，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133。）这段话里除了说明他是因“上书不达”才去“开会”以外，还说明了：一、他的所谓“大群”，并不包括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不过是指“士夫”，也就是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二、他认为在京城里集会号召，既可以影响各地，又可以避免造反的嫌疑。事实上，他也的确不是要造反。
在康有为考中进士时，由于几次上皇帝书，加上他的门徒的吹嘘，他在上层社会中已成为知名人士。所以他号召成立强学会，虽然在当时算是空前的事，但得到了某些当政的官僚的支持。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列名为发起人之一，光绪皇帝的老师，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答应每年拨给固定经费。他们都是光绪皇帝的亲信。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在小站练兵的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也加入了。李鸿章表示要捐二千两银子入会，由于中日甲午战败后李的声名不好，没有被接受。
这时，维新派和洋务派的界限是不分明的。维新派把洋务派看作同志，洋务派则把维新派看作洋务人才中的后起之秀。康有为说：“患贫而理财，而专精农工商矿之学者无人；患弱而练兵，而专精水陆军及制造船炮之学者无人；乃至外国政俗，亦寡有深通其故者，此所关非细故也。顷士大夫创立强学会于京师，以讲中国自强之学”。（注：《上海强学会序》（康有为撰，以张之洞名义发表）。《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385-386。）由此可见强学会标榜的宗旨同洋务派所说的“自强”是差不多的。但是采取群众集会的形式，这是洋务派没有做过的事。
北京强学会活动的时间只有四个月左右。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天，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上奏，指责成立强学会是“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经慈禧太后批准，下令封闭。李鸿章这时倒并不是把维新派看做大敌。他破坏强学会，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官僚集团内部主战、主和两派互相龃龉的一个表现。强学会既把李鸿章拒于门外，翁同龢、文廷式等“主战派”又是强学会的支持者，强学会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与讲求中外掌故”，免不了要谈到战争失败的教训和李鸿章的责任，这是李鸿章所不能容忍的。
北京强学会成立后，康有为创办《中外纪闻》，由梁启超、麦孟华主编，木刻活字印刷，每月一小册，随《京报》（当时一种专门录印朝廷中的上谕和奏折的官报）分送在京的官员们，不收费。内容多半是转载上海广学会（外国教会的一个组织）办的报刊上的文章，每期有论说一篇。开办时每期印一千份，后增至三千份左右。这份报纸的内容单薄，社会影响不大，但它是维新派所创办的第一份刊物。
在北京强学会被封闭以前，康有为已到了南京，同两江总督张之洞联络。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十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上海强学会的序（宣言）由康有为起草，以张之洞的名义发表，章程是由张的幕僚梁鼎芬和康有为共同拟定的，经费主要由张之洞资助。章程中规定：“入会诸君，原为讲求学问，圣门分科，听性所近。今为分别门类，皆以孔子经学为本”，“到局之后，倘别存意见，或诞妄挟私及逞奇立异者，恐于局务有碍，即由提调董事诸友公议辞退。”（注：《上海强学会章程》。《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392、393。）这样的规定，显示了张之洞控制上海强学会的痕迹。反对所谓“诞妄挟私及逞奇立异”，是为了防止强学会的言论行动超越洋务派所容许的范围。
上海强学会发行《强学报》，这个报纸不用清朝的纪年而以孔子生日纪年。张之洞立即站出来干涉，下令停发会费，并禁止报纸发行。不久，北京强学会被封闭，上海强学会也随之瓦解。但实际上，由于张之洞改而采取反对态度，即使没有北京御史的参劾，上海强学会也已站不住了。
《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停刊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维新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同年冬，在澳门创办《知新报》，次年夏，在长沙创办《湘报》，十月，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这几份报纸，成为维新派的主要舆论机关。他们大声疾呼，痛切申述国家已处于危亡的状况，旗帜鲜明地表示他们所主张的变法不仅是修铁路、造轮船、开矿、练兵、买新式枪炮，而是要在政治上有一番改革。
《时务报》的主编梁启超（年），是维新派的一个最著名的宣传家。他是广东新会县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他十七岁时中举人，次年开始读到《瀛环志略》和翻译的西书，并且遇到了康有为，被康有为的言论所震动。从此成为康有为的弟子，积极参加康有为所领导的活动。他在《时务报》上从第一期起发表《变法通议》长文，以慷慨激昂的语调论述，能否认真实行变法是关乎中国存亡的大问题。他以比较通俗的文字发挥新颖的思想，所写的文章能够适应当时初接触新事物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在感情上深深打动读者，因而他的文章非常受人欢迎。
维新派通过报刊把他们的思想诉诸社会，广泛地影响群众，左右舆论。《时务报》发行数量达万余份，这是空前的事。反对维新派的胡思敬说，《时务报》“张目大骂，如人人意欲所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注：《戊戌履霜录》卷二，民国二年刊本，页2。）顽固派的屠仁守也说，《时务报》发行以后，“虽以僻寂荒城，独无分局，而皆辗转丐托，千里递寄，数人得共阅一编，资为程课”（注：《翼教丛编》卷三，光绪二十四年刊本，页26。）。
维新派明确地把报纸作为政治工具来使用。康有为说：“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注：《上清帝第二书》。见《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49。）梁启超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521。）严复为《国闻报》作的缘起中也说：“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注：《严几道诗文钞》卷之四，上海国华书局民国十一年版，页17。）这三个维新派的名人，一致强调报纸的社会政治作用，把报纸当成救国的手段。中国从同治初年起就有报纸，但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维新派中最激进的谭嗣同还称报纸为“民史”，（注：《湘报后序下》。《谭嗣同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版，页139。）把它同“官书”对立起来。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在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康有为重到北京，他一方面继续用上书皇帝来叩击紫禁城的宫门，一方面和他的门徒积极组织学会，发动他们所能发动的群众。当年十二月以后，先后在北京组织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知耻学会等。这时恰逢会试，应试举人在北京云集，康有为利用这个机会，经过李盛铎、梁启超、康广仁的活动，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间在粤东馆召开了著名的保国会。第一次到会的约二、三百人，其中包括一些小官员，由康有为登台演讲。他慷慨陈词，号召人们起来挽救国家危亡的局面。他说，在中法之战后，他“曾上书请及时变法自强，而当时天下皆以为狂”。经过创巨痛深的甲午之战后，“仍不变法，间有一二，徒为具文”。到了今年胶州湾事件后，形势越来越危急了。“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故今日当如大败之余，人自为战，救亡之法无他，只有发愤而已”。（注：麦孟华记康有为在保国会的讲词。《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407-410。）接着，二十五日和二十九日又连续开了两次大会，参加人数都超过百人。
大会发表的宣言《保国会序》，由康有为执笔，内容同样是痛述危急的局势，历数当年丧权辱国之事二十件，指出北京已成为“崇祯甲申之燕市，北宋政和之汴京”，“筑路用人之权皆失，则是国土夷于属地，君上等于仆隶，岂得为有国者哉！”面对这种局势怎么办呢？“昧昧我思之，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耻以振之，惟有厉愤气以张之。”（注：《保国会序》。《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397、398。）
康有为又起草了保国会的章程。章程中第一条指出，“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又具体揭示宗旨：“为保全国家之政权土地，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为保圣教之不失，为讲内治变法之宜，为讲外交之故”。（注：《保国会章程》。同上书，页399。）
列名参加保国会的有一百八十六人。同强学会显然不同的是，洋务派的大官僚均未列名。一些大官的子弟，如翁同龢的从孙翁斌存，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经是强学会的活跃分子，但都未加入保国会。
保国会的召开，是百日维新前维新派政治活动的高潮。它的活动基本上是一次爱国主义运动。康有为在大会上的演说和保国会章程，主要是以救亡相号召，虽然提到变法，也是放在不显著地位。维新派这样做，显然是为了便于动员更多的群众团结到他们的旗帜下。在另外的场合，例如康有为的上皇帝书中，则把救亡和变法的关系说得很清楚。参加和响应保国会的有些人并不完全同意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但是都被维新派提出的救亡口号所打动。维新派的声势因此而大大加强了。
在京城以外，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年）间，各种名目的会，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建立，形成了一股立会、办报、办学堂、办书局的潮流。有的学会，如苏学会（光绪二十三年在苏州成立）虽然是在维新派立会潮流的影响下成立的，但其章程中规定：“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会之宗旨”，还规定：“勿议朝政，勿谈官常”。（注：《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446。）这显然还是洋务派的调子。不少学校，原来就是洋务派举办的训练洋务人才的场所，有些学校只是将书塾或书院的招牌换个名称，课程内容丝毫没有改变，也不能算做维新派的阵地。但是新建的这类机构，在维新思想支配下的终归是多数。见于记载的比较著名的学会在三十个以上，报刊在五十种以上，学校也在五十所以上。
学会的性质是多样的，有纯属政治性的学会，有兼学西方政治和技术的，有专学西方技术的，有讲求幼童教育的，有提倡改变社会风气的（如不缠足会、戒烟会）等等。虽有这些区别，总的宗旨是向西方学习，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改革旧社会、旧政治的要求。算学会、农学会、地学公会这样的组织，也是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方式来参加政治运动，不能单纯看作是学术团体。但是，这些学会分散在各地，都只有松散的组织，缺乏集中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各自为政，旋生旋灭。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湖南建立的由谭嗣同、唐才常等领导的南学会，是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个组织。当时湖南的巡抚陈宝箴，是接近张之洞的洋务派官僚，在省内推行有限度的“新政”。长沙赞成维新的人集聚在南学会中，讨论时局，提出建议，发行《湘报》，鼓吹革新，在同地方保守势力的对峙中，占有优势。梁启超甚至把南学会说成是“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同上书，第一册，页300。）
维新派的学会、报刊、学校所组织和影响的基本群众是对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的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维新派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在他们的报刊上，提出了“民权”的口号。西方资产阶级所讲的民权，其实是资产阶级之权。维新派有时明确地说，他们所要的乃是“绅权”。梁启超说：“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教之维何？唯一归之于学会而已”。（注：《上陈宝箴治湖南应办之事》。《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553、555。）他们以为通过学会可以把他们所依靠的这种绅士力量组织起来，并通过学会及其他宣传教育工具而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维新主张贯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
在立强学会时，维新派并没有把学会当作政党。梁启超后来说：“彼时同人固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注：《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同上书，第四册，页254。）但是后二、三年成立的南学会、保国会这样的组织，有了比较明确的政纲，虽然组织还非常松散，可以说已经是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雏形。
保国会活动的时间很短。在它成立一个月后就有御史黄桂鋆上奏弹劾说：“近日人心浮动，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若准各省纷纷立会，恐会匪闻风而起，其患不可胜言。且该举人等无权无势，无财无位，赤手空拳，从何保起？抵制外人则不足，盗窃内政则有余。况即如所说，浙人保浙，滇人保滇，川人保川，推而广之，天下皆为人所保，天下不从此分裂乎？名则保其桑梓，实则毁其家邦，此风万不可长”。“如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皆由保国会党包藏祸心，乘机煽惑，纠合下第举子，逞其簧鼓之言，巧立名目以图耸听，冀博一准办之谕旨，便可以此为揽权生事之计”。（注：《禁止莠言折》。同上书，第二册，页465。）
康有为力求不被误认为造反，但在封建守旧派看来，他的这种组织活动却大有造反的嫌疑。保国会有的发起人从签名簿上删去了自己的名字。还有别的御史也上书弹劾。军机大臣刚毅还准备查究。据康有为说，由于光绪皇帝说了“会为保国，岂不大善”，（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143。）才免于查究。但经此挫折，保国会也就涣散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维新派的宣传、组织活动，的确起了重大的作用。虽然是混杂着封建思想的不纯粹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但比起传统的封建思想来，毕竟是新鲜的和有锐气的。它冲破封建社会腐败沉闷的空气，激发起人们关心国家命运的热情，启发了人们探求救亡之道的积极性。一时社会风气大变。
有一个当时人描写说：“至戊戌春康君入都，变法之事，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注：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同上书，页249-250。）康有为的学生欧榘甲后来回顾说：“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潏沸，不可遏抑也”。（注：《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同上书，第三册，页156。）胡思敬则说：“乙未（光绪二十一年）以后，士习日嚣，无赖者混迹报馆，奋髯抵掌，议评国政。农学、商学、算学、蒙学诸名色，此犹一家言也。津、澳、闽、粤、湘、汉之间，私署地名，大张旗帜，以次流衍，都二十余家，而《时务报》蔓延最广。”（注：《戊戌履霜录》卷一，页18。）这个维新运动的反对者的愤愤的叙述恰恰反映了这个新思潮的声势。
维新派要求的只是改良而不是革命。但是他们通过学会、学校、报刊，把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卷入政治运动之中，使他们在思想上资产阶级化，他们又通过这些工具而使资产阶级分子政治化。他们的宣传组织活动所起的影响，超越了他们自己的意愿，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作了准备。
（三）维新派和洋务派的论战
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在实际上宣告洋务派破产，而在政治上、思想上驳倒洋务派则是维新派的功绩。维新派相当全面地批判了洋务派的主张，从批判中阐明了自己的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
在这场论战中，维新派主动发起进攻，生气勃勃，发表了大批具有鲜明的观点，论辩性极强的文章。在洋务派方面，论战的主角是张之洞。除了以他的名义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发表的《劝学篇》外，他的一些幕僚和追随者也发表了大量攻击维新派的文章。顽固的守旧派当然坚决反对维新，他们也参加论战，成了洋务派的同盟军，但并不能使洋务派增添多少力量。
论战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中心问题是一个，就是要不要让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实行君主立宪，以代替向来的地主阶级一个阶级专政的君主专制制度。
洋务派也用过“变法”的口号。维新派从实际事实出发批判洋务派的变法，使自己的主张同洋务派区别开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在《上皇帝第四书》中就说：“近者设立海军、使馆、招商局、同文馆、制造局、水师堂、洋操、船厂，而根本不净，百事皆非。故有海军而不知驾驶，有使馆而未储使才，有水师堂、洋操而兵无精卒，有制造局、船厂而器无新制，有总署而不通外国掌故，有商局而不能外国驰驱。若其徇私丛弊，更不必论。故徒糜巨款，无救危败，反为攻者借口，以明更张无益而已。”他把洋务派的变法称作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注：《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78。（据时务报馆印本校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把洋务派的变法称为“小变”。“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注：《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97。（据时务报馆印本校正））同年，在《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中他又说：“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他指斥洋务派的变法仅仅是“变事”，认为“变一事者，微特偏端不举，即使能举，亦于救国之大体无成”。（注：《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216。（据时务报馆印本校正））他认为洋务派的变法只能叫做“弥补”，而弥补并不是真正的变法。他声称自己所主张的变法是“扫除更张，再立堂构”。（注：《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79。（据时务报馆印本校正））因此是根本的变，不是枝节的变；是“大变”，不是“小变”。
洋务派不能否认他们自己的一套已经宣告失败的事实，只能进行狡辩。张之洞称维新派为“苛求之谈士，”把他们的批判斥为“局外游谈”，他不承认洋务运动本身有弱点，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国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责任之不专，经费之不充，讲求之不力”，（注：《劝学篇》。《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页229-230。）这种辩解是很无力的。
维新派主张从“根本”上进行变法，那么究竟什么是“根本”呢？通过论战，维新派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明。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变法通议》中的一节）。他也同他的老师一样指斥洋务派是“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他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注：《时务报》第三册（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见《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页19、21。）差不多同时，谭嗣同也与人辩论说：轮船、电线、火车、枪炮、水雷以及织布、炼铁机器，都不过是“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他讥笑洋务派对于西方的“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注：《报贝元徵》。《谭嗣同全集》，页397。）可见，在他们看来，变法的本原或根本，就是要改变“官制”，要学西方的“法度政令”。
光绪二十四年初，康有为在答复总理衙门大臣宜如何变法的询问时，声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140。）同一个时候，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又说：“故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原也”，（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200。）同梁启超讲的是一个意思。他们要求改变官制就是要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洋务派的主张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什么是“中学为体”呢？张之洞解释说：“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也。”（注：《劝学篇·变法》。《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三，页22。）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四维指礼、义、廉、耻。这是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和宗法关系的规定，实际上就是指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封建守旧派连“西学为用”也不赞成，但“中学为体”却是洋务派和守旧派一致同意的。维新派的言论家们虽然并不能真正同封建思想彻底决裂，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企图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输入中国，这就动摇了“中学为体”这个原则。在他们和一切封建主义者之间也就不能不形成尖锐的对立。
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严复就在《辟韩》一文中批判了君臣之伦，他以为，工人、农民、商人为便于从事自己的本业，才共同推举了一个君主来保卫他们的生产财产。“故曰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注：《辟韩》。《严几道诗文钞》卷三，页6。）严复不能从阶级观点出发说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他用这种说法否定了君臣之伦是“天道”，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来驳斥把君臣关系看成主奴关系的封建主义传统思想。这篇文章于光绪二十三年在《时务报》上转载后，为反对“中学为体”的路线提供了理论根据。谭嗣同在《仁学》中对君臣之伦，父子之伦，夫妇之伦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不仅同严复一样，认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君末也，民本也”，而且提出了“君为独夫民贼”的看法。他否定封建主义的父子关系、夫妇关系。他指出：“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注：《仁学·卷下》。《谭嗣同全集》，页56、66。）《仁学》虽在他死后才刊行，但这类思想是维新派批判封建主义的武器，并已开始在社会上传布，当无疑问。
为了反驳维新派对三纲五伦的批判，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他认为变法决不能抛弃三纲五常的封建之道，大骂维新派“忘亲”、“忘圣”、“有菲薄名教之心”、“欲尽弃吾教以从之”、“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二、二○三，《明纲》、《变法》等篇。）
《时务报》转载《辟韩》一文后，张之洞支使屠仁守写了一篇《辩辟韩书》在《时务报》上发表，文中说：“夫君臣之义，与天无极，其实尊卑上下云尔，自有伦纪以来，无所谓不得已之说也”，从而骂《辟韩》是“蔑古拂今，干纪狂诞之说”。（注：《时务报》第二十九册，页20、22。）一些封建守旧派也跟着大骂。例如有人说：必须遵守“君为臣纲”的原则，所以“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否则，“不十年而二十三行省变为盗贼渊薮矣。”又必须遵守“父为子纲”的原则，否则，“父殴子坐狱三月，子殴父坐狱三月，轻重罕别，伦理灭绝，不十年而四万万之种夷于禽兽矣”。（注：《王干臣吏部实学平议》。《翼教丛编》卷三，页14。）
这些人维护三纲五常的理由只是：从古如此，今后也必须如此，实际上除了谩骂以外，什么道理也说不出来。
对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的反驳，维新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之说加以痛斥：“由于深中陋儒之毒，桎梏于纲常名教之虚文，谬创‘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说，以为上可虐下，下不得违上，而臣子之含冤负屈，草菅于暴君顽父之前者踵相接，以是毁家亡国者，不可胜数也。而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君得自主，臣亦得自主，父得自主，子亦得自主，夫得自主，妇亦得自主，非君尊而臣卑，父尊而子卑，夫尊而妇卑，可以夺人天赋自由之权也。”（注：欧榘甲：《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页159。）
维新派高唱自由、平等、民权、立宪、议院这一套从西方资产阶级学来的东西，在当时是对于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的猛烈的冲击。洋务派和其他一切封建主义者对此感到非常惊惶。
张之洞说：“方今中华，诚非雄强，然百姓尚能自安其业者，由朝廷之法维系之也。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注：《劝学篇·正权》。《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二，页24。又见《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页222。）一些封建守旧派也跟着喊叫说：“人人平等，权权平等，是无尊卑亲疏也。……平则一切倒行逆施”，“治之下者，大权不可旁落，况下移于民乎？所宜通者，唯上下之情耳。”（注：《翼教丛编》卷五，页2、3。）“悍然忘君臣父子之义，于是乎忧先起于萧墙，……而隶卒优倡俨然临于簪缨巾卷之上。”（注：曾廉：《蠡庵集》卷十二，《上杜先生书》。）封建统治秩序已经十分腐朽，禁受不住资产阶级新思想、新政治的冲击。这些封建主义者在这种冲击下无限恐惧地预感到颠覆传统的统治秩序的局面将要出现。
封建主义者认为，“大权下移于民”是万万不能做的，可行的只是“通上下之情”，这所谓“下”其实只是指地方士绅。维新派也常鼓吹要“通上下之情”，不过他们所说的“下”，包括新起的资产阶级在内，比封建主义者所指的“下”范围广一些。至于封建主义者害怕提倡民权会引起“下民”造反，“一切倒行逆施”。我们不久以后就会看到，维新派在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时用的是同样的话。但在这时，维新派还以为宣扬“民权”，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而且可以起消泯被压迫人民造反的作用。
维新派探讨救亡之道，还得出一个结论说，只要“开民智”，国家就不会亡；即使亡了，也没有关系，还可以恢复。所以，他们认为，要保国，必须先保教、保种。他们说的教就是孔教。他们仍然打着封建主义的传统的孔子之道作招牌，这是他们并没有彻底的反封建立场的表现。至于他们所谓保种，其含意至为模糊。按照他们的说法，要保种就必须开民智。立学会、办学校，就是为了开民智，而达到保种、保教的目的。为表达这种观点，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甚至这样说：“我辈以教为主，国之存亡于教无与。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注：《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544-545。）从这种似乎很奇怪的说法，可以看出，这些自命为懂得新学的知识分子，如何狂妄自负地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主体，开民智要靠他们，国家的命运，以至人类的命运也要由他们决定。
这些维新派人物一方面说亡国也没有关系，一方面又提出保国的口号。他们自己解释不清楚这种矛盾的观念。实际上，他们是在模糊地表示，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存亡已不值得留恋，而应当代之以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不过他们不能自觉地说出这样的思想，更不可能通过实践来实现这个思想。
正因此，维新派的保国会成立以后，御史文悌上书弹劾说：保国会的宗旨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张之洞也在《劝学篇》中痛心疾首地攻击维新派的观点说：“今日颇有忧时之士，或仅为尊崇孔学为保教计，或仅以合群动众为保种计，而于国、教、种安危与共之义忽焉。传曰：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孟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此之谓也。”（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二，页4。）在他看来，种属于国，教属于国，必须把保国放在第一位。他所说的国即现有之国，也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清朝政权。形式上，两派间争论问题好象是保国和保种、保教何者为先，从实质看，两派的分歧在于要保的是不同阶级的国家。
（四）维新派的向西方学习
毛泽东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1474。）
康有为、严复都属于戊戌维新时代的人物。
严复()，福建侯官县人。他在十四岁时考入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同治九年（1870年）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了几年，光绪三年（1877年）二十五岁时，被派到英国留学。二年后回国任船政学堂教习。光绪六年（1880年）调任李鸿章主持的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这个职务他连续担任了二十年。严复在英国时已读过欧洲著名资产阶级学者亚当·斯密、边沁、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著作。他的西方知识比维新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多得多。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天津主办《直报》，两年后又主办《国闻报》，发表过几篇主张变法的有名的论文。他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虽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才正式出版，但译稿至迟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已完成。梁启超曾读过译稿，并且把它的内容介绍给康有为。《天演论》的译本在出版前已成为维新派的主要思想养料之一。以后严复又翻译过多种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关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的书，但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天演论》的影响最广。
严复说：“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他又竭力鼓吹“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他认为要使中国象“西洋”一样地富强起来，必须“用西洋之术”。（注：见严复著《原强》、《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等文。《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页57、63、74等处。）康有为、严复和其他维新志士都明确地主张，要找到救国的途径，必须向西方学习。他们所说的“西学”，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
维新派拿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做衡量的标准，使他们痛感到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和腐朽。他们以“西学”为武器，向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挑战，向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观念挑战。他们强烈地反对八股文的科学考试制度，提倡“兴女学”，鼓吹废除女子缠足这样的恶习。他们敢于理直气壮地提出这些对于封建主义“离经叛道”的主张，是因为他们学了西方资产阶级之学的原故。
严复到过欧洲，看到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贫富对立的现象，所以他在文章中写道：“夫自今日中国而视西洋，则西洋诚为强且富，顾谓其至治极盛，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二百年来，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民生日用之际，殆无往而不用其机。加以电邮、气舟、铁辙三者，其能事足以收六合之大，归之一二人掌握而有余。此虽有益于民生之交通，而亦大有利于奸雄之垄断。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他还指出，西方国家贫富悬殊的现象比中国更利害，因此在这些国家中也存在着“大乱”的危机。（注：《原强》。同上书，页50-51。）但是严复所学的西学，不能帮助他懂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西方国家中为什么会有贫富的差别，为什么社会财富为少数人垄断，他作不出正确的解释。（他把垄断的产生说成好象是由于有了铁路、轮船等原故）。他模糊地看到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封建的奴役制度有所不同，但贫富悬殊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所以他说：“尚幸其国政教之施，以平等自由为宗旨，所以强豪虽盛，尚无役使作横之风，而贫富之差，则虽欲平之，而终无术矣。”（注：《原强》。《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页50。）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已经兴起，对于这些，代表中国初起的资产阶级的维新派是完全不能了解的。象严复上述的言论，算是看到了一点资本主义的病态，在维新派中是个别的例外。他们一律地都是以幼稚的学生的态度唱着“西学”的赞美诗，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包括其社会政治制度说成是至善尽美。
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一篇文章中把封建的中国说做“不新之国”，而赞扬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为“求新之国。”他说：“求新之国，其君明以仁，其臣忠以毅，其民智以雄，其政通，其事精，其器莹，其气则华郁缤纷，其屋室城池郭邑宫府委巷街衢园囿台沼椽采，皆瑰玮丽飞，朱华高骧，平夷洞达，光焰炤烂。徘徊其乡，则心旷神怡，乐以忘返矣，遑问其国之治否之何若矣。”（注：《经世文新编序》。《饮冰室文集》之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页47。）他在同一年的另一篇文章又说，二千年来的中国，是“千疮百孔，代甚一代”，而“欧洲各国，百年以来，更新庶政，整顿百废。议政之权，逮于氓庶。故其所以立国之本末，每合于公理，而不戾于吾三代圣人平天下之议。其大国得是道也，乃纵横汪洋于大地之中而莫之制，其小国得是道也，亦足以自立而不见吞噬于他族”。（注：《西政丛书序》。《饮冰室文集》之二，页63。）梁启超的这种对资产阶级文明的礼赞在维新派中是有代表性的。谭嗣同也说：“西人之治之盛，几轶三代而上之”。（注：《延年会序》。《谭嗣同全集》，页141。）他们用封建的传统语言颂扬资本主义。在这种语言中，所谓“三代之治”是至高无上的理想政治。
严复说：“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呜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注：《原强》。《严几道诗文钞》卷一，页26。）这也是把西方资产阶级所实行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看成是至善尽美的政治。
康有为写过一本《大同书》，论述他的理想社会。这本书的内容极其庞杂，充满了各种互相矛盾的观念。详细地分析这本书不属于我们这里的任务。这里要说的是虽然他在描述他的大同理想时有些语言类似于空想社会主义，但是就其主要内容而言，他所憧憬的理想其实是个资产阶级王国。他说，他的大同世界是“无有阶级”、“人人平等”的，但他所谓“阶级”其实是指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他所谓平等，仅仅是“无有臣妾奴隶，无有君主统领”意义上的平等，是资产阶级的平等概念。他所说的大同之世，是有国家、有政府的，所实行的乃是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度。他把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极度地美化和理想化。他说：“凡扫尽阶级而人类平等者，人必智而乐，国必盛而治，如美国是也”。（注：《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页110。）原来资本主义的美国就是他的“大同社会”的标本。
康有为写成《大同书》后，终其身没有全文发表。他的学生张伯桢说：“书成，既而思大同之治，非今日所能骤行，骤行之恐适以酿乱，故秘其稿不肯以示人”。（注：《南海康先生传》，页66。）康有为在维新运动中要皇帝效法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他所想实行的只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他把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编织进他的“大同世界”的浪漫主义的幻想，那是他所不敢设想能够付之实践的。
维新派又把资本主义的国与国的关系极端地美化和理想化。这从他们对国际公法的赞扬中可以看到。谭嗣同说：“万国公法，为西人仁至义尽之书”。（注：《报贝元徵》。《谭嗣同全集》，页423。）他们完全不懂得，民族压迫和民族侵略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引起的现象，却以为西方资产阶级所制定的国际公法就能够保证每一个国家的独立。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会遭到西方国家的侵略呢？谭嗣同的解释是：“惜中国自己求亡，为外洋所不齿，曾不足列于公法，非法不足恃也”。（注：《报贝元徵》。《谭嗣同全集》，页423。）维新派用这种说法来论证必须赶紧实行“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他们其实是散布了这样一种幻想，以为中国不需要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认真地进行斗争，只要向西方学习，同西方国家一样实行资本主义，就可以依靠“仁至义尽”的国际公法而得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由。谭嗣同的说法是：“凡利必兴，凡害必除，如此十年，少可自立，不须保护，人自不敢轻视矣。每逢换约之年，渐改订约章中之大有损者，援万国公法，止许海口及边口通商，不得阑入腹地。……但使一国能改约，余皆可议改。如此又十年，始可由富而强，始可名之曰国”。（注：《报贝元徵》。《谭嗣同全集》，页412、413。）
所以维新派既在国内政治上采取改良主义的立场，也在如何摆脱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抱着改良主义的幻想。这种幻想使他们甚至于提出一套完全是为帝国主义侵略者辩护的说法。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三年作的《南学会序》中说，现在西方国家要来分裂中国实在容易得很，它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瓜分中国会造成“沦胥糜烂”的局面，对它们的商务不利。“而无如中国终不自振，终不自保，则其所谓沦胥糜烂者，终不能免，而彼之商务，无论迟速，而必有受牵之一日。故熟思审处，万无得已，而势殆必出于瓜分云尔。然则吾苟确然示之以可以自振，可以自保之机，则其谋可立戢，而其祸可立弭，昭昭然矣。此所以中东之役（即中日甲午战争——引者）以后，而泰西诸国犹徘徊莫肯先动，以待我中国之有此一日。及至三年，一无所闻，而德人之事（指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引者）乃复见也”。（注：《南学会序》。《饮冰室文集》之二，页66。）按照这种说法，帝国主义并不愿意瓜分中国，倒是希望中国自己振作起来、富强起来的，而且是在耐心地等待的。只要中国自己振作起来，也就是按照这些维新志士们所说的实行变法维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机就自行消弭了。
这种议论无异于说，帝国主义列强是善意地希望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这是根本违反历史事实的论断。抱着这种幻想，当然不能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口号。他们的所谓“自振”显然不是唤起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认真作斗争。
不但如此，维新派甚至幻想中国可以依靠某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来实现变法主张而达到富强的目的。光绪二十四年初，日本参谋部派神尾光臣、?
川重太郎、宇都宫太郎三人到中国，游说和拉拢中国各派政治力量。这三个日本人曾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络，又在汉口同维新派的谭嗣同谈过话。谭嗣同的朋友唐才常在《湘报》上发表《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一文中说，这三个日本人向谭嗣同表示极为赞赏湖南的新学运动，而且表示日本愿同中国结成盟好，并说：“如联盟计成，吾当为介于英，而铁轨资焉，国债资焉，兵轮资焉，一切政学资焉”。唐才常在文章中高兴地说：“今日人既愿联盟我，且愿密联中、英相犄角，且愿性命死生相扶持，千载一遇，何幸如之，何快如之”。（注：《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页104。）这种联合日本和英国的想法是维新派中许多人的共同主张。当时帝国主义各国在东方大致上是俄、德、法为一方，日、英、美为一方，互相抗衡。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在李鸿章主持下主要是投靠俄国，而维新派也就把幻想寄托到后一方面去了。
康有为在光绪二十三年的《上皇帝第五书》中列举他的变法纲领，其中有一条就是：“大借洋款，以举庶政”。（注：《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94。）谭嗣同在光绪二十一年的《报贝元徵》书中甚至提出这样荒谬的设想，说是“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不如拿来“分卖”给英、俄二国，他以为这笔卖地得款，除了偿还对日本的战争赔款以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注：《谭嗣同全集》，页406。）可见这些维新派人士在当时如果真能取得政权，大行其志，也很难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殖民地的道路。他们是解决不了使中国独立自强的问题的。他们要使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也只能是个幻想。
（五）庸俗进化论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
维新派要求变法，要求社会上层建筑发生某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变，所以他们对于封建主义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康有为说：“盖变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沧海成田，历阳成湖，地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不一变，无刻不变。”（注：《进呈俄罗斯彼得大帝变政记序》。《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页1。）“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注：《应诏统筹全局折》。同上书，第二册，页198。）这些议论是虎虎有生气的。
但是维新派是以庸俗进化论作为指导思想，他们所承认和要求的只是渐进的变化。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注：《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页276。）维新派最先利用了从外国输入的庸俗进化论。
康有为的变法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书，形式上是讲西汉时期公羊学派的三统三世说和孔子托古改制说，但实际上他是把西方的庸俗进化论塞进了公羊学说框子。他用庸俗进化论来解释公羊学说，制造成他的变法理论。
西汉公羊学派三统三世说是适应方兴的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所谓“三统”是说，每一个新的朝代的出现，都各自受命于天，自成为一个“统”。由此证明，刘邦虽然出于亭长的卑微地位，但他所建立的朝代是受命于天的一个新的“统”，同上一个朝代没有继承关系而完全有存在的权利。所谓“三世”是说，社会的发展，按先后次序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由乱到治，愈变愈好。公羊家的三统三世说虽然托名于孔子，但其实是同孔子本人的社会历史观对立的。孔子认为，一切典章文物，到周朝已经十全十美了。周代以后，则是每下愈况，所以为治之道，必须向周朝学习，复三代旧制。这是反对新兴的封建制度而企图复辟奴隶制度的观点。
公羊学派的学说在东汉以后长期湮没不彰，至晚清时才有人注意到它。在康有为之前，刘逢禄、龚自珍、陈立等人开始以公羊学说为依据议论改革。康有为锐敏地抓住这个学说，把两千年前还在上升期的地主阶级的思想武器，利用来作为他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立场上主张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并且又把西方的庸俗进化论渗入到他的理论中去。
康有为曾说：“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
（注：康有为：《论语注》卷二。《万木草堂丛书》，1917年刊，页10-11。）这段话中所说的族制、部落、国家的演变，以至君主、立宪、共和的各阶段的发展都是根据严复翻译的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注：《严译名著丛书：群学肄言》，商务印书馆版，页50-51。）在这段话里反复讲的“渐至”观念是同公羊家的说法不合的。按照公羊的学说，后一朝代与前一朝代，即新统与旧统之间截然无关，因而并不能说是什么渐至。斯宾塞《群学肄言》的严复译本中说：“民之可化至于无穷，唯不可期之以骤”，严复在《原强》一文中就特别介绍了斯宾塞的这句话。不承认骤变，而只承认渐变，这正是庸俗进化论的观点。
这种只承认渐进的观点是康有为始终反复强调的。例如他说：“进化有渐进，仁民有渐进，爱物亦有渐进，此皆圣人所无可如何，欲骤进而未能者”。（注：康有为：《论语注》卷七，页12。）“万无一跃飞越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注：《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中之附录，该书上册，页212。）
庸俗进化论只承认事物的量变，否认量变过程的连续性的中断，否认质的飞跃，否认从旧质到新质必须经过骤变，即突变才能实现。这种观点，在政治上，就是只主张点滴的改良，否定革命，主张同旧势力妥协，否定决裂。康有为强调这个观点，用它来为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服务。
康有为抬出孔子作变法的祖师，也是由他的改良主义路线决定的。他既然否定革命，否定用暴力推翻现有制度，主张依靠皇帝的意旨，依靠京师士大夫的响应，他就必须打出封建圣人孔子的招牌来证明自己的主张的合法性。他认为从公羊学说中能够发现孔子的微言大义，而这正好作为他的变法主张的依据，因此便竭力加以宣扬，以争取皇帝和士大夫的支持。但是他所讲的并不是当时占正统地位的程、朱、陆、王所解释的孔子学说，所以仍然不能不遭到封建主义者的激烈反对。
《新学伪经考》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版，二十年（1894年）给事中余晋珊就参奏其“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页128。）光绪皇帝叫李瀚章查办，结果是“饬其自行抽毁”。封建守旧派叶德辉说：“汉之公羊学尊汉，今之公羊学尊夷”，（注：《叶吏部与石醉六书》。《翼教丛编》卷六，页15。）又说：康有为“欲删定六经而先作伪经考，欲搅乱朝政而又作改制考，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注：《叶吏部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同上书，页17。）封建主义者认为康有为“尊夷”，“其心则夷”，就是因为他在孔子学说里加进了资产阶级的东西。
康有为和他的门徒们，在一些涉及当时时势的文章（包括康的几次上皇帝书）中，极力描述现存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程度，通过这种描述，他们实际上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控诉。虽然他们的控诉集中在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上面，但也使人们看到了广大人民遭到残酷的压迫，政治上腐败不堪的封建社会末期的景象。
维新派是以判断封建制度和“为民请命”（自称是全体人民的代表）的姿态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人民大众。他们对封建制度的批判丝毫没有触及作为封建社会的基础——封建的土地制度。对于封建统治势力已经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并成为后者的附庸这一个事实，也丝毫没有触及。因此他们对封建制度的控诉与批判是肤浅的，软弱无力的。而且他们并不是自觉地站在封建制度的对立面去进行批判，相反的，他们对于封建制度的无可挽救的灭亡命运是抱着无限悼惜的心情的。他们不是对封建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而是为它唱着绝望的挽歌。
康有为说：“举朝上下，相顾嗟呀，咸识沦亡，不待中智。群居叹息，束手待毙。耆老仰屋而咨嗟，少壮出门而狼顾。并至言路结舌，疆臣低首。不惟大异于甲申（指1884年，即中法战争时——引者），亦且迥殊于甲午（指1894年，即中日战争时——引者），无有结缨誓骨，慷慨图存者。生机已尽，暮色凄惨，气象如此，可骇可悯，此真自古所无之事。”（注：《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92-193。）的确是“自古所无之事”。中国长期的封建时代经历过好多次的改朝换代，而这时则是封建制度的行将沦亡。康有为虽不懂得这种差别，却是感到这种差别了。封建统治制度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这些维新志士的谴责和控诉客观上正是革命的暴风雨的前奏，但是他们在主观上却是想用改良主义的变法来为这个“暮色凄惨”的旧制度注入新的“生机”。
康有为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他把君主立宪解释为“君民合治”。他所谓君，是封建统治势力的代表，他所谓民，则在实际上主要是指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这时自命为全体人民的代表。他说：“君民合治”的好处是“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以之筹饷，何饷不筹？以之练兵，何兵不练？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注：《上清帝第二书》。同上书，页153。）他所要建立的国家，不过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而且在这种联合中还是以地主阶级为主体。
康有为并不是不知道西方有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康有为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翁，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城市为墟，而革变频仍，迄无安息，旋入洄渊，不知所极”。（注：《戊戌变法资料》第三册，页7-8。）他把革命描写得如此悲惨可怖，是由于他从心底害怕革命。他幼年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下层农民起来造反有多么大的威力。他主张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的变法，就是因为要避免革命。他不敢设想通过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实现资产阶级的专政。所以只能希望和要求封建统治阶级自动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以共同建立对劳动人民的专政。
所有的维新派人物，包括最激进的谭嗣同和对西方知识最多的严复在内，在政治上都停止在君主立宪上，不敢再前进一步。谭嗣同痛骂君主的残暴，却得出“易君”（换一个皇帝）的结论。严复承认君主是可以废除的，但认为这是遥远将来的事。他们都离不开皇帝，因为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还离不开封建地主阶级。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是软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