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瑛，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今年93岁了，仍活跃在指挥台上，不久前和钢琴家殷承宗合作了钢琴协奏曲《黄河》，演出视频在网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她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却在69岁时候应邀来到陌生的厦门，从零开始创办交响乐团、歌剧中心，让厦门有了交响乐的氛围，也即将成为一座有歌剧的城市。“虽然过程很寂寞，结果还是令人欣慰。”一条去厦门拜访郑小瑛教授，看到了一位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女性。撰文：倪蒹葭责编：陈子文▲一条专访郑小瑛今年9月27日，是郑小瑛的93岁生日，她说年纪大了更不喜欢过生日，但客厅里堆满了祝寿花束，来自国内外的学生们、听众们。她曾是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现任国家大剧院的总监、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等都是她的学生，而离休后，她选择和丈夫到厦门安居，至今20余年了，他乡已不是异乡。1998年，她应一位厦门领导的邀约来到厦门，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公助民办”的交响乐团——厦门爱乐乐团，2010年，她成立了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慢慢把厦门变成一座有交响乐和歌剧的城市。歌剧中心没有固定的演员、舞美队伍，只有一个十余人的行政团队，去把各方人员组织起来。甚至没有固定的办公和排练场地，这其中的困难很难想象。▲厦门公交停车场，歌剧《快乐寡妇》舞蹈场面正排练中▲郑小瑛和老伴在排练场地2021年，歌剧《紫藤花》是在厦门公交集团提供的停车场地上完成排练的。虽然空间很大，但三伏天没有冷气，中央空调排气孔还正好在那里，排着热气。远远地听见钢琴伴着歌剧的美声唱腔，回荡在这个驾驶培训的场所。郑小瑛和大家一起在这里排练。她所推崇的模式是，主演去请专业歌剧演员，合唱队则由普通市民组成，可能下班后来参加排练，把登上歌剧舞台当做娱乐和享受。她的合唱队里头各行各业都有，年轻的公司职员、60岁的保安、退休阿姨，还有本地高校的艺术专业学生……大家热情很高，反复训练之后唱得也好，这是郑小瑛一直想做的，让歌剧真的和普通人发生关系。▲今年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演出《茶花女》，女主角-顾文梦，合唱队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市民上世纪90年代，郑小瑛到北欧国家指挥歌剧时得到启发，她发现，芬兰瑞典的大多数城市不养几百人的歌剧团，只是请专业的乐队、主演、导演、指挥、舞美设计，然后有一个由普通市民的爱乐者组成的业余合唱团，把上歌剧舞台当成是度假。“那边的剧团把钱花得非常合适，质量也很高”。虽然参加郑小瑛的合唱团是不收学费的，但是一开始都没有人来学，“我到厦门，给别人提到歌剧，人家毫无反应，都不知道那是什么，谈不上向往，这点给我的冲击很大。我曾是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在北京我们也排演歌剧，参加国际歌剧节，得到很好的评价，但是各个城市发展的水平非常不平衡，我才觉得我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于是更加要努力，“天天去忽悠他们，请他们过来训练。”▲厦门爱乐音乐厅开始动工修缮一直到现在为止，排练场所总是“打一枪换个地方”。所以在今年，郑小瑛终于向政府申请到，把她在厦门爱乐乐团时期使用过的音乐厅，给歌剧中心使用，她开心极了。因为这个厅已经有40余年历史，需要先做修缮，在她93岁生日这天，加固修缮工程正式启动。“我来厦门20多年了，真是寸土片瓦也没有，所以这次音乐厅终于开工了，我们才会那么兴奋”，郑小瑛的语气也激动起来。▲1961年，郑小瑛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学院演出▲1962年，郑小瑛在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歌剧《托斯卡》公演她是第一个登上国外歌剧指挥台的中国人。郑小瑛厦门的家中，还放着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歌剧《托斯卡》的大幅海报，上面的演出时间是1962年10月3日。郑小瑛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第二期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学生，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又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母亲是一位崇尚自由和独立的知识女性，从重庆来上海学习新式女子体育，成为当时中国第一代的女子体育老师。▲杜马舍夫指挥班结业时，郑小瑛作为唯一的女生，代表大家向老师献花父母在郑小瑛6岁的时候，就开始让她学弹琴。他们也没想到，郑小瑛会走上职业的音乐之路。她被文工团保送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后来又跟随苏联专家杜马舍夫学习指挥，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位女指挥，回到中央音乐学院，参与建立了指挥系，随后又被派去苏联进修歌剧交响乐指挥。留学期间，她在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了一场《托斯卡》，这个剧院从来不给学生提供公演机会的，因为面向公众，要对质量负责。但她的老师很赞赏她，主动要给她这个机会，那个时候她手中只有一本《托斯卡》的钢琴谱，买不到总谱（指挥专用的，标有所有歌唱和乐器音乐的乐谱），于是老师在指挥完一场演出之后，就把原来应当归还给资料室的总谱悄悄地交给了她，她花了好几个晚上把总谱里的乐器分配抄在了自己的钢琴谱上。而且当时没有录音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复习这么大一部歌剧，全靠脑子记下所有的处理和速度。按苏联当时的习惯，观众只在最后一幕开始前才为指挥鼓掌，但那次，主持人宣布今天的指挥是中国的女研究生郑小瑛，随着追光灯亮起，观众竟在每一幕开幕前，都为她送上了热烈的掌声，当时郑小瑛只有33岁。▲郑小瑛保存的《托斯卡》所有演员签名和乐队献给她的鲜花花瓣▲郑小瑛母亲寄来的剪报莫斯科10月份的鲜花很贵，演出结束后郑小瑛的化妆室堆满了鲜花，她还留了一些花瓣保存至今。回到课堂上，老师对她的评价很高，他对学生们说，“你们有谁能像郑那样，去指挥一场《托斯卡》。”郑小瑛当时并不觉得这件事有什么特别，但她的妈妈第二天在《解放日报》上看到报道，剪下来寄给她，她才看到媒体对此的反应。“我现在还有个梦，《托斯卡》是我的第一场歌剧，我想有生之年在中国再指挥一场中文版的《托斯卡》。”郑小瑛一直想恢复“洋戏中唱”，她觉得用原文唱西方的歌剧，把老百姓越唱越远，投入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歌剧，常常演不到三四场就赶快收了。▲《茶花女》演出今年，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在福州演出了中文版《茶花女》，郑小瑛也亲自根据中文发音和音乐的对应，修订了由苗林和刘诗嵘译配的中文版的歌词。“如果演员用自己也不懂的外语来演唱，只知道歌词大体意思，但逐字逐句不一定明白，也不能准确知道对方在唱什么，所以他们的表情很多不真实，‘唯乐不可以为伪’啊。”她还习惯在开演前用20分钟给大家做导赏，真心地希望观众能够听懂，因为歌剧以音乐为主要表现手段，不光看故事，如果听懂了音乐的发展脉络，就能收获更多。▲上世纪80年代，郑小瑛在北京天桥剧场的歌剧开演前，向观众介绍歌剧音乐欣赏▲郑小瑛在演出前的20分钟歌剧音乐导赏这个习惯从1978年开始，那时各类文化活动刚恢复。她带着中央歌剧院演出《茶花女》，那首序曲是非常安静的，作曲家在这里表达对于茶花女凄凉命运的同情，排练的时候郑小瑛要求大家轻轻地演奏，但是到了现场，观众嘎嘣地嗑着榛子聊天，根本就没办法开始。于是在下一场演出前，她自己等在剧院门口大声招呼：“现在有一个关于歌剧音乐的小讲座，有兴趣的请跟我来！”她的导赏活动，从自己一个个把听众吆喝进来，到后来很受欢迎，甚至观众们会带着小本本来做笔记，这个模式也一直延续了下来。郑小瑛的歌剧艺术中心从2010年开始，坚持到2014年，演了5部歌剧，中国的《紫藤花》《岳飞》，西方的正歌剧《茶花女》、喜歌剧《帕老爷的婚事》、轻歌剧《快乐寡妇》，等于把西方歌剧的几个品种都介绍了一下。后来，支持郑小瑛的一位董事长，经济上有困难，歌剧中心停了六七年时间，最近因为厦门政府的支持，又重新复活了。“当城市里大部分人不懂得这个东西的价值时，要做是非常困难的，要很耐得住寂寞，做出好的成品来说服大家，我觉得我的路子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郑小瑛和殷承宗在排练钢琴协奏曲《黄河》厦门对她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人们老是问我，你怎么选择了厦门？应该说是厦门选择了我。”殷承宗是厦门人，20多年前，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已经在世界上演出了好几百场，可是没有在家乡演出过，因为厦门没有一个好的乐队能够与他合作，他已经是一个国际级钢琴家，而协奏曲需要一个优秀的乐队来协同独奏者表演。1997年，郑小瑛68岁，已经从中央歌剧院离休，她接到一位厦门领导，也是殷承宗妹夫打来的电话，厦门想要建立一个民办的乐队，而殷承宗建议，想搞好乐队，要去请郑小瑛老师来。她回忆，当初答应下来是有些冒然，但领导所说的“厦门没有搞过交响乐，你就放手去做吧”吸引了她。她希望有机会能够按照艺术规律来建设一个乐团。▲在鼓浪屿音乐厅排练但是答应下来后不久，郑小瑛去医院检查了身体，大夫说多半是直肠癌，下个礼拜来住院检查。郑小瑛听到的第一反应是，哎呀，要赶紧回去，还有好多事。当天下午她在北大研究生班有个讲座，学生们的反馈很热烈，提议“郑老师指挥，我们唱一段！”郑小瑛一口答应，站到桌子上去，带着大家一起唱歌。“那个时候不会想到自己生了病，快死了，不会的，我不是这个性格的人。”第二天她还如约去清华做讲座、又参加高雅音乐进校园的研讨，思想上没有太大负担，好像真的是来了感冒一样。等事情都办好了，她去医院“报到”，住院4个月，化疗，放疗，头发掉光了，痛苦时，她会想起贝多芬，他的《命运交响曲》。1998年5月，出院一个月她就带着一箱子中药，头上戴着假发，去爱沙尼亚指挥了一场中国交响音乐会，接着又是一场歌剧《卡门》。此后，她如约来到厦门，被安排在鼓浪屿小岛上建立乐团，傍晚时分就在海边散步做康复操。▲最初是在经贸干校原校址上训练最初乐团排练厅在鼓浪屿经贸干校废弃校址上的礼堂，之后还借用过一个荷花歌舞厅，白天乐团排练，晚上是人们唱KTV的地方。建团之初，从全国招募了20几位年轻人，郑小瑛要求大家每天排练5小时，9点开始排练，8点55分演奏员们都必须要坐到位置上开始定音了，这是当时体制内乐团很难做到的事情。每个周末音乐会上，都呈现一部不同的大型经典交响乐，绝不会翻来覆去重复上演同样的作品。小提琴演奏员李俊在2000年，刚毕业时加入厦门爱乐，他描述在爱乐的13年，关键词是充实和珍贵，“乐团像一个音乐大学堂，每个人不是简单地完成一项工作，始终是在学习的状态。”▲1998年9月9日，厦门爱乐乐团在鼓浪屿音乐厅举行首演头两年观众来得还多，大家觉得新鲜，渐渐地观众就少了，因为来一趟鼓浪屿要存车、等船、过海，再步行15分钟才听得到音乐。趁着鼓浪屿音乐厅装修，郑小瑛带着乐团“逃”到厦门市里，租了一个商业培训中心200㎡大教室排练，没有窗户，密不透风。李俊回忆，“我们那时候已经发生过，一两个月没办法发出工资的情况，只给可能1000块的基本工资，郑老师她不只管艺术，还要帮我们去讨要每年的口粮，因为我们是民办公助的乐团，其实这非常难。但是没有一个人走，因为大家还是很信任郑老师。”在密闭的大教室待了近2年，一位电力局局长听了郑小瑛一场音乐会，很感动，就来看一看乐团的排练，才知道他们那么憋屈，于是想办法把电力局一个空置的厅给他们做音乐厅。▲厦门爱乐音乐厅当时郑小瑛有一位好友，第一个在美国登上指挥台的华人董麟先生，几年前他来鼓浪屿观光，偶然看到爱乐乐团的演出海报，买票来听音乐会，一听很有感触，和郑小瑛认识了，交谈中欣赏她办乐团的理念，第二次接触时，郑小瑛邀请他来做客席指挥，他突然说已经在厦门买房了。郑小瑛觉得很奇怪，我们怎么还刚刚认识你就买房了，他说：“你现在需要帮助，而我又可以帮助你一点，我为什么不来？”他经常来和乐团排练，把一些优秀音乐家介绍过来与乐团合作，他来承担他们的路费。郑小瑛把演奏员对他的好评，一条条细致整理出来送给他，“董先生你可能得过媒体的许多表扬，但可能从来不知道演奏员对你的反应。”董麟先生高兴得不得了，说要用书法把它抄下来，挂在厅堂里。得知电力局要把空闲的厅堂给厦门爱乐做音乐厅，他马上自发地过来看，见到施工的人在准备大理石地板，是按一个漂亮的厅堂来建设，而不是音响必须优良的音乐厅。于是他把自己在美国建造过的一个音乐厅图纸无偿地拿过来，说服工程队按照这个来装修，墙壁上弧形和弯曲度、地板下面的共鸣箱等等建设音乐厅的窍门，都完全无偿地提供。所以后来，厦门爱乐音乐厅的音响成为了全国一流。▲2007年，厦门爱乐乐团在柏林爱乐大厅奏响《土楼回响》▲2012年，厦门爱乐乐团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厅演出“郑老师有时候被邀请去外地指挥演出，可能隔两个星期才回来排练，每一次回来，她又投入排练的那天早上，她坐在指挥的位置，都会说，孩子们，我很想你们。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亲切的瞬间，我现在还是会常常想起这样的瞬间，”和演奏员李俊一样，早期的爱乐团员，依然有十几位留在厦门安家。郑小瑛看到院子里演奏员们新购的车子越来越多，她会很高兴，“我们越来越稳定了”，听到乐团里谁谁买了房子，也会很开心。乐团成员每年都要给她交一份年终报告，“像跟长辈聊天一样，说说今年每到一个地方演出的感受，直到现在我已经离开乐团，我去欧洲写了音乐游记，第一个想到的还是给她看，”演奏员李俊说。每个人每一年的报告郑小瑛都还存着，是一个成长的轨迹。郑小瑛的父亲是福建永定的客家人，2000年，她去永定寻根问祖，看到了土楼，天马行空地萌生了要用交响乐来表达客家文化的念头，于是邀请作曲家刘湲创作了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土楼回响》正式进入排演是2000年年底。一个刚刚成立了不到三年的年轻乐团，演奏类似雷斯皮基、德彪西这样现代风格的音符，确实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李俊回忆。《土楼回响》从厦门爱乐音乐厅走向世界，在近20年间，到了12个国家，演出了77场，可能是中国大型交响乐演出场次的最高记录。▲2021年5月，郑小瑛在闽南大戏院指挥《土楼回响》2013年9月，因为和乐团理事会的分歧等等原因，郑小瑛最终离开厦门爱乐。2013年开始，她又生了两次肺癌，做完第二次靶向治疗之后，她还去天津指挥了歌剧《岳飞》，这是一场需要很强能量的重头歌剧，病既然来了，她就认真对付，然后赶快把自己想干的事都干了。“因为对生死的问题比较开放，病就怕我了，最后一次治疗是2015年，哇7年了，到现在我觉得没事吧，”郑小瑛笑说。后来得知厦门爱乐乐团离开了原先的音乐厅，郑小瑛就很关注它的未来，担心有朝一日会被拆了盖酒店，“因为它的音响全国一流，董麟先生非常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殷承宗这次回来，第一句话就问我那个厅还在不在？”她申请了一年多，终于得到了政府支持，把这里给她的歌剧中心使用，修缮工程最近开工，郑小瑛心心念念着地板，地板下的空间实际上是共鸣箱，反复地强调要保留下面的空间和龙骨。▲十余年前，在厦门音乐广场的“山海交响”她在厦门爱乐乐团担任创团总监前后16年，乐团演出了超过1000场，“一开始大家根本不知道交响乐是什么，但是现在，很多客席指挥来到这里，都反映说厦门有最好的听众，甚至比北京上海都好。”在郑小瑛心里，是把它作为一个教育项目来进行，循序渐进地，通过演出，传递出交响乐是怎样欣赏。厦门环岛路有一个音乐广场，郑小瑛在爱乐乐团时，每年的“五一”“十一”假期，乐团都会在那里举办惠民音乐会，是不收钱的，很多市民以及旅客围在底下，十分热闹，一边是山一边是海，叫做“山海交响”。让她感到最高兴的时刻是，散步走在马路上，有人特意跑到她面前说，郑老师我这个孩子，当年我抱着他在手上，去听你的音乐会，现在他上大学了，自己买票去各个大剧院听音乐会，谢谢你对这个城市做出的贡献。如今，郑小瑛和老伴刘恩禹生活在小区里的复式房子，两三年前，老伴的阿兹海默症逐渐显露，他原先是工程师，性格和郑小瑛互补，沉稳、安静，妻子则是热情、果断，如今他变得越来越依赖郑小瑛。管家秀华，是鼓浪屿人，原来在灯泡厂做工人，从1999年开始给郑小瑛做饭，一直到现在，她说走近郑小瑛身边是一件有福气的事。▲郑小瑛两周岁时和父母合影郑小瑛1929年生于上海，小时候母亲一直把她当成名媛淑女来培养，母亲爱看秀兰·邓波尔的电影，她说秀兰·邓波尔会什么，郑小瑛也得要会，所以送她去学踢踏舞、钢琴。但郑小瑛成长得更特别、更开阔了。她少女时期在金陵女子大学念书，”一般来讲能来这念书都有很好的家庭背景，所以这些学生们不是为求个人的出路，那时候真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岁时，她和同学一起从学校里头悄悄出走，投奔后方的解放区，黄土飞扬的贫瘠北方。因为她原本就会钢琴，很快变成文工团的一员。▲1955年3月，杜马舍夫合唱指挥班开学典礼“在我们那个时代谈不上什么个人的志愿，都是听从组织安排“，在文工团里她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作曲，然后在还不知道指挥是做什么的情况下，进入了这个专业。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中央歌舞团请来了一位年轻的苏联合唱指挥，三十多岁的杜马舍夫，他看中国好像没有指挥专业，于是提出帮忙办一个指挥班。中央音乐学院派了两个学生去参加，但杜马舍夫一看两人不太像搞指挥的，指挥是音乐表演的司令员，有号召大家的魄力。学校派郑小瑛去应考的时候，杜马舍夫选中了她。那个指挥班一共29人，只有郑小瑛一个女生，所以她就变成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女指挥。“我很感谢他们给我挑对了这个专业，我还是适合当指挥，不适合作曲。”郑小瑛的客厅里挂着一幅钢笔小画，是芬兰画家画的一双弹竖琴的手，题词是“the singing hand”（会唱歌的手），这是芬兰歌剧协会主席雷维尔夫人特意为郑小瑛选购的，意思是她也有一双会唱歌的手，突破了语言的障碍，高效和不同国家的演奏员沟通。今年7月在厦门，殷承宗和郑小瑛加起来174岁了，两人合作了一场钢琴协奏曲《黄河》，是殷承宗回国在家乡的第一个亮相。80多岁的殷承宗仍保持竞技状态，郑小瑛很好地理解着钢琴家的处理，带动乐团去陪伴他，衬托他。两人此前已经合作过30余次，90年代有一次殷承宗要在圣彼得堡录制《黄河》，他专程请郑小瑛过去指挥，和圣彼得堡的爱乐乐团合作，“因为在中国的音乐里，中国人的语气，中国人的劲头儿，跟西方人的感情理解肯定不一样。”▲郑式指挥法基础研修班，面试学员郑小瑛参与创办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指挥系，因为指挥对素质要求很高，每年招生名额全国只有两个，是一种培养精英的模式。近年来，她听说一些中小学音乐老师水平不够，不会组织合唱团带着孩子们唱歌，觉得培养精英的观念是不是应该改一改，去面向大众做点什么。她开始每年做郑氏指挥法基础的研习营，教给普通人，尤其是中小学音乐老师指挥法基础，非常具体地、实实在在地带大家打拍子，“做一个好的指挥，需要一辈子的学习修养，但是学会打拍子，聪明的话，一个礼拜就能够掌握要领。”这和她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一样，不管是交响乐或是歌剧，真心希望广大的普通人能接受，“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我觉得所谓的文化高峰，不是只在几个都市里做到极致，看尖子的成绩，而是看普通人”。▲郑小瑛到云南拜访合唱团两三年前，郑小瑛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一群农民刚从田地里回来，脚上还是泥巴，女人穿着宽大的花裙，拿着芦笙，应该是少数民族，其中一个人指挥，其他人唱着多声部和声，悠然自得，非常好听。郑小瑛太着迷了，因为这种和声非常难，她接触到当地的一位作曲家，请作曲家带路，专程跋山涉水去到这个云南深山，郑小瑛还没走到的时候，远远地就听见他们唱迎宾曲的歌声回荡在山里头，农民合唱团听说郑小瑛是个国宝，拉了一个横幅——欢迎国家宝贝郑小瑛教授。他们站在一个很简朴的教堂前等郑小瑛到来。郑小瑛得知他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下工以后，大家一起在火塘旁坐着唱歌，她问他们在合唱里面收获了什么？一位农妇回答：“退让”。“震撼我，”郑小瑛说起这段经历眼神闪亮，“她说的是一个真理，我从心里头很爱他们。”她羡慕他们和音乐的关系，眼下最期待的，是让歌剧在厦门生长，而不是某个团来了，演完就走。“非常难，难才需要我们这些人”。郑小瑛的书房里收着一个留言本，小学音乐老师写给她一句话，“暖室里长不成抗寒御露的劲草，假使有，也不过是玻璃窗上的装饰品。”80多年过去，郑小瑛还记得这句话，“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