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22 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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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迪伦 图源：IC Photo)金衡山/文广告传播的演变大众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技术的发展，电影如此，广播节目也是如此。后者在发展过程中引入了广告，同时也通过广告传播了一些社会价值观。在三十年代，广播与广告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技术与文化的融和。而关于女性角色的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更是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被认为是广播发展的第一阶段。早先听广播需要收听技术，所以一直到二十年代，听广播是男人的事。进入三十年代后，广播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广告开始进入广播，而广告针对的一个重要对象则是女性，尤其是家庭妇女。广告制作商们相信，那些在家的女性是他们输送产品形象的主要接受者。早先针对家庭妇女的节目主要是介绍一些家用产品，辅以使用说明。后来逐渐转向把产品使用与好家庭理念结合起来，重点放在“家庭理想观念”的传输上，包括家庭妇女的责任和“可爱的家”的理念。之后出现了一些专门节目，主持人有一个虚构的名字，如贝蒂·克罗克(BettyCrocker)，代表能干的家庭妇女，在固定的时间里出现，教授使用一些家用产品，同时营造家的气氛。这些专门节目自然是一些产品的代言者，而温馨之家和好妻子与好妈妈的形象则在不知不觉中被赋予到了产品之中，价值观随之与工业产品粘合在一起，不可分割。广告在大众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在广播中初见成效，之后在美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效用。战争时期的大众文化与国家意识大众文化不仅见于以广告为代表的现代经济运行领域，也出现在与政治相关的国家意识形态中。二战中，罗斯福政府意识到大众娱乐文化的重要性，针对很多人提出的疑问：“大众娱乐可以有助于战争吗？”罗斯福认为“美国电影在告知和娱乐公众方面是最有效的渠道”，而这自然是对国家有利。爱国主义的形象更是直接在漫画形象中树立起来。在这方面，“美国队长”的出现便是一个典型。著名漫画企业漫威公司(Marvel)在珍珠港事件前八个月推出了身披蓝衣战袍的“美国队长”形象，第一期封面上是“美国队长横扫希特勒”的画面。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后，“美国队长”漫画书销量急剧上升，每个月售出100万册。类似的爱国情绪也表露在一些流行歌曲创作中，出现来了诸如“再见，妈妈，我要出发到横滨去”、“弄清楚，这是我们的太平洋”等歌颂士兵、鼓舞士气的歌曲。但很快，一些带有感伤情绪的歌唱开始流行起来，如由流行歌手明星炳·克罗斯比（BingCrosby）演唱的“别再徘徊”，流露出孤独与想念恋人的情调。好莱坞也一样，娱乐片的风头高过了宣传片，以至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的不满。但大众文化的娱乐特征实在难以压抑，二战期间，爱国主义与娱乐工业一并前行，都找到了可以发挥与宣泄的出口。到了战争结束时，大众文化工业挣得盆满钵满，与美国一道走出了三十年代始起的大萧条景象。二战结束后，冷战风起云涌。美苏意识形态之争也反映到了大众文化之中，好莱坞电影的政治意味再次甚嚣尘上，出现了诸如《我的儿子约翰》(MySonJohn)（1952），《联邦调查局的大红人》(IWasaCommunistfortheFBI)（1951），《檀岛歼谍记》(BigJimMclain)（1952），后者由大明星约翰·韦恩（JohnWayne）饰演主角。三部影片都讲述了主人公参与美国共产党活动的经历，最后都反悔醒悟。很显然，这些电影对准了苏联共产主义的靶子。美国政府还派出以著名黑人乐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Armstrong）为领队的爵士乐队到一些欧洲国家巡回演出，把爵士乐作为美国自由精神的象征。大众文化在政治与国家意识的把控下，成为宣传的武器。摇滚乐与嬉皮士：大众文化中的反抗意识但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底层社会背景以及与生俱来的反抗意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也发出了自己的强劲声音。摇滚乐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54年，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Presley)开始给一家小唱片公司录音，1956年他推出了单曲《伤心旅店》（HeartbreakHotel），当年成为最畅销歌曲，占据了整个流行音乐行业百分之十的份额。这个名不经传的白人男孩也随之成为摇滚乐的代表人物，被冠以摇滚之王的美誉，史称“猫王”。“摇滚乐在其形成初期主要是来自种族和（工人）阶级层面上的那些边缘地带的创作”，美国大众文化历史学家阿斯比如是说。所谓种族，指的是黑人，摇滚乐含有强烈的黑人音乐因素；所谓边缘的阶层，指的是工人阶级的背景。“猫王”普雷斯利出生于底层工人家庭，融和了黑人布鲁斯和白人乡村音乐的摇滚乐提供了其表达自我身份的渠道。他在早期舞台表演中拿手的性感摇臀动作形象再现了摇滚的意味，另一方面这种含有明显性挑逗的动作也是对中产阶级道德意识的挑战。摇滚乐横扫五十年代美国流行乐坛，不仅仅是表明音乐风格的转向和年轻人的喜好，从社会意义上来看，也是冲破种族隔离的一种表现。就这个方面而言，大众文化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早在1946年洛杉矶的一支橄榄球队就签约了两名黑人球员，打破了全国橄榄球联盟不准雇佣黑人球员的规定。摇滚乐则更是在音乐的喧嚣声中把突破种族界限的努力推进了一步。进入六十年代后的美国遭遇了多事之秋，黑人民权运动如火如荼，也触发了其他社会反抗运动的兴起，包括青年反文化运动、女权运动、性革命风潮、反越战抗议等等。美国社会原本就有的一些个人化思潮和价值观，如个人主义、多元化、追求自由、质疑权威、反对体制、逃离社会等理念在社会骚动的大背景下，获得越来越多人的青睐。而大众文化也把目光投向了这些价值理念，通过把产品与价值观互相通融的方式，将后者覆盖到了前者身上，在推销产品的同时，也加入到了推销价值理念的大军之中。六十年代后期，百事可乐（Pepsi Cola）为了与软性饮料行业的龙头老大可口可乐展开竞争，通过广告宣传，刻意营造出反文化运动主力——嬉皮士年青一代形象，在主动宣传歌曲中，唱出：“自由去选择新的道路，自由地站立，自由地言说，选择做你自己，我就是我”。同样，一个女性香烟品牌(Virginia Slims)也把女权主义号召的价值观念融入到自己的产品宣传之中，在广告中告诉女性吸烟者，以往躲在阁楼上抽烟的时代过去了，女性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抽烟。上述事例多少表明了大众文化被挪用和被生产的情况。过度地消费价值观念自然会削弱文化的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化与产品的结合使得文化本身有了达及大众的渠道，大众文化由此也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六十年代也是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波及社会、影响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时期。流行音乐在这方面尤其显示了其强大的力量。反文化运动与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改变社会的风潮，推进了大众文化积极参与政治变革运动的进程。六十年代中期，一些摇滚乐队如“杰弗逊飞机”(Jefferson Airplane)等在旧金山等地举办各种音乐会，推出反越战歌曲，一时间来自流行音乐的“做爱，而非制造战争”（make love,not war）的口号成为抗议美国政府越战政策的有力武器。民谣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脱颖而出，成为六十年代用音乐表达抗争的乐手代表。1963年他推出名曲“答案风中飘”(Blowing in the Wind)，表达强烈的反战情绪，同年又唱出“只是游戏中的棋子”（Only a Pawn in their Game），此曲为黑人民权运动领袖迈德贾·艾佛斯(Medgar Evers)而作，1963年6月他被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杀害。迪伦的歌曲谴责美国社会中种族主义横行的事实，显示了他强烈的社会正义感。1964年迪伦的歌曲“变化的时代”（The Times They Are a Changing）抓住了时代变迁的步伐，刻画了社会变化的景象。迪伦不仅仅是唱出一首又一首具有震撼感的歌曲，还亲临种族斗争激烈的美国南方，用他的一把吉他和口琴，给黑人民权运动带去支持。1969年8月15至17日，在位于纽约城西北部伍德斯托克镇附近的一个农场里举办了盛大摇滚音乐会，近五十万人参加，三天狂欢，没有出现一件事故，这个行动诠释了“爱与和平”的力量，也是六十年代大众文化力量的象征。六十年代的社会变化也反映在了漫画形象的创新之上。六十年代初，漫威公司的编辑斯坦·李(Stan Lee)有感于漫画人物的过于超凡脱俗，开始构想具有更多世俗气息的漫画人物，像常人一样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但同时身兼社会责任，为正义义不容辞。1962年斯坦·李团队创造的蜘蛛侠（SpiderMan）横空出世，这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害着青春病的小人物很快成为自“超人”以来，最受欢迎的漫画人物。六十年代中期，漫威公司开始朝着突破种族隔离的界限进军，在1966年推出黑人漫画人物“黑豹”，这是美国漫画历史上第一次把黑人形象引入漫画中。社会骚动和文化鼎新也给好莱坞带来了冲击，结果之一是自1930年代开始的“电影守则”遭遇塌陷，1968年11月1日起，好莱坞出现了新的电影评级制，电影行业以此表明可以自我维护电影“镜头”，同时也通过给予创作自由，鼓励更多自由的艺术表达。在自由的名义下，社会敏感话题和镜头在影片中很快呈上升趋势，大众文化中的低俗趣味在好莱坞“开放”政策中寻得了一席之地。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触及敏感话题的同时，一些优秀作品也能够超越庸俗表达深刻思想。如于1967年出品的《毕业生》（The Graduate）涉及直白的性话题和道德腐朽内容（中学生与中年人之间的性关系），但影片更多的是讲述了六十年代年轻人的叛逆性格以及对社会的影响，成为表述六十年代的经典电影。社会变化在大众文化中留下的记忆也成为历史追踪的遗迹，大众文化本身就是历史的记录者。“大片”制作与嘻哈音乐：大众文化的商业化能量进入七十年代后的好莱坞，出现了“大片”(block buster)制作，给美国电影业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大片”的故事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大众文化的走向。1975年出品的《大白鲨》把年轻导演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推向了成为大导演的征程。这部影片开创了“大片”模式，即大投资、密集广告、影院集中放映。尤其是后者，改变了以往从大城市推向小地域的影院放映模式，从一个星期的票房价值即可看出影片是否成功，这种“赌一把”的放映方式成为日后“大片”发行的主要模式。两年后，《星球大战-新希望》以同样发行方式征服了美国的影院。导演卢卡斯（George Lucas）联合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以1100万美元的投资，赢得三亿多美元的票房。《星球大战》讲述了一个神话故事，从头到尾充斥“好人打败坏人”的线索，这种神话情调的故事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正如卢卡斯所言，六十年代后，美国观众有整整一代人已经没有看到过神话故事了，他相信《星球大战》能够让所有人喜欢，包括十岁小男孩在内。卢卡斯的断言实际上也说明了以电影为主的美国大众文化的神奇魅力所在，即诉诸简单道德判断，突出戏剧冲突，圆满大团圆结尾。故事简单，情节复杂，场面宏大，想象丰富，这些因素成为日后“大片”制作的模式。这种讲故事的形式与拍摄上的新技术的应用使得好莱坞在一段时间里生产出了一批“大片”，如《印第安纳·琼斯》（Indiana Jones,1981,1984,1989），《壮志凌云》（Top Gun，1986）,《虎胆龙威》（Die Hard，1988）,《蝙蝠侠》（Batman,1989），《蝙蝠侠归来》 (Batman Returns，1992）等。好莱坞的大制作其实也是大工业化基础上的操作，一方面赢得了市场，另一方面也使得文化更趋向同质化，而正是美国大众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工业化文化的目的是商业化，大众文化因其具有广泛传播的内在特征，常常成为文化产业的捕获对象，在美国乐坛依然风靡的嘻哈音乐（Hip-Hop）便是一个典型现象。如同历史上其他流行音乐走过的路程一样，嘻哈音乐也是来自底层社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纽约布朗克斯南部的黑人生活区是嘻哈音乐的发祥地。脏乱的街区、贫窘的生活、压抑的氛围让生活在其中的一些黑人青年想到要找一些发泄的出口，其中涂鸦行为(graffiti)和街头霹雳舞(breakdance)成为他们表现自己、表达不满的流行方式，后来贯穿在嘻哈音乐中的反抗精神和无厘头风格很多来源于早先的这种街头舞蹈才能表演。嘻哈中的说唱形式则是出自于一些黑人青年举办的各种家庭音乐聚会中的说唱表演。所有这些其实也都是源自黑人音乐文化的传统以及对传统的变革，是黑人生活的写照，更是其社区文化的表现。但是，随着这种音乐形式逐渐风靡，其商业价值被文化产业看中。嘻哈音乐经过包装，摇身一变进入主流流行音乐榜单。从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尾，嘻哈音乐的“发迹”经历了近十年时间，此后从嘻哈中走出了诸如肖恩·康布斯（又名“吹牛老爹”）(SeanCombs)这样的从说唱歌手发展成演员、制作人、音乐公司创办人、企业家等多面能手，根据2018年的统计，康布斯的资产已达到八亿多美元。从草根到产业，嘻哈的发展路程多少说明了大众文化与商业化结合后爆发出的巨大能量，而在这个过程中，其影响力也随之广而散播。这种动态的发展路径也符合美国社会一直强调的“向上走”(up-mobility)的奋斗精神，这也是美国梦的主要内涵之一。尽管实际上，大众文化表现的“向上走”与现实并不完全一致，很多时候大众文化传播的只是商业化过程中刻意经营的形象，目的只是为了吸引更多大众。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嘻哈音乐表现的黑人生活只是一种被概念化和类型化（stereo－typified）的黑人生活，其中充斥的暴力和犯罪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张了，只是为了“打黑人牌”，以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大众文化之“大众”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商业操作，这在美国大众文化中也是如此。电视的影响进入八十年代后的美国，大众娱乐的涉及面更加广泛，时代特征也更加明显。在这方面，作为主要媒体的电视产生了更多的影响。曾经当过演员的里根总统特别关注媒体对其政治活动的报道。通过大众媒体的渠道发生影响，对于里根而言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里根对于大众传播渠道以及效果的关注出于其对美国大众文化影响力的敏感，事实上这也确实如此。里根时代的美国改变了此前卡特时期走下坡路的趋势，大众文化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个变化，一些商家在广告中巧妙地传递了这种时代的变化痕迹。著名的Sure止汗剂的电视广告中出现了一些高高露出腋窝的人，朝着众人显示：看，味道没有了！同时出现里根时代的背景，表明时代不同了，言外之意是美国人可以在世界面前重新“做人了”。另有一些电视节目则也极力靠近时代，传播美国的实力。于1978年开播的电视剧《达拉斯》套用肥皂剧的方式讲述金钱与家族矛盾的故事，虽然在表面上揭示了财富的腐蚀作用，但也宣传了美国人的创业精神和家庭美德，与里根时代更是节奏合拍，成为了时代的“表征”。《达拉斯》延续了357集，一直到1991年，并远销欧洲。里根时代的影响力在美剧的传播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媒体的作用也充分体现在美国体育运动的传播上。通过媒体传播，把体育与市场紧密结合起来，并从中挖掘出一些价值观念，成为了美国大众文化在体育运动上的鲜明体现。1979年成立的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络 （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Programming Network,简称ESPN）通过电视传播渠道，逐渐推出体育比赛实况比赛，并引入专门的广告插播，从大学篮球赛过渡到职业篮球比赛（NBA）以及其他球类比赛。在八十年代初，ESPN实际上拯救了NBA。这种体育与电视传播方式结合的成功反映了运用市场因素的重要性，这是大众文化得以广为传播的重要原因，更是美国大众文化得以生存和延续的根本所在。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在传播过程中，体育人物与价值理念的代言作用也使得文化成为了市场的助推剂，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的良好运作。ESPN在推广NBA过程中，瞄准了“魔术师约翰逊（Earvin Johnson）”、“飞人乔丹 (Michael Jordan)”等黑人篮球运动员，不仅是因为他们的球技出色，也是因为其出身贫寒、或者是一般家庭，他们在体育运动上找到了自我价值，这自然与美国社会的自我奋斗价值观非常相符。“在换衣间里，我们都一样，只是你的球技在说话。”黑人篮球运动员巴克利（Charles Barkley）的这番话也点明了大众文化中种族界限时常被打破这个事实。而从接受的角度而言，这种运动场上发生的现象肯定也会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一些运动品牌企业如耐克（Nike）签下乔丹作为代言人。后者的魅力帮助耐克的标志性口号“只管去做”（Justdoit）深入人心，看得见的效果是企业的丰厚利润，看不见的是黑人乔丹神话的诞生与在大众中的延伸，后者则是价值观的胜利。大众文化中的社会认同价值观的宣扬其实一直是和大众文化中的低俗内容的吸引眼球并肩而行的。八十年代电视中的“小报栏目”(tabloid)是一些电视台提升收视率的有效手段。后起之秀福克斯电视 （FoxNetwork）在1986年推出《当下事》(A Current Affair)，是一档聚焦名人隐私、稀奇故事和性感女人的谈话节目。福克斯老板澳大利亚人默多克(RupertMurdoch)把早年在英国办“小报”经验复制到了电视上。另一方面，脱口秀的流行给大众一个印象，似乎每个人都有可能上节目表达他们心中的愿望，这会给予一种干预自己生活的力量，但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因为节目制作者的最终目的是利润而不是所谓个性的表达。这是美国大众文化的一个难以消除的悖论所在。大众文化娱乐企业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都处在激烈竞争和合并之中。1982年，50家公司拥有大多数媒体行业，包括1787家日报，11000家杂志，9000家电台，1000家电视台，2500家出版商和七家主要电影制片商。到了1990年，50家公司减少到了25家，到1999年，这个数目是9家，至2005年，美国的文化娱乐行业基本上控制在六家巨头之中：Viacom （维亚康姆），Time Warner（时代华纳）（2016年为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并购），NBC Universal（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环球影业，现属美国康卡斯特电信公司），Sony（索尼（美国）公司），Fox（福克斯集团），Disney(迪斯尼公司)。这些娱乐行业巨头不仅占据了美国的大众文化市场，也是全球大众娱乐行业的领航者和掌控者。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大众文化在当下差不多就是一种全球的通行语”，此话确有其道理在。从经济度量的角度而言，美国大众文化是美国最大宗的出口，这个事实也足以证明美国大众文化的力量所在，而随之输出的价值观是经济度量难以衡量的，这恰恰是美国大众文化更显示其不容忽视的影响力之处。（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美国中心副主任，外语学院教授。本文在发表时删去了若干注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李曰华李曰华（1898～2000年），原名白华，兴宁叶南吉岭村人。幼年家贫，９岁始读私塾，1910年到兴宁县城道德小学读书，1913年就读兴宁县兴民中学老制第三届。1920年春，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夏，到东京东亚预备学校补习日文。次年夏，考取东京帝国大学预科班。1923年结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印度哲学等。1930年３月，以优异成绩毕业；秋，留校继续读研究生班。当时，日本在东北、华北到处挑起事端，他极其愤慨，决定不再读研。1931年８月回国，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任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1934年转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每年轮流到东江、北江地区视察，了解办学情况，鼓励当地人士办学，尽可能为新办学校备案或立案给予方便。1941年复受聘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曾随校几经迁徙，至1945年冬迁回广州。华南解放前夕，他力排外跑的意见，坚守校园，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接管，继续留校任教。1952年冬，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被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60年８月，又奉调中山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兼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1980年，虽年过八旬，仍接受学校委托，负责指导研究生数年。著有《物心相依论》、《印度哲学史》、《印度佛教概论》、《范缜——南北朝反对佛教斗争中长大的唯物论者》、《范缜破除迷信的理论与实践》、《批判梁漱溟的宗教思想》、《化书研究》等，以及早年出版的诗集《歧路》。朱任宏朱任宏（1900～1998年），兴宁大坪人，中国著名中草药化学家。兴民中学老制第三届毕业。曾执教于兴宁县兴民中学、暨南大学附中及中法大学。1932年后，长期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从事中草药化学研究，不但认真从植物中寻找新的化学成分，而且积极探索有效化学成分济世救人。在中草药中发现众多的有效单体，用之于临床实践；从野生植物黄藤中提取的延胡索乙素，是一种优良止痛安眠药；研究乌头近20种，分得生物碱成分40多种，在学术上解决新生物碱结构10多种，发现不少具有镇痛的生理活性成分，并发现新的强心物质。1947年，首先在国产川草中发现薯蓣皂甙元。在中药三七中发现皂甙元乙素，比国外早20年。研究过的中草药有细辛、远志、大戟、救必应、苦参、延胡索、羊角拗、使君子、乌头、藜芦、中耳枫、旋覆花等40多种，涉及面相当广。李洁之李洁之(1900～1994年)，家名清廉，兴宁新陂镇上长岭村人。孙中山再造民国时，他毅然参军。先后毕业于陆军步兵军事教练所、陆军步兵学校将官研究班。他先在粤军第一师邓仲元部任班长。1921年被选拔为大元帅府警卫第三团叶挺部排长，1924年升任第一师第三团邓演达部连长，担负护卫大元帅府任务，直接保卫孙中山的安全。其后历任广东部队营长、师部经理处长、平南盐务总局长、步兵独立第二团上校团长、独立第四旅少将旅长。1932年1月至1936年任虎门要塞少将司令，负责海防防务。1935年主持广东军政的陈济棠勾结日本军阀，积极进行假抗日真反蒋的内战活动，企图夺取蒋政权而代之。大规模内战迫在眉睫。李洁之本是陈济棠的亲信，但反对陈的做法，为制止内战，保存国力，共同对外，他先后与广东部队10多位将领联系，取得共识，策动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领衔揭露陈的阴谋，并实行兵谏，迫使陈济棠宣布下野。一场即将爆发的内战遂告平息。1936年7月，他接任广东省会警察局长，即将前任移交接管的230名政治犯悄悄地释放，又停止执行邮电新闻出版物检查及取消广州市居民入户担保办法。这对于团结各党派各阶层共同抵御外侮，是极为明智之举。1938年10月广州弃守前，李洁之已改任第四战区兵站中将总监。1941年调任第七战区军粮计核委员会中将副主任。在任期间，一改过去各部队食粮食盐朝不保夕的困难情况，还有余粮借给灾民。抗战胜利后，广东抗日部队多被蒋介石用各种手段分化瓦解，许多军政人员包括李洁之在内都处于投闲置散的境地，心怀不满。1947年秋，李洁之到达汕头，开设中国渔业公司。它名为企业实际是聚集一批旧军政人员议论和制订反蒋投共的计划。李洁之是核心人物，多次奔走于香港、广州和汕头之间与各方联络。1949年4月，他被广东省政府委任为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5月1日他偕中共香港分局派来的联络员陈汉欣秘密离开汕头，到达兴宁就职，旋即与驻军河源等地的曾天节、魏汉新等联系共商起义事宜。18日即宣布和平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次起义使粤东、闽西2区16个县联成一片，粉碎了蒋介石残部在赣州、长汀间固守的计划。不久李洁之就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潮梅人民行政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洁之先后任广东省政府委员、黄埔建港管理局副局长、省水利厅副厅长。1957年整风、反右扩大化时，他被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被摘掉帽子，任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兼军政史料征集组长。这时候，他积极撰写了数十万字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1979年4月，李洁之的错案得到彻底平反改正，被委为广东省政府参事室主任。他认真组织省参成员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为广东省的四化建设出谋献策。1983年4月，被选为省政协副主席兼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直至1988年换届为止。1989～1990年，他将自己历年所写并已在《全国文史资料》等书刊发表过的著述加以整理，由《兴宁文史》编辑部编纂为《李洁之文存》并排印出版，共70余万字，是粤东文史部门极具参考价值的书。李洁之于1951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历任该党广东省委员会第一、四届委员，第五、八届常委和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咨监委员会副主席。《南方日报》1994年1月20日报道李洁之病逝的消息时，称李洁之是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就长期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刘既漂刘既漂(1901～1992年)，原名元俊，兴宁叶塘镇留桥村人。1914年考上县立中学，各科成绩俱优，尤偏爱美术。1917年冬毕业后前往上海，就读中华艺术大学。他不仅认真学习中国画、西洋画、水彩画，而且精心学习建筑学。1920年毕业，次年，报考官费留学法国。1922年前往法国巴黎学习法语，1年后考入里昂大学美术系。既攻读西洋画，又选修建筑学。他认为西洋画与中国画各有千秋，不可偏废，而应取长补短，使自己的画既有中国特色，又有西欧风格。他认为中国的建筑，侧重实用，虽有亭台楼阁之美，但缺乏配套，特别是对阳光空气并不注意，乃一大缺点；而西欧建筑，则多高楼大厦，密密层层，颇为壮观，然缺乏沟通管道，以致邻居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因此，他认为无论中国建筑还是西欧建筑，都应适时改进，以利于人类共同生存和安居乐业。他在法国学习5年时间，曾参加中、西画展览以及建筑设计展览，颇获好评。1926年学成归国，抵上海时，适林风眠、李金发已先后回国，他们既是梅州同乡，又是各有专长的好友，乃相约在杭州创办艺术学校。既漂建议，须先取得旅美学术界泰斗蔡元培以及旅法学术界泰斗李石曾、李书华等支持，始可成功。于是他们共同拟订建校方案，分别拜访三老。三老对在杭州创办艺校一致赞成。他们遂将三老意见告知浙江省当局并得到全力赞助。1927年，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如期招生开学。林凤眠任校长，刘既漂任教务长兼建筑设计系主任，李金发任雕塑系教授兼主任。另聘几位名家任教。由于学校设在西湖旁边，环境清幽，加上是国立学校，人才济济，开办伊始，即有近200学子就读，一时艺专名震九州。既漂功成身退，于1929年前往上海，与李石曾之子宗侃合资创办大方建筑公司。他先托友人在法国购买了当时最新颖的1辆汽车，车的左边写上公司的名称、地点和电话号码等，右边写上留法建筑设计师刘既漂、李宗侃。顾客或朋友来访，都派汽车接送，因而业务兴隆。3年后，又在南京增设大方建筑设计公司，有他的留法朋友刘纪文(南京市长)、魏道明(市建设局长)支持和引荐，不仅为国民政府设计1栋现代化的设备齐全的接见外宾的大厦，而且设计改造了南京市的好几条大马路，还在南京市郊为高官们设计承包兴建了几栋别墅。1935年，陈济棠为加强广东的国防工事，经李洁之、罗梓材介绍，聘既漂担任总工程师，西南政务委员会授予他中将军衔。他以自己留学是由广东省府负担的，应该有所回报，所以结束京沪两地的建筑公司，回穗就职。其后广东的军事重地，如虎门要塞等即由既漂重新设计和兴建，连各地的兵房、防空壕等大部分由他设计建筑。1938年10月广州弃守，既漂奉命撤退，先至粤北、赣南，后至桂林和澳门。抗战胜利后，刘既漂见内战即发，乃出售京沪两地之楼房，携眷前往美国纽约。先是经商，后租赁一片土地经营农场。然用非所学，以失败告终。接着在杰克逊区1家大企业担任建筑设计工程师，达25年之久。退休后于1978年移居曼彻斯特。又常以绘制瓷画消闲，作品越积越多。后由友人建议，先后在新泽西州等地展览馆展出。美国人对此技艺甚为赞赏，他被舆论界称为中国瓷画大师。其作品常在报刊上登载。刘既漂一生不参加任何党派，常自称为中国的自由人。他与文艺界人物李石曾、李书华、李润章、孙伏园、曾觉之、曾友豪、刘半农等很要好，也与国民党政界人物刘纪文、魏道明、罗翼群、李洁之等常有往来。他曾为丁玲的著作绘制插图，也为罗孟玮、罗鸿诏主持的宁潮学报设计封面。他为人和蔼可亲、乐以助人。抗战前后，家乡历次水灾、旱灾，他得知后，即以他和二哥元松的名义捐助巨款，赈济乡民。兴宁各报常有记述。1936年重修北京兴宁会馆，他捐献最多。对同乡青年如曾医平、黎毓熙、曾新泉、刘汉光、林钧南等亦多指导和提携。1992年4月15日在英国病逝，终年91岁。陈粤人陈粤人（1902～1989年），原名粤寅，后改为粤人，迁台后更名伯尹，晚年自号迂夫子，兴宁石马人。早年毕业于兴民中学老制第三届，曾任叶塘小学、晋明小学教员。随后，往荷兰印爪哇学习荷文、英文，曾任荷属各地华人学校教员、校长。1929年归国，入南京中央党务学校第二期、中央政治大学教育行政系学习。毕业后，历任南京特别市政府教育科视导、浙江省立杭州中学、南京江南中学训育主任等职。1937年返粤，任教育厅督学，后调任福建省会教育局长、省立福州中学校长、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及省立文理学院教授。1946年，任南京《大刚报》总主笔，兼办华侨教育事务。1949年赴台，先后任台湾省屏东市立第三中学及内埔中学校长，台湾省干训团讲师兼训导主任，台湾大学教育系教授兼政治大学、艺专、文化学院教授。1977年移居加拿大，从事著作翻译。著有《伦理学》、《理则学》、《理则学要义》、《侨教行政》、《中国教育史》等著作及《幼儿心理》、《径赛技术图解》、《中国人在美国》、《由中国到加拿大》、《改造中国》、《佛教在中国》等译作。萧冀勉萧冀勉（1902～1987年），兴宁叶塘人。1920年，由兴宁县兴民中学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4年冬毕业后，任教导团排长、连长，东征、北伐时因作战勇敢，先后升任为军中校科长、师政治部主任及军政治部秘书等职。1929年后，历任黄埔军校十军官研究班大队长、讨逆军第六路军总指挥部科长。次年，调任国民政府警备旅团附、上校参谋主任等职。曾参与一二八淞沪抗战，策划周详，迭挫日军，调升五十八旅副旅长。1938年后，历任浙江省保安第一纵队少将指挥官、浙江省保安处长兼金兰警备司令、浙江保安第一纵队司令等职，与侵华日军作战数次，重创日军，攻克温州，将缴获的粮秣分给贫民，温州人民建有勉公亭记其事，他的妻儿子女均在战争中牺牲。后部队改编为陆军暂编第三十三师，出任少将师长。1943年，调任陆军第八十八军副军长兼临（海）黄（岩）师管区司令。1944年，调任第四军副军长兼代军长，次年2月调任莆永师管区司令。1946年，调任中央训练团军训。1948年，调升陆军第四编训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官。1949年赴台，先后任国防部中将部员、陆军总司令部高参室主任。1954年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四期受训，1957年退休。克已节俭，未再续娶，无家庭负担，遂将俸给支持同乡青年升中学、大学，还汇款回家乡修整老祖屋，以志不忘故土。陈伟霖陈伟霖（1903～1986年），兴宁坭陂人。1923年，由兴宁县立中学考取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29年毕业，供职于广东省军政界，先后任五十九师政训处上校主任、六十五军政治部少将主任、广东省汕头市营业税局局长、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会副组长等职。1949年５月，为参加起义就任广东省第九区专员公署政务处处长，到任后即与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洁之一道起义，后任广东省兴梅联合委员会顾问。不久，选派到武汉中原大学学习，毕业后任广州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兼主任秘书、市政协委员等职。任内关心群众疾苦，积极参政议政，深得群众好评。罗雄才罗雄才(1903～1993年)，兴宁龙田镇鸳塘村人。幼年时，父母先后去世，依靠堂叔父罗健占抚养。自幼聪颖，在鸳塘村凤汉小学读书时，成绩突出。毕业后考上县立中学。这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时期。他除了认真学好功课以外，还读了许多报章杂志，从而萌生了民主和科学救国的思想。1919年中学毕业后，前往广州准备投考公费学校时，意外地会见了时任广东省参议会议员的同乡李曰京。李曰京建议他到日本补习日文，生活费只需广东毫洋100元。如能认真学好日文，第二年就很有希望考取中国政府公费留学资格。罗雄才听后非常兴奋，并得到叔父支持。1920年8月，罗雄才到了日本，就读东亚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刻苦自励，分秒必争，提高了日文的读写水平。1922年初，考上东京帝国大学预科班第一高等学校，实现了公费求学的愿望。3年后，进入帝大理学部化学科学习。毕业后进入日本理化研究所研究有机化学3年。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3省。罗雄才义愤填膺，毅然回国。罗雄才于1931年冬回到广州，任中山大学理工学院化工系教授。1938年年底日本占领广州，他随学校西迁云南澄江。1942年又随校迁返粤北坪石。鉴于粤北局势动荡不定，他向广东省教育厅建议，在兴宁创办工业学校，以适应形势需要。批准创办后，他被委为广东省兴宁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长。是年秋他回到兴宁，即利用神庙和民房作校舍，开设纺织和化学2科，招生上课；还就地筹款兴建新校舍。次年秋，新校建成，又增设机械、电机和土木工程3科。1944年秋，坪石沦陷，中大金曾澄校长及部分师生到达兴宁。罗雄才看到他们处境困难，先是向银行贷款解决他们的生活，继又让出部分校舍安排他们上课。不久，金校长委罗雄才任中大工学院院长。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中大迁回广州。罗雄才亦回广州，续任工学院长仍兼兴宁工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雄才历任中山大学工学院副院长、华南工学院副院长、华南工学院院长、中山大学副校长。年迈时任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他自1931年担任大学教授和领导直到退休，历时60余年。对大学的专业设置、校舍建设、师资调配、拟订并实施教学和科研计划等，历尽艰苦，费尽心血，对广东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罗雄才治学严谨，对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有精湛研究。曾参与编纂《最新化学大全》，其中第二、三分册是他编写的，内容充实，获得同行称许。1965年，倡议组织中日高分子双边学术讨论会，轮流在中国和日本举行，对促进两国学者的友谊和交流新的成果以及发展中国化学研究与生产同步进行作出了有益贡献。从50年代起，他一直担任广东省化学会理事长、省科协副主席、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他努力组织、团结和指导广大化学工作者解决教学、科研和化工生产上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还翻译了大量日文化学科技资料，供工厂学校参考，受到同行尊敬和爱戴。罗雄才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广州市、广东省和全国人大代表，历任第四届省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52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长期担任省民盟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常委、省民盟名誉主委、民盟中央参议会常委。他积极参政议政，带领大批知识分子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1993年11月2日，罗雄才在广州病逝，终年90岁。钟亚庆钟亚庆（1904～1998年），原名伟庆，兴宁罗浮罗栋人。1929年8月，参加革命，在罗屏汉、张瑾瑜等人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带领罗栋村赤卫队协助东江游击队打土豪。历任大信乡赤卫队长、五区联队第二中队长、东江游击大队第一排排长、东江红十一军第二连连长、寻乌独立团连长等职。次年10月，大信苏区失守，他随部队转战寻邬、兴宁、平远等地。1932年3月，任寻邬独立团副团长，在牛斗岗战斗中虽负重伤，仍坚持在车头、皇乡与敌军激战；5月，中共会昌县委书记邓小平将钟亚庆调到会昌县任军事部长；7月，会昌成立第三作战分区（会寻安分区），钟亚庆任司令员，负责组建三分区红军游击队、红军学校、兵工厂和医院，发动大批青年参加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队伍；8月，带领三分区游击队在太阳桥与钟少葵部激战，取得胜利，受到邓小平的好评，得到中央苏维埃政府的表彰；9月，他在福建武平战斗中负重伤，被送到会昌六祖寺医院疗伤，邓小平、罗屏汉等亲自到医院看望。由于伤势较重，5个月后转到瑞金红军总医院治疗。1934年7月，红军主力转移，被安排在红军伤残人员疗养所；12月，瑞金、会昌等地被敌军占领，由于找不到党组织和红军，在筠门岭红军收容所洗衣队长卢四妹家里躲了几天。后来，隐姓埋名，与卢四妹一起回到家乡，结成患难夫妻。1949年5月兴宁解放，他担任大信乡民兵大队长，积极参加清匪反霸和土改运动。在春耕整队时，因坚持实事求是而受整，一直在家务农。改革开放以后，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享受离散红军人员待遇。罗元贞罗元贞（1906～1993年），字季甫，号难老园、天下好事者，兴宁宁新人。1929年起，先后在上海社会学院、北平大学等院校学习。次年，由中共党员伍扬俊（兴宁人）介绍加入共产国际外围组织——红色国际互济会，后被该总会派任长江工作巡视员。1932年冬回到家乡，次年春应聘为兴宁县立一中国文教员，并将带回的《共产党宣言》、《莫斯科印象记》及左联等文艺书刊，秘密传给学生阅读。1934年春，在县立一中组织三四读书会，不少学生由此接受进步思想而走上革命道路，还与教师傅思均创办进步刊物《微光》（后改名《微言》），宣传进步思想；冬，受到国民党兴宁县党部的警告，被校长袁荫庭解聘。1935年，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家乡担任《时事日报》总编辑，并参加兴宁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宣传抗日救亡。1939年以后，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日语系、长春大学（后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山西大学文史系教授。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武则天问题批判》，史学界从此开始对武则天进行认真研究和重新评价。他对诗词有较深的研究，著有《诗词漫话》、《通用诗韵》、《龚自珍之情诗》、《龚定庵之情诗与情人》、《对联集锦》、《难老园诗词选》、《错字考查》、《武则天研究》、《武则天集》（与人合编）、《武则天评传》等，以及立论新颖的文史论文多篇。潘允中潘允中（1906～1996年），字尹如，别号弢庵， 兴宁宁中枫树岭人。幼年就读私塾，后转读于兴民师范班、梅县东山中学高中班，接着考入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不久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次年初被逮捕，后因查无实据被释放。此后，辗转奔波，先到南昌，不到两个月返回家乡，而后到香港、马来西亚槟榔屿等，担任《南洋日报》编辑、总编辑，在华侨中宣传热爱祖国的思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旋即回国，先后任《北江日报》副社长、《民生日报》经理兼编辑，宣传抗日救国。抗战胜利后，奔赴香港，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创建民盟广东省支部。1949年5月兴宁解放，他回乡筹办图书供应处（后改称为新华书店）。1950年，任兴宁县第一中学副校长。次年，调任梅县南华学院教授、副院长。1953年，调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副院长。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40多年，长期担任古代汉语、语法史、词汇史、修辞学等课程，治学严谨，诲人不倦，为国家培养大批人才。曾经担任民盟广东省委员会第八届委员、广东省政协第五届委员、中国训诂学会理事及顾问、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顾问、广东省高教局岭南丛书编委会顾问等职。编著或与中青年学者合作编著有《毛泽东语言研究》、《汉语语法修辞》、《学点语法》、《学点修辞》、《语法修辞基础知识》、《古代汉语》、《古汉语基础知识》等。还擅长书法，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他毕生追求进步。1978年，向学校党组织要求审查他的历史和党籍问题，至1983年7月终于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虽年迈体弱，仍多次招收汉语史硕士生，完成和出版《汉语语法史概要》、《汉语词汇史概要》等著作。何心石何心石（1907～1982年），家名杞才，又名灌梁，兴宁永和石陂村人。1925年，进入兴宁县兴民中学读书。1929年秋，考取中央政治大学教育行政系。1932年，日军侵犯淞沪，返回家乡，与教育界人士曾万里等创办兴宁《时事日报》，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毕业后，应聘任江苏省立江宁中学教务主任。1935年，调任浙江省淳安县教育局局长。次年调回广东，任省教育厅督学兼省五年计划委员会设计委员。1940年后，出任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兼任广州《时代青年》主编、《华南日报》主笔及省立文理学院社会教育系教授。1946年起，调入南京任中央警官学校心理学教授，兼《政衡月刊》总编辑。1949年辞职，至汕头、香港、台湾等地，希望做一名普通教师，不料竟被台北警备司令部扣押，旋即加上通共罪名，判刑7年。1955年后，警方才通知兴宁同乡罗鸿诏、刘庆宣、高亚伟等教授担保提前释放，就任台中某中学教员，从此埋头读书、教书和著述。1962年以后，受聘台湾逢甲工商学院（后改逢甲大学）国文教授。著有《国民教育新论》、《中学实务指导》、《教育之理想与现实》、《论中国之大学教育政策》、《中国学校训育史》、《教育视导方法论》、《苏联的国民教育》、《青年需要志气》、《华侨海外拓殖史话》、《国文教育的摸索》、《从尊师问题谈到为师之道》和《中国教育视导史》等，尚有遗稿《中国教育行政立论》未及付印。李济平李济平（1908～1996年），兴宁坭陂镇高沙岭人。12岁上学，在坭陂教会乐育学堂、本村青莲小学念书。1925～1928年，投身于农民革命运动，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奔走他乡，在泰国当织布工人。1929年夏，在新加坡当锡矿工人。1932年，到香港国华布厂做工。不久，独立创办新华布厂，生意兴隆，工厂规模不断扩大。1942年冬香港沦陷，不得不关闭工厂回兴宁。1945年日本投降后，再次返港经营新华布厂，并创办联华布厂。几年后，在广州与张中畊合资开设新华布厂。期间，与进步人士交往密切，从多方面支持革命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兴奋异常，率先在新华、联华2家布厂挂起几十面五星红旗。1979年以来，积极支持家乡经济建设。1980年，会同刘宇新、罗焕昌、伍肇仁、林尚聪等旅港同乡投资210多万港元（其中李济平135万港元），与县政府合办兴宁棉纺厂，并提供1.2万纱绽全套设备。关心桑梓教育等公益事业。30年代起，就捐款、捐物修建母校青莲小学、坭陂中学膳堂及厨房等。1956年，大力支持兴宁创办华侨中学。1978年，独资600多万港元兴建占地2.67公顷、建筑总面积8000多平方米的济平中学。1989年，捐资50万元兴建坭陂镇教师住宅楼，捐资50万元兴建坭陂镇卫生院医务大楼。1990年，捐资40万元改造青莲小学，并为济平中学、济平小学设立50万元的奖教奖学基金。同时，为侨务办公室、华侨旅社等9个单位捐款、捐物，为县外贸局、工人医院等7个单位捐赠小车、大车或救护车等，累计捐资1000多万元。广泛团结嘉属7县旅居香港的各阶层人士，先后5次组织嘉属商会会员回国观光。他言行笃实，恪守信誉，深孚众望，从52～70岁，连续18年担任旅港嘉属商会正、副会长。1979年后，虽年逾古稀，仍担任旅港嘉属商会荣誉会长。廖慷廖慷（1908～1994年），字健民，兴宁龙田人。早年毕业于兴民中学，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接受革命洗礼，后又入陆军大学第三期学习。次年1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排长，参加北伐，攻克长沙，因功升任连长，随后任第九军（后改编为第二师）第五旅第十团第三营营长。1933年，任团长，北上长城抗日，曾参加古北口及南天门战役。七七事变后，升任第六旅旅长，先守黄河，防堵日军南犯，后则东驰鲁南，会战台儿庄，屡建战功。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调任中央军校第六分校十七期学生总队总队长。两年后改任第十六补训处处长，担任重庆市警备，负责陪都的安全。1942年，补训处改编为新五师，调防川南。1945年，任陆军二○○师师长，守备滇南。翌年，调任第五军副军长兼四十五师师长。1948年，升任三十一军军长；冬，由台湾调防北平。1949年，参加和谈，在和平解放北平协议上签字后赴香港。此后，在马来西亚任教直至退休。1977年，回台湾定居。伍晋南伍晋南(1909～1999年），家名畹香，原名伍文清，兴宁新圩大山下人。1926年就读兴民中学。1927年9月参加兴宁农军革命暴动，任交通联络员。随后参加农军宣传队，在家乡大村小学教书。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梅南小学当教员。1929～1930年，先后担任梅县白沙乡党支部书记、梅南区委书记、城区区委书记、五华县自卫大队政委。1931年，党组织介绍他到江西李井泉部队（独立三师）任青年科长。1933年后，任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军工工作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二十八军组织科长，1936年任政治部主任。1937年红军改编，任一二0师716团政治部主任，1938年任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1943年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副主任，1944年任358旅政治部主任。1945年任吉林省工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6～1949年，历任吉林省吉北地委书记、安东第四地委书记（地委取消后任县委书记）、办公室主任。1949年11月随军南下广东，任韶关北江地委书记兼北江军分区政委、粤北区党委书记兼粤北军分区政委、粤中区党委书记兼粤中军分区政委等职。1954～1975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分管工业和文教。1982年后，组织派他赴陕西省任政协副主席，因身体欠佳未赴任。1984年离休，享受正省级干部待遇。他虽长期在外工作，但心系桑梓，关心家乡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为家乡建设事业献计出力。钟志鹏钟志鹏（1909～1997年），兴宁城镇人。在兴宁县兴民中学读书期间，就与罗志渊等组织读书会。1924年冬毕业后，考入国民党中央党校。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沪、宁各大学相继停课，与罗晋淮等回乡创办兴宁《时事日报》，宣传抗日救亡。次年夏毕业后，历任安徽涡阳县教育局局长、广东省教育厅督学、四川三台高级中学校长、国立云南大理师范学校校长、中央通讯社贵阳分社总编辑等职。抗战胜利后，任广州市党部委员，创办《革新评论》。1949年夏，携全家赴港，随后应邀前往马来西亚沙捞越的诗巫。1952年，出任该地华侨学校中华中学校长。1956年，调往美里中学任校长。他深感当地华侨、华裔及其子女对祖国历史文化多属茫然无知，于是以宣传祖国历史文化，提高华侨子女的祖国观念和文化素质为办学方针，深受广大华侨所爱戴。罗宝良罗宝良（1910～1997年），又名罗世珍，兴宁大坪东红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罗）岗、（石）马、龙（田）、（大）坪区委宣传委员，龙坪区委书记，兴宁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跟随罗屏汉、刘光夏、蔡梅祥等县委领导，率队转战兴、龙、寻、平等县，与国民党军警民团浴血奋战多年。1934年春，参加中央苏区举办的白区党员领导干部培训班学习，结业后留在陈云办公室工作；10月，红军长征，调至中央根据地司令员项英和中央办事处主任陈毅部下，与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一起留在江西赣南坚持游击战争；冬，担任南雄县委书记。1936年1月，接任信南（信丰、龙南、定南、全南四县）中心县委书记兼支队长。次年10月，粤赣边特委派陈毅到小江区召见他，传达中央和特委的决定，要求各地红军游击队（后改名为抗日义勇军）开赴江西大余池江集训；冬，项英、陈毅等人率领抗日义勇军离开赣南，罗宝良等一批骨干继续留在信南工作。1939年4月，调任南雄中心县委书记，并组建冬防队，任队长，发展壮大武装队伍至100多人。1940年，因身分暴露，于次年秘密回到家乡，装呆多年，曾多次寻找组织，未获结果。1949年5月兴宁解放，他与进步青年组织临时工作队，进驻大坪乡公所、警察分驻所，开展宣传活动，维护社会治安，迎接共产党派员接收大坪。后在大坪区工作4年。1953年夏，响应上级号召到海南工作，直至离休。袁文殊袁文殊（1910～1993年），原名文枢，兴宁大坪人。1926年小学毕业，参加大革命青年会。次年考取兴民中学新制第六届，暑期参加大坪革命青年会达务学校组织的革命宣传活动，演话剧，发传单。其后，被选为学生自治会宣传部长。1930年秋考取广州戏剧研究所学习戏剧文学，次年发表处女作《领带》（独幕剧）。1932年参加广州文化界大同盟，从事进步文艺活动。1933年，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负责人。1934年担任中国左翼剧联执行委员，10月被捕判刑5年。1936年，在全国各界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呼声中保释出狱，继续在上海从事戏剧工作。1937年，任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副队长。1940年，任《新华日报》报社编辑。次年10月，奔赴延安，在鲁迅美术文学院戏剧系任教师、班主任、系主任等职。1947年，任牡丹江鲁艺文工团长。1948年，任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教育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主要著作有：独幕剧集《民族公敌》、电影文学剧本《辽远的乡村》、论文集《电影求索集》和《影坛风云录》。1993年逝世，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党和人民的事业，将其稿费12万元，捐赠给家乡办学。黄山定黄山定（1910～1996年），原名伟光，曾用名道坤、聊化，笔名劳中、范马、尔刚，兴宁刁坊瑶岗人。1928年考上兴民中学新制第八届，随后就读县立第一中学。1930年春，转学五华县铁岭中学，同年冬毕业。1931年春，前往上海，与老同学陈卓坤、陈铁耕等发起组织上海一八艺社研究所，从事绘画、书法等研究。8月，参加鲁迅主持的木刻讲习会，学习新兴木刻艺术。学习期间制作木刻多幅，其中《厌战》得到鲁迅欣赏。1932年6月，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与卓坤、铁耕、艾青、力扬等在法租界成立春地美术研究所，在左联领导下从事木刻和革命活动；7月，研究所被国民党特务捣毁，他和艾青等10余人被捕入狱。1935年8月出狱，考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其后在南京《金陵日报》社任职。1936年出版《山定版画选》。1938年7月，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38年11月至1943年10月，先后在十八集团野战军政宣部、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部和鲁迅木刻厂工作，以画笔为刀枪，投入抗日战争烽火中。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11月，回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七分校任教，作品在《新华日报》发表。1946年1月起，历任东北画报社编辑、东北土改工作团组长及嫩江、天津、武汉画报社编辑。1949年10月底，接管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今广州美术学院）；12月，任广州铁路分局政治处宣传科长。1952年9月至1955年7月参加高级党校学习后，任铁道部党校马列主义研究组组长，后在河北唐山铁道学院任职。1961年3月，任西南交通大学党委委员兼宣传部长。1980年6月，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1983年8月离休后，重操丹青，在北京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和参加集体画展。木刻《逃亡》、《探监》等12幅作品被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穷人之家》等被北京鲁迅博物馆陈列；《鸡毛信》、《代耕队》被北京历史博物馆收藏。1991年9月，荣获鲁迅纪念章、版画贡献荣誉证书。陈菲村陈菲村（1911～1997年），女，原籍江苏省太仓市。1935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秋季随同丈夫南下广东，先后在大埔县第一中学和兴宁县龙蟠中学（1949年更名龙田中学）、宁东中学（1949年更名石马中学）、女子中学、第一中学，以及汕头韩汕师专、兴宁师范学校等校任教，曾任副校长、校长及兴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从30年代起，就以鲁迅的革命精神教育、鼓舞学生。40年代初，发表《呐喊发刊词》，号召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发表《酒后一席谈》，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并在龙蟠中学组织学生会，启发学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及进步的文艺书刊。解放战争时期，与兴宁周围的游击区保持密切的联系，在宁东中学教书时，她家成了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同时还派学生帮助游击队张贴标语，宣传发动群众同反动派作斗争；满腔悲愤地挥写小说、杂感和诗词，勇敢地抨击黑暗，为妇女解放摇旗呐喊。1948年，在进步力量的支持下，她被任命为兴宁县女子中学校长。刚到校，就有人警告她，要揍她，甚至扬言说：看你能否当上三个月校长。但她不怕威胁和恫吓，总是说：不会干，我就学，定要学会对付各类人的办法。她终于把学校办好了，赢得社会各界的赞誉。兴宁解放后，她积极投身于革命工作，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安排，当过一般教师，也担任过领导职务，几番上下，但她从不计较，赤诚育英。文化大革命期间，时任校长的她蒙受不白之冤被管制，挂黑牌游街，仍然坚信当一名人民教师光荣。粉碎四人帮以后，她老骥伏枥，青春焕发，虽身体孱弱，但顽强坚守教育工作岗位，身体力行，为振兴兴宁的教育事业发挥余热。离休后，她忠心如一地积极要求入党，1984年11月终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2月18日，县委、县政府为表彰她从事教育事业五十周年的光辉业绩，隆重召开纪念大会，会议期间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贺电、贺信和贺词180份，并编印纪念专辑。罗丹罗丹(1911～1995年)，原名士桓。兴宁龙田镇蓼塘村人。幼年在龙田小学读书，特别喜欢看《薛仁贵东征》、《罗通扫北》、《封神榜》等章回小说。这不合父辈的要求，常引起反感。毕业后，一度在龙田镇晋隆布疋杂货店当学徒。1928年秋，考上县立中学。在校期间，他开始接触新文学和新思潮，热衷于读《新青年》、《独秀文存》、《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以及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名家的作品。1930年春，参与发动一中学潮，被开除学籍。后来去紫金当店员。不久失业回乡，先后担任龙田仁孝小学及居公桥小学教员。这时，他写了《闲居随笔》在兴宁《庸言日报》连续登载。1935年端午节后，前往汕头，在统税所当文书。非常节俭，把大部分工资用在购买《世界文库》、《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新文艺书籍。同年冬，经中学时候的进步同学张钜曾介绍与李英(即后来越南外贸部长李班)、陈光等地下党员与他认识。后又由李、陈等介绍加入世界语学会、新文学学会、文艺座谈会等地下党领导的进步组织，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革命文学作品，先后编辑革命刊物《海岸线》、《新世界》。后又主编《星华日报》专栏周刊《黎明》、《火炬》。卢沟桥事变后，罗丹与李英、陈光、吴南生、蒲风等发起成立潮汕青年救亡同志会，并任理事，又任潮汕战时文化协会理事长，并主持出版《战时文化》。1938年4月，罗丹由汕头历尽艰辛，到达延安，被安排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留校在训练部工作。11月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不久奉命派往晋察冀军区继续从事宣传工作。1941年夏，复回延安军委总政治部。同年秋，获准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及写作。1942年，他的短篇小说《李炳龙》在解放日报丁玲主编的文艺副刊上连载。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机关刊物于黑丁主编的《谷雨》上发表短篇小说《高志坚》。1943年，奉命调到中央党校三部学习。这时，他抽空写了有关军事题材的短篇作品《小号手》、《模范村长》、《高大伯》、《萧营长》、《于凤来》等，分别在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发表。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奉命随部队前往东北军区，先后担任《大连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鞍钢铸管厂厂长、鞍钢炼钢厂副厂长等职。期间，他曾发表10余篇理论性的文艺杂文以及《在敌人后方》3幕话剧和30万字的长篇小说《被践踏的土地》等。1948年初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小号手》和《薛秀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调往作协沈阳分会任驻会专业作家，并主编《文学月刊》。1950年出版了《飞狐口》，后被译为俄文和哈萨克文在国外出版。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风雨的黎明》。次年春，全国文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茅盾在报告中赞扬此书为十年大庆中国文坛10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为罗丹带来崇高荣誉，也确立了他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1963～1964年，又出版了《秘密情报员》和《战斗风云录》。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不公正待遇，虽重病住院治疗，仍被强迫送往海城劳动。1978年宣布彻底平反，回到创作岗位，任辽宁作协主席。这时，他虽年近古稀，仍壮心不已，又创作出版了《风雨的黎明》的姐妹篇《严峻的岁月》。同时还写了大量古体诗词。1985年离休，享受正厅级待遇。1992年，国务院为表彰他在文化艺术事业上作出突出贡献，特颁发特殊津贴和证书。1995年2月25日在鞍山病逝，终年84岁。龚建章龚建章（1911～1982年），原名治洲，兴宁大坪鸽池村人。1927年就读兴宁县兴民中学，1931年考取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1935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1年到湖南湘雅医学院任讲师。1945年，入英国伦敦大学热带卫生和医学学院寄生虫系从事寄生线虫研究，获博士学位。1948年回国，历任武汉大学医学院、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寄生虫学教研室抗疟药研究室主任和教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疟疾专题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寄生虫研究学会理事长。1952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期间，负责解决部队的血吸虫病和丝虫病的防治问题，荣立三等功2次。1956年，赴苏联考察，在苏联基洛夫军事医学院作《中国丝虫病流行概况》的学术报告，获得好评。1961年始，参与抗疟药的研究，多次获得科研成果奖。1975年，赴秘鲁利马，出席由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环境改造和生物学预防疟疾会议，在会上作学术报告。1978年，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军科学大会，获得表彰和奖励。马添荣马添荣（1912～2000年），兴宁福兴新联村人。只读过小学4年和私塾1年。16岁时，被马少虎聘为村办小学助理教员，后以教书为掩护，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2月参加革命。次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月，任兴宁青抗会工作团团长。此后，先后在梅县梅南中学、星聚中学、福建永定县侨育中学教书，并开展艰苦的革命活动。1943年春，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追捕而到江西省泰和马家洲隐蔽，并办起广东移民小学。1945年8月，回到梅县湖塘，先后被安排在党的据点湖塘小学和始基小学教书，继续开展地下党的工作。1946年春，任中共梅县附城区委宣传委员。次年化名李中，到梅蕉平边游击区打游击，任三支队负责人之一。1948年2月，任梅北地区的区委书记兼武工队指导员；冬，调任中共蕉岭县工委宣传部长。1949年6月起，历任中共兴宁县委常委、兴宁县人民民主政府副县长、军管会公安科长、县府公安局长、兴宁人民法院院长。1951年11月至1953年2月，到北京中央政治法律干校学习。回来后，历任广东省政府政法委员会政策研究科科长、省司法厅科长、整风办公室主任等职。1980年，在省律师协会担任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邀律师，连任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1983年3月离休后，仍担任5家企事业单位的常年法律顾问，为当事人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6385万元。1973～1996年，为群众解答法律问题3812宗；1981～1996年，义务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2816人次。他生活俭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先后捐款8000多元。爱好广泛，经常创作和说唱山歌。1939年，出版《抗日歌谣》，以山歌形式宣传抗日救亡；1955年后，以山歌形式写日记1万多首；1992年，出版诗歌选集《山间笛歌》。86岁，仍担任劲松羽毛球队副队长、名誉队长。此外，还擅长书法，多次参加书法展览，并获奖。1993年，被国家司法部授予一级金星荣誉奖章。李又华李又华（1912～2000年），兴宁宁新横新村人。1921年春，在兴宁县城读高小。1924年考上县立中学，成绩优秀，思想进步。1925年东征军攻克兴宁县城前后，积极宣传革命。1927年秋，参加兴宁县城的农民暴动。1929年1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被选为团支书。不久，被提为附城区团委领导成员。随后，主持团区委工作，积极发展壮大组织，开展革命斗争活动。1929年10月下旬，为迎接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组织人员在城外接应，在城东片一路贴上欢迎标语，散发大量传单，鼓舞群众。后来，在执行任务时被预先埋伏的反动军警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出狱后，积极参加左联领导的中国诗坛中国诗歌会活动，用笔名写了不少革命诗歌。1934年，在小学教书，秘密学习马列主义书籍。1935年，到虎门要塞小学一边教书，一边寻找党组织。193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在广东省花县、河南省陇海铁路沿线宣传抗日并参加对日作战。1938年6月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晋察冀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学习和工作，历任教员、秘书、区队长、科长等职。1949年8月，从北京随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到达广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协助叶剑英组建南方大学，历任教务处长、副主任、校团委书记等职。后被派到韶关、海南岛搞土改，任海南文昌县委书记、海南土改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52年10月起，先后在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文教部、省高教局任副处长、处长、副书记、副局长、党组书记、局长等职。在担负繁重的领导工作期间，不但关心家乡高等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还单独或与人合作撰写、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社会发展概说》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书籍10多部计100多万字，诗歌近百首。朱瑜良朱瑜良（1913～1987年），原名展瑜，兴宁宁中人。早年就读兴宁县兴民中学新制第五届，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青年改造社，设立民众学校，参与社会服务。1929年夏赴南京，考入江苏省立第一中学读高中。1931年夏考取国立中央大学化学系，1935年毕业后在南京中央工业化验所工作，半年后应上海同济大学之聘，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抗日战争之初，曾随校撤退，辗转迁入云南地区。抗战胜利后，又随校迁返上海。1952年，调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兼无机化学研究室主任、国家教育部无机化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始终坚持职守，虽至年老有病，双手发抖，仍登坛讲课，为学校建设化学实验室、编写《化学学报》等作出较大的贡献。罗键罗键（1914～1996年），原名宝崇，又名善中，化名陈健纲，兴宁宁新寨仔村人。兴宁县立第一中学毕业后，到新陂小学试教，1934年转入植基小学任教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小学教师联谊会等进步组织，团结各界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1月任中共兴宁中心区委组织部长，与马添荣等在刁坊庆平小学以教书为掩护，组织南乡联庄会，举办党员训练班和妇女识字班，印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1941年，奉命转移到梅县松源六甲联中任教。1942年，到福建永定县侨育中学任教；夏，因叛徒出卖，中共南委遭到严重破坏，他被通辑，又转移到广西桂林，在少数民族地区罗城县国民中学教书，后得知仍遭通缉，即往柳州的老战友唐鸿发住家隐蔽下来。1944年初，打入第四战区战工总队特训班任少校指导员，抗战胜利后特训班随即结束。不久，应中共隆山支部之邀，担任隆山国民中学教师。1947年10月，经中共南方特支介绍，先后在钦州师范、钦州第一中学任教，对学生进行革命和迎接解放的教育，又引起地方当局的注意。1949年1月，奔赴广西革命老区十万大山，任粤桂边纵第三支队21团副教导员。1950年5月起，先后在钦县公安局、合浦专区公安处、湛江地区公安处工作，多次得到上级的表扬、奖励，被国务院、国家公安部授予一级金星勋章。后调任塘营锰矿矿长、阳江温泉茶场副处级场长。1986年6月离休后，回乡定居。1987年秋，他与几位老同志倡议成立兴宁风采社，短时间内就有近百名离退休干部、教师参加，并被推举为社长，编辑出版《兴宁风采》。《兴宁风采》出版至第12期后，改任名誉社长，直至逝世。陈衍陈衍（1915～1984年），原名庆祺，兴宁城北人。1934年由兴宁县立一中考取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1938年毕业并获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讲师。后调任湘桂铁路贵阳分局工程师。1950年，大西南全面解放，铁道部、铁道兵团组织陈衍等3人小组，负责接收贵阳分局及重庆分局，提出成渝铁路工程选线设计的改线建议，为国家节约了几十万元，被西南铁路局授予劳动模范称号。其后，历任西南铁路局、天津华北铁路设计院、铁道部大连第五设计院高级设计师。 1957年，调至铁道部鉴定委员会任副主任、高级工程师等职。曾参加或主持成渝、成昆、南京长江大桥铁路工程及北京郑州等各大铁路枢纽编组站场的设计和鉴定工作。1960年初，为南京长江大桥铁路工程设计提出的新方案，既降低成本又缩短工期，被铁道部评为先进生产者。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因劳累过度而病倒，在病榻上仍为连接广东、福建的铁路及广梅汕铁路的兴建设计方案2个。他精通英语、德语和俄语，翻译过大量的铁路设计资料，发表在《铁路通讯》及内部刊物上。萧汝淮萧汝淮（1915～1997年），兴宁叶塘人。1928年，考入兴宁县兴民中学新制第八届。1932年转入江苏省立苏州高级中学，1934年毕业。1939年空军机械学校四高班毕业后，在昆明第一飞机制造厂及第十飞机修理厂供职。1943年秋奉派出国，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CONUAIR飞机制造厂研习飞机生产及工具制造技术。1945年秋，入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院进修。次年奉命回国，入航空工业局工作，先在台中协助建厂及参与新机研制，随后留任制造科科长。1949年，任台湾航空研究院资料组组长。1951年调任空总联络科长，次年任航空研究院研究员。1954年申请停役，转任民间组织中国生产力中心工程师，协助发展台湾工商业。1957年赴美考察工业工程，不久入锡类求斯大学研究工业工程。1958年回台，先后主持开办工业设计、工业安全、包装人员训练班。至1985年，一直任中国生产力中心顾问及资料出版处经理，先后出版《台湾工商名录》、《生产力月刊》及其他教材。陈寿康陈寿康（1916～1989年），兴宁福兴人。1934年秋毕业于兴宁县立一中高中，考入中央军医学校（抗战期间改名国防医学院），1940年毕业留校，历任外科助教、副教授等职。1946年，赴美国留学。1949年10月回国后，历任中南军区第62陆军医院外科主任、中南军区总医院外科主任、广州军区后勤部卫生部专家室外科主任。1956年8月被授予中校军衔，1964年晋升上校军衔。197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7月任广州军区总医院副院长。1983年6月任广州军区总医院专家组组长。他是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和医学专家，主编了《创伤救治手册》、《创伤外科急救》、《腹部手术并发症的防治》、《创伤诊断学》等书籍，医学成果获全国科技大会奖。1978年被广州军区授予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担任野战外科顾问组组长，驱车1600多公里，到过14个野战医疗所救治伤员。历任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理事、全军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及普外学会顾问、《解放军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人民军医》编委、《创伤杂志》学术顾问、第一军医大学外科学硕士研究生客座教授、总后勤部卫生部第四届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广州军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普外专业组顾问，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广东省委员会第三届、第四届委员等职。高亚伟高亚伟（1916～1998年），字一凌，兴宁刁坊人。早年考取燕京大学，入学后又转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学习。由于家境贫寒，自大学二年级开始即自力更生，以高一凌为笔名创作散文及新诗，发表于北京各报刊，赚取稿费作为学费和生活费，并出版诗集《夜行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北平沦陷，北京大学迁往云南昆明，与南开、清华等校合并为西南联大，次年6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助教。1940年，应聘回家乡任兴宁县立一中教员。1947年，应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史地系（后改国立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之聘，携夫人袁蕉美至台，教授西洋史课程。此后，长期留台任师大教职，期间曾兼任台大、政大、辅仁、淡江、东海及文化等大学教授，专授西洋史。1960年初，新加坡南洋大学成立，曾应邀前往讲学，任该校客座教授两年。他授课之余，执笔为文，对于历史独具灼见，著述不辍。长期为国立编译馆编纂中学及师范学校历史教科书，独立完成《世界通史》，为台湾各大专院校普遍采用。1986年退休后，热心参加兴宁同乡会的活动，被推举为永久名誉会长。黄维礼黄维礼（1916～1996年），曾用名小川、必进，广东省大埔县人。1940年参加工作，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电台支部宣传委员兼文化教员、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第二支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饶和埔丰（诏）边区特派员及县委书记、中共粤东地委执委、中共韩东（后改为韩江）地委书记、粤东支队独立第五大队政治委员、闽粤赣边纵队第四支队政治委员等职。1951年4月，任兴梅地委常委、兴梅行署专员兼中共兴宁县委书记，到任伊始就组织动员全县民工10万多人，修筑国防公路，至６月蓝（五华蓝田）丰（顺）线、兴梅线、梅畲线 （至松林坝）全面竣工；动工兴建县内第一座水库——福兴石屐水库，至次年完工；6月30日，组织成立县抗美援朝公会，各区、镇成立支会，全县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宣传，先后动员3批青年676人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认捐兴宁号飞机款３亿元（旧版人民币）；12月，动工兴建宁江东岸总排水沟（简称东沟）、鲤子湖支沟和城东灌溉渠，至次年3月完工。1952年１月，兼任兴宁县政府县长；９月，调任汕头地委委员、副专员。1956年８月起，在广东省供销社、省物价局、省金融部门任职。1971年，任广东省财政局革委主任。1973年２月，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广东分行行长兼党委书记，直至1987年离休。1996年夏，病重住院，心里仍惦记着老区人民的脱贫工作，再三嘱咐亲属，将平时节省的1.5万元，捐赠给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作为基金。张雪伦张雪伦（1917～1994年），原名湘泉，兴宁宁中洋岭村人。30年代毕业于兴宁县立第一中学，40年代初在梅县华南中学（后改名华光中学）任教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广州市主办文学杂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读南方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华南文艺学院。1953年，调入《华南文艺》（后改为《广东文艺》）编辑部工作，负责客家语系作品的编纂。在编辑工作之余，深入到梅县、兴宁、五华等地，采集客家山歌、故事、民俗等素材，经过精心筛选、整理，编辑出版《传统客家情歌选》，短期内即被读者抢购一空，同时创作新山歌、山歌剧，语言通俗，内容新颖，韵味隽永，被广大群众所喜爱。1980年退休后，回到家乡定居，先后参加《粤东客家山歌》、《宁水风情》、《兴宁客家情歌》、《宁江诗词》、《古今宁水诗选》、《中共兴宁县委统战志》以及《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兴宁县卷和梅州选本的编纂工作，并担任宁江诗社副社长、兴宁市文联文学家协会副会长，是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岭南诗社社员、嘉应诗社理事、梅州首届梅花奖获得者。创作的中篇小说《理想的追求者》，是广东省畅销书之一。撰写的论文《客家山歌探源》和《客家山歌的艺术特色》，学术价值颇高。与张俊贤合写的论文《略论诗歌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参加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广东省联合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后，被收入论文集《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创作的电视短剧《角杯风波》，被广东电视珠江台摄制，在《万花筒》农家故事栏目中播映。他写有大量的民歌、诗歌、小说、论文、散文、杂文、戏剧和电视剧，1994年结集出版《木棉居诗文选》。张作梅张作梅（1918～1998年），兴宁龙田霞璋人。9岁时父亲病逝，1931年被送往香港，投靠舅父，寄居就学。1937年毕业于香港英文书院中学，考上广州中山大学机械系。 学习成绩优秀，连年获得免费名额和助学金。1941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先后担任中央造币厂昆明分厂技佐兼机修股金工车间主管、技士兼铸造股股长。1944年末，以优异成绩考取留英公费生，后又考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工程研究院机械系研究生。1949年7月获博士学位，论文《金属棒材的剪切》在英国《金属学报》刊登，被留在该校工程研究院担任研究员。1951年底，著名科学家严济慈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赴英国访问，转达周恩来总理对海外赤子的殷切期望，邀请李薰、张作梅等4位科学家回国筹建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他毅然踏上归国旅程。回国后，积极参与金属研究所筹建工作，担任压力加工研究室主任，围绕国民经济建设课题开展研究，取得丰硕成果。1957年，任科学院机械电机研究所副所长。1958年，任科学院机械研究所副所长，兼压力加工研究室、机械强度研究室主任。期间，参加筹建长春机械学院，兼任副院长。1960年，任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所长。1980年底，任科学院长春分院副院长，并当选科学院院士。还先后担任国家机械工业技术发展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国家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吉林省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国家空间科学学会空间机械专业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第五至七届委员，全国侨联会理事，吉林省侨联主席和科协副主席等职。198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研究了国产钢种的性能与压力加工的关系，为解决国产钢种的加工工艺和性能提出了科学依据。对重轨的轧制、薄板的粘结、电热丝材料的加工，新钢种的轧制、锻造和挤压，金属在均匀压缩下的应力应变关系、横煅及横轧时金属的变形和破裂、金属的塑性和变形抗力等进行了系统的基础性研究，为生产新钢材提供了科学依据。主持恢复了长春光机所的机构学、机械传动、摩擦磨损润滑、机械材料与工艺4个研究室的方向任务和实施方案，承担空间机械和机器人等课题研究任务，为实现科技现代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3次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是具体制定并组织实施中国机械科学发展规划的负责人之一。撰写的不少学术论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并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林静中林静中（1918～1999年），原名仕欣，兴宁龙田人。1935年在兴宁县立一中读高中时，思想进步，学习成绩优异。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受中共党组织的委派，先在刁坊小学任教，后调入宁新纶彩小学任党支部书记。不久，派往梅县松源六甲中学、和平县立中学任教。1942年，转赴广西罗城国中、柳江县私立培育中学、忻城国民中学等校任教，传播进步思想。1945年8月起，分别在广西隆山中学、武鸣中学、绥绿中学、宾阳中学、南宁私立华侨中学等教书，继续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任中共党支部宣传委员、书记及中共南宁城区工委书记等职，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9年12月以后，历任南宁市政府文教局副局长、代局长、党支部书记，南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交通部办公室副主任，南宁市第二中学校长，南宁市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南宁市委候补委员等。文化大革命前期被错误审查，并下放到五七干校改造，后期任南宁市支边办公室负责人、市房产局局长、党委书记。1978年后，任南宁市科委副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办主任兼广西环保科学学会理事长、自治区党委处遗办公室主任、整党办处遗组副组长等职。1984年12月离休。潘炯华潘炯华（1919～1997年），兴宁宁塘人。1943年毕业于省立文理学院生物系，留校任教。1950年起，先后在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师范学院(1982年更名华南师范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副院长、校长等职。50年代初期起，研究四大家鱼的鱼苗人工繁殖，在省内首先提出用流水刺激加上给亲鱼注射激素，创造一个似天然产卵场的环境育苗的设想。1958年，人工繁殖鲢、鳙鱼获得成功。根据研究成果，撰写了《广东鱼类区系特点》、《珠江三角洲的淡水鱼类》、《广东沿海的软骨鱼类》等学术论文，为开发渔业资源提供了价值较高的资料。文化大革命后，担任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校长期间，仍亲自承担中国水产六五规划重点课题珠江水系渔业资源的调查，指导把北江二、三十种高产、优质野生鱼种改为家鱼的课题研究。70年代，研究罗非鱼越冬保种获得成功，利用尼罗罗非鱼个体大、莫桑比克罗非鱼等繁殖力强的优势，进行各种杂交试验，培养出优良的新品种。1978年，经过5年摸索，在华南地区最早解决了人工繁殖泰国鲶的技术难题。他和助手们撰写的《胡子鲶的养殖》一书，在国内首次系统阐述了胡子鲶的养殖技术。他是鱼类学会理事、广东水产学会名誉理事长、广东海洋湖泊学会副理事长、广东动物学会副理事长、广东省第四次党代会代表、第五届省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有100多篇（部），多次受到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的嘉奖。主持完成的北江渔业资源调查，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科技进步一等奖。石楚石楚(1923～1994年），原名朱引龙，兴宁福兴新联人。1942年7月，由兴宁县立一中高中考入国立中山大学。1944年7月，华中华南地区面临沦陷，形势危急，他满怀爱国热情，毅然参加东江纵队，在青干班、行政干校学习并工作。194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由组织安排，重返中山大学法学院，以读书为掩护进行中共地下党的学生工作。次年7月，因形势变化，组织将他召回，随东江纵队北撤，先后在山东东纵后勤处、华东军政大学教导团和渤海军区工作。1949年秋，随两广纵队南下广东，任珠江军分区司令部首长秘书。1950年3月起，任珠江地委秘书处机要秘书，粤中区党委纪委秘书、副科长、科长。1956年2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监察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副处长、处长。1969年3月，到省委花坪五七干校学习。1973年，任广东外语学院党委委员、学院革委会常委。1978年5月以后，任中共广东省纪委处长、副局级纪检员、正厅级常委、省纪委厅级专职委员等职，清正廉洁，爱岗敬业，准确核实要案、重案、难案，勇于负责，深得省纪委领导的信任和中央纪委领导的赞许。1987年10月兼任广东省第六届政协常委。1993年9月离休，仍积极参与领导干部多占住房问题的清理工作，直到病逝。罗妙罗妙（1924～1999年），原名罗启茂，笔名野蔓、蔓茵、远休、季平，兴宁刁坊河郑人。1941年，在县立一中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党支部书记。1945年，考入中华文化学院选修新闻课程；8月，任中共梅县学生工作委员会书记兼东山中学支部书记，中共兴宁县特派员。期间，他培养和吸收一批共产党员，发展壮大了革命队伍，曾亲自带领队伍上山打游击。1947年5月至1949年7月，历任汕头《光明日报》、梅县中心县委机关《曙光报》、游击区《梅州人民报》编辑，梅州青年干部训练班教导员，闽粤赣边区《大众报》党支部书记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兴梅日报》、《兴梅农民报》总编辑，《南方日报》编委常委，《南方日报》农民版第一副主编，《广州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共广州市委委员。1983年12月起任深圳特区报社社长，并兼任全国记协理事、广东省记协副主席、深圳市记协主席、顾问等职。制定符合特区实际的办报方针，以孺子牛的拓荒精神，克服人员不足和设备简陋等重重困难，建立了一支政治业务素质较高、群体结构合理的采编队伍。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特区，在深圳新园宾馆接见了他，并与他亲切握手交谈。1987年被列为中国新闻界名人，编入《中国新闻年鉴》。1988年晋升为高级编辑。1997年获全国记协颁发的从事五十年新闻工作荣誉证书。1994年3月离休。报业生涯50年，他始终正确把握舆论导向，矢志不移，笔耕不辍。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为进步报刊撰写文章，贬责时弊，随后直接参与地下党报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为配合大军南下，在闽粤赣边区冒着枪林弹雨印报发报，传递党的声音；新中国成立后，满怀革命豪情，在新闻战线上勇挑重担，艰苦开拓，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新的贡献。50年代中期，深入生产第一线，撰写系列报道，推动广州技术革新活动的扎实开展。1956年，组织策划报道为抢救国家财产光荣牺牲的青年女工向秀丽的英雄事迹，影响遍及全国。60年代初期，认真调查研究，协助主编把《南方日报》农民版办成农村喜闻乐见的报纸，发行量达36万份。改革开放后，带领编委成员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集中力量搞四化建设的方针，积极做好宣传报道工作，多次受到省委主要领导的表扬。毕生写有大量的社论、评论、述评、通讯、散文、诗词、回忆录等，其中部分收入《我的记者生涯》、《当代南粤记者》第一卷、《广东青年运动回忆录》、《海韵晨曲》、《宁江诗词》、《深圳诗词》等书刊中，并与人合著《今日深圳》等书，为党的新闻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王立王立（1925～2000年），原名王竞祥，兴宁宁塘坪塘村人。少年时得到国画家傅思达的引导跨进艺术门槛，凭着《苏联版画集》和《怎样创作木刻》几本书，开始木刻制作。后到当时的抗日大后方、文化人荟萃的广西桂林，在名师黄新波的指导下，第一次把《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幅木刻肖像创作出来，接着完成了拜伦、罗曼罗兰、陀思妥也夫斯基等世界文豪的木刻肖像，挂在由郭沫若主持的重庆文委会客厅上，被进步木刻团体中国木刻研究会吸收为会员，那时他才17岁。1943年后，在桂东钟山中学任教期间，创作了木刻《生产者》、《野菜无处寻》、《吃错了树叶》、《久旱》等反映当地农村生活的作品。1946年6月30日，因组画《灾区归来》，被反动当局逮捕下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华南文联、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东画报任职，创作了《峡谷初醒》、《建设水电站》、《南海渔村》等当时较有影响的作品。60年代，把创作重点转入中国画，其笔下的竹，功力深厚，挥洒自如，独具一格，人们都称他为竹痴。1978年，任广东画院秘书长、中国版协理事、广东美协常务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嘉应书画研究会副会长。1989年，退居二线任艺术顾问后，在四川卧龙地区创作了《母子情深》、《熊猫家园》等佳作。亚洲运动会特请他作大熊猫图，外交部钓鱼台国宾馆收藏他的《竹笛无声》。他的画驰誉国内外画坛，载入《现代中国画选集》、《当代中国书画选集》、《中国新文艺大系美术集》等画册，许多作品被艺术博物馆珍藏。创作的竹子和熊猫图广为流传，被视为艺术珍品，被美、苏、日等国收藏。1990年，在日中交流美术展览中展出的《大熊猫图》，继版画《吉林泉声》后第二次获横滨市长奖。接着，在台湾高雄举办王立水墨画首展，为大陆与台湾的文化交流做了一项开拓性的工作。1991年9月，获中国新兴版画运动60周年贡献奖。广东电视台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先后为其拍摄了《节节绿叶发新枝》、《王立笔下竹千姿》的专题片。他眷恋生他养他的故乡，创作了《月是故乡明》、《黄遵宪故居》，在许多画的落款自称嘉应州人，抒发自己的乡情亲情。参与发起成立清桢版画会，亲任清桢版画会名誉会长，多次成功地组织清桢版画赴日本参展。何坤祥何坤祥(1929～1991年），兴宁宁新镇洋里村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参加农会工作，任小洋一村农会小组长、干事、主席，动员贫雇农加入农会，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和土改试点工作。1952年7月，被吸收为土改复查工作队队员，不久任工作组长，先后负责洋里乡、水口区蓝布乡和彭洞乡的土改复查工作，荣立一等功。1953年4月后，任洋里小乡乡长、中共刁坊区委委员兼洋里小乡党支部书记，195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夏和1954年春，发生严重旱灾，带领群众筑坝、打井、挖沟引水抗旱，取得大旱之年农业生产的全面丰收，被记功3次。1956年6月，当选为广东省党代表。1956年12月后，调任中共宁新大乡党委副书记，宁中人民公社党委委员、副社长，宁新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社长、革委会副主任、主任、党委书记等职，坚持实事求是，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展创粮食高产活动。1963年，宁新公社实现粮食亩产超千斤，此后连年稳产高产，成为省、地、县闻名的科学种田先进单位，被评为兴宁县劳动模范、农业先进工作者、农业先进工作者标兵。1975年11月起，历任中共兴宁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政协兴宁县委员会主席，兴宁县人民政府代县长、县长等职。1984年5月，退居二线任县政府顾问，仍以高度的工作责任感，组织打好侨牌、引进侨资，为振兴家乡、繁荣经济出谋献策。秦伟新秦伟新（1931～1995年），兴宁宁新人。1953年7月考入广西医学院，1955年1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7月留学院附属医院外科工作，1982年7月晋升副主任医师，1985年7月晋升主任医师，1992年10月批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历任中共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广西壮族自治区肿瘤防治研究所副所长，并兼任中华医学会广西分会肿瘤学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广西分会常务理事、广西制冷学会技术咨询服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梅州市科技信息咨询南宁联络处副主任等职。他具有精湛的医疗技术，参加工作38年挽救过许多垂危病人的生命。即使在晚年，仍孜孜不倦地坚持学习，掌握最新的国内外专业技术，特别是肝癌治疗方面享有盛誉。撰写有学术论文数十篇，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成果二等奖3项、科技大会奖1项。曾宪林曾宪林（1932～1996年），原名汉兴，兴宁罗岗罗中土寨人。早年在家乡参加村农会，任青年会长，后入区文工队。1950年1月起，先后担任河郑小学教导主任、河塘小学校长。1955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1959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1978年3月，借调到湖北省委宣传部，参加省社会科学院的筹建工作。1979年4月，代表湖北省社科院出席全国第一次史学规划会议，参与编纂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计划重点项目《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此外，与人合著《北伐战争史》、《中国大革命史论》，主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史》，整理和编辑《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斗争资料选辑》、《邓演达历史资料》等。先后在全国和地方20多种报刊上发表论文60多篇，累计50多万字。1988～1990年，著述中国大革命史研究系列著作相继定稿付印。1991年10月，在武汉、广州、北京、上海有关专家的支持下，组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大革命研究中心，任研究中心主任。在报刊发表论文近10篇，与人合著《国共两党关系概论》，主编150万字的大型工具书《国民革命史事典》及《湖北简史》、《湖北省志政党社团》、《当代湖北简史》等，首倡并主编约200万字的《中国大革命丛书》，其中第一部著述《中国大革命史论》已出版。1994年，应邀担任《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兴宁卷》编辑委员会顾问。他编著的一系列著作，在国内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在海外史学界尤其是韩国、日本、俄罗斯亦得到重视。为加强对外学术合作与交流，从1995年初起就酝酿、筹备中国大革命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后因病魔缠身未能参加大会。他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兼职导师、湖北省委党校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先后担任过中国中共史学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湖北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历史学会副秘书长、湖北省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理事、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地方志学会理事、湖北省统战理论研究理事、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和武汉市文博系统中级职称评委、湖北省社会科学高级职称评委、湖北省社科管理高级职称评委、武汉国民政府旧址陈列馆名誉研究员，以及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罗光伟罗光伟（1935～1997年），兴宁坪洋罗营村人。1949年3月参加工作，任地下党交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乡长、公安特派员、区委委员、省公安厅科员、县公安局股长、县革委保卫组五办主任、县法院院长、县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工作成绩显著，受到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通报表扬。1986年，调任梅州市政法委副书记兼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被选送到省和中央政法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始终恪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宗旨，注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在地方财政较为困难的情况下，积极争取各级领导的重视支持，努力改善市、县两级法院、基层法庭的办公条件及干警的居住条件，首次在全国中级人民法院系统中出版《梅州剑魂》，使梅州市两级法院干警深受鼓舞。他是中共梅州市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梅州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代表。1996年8月离休。张振坤张振坤（1936～1996年），笔名张放，兴宁宁新大岭赤沙岭张屋人。1953年宁中中学初中毕业后，在定宁小学（现宁新中心小学）代课。1956年在县文化馆工作。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汕头专区文工团、汕头专区山歌剧团、梅县地区山歌剧团担任独唱演员、主要演员。1976年调入梅县地区艺术学校，任山歌科主任、教务处副主任。1988年评定为高级讲师，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省音乐家协会理事、省文联委员、省声乐学会副秘书长、梅州市音协会长、梅州市首届人大代表及第一、二届政协委员。他在中学时代就是学校的文艺活动骨干，1956年在文化馆工作期间，一边自编自演，一边辅导群众文化活动，为其后来的创作演唱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59年在省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中担任《赞歌》演唱，周恩来总理听后称赞唱得好，并亲自接见了他。1980年4月，代表广东省参加国家文化部在北京举办的民族民间唱法汇演，由其编词曲、演唱的《歌声飞过淡水河》、《老俩口爱唱歌》等7首歌被评为优秀节目。后由文化部组织到北京、上海、杭州等7大城市演出，受到热烈欢迎，誉他为客家山歌王。中国音协主席李焕之称其是造诣较深的歌唱家之一。改革开放后，应邀到香港、澳门、台湾、美国、泰国、新加坡、印尼等地演唱，用山歌沟通客属亲情，开展山歌外交，为梅州联系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做了大量工作。他谱曲、演唱的有大型历史歌舞《客家春秋》、电视片《山歌情》、电影《生死树》。1995年10月，参加北京中老年戏曲汇演，荣获牡丹奖。1996年9月，虽重病在广州珠江医院就医，还为大型电视剧《客家女》配唱。去世前3天仍强忍疼痛，半夜起来创作山歌。他扎根客家文化土壤之中，献身于客家山歌事业。收集改编、创作并演唱了大量客家山歌小调、山歌剧等，出版发行个人的录音带、唱片和激光唱盘30多盒，远销世界各地。编著的《张振坤山歌集》，广为流传。编写的《唱好山歌五要素》等教材，总结了丰富经验，培养了一大批剧团艺术骨干。唐洪胜唐洪胜（1969～2000年），兴宁兴城镇人。1984年，由兴宁一中考入兴民中学读高中。1988年就读广东省仲恺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兴宁县新圩镇政府任水果专干，开发建成大面岭千亩龙眼基地。1992年1月起，历任新圩镇武装干事、武装部副部长，下堡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等职。曾参加人武干部培训，很快成为优秀的武装干部，每年都高质量地做好征兵、民兵训练、拥军优属工作，先后4次在上级军事部门组织的专武干部综合素质考评中获优秀，4次被评为优秀专武干部。他把农学院学到的技术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农民群众，使自己挂钩的30多户扶贫户成为当地的种养大户，70多户贫困户靠种养走上致富之路。先后参加抢险救灾9次，每次都冲锋在前，不畏艰险。2000年2月8日，下堡镇博溪村发生山火，他与20多名镇干部带领120多名群众赶去灭火。在扑火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不幸牺牲，年仅31岁。梅州电视台、兴宁电视台以及《中国国防报》、《中国民兵》、《南方日报》、《梅州日报》分别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2000年11月22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军区追记他一等功，并颁发了奖章；国家民政部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 12月22日，梅州市人民政府、梅州军分区在兴宁影剧院召开一等功臣唐洪胜烈士宣传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