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白银货币化—市场经济的萌发，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的突出特点，是社会主体农民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过程，也正是马克思所说走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的过程。在新旧交汇点上产生的心学，是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产物，其知行合一的理论构成中包含的时代精神和内在逻辑的颠覆性，表现在希冀启蒙人的独立性觉醒和开发人的自觉自律以达致社会自治理想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不仅是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见证人，更是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如果从明代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大背景出发重新审视王阳明的历史地位，那么他可被视为中国历史这一转型期最具代表性的伟大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
王阳明是16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五百年来，学界公认他开创的心学是明代后期的主流思想学说，因此既往的研究，主要是从思想史出发的研究，学术积累已极为深厚，几乎到了无从再着笔的地步。对于王阳明的事功，学界同样也有大量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军事和社会治理方面，思想与事功的研究，均恕在此不能一一列举。梁启超评价说：“王阳明，浙江余姚人，他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其伟大。军事上政治上，亦有很大的勋业。以他的事功而论，若换给别个人，只这一点，已经可以在历史占很重要地位了；阳明这么大的事功，完全为他的学术所掩，变成附属品，其伟大可想而知。”那么当前，王阳明研究还存在探讨的空间吗？笔者发现，从明代白银货币化，市场经济萌发将全社会带入早期近代化转型之中来思考和诠释王阳明，迄今尚付阙如。正德年间是明代中国的大动荡时期，也是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重新洗牌重组的重要阶段。阳明学的诞生与影响，需要放在明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大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来定位和考察，应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重要内容。转型期亟须有思想理论改革的人物“入场”，考察大变革时代的思想体系转型，我们不能忽视的角色就是王阳明。因此，本文尝试发掘王阳明遗存的档案文书并结合其他文献，以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改革思想与实践为主要线索，将其置于白银货币化开启的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中，思考和诠释王阳明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以就教于学界。
一、王学：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中人的独立性觉醒
（一）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起源
王阳明心学的问世，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它的出现与明代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密不可分，这是被以往大多思想史研究所忽视了的。实际上，如果没有早期近代化进程的发生，王学只是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不会是整个中国从传统向近代转型重要内容的一部分。前期研究使笔者注意到，明代白银货币化，市场经济萌发，标志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此，货币化—市场化—商业化—城市化联袂而至，这彰显了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这一进程改变了整个明代国家与社会，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融为一体，引领了全球化的开端。在思想上，产生于新旧交汇点上的王学对于理学的颠覆性，突出地表现在启蒙人的独立性觉醒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直到日本明治维新，日本社会仍然洋溢着王学精神。透过从传统到近代大转型的历史， 从人的觉醒到社会自治，我们可以发现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实践与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的紧密关联。王阳明学说是适应大变革时代要求而诞生的，让我们从外在动力——明代白银货币化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说起。
白银货币化进程，是市场经济的萌发，是中国走向早期近代化的起源，根本性的变化表现在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笔者在既往的研究中，以官私第一手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为基础，揭示出以成化年间为分水岭，清晰可见中国传统社会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分野。依此结论，明代可分为前后期，明前期与明后期呈现迥然不同的历史面貌，也因此，我们可将明后期称为晚明。成化以后，崛起于市场的白银经历自下而上发展态势与自上而下的国家认可推行相结合，“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共同推进白银货币化进程，也即赋役-财政货币化改革进程，引发传统旧制度崩解，社会大动荡，以激进和暴力的形式出现，正德年间铺天盖地的流民运动，正是这样一种表现形式。
均平赋役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 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以赋役货币化为特征的明代赋役改革呈现出三大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向：一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二是徭役以银代役，三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这三大趋向都与白银货币化有着紧密联系。伴随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是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赋役改革以折银征银为主要形式，而这一过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 对于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影响极为深远。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直接推动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它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进一步说，明代白银货币化-赋役货币化，是明朝货币财政的开端，也是明朝货币财政管理的开端，明初原本不存在的地方财政体制，也由此建立起来。
具体而言，明代赋役改革过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进程一：赋役折银——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从身份到契约——农民与土地分离——雇工人和商帮群体形成——市场化进程；进程二：赋役折银——农业从单一到多元——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农业商品化——商业化进程；进程三：赋役折银——农村从封闭、半封闭到开放——市镇兴起——城市化进程。以上三个进程，总括起来是一个农民、农业、农村的大分化过程，晚明社会所谓“天崩地解”即由此始，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也由此全面展开。
确切地说，赋役货币化最为关键的作用，是体现在第一个进程上，是对于人的改变，即直接推动了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这改变了社会主体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明代赋役改革最主要的特征是“一概征银”。探讨征银的作用，制度史上的意义早已为前贤所指出，这是中国税收制度由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次重大改革，也是中国徭役制度由力役向货币替代转变的一次重大变革。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转变不在制度上，而是发生在人的身上，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由此摆脱土地的束缚而获得相对独立的自由雇工身份。明代相当数量的流民在被抛出正常生活轨道，与劳动条件相分离后，转化为自由的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雇佣劳动者， 反映了旧的制度解体的特征。
一方面，从农民来说，使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人身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关系转化，遂使农民得到了更多的人身自由或者说解放，也即人的独立性的发展。农民可以有多样性的选择，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或迁移到城市而不是束缚在土地上，从而形成劳动力市场和商人群体，这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过程，也是市场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明朝成化年间开始出现的流民运动并非偶然，成化年间白银在社会流通领域的主币地位已经开始奠定，更重要的是，由此自下而上的发展与自上而下的推行相结合，表明市场与国家从博弈到调和，实际上国家认可市场深度嵌入了国家财政。明朝地方财政体制由此建立起来，赋役-财政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则日益与市场连接起来，农产品货币化-市场化，改变了农民的命运，使得大量农民依靠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无法继续生存。伴随土地兼并、政治腐败、赋役日益沉重、市场日益活跃，重重叠加，使得农民与土地的分离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从而打破了农村封闭、半封闭的自给自足发展状态。由此，农民、农业、农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货币化与市场化、商业化与城市化同步，社会遂进入了一个变动不居的早期近代化发展进程。发展到正德年间，明代流民运动的规模是全国性的，据李洵的不完全统计，在当时全国的6000万在籍人口中，至少约有600万人成为流民，10人之中就有1个是流民。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由此清晰可见。
（二）王学：在早期近代化进程中应运而生
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以往历朝历代赋役改革的特征，主要不是体现在赋役合一、摊丁入地的均平赋役上，而是体现在统一征银，即白银成为国家税收与徭役征代的对象，或者说以白银货币作为标准单位征收赋税和徭役。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亘古未有的变化。这种与白银货币化密不可分的赋役征收方式的演变，使明代中国完成了从实物税到货币税的过渡，特别是所导致的从劳役制向雇佣制的过渡，更是人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重要进程，也就是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
这一重大变革，无疑就是英国历史法学家亨利·梅因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也无疑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人的依附关系向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变，这是社会的巨大进步，成为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是王阳明心学产生的极为重要的外在推力，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与实践正是适应这一时代变革应运而生。
梅因在《古代法》中说：“一切形式的身份都起源于古代属于‘家族’所有的权力和特权……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虽然梅因讲的是古代家族，但同样可以沿用于中国传统社会王朝的家天下。梅因从法律史的角度深刻地指出了两千多年来西方社会的一个根本性转变，而以这一公式来观察中国，同样也可以认为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根本性转变。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是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艰难过程，这一过程在明代由白银货币化开启了。
让我们引述马克思的经典论断来进一步论证。在《资本论》第一手稿，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中，马克思在分析货币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时，发现了人类历史的三大社会形态。他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其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二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两一道发展起来。”
马克思概括，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三大形态，即三个阶段。第一种形态主要是“人的依赖关系”，第二种形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三种形态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并着重指出“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这正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存在的是人的依赖关系，社会的等级结构以及人的奴役关系，使人在某种意义上丧失了独立性。事实说明，明代中国发生的正是这样的一场变革：从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变，是从传统社会向早期近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在天翻地覆的社会发展变革中，启蒙思潮所要打破的就是人的依赖关系，是人性的解放，正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王阳明承担了转型期的历史使命，心学的提出，使“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突显出来，形成社会转型的理论基础，而王阳明的社会改革模式，也正是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基础上的民间自治联合体的社会自治理想模式。
“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运动，也是一个艰难的跨越。传统社会的主体是农民，农民非农化，势必改变了既往的人生，走向艰难求生的新的历程。与此同时，旧的传统制度被打破，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制度规范。王阳明以人心为本及其以人为主体的致良知思想，在社会大变革时代产生并非偶然。面对当时社会动荡，大规模流民运动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王阳明无疑是转型期大变革时代思想转型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良方”，是从人心的治理入手，从启蒙人的独立性觉醒开始，达致社会自治的终结，是一套从根本上更新人与社会关系的治理方案。从龙场悟道——个人的觉悟开始，到启蒙全社会人的独立性的觉醒，达到社会自治的目的，这是王阳明的心学历程，既是王阳明的治学之道，也是王阳明的治世之道。他的临终遗言“我心光明，夫复何求”，道出了他的心学最高境界。
二、知行合一：王阳明在转型期的思考与因应
（一）系列改革：见证与推动
改革，指改变旧制度、旧事物，对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做出调整。一般认为，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避免就思想论思想，下面将聚焦王阳明在地方社会仕宦期间的知行合一，包括思想与实践，对于地方行政、经济、军事、社会乃至思想文化方面所进行的系列改革活动，论证他作为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见证人，也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推动者。
明代经济转型带来的货币财政走向，是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的主要标志之一。需要说明的是，明代的赋役改革并不始自一条鞭法（清修《明史》的概括总结长期以来形成一种以偏概全的主流观点），也不始于外国白银流入后才产生的改革（从时间上明代赋役改革明显发生在此前）。关注王阳明的系列改革，更重要的是发掘梳理重大转型期正嘉之际的改革发展轨迹，作为早期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一环，可以弥补万历张居正改革之前改革进程的研究。
下面让我们从王阳明赋役—财政改革的典型个案开始论述，与之配套的是他的军事改革乃至社会改革，而他的思想改革则是贯穿始终的主线，与其他方面的系列改革有着紧密关联，不应孤立看待。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形成一个整体，其治学之道与治世之道同样不可分割，这样才能把握王学的精髓。
1.赋役—财政改革
在中国早期近代化历程中，赋役-财政改革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以往的王阳明研究中，鲜见关注王阳明这方面的改革，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改革历程，是明代赋役-财政改革从渐进到突进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庐陵之例
王阳明的地方官经历，是在正德五年（1510年）三月从庐陵知县开始的。到达庐陵，王阳明下车伊始，首先关注的就是里役问题，抓住了为民父母官的根本问题。明代的赋役改革，重点就在役法上。
王阳明到任后，了解到当地积弊以里甲负担的贡赋最为突出。他在庐陵仅半年时间，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撰写了题为《庐陵县为乞蠲免以苏民困事》的公文，要求免除镇守中官加给当地百姓的不合理贡赋。他查阅到正德四年（1509年）十一月府里下发的一份公文，根据镇守江西等处太监王嵩的钧牌，差吏员带银100两到县，催促庐陵县将全县里长和粮长召集前来，让他们收买葛纱上贡。庐陵当地本不产葛布，原先所派岁额中也并没有此项。王阳明了解到此加派遭到庐陵百姓的一致抵制，以致陈江等几位里长和粮长被拘押在县衙，被要求上缴葛布。而这激怒了数千百姓到县衙提出了停止加派的强烈要求。贡赋加派，成为官民矛盾，也即国家与社会冲突的一个焦点。上报公文显示，王阳明对于内官加派之弊采取了明确抵制态度，最终他的申报蠲免成功，贡赋买办方式不得不被迫调整。追寻上级同意蠲免的原因，不能忽视当时汹涌的流民运动的大背景，才使得中官不得不收手。
实际上，江西进贡始自明初。早在永乐年间岁办就已出现和买之弊。《明实录》永乐五年（1407年）载：“今有岁办各色物料，里长所领官钱悉入己。名为和买，其实强取于民，万不偿一。若其土产尚可措办，况非土地所有，须多方徵求，以致倾财破产者有之，凡若此者，非止一端。今后宜令有司除常赋外妄取民一钱者，以受财枉法论。其各色物料非土地所有，禁勿取。”发展到正德初年，伴随白银货币化发展的，是赋役—财政货币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国家财政体系从以实物为主到以货币为主转型，货币财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加速改变了传统贡赋“任土作贡”的实物进贡方式。贡赋折银，货币化的发展态势，有了市场的更多参与，旧的制度迅速瓦解。
王阳明在公文中反映，早在正德二年（1507年），当时江西镇守中官姚举行文江西布政司，要求查实本省生产葛布的地区；凡生产葛布的县份，必须在葛布上市时采办，不生产葛布的县份，则按照地方大小出银两解送收买。在贡赋货币化进程中， 庐陵因为是大县，所以奉派折银105两。按照当时的规定，百姓拒缴则由粮长代赔。正德三年、四年，陈江等粮长已经代缴了葛布的摊派银两；正德五年（1510年）则变本加厉，规定不仅缴纳105两白银，而且还要求催督买办葛布，百姓深恐成为定额。这实际上是附加税成为正税的过程。庐陵县当时岁办料杉、楠木、炭、牲口等项，旧额白银已达3498两，而正德五年增至10000多两，“比之原派，几于三倍”。此外，还有公差往来的接待费用等。陈江等人去年以来已经赔付70余两，“民产已穷，征求未息”，加上旱灾、疾疫，造成庐陵“比巷连村，多至阖门而死”，幸而生存的，为征求所迫，“弱者逃窜流离，强者群聚为盗，攻劫乡村，日无虚岁”。这里实际上已将官府的岁办、额办和加派形成的对于百姓的沉重负担揭示出来，更揭示了贡赋货币化加重了百姓负担，造成流民与盗贼问题根源的事实。因此，大规模的流民运动，是赋役货币化发展的“内生动力”驱动的“外在表现”，在这篇公文中已经突显出来。
从公文中，我们了解到庐陵的贡赋经历了从实物到银两的过程，又变成了银两+实物的双重强制性征课，在这一贡赋货币化过程中，百姓的负担增加了3倍。当时贡赋是派征到县里，由粮长和里长来负责征收缴纳，缴纳的白银不足，需要粮长与里长赔纳白银，这不仅成为里甲之役的沉重负担，而且形成明朝初年粮长制度的变异。
王阳明一上任，首先就遭遇了贡赋货币化过程激发的官民冲突，贡赋越来越多地形成货币缴纳，不仅成为里甲之役的沉重负担，更成为官民冲突，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因此改革势在必行。王阳明如实上报庐陵的情况：不合理的贡赋派征，激发了庐陵的官民矛盾，理应有所改革。他的上报获得了蠲免加派的结果，在庐陵所谓“卧治六月而百务具理”，正是以此平息社会骚动，有效阻止了庐陵民众被逼铤而走险加入流民行列为基础的。反对镇守中官的不合理贡赋加派，这是王阳明一贯的态度，后来《行吉安府禁止镇守贡献牌》是又一例证，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2）南赣之例
长期以来，中外学界研究明代一条鞭法者多，对江西的赋役改革主要以隆万年间推行一条鞭法来论述，缺乏对于正德年间赋役改革的专门研究。一些学者注意到王阳明任南赣巡抚时期关注财政税收问题，实际上，他绝非简单地关注财政税收问题，财政问题是任官地方者必须处理与解决的首要问题。在《王阳明全集》中，有一篇《颁定里甲杂办》公移，以往鲜见学者注目，而这篇公移却是王阳明主持里甲改革，参与赋役-财政改革进程的典型例证。
《颁定里甲杂办》开篇是据龙南县申称：“先年里甲使用，俱系丁粮分派，照日应当，以致多寡不均。要将正德十六年里甲通行查审，除逃绝人丁外．将一年使用，春秋祭祀、军需岁报、使客夫马等项，俱于丁粮议处，每石出银若干，陆续称收贮库。推举老人，公同里长，使用注簿，倘有余剩，照多寡给还。”据王阳明查阅簿记，起先赣州府知府盛茂和同知夏克义议过赣县里长额办杂办，已批给岭北道再加酌议。接着，这一公移录入了副使王度呈称：“查算本县额办使用，该银三千七百三十一两七分二厘四毫九丝；原辖里长一百一十里，内除十里逃绝，止有一百里；十六年分每粮一石算一分，人丁二丁算一分，一年丁粮共该一千一百二十六分半，每分该出银三两三钱一分二厘一毫一丝一忽；合行该县印钤收银文簿一扇，将各都该办银两，分为二次查追贮库；又置文簿二扇，一写本县支出数目，一发支用人役注附；每月选有行止老人二名，公同直日里长，赴县支领；每月备具用过揭帖三本，一送都察院，一分巡道，一本府，各不时稽察，年终羡余，并听上司查处，以补无名征需，府县不得擅支。仍将各里该纳分数，刷印告谕，遍张乡村晓谕；如有官吏额外科派，及收银人役多取火耗秤头，并里甲恃顽不办，许各呈告，以凭拿问，呈乞照详。又经批仰照议即行该县永永查照，仍备刻告示，遍行晓谕；及多行刷印，颁给各里收照，以防后奸”。这里呈现的是当时里甲额办具体改革的全过程，突出的是全部征银，纳入地方官府财政的核算体系。
重要的是，王阳明指出：以上改革“看与本院新定则例相同，及照宁都等九县，及南安所属大庾等县事体民情，当不相远，合就通行查编。为此仰抄案回道，即便速行各县，俱查本院近定规则，各照丁粮多寡，派编银两，追收贮库，选委行止端实老人，公同该日里长支用，置簿稽察，刊榜晓谕，禁约事宜，悉照原议施行。敢有违犯者，就便拿问。呈详通取各县派定过缘由，类报查考”。
由此可见，县府申报的改革方案与王阳明“新定则例”相符合，而且与宁都九县以及南安府大庾等县的“事体民情”也近似，因此他决定“合就通行查编”，迅速颁行各县，“各照丁粮多寡，派编银两，追收贮库”。依据新颁则例，按照丁粮多寡，统一派编银两，这实际上正是一条编（一条鞭）的方法，不过当时并无此名；而“追收贮库”，也就是改变原来的民收民解为官收官解。值得注意的是，里甲正役中的“杂办”即地方各级官府的日常支用，名目繁多，其中“要将正德十六年里甲通行审查……将一年使用”之句，说明《颁定里甲杂办》是里甲之役的改革，是为了审编均平赋役而颁定的改革文书。考察其内容，与此前的均徭法改革有所关联，更是后来的一条鞭法的原则与方法的改革。嘉靖《江西通志》载：景泰年间，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的韩雍首行均徭法，“均徭者，均平里甲之力役，岁验册编役，役毕九年无扰。岁办者，里甲□银贮于官，有役则估直度支，择户领解，民皆便之”。均徭法、均平法都是一条鞭法之前赋役改革的名称，推行里甲均平法，最著名的是嘉靖年间庞尚鹏在两浙实行的均平法改革，有完整的档案文书保存在日本尊经阁。而在江西，从王阳明的公移中，我们发现早于嘉靖末庞尚鹏在两浙推行均平法之前的半个世纪以前，正德年间赣南就已经开始推行了里甲杂办的改革。王阳明在此前地方改革的基础上，调整里甲役不均之弊，颁布新的则例，从按里甲征派到按丁粮均派，将役部分摊入粮， 以县为单位审编，派编银两贮库，并颁行各县，推动了江西里甲改革进一步向前发展，这是江西赋役—财政改革迈向新阶段的标志，成为嘉靖初年一条鞭法改革的先声。这清楚地印证了王阳明不仅是正德年间赋役改革的见证人，也是赋役—财政改革的大力推动者。同时进一步说明明代赋役改革的研究，绝不能仅从一条鞭法开始。王阳明遗存的档案公文不仅为了解江西赋役改革和地方财政实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为明代赋役一财政改革史留下了珍贵的证据，更为我们全面推进王阳明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还需要说明的是，明代赋役-财政改革的关键在于货币化。以往中外学界只关注定额是有问题的，定额是与货币化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白银货币化-市场化的发展过程，明代赋役制度在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赋主要指田赋，即土地税；役则是力役，逐渐形成力差与银差，又发展为里甲、均徭、驿传和民壮，合称“四差”，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地朝向征银代役，是劳役制消退，雇佣制展开的过程，这无疑是早期近代化的进程。据嘉靖《赣州府志》记载，赣州府里甲已全面形成货币化的额办：全府总 340有半里，额办银3845余两；赣县111里，额办银1056余两……龙南五里，额办银79余两。而其中记载的庸调，即徭役，是以力差与银差分别记录的：全府银差每岁4887余两，力差则每岁1822人。赣县的银差每岁897余两，力差则每岁385人。龙南县的银差每岁351余两，力差则每岁90人。以上记载说明，江西南赣的赋役改革一直在进行之中。
（3）永新之例
王阳明在南赣期间，不仅有上述里甲改革，而且有清丈田亩以均平赋役的改革，这是后来万历年间张居正发布《清丈田亩条例》，全面展开清丈，在土地税上实现统一征银的财政体系改革的先声，是白银形成国家统一的财政核算单位与统一的财政征收形态重要的制度化历程。
《清理永新田粮》公移称：“据参议周文光呈，看得江西田粮之弊，极于永新，相传己非一日；今欲清理丈量，实亦救时切务，但恐奉行不至，未免反滋弊端，依议定委通判谈储，推官陈相，指挥高睿，会同该县知县翁玑设法丈量。该道仍要再加区画，曲尽物情，务仰各官秉公任事，正己格物，殚知竭虑，削弊除奸，必能一劳永逸，方可发谋举事。如其虚文塞责，则莫若熟思审处，以俟能者。事完之日，悉照该道会议造册，永永遵守施行。缴。”由于“江西田粮之弊，极于永新”，地方的赋役改革以永新为试点展开清丈，这是将货币化税收最终落实到土地税的重要一步。王阳明要求“各官秉公任事，正己格物”，从内心开发良知，达到削弊除奸的改革目的。
2.军事改革
白银货币化开启了市场经济的上升阶段，冲击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成为正德年间大规模流民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之一。王阳明的事功大半建立在面对社会危机的军事活动上，他推行人与饷双管齐下的军事改革，也与财政货币化，市场越来越多地嵌入了国家财政运作过程，突显军事行动与经济关系大有关联，具体则表现在王阳明军事改革采用了市场化的动员和市场化的军饷解决方案。
（1）首选民兵
南赣平乱，人是摆在王阳明面前第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根据王阳明南赣巡抚时期公移，他的“弭盗安民”是从选拣民兵开始的。这份公移中云：“莅任以来，甫及旬日，虽未偏历各属，且就赣州一府观之，财用耗竭，兵力脆寡，卫所军丁，止存故籍；府县机快，半应虚文；御寇之方，百无足恃，以此例彼，余亦可知。夫以赢卒而当强寇，犹驱群羊而攻猛虎，必有所不敢矣”。下面历数了以往调集土兵、狼兵、达兵“动逾数万”却不济事之弊端，话锋一转，云：“事豫则立，人存政举”，提出要求四省各兵备官，在所属各县弩手、打手、机兵、捕快之中，挑选“骁勇绝群，胆力出众之士”，每县多则十几人，少则八九人，重要的是“务求魁杰异材，缺则悬赏召募”，在重赏之下，必有应募之人。“江西、福建两兵备道，各召五六百人；广东、湖广两兵备道，各召四五百人。”从中再选出众者，用为将官。又从卫所军官中挑选武艺出众、有实战经验者，对民兵进行正规训练，使其熟悉金鼓号令、进退步法，以及攻防之术。编练民兵是四省兵备道的责任，巡抚衙门时加督察。实际上，选拣民兵，打造一支有力的军事力量，为王阳明的军事成功奠定了重要基础。正德年间，各地军户大量逃亡，卫所制度趋于解体，无法承担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昭示着向募兵制转型势在必行，王阳明进行军制改革，组建一支新的军事队伍时，“悬赏召募”，转向货币化雇佣，即市场化动员起了重要作用。
正德十二年（1517年）五月，王阳明在平定战事告一段落，即着手改革军队组织架构，规定《兵符节制》：“习战之方，莫要于行伍；治众之法，莫先于分数；所据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预定。”改革内容如下：每二十五人编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为一队，队有总甲。二百人为一哨，哨有长、协哨二人。四百人为一营，营有官、有参谋二人。一千二百人为一阵，阵有偏将。二千四百人为一军，军有副将、偏将无定员，临阵而设。小甲于各伍之中选材力优者为之，总甲于小甲之中选材力优者为之，哨长于千百户义官之中，选材识优者为之。目的是：“务使上下相维，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举动齐一，治众如寡，庶几有制之兵矣。”
重要的是，王阳明将放下武器的“盗贼”称为“新民”，在致良知思想主导下，将新民编入军伍之中，组织成义兵，整合到新的军事组织之中。在《犒赏新民牌》中，他以新民升授百长、总甲，“各给银牌，以酬其功：其兵众三百余人，皆能齐心协力，擒捕叛贼，俱合犒赏”。这是王阳明以人的独立性为导向的改革思路的呈现，也是他打造社会自治理想模式的一部分。这支新编的民兵可称为“精兵”，在对四省山区平定中，起了骨干作用。《石城县志·营建志·兵防》载，王阳明在南赣分兵为四班，四季轮班，赴府团营上操。“每班以义官领之，其三班歇操者，留本邑守卫。未几，汰去机兵，以其佣直募新兵之任战者。”
在王阳明的公移中，《调取吉水县八九等都民兵牌》，是王阳明调取吉水县各户义兵，随军进剿之牌；《预备水战牌》是王阳明令福建布政使选募海沧打手一万名，动支官库银两，从厚给与衣装行粮之牌。《犒赏福建官军》则反映了当时清查各兵来源，原系操练者，照旧在班操练，以备紧急调用。对于新增的招募者， “省令回还田里，各安生业，务为良善之民，共享太平之福”。王阳明在平乱之后，让民兵回归乡里，恢复社会生产与秩序。这里可以明确的是，王阳明的兵制改革实际上建立的是一种兵民合一的兵制。
王阳明颁布《征剿横水桶冈分委统哨牌》，在军中明确有“安远县新民义官某某等名下打手八百名”。《牌行招抚官》中将新民廖成授以领哨义官，“廖满、廖斌等各与巡捕老人名目，令其分统招出新民，编立排甲，听候调遣杀敌……就于横水新建县城内立屋居住分拨田土，令其照例纳粮当差”。当时考虑新民人等牛具田种尚未能备，特发商税银100两，官为置买耕牛等分给各民，督促趁时耕种；有缺少食用的，并给以盐米。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紧急调动江西南赣等府库的“见贮不拘何项”钱粮2/3以供军饷。恐怕兵力不敷，又行牌“即选父子乡兵在官操练，听将官钱支作口粮”。《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县募兵策应》也是平乱募兵的公文。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到广西平定思州、田州之乱，《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说明，当时平定主要依靠的仍然是招募民兵。
赣南军制的变化大致经历了由选派、召募到雇佣的过程。嘉靖年间，变化基本上制度化了，却又有变异。嘉靖《虔台续志》卷一《舆图纪》记录有府县民兵之数，云：“编立民壮，初意本以征守，今则服役于官，以供迎送、代勾摄、递文移而己， 徒有其名， 而无其实”。但是如果只看到变化成为一种徭役，也并不全面，因为以银代役，徭役货币化，伴随着国家的财政收入重心由人丁转向土地，徭役负担以白银形式也部分转移到了田赋上，这是超经济强制的力役制消退，逐渐为国家赋税所替代的早期近代化过程。
（2）军饷筹办
有了兵，还要有饷，军饷是摆在王阳明面前的第二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王阳明的军饷筹办，走的是一条军饷越来越多依靠市场化税收解决的路径，这与当时白银货币化，国家财政货币化的发展大势是相符的。在平定广西思、田州之乱中，《批兴安县请发粮饷申》公移已经明确记录兴安县申称：“本县库内，并无军饷银两……合无请给发军饷银两下县”之说。可以说，王阳明的军事成功，是从市场化的选人和寻求经费来源开始，改革了军事结构与军费资源获取途径的过程，他的改革是白银货币化、财政货币化推动全国各项制度变迁的一个缩影。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阳明奉皇帝勅谕：“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各布政司地方交界去处，累有盗贼生发。因地连各境，事无统属，特命尔前去巡抚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广彬州地方；安抚军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应地方贼情，军马钱粮事宜，小则径自区画，大则奏清定夺”。莅任巡抚之初的公移中，引人注目的是“召募犒赏等费，皆查各属商税赃罚等银支给”。这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商税。王阳明军饷筹办的重点是在疏通盐法和保证商税上。
正德初年，白银货币化在全国铺开，是经济货币化的过程，军饷的货币化不可避免，盐税与商税是王阳明军饷的重要来源，下面的奏疏可为证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所上《议夹剿兵粮疏》，名为 “兵粮”，其中记载既有实物粮，也有货币银：兵12000余名，每名日给米3升，一日该米370余石；间日折支银1.5分，一日该银180余两；以6个月为率，约用米33000余石，用银20000余两，领哨、统兵、旗牌、等官，并使客合用禀国及赏功犒劳牛酒、银牌、花红、鱼、盐、火药等费，约用银20000余两。通前两项，约共用银50000两。南、赣二府税银两，集兵以来，日有所费，见存银只有4000余两。布政司并各府县别无蓄积，不得不商议将该解南京折粮银两，并一应纸米赃罚银两，照数借给应用。战后或抽商税，或开中盐引，奏请补还。
王阳明清楚地认识到商税是军饷筹集的关键，一方面平息流民运动耗资巨大：募兵、操练、犒赏等，无不劳民伤财；另一方面，他在地方兴学、设置新县等，也无不需要大量的白银。实际上，货币化-市场化影响已经完全渗透在军事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在战后的犒赏中表现尤为突出。不仅在南赣，也在后来的湖广、广西，以白银为犒赏主体广为推行。因此，他对于商业的保护和商人在四民中的平等地位的认识，并将这种平等的思想观念贯彻到改革实践中，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这不是因为他的思想更为开放，而是转型期社会现实的反映，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商税，军事行动将难以运作，地方行政也难以展开。
盐税是当时商税中的主要税种之一，王阳明认识到“商税所入，诸货虽有，而取足于盐利独多”，因此，盐税是军饷的主要来源。为疏通盐法，他接连上了《疏通盐法疏》《再疏通盐法疏》两疏。正德十二年（1517年）上《疏通盐法疏》称：早在正德六年（1511年）江西已呈报十三府俱系两淮行盐地方，湖西、岭北二道存在滩石险恶，淮盐因而不到，而商人往往越境私贩广盐，射利肥己。广盐销往江西，可以取得“官商两便，军饷充足”的效果，并称：“赣、南二府，闽、广喉襟，盗贼渊薮”，即将采取军事行动，而军饷缺乏，计无所措，如仰给他省，则广东库藏渐竭；湖广称贷既多，皆自给不赡；如若不请发内帑，就要重科贫民，然而内帑以朝廷营建“力或不逮”；贫民“则穷困已极，势难复征”。于是提出当时“奏准广盐许行南、赣二府发卖”，不曾开载袁、临、吉三府，奏请“广盐得下袁、盐、吉三府地方发卖，立厂盘制，以助军饷”。如此征收盐税，公私两便，“庶亦所谓不加赋而财足，不扰民而事办”。因此，王阳明获准在正德十二年疏准之日起，至正德十三年（1518年）止，按照盐税抽收办法，获取军饷。
至正德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户部批准的时限已到，王阳明上《再请疏通盐法疏》，复述江西民苦于淮盐之难，以广盐为便的情况，并报地方呈称“查得南、赣地方两次用兵，中间商税实为军饷少助；然而商税之中，盐税实有三分之二”。盐税的重要性由此突显。他指出：“故广盐行则商税集，而用资于军饷，赋省于贫民；广盐止则私贩兴，而弊滋于奸宄，利归于豪右”。他又说：“见今府库空虚，民穷财尽，将来粮饷绝无仰给。况此盐利一止，私贩复生，虽有禁约，势所难遏，与其利归于奸人，孰若有助于军国。合无转达，将前项盐税著为定例，许于袁、临、吉三府地方发卖；照旧抽税，以供军饷；每年终依期造报，余剩之数解部，转发光禄寺支用，以省加派小民。如此，则奸弊可革，军饷有赖，光禄寺供用亦得少资，诚所谓一举而数得矣。”因此请求“开复广盐，著为定例；籍其税课，以预备军饷不时之急；积其羡余，以少助内府缺乏之需；实夹公私两便，内外兼资。”当时王阳明已患病，却仍然忠于职守，再上疏请。有学者认为：“南赣巡抚时期王阳明推行之盐法，照旧抽收盐税，既无新意，也不特别。”实际上，这正是王阳明顺应转型期变革过程推进改革的轨迹，只有将他的一系列改革置于大转型时代综合观察，才能全面展现他在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商税是军饷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赋役-财政货币化不断发展，所谓“钱粮”也越来越多地货币化。《行岭北道清查赣州钱粮牌》清楚表明，王阳明令将“正德十二年二月起至正德十五年九月终止，各项纸米、工价、赃罚、商税等项银两卷簿，逐一清查盘”。当时岭北守巡道并赣州府卫、所、县批准呈报的“囚犯、纸米、工价、赃罚等项，及官厂日逐收到商税银两，俱经该官府追收贮库，以备军饷。”
正德十二年（1517年）九月二十五日，王阳明上《议南赣商税疏》云：据呈报，南安府造报册内梅亭抽分商税循环文簿记“某日共抽税银若干，不见开有某商人某货若干、抽银若干，中间不无任意抽报情弊，及看得一季总数，倍少于前”，“盖因抽分官员止是典史、仓官、义民等项，不惜名节，惟事贪污”。此项商税“一则苏大庾过山之夫，一则济南赣军饷之用”，也就是一方面是雇夫役之用，一方面是南赣军饷之用。再查赣州龟角尾集设立抽分厂，自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至九年七月终止，共抽过商税银42686余两。当时本省战事“一应军饷，具仰给于此。”地方官商议，将南安之税移于龟角尾抽分。王阳明以为：“看得南、赣二府商税，皆因给军饷、裕民力而设。折梅亭之税，名虽为夫役，而实以给军饷；龟角尾之税，事虽重军饷，而亦以裕民力，两税虽若二事，其实殊途同归”，因此他奏报：革去折梅亭之抽分，而总税于龟角尾，“则事体归一，奸弊自消，非但有资军饷，抑且便利客商”，并根据皇帝给他的“一应军马钱粮事宜，俱听便宜区画”的勅谕，令地方一体施行改革。
在《禁约榷商官吏》中，王阳明指出：“商人比诸农夫固为逐末，然其终岁弃离家室，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良亦可悯！但因南、赣军资无所措备，未免加赋于民，不得已而为此，本亦宽恤贫民之意。奈何奉行官吏，不能防禁奸弊，以致牙行桥子之属，骚扰客商，求以宽民，反以困商，商独非吾民乎？”王阳明提到了因剿匪军资筹措，将大部分赋税摊在了商人身上，而牙行对客商坑蒙拐骗，还有桥子借关税之名盘查商船，擅自多收，一些官吏行为既侵害了客商利益，也损害了财政利益。在这种情形下，他提出了具体管理方案：“今后商税，遵照奏行事例抽收……其余杂货，俱照旧例三分抽一，若资本微细，柴炭鸡鸭之类，一概免抽”，严禁桥子人等假以查盘为名，侵凌骚扰客商，而商人也要从实开报。他并令地方官府拟定抽分则例呈报来批，则例依据成案作为定例。王阳明将改革制度化，有力地维护了商人利益和商业秩序，也保证了军饷的来源。
平宁王时，王阳明颁发《告示在城官兵》：“本院仰仗朝廷威灵，调集两广并本省狼达汉土官兵二十余万，即日临城，亦无非因民之怨，惟首恶必问。告示至日，宗支郡王仪宾各闭门自保，商贾买卖如故，军民弃甲投戈，各归生理，无得惊疑”。战事即将发生，王阳明的公告中保护“商贾买卖如故”之文，显得异常突出。 在田州平乱以后，他宣布“仍许商课设于河下，薄取其税，以资给用”。严厉禁止违法私立抽分，巧取民利。其实，军饷来源不仅是商税，依靠货币化的财政改革是多方面的。巡抚南赣，王阳明奉到皇帝勅谕：“一应军马钱粮事宜，俱听便宜区画，以足军饷。钦此。”当时地方府县军卫罪犯，审有家道颇可者，不拘笞杖徒流，并杂犯死罪，各照做工年月，每日折收工价银一分，送府收贮，以备巡抚衙门军情缓急之用；虽有别项公务，不得擅支，仍要按季申报。但是实行不利，埋没侵渔银两甚众，遂致军饷无备。于是王阳明下令岭北等道与南赣二府卫所县：“今后奉到问理等项笞、杖、徒、流杂犯、斩、绞罪，除有力纳米照旧外；其家道颇可者，俱要查照先行事例，折纳工价，俱收贮该府，以备本院军情缓急。”在货币化—市场化大潮中，征收工价银贮于官库以备军饷，也是军饷的一个来源。
3.社会改革
15世纪后半叶，明代中国凭借本土自身的变革走向海外世界，引领了经济全球化的开端。在明代中国国家与市场/社会的博弈中，王阳明处于新旧之间，传统与近代的交汇点上，他通过自我的觉悟，突出了人的独立性，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境界，开启了人性自我救赎的通路，这是转型期思想转型的重要选择。知行合一，有志于社会改革的思想家不仅为明代社会改革带来新思潮，架起了精英与民众之间的一座精神桥梁，而且投身于时代的改革洪流之中，推出社会改革的全面规划。
（1）王阳明的“新民观”及其实践
这里所说王阳明的新民观，包括两大层面：第一层面，是思想层面，他适应社会发展产生的新思想——新四民观，即来自现实社会分工的新民观；第二层面，是实践层面，他在南赣以及其他地方对投诚民众乃至地方社会广大民众的启蒙更新，构成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
前面提到白银货币化影响的三农大分化，农民是社会主体，因此，三农的分化也就是社会大分化的开始，由此传统社会开始分崩离析。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也是一个等级社会，全体成员被按照出身和职业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农民是承载整个社会的主要群体，等级社会具有极大的封闭性和保守性，需要农民安于土地以保证长治久安。然而，随着白银货币化与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内部的分化日趋严重，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越来越难以维持，整个社会呈现日益严重的动荡不定态势。
从宣德年间周忱开始，赋役改革已经开端，利用白银货币作为调节的重要手段，市场渗入了地方财政。由此，明朝一批官员投身改革，在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赋役—财政改革中，白银货币化—财政货币化得到全面推进。这一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推进，促使传统社会结构解体，一系列国家制度变迁与重构，明王朝深陷冲突与危机之中。正德年间发生的流民运动，是社会转型引发社会危机的集中表现，现实中社会矛盾冲突与动荡，是一场重大的灾难，但也是产生新思想与新制度的一片沃土。王阳明面对经济转型的社会分化大变局——大规模流民运动，提出的治理方案是全方位的，知行合一将改革思想传播与社会改革实践结合在一起，设计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图景。
无独有偶，成化年间不仅是白银货币化得到官方认可自上而下推行的时间，而且是商帮兴起的时间段。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上升，成为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此时王阳明产生了新的士农工商四民观念，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社会转型现实的反映。他提出”四民同道”：“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认为“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这是他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提出的“新四民说”，沟口雄三认为是对社会分工和价值观作了重新定位。在现实面前，王阳明认识到士农工商只是不同的社会分工，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每一种职业都是人们获得生计的方式，从社会分工肯定士农工商无轻重本末之分，即肯定士农工商对社会的贡献是一致的，处于平等地位。学界一般认为，这就是对商人社会价值给予的明确肯定。特别的是，王阳明指出“治生亦讲学中事”，以为讲学也是治生的方式，而且是“首务”，不能废讲学而“徒启营利之心”。他认为：“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贰于治生？”也就是说，他首先致力于“讲学”，是学圣贤之道，“调停得心体无累”，即使终日做买卖，也“不害其为圣为贤”。因此，学子经商也可成为圣贤。这是对商人的传统看法转变的新观念，为提高商人社会地位、扩大市场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王阳明以为应该摒弃传统“荣宦游而耻工贾”的偏见，大力提倡“四民异业而同道”的新经济伦理。
自龙场悟道——自我觉醒以后，王阳明开始启蒙全民的觉醒，强调“生人之道”即圣贤之道，每一种职业都可以成就圣贤之道，每个人都能够在社会分工中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有成为圣贤的可能。他提出的“致良知”是改造社会的思想基础，使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从人的发现到启蒙人的觉醒，为人的独立性的发展寻找出路，以此关注士农工商对社会的贡献，确定平民的社会价值。余英时关注士商的互动关系，认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一焉”是以“托古的姿态”出现，却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他认为社会上“士”“商”关系的变化与力量对比的你消我长，最终导致了“新四民论”的建立。此前社会上四大阶层的人按地位排序为：士、农、工、商。王阳明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的全新命题，新颖之处就在于肯定士、农、工、商在“道”的面前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复有高下之分。然而，只谈士商关系，不能抓住社会危机的根本性问题，流民运动本质上在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首先是从传统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新四民观对于社会之全新意义是重新确定四民的社会身份地位，意味着社会关系的重组，成为中国特色的早期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内涵。
再看实践层面。王阳明将新四民观，也即新民观全面贯彻到改革实践之中。他一到南赣巡抚任上，就致力于肃清闽粤交界山区数十年之久的动乱问题。他提出的“良方”是致良知，认识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采取觉民传道的办法，教化民众，通过“破心中贼”求得现实社会问题的最佳解决。他发布《告谕新民》，号召新民 “尔等各安生理，父老教训子弟，头目人等抚缉下人，俱要勤尔农业，守尔门户，爱尔身命，保尔室家，孝顺尔父母，抚养尔子孙，无有为善而不蒙福，无有为恶而不受殃，毋以众暴寡，毋以强凌弱，尔等务兴礼义之习，永为良善之民”。而他“惟欲尔等小民安居乐业，共享太平”，意欲重塑一个以新民为自治基础的社会稳定秩序。
在《行龙川县抚谕新民》中：王阳明以牌将新民卢源、陈秀坚、谢风胜等安插和平，“及拨田地耕种；并拘仇家当面开释，各安生理，毋相构害”。对于因闻广东征剿，发生和平居民因而惊扰不宁情形，王阳明“仍谕卢源、陈秀坚、谢凤胜等，各要严束手下甲众，各念死中得生之幸，悔罪畏法，保尔首领”。这是王阳明安置新民的举措，也是新民首领拥有“手下甲众”，成为地方主要居民，在地方社会具有一定地位的例证。在这种重构的社会基础之上，王阳明逐步展开转型期的理想社会模式。
正德十二年（1517年）五月二十八日《添设清平县治疏》表明，王阳明亲自调查，“今新抚之民，群聚于河头者二千有余，皆待此以息其反侧。若失今不图，众心一散，不可以复合”，认为这是战后安置新民的最佳时机。此后，从正德十二年（1517年）闰十二月初二日《集横水桶冈捷音疏》，到闰十二月初五日 《立崇义县治疏》证明，王阳明亲率诸军，捣毁横水、左溪、长流、桶冈、关田、鸡湖等处的流民巢穴，擒其首恶，地方为之底宁，使得上犹、大庾、南康三县之民“如获更生”。王阳明俯顺民情，在三县适中之处，建立新的县治，并儒学巡司等衙门一体铨选官员，“变盗贼强梁之区为礼义冠裳之地”。从正德十三年（1518年）四月二十日《浰头捷音疏 》，到五月初一日 《添设和平县治疏》是又一例证，在征剿之后，立县治“以施政教而渐次化导之”，是王阳明 “深思善后之图”的结果。筑城立县，招回投城之人，复业居住，“将先年各处流来已成家业寓民，尽数查出，责令立籍，拨补绝户图眼，一体当差”。具体规定：其盖造衙门大小竹木，和平、涮头各山产，俱派本处人户采办，不用官钱：其余砖石灰瓦、匠作工食之费，查官库银两支给。令官员“清查涮头、岑冈等处田土，除良民产业被盗贼占耕者的照数给还原主外，有典与新民，得受价银者，量追价银一半入官，其田给还管业；其余田土，尽数归官卖价，以助筑修城池官廨”。同年十月十五日，王阳明上《再议平和县治疏》，其中特别提到建立新的县治，起于南靖县儒学生员张浩然等，以及清宁、河头社义民乡老曾敦五、林大俊等呈文，“要于河头地方添设县治，以控制贼巢；建立学校，以易风俗；改移小溪巡检司，以防御缓急”，后经地方官踏勘批准并上报添设县治，改移巡司衙门。此疏说明，当时设立新县，改革地方行政区划，是有深厚的民间社会基础的，义民乡老的作用突显了出来。
正德十三年（1518年）十月十一日《再议崇义县治疏》表明，当时扎实地推进县治建设，全靠市场化的改革运作。据崇义县丞呈报：“今先将县治并儒学起造将完，各分司等衙门料物皆备，亦皆陆续起造；但砖瓦灰泥等匠工食，应该估计，不若包工论价，庶使工程易完。已经督同备估，共该银一千零七十一两七钱九分四厘。请给钱粮支用。”包工论价之议，得到批准：“合行赣州府将大征支剩银两照数支给应用”。具体运作是“查照里分粮数多寡，均派修筑，与夫城门城楼之费，一并估修”。考虑到县里甲自行修筑，不无延误，“必须顾倩泰和县上工数百”，先筑土城，再以砖来包砌。行文至此，已揭示出当时的工程是以征收工价的方式进行，“将城门、城楼、城墙筑砌砖石工食，共计估该银八千四十五两六钱七分二厘”。最后，工程是以大征变卖贼属牛马赃银、赃罚纸米价银、商税银合凑给发，以“丁粮通融分派，责委公正官员征收监督”。由此可见，正德年间江西地方工程已经全部以白银作为计算单位，纳入地方财政统一核算，统一包工估价，官收官解。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白银作为主要交换手段，在南赣已形成流通领域的主导货币，并在地方赋役-财政改革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这种财政货币化现象出现在嘉靖初年一条鞭法出现之前的正德年间，是16世纪开端中国早期近代化历程的典型例证。
几天以后，正德十三年（1518年）十月十五日王阳明所上《再议平和县治疏》与《再议崇义县治疏》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正德十二年（1517年）开始动工的新县治建设中，“俯顺民情，动支银两兴工外”，其分割都图、议估工价等，均与崇义县无异，充分说明新县的设置，是经济货币化改革过程之产物，上述崇义县并非孤证。此疏更明确指出：“新县所属，多系新民”，清楚地说明将新民安置在比较集中的城乡，赋予了新民以合法的身份，具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伴随着王阳明的致良知讲学，展开流民的安缉，设立新县和建立社学，授予招抚新民为领哨义官，令其分统招出新民，“编立牌甲”，在新建县城内立屋居住，分拨田土，令其照例纳粮当差。从流民到新民的转化，意味着获得一种身份的改变，完成了落籍定居，看上去是重新纳粮当差，而此时的“差”已经逐渐货币化，由官府征银雇差，平民可以纳银不当差。进一步说，由于货币化—市场化的作用已经全面渗透到地方社会，全面进入并建构起明朝地方财政体制，设立新县是城市化的进程，也正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进程之一。王阳明有关新县新民的改革——连设三个新县，一在江西，一在福建，一在广东，是开发民心，充分调动和利用了民众积极性，因此才大功告成。他不愧是一代心学大师，不仅拥有强大的自我之心。更重要的，是能够聚合众人之心，并以此推动社会的大改造，这是王阳明致良知理论发挥与实际运作的典型事例，成为转型期解决地方社会动乱的不二法门。
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王阳明到广西平定思恩、田州之乱，兴学校，抚新民。从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初十日《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到七月十二日《处置八寨断藤峡以图永安疏》，是王阳明取得广西八寨、断藤峡战事成功，到改革八寨、断藤峡地方社会的各种处置安排的记录。王阳明雷厉风行地对战后地方社会进行安民改革，《得浔州府抚恤新民牌》证明，“推选众所信服之人，立为头目，使其统领，毋令散乱，以渐化导”，与在南赣的做法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与之配套的是《颁行社学教条》。在广西平乱之后《告谕新民》云：“告谕各该地方十冬里老人等，今后各要守法安分，务以宁靖地方为心，不得乘机懈势，侵迫新旧投抚僮、瑶等人……”，对于违犯之人，拿付军门，处以军法。这里是将新旧民一体告谕的，并非只指新投诚之人，而且包括少数民族在内。《批广西布按二司请建讲堂呈》表明，王阳明一面平乱，一面讲学，不惜“动支军饷银两”，起盖讲堂，以成讲习之功，这是他一贯的启蒙民智达致安定社会的成功之道。
由此，重新审视王阳明的“新民观”，其内容实际上具有两个意涵：一个是现实中曾为“盗贼”的投诚之人，另一个是通过致良知，启蒙人的觉醒，使百姓均成为新民，后者的意义尤其广泛而重大，与王阳明的人人皆可成为圣贤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转型期旧的社会瓦解，新的社会有待建立的时候，王阳明启蒙人的独立性发展与自我救赎，新民说激发底层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成为社会转型实施变革的主体，为建立新的良性社会秩序做出贡献。
（2）社会自治理想模式：十家牌法与南赣乡约
地方社会自治方案是王阳明设计的早期近代化进程的实现路径，包括启蒙社会人的觉醒与基层社会自治化解社会矛盾，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基层社会的自治作用，形成早期近代化地方自治社会理想模式。治民先治心，王阳明的致良知对于推动明代基层社会自治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启蒙人的觉醒在建立良性社会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具有早期近代化的意蕴。
在江西南赣期间，王阳明对于流民引起的社会动乱，进行了军事征剿和战后一系列社会改革实践。首先是创制“十家牌法”。早在庐陵任上，王阳明在《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中已经宣布：“近与父老豪杰谋，居城郭者，十家为甲；在乡村者，村自为保”。这是他最早表述的基层社会自治化的思想与实践，并不限于乡村，而且涉及城市。告谕中有“今城中略以编定”，可见当时已经实施。
正德十一年（1516年）十月，王阳明任南赣巡抚，次年（1517年）正月创制十家牌法，发布《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之于百姓。以十家牌编定造册。此后他，颁布有关“十家牌法”如《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等一系列文告，由城镇推广到乡村。《申谕十家牌法》云：“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约，其治甚广。有司果能着实举行，不但盗贼可息，词讼可简，因是而修之，补其偏而救其弊，则赋役可均;因是而修之，连其伍而制其什，则外侮可御;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劝其厚，则风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导以德而训以学，则礼乐可兴。凡有司之有高才远识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于民情土俗，或有未备;但循此而润色修举之，则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劳而致。”
为了能够更好地补充和宣传推广十家牌法，王阳明从正德十二年（1517年）至嘉靖七年（1528年）间一再颁发有关十家牌法的告示。十家牌法的提出，是王阳明对南赣地区走访调查民间社会后，改革社会基层组织的结果。所谓“十家牌”是一种地方社会自治的改革，组成新的社会基层组织，把城乡居民每十家编为一牌。每家各置一牌，上写各户人丁数目、籍贯、姓名、年貌行业等，每日轮一家负责；按牌维持治安，有可疑事即行报官查究办理，若隐匿不报，则十家连坐。他认为这不仅是最严密的地方行政管理措施，而且也是推行社会自治的重要保证，如果能够认真执行，即盗贼可息，风俗可淳，礼乐可兴。“及遇勾摄及差调等项，按册处分”，说明十牌法本身具有里甲之役改革的内容。
十家牌法的自治原则，与王阳明的军事改革也有关联。《批岭东道额编民壮呈》明言：“看得本院自行十家牌式，若使有司果能着实举行，则处处皆兵，家家皆兵，人人皆兵，防守之备既密，则追捕之兵自可以渐减省，以节民财，以宽民力。”王阳明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正月推出《申谕十家牌立保长》，设立保甲与十家牌法配套而行，要求各乡各村推选出一位德才品行为民众信服的保长，遇有盗贼，保长统率各甲共同捕盗。王阳明的十家牌法和保甲法，在制度上健全了地方基层组织，有效地隔断了民众与盗贼的联系，切断了情报与物资来源，为征剿打下了基础，是王阳明社会自治规划的一部分。约长之设，也构成地方自治管理的作用。《宽恤禁约》云：“乡落居民各自会推家道殷实、行止端庄一人，充为约长，二人副之将各人户编定排甲，自相巡警保守，各勉忠义，共勤国难。”
其次是出台《南赣乡约》。正德十五年（1520年）出台的《南赣乡约》是王阳明在“十家牌法”基础上推行的新的社会改革方案。而基层社会乡约组织的设立，以社会公约的形式出现，是基层社会自治发展趋势的表现，也是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社会政治实践。《南赣乡约》总共15条，开宗明义：“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弟，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这与王阳明的讲学启蒙“良知”和培育“新民”不可分割，这正是《南赣乡约》所蕴含的具有根本性的社会自治的价值所在。王阳明启蒙个人的自觉自治以达致地方自治的模式，对社会基层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南赣乡约》的意义，学界已有诸多研究。这里不想更多重复前贤的研究，简单而言，《乡约》首先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是社会基层组织形式的“自治”模式；第二，确定了启蒙人的独立性的重要性，致良知形成基层社会的道德和行为规范；第三，设计了一个合理的基层社会自治程序；第四，社会改革是依靠社会自治组织重塑良性社会秩序。王阳明在地方基层组织上，制定《乡约》，赋予了约长、约副、约正、约史、知约、约赞，以及保长、族长等地方精英以高度的自治权力；构筑社会共同体，发挥乡约的地方社会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社会规范作用。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构成社会发展进步的双向运动，王阳明在南赣地方推行的乡约，对推动明代基层社会自治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推动了明前期以教化职能为主的乡约向融合自治职能的综合性乡约转变，王学后人更转向民间广泛传播的过程。这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进程之一。
里甲制是明朝地方基层管理体制，当旧的国家地方基层管理体制里甲制遭遇困境，需要规划建立一种新的管理体制来替代，即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基层社会组织系统以弥补不足。王阳明在治理赣南社会时推行的“十家牌法”“乡约”“兴社学”的思想与实践，促成了地方基层社会的自治化，反映了民众的实际需求，重视人的因素，维护农民的普遍利益，突出人的独立性与时代变化的对接，起到了有效调节社会秩序的作用，时效性明显。他所设计倡导的民间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治理模式，是其社会理想与现实结合的一套新的基层社会自治体系。进一步说，王阳明致良知与转型期新的社会构建的关系，是一个个体与制度进行双向互动的过程，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互构型社会，这也就是鲍曼所说的“个体的自治与社会的自治如果到来的话，只能一起到来”。这是一种理性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近代转型过程。
三、结语
伟大的思想产生于伟大的时代，大动荡的时代，需要大变革的思想。转型期孕育的王学，面临着社会危机带来的挑战，担负着时代价值重塑的重任。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思想与实践的双重探索和因应，也昭示了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思想智慧与改革路径。
任何思想学说，都是历史发展进程的一种分析方法。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即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过程。明代中国白银货币自市场崛起，市场空前扩大，市场交易空前频繁，国家赋役-财政货币化，农产品商品化，农民身份契约化，劳动力市场形成，商帮兴起，专业商人阶层出现，乡村城镇化等等。这一切，标志着中国从传统国家与社会向近代国家与社会转型，即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开启。伴随市场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展开，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制度也发生了相应变革。“天崩地解”的晚明社会既加速了旧的传统的没落，同时也催生了新的思想的诞生，这就是王阳明的心学。新旧思想的冲突随着历史的前行日益尖锐，王阳明的心学和程朱理学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方面研究者众多，不多赘述。重要的是，王阳明的思想与实践正是转型期思想与社会变革的代表。
对晚明启蒙与个性解放社会思潮研究，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对晚明文化平民化及其个性解放思潮的评价，学界已有共识，产生了大量成果，但是，迄今尚无“从人的依附关系向物的依赖关系的人的独立性”发展，即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进程来认识王阳明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启蒙是修复和更新自我，王阳明作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 为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肯定，正是他的致良知学说崇尚自我，标注人的独立性价值：“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闪烁着启蒙的光辉。他从人心开始革新救世，在精英与平民百姓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带动平民百姓一起思考人生，这无疑是一种思想启蒙，引领了人的独立性思潮兴起，是中国早期近代化思想体系的建构。
王阳明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思想的出现，与明代白银货币化，市场经济萌发，引发社会大动荡，中国进入从传统向近代的急速转型期紧密相联系。如果没有明代白银货币化，市场经济的萌发，开启了明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王阳明的思想也许仅仅具有儒学思想转折的意义，不能成为赋役改革—社会变革思想的先驱。从整体上认识王阳明，知行合一是他的思想与实践的统一，所呈现的特点可以从特殊的时代大变局背景中求得解释。传统社会以身份为特征，而近代社会以契约为特征。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意味着农民摆脱身份束缚，进入契约之中。这是传统社会以身份为特征的等级制度被打破，以契约为标志建立起新型社会关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明代已经启动。如果我们以人的超经济强制程度松解作为社会进步重要标志之一，那么，明代可以说是一个关键时期。言及晚明王阳明有关人性解放——人的独立性的思想观念，不能忽视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最根本的是来自社会经济变迁的现实存在。
王阳明对当时经历的大转型造成的社会大动荡进行反思，坚定地将自己的新思想用于改革社会现实的实践之中，他提出“以人心为本”，从人的自身觉醒来解决社会动乱的根本思想与改革实践，获得了重大成功，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谈王阳明的思想与事功，不谈他的赋役改革及其社会改革，是不完整的。王阳明的人生具有双构性，一方面是思想，另一方面是事功，应该是一个整体，他自己就反复强调知行合一是他学说的核心，并在王门后学中得到继承和发展。重要的是，适应时代的要求，在理念和实践上的改革使之脱颖而出，走在了大变革时代的前列。面对社会危机的爆发——大规模流民运动，他不仅提出了启发新民的改革良药，并展开了一整套社会自治的理想图景，这正是中国早期近代化颇具特色的改革进程。就此而言，王阳明不仅是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见证人，而且是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引领者和推动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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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按照中央判断，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一个重要共识是：总需求不足乃是当前中国经济的突出矛盾。但我们需要看到一个基本事实：总需求不足，不是今天才有的经济现象，而是长期不断走弱的结果。什么原因导致需求不足？是三期叠加？是供需错配？的确存在这方面问题。但这些似乎都属“明因”，一个长期存在、长期压抑总需求的“暗因”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这个“暗因”是什么？货币政策方式可能存在“技术偏执”，这导致金融趋向短期化，进而导致金融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长期“明松暗紧”，并成为长期压抑经济总需求的“暗因”。证监会主席易会满2022年7月31在《求是》杂志以“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为题撰文指出，中国金融“不缺资金但缺资本”。按照金融学理论的定义去划分，资金与资本的区别关键就是期限的长短。一年期以上为资本，一年期以下为货币（资金）。所以，“不缺资金但缺资本”实际指出了中国金融长期存在“期限结构性缺陷”，指出了金融短期化趋势。金融短期化趋势会使实体经济对长期资本的渴求得不到满足，而中国经济结构又是以制造业、实体经济为本，所以金融偏离实体经济诉求，必然脱实向虚，从宏观上长期压抑中国经济内需。所以对中国，一个实体经济为本的国家，货币政策的宽松或紧缩应当更多考量金融市场能够生成多少长期资本，而非只关注短期货币流动性的多少。由此建议：金融工具应当以服务实体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为宗旨，而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必须从改革货币政策方式入手，对金融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此推动金融长期化、资本化、股权化，并以此为突破口，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金融短期化的根源按照货币学基本定义：M2=基础货币×货币乘数。这告诉我们，M2增长取决于两个因子的变动：一个是基础货币数量，一个是货币乘数高低。基础货币由央行供给，是国家信用的体现；货币乘数则由商业银行通过“存款变贷款、贷款变存款”去创造，它表达的是商业金融机构基于国家信用派生信用的能力。如图1所示，它展示了中国M2（黄柱）、基础货币（蓝柱）和货币政策（红线）的关系。由图1可见，2012年之后，中国M2增长完全依托货币乘数的不断上涨，也就是商业银行不断通过“存款变贷款，贷款变存款”去创造货币，而央行的基础货币供给却保持了“超稳”状态。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如果我们将基础货币（国家信用）视为M2中的糖分，那商业银行扩张货币乘数，则相当于“向糖中加水”。于是，图1所展示的情形则是：M2增长过程中，不加糖，只兑水。这是不是会导致M2品质下降？ M2品质下降的基本特征就是：金融短期化。按照货币学理论定义：货币乘数也称货币流转速度。货币乘数越高，意味着货币流转速度越快，同时意味着货币流转周期越短，也意味着金融短期化越严重。针对制造业企业，货币流转周期必须满足“从货币采购原材料到组织生产，再到商品销售，然后回到货币”——这是一个完整的“从货币再到货币”的流转周期。如果货币乘数过高，针对企业的货币信贷能容忍的流转周期过短，这样的金融会背离制造业企业对金融期限的诉求。搞清这条金融逻辑链特别重要，它揭示了中国金融短期化的根源在于这样一种货币政策方式：在“只兑水、不加糖”的前提下推动M2增长，以适应经济规模扩张的需求。金融短期化危害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等个别发达国家无惧这种货币政策方式，那是因其经济结构以服务为主，尤其以金融服务为主。服务业对金融期限的诉求并不苛刻，尤其是金融服务业，金融机构哪怕只有隔夜资金，也可以通过隔夜拆借去赚取利润，但制造业企业则不行，资金期限过短意味着极大的流动性风险，而管理这样的流动性风险，企业势必将付出巨大的成本。所以，金融短期化对中国危害甚多。第一，金融短期化会使金融系统里的短期资金“因多而贱”，实体经济、制造业所需长期资本却“因少而贵”，资金期限背离实体经济诉求。实体经济不赚钱或赚钱难，必然引导实业资本进入金融市场，金融业也会因此而快速膨胀。这就是说，金融短期化导致整体金融业务“脱实向虚”，进而引导整体经济“脱实向虚”，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事实是，自2008年至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时，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超过8%。但从历史上看，就算在金融业最发达的美国，其金融业增加值增速也不过7.5%左右。与金融业高速增长相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已由2008年的32.7%下降至2019年的26.8%。第二，如果货币乘数不断提高、资金期限越来越短，实体经济资本缺血状态也会越发严重。从宏观看，结果1：实体经济被长期压抑，会导致内需走弱，尤其是民营经济获取长期资本的难度更大，以致“内生性增长动力”走弱，甚至有经济空心化趋势。结果2：短钱便宜、长钱贵，给金融市场注入巨大的空转套利空间，并引发金融投机套利的野蛮扩张，导致各种金融乱象。结果3：央行货币政策低效，尤其是短端利率向长端传导不畅。第三，金融短期化趋势不断压缩股权资本市场发展空间，会导致企业，甚至上市公司长期得不到足够的股权资本支持，而不得不靠债务扩张去谋求发展。结果1：弱化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给资金链安全带来威胁。结果2：在企业发展均受到债务上限约束的情况下，整体经济发展也会受限，而且降杠杆动作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结果3：股权资本长期匮乏，会导致企业底层技术研发投入不足，而中短期资本则更愿扎堆在“通过短时砸钱实现垄断的应用技术”上，这可能是导致部分平台企业野蛮扩张的原因之一。结果4：在科技竞争极其激烈的背景下，国际间股权资本争夺必然剧烈，但金融短期化剥夺了资本市场的支撑力，在科技资本争夺上处于劣势。第四，依靠货币乘数的不断提高推升M2，实际是将国家货币发行权让渡给了商业金融机构。在信用货币时代，国家是否可以放弃货币的主权属性？M2必须是国家信用与商业信用的平衡，而不增加国家信用（基础货币），依靠商业信用（货币乘数）扩张去推高M2，这不仅违背常识，而且违背国家主权的货币定义。第五，金融短期化的内涵是：存款，尤其是企业存款，以及对应的贷款同时短期化。进而导致M2“因短而高”，以及负债同样“因短而高”。按照“货币乘数=M2÷基础货币”这个公式，货币乘数实际是“1元基础货币被放大了多少倍”，这是货币杠杆。所以按照货币金融理论，货币乘数越高，货币杠杆越高，全社会整体债务杠杆就会越高，经济各个方面的资金链都会因此而变得脆弱，系统性金融风险（流动性风险）加大。为深入阐释全社会负债会“因短而高”的原因，不妨举例说明：假设我们盖个木屋，如果木料尺寸完全符合建设要求，所需的木料总量为1；现在盖同样的木屋，但木料尺寸变短，必须通过“接短为长”才能获得所需木料的尺寸，建造这座木屋所需要木料总量该是多少？是3、是4，还是5……定性而言：第一，木料尺寸越短，所需木料总量越大；第二，木料尺寸越短，木屋质量越差；第三，当木料尺寸短到一定程度，不管有多少碎木料，都无法建成一个合格的木屋。这实际也是债务“因短而高”的规律。我们还可以从“糖与糖水”的关系中看清同样的道理。假如经济肌体健康成长必须摄入足够的“糖分”，那M2这杯“糖水”中的“含糖量”越低，经济肌体要获得足够的糖分，就必须“超量去喝糖水”。超多少？不知道。但定性而言，则必有“糖水（M2）含糖量越低，所需糖水（M2）的超量程度越高”。这是常识，也是基本规律。把这些常识平移到金融则有：第一，金融短期化越严重，满足同样经济规模所需的债务总量越大，会导致M2和债务杠杆同时“因短而高”。第二，金融短期化越严重，金融流动性风险越高，金融质量越差，而且当金融短期化达到一定程度，短期流动性再多也无法有效支撑实体经济正常发展需求，更谈不上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糖本身也有品质高低区别，政府信用期限（基础货币期限）越长，糖的糖度越高；基础货币期限越短，糖的糖度越低。由此推论：糖的品级越高——基础货币期限越长，经济肌体所需糖水——M2越少。所以，鉴于金融是经济肌体的血液，金融短期化的直接后果是：需要大量长期资本支撑的股权资本市场脆弱，企业难以获得股权资本平衡，以致全社会债务杠杆率过高，资金链脆弱，流动性风险大。基于经济理论界的事后检视，2008年美国所发生的金融危机，表面看是次贷抵押证券违约，是长期监管缺失而导致金融底层资产过滥，但深层原因实际是：金融资本主义长期发育的必然结果。在金融资本主义制度下，金融资本控制了国家货币发行权，表象就是M2增长长期依靠金融机构扩张货币乘数推动。但是，这带来的金融短期化，必然导致金融背离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导致经济“空心化”，而短期资金则更多倾向空转套利。同时，严重的“短钱长贷”与各种“金融创新”连成一片，以致金融机构过度创造货币，金融存贷期限过度错配，而当底层资产违约，金融机构停止或收缩货币乘数，后果不堪设想。事实是，2008年美国货币乘数接近9倍，即1美元基础货币创造9美元M2。而现在的中国，货币乘数已达8倍。实际上，8倍货币乘数对应的现实情况是：M2是GDP的2.5倍以上，债务杠杆风险严重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视觉中国货币供给为什么“不加糖、只兑水”？之所以M2供给“不加糖、只兑水”，其关键原因在于：2008年之前30多年的时间里，与金融资本主义相适应的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在全球推行，而中国改革开放恰恰伴随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金融学者和管理者系统学习并接受了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按这种理论，第一，货币不过是人类为了方便商品交易而“从民间自然内生”的交易媒介，就像我们看到的贝壳、金银铜，乃至现实中的比特币等，都是民间自发确认的货币形态。所以，政府必须尊重货币这种“民间自然内生”的属性，它是“政府尊重市场”的必要表达。第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基于“完美世界假设”，提出了所谓“货币中性理论”，认为多发货币只会引起通货膨胀。结合二者得出结论：政府必须控制基础货币数量，而让货币乘数——金融机构（民间）创造货币去满足经济对M2增长的诉求，政府宏观调控只需确保“M2增长率大致等于名义GDP增长率”即可。正是出于上述认知，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开创了“单一盯住通胀+单一调节利率”的货币政策方式，而这种方式的实质内涵就是：央行放弃收放基础货币（外生货币）的所谓“数量型调节”手段，而经济增长所必须的M2供给增长，主要依托商业金融信用扩展去创造，从而维护了货币“民间自然内生”的属性。而所谓“单一利率调节”，实际就是通过利率调节，增加或减少商业信用创造能力，进而控制社会购买力，并实现对通胀的管控。但上述货币方式能否持续？近年来，经济理论界提出大量质疑，而普遍认识是：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以及对应的货币政策方式导致金融短期化，金融短期化则导致金融业务的自我循环、脱实向虚、空转套利，这才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本病因。于是，理论界开始关注一个新的方向：新凯恩斯经济理论。新凯恩斯经济理论认为，真实的市场并不完美，而事实也一再证明“货币并非中性”，以致货币与物价之间并非任何时期都是正相关关系，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新凯恩斯经济理论所对应的货币理论是：现代货币理论（MMT）。它区别于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1）认为国家应当收回货币发行权，强调货币的基础必须是国家信用，正所谓“货币是主权”；（2）不仅关注货币的数量和价格，同时更加关注货币的期限结构，强调扩大长期基础货币供给，从而降低货币乘数，正所谓“货币是股权”。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在《金融本质》一书中称，中央银行所投放的基础货币，实际是“永远不必回收的债务”。既然如此，基础货币应被视为“国家资本”。他进一步提出，要降低国家总体债务率，唯一的方法就是向市场注入足够的“国家资本”。必须说清的一个重要理论MMT到底是怎样的主张？MMT所要实现的目标：实现“超级充分的就业”，减轻贫富分化的恶果。手段一：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体化，以国家信用为依托，释放长期基础货币，降低经济发展对商业金融信用扩张的需求（降低货币乘数）。客观地看，这个过程实际是为M2“加糖降水”，同时也是为了国家能够收回曾经让渡给金融资本的货币发行权。手段二：以工资和物价是否循环上涨作为观察点，在确保不发生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尽量配合财政赤字扩张，并以财政赤字进行可创造更多税收的、有效益的投资，从而创造“超级充分的就业”。客观地看，这并非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而准确的事实应当是“财政赤字资本化”。手段三：财政可以扩张的程度不仅需要专业论证，而且需要受到国会监督，绝非政府可以任意而为。所以，MMT绝非主张财政和货币不受约束地扩张。从真实效果看，伯南克向市场注入海量基础货币，尤其是注入长期基础货币之后，美国M2确实呈现出“加糖降水”之效，如图2所示，美联储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蓝柱）的同时，确实压低了货币乘数（红线），而且基础货币数量与货币乘数之间确实存在此涨彼消的负相关关系。与此同时，如图3所示，2008年到2019年，美国M2增速（红线）并未出现失控式暴涨。这是为什么？理论上说，M2=基础货币×货币乘数，M2两个因子一增一减，M2增速未必会暴涨。既然M2没有出现暴涨，而且增速一直在震荡回落，所以也就无所谓通货膨胀。理论上说，严重的通货膨胀一定是M2暴涨的结果。所以，MMT绝非大水漫灌，更非一些学者所说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而是“财政赤字资本化”，其真实效果实际是：为M2“加糖降水”。站在学派之争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将MMT视为“财政赤字货币化”实际是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坚守者对MMT的刻意曲解。此外，我们需要进一步看到，2019年之前，伯南克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去支持财政赤字扩张，其目的是收购发生问题的金融机构股权和债务。其直接效果是：第一，央行通过收购政府债券实现基础货币投放，而财政扩张的财政赤字去用于投资，这是典型的“财政货币一体化”和“财政赤字资本化”，此时，钱去不到消费市场，不会推高物价；第二，长期基础货币投放，使得国家资本大量抵消商业金融信用，并使金融机构拥有大把适宜股权投资的长期资金，由此推动股市连涨10年；第三，不断上涨的美国股市吸引了全球股权投资偏好的资本进入，大大拓宽了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股权融资空间，当企业和金融机构股权资本充盈、赢利能力恢复之后，它们开始回购政府手中所持的本公司股份和债务，从而不仅实现了政府赢利，而且实现了货币回笼。同样作为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代表人物，美联储前主席耶伦之所以敢在2017年加息缩表，关键是：她看到被政府救助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恢复了赢利能力，甚至已经赎回了政府所持其股份和债务。2018年末，耶伦在离任美联储主席前夕发表谈话指出，美联储过去10年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它使得美国企业长期的股权资本增加了100%，而短期的货币市场融资减少了50%。这组数据是否意味着美国企业财务状况（杠杆水平）已经非常健康？为什么2020年之后继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同样是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却引发M2暴涨并带来严重通货膨胀？这实际是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防疫政策相继出错所致。尤其是拜登政府向社会公众大把“撒钱”以促进消费增长，这实际是典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过程，必然引发通货膨胀。当然，导致美国物价上涨的诱因还有疫情阻滞供应链，以及俄乌冲突引发国际能源价格大涨等非货币因素。但至少我们应当尊重图3展示的事实，评价美国货币政策必须区分疫情前后，不能用2020年之后的美国政策失误去概述2019年之前的政策选择，更不能把美国通胀原因笼统归因于美联储投放大量基础货币。也就是说，应当严格区分“财政赤字资本化”与“财政赤字货币化”所产生的不同效果。伯南克和耶伦相继在美联储主席的任上实际践行了MMT，但他们却“做而不说”地掩饰事实。迄今为止，整个华尔街乃至整个世界对MMT讳莫如深。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合理的猜测是：为了货币发行权。践行MMT导致M2“加糖降水”，这是实质性地让国家收回货币发行权，让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但金融资本是否会自觉放弃货币发行权？当然不会。货币发行权是一切利益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权益。需要再次强调的是：MMT不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而是“财政赤字资本化”，是必须要多创税收的政府资本开支；MMT不是“大水漫灌”，而是为M2“加糖降水”，是确保M2增速正常前提下的基础货币投放；MMT不是靠短期流动性（商业信用）的增减去控制M2增速，而是通过长期基础货币调节去实现国家资本供给的增减，同时把多年旁落于金融资本的货币发行权，重新收归国有；MMT不是“财政任意扩张”计划，而是基于通胀约束、预算约束、支出选择约束等诸多约束条件下的“超级充分的就业计划”。需要澄清的其他重要问题第一，如图3所示，2009年到2011年，由于美联储沿袭了短期基础货币投放，结果M2增速（红线）一度达近10%。为破解之，美联储开始实施所谓“扭曲操作”，向市场注入大量5年、7年、10年，甚至20年、30年期的长期基础货币，结果：M2增速下降，直至2019年年底。这个事实说明什么？有学者认为，这是美联储在直接干预远期利率。当然有此效果，但似乎并不尽然。基于图3所展示的事实，我们应当可以理解：央行所投基础货币同样存在品质区别。具体而言，基础货币期限越长，政策效率越高，政策效果越好。第二，有学者认为，美国货币乘数下降说明美国信贷市场萎缩，这可能不是美联储希望看到的现象。但美国是直接金融为主的国家。如果基础货币上升、货币乘数下降能够推动美国金融长期化、资本化、股权化，使美股、债市因此而上涨，进而为美国企业提供足够的长期资本（包括股权资本和长期债务资本），则根本无需信贷市场大幅扩张。第三，有学者认为，MMT的做法只适宜金融危机处置过程，而绝非日常应当遵循的货币方式。但既然MMT所给定的方法可以很好地处置金融危机，为什么不可以使之在处置债务杠杆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我们需要意识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确信政府必须超前提供基础设施，政府债务势必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呈现不断扩张之势，而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债务继续扩张会频频带来流动性风险，甚至会制约国家经济增长。如何在债务风险不断积累和基础设施必须建设之间找到一种安全机制或模式？MMT或可带给我们重要启示。我们还要意识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之所以越发落后和破败，这是不是因其财政着力方向错误？是不是现在还在制约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观中国，40多年的高速发展，是不是与基础设施超前建设密切相关？所以，如何实现财政投资的可持续，并以此实现就业最大化？MMT或可带给我们更为深刻的思考。第四，一些学者经常采用美国政府债务率去判断美国经济风险，这恐怕同样失之偏颇。从实际情况看，恰因股权资本的长期积累，美国企业生产疫后一直表现强劲，甚至在大幅加息下，美国失业率依然可以保持在历史低位。所以，我们必须看清美国真相：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微观资本主体（企业）的健康才是其追求的主要经济目标。在此背景下，简单以政府或宏观杠杆率高低去评价美国经济风险，这或会失之偏颇。第一，宏观杠杆率的计算分母通常是GDP，但企业杠杆率的计算分母却是企业总资产，而非企业年度产值，而且在企业总资产中，尤其需要注重企业股权资本（净资产）占比高低，净资产占比越高，债务率越低，企业财务风险越小。第二，美国政府债务风险的确很高，但只要美元霸权不倒就不怕，因为这个风险可以通过货币霸权转嫁他国。所以，看美国经济风险主要应当关注微观主体的健康程度，尤其要关注企业净资产充足与否，而不只是看其宏观杠杆率高低，风险大小。面对越发丰富的事实，近来国内有学者也开始指证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之谬。2022年12月8日，北京大学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用了“养鱼池理论”驳斥“货币中性理论”。在他看来，让“M2增速大致等于名义GDP 增速”的做法是错误的。这就好比鱼塘养鱼，“不完美”的事实是：在中国这个鱼塘里，既有大鱼——国有企业，也有小鱼——民营企业，这时，如果鱼塘主人机械地计算认为，只要投放200斤饲料就可同时喂饱大鱼和小鱼，于是精确投放200斤饲料，大概率的结果是，饲料让大鱼吃撑，而小鱼大量饿死。所以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投放250斤到300斤饲料，让大鱼吃饱后，小鱼能有饲料吃。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最近也多次指出，中国央行和财政应当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而央行应当改用国债作为货币政策调节工具。总之，中国货币政策应当依据新时代、新要求与时俱进，学习和借鉴更具实事求是精神的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以及对应的现代货币理论（MMT），更加注重金融和基础货币期限结构对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恐怕是中国货币政策方式改革以及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绕不开的课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应该只是研发一些给谁贷款不给谁贷款、给谁多点给谁少点的结构性政策，而首先应当是总体性的、让金融期限结构更加符合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尤其是制造业和高科技企业发展需求的改革。视觉中国解决方案和建议毫无疑问，一切理论都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修正、不断发展中走向成熟的，经济、金融、货币理论同样如此。中国金融发展需要坚持这样的原则：（1）认真学习、探索和借鉴世界最前沿的经济金融理论，而不是故步自封于自己熟悉的理论孤岛；（2）学习和研究经济理论需要“系统观念”，不是某个学派的“子系统”，而是关注所有经济学派的大系统认知，正所谓博采众长、贴合实际、实事求是、权衡利弊，这样才能真正使人类经济理论精髓融汇于中国的经济目标和经济实践当中，才能使中国经济金融政策更加贴合中国的经济特征。中国应当构建怎样的金融市场结构？见仁见智，但总体而言，金融市场体系至少应当满足“以实体经济、先进制造业为本”的基本特征，满足在新发展理念基础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当然，金融市场还须确保国有和民营企业共生、共存、共同繁荣。有鉴于此，金融体系的结构特征或应是：长期金融为主，短期金融为辅；资本金融为主，货币金融为辅；股权资本为主，债务资本为辅。这就是说，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力求探索金融市场更多生成长期资本的方法，并以此为目标，构造货币和金融政策的操作方式，为铺设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打下坚实的“路基”。具体该如何作为？先说重要前提：（1）必须严格政府预算约束，中央财政要对各级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实施强力监管，绝不允许政府乱铺摊子；（2）央行基于二级市场对政府债券实施操作，而且是收是放、何时收何时放、收多少放多少是央行与财政达成原则共识后的自觉行为，财政不得干预央行的日常操作；（3）警惕因M2增长过快而引发物价上涨。在以上前提下：第一，鉴于中国M2增长主要依托货币乘数提高的现实，中央银行应尽快为M2“加糖降水”——在提高“基础货币”供给的同时压低“货币乘数”，尤其应当更多增加“高质量的糖”——长期基础货币供给，并通过货币政策数量和价格（利率）“两条腿走路”，符合基本量价关系的同时关照长短期限的利率，将货币乘数控制在4到5倍左右，以此防止货币杠杆过高而导致的金融短期化趋势；第二，将基础货币，尤其是长期基础货币视为“国家资本”，依据实体经济需要长期资金的特质，大力支持和激励股权资本市场快速发育，为企业以股权资本降低债务杠杆提供条件；第三，依据现代化中央银行的基本要求，扩展央行对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关照范围，打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让央行真正转变为整体金融市场的中央银行，而非狭义的“银行的银行”。建议央行应当使用国家财政信用充当货币政策工具，并同时接受“规范的地方政府债务”作为货币工具。第一，尽管央票与国债具有同等的信用级别，但央票只能充当货币工具，功能单一，而相比之下，政府债务不仅可以充当货币工具，而且还能对国家经济发挥巨大作用力和影响力，按照国民经济恒等式，政府支出一定是非政府部门收入的重要来源、是民营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的基石；第二，地方政府债务是政府债务的组成部分，信用级别应当与国债同级，适宜央行使用；第三，绝大部分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对应国家重要基础设施资产，有着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潜力，是优质资产，理应获得央行的支持与接受。如果央行以政府债务为工具对金融市场“加糖降水”，按照4到5倍货币乘数去静态计算：央行基础货币投放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增加20万亿到30万亿元。就目前而言，中央和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合计约70万亿元，无论是期限结构还是规模体量，都完全可以满足央行货币支持操作的需求。进一步而言，第一，央行不仅可以持有地方政府债务，而且在必要时，还可以将年度基础货币发行需求和政府债务滚动有计划地密切结合，甚至可在较远的将来，按照特定规则对债务实施有计划的还本付息；第二，通过央行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选择性持有，形成央行对地方政府债务使用效果的评价，并同时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样做至少可以“一举十得”：（1）短时间内大幅降低地方政府债务成本和风险，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的市场认同度和参与度；（2）有据、有序、有度地释放地方政府手脚，使之在经济稳中求进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3）整体释放国家经济增长潜力，加大经济回旋余地，提高经济韧性；（4）有效促使中国金融长期化、资本化、股权化，使金融能够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求，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5）激励资本市场，尤其是股权资本市场的快速成长，为企业增加股权资本、降低债务杠杆提供金融环境，以此避免“降杠杆导致经济断崖而不得不再加杠杆”的恶性循环，使经济获得强大的良性循环能力；（6）促使中国直接和间接金融平衡发展，摆脱间接金融为主的范式；（7）提高中国整体债务安全边际，强化地方政府债务对境外长期资本的吸引力，促进中国金融开放；（8）让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变得更加坚实、有效、准确；（9）促使人民币货币基础更多依托政府信用，更加贴近已经形成的1300万亿元优质国家资产，同时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10）从机制上，自然推动构建财政与货币——两大宏观政策部门的配合与协调机制。必须特别说明的问题第一，不能只见债务，不见债务背后资产。理论地说，债务和资产相辅相成，债务风险源自资不抵债或资金链断裂（流动性风险）。一些人现在视角有偏差，即考量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是基于其背后所形成的资产价值高低，而是简单按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多少，这不符合财务安全的基本理念。所以，我们必须客观看待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实际上，大量地方政府债务对应着非常优质的基础设施资产，这些资产未来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会发挥重大作用，至少不该是垃圾资产。但是，这些资产又不能马上产生足够的现金流去覆盖债务，需要较长时间的等待，等待地方经济逐步发育壮大而创造出相应的税收，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情况就更是如此。怎么办？难道拒绝在欠发达地区建设基础设施？所以，应当对所欠债务作出制度性安排，中央银行和中央财政必须为之提供足够的存续期限，而在此时间周期中确保其流动性安全。就目前而言，过去数十年，政府投资已形成1300万亿元的基础设施资产，但这其中确有相当部分资产尚未产生足够现金流。这恰恰需要发挥中国特有的制度优势，在“一盘棋”精神之下，科学统筹、协调配合。中央银行和中央财政需要站在全局的角度，基于1300万亿元基础设施资产去调研、去考量地方政府的债务周期问题，并据此构建政府债务的安全机制。第二，上述建议的货币操作会否引发恶性通胀？不会。因为，这样的货币运作方式，其本质是调整M2的期限结构，而非超发货币。理论与实践证明：通货膨胀取决于M2增速，M2增速越高，越易引发通胀。但“加糖降水”的货币运作方式，只会让中国金融更加倾向于长期化、资本化、股权化，而整个过程中，（1）股权资本增长会减低债务需求，总体效果应当是“既可确保经济增速不减，又可降低债务杠杆”，这是一种良性降低债务杠杆的方法；（2）1元长期债务可取代3元、4元甚至更多短期债务，所以这种货币运作方式，M2不仅不会大幅增长，反而可能“因长而低”，故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第三，如此货币运作方式会否引发“财政道德风险”？不会。原因1：整个过程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规划、顶层设计，而央行和财政部门都是下属部门，执行机构。原因2：中国的财政纪律已经远强于以往，而且只会越来越严。原因3：反腐已成长效机制，而财政“统收统支”已经受到计算机技术控制。三大因素叠加，地方政府发债以及大手大脚、大吃大喝、大建楼堂馆所的陋习早已受到了极大抑制。第四，地方政府债务约束破解之后，决策层可考虑学者建议：以“水循环系统”建设为抓手，建构10年基础设施投资规划。（1）这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支撑子孙后代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百年大计；（2）统筹中国经济即期拉动和远期潜质；（3）充分利用传统优势产业产能，避免经济增长动力“新旧不接”的尴尬，为科技创新发展提供更多的时间和空间；（4）提升中国农业发展基础，推进乡村振兴，长久端牢自己的饭碗；（5）“水循环系统”不仅自身具有极大的普惠性，而且建设过程从原材料到用工都具有非常强大的普惠性，可以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从宏观上有效促进消费增长。结语可以肯定，针对制造业、实体经济为本的经济结构，企业所需资金恐怕绝不只是融资成本高低、短期周转够不够用的问题，而更是需要长期化、资本化的期限结构问题。更加直白而言，资金期限过短，再便宜也没用。因为企业担心这笔钱到期后，下笔钱还有吗？成本又该多少？这势必抑制企业家投资的预期和信念。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我国金融业的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还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这一系列判断和指示无不切中要害。只要我们按照新时代、新理念、新格局所提出的新要求作出调整，坚定往前看、向前走，我们就一定能够找出偏差，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3年第4期）2023年第4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