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新媒体技术推动了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等技术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促进了信息向数字化、社会向网络化程度加深，也催生了新的组织形式、商业形态、文化模式，也促进了个性化、多元化的网络文化逐渐形成，新媒体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网络空间。新媒体技术为网络文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空间和平台，拓宽技术的传播方式，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在对生活观念、生活行为、生活方式上都有着影响，也影响人们文化传播的方式和理念，同时增强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丰富了网络文化的技术媒介1.传播方式的变革在书写工具出现之前，由于过去消息传播受限，人们使用口语和烟花来传播信息。在诸如书写和印刷之类的通信工具出现之后，大众传播开始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社会活动。随着科学技术日益进步，传播方式不断变化，传播速度逐渐加快，传播范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体现出文化传播交流和传播的强大功能。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单向传输方式，因此信息传输具有双向传输方式。这样决定了观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变得活跃和个性化。受众可以通过多样的网络信息来提取内容，也可以根据个人需要对其进行选择。新的传播方式使受众从群体向个体进行转移，增强了受众的自主性。2.网络传播的诞生当人类从以前的口头交流发展到线上交流时，人们通过利用手机、触摸屏、虚拟现实、Wi-Fi、互联网等媒介，突破原始的交流界限，在两个维度范围内即可进行便捷的交流。新旧媒体可以相互补充，并以积极的方式相互交流，从而创造出新的沟通路径和传播范式。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一种以互联网为主要交流手段的现代社会传播方式，网络通信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公共领域对现代生活方式的重建具有积极作用。公共领域的结构特征是大众通过一系列电子传播技术来进行相互间的交往。网络传播技术给人类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技术革命，更是一种权力关系的转移，是一种以全球化沟通为标志的传播媒介和生活方式的结构性变迁。和传统媒介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互联网是对传统传播方式的一个重大变革，极大程度上拓展了现代生活空间，为人们自由生活提供了多种机会。近年来网络直播方式变得越来越普遍，网络带货现象层出不穷，传受主体的关系和情感表达成为研究的主要关注点，通过直播平台不仅使很多草根逐渐发展成为网红，他们有了方便展示自己的舞台，并且使普通民众在选取信息的时候可以跟着自己的风格来浏览，更具有主动性，更“接地气”的内容越来越多地被传播和扩散，使个体参与到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激发出信息传播的活力。网络媒体的多媒体传播使各类知识的传播变得更加直观形象，提高了网络文化普及的综合效果，大容量高速传播丰富着文化内容，提高传播效率。互联网的传播和移动设备通讯的综合性扩大了传播的范围，促进公众获取知识信息的便捷性。提供了网络文化的交互平台从古至今，人类一直有着对信息交流和情感沟通的需要，各种信息传播技术及其活动就是为了满足这样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正如网络技术的出现，提供给人类最便捷的跨越时间空间限制的信息交流和共享的平台。它很大程度可以把人和人相互联系起来，使得人和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 2007 年 Web2.0 时代开始，网络从最开始的建立和初发展到后来逐渐变得成熟，也就是网络到来开始成熟的标志性时代。相对于Web1.0而言，这个时代是“传统的信息生产模式是由上而下的精英模式”。受众可以不再只是被动接受信息，而也可以变成信息的发布者和创造者，还可以和其他传播者进行一定的互动交流和沟通，强调互联网的应用是以人为中心的，去中心化的，是技术的创新。新媒体技术使人们在大众传播中的互动变得更加轻松和便捷，并通过开放的结构和大容量的存储能力，提供了足够的包容空间来添加各种信息和观点。所以新媒体技术在为大众提供多元的发表意见的场所的同时，还打破了传统媒介的信息准入特权。各种网站发展迅速，各级政府网站、新闻网站、知名商业网站和专业文化网站积极参与，共同推动互联网文化建设的生动局面。许多著名的商业网站都积极从事在线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研究与开发，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专业网站也在迅速发展，满足了多样化的需求，以及互联网用户的多层次精神和文化需求。到目前为止，我国出现的网络平台多种多样，自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后，网络环境充满着人们的生活，移动智能设备也越发成熟和多样，很多人都逐渐脱离不了这样的生活环境。人们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来获取和浏览各类信息，网络交流是超时空的“身体不在场”的信息互动，是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最具有时尚性和特色的人类交往行为。改变了网络文化主体的生活方式1.劳动方式的改变劳动方式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基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群体的劳动方式。在新媒体时代，脑力劳动是主要任务，人类思想开始解放。在一定程度上，劳动者不再是工具，而是劳动的主体，正是有了网络，人们可以不用出门就能进行工作，像疫情期间人们无法出门，就可在家办公，不会影响工作的进度。通过视频会议、网上直播等方式就能进行学习，不再受地理限制，可以让大家节约出更多的时间去处理一些其他的事，时间上更加充分和自由，使人们在行动和思想上都得到了解放。新媒体时代，促进了网络系统的出现，提高了管理效率。2.休闲方式的改变休闲方式的发展和变迁是人类生活质量提高的象征，新媒体技术为人们带来了丰富的休闲生活新时尚，为人类休闲娱乐方式提供了与众不同的新内容，人们可以体验新的休闲生活。互联网上所流行的网络电子游戏、各大视频软件所提供的影视库、建立个人主页等内容都是网络所带来的新型休闲娱乐活动。在闲暇时间欣赏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也会不自觉提高个人的文艺素养，感受对视觉的冲击，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互联网还为每个用户的个性化休闲生活方式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传统的家庭生活所展现的娱乐方式，在形式、内容深度、广度、交互度上都有不足，时间空间上也有限制。在网络上可以创建共同爱好的小组，彼此间可共享音乐，浏览新闻，交流比赛，每个领域都有着他们的兴趣小组，都可以从网上寻找到相关的群体和站点。人们不用再受到家庭条件对娱乐休闲的限制，通过互联网给了人们更多样的自由，在工作之余可以通过网络休闲来放松身心，开阔眼界，提高人们的创造力。3.消费方式的改变随着网络在人类生活中的存在和使用越来越普遍化，网民的数量越来越多，消费范围越来越广，消费群体也在日益增大。在新媒体革命的影响下，传统的消费模式正在逐渐发生改变，通过个性化消费已成为一种主导的消费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在线消费模式在一开始对人们来说是新的，这让许多消费者都对其产生好奇心。商家为了迎合消费者群体，满足他们的不同需求，进而对各种市场信息进行搜集和分析。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消费结构，人们的消费结构从物质方面转向了非物质方面，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消费方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为人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便捷，使人们的消费逐渐更加智能化。拓宽了网络文化的内容新媒体技术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技术相对成熟，对网络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网络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产业的主力军。我国网络文化作为新型产业形态，借助网络化数字化技术，为人们提供消费产品和精神活动，其内容在产业平台创新、体验式场景营建以及精准化内容定制生产等方面，颠覆了传统文化内容生产，充分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积极推动我国网络文化建设。1.提供了网络文化发展新平台网络文化不仅是技术上的发展，一种传播手段的延伸，更是一种新文化的产生和传播。依靠强大先进的现代化传播技术，为发展健康网络文化提供有利条件。如今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出现，为网络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高端的平台，扩大了网络文化从业者的创新空间，增强了网络文化竞争软实力，新媒体技术为网络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完善的技术支撑和崭新的平台。新平台的支撑为网络文化的生产、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在新媒体技术平台上，媒体表达方式更加多样化、灵活性，拥有了更多的选择，解决了网络文化内容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中的技术约束。网络文化产业结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使用新媒体技术有效地促进了它的优化升级，合理分配网络文化创意、网络文化生产和流通等过程，促进运行分工的有序发展，极大地拓宽了网络文化的发展空间。2.促进了网络文化新业态的发展新媒体技术可以说是传统媒体技术与新兴技术的结合，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来看，每次技术革新和进步都创造出新媒体的产业形态，随着网络媒体技术的发展，诞生了门户网站、虚拟社区、论坛、博客等。在移动媒体技术的发展下，创造出网络教育、网上购物、手机游戏、移动视频、手机音乐、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技术产品，这些产品形成了一个新型的网络文化产业，为网络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VR、AR、MR 技术不断丰富网络文化体验场景，通过完全虚拟和混合现实的结合，为用户营造不同主题的逼真场景，创建有感染力的文化内容空间，全方位提升沉浸式场景体验感受。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精准化和定制化网络文化内容生产，AI 逻辑、大数据技术与深度学习算法相结合，挖掘分析用户偏好，为精准化、定制化、个性化的网络内容生产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撑。3.促进了网络文化繁荣发展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网络文化产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带动了网络游戏、网络动画、网络音乐和网络影视产业的迅速崛起，网络游戏的市场规模正在日益扩大，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广播以及网络影视发展迅速，我国网络文化产业的综合实力稳步提高。网络文化消费的不断扩大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直接带动了电信收入的增长。中国拥有多种互联网上市公司的经营模式，并逐步在大陆等国家上市，网络文化产业的规模提高。打出许多有着中国特色和风格的互联网文化品牌产品，市场份额提高，不断扩大产品影响力，为我国网络文化的繁荣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本文系转载，仅供业内参考学习使用，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一）新媒体对电视传媒发起挑战在新时代，电视传媒为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不断推出越来越多不同风格和主题的电视节目。在此情况下，消费者可以依据喜好和实际需要订阅和观看自己感兴趣的频道与节目。但是在电视节目数量与日俱增的背景下，节目的质量并未得到相应的保障，甚至还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对电视节目的品牌打造、口碑维护以及收视率等方面造成了一定的打击，阻碍了电视传媒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为了有效打破当前电视传媒经济的下滑局面，就务必采用新媒体工具，在持续提升电视节目质量的基础上积极招商引资，推动电视传媒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新媒体对报纸传媒造成影响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体经济产业在传播方式上有所创新和发展。由于其格局和语境的持续变化，新媒体的传播路径逐渐扩大，并不断呈现出便捷化的特征。人们可以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以及各类移动终端获取信息资讯，从而在新时代对传统媒体发起挑战。在传统媒体的早期传播时代，报纸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开始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网络用户数量呈爆炸式增加，传统的报纸已然被人们抛之脑后。除此之外，传统报纸的投入成本远高于电子报纸。另外，传统报纸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纸张的浪费，而电子报纸则很好地契合了环保与节能的时代主题和思想意识。（三）推动新旧传媒的有机融合在新时代，新旧传媒的有机融合显然已成为传媒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这是由新媒体自身的传播速度不断提升、传播渠道日益多样化导致的。传统媒体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上述优势，在传播内容和传播路径等方面与其密切配合，从而获取更显著的成效。比如，手机报纸的出现就是新旧传媒有机融合获得成功的典型表现。通过对报纸与移动终端各自的优势进行取长补 短，使报纸传媒能够借助移动终端更有激发力的传播平台来不断扩大受众范围，最终显著提升二者的工作效率，开创了新旧传媒“双赢”的良好局面，大力地推动了新时代下传媒经济的发展。（四）传统媒体向数字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新时代，单一的传统媒体已然难以满足时代迅猛发展的需要。因此传统媒体产业务必进行更贴近时代需求和实际情况的数字化转型。从传统媒体的发展历程上分析，尽管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发展速度也相当迅速，并且给予更传统的报纸行业以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后者并未完全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报纸的传播形态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其传播方式和路径也更加清晰明确，从而能够为用户提供更为优质的阅读体验。但在新时代下，传媒经济已然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一系列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传统媒体面临种种挑战和重重发展困难，原来的核心地位早已消失殆尽。结语如此一来，传统媒体要明确时代的发展需求并且与新媒体密切配合，使自身向数字化方向转型升级，助推新时代传媒经济的融合发展和创新发展。每日分享优质原创作品。

中国和美国虽然从19世纪起就有接触，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也开始有所了解，但只有少数学者从事分散的、个别的工作，如胡适对杜威实证主义的介绍和研究，而且是附属于其他专业的，如世界史、哲学、经济学等，不能算是专门的美国研究，也没有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机构。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介入中国内战，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这种特殊的状况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一部分人亲美、崇美，另一部分人强烈反美，在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反美情绪愈加强烈和普遍，一些揭露美国侵略的普及读物应运而生，也有少数学术著作问世。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需要更多了解世界和参与国际事务。1963年，毛泽东主席指示“加强外国问题研究”，1964年起，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所属的一些研究所，如外国文学、世界经济、世界历史等研究所相继成立了一批专门从事美国问题研究的室或组。一些大学也在相关的系里设立了研究美国文学、经济、地理、教育的研究室。复旦大学建立了国际政治系，包括研究美国。对美国的分科研究逐渐开始。“文化大革命”中美国研究陷入瘫痪。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以及《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大转折，也是中国对美国研究的一个转折。从那时起，美国不再是一个纯反面的对象，中性的乃至正面的有关美国情况的介绍开始见诸报端。有关国际问题的内部刊物中，关于美国的内容剧增。但总体说来，直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美国研究很难说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学科。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也使美国研究进入了全新时期。一方面，学术工作者的思想与全国人民的思想一样获得空前解放，美国研究的精神紧箍咒逐渐松开，学术领域的禁区一个个被突破；另一方面，由于中美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国家和民众迫切需要加强对美国的了解，社会的需求促进了新时期美国学的繁荣。新时期的美国学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美国研究的机构遍地开花，研究队伍迅速壮大。1981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美国的机构，标志着美国学作为一门学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此后，又有一些综合性的美国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如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1984年）、南京大学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合办的美国文化研究中心（1986年），这是中美合办的第一个教育机构。此后，全国各重点大学均先后成立了美国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一些地方大学也有美国研究项目。第二，学术活动频繁，气氛活跃。全国性的美国研究学会，如美国经济、美国文学、美国历史的学会相继成立，1988年12月在中美建交十周年前夕成立了多学科综合性中华美国学会。1992年，中华美国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联合举办了“20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了来自美国、东亚各国、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地区的100多名学者与会，内容涵盖了美国研究的各个领域，对于振兴因政治风波受到冲击的美国研究起了一定作用。第三，中国学者得益于两国学术交流，得以搜集资料，开阔视野，拓展思路，使研究向广度和深度不断开拓，学术成果数量多、质量不断提高。第四，编辑丛书促进研究。如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由中华美国学会编辑的《中华美国学丛书》（共30余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丛书广泛“涉及美国学的各个支学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在李铁映院长的关心下，在院外事局的支持下，组织一批专家撰写的关于美国的知识性读物，《当代美国丛书》共十卷。[※注]还出版了《列国志·美国》。[※注]此外，复旦大学汪熙教授主编了《中美关系研究丛书》（共25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节 美国政治研究一 概况与特点（一）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的美国政治研究致力于揭露美国统治阶级鼓吹民主自由人权的虚伪性，剖析政府与资本权贵联合起来剥削大众的本质，难以客观全面展现美国政治的真实面貌，也没有独立的研究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对于美国政治的研究迅速进入一个高潮。在第一个十年内，美国政治研究以介绍引入为主，内容相对集中，一是美国基本的政治制度，[※注]二是美国总统个人传记及其执政情况，[※注]三是美国主流价值观和社会思潮，如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个人主义、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理念和亚文化群体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文章集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美国研究参考资料》上。20世纪90年代，学界继续保持对美国政治研究的热情。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美国政治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首先，研究广度不断扩展，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学者也纷纷加入对美国政治的研究；[※注]其次，研究深度不断取得突破，一方面国内学者逐渐转向具体和微观的层面，关注小切口式的研究，一些小众话题的成果不断涌现；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不断更新，田野调查类成果增多，提升了对美国政治的认知水平和专业程度。（二）社会需求推动相关研究首先，美国的现代政府体制运行多年，可以为中国提供参照和借鉴。周琪等发表了专门介绍美国腐败及其治理的研究成果，[※注]可供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参考。其次，美国在其国内政治研究方面的领先地位、学术资源的开放性，对中国社会各界了解美国公共政策与多元政治过程助益明显；赵永正则根据其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的经历撰写并发表了一部介绍美国小镇治理的专著。[※注]最后，中国民众对于美国政治名人和政治过程的兴趣不减，以小布什、希拉里·克林顿、奥巴马、特朗普等公众人物为主角的美国政治和传记类作品大受欢迎，对美国大选的关注热情持续提升，媒体对美国国内重大政治事件的跟踪报道，也推动了社会对美国政治类相关话题的关注始终维持在高位，提升了整个社会对美国政治的认知水平。[※注]二 主要议题（一）政治思想与思潮美国的宪政体制、政治思想和思潮是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钱素满相继出版了三部以美国自由为主题的著作，系统地介绍了美国文明的发展史，展现了其在美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注]王希主要关注美国宪法的精神，提出谈判和妥协使旧的宪法原则和实践得以修正，使新的宪法原则和实践得以产生，宪法的生命力不断得到更新，表现出一种“超稳定性”，成为一部“活着的宪法”。[※注]任东来等提出，在美国宪政体系自我完善的过程中，最高法院功不可没，通过在多个关键议题上一锤定音的发声，促进了法治在美国社会各个方面生根结果。[※注]刘晗在其分析美国宪法的著作中指出，“合众为一”是美国宪法的意义所在，通过简短的宪法条款和有效的司法解释，美国宪法铸就国族意识、凝聚文化认同、塑造公民崇拜，为宪法实施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注]金灿荣指出，市民社会的道德体系对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发挥了支撑作用。[※注]邵志择则以焚烧美国国旗的宪法纷争为案由，讨论了美国自由表达问题中的言论与行为的两分法原则，最高法院选择站在自由表达一边意味着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权威再次得到肯定。[※注]刘世强等关注美国近年来频现的政治僵局，指出当前美国的政治主题正从政策供给的分歧转向对国家认同的争论，政治过程从依靠利益动员转向身份动员，政治功能从权力制衡转向相互否决，这些都大大加剧了美国民主的僵化与失灵。[※注]刘瑜关注美国右翼的兴起，指出近年来美国自由主义的强化使右翼产生了一种“被围困心态”，最终触发了“特朗普现象”。[※注]祁玲玲关注了“反政治正确”的现象，提出美国社会政治正确与反政治正确的对抗主要与意识形态的极化、种族观念、文化多元等有关，而与经济利益、社会阶层等结构性元素基本无涉。[※注]（二）三权分立：国会、行政部门与司法系统政府治理机构是美国政治日常运行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外界考察美国政治最为直观的一个着眼点。在前引孙哲著作中重点关注社会各阶层和群体围绕着国会这一权力中枢所展开的博弈以及国会内部各种理念和认知的碰撞对其运行、文化、规则、习俗和传统的影响。刁大明则围绕着国会的拨款政治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他从年度、部门、地区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国会拨款的政策效果，指出国会政治对政府财政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注]蒋劲松在研究国会领袖的领导方式时指出，在多数时候，只要议员的选区利益不受影响、只要议员本人没有相反的观点，他通常都会接受本党领袖的劝说，支持本党提出的法案。[※注]江心学指出，由于国会缺乏集权中心，且议员不得不将本选区选民的利益列为首要关注，导致立法程序更趋分散化和复杂化。[※注]信强认为，国会领袖会通过左右议程设定、控制人事选择、影响议员投票、游说总统、影响公众舆论等方式来影响国会的外交决策。[※注]赵可金关注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指出所谓后现代总统仅仅是总统问政风格的变化，并未动摇美国总统制的根本。[※注]施蕾研究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机制，认为总统要对历史负责但又会向政治低头，参议院对提名者的资质负责但又会向制度低头，选出的大法官对独立审判负责但又会屈服于现实，因此大法官的产生更多的是各方力量妥协的产物。[※注]白雪峰在其论述司法审查的专著中，指出司法审查在联邦权力的扩大、消除种族隔离、议席分配制度等重要议题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注]总的来看，介绍美国三权之间权力分配和平衡的描述性作品居多，而对某一权力分支展开细致研究，以及以数据为支撑的量化研究仍显不足。（三）政党与选举政党与选举历来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实际涉及的主要议题包括：对党建和政党重组的观察、对两党分化和极化的评析、对民调及其影响的评估、对选举人团体制的研究、对选举资金及其改革问题的跟踪，对新旧媒体在选举中作用的探讨，等等。前引张立平的著作系统介绍了美国两党的起源、政治理念、选民基础、第三党的兴衰、竞选规则、选举程序等基本要素和重要议题。闫星等人则关注美国的“527组织”，发现该组织对民主党的支持超过共和党，导致后者多次试图将其取缔，而最高法院则态度摇摆，意味着围绕美国政治捐款的博弈不会停歇。[※注]谢韬试图考察美国大选的政治周期性，认为这种周期间隔25—30年，关键性选举会导致政党重组，区域重组也会随之而来。[※注]王希关注美国选举的“无选择困境”，认为这一旦成为常态，相当一部分选民的参政机会就被悄悄剥夺，而美国的两党制本身对此也无力应对。[※注]陈奕平探讨了美国竞选经费改革问题，指出在规范软钱使用方面的诸多漏洞使得“清洁”政治仍很遥远。[※注]倪春纳提出，激进议员的增多，国会议事规则的变化，多数党领袖权威的提升及其自身的极化，均成为导致美国政党极化的结构性根源。[※注]谢韬认为南方党派重组、国会内部立法制度的改革以及金钱在选举中地位的提升，是造成国会两党分化最重要的因素。[※注]这些研究选题往往是受到现实中某个新闻热点的带动和激发，聚焦于一个单一议题、侧面或案例来展开，在无形中丰富着这一领域的积淀，但深挖仍显不足。（四）利益集团与游说相对而言，利益集团在国内不属于大众话题，得到的关注明显不如前三者，成果也多见于围绕着具体的游说活动所展开的案例分析。前引赵可金的专著是这一领域内的代表，他对游说政治与国会政策过程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详尽的分析，阐述了国会游说的法律演进和运作模式，展示了国会游说在美国政府决策中发挥的作用。李庆四研究了外国对美国政府的游说活动，认为国外游说的效果取决于其诉求是否符合美国自身的战略利益，游说并不必然有助于改善其对美关系。[※注]杨文明等研究了利益集团对一个小城排水系统费用征收的游说活动，其结论是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服务、社会稳定产生了良性作用。[※注]谢建国等人分析了利益集团对美国能源政策的影响，认为众议员不得不在利益集团的政治献金和本选区的选民诉求之间做出权衡和妥协，以实现各方利益的共赢。[※注]唐昊对利益集团的过度发展进行了探讨，指出一些利益集团的独大导致其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以致出现身份政治部分取代民主政治的倾向。[※注]（五）传媒与舆论媒体与公共舆论虽然属于美国政治的研究范畴，但在国内更习惯于将其归类到传播学领域内，相关成果也多以批判性为主，系统全面探讨媒体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作用的作品不多。王靖华认为，美国的大众传媒与政府之间是“对立依赖”的关系。[※注]沈国麟专门研究了国会电视媒体C-SPAN的运作方式，指出媒体与国会是相互借助、相互制约的关系，电视直播通过影响国会的工作程序、议案的讨论和表决来影响美国的政治进程。[※注]陈红梅认为，美国媒体对涉美的国际新闻报道明显是亲政府的，喜欢报道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议题，报道经济议题时则注重实效，对伊斯兰世界的报道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注]史安斌等人认为，“另类右翼”正借助于新兴媒体营造出的“另类空间”，大量传播着“另类事实”和极端思想，并与左翼媒体发生激烈对抗，双方极化的现象愈演愈烈，对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构成严峻挑战，后真相的泛滥导致美国媒体作为“第四权”的权威性受到严重冲击。[※注]（六）政府决策政府决策无疑是美国政治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国内的研究多围绕一些具体案例展开，侧重于美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决策，结论也属于就事论事，不够系统深入，但其中也不乏一些优秀作品。前引周琪的著作是国内首部系统分析美国政府与社会各界参与外交决策时的相互地位和互动方式的著作。周兴亮的专著则关注美国情报界与政府外交决策之间的关系，认为情报系统应在坚持某种底线的前提下与决策部门合作并建立良好关系。[※注]刘希全则探讨了美国非政府组织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指出政党、思想库、利益集团、大众媒体和选举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是“现实且显著”的。[※注]张清敏借鉴美国学者艾里森（Graham Allison）研究古巴导弹危机使用的框架、概念和方法，对美国对台军售的决策过程进行分析，并着重研究了美国国内因素的影响，包括官僚政治的斗争。[※注]总的来看，对美国政府决策的研究还有待加强。第二节 美国经济研究一 概况与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总体而言世界经济本身并不是显学，美国经济受关注程度也较低。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会进行一些情况的搜集与分析，但不是学术性研究。高等院校中有关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中也会有关于美国经济的介绍，但资料更新较慢。由于两国几乎没有接触，对美国经济的学术性研究无从谈起。改革开放后，由于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对包括美国经济在内的世界经济研究日益受到重视，1979年中国美国经济学会正式成立。40年来，美国经济初期的研究更多地体现于世界经济甚至政治经济学中的部分内容，比如《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部分）若干问题浅析》一书中介绍1975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状况时，以数据描述了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美国1951—1977年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美国1960年、1970年、1976年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情况等。[※注]《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与实际》一书中叙述了战后初期美国制造业周平均工资、重要食物消费、制造业实际工资变化、战后初期到1976年美国国际开支与福利支出、失业状况及职工流动状况等内容。[※注]也有些美国经济的研究成果体现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中，如《国际资本简论》中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1984年美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及地区间直接投资流动、美国海外直接投资利润分布及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等内容也有所涉及。[※注]《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一书中对美国制造业的发展状况、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美国科研和发展与联邦政府的支持、美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崩溃等进行了考察。[※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经济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一批学者发表了较有专业水平的论文。[※注]从那时起，不同时期的美国经济研究往往有不同的重点与焦点，同时又具有相对全面性。20世纪90年代初期，受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对美国经济是否衰落进行了热烈讨论。1992年《美国研究》杂志曾以专辑形式，刊载数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从美国的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地位的变化、国内经济机制的特点以及美德、美日比较等角度探讨美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学者还对里根时期的美国经济、克林顿政府在90年代经济繁荣中的作用、中美经贸关系进行研究。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研究越来越成为显学。美国的“新经济”与“知识经济”、美国对外贸易、次贷危机与经济衰退、美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外直接投资等也都有重要成果。[※注]二 主要议题（一）关于美国衰退衰落论的支持者认为，随着日、德经济的崛起，美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下降，论证强调：（1）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日本等国快；（2）庞大的预算赤字和外贸逆差严重地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地位；（3）美国外债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4）经济增长乏力，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重要原因是投资率和储蓄率大大低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注]等等。衰落论的反对者则认为，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这一特殊时期的指标作为衡量标准是不恰当的，美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的减少是回归正常状况而非衰落；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的生产只占世界总产值的20%—25%，但从绝对的经济实力来看，美国在世界上仍是首屈一指的；在国际竞争力方面，虽然美国在汽车和钢铁等行业正在丧失优势，但在飞机、纸张、化学产品、医药，特别是农产品仍在世界贸易中处于领先地位，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始终是新技术的创新者；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在增长，并未下降。人们产生错误的印象是“非工业化”的概念引起的，[※注]等等。衰落论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退出主流视野。（二）“新经济”与“知识经济”美国经济自1991年3月复苏开始，到21世纪初，出现了持续性扩张，即所谓“新经济”，或“知识经济”。中国学者讨论“新经济”的主要观点有：“新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发生，是因为美国拥有不同于欧洲与日本的制度体系，包括：激励相容的企业制度、股权融资为主的金融制度和政府的自由主义干预；[※注]美国“新经济”具有经济全球化、经济服务化、经济轻型化的特征；其属性和规则主要是指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的属性和规则；[※注]“知识经济”和美国“新经济”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内在关联性，“知识经济”的发展对美国微观经济、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使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呈现新的发展态势，[※注]等等。学者们还认为“新经济”也是有周期的，因为经济繁荣而否定经济周期是错误的，反之，因为经济衰退而否定“新经济”也是不客观的，[※注]等等。从2005年前后开始，关于“新经济”的探讨逐步冷却。（三）美国货币政策有学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的非中性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有其信息传导效果；到了20世纪70年代，长期执行非中性货币政策在经济中积累了大量隐患，最终出现了滞胀局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联储终于放弃了利用货币政策逆经济周期的企图而采用中性货币政策。[※注]也有学者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内在矛盾与问题，认为货币政策已越来越成为美国所有宏观经济政策中的焦点和难点，其原因主要在于美国面临的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和股市泡沫现象。从长期来看，美国的经济政策必须有一个重大的转折，即由刺激有效需求来解决供给过剩的旧模式，转到由抓供给入手，用科技创新来创造新需求的新模式，[※注]等等。由于次贷危机导致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QE）政策，有学者对四次量化宽松政策进行了总结，认为货币政策只是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美国要在影响总供求和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如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产业升级等方面实行配套措施，才能解决高失业率及消费和经济增长停滞等问题。[※注]（四）美国财政有学者指出，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美国财政政策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对经济全球化的驾驭和把握来获取外部资源向美国的转移，以提高美国居民收入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预算收入的增加，最终改善财政状况，由预算赤字转为预算盈余。[※注]减税与赤字是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有学者认为，在减税政策下，美国经济内部严重失衡，财政赤字膨胀，储蓄—投资缺口扩张；美国若要治理经济的外部失衡特别是贸易逆差问题，必须首先治理经济的内部失衡尤其是财政赤字问题，而要治理财政赤字又必须首先放弃减税政策。[※注]还有成果认为，美国财政政策已背离稳态水平；进一步财政动态演化路径显示，债务货币化是美国超常规赤字政策的必然选择，由此增加美联储调控未来通胀的压力。[※注]有学者对特朗普税改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税改对美国经济增长起到一定提振作用，但作用有限。[※注]（五）美国对外贸易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贸易赤字的原因及美国采取的政策与措施。有学者从美元汇率、美国财政赤字、资本流入等方面对美国外贸逆差的成因、可持续性等进行了研究，认为美国贸易逆差已经不可持续，贸易项的调整已经不可避免；这种调整不会通过美国经济急剧衰退所带来的进口急剧减少来实现，也不会通过贸易政策大力鼓励出口所带来的出口急剧增加来实现，美国挑起贸易摩擦也于事无补。[※注]有关美国对外经贸政策与措施的研究成果中，有观点认为：对外贸易政策对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始终起着重要作用；美国对贸易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推行“强硬的单边主义、保守主义，以及脆弱的多边主义”相结合的进攻性新贸易保守主义路线。[※注]有学者对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等进行了研究，认为美国在FTA谈判阶段中分别追求施压多边谈判、强化安全联盟和重建国际规则等目标；以FTA为核心的国际制度竞争正在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国际制度竞争既是主导国权力的竞争，也是主导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竞争。[※注]（六）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集中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流向、布局等。主要观点有：全球化从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以及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全球化还导致投资方式的变化，跨国并购在美投资中的比重日益突出；[※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方式是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开设子公司，或以出让“专利权”等方式购买外国企业股份，或与外国资本建立合资企业等；资金来源主要包括股权投资、公司间债务投资和海外子公司的利润再投资，以再投资为主。[※注]20世纪90年代后的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是相关领域的焦点。主要观点有：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快速增长期；欧洲、拉美和加拿大是美国主要的投资区；从投资的行业分布特征来看，集中在制造业和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特别是后三者所占比重持续上升。[※注]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美国经济长周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在速度和规模上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态势；投资的区位选择也有变化；投资呈现以利润再投资为主，多样性投资方式并存的格局。[※注]（七）次贷危机与经济衰退如果说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初期国内美国经济研究领域的最大热点之一是所谓“新经济”的话，那么十年末期的研究热点之一便是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由于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中存在着有机的联系，许多研究者往往将三者一并探讨。次贷危机的原因是研究的重点之一，有观点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是长期信用无限扩张的结果，这种扩张的主要工具是影子银行。在金融全球化的国内外背景下，影子银行是一个创造流动性的新的融资体系，其实质就是为了规避正式监管规则而由发起人设计一套把市场流动性转变为银行流动性的金融产品及市场安排，以提高金融资产的杠杆率，过度地使用公共性的金融体系，从而为金融机构谋取利润最大化。这种新融资模式既为流动性的转换与聚集创造条件，也为流动性突然中断及整个金融体系突然崩溃留下巨大的隐患。[※注]次贷危机的影响也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观点有：在短期内，整个美国社会并没有出现大的动荡；从长期来说，国际金融危机可能会促进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良；[※注]危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导致了国家间权势的此消彼长，大国关系的明显变化，以及主要国家经济、政治、外交政策和战略的深刻调整；[※注]次贷危机将通过各种渠道对消费、投资与出口造成冲击，最终影响实体经济增长；危机将通过贸易与资本流动渠道由美国传递至全球其他国家。[※注]随着2009年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对次贷危机的研究逐步淡化。（八）中美经贸关系中美经贸关系互利互惠，而又问题频发，尤其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及与此相关的人民币汇率问题。1.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原因及实际获利等问题的分析是相关研究的重点之一。主要观点有：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不在中方，它是国际分工下结构性原因造成的；中国虽然对美数量顺差，但在分工格局中，美国占据高端，中国占据低端；美国出口少量、高价、多种类商品，中国出口大量、低价、少种类商品；[※注]美国依靠比较优势和垄断优势占据了包括研发与销售的产品价值链两端高附加值环节，而中国承担低附加值的中间环节；中美贸易失衡背后的利益流向并没有与贸易差额一致，中国在中美货物贸易中获利微薄。[※注]有观点认为美元本位是导致中方顺差的重要原因，美元本位的作用越强，汇率的传递效应越弱，汇率变动对经常项目的影响越小；在汇率传递的不对称影响下，美元本位可能导致汇率对经常项目影响的逆转。[※注]还有观点强调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向中国转移产业时的顺差转移效应，扩大了中美贸易失衡。[※注]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是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特征，也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内在根源；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从某种程度上显示了这种模式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注]2.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自2002年起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在此背景下，学者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关注度上升。国内的研究大多倾向于认为，人民币升值难以解决或缓解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问题；[※注]以往关于人民币失衡的研究结论虽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大多高估了人民币失衡的幅度；人民币升值绝非纠正全球贸易失衡的可行手段。[※注]还有观点指出，只要美中贸易逆差存在，美国就会不断使用政治、经济手段施压，直至人民币实现完全自由浮动。[※注]第三节 美国外交研究一 概况与特点国内有关美国外交研究最早期的成果大多是介绍性、基础性的，基本上是从批判的角度进行论述，很多时候更像是报刊社论。如从《美帝国主义掠夺下的古巴经济》[※注]《美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扩张》[※注]等论文题目来看，政治倾向性非常明显。当然，也有少数具有一定深度的论文，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对外援助”》一文洋洋洒洒上万字，认为“‘对外援助’是战后美国推行‘实力地位政策’的一项重要武器，也是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种方式”。[※注]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很难见到美国外交研究成果公开发表。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后，美国外交的研究工作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的10年，美国外交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学界对于大变革时期的美国外交以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有了进一步深入的理解；第三个阶段是自21世纪以来的近20年，美国外交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学界除进行纯粹的理论研究之外，还需要联系实际，为实际工作部门建言，各相关机构纷纷成立高端智库。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成果覆盖面越来越广，包括美国对不同国家、地区的政策，美国对许多功能性问题（如军控、反恐、气候变暖等）的政策，以及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种种因素，如国内政治、媒体、利益集团、思想库等。以前一些比较冷门的议题，如族裔、联盟关系、信息技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都有探讨。注重理论的探讨和运用是一个新的特点，其中探讨最多的是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一些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也注重理论部分的阐述，从而使研究成果更加规范，研究结论也提高层次。小布什执政期间，由于新保守主义一度挟持美国外交政策，国内相关的研究相对较多。此外，学者们对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进行了较多的讨论。越来越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得到应用，除了传统的历史学和政治学的方法外，法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大众传播学、统计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也被交叉使用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当中，有时还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追踪热点是美国外交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比如，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有关“9·11”事件对美国外交战略影响的论文明显增多。特朗普当政后，国内学者对其“美国优先”的理念及其政策取向进行了跟踪研究。[※注]二 地区政策研究（一）亚太战略中国学者一直高度关注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与变化。冷战结束之时，多位学者注意到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克林顿政府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理念，马上就有中国学者进行分析。奥巴马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前后，涌现了一批研究成果。袁征较早地分析了奥巴马的亚洲政策所体现出的一些新变化，明确指出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有四条主线，即巩固地区内同盟关系、介入东亚一体化进程、软硬兼施与“问题国家”接触、对华关系是重中之重。[※注]吴心伯探讨奥巴马政府对亚太的认知，分析其亚太战略框架，总结这一战略构想与实施的特点，揭示其面临的不确定和制约因素。[※注]周琪等考察了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战略的内外成因、实施手段和效果、遭遇的挑战，及其对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和中美关系的影响。[※注]之后美国又推出了“印太战略”，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和研判。[※注]（二）跨大西洋关系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的战略重心是在欧洲。美国的欧洲安全战略、美欧关系、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立场、北约的转型及东扩、美俄关系都是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自1995年起，欧美把建立新的“跨大西洋联盟”正式提上日程，但它远未定型，欧美关系仍将在世界格局的变动与双方矛盾的发展过程中继续调整。[※注]还有学者分析了大西洋关系中的三个结构变化：第一，随着欧洲货币联盟的形成，大西洋关系中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第二，大西洋关系中共同维护西方特性的政治需求正在向维护经济利益的需要转化；第三，欧洲安全和防务特性的确立为欧洲发展独立的防务能力奠定了基础。[※注]还有学者对于当前的美欧关系进行了研判。金玲认为，由于美欧关系明显的两面性特征，跨大西洋传统联盟关系将日益走向松散的“议题联盟”。[※注]（三）中东政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是动荡不安的热点地区，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和平进程的核心问题，而杜鲁门政府的巴勒斯坦政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袁征利用美国外交档案文件，分析了左右杜鲁门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持立场的多重因素。[※注]小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由于伊拉克战争而备受争议。陶文钊认为，布什政府中东战略的核心环节是伊拉克，即武力改造伊拉克，民主改造整个中东。而一旦陷入困境，布什政府乃调整政策：重启巴以和平进程，推动以色列改善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在整个大中东地区建立孤立和遏制伊朗的联盟。[※注]陶文钊还探究了思想库“新美国世纪计划”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注]反恐是进入21世纪后美国在中东的首要任务，而ISIS的兴亡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有学者认为，作为一种新出现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形态，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究ISIS的历史变迁和内部组织结构。[※注]田文林认为，美国为一己之利，对伊斯兰极端势力忽拉忽打，导致ISIS最终坐大。[※注]唐志超认为“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开启大幕，中东失序的根源在于全球及地区范围内的权力失衡与转换。[※注]吴冰冰指出，中东地区当前存在四组主要的地缘战略竞争，并缺乏有效的地区合作机制，地缘战略竞争无法得到有效协调和管控，从而出现日趋激烈的态势。[※注]王锦则认为，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可概括为“一轴三径”，即以“联以、联沙、依靠同盟”为主轴，同时在遏制伊朗、反恐、推出“世纪协议”三条路径上发力。[※注]（四）拉美政策美国一直将拉丁美洲视作自己的后院。杜鹃利用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考察了冷战前期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几次重大调整，从国际、地区、国家三个层次，阐明冷战、拉美地区局势与美国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影响。[※注]还有学者对于美国的拉美援助政策作出了分析，认为战后美国政策经历了一个交替演变的过程。2011年以来进入了第四个收缩期，而这将对美国、拉美和中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注]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是奥巴马执政期间美拉关系的重大事件。袁征认为，美古关系的解冻是“奥巴马主义”取得的重要外交成果之一。美古关系的正常化进程或许还会有波折，但大势已难以扭转，美古关系将翻开新的一页。[※注]（五）非洲政策非洲并非美国的战略重点，国内学界对于美国非洲政策的研究成果数量有限。有学者就美国对非洲投资进行了历史的透视和现状解析，认为美国对非投资是一个双赢结果。[※注]还有学者分析了中美在非洲的竞争与合作。[※注]三 主要议题（一）全球治理问题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就令人关注。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较薄弱。李铁成、钱文荣主编的论文集研究了冷战后美国对联合国的政策。[※注]钱文荣认为，美国与联合国之间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激烈而尖锐的较量会长期进行下去，但美国不愿也不敢脱离联合国。[※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奥巴马执政期间非常重视的一项全球治理议题。李海东分析了美国气候变化政策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注]还有学者比较中美、中欧、美欧、中日之间立场的差异和相互间的合作。（二）反恐与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9·11”事件之后，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一度成为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首要任务。多位学者论述了美国反恐政策的演变，解释了美国反恐政策遭受质疑的原因。[※注]还有学者指出，美国反恐战争不对称性的后果，使得先发制人的战争行为，发生了对国际法合法性的打击，给国际秩序带来了危机。[※注]（三）军控与不扩散政策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的问题有：对小布什政府军控政策的综合评价；国内政治斗争对美国不扩散政策的影响；美国在出口管制政策方面的调整和变化；美国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军控主张，包括在朝核、伊核问题上的立场。还有学者对于苏联解体后美俄合作管理核武器扩散的问题进行了考察，并肯定了有关各方的历史性贡献。[※注]（四）同盟体系的演变问题冷战期间，美国逐步构建起一个全球的军事同盟体系，以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扩张”，同盟体系成为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柱。中国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美国的同盟体系。张廷铮在论文中分析了日美“安全条约”的实质，揭示了日美修改“安全条约”的阴谋。[※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对其传统的东亚同盟关系进行了调整和充实。陶文钊认为，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内推动美日同盟经历了三次调整，解禁集体自卫权是调整的核心内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被架空；同盟的调整既表明了美国两党政策的一致性，也彰显了美日利益的高度契合。同盟调整的一个重要指向是制衡中国。[※注]有学者认为，自“重返亚太”以来，美国的亚太联盟凝聚力整体得到强化。但通过对美日同盟、美韩同盟以及美澳同盟的比较研究发现，三组同盟战略行为匹配程度的差异性导致其凝聚力强化程度的差异性，战略行为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牵制中国的效果。[※注]冷战后北约转型、东扩、欧盟独立防务等一直是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问题。[※注]而秉持“美国优先”理念的特朗普执政以来，甚至以退出北约来施压欧洲盟友提高防务开支，美国和盟友之间的罅隙正在扩大。面临新形势的北约如何转型、美国与盟友之间如何分担防务费用等都是学界正在关注的课题。第四节 美国社会研究一 概况与特点中国学者关于美国社会问题的研究以改革开放为界线，前30年研究甚少，明显有着时代的特色，如20世纪50、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在我国引起强烈的反响与回应，毛泽东主席在1963年、1968年先后两次发表声明，热情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受这两次声明的影响与鼓舞，涌现出了一些揭露美国历史上种族歧视、种族压迫现象的文章，刘祚昌、杨生茂、刘绪贻等老一辈学者均有成果出版。[※注]另外一个重点研究是美国华侨华人问题，编纂出版了华工的史料。[※注]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这些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化倾向。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美国社会问题研究经历了起步、发展和深化的过程。随着民众对中美关系的关注度增加，以及移民、旅游等因素的出现，人们对美国社会文化的兴趣也不断增长。在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社会问题的解决上，美国的经验教训也可供我们借鉴。这40多年的研究有以下四个特点。（一）研究广度与深度的开拓关于美国社会的研究是从翻译引进起步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的“美国丛书”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在资讯不足、人员交流阻隔的年代，这些译作起到了启蒙和引进门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涌现出了中国学者自己的专著。（二）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结合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始终贯穿于美国社会问题研究。在这方面，老一辈学者的作用功不可没。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朱传一先生，20世纪80年代后致力于美国社会保障制度、老龄化、社区建设、公益事业等方面的研究，[※注]他同时也身体力行，为推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公益事业发展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三）青年一代的崛起美国研究持续成为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得益于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增加，不少博士生在读期间就有机会出国接触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一部分人是以美国社会问题为研究领域撰写博士论文，并在此基础上扩展修改成专著，代表人物有钱皓、陈奕平、孙群郎、黄卫峰、石毅、张勇安、欧阳贞诚、韩宇等。（四）跨学科研究队伍的建立美国社会问题内容复杂，具有跨学科特色。学者们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视角，推动了美国社会问题的研究。比较突出的领域是对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既有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也有社会学和经济学、财政学的交叉研究，社会学和法学的交叉研究。但从整体看，跨学科研究还存在不足，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仍然偏少。[※注]二 主要议题（一）移民与种族该领域研究特点是选题精细、研究方法多样、学者眼界开阔。从美国移民制度的演变到当前特朗普移民政策，从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对美国社会影响到具体族裔群体状况都有学者加以研究。梁茂信在前引著作中对美移民政策作了客观评价，着力把握移民政策和美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勾勒出移民政策在不同时期的特征和连续性。钱皓选择了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群体西班牙裔作为研究主体，对少数族裔的双重认同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注]姬虹运用大量原始资料，用专题研究的形式，对1965年以后的外来移民融入美国社会及其深刻影响进行了研究。[※注]非法移民是当前美国社会的难题，唐慧云的文章围绕利益集团在非法移民立法改革中所起的作用做了深入的分析和归纳总结。[※注]对美国华裔的研究依旧是个热门话题，并有大量成果，包括周敏、令狐萍、赵小建等旅美学者的作品。[※注]种族歧视是美国社会的痼疾，邓蜀生在前引书中指出，美国的种族主义起源于欧洲白人在美洲大陆推行的殖民主义，迄今已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不能仅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了。马戎对当前种族关系有独到的见解，指出，黑人精英群体和黑人底层社区之间的疏离和断裂，是造成黑人底层社区民众目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注]（二）犯罪、毒品和枪支国内有关美国犯罪、毒品和枪支问题研究经历了渐进过程，以21世纪为界线，之前该领域的研究更多是停留在“暴露阴暗，揭示弊端”的层面，为国内现实或政治需要服务的文章是研究的主流和特点。进入21世纪后，犯罪领域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研究广度和深度都有较大改善，其中有两本专著值得关注，张勇安以时间为经，以问题为纬，通过原始档案文献的历史解读，分析了美国大麻政策的起源、演进和特征。[※注]高英东对美国犯罪问题的现状进行了全面梳理，着重陈述和分析了当今美国社会最为突出的一些犯罪问题，例如枪支暴力、毒品滥用、仇恨犯罪、网络犯罪等。[※注]随着美国枪支问题越来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枪支研究也成为热门话题，袁征对枪支管制问题的由来、发展及前景等进行了探讨，认为枪支问题的出现，是美国早期特殊的历史积淀造成的。[※注]江振春、任东来就“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进行了探讨。[※注]（三）社会保障和医改对于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制度改革，国内研究虽起步较晚，但成果数量颇丰，原因是该项研究对我国有启示作用。研究成果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综合研究。前引黄安年的著作对美国社会保障的含义和内容概括十分全面，为后来研究奠定了基础。牛文光以时间维度为基准，论述了美国社会保障制度从殖民地时代直到21世纪初的历史。[※注]陈蒙蒙对美国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从理论基础、制度的结构框架，到具体的养老、医疗、工伤、军人保障都作了剖析。[※注]郑秉文对布什政府的社保改革进行了研究，指出这实际上是一个“部分私有化”的方案，但从趋势上说，美国社保制度的私有化改革已经不可逆转。[※注]第二类是专题研究，涉及社会学、经济学、财政学、政治学、法学等多个领域，是跨学科研究的突出表现，从内容看几乎涵盖了社会保障的各个方面，如医疗保障制度、老年保健、残疾人就业[※注]、退休收入制度、美国失业与养老福利、奥巴马医改等。[※注]（四）妇女、婚姻与女权运动妇女问题是美国社会研究中的经久话题，成果丰硕。张文宗认为美国婚姻和家庭的演变源于观念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正统文化运动和新左派运动交织汇流，强烈地动摇了传统的和正统的婚姻观、家庭观和性观念。[※注]近年来同性婚姻成为美国的热门社会政治问题，张业亮比较早地关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美国有关同性婚姻的争议实质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及传统的婚姻观与平等权之间的冲突。[※注]刘晗则从平权运动、美国宪法与西方文明三重语境对同性婚姻权裁决进行了分析。[※注]值得一提的是较早关注该问题的王恩铭和张立平。王恩铭的研究叙述和分析了美国妇女如何摆脱屈从心理而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注]张立平对美国女性主义主要思潮作了介绍和评述。[※注]（五）非营利部门研究美国是世界上非营利部门最发达的国家，前引资中筠的专著探究了美国一百多年来公益事业与公益基金会组织的起源与发展，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如何把资本引向对社会有益的事业，为“唯利是图”的资本找到有效的驾驭和引导之道。徐彤武等学者对当代美国非营利部门的形成背景、发展概况、法律环境、与政府的关系、监管与自律，以及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注]对于非营利部门对美国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影响，已发表的成果有吕瑞林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民间组织对苏联援助的研究、[※注]冯立冰关于福特基金会与冷战初期美国对印度的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等。[※注]近年来，中国的智库建设大发展，对美国智库的研究也引起重视，并产生了一批较好的成果。[※注]第五节 美国文化研究一 概况与特点跟美国学其他分支一样，改革开放后40年较之前30年在研究队伍、成果的数量与质量方面都有蓬勃发展。但文化研究较之政治、经济和外交仍属冷门，社会需求也不如对上述学科多。总体说来，美国文化研究队伍仍然较小，因为研究美国文明、宗教、媒体对研究者的要求较高，研究者不仅要对美国的历史、政治、社会等有足够的了解，还要有基本的宗教、新闻方面的专业素养等；成果的数量比较有限，质量也有待提高。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国内美国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美国文化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有一些文化问题在中国学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如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讨论。[※注]二 主要议题（一）美国文明1.美国文明的特征美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年轻、发展最迅速的文明。钱满素认为，美国文明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历史短，只有不到400年的发生和发展时间；二是非原发性，宗教改革后以英国人为主的移民移植到新大陆的体制和理念在改造后成为美国文明的核心，世界各种文明在北美进行碰撞、交融，产生并发展出美国文明。[※注]董小川指出，美国文明的物质力量基于高度发达的科学基础，美国文明的精神力量则建立在神学不断延伸至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上。[※注]他进一步指出，从精神世界角度看，上帝是美国民族的精神食粮；从道德标准角度看，上帝是美国民族的价值尺度；从理性追求角度看，上帝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保护神；从哲学伦理角度看，上帝是美国实用主义的精神基础；从国家体制角度看，上帝是美国政治制度的道德屏障；从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角度看，上帝是美国民族主义的力量源泉。[※注]2.“文明冲突论”与世界秩序的构建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亨廷顿认为，文明是一个文化单位，是最高的文化群体，是范围最大的文化认同，文明之间最大的区别不是种族或民族，而是宗教。文集《文明与国际政治》汇编了20余篇由中国学者撰写的针对“文明冲突论”的评论分析文章。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学者的观点是，亨廷顿利用文化上和文明上的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来继续保持西方强权，该观点为西方“后殖民主义”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还有论者认为，将“文明”看作世界政治的重要因素确有必要，但认为“文明”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比民族、种族、经济利益等还重要是有问题的。[※注]（二）美国宗教国内首次全面系统介绍美国宗教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主要教派的著作是前引刘澎的《当代美国宗教》，该书还论述了宗教与美国政治、社会、法律、文化教育等的关系。进入21世纪，徐以骅等学者不定期地汇集出版关于宗教与美国社会的论文集，用以书代刊的形式弥补国内尚无美国宗教研究刊物的缺憾。该论文集已出版十七辑，主题有“宗教与美国政治与外交”“宗教与变换中的美国与世界”“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宗教与非政府组织”“网络时代的宗教”“多元一体的美国宗教”以及“当代传教运动”等。以下是美国宗教的专题研究情况。1.宗教与美国文化清教在作用于美国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同时，与道德、伦理、价值、个人自我乃至民族自我都紧密相关。有学者认为，清教主义注重实践的神学思想和注重事功的伦理思想深刻影响美国人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注]还有学者指出，随着时代的推移和新英格兰殖民地现实生活的演进，清教的世俗化成为现代美国个人主义的来源之一。[※注]2.宗教与美国的内政外交法国政治学家阿历克西·托克维尔指出，宗教在美国不直接参与社会政治，但它却被视为国家政治机构的最重要部分。刘澎认为，在美国，宗教完全是一支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占有社会资本最多的民间力量。[※注]有学者分析了福音派以宗教资本的交换和接纳的方式，由草根跃升为美国社会的主流宗派，继而全方位地嵌入到社会体系中，成长为影响国际关系力量的过程。[※注]中国学者的一批著作和论文深入探讨了宗教与美国历史、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美国政教关系的特点和意义。[※注]还有学者具体跟踪后冷战时期美国宗教的重大事件，分析宗教在当前美国内政外交中扮演的角色。[※注]3.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无所不在，是一种社会力量。有专著在介绍美国宗教史上两次大觉醒运动及其对美国社会的重大影响的基础上，揭示了基督教在塑造美国人的精神信仰、思想观念上的独特作用。[※注]清教对于美国教育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一批著作和论文深入探讨了清教在美国早期教育、殖民地高等教育及美国公共教育领域内发挥作用、产生影响的机制与效果。[※注]宗教亦是社会学研究的窗口。李向平等学者选取了八位在宗教社会学领域研究成就突出的学者，在介绍其学术理论、展示当代美国宗教社会学理论思潮变迁的同时，探讨了宗教与社会、宗教与现代化、世俗化理论、全球化理论以及宗教市场理论等前沿问题。[※注]（三）新闻媒体及转型研究美国是一个发达的信息社会，新闻媒体是信息的承载体。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美国新闻研究方面做出不菲成就。主要特点是对美国传统主流媒体的研究已经从情况介绍深入到理论推演、运作机制的分析，且数量颇丰。对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融合的转型研究做了及时跟进，但数量尚不多。对于地方报纸以及新媒体的研究有待继续推进。此外，美国媒体如何塑造中国形象的问题长期受到中国学者关注，并刊发了一系列论文。[※注]1.主流媒体中国学者在撰写较为全面的、历史性介绍和评价美国媒体的专著的同时，还就美国报刊、电视、电台的运作等主题，分别出版了专著。[※注]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20世纪末，美国媒体的跨界发展态势基本形成。针对美国广播电视业、新闻业与网络相融合的发展转型态势，中国学者及时跟进并发表相关论文。[※注]2.小微媒体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者对美国新闻媒体的研究拓展至发行量在10万至50万之间的地方报纸。大部分地方报纸为严肃的综合性报纸，在报道本地新闻和评论本地事务的同时，还兼顾全国和国际新闻报道，对当地人影响较大。中国学者针对美国地方报纸的运作、转型及地方报纸涉华报道的政治导向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注]3.新媒体新媒体是在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针对美国互联网产业、数字电视产业、数字出版产业、移动新媒体产业的发展现况与趋势，中国学者出版了相关专著。[※注]此外，就网络对于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以及互联网意识形态的输出也有论文和著作刊发。[※注]进入21世纪，通过各种网络论坛、微博、微信以及社交网络等自媒体、社交媒体，大众可有效地参与塑造和传播信息。有论文分析了美国密苏里州的地方报纸《哥伦比亚每日论坛》推特平台的经营方式。[※注]还有论者结合美国2016年大选和特朗普总统推特治国现象，分析了自媒体传播在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中的作用和影响。[※注]第六节 中美关系一 概况与特点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国内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出版了一批揭露美国对华侵略的读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1949年8月至10月《美国侵华史》在《人民日报》连载，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此后又在莫斯科、柏林、布拉迪斯拉发分别出版了俄文、德文与捷克文版。1954年《美国侵华史》出了增订版。此外，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上下卷）内容颇为详尽，尤其是使用了较多的英文资料，在当时是难得的。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鹍等集体编写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二卷分别于1958年、1986年出版，书中对中美关系的阐述都有较大分量。改革开放之后，对中美关系从历史到现状的研究成为一门“显学”。新时期的研究有如下显著特点。第一，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相结合，以历史研究带动现状研究。1979年汪熙发表了一篇论文，对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文章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注]这场争论启发了许多学者，关于中美关系史的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中美关系研究从历史向现状延伸，到21世纪对现状的研究越来越多。第二，以学术讨论和学会工作推动研究。1985年11月中旬，由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主体）、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在复旦大学举行，这是新时期第一次全国性的中美关系讨论会。[※注]1986年10月，由北京大学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共同发起，由袁明和美国何汉理（Harry Harding）共同牵头，“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对后来的两国学术交流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注]1993年中华美国学会下属的中美关系史专业研究委员会成立，学会与各地美国研究机构联合举办了13次中美关系的讨论会，[※注]对中美关系研究起了推动作用。第三，中美关系研究有三多：机构多、学者多、成果多。源源不断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以中美关系为题撰写论文，使学科得以持久繁荣。[※注]二 研究转型期的中美关系（一）中美关系正常化从1972年2月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到1979年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无疑是70年里中美关系最大的转折。宫力认为，中美现实国家利益需要使双方都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鸿沟来发展国家间关系，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注]不少学者研究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卡特等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建交过程中发挥的杰出作用。[※注]学者、智库、公众舆论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作用也进入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资中筠探讨了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美关系解冻的影响。[※注]金龙云考察了外交关系委员会所发挥的作用。[※注]李增田考察了鲍大可（A.Doak Barnett）、[※注]刘田研究了艾伦·惠廷（Allen Whiting）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的贡献。[※注]学者们进一步讨论了中美关系转变的意义。李慎之指出，“上海公报”不仅意味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而且促成了中国国家目标的转变——由世界革命转为现代化。[※注]（二）冷战结束初期的中美关系学术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国际格局转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和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新特点。王缉思指出，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恢复与发展的动力，将更多来自两个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注]贾庆国提出了解释中美关系的新模式：游离于“有限冲突和有限合作”之间。[※注]杨洁勉和吴心伯研究了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认为总特点是压诱并施，政策基调是对话、合作和诱导，但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抗。[※注][※注]（三）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世纪之交是中美关系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在1999年5月的“炸馆”事件之后，国际关系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时代主题、中国的安全环境及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多数学者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主题，中国的国际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们的外交政策仍然应以为四化建设营造有利国际环境为基本出发点。[※注]吴白乙对“炸馆”事件进行了案例研究，指出这次危机处理推动了中方加强相关研究与机制建设。[※注]黄仁伟指出，中国的国际战略不会以取代美国的霸权为目标，也不会试图建立新的霸权体系。[※注]（四）新型大国关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以新型大国关系进行对应。学者们普遍认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对于明确中美关系的相互定位、确定中美关系的长期发展方向、破解“修昔底德陷阱”具有重要意义。[※注]学者们无例外地强调合作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包括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注]（五）特朗普当政以来的中美关系2016年特朗普赢得大选是美国政治生态的重大变化。[※注]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学者们普遍认为，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因素、“竞争性因素”上升，新关系格局正在形成，有学者称为“竞争性共存”。[※注]倪峰认为，影响当前美国对华政策最重要的非常规因素（“特朗普现象”）与最重要的常规因素（两国实力对比与相互认知）的加速变迁在2017年年底出现了汇聚、合流，从而在美国政治精英中生成一种自尼克松访华以来前所未有的对华负面共识，美国对华政策正在经历质变。[※注]达巍认为，中美关系的变化与世界秩序变迁互为因果。中美两国在国际格局中“同体、异质、等量”的处境，造成两国间彼此“排异”现象乃至“脱钩”趋势。[※注]袁鹏认为，美国对华战略转向既是中美关系结构性矛盾持续发酵的结果，也同两国战略议程的碰撞直接相关，中美关系回头已无可能。[※注]三 主要议题（一）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敏感，台湾问题尤其敏感。资中筠的关于美国对台政策的论文[※注]对台湾问题的研究具有“启航”的意义。前引苏格著作以扎实的资料对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作了一个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系统考察。在美国对台湾政策研究中，信强考察了国会在美台安全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拓展台湾“国际空间”等方面的作用。[※注]陶文钊对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进行了全面剖析。[※注]林冈指出，美国以和平作为最终台湾问题的最高原则，在20世纪70—80年代的语境下，“和平解决”基本上是“和平统一”的同义语，到90年代，美方刻意将“和平解决”诠释为既包括统一，也包括分离的弹性概念。[※注]（二）核不扩散与朝核问题诸多学者研究了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朱锋指出，解决朝核问题取决于各方尤其是美朝双方在核武器、国家安全、经济收益、外交正常化等问题上是否有足够政治决心来作出重大政策转型和选择。[※注]黄凤志认为，六方会谈机制的存在和运行对东北亚地区和平具有积极意义。[※注]杨希雨考察了中美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共同看法和分歧。[※注]王俊生认为，中美两国没有实质性合作是包括核问题在内的朝鲜半岛问题久拖不决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注]沈文辉认为，特朗普政府对朝鲜实施“极限施压”政策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注]（三）南海问题学术界主要研究了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意图、影响及中美争端的本质。吴士存系统研究了南沙争端以及美国政策的调整、变化，认为美国加强介入的目的是维持在亚太的领导地位和防范中国，未来南海争议的焦点将转为实际管辖权之争。[※注]关于中美南海争端的本质，王帆认为，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南海问题是中美战略较量的重点和中美海权之争的关键。[※注]杨震等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是霸权国进行控制与新兴大国进行反制之间的矛盾。[※注]张蕾蕾认为，美国南海政策的实质在于以航行自由原则维护美国海上霸权。[※注]韦宗友指出，美国的介入使南海争端日益复杂化。[※注]夏立平等认为，特朗普政府建立南海“议题联盟”使南海紧张局势难以消除。[※注]（四）人文交流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重要领域。王栋认为，中美各种人文交流、民间交往日益频繁且深入，这是全球化时代中美不断增强的利益交融格局与相互依存关系最有力的证明之一。[※注]何慧、顾宁回顾了中美人文交流的历史进程，认为中美都从文化交流中获益。[※注]黄仁国研究了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注]杨松霖等探讨了近年来中美人文交流的成果与问题。[※注]林迎娟考察了交流体系的演进、运行及趋势。[※注]潘亚玲则梳理了交流的成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