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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3-12-31 11:30 标签： 有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陈龙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全新语境。在这一全新语境中，中国传媒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传媒是展示当下中国新型文明形态的一个窗口，中国新型文明实践决定了中国式传媒发展道路的走向，而中国传媒的当代实践直接融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符号系统，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媒的现代性话语实践，超越了西方的现代性逻辑，注入了中国式实践的原创性内涵，扮演着一种独特的新型文明的传播者角色。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有识之士深切地认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对新闻事业在救亡图存中的作用充满期待。民国初，各类报纸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可以窥见一斑，近代传媒已然成为人们心目中现代化的表征，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传媒实践已从一种可能变成实然，甚至应然。中国当代社会对传媒角色的选择就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回应。当然，对现代化道路的理解，东西方存在很大的争议。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夏威夷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为代表的“西方中心论”者曾经断言，只要发展中国家接受西方传媒的传播，就一定能够走向现代化。其理论核心诉求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效仿西方国家媒体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墨西哥、菲律宾践行了这种理念却至今还没有走向现代化。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的“脚本”行事，中国传媒体制扬弃了西方模式，重新定位现代传媒的社会角色，强调传媒作为政党“喉舌”和人民“喉舌”的双重属性。从发挥传媒的舆论监督、群众喉舌作用，到“三贴近”“媒介深度融合”理论的提出，都是着眼于文明发展服务现代性要求，依据本土现实特征所做的调整。中国传媒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慢慢形成自己的逻辑理路。中国传媒呈现出独特气质。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决定了中国传媒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首先表现为始终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是中国传媒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在世界各种思潮、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和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确保了中国传媒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其次，这种特殊性表现为中国传媒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媒发展既受传统文化滋养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具有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开放性;既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体现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既传播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精髓，又肩负着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再次，这种特殊性还表现为中国传媒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特色，不断摸索、实践形成的。中国国情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传媒是在不断的自我创新中发展壮大的。最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成元素，中国传媒有其制度体系的规定性，其特殊性在于中国的传媒事业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中国传媒总是将社会效益、人民利益放在优先位置。以“人民性”统领公共性。西方传媒往往将商业本位放在首位，其公共领域建设的诸种努力、动机往往来源于其商业目的。而其以“言论自由”为招牌的高度意识形态议题的操弄，往往是提升注意力的途径和手段，其终极目标不外乎收视率、阅读率、点击率等商业指标。由于受到资金、技术和舆论等手段的控制，西方新闻界日益变得蛊惑、煽情而不负责任。西方新闻场域进入了各种势力角力的怪圈，不以人民性为发展旨归，这是西方传媒发展的困境之一。而中国新闻事业的公共性则是体现在其忠于人民这一点上。实事求是的新闻准则、惩恶扬善的正面取向，使其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手段。中国传媒其公共性核心要素体现为公信力、传播力、影响力和引导力。中国的主流媒体一直坚持做人民的喉舌和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从而在实质上保证了新闻事业公共性的实现。中国传媒基于对传媒社会责任的强调而突出其舆论引领功能，以正面舆论培育公民理性。中国传媒治理的优势在于其制度供给。中国传媒规制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了一种制度默契和耦合。在传媒技术日新月异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传媒规制、监管改革必须站在民族文化、先进文化发展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从文化善制走向文化善治。当下，文明建设进入了新常态，它常常外显于一个没有疆界、开放共享的互联网新生态“场域”中，而传媒由平台向“场域”的转变，正是新型文明必然经历的过程，也是传媒技术可供性对人类文明新形态所作的保证。媒体深度融合过程既表现为媒体形态的融合更表现为文化融合，媒介深度融合正是要促成文化的代际融合、民族间融合，最终实现形成文化共同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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