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是个谜？脉络很清晰，只是你不信，甚至不想去了解罢了。生物学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无论古生物学（化石链）、遗传学、组胚学、解剖学、比较生物学、系统发育学、分子生物学/人类学，还是神经科学，都对人类起源有着强有力的支持。5.18亿年前——最早的脊索动物（或半索动物），澄江生物群的云南虫繁荣。最新观点，也有认为是退化的脊椎动物5.15亿年前——在奇虾制霸下瑟瑟发抖的皮卡虫，构造简单接近文昌鱼。仅仅是几厘米长的底栖头索动物，以浮游生物为生[1]。为了在水中呼吸，拥有几十上百个的鳃裂。在早期泛节肢动物的制霸下，瑟瑟发抖。奇虾制霸下的皮卡虫5.1亿年前——在不断被淘汰的过程中，活下来的祖先逐渐有了脊椎，以及一节一节的肌肉，化身成昆明鱼/海口鱼[2]。无颌的嘴，只能吸食食物。原始圆口类，对标现今的盲鳗、七鳃鳗。从原始鱼类开始，鳃弓不断减少，进化成其他器官。作为最早的脊椎动物，它们已经铺垫了后世所有脊椎动物的神经系统：它们的大脑分成大脑、间脑、中脑、小脑、延脑五个部分。虽然因为图片伪造，海克尔胚胎重演律在生物学史上颇具争议，但所有脊索动物胚胎，大脑发育的确会经历相似的过程，虽然算不上真正的“重演"。当初海克尔的伪造，正是刻意抹除了绝大部分的差异。人类胚胎发育过程中，原始的脑泡会先发育成三个，然后再发育成5个：可以看出，人类胚胎早期的大脑发育，与原始脊椎动物的大脑具有一定的相似性。4.8亿年前——随着进入奥陶纪后（4.8~4.4亿年前），整个原始海洋都变成了一片修罗场。早期海洋的超级霸主——板足鲎（海蝎子）大约在4.7亿年前登场。它们很快发展为庞大的家族，足足纵横了海洋上亿年，一直到泥盆纪才开始衰退[3]。最大的莱茵耶克尔鲎，足足可以长到三米长海蝎子凭借锋利的大型节肢，在原始海洋，可谓是所向披靡。在如此残酷海洋里，弱小的早期脊椎动物简直就是行走的食物。我们的祖先被大量捕食灭绝，最终那些偶然进化出骨质甲胄的才得以苟延残喘，并发展出了早期无颌鱼中比较繁荣的大家族——甲胄鱼。虽然盔甲可以为它们提供保护，但它们的头也与躯甲完全连为一体，再加上过于笨重的身躯让它们行动缓慢，且没有颌反击，如果遇到能咬穿它们盔甲的掠食者，它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任之宰割。4.4亿年前——奥陶纪大灭绝，史前动物大洗牌。但依旧还有着长到1米多长的秀山恐鲎，便对它们展开了无情的屠杀。秀山恐鲎对盔甲鱼（甲胄类的一种）的猎杀4.3亿年前——初始全颌鱼[4]。终于，一个伟大的进化革命出现了。鱼类第一次拥有了下颌和舌头。遗传学证据表明，下颌起源的最早时间，可上溯到奥陶纪晚期，也即4.5亿年前[5][6]。去年中科院几篇有颌鱼起源的重磅1天4 篇 Nature中，发现了更原始的有颌鱼——奇迹秀山鱼[7]。初始全颌鱼牺牲了原本用于呼吸的第一鳃弓，演化出了颌。下颌源于第一鳃弓，舌和相关的软骨、肌肉，以及神经源于第二鳃弓，剩下的为全鳃颌出现过后，头部可以灵活转动，不仅它们的摄食能力变强了，有了反抗天敌的可能，而且还带动了身体各个方面的进化。它们通过不断折叠鳍褶[8]，进化出了完全的偶鳍，运动能力大大提升。不仅能从天敌口中逃脱，还能更迅猛地捕食小型动物。灵动土家鱼的鳍褶 VS 现代鱼类的鱼鳍摄食和运动能力的加强，令早期鱼类逐渐大型化，大脑也变得更加发达。随着神经纤维的增长，为了保证神经信号的传输速度，促使了大脑高速信号通道——髓鞘的出现。4.15亿年前——甲胄鱼。颌是如此重要，甚至当甲胄鱼进化为有颌、有完全偶鳍的盾皮鱼后，完成了彻底的逆袭，彻底主宰了志留纪和泥盆纪。海蝎子开始衰落，出现可达10米的邓氏鱼称霸海洋。4亿年前——梦幻鬼鱼，是最早的硬骨鱼，此时鲨鱼已经出现。此时鱼类的脑神经已经变得越来越发达，中脑为主要的神经中枢。随着感官的细化，也有了10对脑神经，为后来神经系统的复杂演化奠定了基础：硬骨鱼大脑（鲤鱼）3.8亿年前——肉鳍鱼，鱼鳍中出现中轴骨，鱼鳍变得更加强壮有力。第4对鳃弓和第6对鳃弓进化成了咽喉部位的软骨、肌肉，以及相关神经。大名鼎鼎的喉返神经，便是第6鳃弓进化而来的。3.75亿年前——提塔利克鱼开始进军陆地，鱼鳍中已出现骨骼。鳃逐渐全部退化，进化出了新的呼吸器官肺，感知水流的鼻孔演化成了呼吸的通道。鳃弓进行上的残留，也让人类遭受一些莫名的病痛，例如下颌三叉神经痛，偏头痛也而可能和相关神经有关。包括打嗝在内，也可能是进化为两栖动物时产生的。至于耳盲管之类的进化BUG，出现发炎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虽然鳃对耳朵进化的贡献很大，但它主要也在于优化听觉（中耳三块听小骨——镫骨、砧骨和锤骨，具有传递和放大声音的作用），而对听觉的存在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鱼类已经有了原始的耳朵和基本的听觉。这些决定了人类内耳的起源。3.74亿年前——希望螈，鱼鳍上的鳍条退化，软骨内成骨逐渐进化成指骨，于是四肢出现了，与人类手指有对应关系。泥盆纪后期灭绝事件，海洋节肢动物衰退，陆地节肢动物兴起。3.67亿年前——鱼石螈，四肢关节灵活，开始陆地活动，手指减小到6~7根。3.4亿年——两栖动物离片椎类出现，现今所有滑体两栖类、爬行、鸟类、哺乳动物共同祖先。两栖动物的大脑比起鱼类来说复杂不了多少。但出现了植物性神经，以及原脑皮：两栖类的大脑，和人类的脑干以及小脑部分极其的相似：这是人类的脑干和小脑：植被的繁荣，带来陆生物种的繁荣。早期四足动物，先后演化出原脑皮层、古脑皮层、周围旧皮层，以及中间皮层。3.18亿年前——动物的卵里有了羊膜结构，分化出了蜥形纲与合弓纲。现今的爬行类、鸟类，以及古生物学史上的恐龙，都源于蜥形纲；而合弓纲先发展出类哺乳动物，后发展出现代哺乳动物。它们的端脑发达，成了大脑的主要结构，分为三层。不仅增大的纹状体，也令大脑体积越来越大，甚至第一次出现了新脑皮（新皮层），但此时的新皮层极其的原始。在后来的演化中，新皮层逐渐演化成了处理各类信息的中枢。3.05亿年前——雨林崩溃事件，森林分裂，哺乳动物祖先（类哺乳动物）迎来大发展。3亿年前——合弓纲繁荣，进化出盘龙类。2.9亿年前——似哺乳爬行动物繁荣，盘龙类进化出哺乳动物祖先兽孔类，水龙兽为代表。2.75亿年前——基龙和异齿龙出现，与类哺乳动物相伴。2.51亿年前——史上最惨烈的灭绝事件，二叠纪大灭绝。2.5亿年前——类哺乳动物衰退，仅剩小型种类。2.35亿年前——最早的恐龙出现，恐龙时代开始。恐龙和鸟类，大脑结构和变温爬行动物大同小异，为了适应飞翔，小脑变得更加发达，纹状体多了上纹状体。大脑主要结构依旧是三层的旧皮层，新皮层并未明显的发展。鸟类大脑与人类大脑的对比关系：类哺乳动物（合弓纲）这一支，下丘脑、海马体以及杏仁核则得到了充分发育，纹状体则朝着基底神经核方向演化。现代哺乳动物的大脑，则是在类哺乳动物大脑的基础上发育而来的。2.05亿年前——著名的早期哺乳动物摩尔根兽出现。2亿年前——三叠纪末大灭绝。1.95亿年前——吴氏巨颅兽——最早的哺乳动物之一，出现比较发达的嗅觉和触觉，出现了比较发达的新皮层。1.7亿年前——我们和袋鼠拥有共同的祖先。1.48亿年前——真兽下纲（包括胎盘类动物）和有袋动物分道扬镳。1.35亿年前——我们的祖先，有胎盘类哺乳动物攀援始祖兽出现了，但它们只有25克左右。如果说，从鱼类到哺乳动物，大脑的演化是不断地在地基的基础上加高楼层：那么，从低等哺乳动物到人类大脑的演化过程，就是在进行精装修。和鸟类进化纹状体不同，哺乳动物走上了折叠新皮层的演化之路。相对来说，对于种内、种间竞争更大的物种，新皮层折叠的沟回也就越多越深。被子植物的出现，以及繁荣，形成丰富多样的现代丛林，也为哺乳动物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生态环境。8500万年前——劳亚兽总目和灵长总目分道扬镳。树鼩，最接近灵长总目祖先的动物6500万年前——白垩纪大灭绝，恐龙终，最早似灵长类更猴出现。6000万年前——普尔加托里猴，酷似松鼠的早期灵长类。它们此时的新皮层沟回应该还比较少，接近老鼠大脑的光滑度。灵长总目这一支，从老鼠到猴子再到人类，大脑的整个演化过程，几乎就是新皮层更加复杂化的折叠过程：从左到右：老鼠、猴子，人类的大脑4500万年前——蒙古安氏中兽为代表的古食肉目称霸大陆。最早的高级灵长动物中华曙猿出现，然而它们只有50克到150克之间。3500万年前——埃及猿出现，旧世界猴（如猕猴）和新世界猴的共同祖先，食肉目（猫狗祖先）开始崛起。2500万年前——旧世界猴进化出古猿。1900万年前——原康修尔猿，长臂猿与我们分道扬镳。因为抓握能力的强化，智商比起其他灵长类得到了很大的提升。1800万年前原康修尔猿，属于人猿超科1200万年前——西瓦古猿，红毛猩猩与我们分道扬镳。作为人类和红毛猩猩的共同祖先，已经能开始用简单的现成工具（木棍什么的）。无论之后的森林古猿、腊玛古猿，其实都是在强化“抓握”这个金手指而已。而这个金手指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促进了大脑的发育。早在人类远祖进化为初始全颌鱼的时候，因为下颌的出现，咽腔缩小为管道，给大脑的发育提供了空间。随后长达数亿年，到人类时，大脑已经占据了身体最大的比率。800万年前——大猩猩与我们分道扬镳。700万年前——乍得沙赫人，是我们和黑猩猩的近亲。乍得沙赫人，拇指还很短。此时的类人猿一支保留了原来的大拇指，演化成为了今天的黑猩猩。一支把大拇指进化得更长了，他们就是南方古猿。大拇指更长，更加灵活，更加富有抓握能力，所以南方古猿下地干活了（通常说法是，森林古猿走出丛林，进化为南方古猿）。为了能够驱动灵活双手，芯片必须再度升级（脑容量的提升）。想想看，占据如此多处理资源的双手，不提升芯片怎么得行？芯片提升，然后和语言方面（族群的发展，社交发展，有了语言的需求）又互相促进，芯片再度提升。600万年前——黑猩猩与我们分道扬镳。580万年前——黑猩猩分支地猿。黑猩猩的大脑与人类的大脑极其的相似，它们几乎相当于缩小版的人类大脑：除了缩小以外，人类前额叶也比黑猩猩更加发达，这正好属于前额叶联络区的部分，这就造成了黑猩猩与我们在思维判断能力，以及人格属性上的差异现代人脑容量1500ml左右，早期人种脑容量700-1000ml不等，而南方古猿的脑容量只有450-530ml，猴子的脑容量低到200ml。300万年前——南方古猿，脑容量500ml，常被恐猫捕食。人类在近300万年内，脑容量飞速增加，这是怎么做到的？2020年的一份研究论文显示，人类与黑猩猩的差异，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英国剑桥大学医学研究理事会分子生物学实验室Madeline A. Lancaster教授的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个新的分子开关——ZEB2 基因[9]。这个开关，可以实现人与黑猩猩大脑的“无缝切换”：人类神经祖细胞成熟时间在7天左右，而黑猩猩是5天左右。对黑猩猩的大脑中的ZEB2 基因进行延迟激活，就可以令黑猩猩的大脑进行“充分”的发育，最终长得和人脑相似。而人类的ZEB2 基因被提前激活，则可以导致大脑的发育“不够充分”，从而最终和黑猩猩的大脑相似。大脑发育5周，从左至右：人类、大猩猩、黑猩猩对比即便不考虑ZEB2 基因，黑猩猩的大脑也更像是缩小版的人类大脑，会经历几乎一模一样的发育过程：原始神经胚形成→前脑发育→神经细胞增殖分化→突触连结、神经回路建立→神经髓鞘化人类与黑猩猩属的基因差异只有1.3%，可能相当多的性状差异，实际都是相应分子开关所决定的。人类的演化和地球环境、气候的改变息息相关。200~300万年前。地球进入了第四次冰期，恶劣的气候，给人类演化增加了史无前例的沉重砝码。非洲环境变得更加的恶劣，不仅干旱，还越来越寒冷，食物越来越少。大量的人类和动物在这一时期灭绝。ZEB2基因被延迟激活， 不仅脑容量开始提升，而且童年时间也开始延长，以令大脑进行充分发育。2006年，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南方古猿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年仅2岁零4个月的迪基卡小孩（Dikika child）[10]这是迪基卡小孩的大脑与黑猩猩大脑的对比：虽然迪基小孩大脑后侧枕骨位置有专门负责视觉功能的沟槽，它的脑容量仅仅只有275毫升，是成年南方古猿成年个体的70%，相同年龄的黑猩猩，脑容量能达到成年个体的85%。也就是说相比起黑猩猩，南方古猿幼年个体的脑发育速度明显变慢了。更加漫长的童年，在南方古猿身上便已经出现。[11]学习的更多知识和经验， 帮助他们更加适应恶劣的环境。随着南方古猿活动区域的拓展，不同种群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活动区域过大，必然产生物理隔离，由此形成生殖隔离，于是南方古猿演化出了不同的种属。例如阿法南方古猿、羚羊河南方古猿、 非洲南方古猿、惊奇南方古猿……演化出直立人之后不久，南方古猿还是灭绝了。要知道南方古猿的身高也就一米出头，而直立人为主的真人属身高普遍达到1.5m，长高了近半个身子。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十分残酷的事实：个子矮小的古猿人，以及智力不够高的，几乎都在残酷的自然之下系数灭绝。也正是因为残酷的竞争，直立人大概就已经走遍了全球大部分地区（所谓第一次走出非洲）。然而除了寒冷也就罢了，当时的非洲气候，还出现周期性的波动。在20万年的时间内，曾出现过五六次森林到草原的变化过程。恶劣的气候，逼迫人类走遍踏入不同的大洲，但也因此出现地缘隔离，诞生了越来越多的人种。例如能人、树居人、卢道夫人、匠人、直立人等等。180万年前——直立人，演化出了标枪投掷能力，脑容量1000ml，走向了食物链顶峰。直立人从180万年前走出非洲，而现代人是20万年前走出非洲，直立人和现代人是完全不同的两支人类。两支人类都演化出了丰富的亚种。150万年前——匠人。120万年前——先驱人。60万年前——罗德西亚人、海德堡人，或为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远祖近亲。此时人类脑容量已达甚至超过现代人水平的1400ml。25万年前——智人祖先出现。智人的演化，实际从120万年就已经开始，在40万年前，才和尼安德特人的祖先分道扬镳。16万年前——长者智人（早期智人）。7万年前——走出非洲的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发生过短暂的基因交流，所以除了非洲之外的现代人基因中，存在1%-4%的尼安德特人基因。此时，智人族群也一度衰落到2000人口规模（甚至有预估更少）。5万年前——现代智人（晚期智人）。演化出来的现代人，生存能力无异于是最强大的。一些人种自己灭绝了，一些人种则被现代人消灭了。人类拥有极强的战争属性，这或许是100多万年前，残酷的竞争已经铭刻到了基因之中。我们作为胜利者，除了一部分是自然灭绝的外，极有可能还有很多人种，是被我们亲手埋葬（甚至吃掉）。不仅仅尼安德特人，包括现代人种下的奥莫人、科罗马农人、山顶洞人、柳江人也悉数灭绝。人类演化过程中的残酷，是无数现代人不可想象的。以上便是用部分文献支撑，用5000多字，尽可能详细呈现的人类进化脉络。当然，如果反进化论的题主，你想反驳，欢迎拿出有力的论文证据对文中的关键信息，一个一个的对证。如果你不想对证，且依旧质疑人类起源……那——爱信不信。^Lacalli T. The Middle Cambrian fossil Pikaia and the evolution of chordate swimming. Evodevo. 2012 Jul 6;3(1):12. ^Xian-guang H, Aldridge RJ, Siveter DJ, Siveter DJ, Xiang-hong F. New evidence on the anatomy and phylogeny of the earliest vertebrates. Proc Biol Sci. 2002 Sep 22;269(1503):1865-9. ^Lamsdell JC, Braddy SJ. Cope's Rule and Romer's theory: patterns of diversity and gigantism in eurypterids and Palaeozoic vertebrates. Biol Lett. 2010 Apr 23;6(2):265-9. ^Zhu, M., Yu, X., Ahlberg, P. et al. A Silurian placoderm with osteichthyan-like marginal jaw bones. Nature 502, 188–193 (2013). ^Simakov, O., Marlétaz, F., Yue, JX. et al. Deeply conserved synteny resolves early events in vertebrate evolution. Nat Ecol Evol 4, 820–830 (2020). ^Irisarri, I., Baurain, D., Brinkmann, H. et al. Phylotranscriptomic consolidation of the jawed vertebrate timetree. Nat Ecol Evol 1, 1370–1378 (2017). ^Zhu, Ya., Li, Q., Lu, J. et al. The oldest complete jawed vertebrates from the early Siluria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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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bel W H , et al. A juvenile early hominin skeleton from Dikika, Ethiopia[J]. Nature, 2006, 443(7109):296-301.^skull scans reveal evolutionary secrets of fossil

　　“种类猥多，朋党相倚，负险不宾。”　　公元280年，交州刺史陶璜上书晋武帝司马炎，咬牙切齿地控诉了南方的“海盗王国”——占婆。陶璜身为封疆大吏，表面光鲜无比，内里却是满腹苦衷。他得努力做到地方财政自给，还得向朝廷供奉珍珠和孔雀等奢侈品，这两项任务实在艰巨，而占婆人的侵扰对他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在一千年的“北属时代”当中，统治越南的中国官吏一直饱受占婆劫掠之苦。公元939年“独立”之后，越南海岸依然常年遭到海盗袭击，历代统治者为此发动战争进行报复。直到17世纪，越南彻底征服占婆，占婆海盗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世界上真有专事海上劫掠的“民族”，或者由海盗组成的“国家”吗？答案是否定的。　　“海盗”只是海民同时拥有的若干身份之一。海盗，海军，商人，渔民这四种“职业”在传统社会当中是四位一体的，海民侧重于其中哪一种或者哪几种，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在解读占婆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欧亚大陆西端的另一个例子。　　同样是在公元280年，罗马帝国西部皇帝马克西米安任命卡劳修斯（Carausius）将军为不列颠舰队指挥官，负责打击袭扰高卢北部的法兰克海盗和撒克逊海盗。　　从“三世纪危机”开始，直到五世纪罗马帝国西部瓦解，日耳曼各族入侵者常年从事海盗活动。除了北海上的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以外，还有地中海上的阿兰人和汪达尔人，黑海上的哥特人和赫鲁利人。在罗马人眼中，这些蛮族是海盗；但是在日耳曼人眼中，自己只不过是靠海谋生的穷苦人罢了。在以法兰克和西哥特为代表的日耳曼王国建立并且稳固下来，日耳曼人成了农民和地主之后，就对海上行劫大失兴趣，反而变成了海盗劫掠的对象——在公元8-11世纪，新兴的维京海盗最喜欢拿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开刀。等到西欧的贸易复兴和基督教文化的传布让维京人也成了农民和地主之后，盛极一时的维京海盗就随之消失了。　　海上行劫从来不是某些人群的固定特征，而是历史条件的流动产物。自然环境、生产力水平、阶层关系是决定因素，特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也会发挥作用。　　祖为盗匪，父为良民，子复为盗的情况在海民当中无比常见。同一群人在东海抢劫，北海打渔，西海从商，南海充军的情况也是稀松平常。　　问题随之而来，既然在传统社会当中，不存在专职的“海盗”，海民普遍具有亦兵亦盗亦商亦渔夫的身份，为何还会出现广为流传的“海盗集团”甚至“海盗民族”呢？　　像是占婆这种以“海盗王国”著称一千五百年的存在，又是怎么诞生的呢？　　解释来自两方面：　　其一是本质主义的原因：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在相对长的时期内激励海民更多从事劫掠行为，盖过了其它活动，造就了“海盗”这一身份。　　其二是建构主义的原因：掌握话语权的人群可以强调敌对人群的“海盗”身份，同时可以淡化自身的“海盗”过往。这一点对中国和西欧尤其适用。　　接下来，本文将以占婆、马来、加勒比、巴巴里等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海盗群体为引，介绍“海盗”这一身份的源起和流动。诺曼人。作为维京人的后裔，他们放弃了海上生活，转而成为西欧文化的卫道士和传播者，实现了对英格兰和南意大利的文化征服。他们的一支表亲斯堪的纳维亚人皈依了基督教，选择拥抱农业生活；另一支表亲融入了东欧，这群人原本在伏尔加河流域掠奴，在中欧充当奴隶商人，到东罗马又成了雇佣军。一、“海盗湾”是怎么诞生的——海盗身份的起源　　现在，我们回到占婆。　　东南亚大陆地区共有四个河口冲积产生的三角洲：伊洛瓦底江冲积平原创造了孟族-缅族国家；昭披耶河冲积平原创造了孟族-泰族国家；湄公河冲积平原创造了高棉国家；红河冲积平原创造了越南国家。而占婆，是唯一一个被大河抛弃的古国。　　和东南亚大陆其它国家一样，占婆的政治经济以谷地农业为基础，但是它只有一串被海岸和山区分割开的破碎低地，没有一个富饶的水稻平原作为核心。因此，占婆国家一直结构松散，王权孱弱，财货匮乏。　　占婆拥有长长的海岸线，海上贸易因此成为居民和统治者都十分青睐的一种赚钱手段。公元4世纪，中国晋朝开始和东南亚建立贸易联系；11世纪的宋朝更是开启了和印度的大规模贸易往来，贸易路线上的占婆因此收益颇丰。但是，对于贸易收入的依赖成了占婆国家的弱点，由于商业风险高，波动大，占婆居民和统治者时常陷入生计或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境，海民随之加大劫掠活动的比重，而国王不仅默许/鼓励劫掠，甚至还会亲自发起远征，来解决财政上的燃眉之急。因此，越南和高棉地区长期受到占婆海盗的袭击，甚至两广也不能幸免。　　作为回应，中国屡次要求占婆国王为海盗活动负责，命令他约束自己的臣民。然而事实上，中国控制不了占婆国王，占婆国王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臣民。　　临海，山区，经济匮乏，政治破碎，依赖贸易，收入波动大。这些条件共同构成了对海民劫掠活动的激励，在劫掠的同时，海盗们也在种田、打渔、贸易、当雇佣兵，但是这些活动都不如抢劫收成好，或者其它活动压根就满足不了生计，对于海民来说，所有的产业都是主业，也都是副业，重点从事哪些完全取决于生存需求。而在某些情况下，从事劫掠特别诱人，比如在占婆。　　世界上只有一个占婆，但是像占婆一样的地方远非只有一个。　　公元前229年，罗马人向亚德里亚海东岸的伊利里亚人开战，要求根除此地的海盗。在三次战争胜利后，伊利里亚海盗从不屈服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凭借破碎的山区和长长的海岸线，伊利里亚吸收了许多不满罗马统治的水手，他们和本地人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海盗活动。到共和国晚期，海盗又成了罗马人的大敌，甚至敢打劫埃及送来的运粮船（整个罗马城都靠它养活）。为此，罗马将军庞培发起了一场海上战争，终于把海盗涤荡干净，还顺便捣毁了地中海东岸另一个酷似伊利里亚的海盗窝乞里乞亚。然而，等到罗马帝国衰弱，中世纪的伊利里亚海盗再度死灰复燃，成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死敌，10世纪的威尼斯为此出动大量雇佣兵，征服了整个伊利里亚海岸，又修筑堡垒防御海盗。然而伊利里亚海民只是沉寂，从未远离。16世纪时，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东地中海的政治秩序发生了重构，乌斯科克海盗又以伊利里亚为基地，名震整个东地中海。　　罗马人也好，威尼斯人也罢，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消灭”过伊利里亚海盗，只是逼迫海民暂时转入其它生计而已。　　如果新生计有利可图，海民可能就会投身其中，从此不再海上行劫，例如本文前一部分提到的日耳曼海盗以及维京海盗。倘若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始终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海民继续充当海盗不过是频率和比重问题，比如本文这一部分所说的占婆人和伊利里亚人。　　不过，历史上海盗身份固定和转化，其实比这两组案例复杂多了......描绘占婆水手和高棉战争的浮雕。高棉和大越一样，是占婆海盗袭击的主要对象之一，占婆对这两个国家都实施过大规模劫掠。湄公河是高棉抵御占婆的主要防线之一，但占婆无法夺取湄公河三角洲，即使占领也无力开发当地的沼泽。缺乏权力和财富中心的占婆最终成了越南扩张的牺牲品。二、海盗、海军、商人，三位一体——海盗身份的流动　　1712年，圣玛尔塔，美洲。　　一个多世纪之前，征服者希梅内斯.德.基萨达正是从此地出发，占领了群山中的波哥大，为西班牙君主创造了新格拉纳达（今哥伦比亚）。然而如今的这个港口小城似乎配不上它在历史上的威名，在山丘和丛林的掩映下，这里一共住着三十户白人家庭，还有许多印第安人和混血人，居民们待在低矮的土坯房里。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加勒比海盗一直是这个城镇的梦魇。十五年前，城镇的主教甚至不得不把教堂改造成了军火库。如今，一支英国船队又在逼近圣玛尔塔。　　英国人来了！钟声响起，居民们按照熟悉的路线逃到了丛林里。然而英国人下船之后，没有拿一针一线，没有砸一砖一瓦，只是静静等待着当地人的回应。居民们慢慢探出头来，发现这些武装到牙齿的水手，这次居然是来做生意的。　　“Let's trade!”领头的海盗船长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微笑，大金牙在黑胡子丛中的一排泛黄牙齿里闪闪发光。　　圣玛尔塔的这个故事细节是虚构的，但事件是真实的。　　18世纪初，加勒比海盗准备退出历史舞台，原因在于，他们发现走私比抢劫更加有利可图。　　在16世纪，英国、荷兰和法国海盗在加勒比海上横行，由于运输条件不发达，欧洲和美洲贸易往来少，加勒比海上的殖民据点也少，最值得做的行当就是抢劫西班牙人的大帆船，然后把白银运回欧洲。　　在17世纪，随着美洲殖民地的开发，海盗们发现走私奴隶和制造品更有赚头，于是在抢劫和打渔之余，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做起了走私。到1689年时，西属美洲2/3的进口商品都是来自走私货，这些商品的制造者，英法荷等国从中赚的盆满钵满。　　到了18世纪，由于交通的改善，加勒比据点的扩张，美洲市场的扩大，欧洲制造品生产力的提升，走私已经比抢劫有价值多了！英国甚至直接抛弃了自己曾经支持的私掠者，和西班牙联手打击海盗。识趣的人早早当上了商人和海军官兵，再也不挂什么骷髅旗了。　　在漫长的三个世纪当中，“加勒比海盗”们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营生，只是调整了不同活动的比例。他们既是海盗，也是走私者，是渔夫，还是国家赞助的雇佣军，只是随着时代变化，顺应形势，重新安排了自己的身份标签而已。　　除了时代，水手的身份还会随着地域的变化而变化、　　在16世纪的大西洋上，葡萄牙水手是王室资助的官兵和商人，他们从东方带来香料，销售到安特卫普的欧洲市场；从欧洲带来制造品，销售到西非海岸的酋邦；又从非洲带来奴隶和黄金，带到欧洲和美洲......人们可能指责葡萄牙人是垄断者和黑心商人，但无人认为他们是海盗。　　然而在16世纪的印度洋上，葡萄牙人是当地人眼中的海盗，他们以圣战之名抢劫阿拉伯和印度商人的船只，攻占领地，修筑堡垒，枉顾印度洋季风贸易上千年来的秩序和规则。不过，就和所有的海盗都同时具有商人和雇佣兵的身份一样，葡萄牙人也会得到亚洲统治者的青睐。暹罗和缅甸国王喜欢雇佣葡萄牙“海盗”作为炮兵，而中国明朝则恩准这些“海盗”在澳门做合法生意。　　在16-18世纪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界上，“海盗”是个没有什么确切含义的名词，因为人人都是海盗，人人也都不是海盗。除了葡萄牙人以外，中国人和日本人也倏而为海盗，倏而为佣兵，倏而又成了渔民、地主和商贾。人们只能用“南洋海盗”统称之。巽他大陆架上有三万多个海岛，可谓加勒比地区的超级放大版，许多岛屿都是天然的“海盗窝”。最有名的海盗莫过于本地的马来人，许多海岛族群都以海盗活动闻名，其中布吉斯人是最有名的海盗集团，18世纪布吉斯人猖獗的海盗活动几乎支配了整个南洋列岛，但正因如此，他们也成了最有名的雇佣兵。他们凭借军功，在马来亚的柔佛宫廷建立了巨大影响力，爪哇的统治者雇佣他们对付荷兰人，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也雇佣他们对付暹罗人......海盗没有祖国，也压根没有所谓的“职业”。　　在很多传统国家当中，“海盗”就是“海军”的前身。大名鼎鼎的英国皇家海军，在“血统”上就可以追溯到霍金斯和德雷克的海盗们（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也是他们）；“海上马车夫”荷兰的舰队源于八十年战争期间的“海上乞丐”；这套规则也不只适用于西欧：16世纪中叶在地中海上不可一世的奥斯曼舰队，其班底就是海雷丁帕夏带领的希腊裔和柏柏尔裔海盗们；在丰臣秀吉远征朝鲜的大军当中，不知又有多少人属于曾经的“倭寇”呢？二战期间的法国顶级战列舰“让.巴尔”号，以17世纪一位著名的私掠船长命名。同英国和荷兰一样，法国海军具有深厚的“海盗”渊源，早在百年战争期间，法国水手就经常劫掠英格兰海岸，英格兰海岸至今仍有一些被法国海盗袭击过的古迹。三、谁是海盗？——“海盗”身份中的话语权问题　　在日本作家盐野七生看来，地中海上的基督徒水手是水手，穆斯林水手就是海盗。　　在《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一书当中，盐野写道，在穆斯林征服地中海东岸和南岸之后，萨拉森海盗从此肆虐，许多西欧勇士挺身而出，与之抗衡.......　　盐野的说法其实极具代表性，提到地中海海盗，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以巴巴里海盗为代表的穆斯林海盗们，而非基督徒海盗——尽管后者进行的劫掠活动并不少于前者。　　在16世纪的地中海，穆斯林和基督徒都拥有一大批海盗窝。穆斯林阵营由阿尔及尔领衔，突尼斯、的黎波里、得土安、发罗拉、都拉斯等城市紧随其后；在基督徒方面，领衔者是马耳他和里窝那，前者是查理五世皇帝敕封给医院骑士团的劫掠大本营，后者是托斯卡纳大公特意给基督徒海盗打造的避风港，比萨、那不勒斯、巴伦西亚、阿尔梅里亚、阜姆等城市加盟其中，共同构成了地中海基督徒的“海盗矩阵”。　　在17世纪，随着英国和荷兰船只造访地中海，基督徒海盗阵营又多了一股生力军。绑架，抢劫、索要赎金......基督徒海盗和穆斯林海盗的手法如出一辙，作案数量也旗鼓相当。巴巴里海盗经常在欧洲登陆劫掠，而基督徒直接把抢劫据点建在了对家门口——在奥兰和梅利利亚这两座非洲堡垒，守军外出袭击柏柏尔人部落可谓家常便饭。穆斯林海盗很少劫掠穆斯林船只，而基督徒海盗经常劫掠教胞的船只，威尼斯和西班牙因此饱受英荷海盗之苦......　　然而问题在于，为何谈起基督徒水手，人们更容易想到的身份是士兵和商人，而穆斯林水手就是“海盗”？这背后的理由不言自明——掌握话语权的是欧洲人。　　正如在东南亚，占婆被定义成了“海盗王国”，原因在于掌握话语权的是中国人和越南人，而占婆已经没办法为自己的历史辩护了。　　作为多重活动的集合，海民的“身份”具有极大的定义弹性，这种弹性构成了话语的建构空间。是污名化的“海盗”还是追求自由的“水手”，讲故事的人会给出自己的结论。但无论故事讲成啥样，都请记住，历史的主角不是这些定义强盗和勇者的话事者，而是他们笔下那些靠海吃海的普通人。1584年前后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大公国在地中海发动的劫掠活动。16世纪末的托斯卡纳大公斐迪南一世.德.美第奇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君主，赞助了许多国内建设项目和海军扩张计划，这两者的结合就是里窝那港的扩张。该港因此成为当时地中海上有名的自由贸易港，也是数一数二的海盗窝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