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半猜到了凶手，但并不会觉得无聊，甚至隐隐感受得到，导演本人并没有刻意隐藏“真凶是谁”，整部电影就如开头的画面一样，笼罩在蒙蒙雾色中，你隐约在雾中看到有人抬手刺下一把刀，而导演最终想让你看到的，其实是那个人无声哀嚎的脸。这部电影中的时间轴分为过去和现在。双线并行反复闪回，以一桩坠楼案入手，抽丝剥茧，政商勾结的龌蹉罪恶与爱恨利益纠葛缠连在一起，形成权力色欲金钱交织的巨网，暴露在凄冷月光下的，是四个人胶着的身影。（以下内容含有轻剧透）姜紫成对林慧有爱意，但在他心里更重的是利益，一开始有家室，没办法娶怀孕的她，后来回到大陆，为有政府的路子，明知林慧处境，也没有让林慧离婚，他信任着林慧，什么都会跟她讲，同时利用起她也毫不手软。唐奕杰深知自己上位之路少不了姜紫成的“帮助”，面对姜紫成的时候，他脸上总是带着谄媚的神情，他知道林慧和姜紫成断不干净，又需要姜紫成的扶持，便一边默许妻子成为姜紫成情妇，一边觉得自己尊严受挫，狠狠打骂她，他骨子里自卑，最恨别人瞧不起他，而仅有的几次“发泄”，都发泄在弱小的女人身上。而在这复杂的三角关系中，林慧并不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她需要依附着这样的关系，换取利益，所以她一直平衡着这样交织着爱欲和互相利用的扭曲关系。林慧说，我们都是工具。她心甘情愿的服从着姜紫成对她的指令，无论是做杨警官的桃色诱饵，还是去让连阿云闭嘴，从始至终，她都没有反抗，顶多只有低声哀求。然而她是不快乐的，从连阿云死后，她的神情大多时候很空洞，最后用同款剪子狠狠戳向自己，又何尝不是在赎罪呢。回首她的一生，只有最初开服装店的那个时候是快乐的，往后余生都只尽力沉浸在虚幻的烟波中。而连阿云最快乐的时光，应该是姜紫成在后台，为了她挥出拳头的时候。比起得到爱与信任的林慧，连阿云更像一个牺牲品，唐奕杰说的她不是不明白，她只是姜紫成用来笼络人脉时，用来性招待的道具，她忍辱负重换取合同，却被姜紫成从车上扔到水泥地上而流产。她哪里真的想要回台湾去，她是想要听姜紫成挽留她，她又哪里是真的想要挟持小诺呢，无非是想要唤醒姜紫成对她的一点点怜悯，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这个可怜的女人，驱使她做一些承欢卖笑的事的原因不是利益，而是因为对姜紫成的爱，梦里不知身是客，当初错解了有人爱她，不惜千里相随，终究不过一场游戏一场梦。看阿云和小诺亲密的程度，便可以知道，在父亲忙于往上爬，母亲周旋于政商之间的时候，温柔的连阿云应该一直在照顾她，而她长大后，身上也残存着阿云的影子，她的一些东西，小诺也在保管着。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小诺会喜欢杨警官，要我说的话，她只是喜欢这份干净，喜欢他带着纯粹的正义，想要冲破这无际黑暗的样子。那是她从来没见过的样子，她希望他能把自己从这个她拼命想逃离的世界中剥离开来。小诺不是突然黑化，而是她的成长环境，让年幼的她未曾见过纯白，就过早接触了成人世界的黑暗龌蹉，她见过形形色色的大人，经常性家暴，把妻子打到半死还要诬陷她是神经病的有之，利欲熏心，玩弄权术，草菅人命的有之，唯独没见过干净。而她杀唐奕杰也在情理之中，她深深恨着唐奕杰，就算她不知道姜紫成是生父，她也希望有这样一个男人能救她母亲脱离这个烂人，殴打母亲的唐奕杰可以说是小诺童年最大的阴影，而后她又目睹了唐奕杰对云阿姨的侵犯，在她摊牌说要去香港读书的时候，口口声声说着把她当成亲生女儿的唐奕杰，掐着她的脖子把她摔在墙上。只要他死了，小诺的亲生父母就可以安全，而她也不用担忧这个人继续成为她生命中的阴霾了。一起看电影的朋友说，片名不如叫一场游戏一场梦，其实我觉得，还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更妙，三个女性，都是迷惘的，惶恐的，她们眼神朦胧飘渺，带着点身不由己的悲哀，不知命运要将她们推向哪儿去。比起女性角色，这部电影里的两个男性反派更能让人体会到渗入骨髓的凉意，我最喜欢两场戏，一是精神病院门口林慧神色飘忽，拿过姜紫成叼着的雪茄吸了一口，唐奕杰哈巴狗一样忙不迭接过雪茄，还要努力圆场为自己挽救可怜的一点点尊严。二是处理连阿云尸体的时候，火光映在姜紫成那张尚有泪痕的脸上，他的嘴角慢慢扯起一抹笑，眼神也变得狂热。时代浪潮下，在你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地方，更有数不尽不为人知的罪恶，在浓浓夜色中沉入深不见底的河流。人性之极恶远超于兽性，没有一个人真的无暇，没有一场戏让人开心，就连有些争议的情欲戏，也带着压抑的痛苦，入眼的皆是森森白骨，和血淋淋的人性。私心觉得，结局就在怀着猛烈心跳走向她的杨警官，穿过熙攘的人群的那一刻，戛然而止就好了，无需说明那伸出的手是为了逮捕她还是为了拯救她，就让这一切停留在朦胧凄迷的雨雾中吧，无需告诉我，那朵云究竟飘向了哪儿去。

读露易丝·格丽克的诗，犹如走进了一个遍地玻璃碎片的房间，随时会被刺痛。痛觉并不强烈，却很漫长。创伤、欲望、死亡、家庭、自然、神话，组成了她作品的关键词，构建了一种神秘而忧郁的美感。人们关注她早年的特殊经历，关注“女性”与“犹太”的身份标签，关注她作品中诗意的疼痛。对大部分读者来说，她是一个尚待挖掘的诗人，在极简的文字之下，埋藏着一个幽深的诗性世界，静静地等待着来访者的探寻。新京报·文化客厅系列活动，我们联合世纪文景出版社，邀请到作家、诗人、宗教与文学学者倪湛舸，与你共同走近格丽克，探析她的诗性美学——倪湛舸，作家、诗人、文化学者，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学士，福德姆大学神学系硕士，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宗教与文学专业博士，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宗教与文化学系副教授。著有文集《黑暗中相逢》《人间深河》，小说《异旅人 》，诗集《真空家乡》等。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01 斯多葛式的疼痛美学出生，而非死亡，才是难以承受的损失。 我知道。我也曾在那儿留下一层皮。——《棉口蛇之国》这首诗出自格丽克的处子诗集《头生子》。这部诗集创作于格丽克二十五岁之时，“生”与“死亡”是其中频繁闪现的词汇，传递着一阵阵真切的痛感。人们常将这种疼痛与她的创伤经历相关联：出生前姐姐早逝，她因此陷入“幸存者”的负罪感中，并在16岁患上了厌食症，接受了长达七年的心理治疗；成年之后，又遭遇了两次破碎的婚姻，灰暗的底色由此在她的诗作中固定和延续。
在格丽克正式开始创作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自白派”是美国诗坛的主要流派，多描写诗人个体的痛苦与创伤。格丽克深受该派别影响，把诗歌当作自我面向与挖掘的途径，无所顾忌地袒露着灵魂的伤口，特别是家庭生活与亲密关系中那些疼痛的瞬间。美国诗人、学者伊丽莎白·多德（Elizabeth Caroline Dodd）曾将格丽克定义为“后自白派”诗人，认为她的文字风格有着古典主义的特质。不同于典型自白派诗人外溢的、宣泄式的痛觉呈现，格丽克的写作是“斯多葛式”的，习惯用大量的留白、模糊的场景细节与极其冷静的笔触，营造一种静默、含蓄而持久的痛苦体验。猫躲在那，在尘中打滚，玫瑰，波斯菊，以及，黑暗中，金色国会大厦穹顶转换成月光的合金。——《月光里的爱》格丽克诗集《忠实与美德之夜》封面格丽克同时也是一个自然诗人，她将花鸟草木当成内心世界的投影，形成一种复杂的互动与联结。倪湛舸认为，与其他自然诗人相比，格丽克的创作更富实验性。例如在美国当代著名自然派诗人玛丽·奥利弗的笔下，抒情主体往往是作为自然观察者的人，而格丽克的诗歌则将情感的主体地位赋予了非人类的生命体，并且这样的主体是在诗歌写作或阅读的过程中动态生成的。在这种意义上，格丽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抒情诗人，她的作品大大拓展了抒情诗歌的创作边界。格丽克笔下的自然并非旷野式的崇高自然，更多的是花园植物，富有阴柔之美但绝不温驯。以往男性中心的文学创作更多赋予自然崇高、阳性的特质，倪湛舸则认为，自然本身超越了以人类为中心的性别建构，性别本身也是不断流变的，格丽克的写作帮助我们看到了自然的丰富性。02 一美元的“入场费”与精妙的多重奏当知觉埋在黑暗的泥土里，幸存也令人恐怖。——《野鸢尾》一位诗人曾在格丽克的访谈中评价说，如果读不同诗人的作品需要不同的入场费，那么读格丽克的诗只需要一美元。格丽克的语言通俗易懂，常用简单的词汇与顺畅的短句。尽管有人评价她的作品欠缺意象和音律之美，但她用语的简洁、准确和有力，为她的作品赋予了独特的魅力。2006年的一次访谈中，学者乔安妮·费特·迪尔（Joanne Feit Diehl）向格丽克发问，她的早期风格被人评价为“grim”（阴沉）和“austere”（冷峻，肃穆），她本人如何看待这种评价？乔安妮·费特·迪尔《露易丝·格丽克:改变你所见的》格丽克回答说，这两个词她都不满意，相比之下，“austere”（冷峻）可能相对贴切一些。在她的理解中，这个词有一种清教徒的意蕴：对浮华、混乱的状态充满了疑虑和排斥，对未成型的、过于神秘的东西也警惕地保有距离。在某种维度上，格丽克的诗的确有着清教徒般的美感。格丽克认为，创作时写下的每一个词都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不必增加那些不必要的修饰。当她作为一个读者时，从来没有被所谓悦耳的韵律、漂亮的意象和辞藻所打动，所以在写作过程中，她也尽量追求文字的简洁而直达本质的力量。倪湛舸认为，这种审美具有一定的东方风格。格丽克不喜欢“grim”（阴沉）这个词,因为这个词过于晦暗，没有任何的精神维度。她认为，诗人在撕开心灵痛苦的创口时，也要提供希望和安慰感。写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重建生活的意义。与词句的简洁形成映衬的，是她诗集布局的复杂与精妙。自第五部诗集《阿勒山》起，她开始尝试将诗集创作成长诗或组诗的整体性写作，《野鸢尾》和《村居生活》则代表着这种创作方式的成熟。一条或多条线索连缀在诗与诗之间，使作品的意象与情感不断地扩展和延伸，形成一个精妙的织体。《野鸢尾》时期的格丽克不同于传统抒情诗的“单旋律”，格丽克还常常运用多个视角、多种声音的交错互动，构成多声部的复调式诗歌。《野鸢尾》中就包含了三种抒情声音，一是花园里的花朵，二是作为园丁的诗人，三是居于花和诗人之上的神的声音。在《村居生活》中，作为抒情主体的“我”的视角也一直在变化，从村庄里的男人到女人，土里的蚯蚓到超验的神，犹如拍摄电影时不断变换机位的摄像机，在多个角色的互动中走向最终的主题。03 重写神话：世界之巅与地狱之门我怎么能知道你爱我除非我看到你为我悲伤？——《别离》神话故事与人物，是格丽克诗歌中常见的创作素材。她拒绝传记式或思辨式的书写，而偏爱诗歌的神秘化色彩。诗歌评论家海伦·文德勒认为，这是格丽克在自白派的自传性生命体验与智识派的超验思辨之间，寻找第三条创作的道路。而神话结构恰好在两者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话的“原型”，赋予个体生命以普遍性。“我的倾向——这是显而易见的——是非常迅速地建立神话结构，找到当下的瞬间与这一原型之间的呼应。”格丽克曾这样说。倪湛舸将提炼原型的过程称为神话的重写。希腊神话、《圣经》神话与民间传说，都可以成为她重写的素材。她的两本诗集《阿勒山》和《阿弗尔诺》的名字，就取自神话：前者是《希伯来圣经》中的世界之巅，后者则是罗马神话的地狱之门。凯伦·阿姆斯特朗《神话简史》格丽克在离婚之后，围绕家庭与婚姻重写了一系列奥德赛的故事，如《月光的合金》中的短诗《别离》。当格丽克以神话的形式展开家庭生活的情爱纠葛时，她会将自己视为这一原型在经验世界中的一次投射，而这个原型还会投射到其他个体的相似又各异的经历中去，因此具有了普遍的价值。在古希腊，神话就其内容和传播方式而言已经有了性别上的分化：一种是在公共场域由男性诗人讲述，一种是在家庭空间中由女性成员口口相传，遗憾的是，女性的神话传统并没有流传下来。现代意义上的神话被赋予了塑造民族性格等意识形态功能，是古代男性书写传统的延续和变形，女性形象、女性心理被边缘化，成为配角和补充。与这种传统相对应，产生了一系列以女性经验为基础重构神话的尝试，格丽克的创作就属于此类。《希伯来圣经》中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形象大卫王。他已经垂垂老矣、丧失了性能力，但还有一个暖床的婢女亚比煞，好让他感受到年轻肉体的热量。大卫王死后，他的儿子想娶亚比煞为妻，却在王位争夺战中死在所罗门刀下。在宫廷斗争开始之后，亚比煞就完全消失在了故事中，没有人知道她随后的命运。这是一个典型的父权中心的故事，女性角色被完全性化和工具化。而在格丽克重写的《亚比煞》中，她是一个随父亲生活的少女，内心向往着美好的未来和爱情，形象完整、丰满而鲜活。大卫王与亚比煞格丽克的另一本诗集《阿弗尔诺》同样刻画了父权压制下女性的挣扎。这本诗集重写了珀耳塞福涅的神话故事。珀耳塞福涅是大地女神的女儿春之女神，被地府的冥王拐走，只能在每年春天重返世界。珀耳塞福涅在地府中有着怎样的经历和情感？原版神话故事只字未提。而在《阿弗尔诺》中，格丽克细腻地展现了她的心理活动，写她躺在冥界冰冷的床上，想念着那个因她的离去而日益肃杀荒芜的世界，追忆着一去不复返的童真时代，进而引入存在、毁灭、爱欲、死亡这些沉重的终极命题。04 阅读的政治：应该拒斥身份标签吗？她早已是一个囚犯自从她生为女儿。 ——《漂泊者珀耳塞福涅》提到格丽克，“女性”与“犹太”似乎成了两个绕不开的身份标签。中文世界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格丽克本人对女性主义和犹太身份等标签是拒斥的。倪湛舸则认为，这包含了一些误解，事实上这两个身份特质对理解她的诗作至关重要。倪湛舸认为，格丽克的拒斥需要在具体语境中理解。她拒斥女性主义的标签，是因为她想要和自白派划清界限，因为自白派的女诗人曾被称为诗坛上的女性主义者。当她说“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时，潜台词和真正含义是“我不是一个自白派”。她的诗作本身是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视角的。同样，她对犹太诗人标签的否认，与犹太身份内在的复杂性有关。格丽特的祖辈早已移民美国，并没有受到大屠杀的影响，因此犹太的历史传统、移民各地后的族群困境，并不构成她个人的体验和经历，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没有在创作中援引犹太的文化资源。格丽克研究者丹尼尔·莫里斯(Daniel Morris)指出，她的复调式写作，与犹太教的释经传统“米德拉什”（Midrash）有很深的渊源——在“米德拉什”的实践中，学者对经书中争议性片段的不同解释被陈列在同一张纸上。莫里斯认为，这种传统或许是格丽克的一个灵感来源。丹尼尔·莫里斯《格丽克诗歌:一种主题导论》倪湛舸认为，今年的诺贝尔奖颁给格丽克体现了其评判标准的延续性。格丽克突破个体叙述、追求抒情诗的普遍性，符合诺奖一贯的审美风格。而她的获奖，或许也与2020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2020是瘟疫之年、动荡之年、格局重组之年，而格丽克诗歌所追求的，恰恰是晦暗与痛苦中的修复与救赎。倪湛舸援引科技研究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J. Haraway）和新物质主义学者简·班尼特（Jane Bennett）的观点说，诺奖颁奖词中关于个体与普遍的话语已经陈旧和过时了。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是个体的重新定义。个体不是预先给定的、孤立的存在，而是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关系中构建出来的。不应该再假设自我与他者的明确边界，而应该打破独特性和普遍性的二元对立。而抒情诗，尤其是格丽克所写的这种新型的抒情诗，其实是一种关系之诗，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延伸和维护。倪湛舸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西方中心、欧洲中心、男性中心的，它的某些话语仍然停留在20世纪。这次它把奖项颁给了一位女性诗人，其实是它想要自我突破的一个表现，但距离真正跳出窠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觉得比诗人更稀缺的是好的读者，读者其实是诗人生长的土壤。” 倪湛舸最后总结道，“建立诗歌写作和阅读的女性群体更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也许这样的群体早已存在，我们要努力地让更多人听见她们的声音，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月光的合金》，露易丝·格丽克著，柳向阳译，世纪文景出版社，2016年4月版《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露易丝·格丽克著，柳向阳、范静晔译，世纪文景出版社，2016年4月版本文系独家原创，语音分享：倪湛舸；整理撰文：孙嘉言；编辑：吕婉婷；微博编辑：赵文朔；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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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29 19: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