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铭（1830—1894）　清末文学家。初名模，字式侯，改名慈铭，字爱伯，一作一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光绪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工诗词及骈文，而以《越缦堂日记》负盛名，所记自二十岁至晚年，读书札记颇多，内容涉及经史百家。另有《白华绛柎阁诗集》、《越缦堂词录》等。六十一岁小像自赞 李慈铭是翁也，无团团之面，乏姁姁之容。形骸落落兮，谨畏匔匔；须眉怊怅兮，天怀畅通。故其貌溪刻兮，而心犹五尺之童；其言謇讷兮，而辩为一世之雄。不知者以为法官之裔，如削瓜而少和气兮；其知者以为柱下之胄，能守雌而以无欲为宗。乌乎！儒林耶！文苑耶！听后世之我同；独行耶，隐逸耶，止足耶，是三者，吾能信之于我躬。风潇雨晦，霜落叶红，悠然独笑，形行景从，待观河之将皱兮，拊桑海而曲终。故俗士疾之，要人扼之，而杖履所至，常有千载之清风。本文是李慈铭为自己六十一岁的画像作的赞语。赞是一种文体，本来赞是赞美的意思，后来也用于评述。古人的文史著作，多有附赞语以总结全篇。赞一般篇幅较短，有韵。本文亦是如此。image李慈铭像——《清代学者像传》因为是自赞小像，自然要从相貌开头。“团团之面”，指的是圆圆胖胖的脸。“姁姁之容”，指和好的神态，《汉书》卷三十四《韩信传》：“项王见人恭谨，言语姁姁。”前两句说自己无富人之福相，无和好之面容。“形骸落落”，是孤独的样子；“匔匔”，与“谨畏”同义；“怊怅”为失意貌。这两句是说自己孤独而谨慎、失意而襟怀自然。所以面貌瘦削而心如儿童，出言迟钝而雄辩于一世。“削瓜”，上古禹以皋陶为“士”，即掌刑法之官，传说皋陶面如削瓜，李慈铭面目清瘦，所以说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是执法官的后裔，面如削瓜而缺少和气。“柱下之胄”，指老子，老子曾为周柱下史，即藏书室之官，《老子》第二十八章云“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即“以无欲为宗”之意，这里是说，了解他的人则知道他是老子的门徒，并无欲望而能以柔弱、内敛的态度处世。“儒林”，指史书中的“儒林列传”，始立于《史记》，记载儒生的事迹；“文苑”，《后汉书》始创“文苑列传”；这里是说他日后入史书的儒林还是文苑传，就听凭后人去安排了。事实上，历代还是重儒林而轻文苑，目文章为雕虫之事、壮夫弗为的代不乏人，但李慈铭后来入《清史稿·文苑列传》，对李慈铭来说也许意有未慊。“独行”，指特立独行、不随流俗；“隐逸”，指隐居的山野逸民；“止足”，指淡于名利、急流勇退的人物；正文中有以这三者为名的传，李慈铭的意思是这三者的宗旨，他都能身体力行。下面几句是本文最佳的：“风潇雨晦，霜落叶红，悠然独笑，形行景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原出自《诗经·郑风·风雨》，后世常用来比喻艰难困苦的处境；“霜落叶红”，自是秋色，人生至秋，一番凄凉。然而作者并不哀怨悱恻，而是悠然独笑、形行景从，一幅悠闲的孤独者景象。这几句既有生动的景色描绘，又有浓厚的韵味，果是好文。“待观河之将皱”，用了《楞严经》中的一个典故：“佛告波斯匿王：‘我今示汝不灭性。汝三岁见恒河时，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至于今六十三，亦无有异。’佛言：‘汝今发白面皱，必今皱于童年。观河之见，有童髦否？’王言：‘否也。’”“拊桑海之曲终”中的“桑海”，即沧海桑田。作者用此典，是想表明他自由自在地观看人世上的一切反复变化，以不变应万变，我行我素。于是，“俗士疾之，要人扼之”。但作者深有自信，觉得自己定能获得下代人的理解和敬仰：“而杖履所至，常有千载之清风。”自命不凡之情，溢于言表。《清史稿·文苑列传》云：“时朝政日非，慈铭遇事建言，请临雍，请整顿朝纲。大臣则纠孙毓汶、孙楫，疆臣则纠德馨、沈秉臣、裕宽。”“性狷介，又口多雌黄。服其学者好之，憎其口者恶之。”从这些记载中，我们更可以了解李慈铭狷介耿直、不避权贵、多言敢言的性格，也可以对本文“能守雌”云云作更深的理解，而使我们最佩服的则是李慈铭的自信。文士需要一点自信，这样在困苦中能坚守自己的原则，而有原则的人总是让人敬仰的。（卢敦基）【作者小传】薛福成（1838—1894）　清散文家。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同治副贡。入曾国藩军幕掌机务，叙劳授直隶州同知。累官至湖南按察使。光绪间派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对西方文化有直接的了解。官至左副都御史。师事曾国藩，参加过洋务运动和改良运动。工为文，与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并称“曾门四弟子”。其文不拘成法，内容较充实。有《庸庵全集》、《庸庵文别集》。振 百 工 说 薛福成古者圣人操制作之权，以御天下，包牺、神农、黄帝、尧、舜、禹、 (1) 周公，皆神明于工政者也。故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圣人之制，四民并重，而工居士商农之中，未尝有轩轾之意存乎其间。虞廷飏拜垂殳 (2) ，斨伯与禹、皋、夔、稷、契同为名臣 (3) 。《周礼》冬官虽阙，而《考工》一记，精密周详。足见三代盛时，工艺之不苟。周公制指南针，迄今咸师其法。东汉张衡文学冠绝一时，所制仪器，非后人思力所能及。诸葛亮在伊尹伯仲之间，所制有木牛流马，有诸葛灯，有诸葛铜鼓，无不精巧绝伦。宋明以来，专尚时文帖括 (4) 之学，舍此无进身之途，于是轻农工商而惠重士。又惟以攻时文帖括者为已尽士之能事，而其他学业，瞢然罔省，下至工匠，皆斥为粗贱之流，浸假 (5) 风俗渐成，竟若非性粗品贱不为工匠者。于是中古以前，智创巧述之事，阒然无闻矣。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士研其理，工致其功，则工又兼士之事。吾尝审泰西诸国勃兴之故，数十年来，何其良工之多也？铁路火车之工，则创其说者，曰罗哲尔，曰诺尔德，而后之研求致远者不名一家。火轮舟之工，则引其端者，曰迷路耳，曰代路尔，曰基明敦。而后之变通尽利者，不专一式。电报之最阐精者微考，则有若嘎剌法尼，若佛尔塔，若倭斯得，若倭拉格，若安其尔。炼钢之工，最擅声誉者，则有西门子，若马丁，若别色麻，若陪尔那，若回特活德。制枪之工，则有若林明敦，若芸者士得，若毛瑟，若亨利马梯尼。制炮之工，则有若克鲁伯，若阿模士庄，若荷乞开司，若那登飞。其他造船造钢甲之工，则有德之伏尔铿，英之雅罗，法之科鲁苏。造鱼雷造火药之工，则有奥之怀台脱，德之刷次考甫，德之杜屯考甫。当其创一法兴一厂，无不学参造化，思通鬼神。往往有读书数万卷，试练数十年，然后能亘古开一绝艺者。往往有祖孙父子，积数世之财力精力，然后能为斯民创一美利者，由是国家给予凭单，俾独享其利，则千万之巨富，可立致焉。又或奖其勋劳，锡 (6) 以封爵，即位至将相者，莫不与分庭抗礼，有欿 (7) 然自视弗如之意，则宇宙之大名可兼得焉。夫泰西百工之开物成务 (8) ，所以可富可强，可大可久者，以朝野上下敬之慕之，扶之翼之，有以激厉之之故也。若是者人见谓与今日之中国相反。吾谓与古之中国适相符也。中国果欲发愤自强，则振百工，以预民用，其要端矣。欲劝百工，必先破去千年以来科举之学之畦畛 (9) ，朝野上下，皆渐化其贱工贵士之心，是在默窥三代上圣人之用意，复稍参西法而酌用之，庶几风气自变，人才日出乎。〔注〕　(1) 包牺、神农、尧、舜、禹：都是古代著名的贤明帝王。包牺，又作庖牺，即伏羲。(2) 飏拜垂殳：意谓朝仪之盛。 飏拜，指群臣拜舞。殳：木杖。(3) 斨伯：舜臣，管百工。皋：皋陶，管刑狱。夔：管音乐。稷：后稷，周朝始祖，农官。契：商朝始祖，管国土人民。(4) 帖括：泛指科举应试文章。明清时亦用指八股文。(5) 浸假：逐渐。(6) 锡：通“赐”。(7) 欿：不自足。(8) 开物成务：指通晓万物的道理并按这道理行事而得到成功。《易·系词上》：“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孔颖达疏：“言《易》能开通万物之志，成就天下之务。”(9) 畦畛：界限，限制。kongbai韩愈的《师说》有云：“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百工”乃是中国古代主管营建制造的工官名称，以后沿用为各种手工业者和手工业行业的总称，地位相当低下，在韩愈的文章里与巫医、乐师并称，用于反衬士人，可见一斑。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各种工业、技术，均视为末节或消遣。到了封建社会末期而思想禁锢的清朝，这种情形更加严重。世界工业革命的浪潮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到中国，尽管闭关锁国，上层还是有机会接触到舶来的先进科技的；然而只有西洋各国的精巧钟表在紫禁城中流行，马格尔尼来演示的先进科技却被乾隆皇帝斥为“看亦可、不看亦可”的奇技淫巧，直到鸦片战争时列强的坚船利炮，才让中国知识分子痛苦地擦亮了眼睛。本文的作者薛福成，是活跃于晚清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外交界的一名爱国志士，也是曾国藩的门生。他自幼即受时代影响，广览博学，致力经世实学，不做诗赋，不习小楷，对八股尤为轻视。先后为曾国藩和李鸿章做过幕僚，担任过英法等国家的大使，赞成君主立宪，主张维新变法。这样一位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幸运的，生于时代激烈变化之际，一身经世实学方有施展之地；他又是不幸的，国家倾颓，王朝衰落，他又身处上层，环游世界，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国家的腐朽与衰弱。济世是传统读书人坚持的理想，经世致用更是时兴的学派，这一篇《振百工说》，就是眼界开阔、思想灵活的薛福成，从“振百工”的角度，为腐朽的晚清末世开出的一剂药方。托古言事是这类文章的惯例，大名鼎鼎的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也是假孔圣人之口，说出自己变法改制的观点。本文亦是如此，从上古的圣贤讲起，他们建立聚积物资便利民用的制度，发明制造器具为天下兴利，而且士、农、工、商地位平等，“工”并没有受到歧视。掌管百工的大臣都是贤明之士，《周礼》书中“冬官”篇虽然佚失了，但《考工记》一书，记载百工技术之事却是极其精密详尽。可以看出在当时被视为桃花源、乌托邦的上古三代盛世，对百工技艺是很重视的。接着又举出周公、张衡、诸葛亮的例子，说明从前的智者也是长于工艺发明的。接着，作者笔锋一转，直指时弊：宋明以来，科举八股时文之学成为唯一的进身之途，其他方面的学问都被忽视，工匠更被看做下贱，于是像虞、夏中古以前那些充满智慧巧思的发明创造，就再也不出现了。文至此处，已经指出了社会百工不振的根源所在：落后的科举制度以及它所造成的社会歧视。接着，作者开始叙述西洋各国的情形，来为本国的改革作为参考。西学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时髦的了，但也只在小圈子里流行，而对于西学一无所知的腐儒仍是大有人在。在比薛福成更晚的年代，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一次学堂的考试里出了一道比较中西史事的题目：《项羽拿破仑论》。诸考生虽皆熟读四书五经，却均不知“拿破仑”为何人。有一考生的文章开头即破题云：“夫项羽力能拔山，岂一破轮而不能拿夫？”接着便论证说：“夫车轮已破，其量必轻，一凡夫即能拿之，安用项羽？以项羽而拿破轮是大材小用，英雄无用武之地，其力难施，其效不著，岂非知人善用之举哉！”这样的趣事，可笑，更可悲。如果当时的中国多几个薛福成这样的有识之士，少几个“拿破轮”的腐儒书生，或许历史就是另一种面貌。薛福成所知，不只拿破仑耳。他从西方诸国的国本讲起，“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工”与“士”相辅相成，甚至“工”也能起到“士”的作用。这里的“士”，其实就是科研人员。他把西方各国的勃兴归功于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列举了一大串出现在今天数理化课本上的人名。他们都是两次工业革命里的伟大人物，至今全人类仍受其惠。当时的薛福成也深知这一点，不吝赞美他们的成就：“学参造化，思通鬼神。”造化鬼神之说，似乎有违科学精神，然而作者接着就客观地指出了他们能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知识的积累，长时间的钻研。而他们的动力是国家的支持——取得巨大成功便可得到丰厚的利润和尊贵的爵位，甚至与王侯比肩。作者甚至注意到了“专利”现象，“由是国家给予凭单，俾独享其利”，实在难能可贵。西方各国百工兴盛，有助于国家强大，所以政府和民间对百工也是百般的鼓励和扶植。作者认为这跟古代中国的情形是相一致的，中国要发愤自强，必须振百工。要振百工，必须破除科举的弊病，改变对百工的歧视，领会上古圣贤的用意，再稍稍参考西方的做法，也许就可以改变风气，激发人才了。全文文辞简明达意，条理清晰；表达论点鲜明，逻辑性强；即使是叙述西方诸国情形、罗列大量舶来名词，也仍然通晓顺畅、不显晦涩高深，颇有桐城派散文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提的中国古代的“百工”，主要是传统手工业，而西洋的“百工”，是近现代的工业和科技，两者之间相差的，恰恰是两场工业革命的距离。指南针、木牛流马等例子，则体现了共同的科学创造精神。文章结尾处作者建议中国主要学习古代制度，稍稍参考西方体系，实际上是应该反过来的。以作者的见识，未必不能了解到中西“百工”的差距和体制的优劣，文章这么写，是时代的局限，更是作者身为朝廷命官的无奈。（王　源）观巴黎油画记 薛福成光绪十六年春闰二月甲子，余游巴黎蜡人馆，见所制蜡人，悉仿生人，形体、态度、发肤、颜色、长短、丰瘠，无不毕肖。自王公卿相以至工艺杂流，凡有名者，往往留像于馆，或立或卧，或坐或俯，或笑或哭，或饮或博，骤视之，无不惊为生人者。余亟叹其技之奇妙。译者称：“西人绝技，尤莫逾油画，盍驰往油画院，一观普法交战图乎？”其法为一大圆室，以巨幅悬之四壁，由屋顶放光明入室。人在室中，极目四望，则见城堡冈峦，溪涧树林，森然布列。两军人马杂遝，驰者、伏者、奔者、追者、开枪者、燃炮者、搴大旗者、挽炮车者，络绎相属。每一巨弹堕地，则火光迸裂，烟焰迷漫，其被轰击者，则断壁危楼，或黔其庐，或赭其垣。而军士之折臂断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睹。仰视天，则明月斜挂，云霞掩映；俯视地，则绿草如茵，川原无际。几自疑身外即战场，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扪之，始知其为壁也，画也，皆幻也。余闻法人好胜，何以自绘败状，令人丧气若此？译者曰：“所以昭炯戒，激众愤，图报复也。”则其意深长矣。夫普法之战，迄今虽为陈迹，而其事信而有征。然则此画果真邪？幻邪？幻者而同于真邪？真者而托于幻邪？斯二者，盖皆有之。本文是一篇观画记，但文章开头却先写游巴黎蜡人馆之所见。有人认为这样写寄寓有作者的深意，盖作者认为欧美勃兴的原因主要是“学问日新、工商日旺”，而促使达到日新日旺的生力军，则是那些“留像于馆”的“工艺杂流”，故作者记叙蜡人馆，是在“把学习西方的思想具体化”。这样解释，似乎有些求之过深。其实我们看第一段末尾说“余亟叹其技之奇妙”，下面接以“译者称西人绝技尤莫逾油画”，那么很明显，作者这样处理，主要目的是“借宾陪起”，起正面衬托的作用，同时也能抓住读者，更引人入胜。末尾一段再次引用译者之语，指出法人好胜却又自绘败状的原因，是在“昭炯戒，激众愤，图报复”，揭出了“普法交战图”的画意；再联系到作者一贯主张变法图强，希望中国从积贫积弱中振兴起来，则写作此文，“其意”固亦“深长矣”。中间一段是文章的主体，描绘“普法交战图”。黑格尔曾经说过： 绘画不比诗歌，不能表达整个事件或情节的发展步骤，只能抓住一个“片刻”，因此该挑选那集中前因和后果在一点里的景象；譬如画打仗，就得画胜负可分而战斗尚酣的片刻。这段话恰好可以适用于这幅“普法交战图”，从下文“自绘败状”四字来看，这时已分出胜负，但战斗仍然空前激烈。而作者为了真实地再现这一“片刻”，采用了鸟瞰式的描绘角度： 在交代了画室环境构造后，先写战争环境、形势；次写双方人马鏖战正酣的情状；再写炮弹落地的巨大威力；最后再点染战场的自然景象，以烘托战场惨烈的气氛，这样就层次分明而又简练生动地勾勒出了当时普法交战的“全景式”画面。另外，古人早就说过：“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绘画作为一种视觉形象艺术，在描绘客观事物时，虽然也能捕捉住事物最富动感的一瞬间，但其画面毕竟是凝固不动的；而本文作者在描述原画时，则充分发挥了文字艺术的特长，选择了一系列极富动感的词语来进行铺叙描摹，加以语言节奏的错落变化，把当时战场上人马杂沓、络绎相属、炮火连天、杀声遍地的火爆气氛表现得如在目前。（刘桂秋）【作者小传】吴汝纶（1840—1903）　清末散文家。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进士，历官深州、冀州知州。后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日本考察学制。曾师事曾国藩，为“曾门四弟子”之一。又与李鸿章关系密切。工诗文，源出桐城派，而所作不落其窠臼。其论及时政之作，颇注意“洋务”。有《桐城吴先生全书》。今人辑有《吴汝纶全集》。跋《蒋湘帆 (1) 尺牍》吴汝纶余过长崎，知事 (2) 荒川君一见如故交，荒川有旧藏中国人《蒋湘帆尺牍》一册视余，属 (3) 为题记 (4) 。湘帆名衡，自署 (5) 拙老人，在吾国未甚知名，而书 (6) 甚工，竟 (7) 流传海外，为识者所藏弆 (8) ，似有天幸者！乡曲 (9) 儒生，老死翰墨 (10) ，名不出闾巷者，曷可胜道 (11) !其事至可悲，而为者不止，前后相望不绝也。　　　　　　　image吴汝纶像——《清代学者像传》一艺之成，彼皆有以自得，不能执市人而共喻之 (12) 。传不传，岂足道哉？得其遗迹者，虽旷世殊域 (13) ，皆流连慨慕 (14) 不能已，亦气类之相感者然也 (15) 。观西士之艺术，争新煊异 (16) ，日襮之五都之市 (17) ，以论定良窳 (18) ，又别一风教 (19) 矣。〔注〕　(1) 蒋湘帆： 名衡（1671—1743），字湘帆，号江南拙老人，江苏金坛人，清代书法家。《金坛县志》说他“能诗文，精楷法”。《大瓢偶记》云：“蒋湘帆小楷，冠绝一时。”雍正时，他历时十二年手书完成《十三经》全文，后深受乾隆皇帝喜爱，以此为底本，刻成《乾隆石经》。(2) 知事： 日本地方行政长官的名称。(3) 属： 通“嘱”，嘱托。(4) 题记： 文体名。就名胜古迹或有纪念性的文物等著文抒怀。姚华《论文后编》：“而一文之后，有所题记，后人称曰‘书后’，亦或曰‘跋’，则后序之变，前或曰‘引’，又前序之变也。”(5) 自署： 自己取名。(6) 书： 书法。(7) 竟： 最终。(8) 藏弆（jǔ）： 收藏。(9) 乡曲： 偏僻的地方。(10) 翰墨： 文章书画。(11) 曷可胜道： 不可胜数。(12) 执市人而共喻之： 使普通人都明白。(13) 旷世殊域：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14) 流连慨慕： 欣赏仰慕。(15) 气类之相感者： 因气质相同而产生感应。然： 缘故。(16) 争新煊异： 争相创新煊耀独特。(17) 襮（bó博）： 展示。五都之市： 繁华都市。(18) 良窳（yǔ羽）： 优与劣。(19) 风教：　风俗文化。kongbai吴汝纶，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十三岁的吴汝纶被委予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年东游日本考察学制，历时四月，其间几乎遍访日本各类学校、书院、名胜。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疾卒。本文即写于他去世前一年东游日本期间。凡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作品。此次出访异域，少有暇时，但吴汝纶仍寄心楮墨，即兴赋诗作文多篇，与日本友人唱酬不断，此文便呈现了他与日本友人交往的一个片断。作者受人之托撰写跋文，虽笔墨简省，却并没有敷衍成官样文章，而是有所兴寄，寥寥几笔中迸出思想的火花。文章开头，仅用“余过长崎……属为题记”四句对作跋缘由概略说明，他若尺牍的内容及艺术价值，皆略而不陈。因与长崎地方长官荒川君一见如故的缘分，荒川托其为自己所藏之珍品写一篇题记。看似客观陈述，细品起来，字里行间实暗藏感慨： 二人能够相互知赏且一见如故的原因正在于相同的高雅情趣——对中国翰墨文化的热爱。荒川拿出自己的藏品礼遇来客，一方面体现出对朋友的尊重，另一方面恐怕也有希望行家来品评一下自己收藏品味的迫切心情。这便一下子拉近了二人的距离，于是有“一见如故交”之感。之后“湘帆名衡……似有天幸者”几句，写出了作者内心的惊讶与感动： 一个在中国不甚知名的文人，他的尺牍因为书法精工，最终在异国他乡被人收而宝之，这对中国的文人墨客而言，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啊！接着从尺牍的际遇延伸下去，抒发感想。为何有“似有天幸者”之慨叹呢？只因为作者身为文士，深知其中甘苦滋味和文人对扬名的渴望。他自然联想到，自古以来文人代不乏人，在那些偏远的乡里，有不可胜数的文士，一生沉醉翰墨，大多数人埋没于里巷，其作品也散亡磨灭不复存焉。对于文人而言，这真是至为可悲之事。然而他们却不为流俗所沉，即使无名无利，也会继续在自己喜爱的领域中耕耘不辍，且薪火相传，使一门艺术“前后相望不绝”。真正的为艺术者，是不能缺乏这样的“痴气”的，也许作者也属于这样的一类人，所以接下来“一艺之成”几句表达了对闻名与不朽更深的认识： 对于文人墨客而言，艺术活动带给人的成就感，是只有自己才能享受到的乐趣，不必强求普通市井之人都理解，因此，扬名与否、作品流传与否皆不足挂齿。真正的艺术品也许当时名不见经传，但若保留下来，终究会遇到欣赏的人，即使是不同的时代和地域，也阻挡不住有识者发自内心的流连仰慕，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纯粹是因为气质相同产生共鸣感应的缘故。也就是说，无论作者名气大小，作品最终能够遇到知音而被珍视，这种际遇对一个文人来说，是比扬名更为荣耀的。这短短几句感慨，并不算什么崇论闳议，却诚笃感人。作者感慨古往今来文士们明珠暗投的深沉悲哀，更对传统文士为艺术而坚执的精神给予高度称扬。文末谈及西方人对待艺术的张扬态度，藉以与中国文士的保守风气相较。西人为艺术者并不默默耕耘，而是寻找机会自我宣扬，或是争相通过创新、奇特的形式去获得关注，或是干脆展示于繁华的街市，引人回头评定优劣，将之看作提升名气的好方式。这种风教令作者印象深刻且颇有感慨，因此在结尾特别提及，他内心或许也希冀中国文人向西人学习，才不至于有那么多有才之士湮没无闻。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有评语曰：“汝纶肆力于文章之事，不屑以桐城义法自画，而独得于《史记》者尤深。”吴文擅发议论，是其特色，盖乃取法《史记》。本文从一件尺牍作品的命运引申开来，写出对文士遭际的真实感慨，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耐人咀嚼。文章乃作者晚岁之作，措辞老成，笃实恳切，体现了出语雅洁、选词遒炼的语言风格。文辞畅达，了了可读，堪称桐城派古文中文质俱佳的作品。（刘燕歌）送 张 廉 卿 序 吴汝纶孙况 (1) 、扬雄，世传所称大贤 (2) ，其著书皆以成名乎后世。而孙卿书称说春申 (3) ，《法言》叹安汉公 (4) 之懿，皆干世论之不韪 (5) ，载而以告万世者，世以此颇怪 (6) 之。我则以谓 (7) 凡著书者，君子不自得于时 (8) 者之所为作也。凡所以不自得者，君子之道，不枉实 (9) 以谀人。而当世贵人在势者，必好人谀己。十人谀之，一人不谀，则贵人恶其慠己，十人恶其异己。贵人与贵人比肩 (10) 于上，十人与十人比肩于下，上恶其慠，下恶其异，虽穷天地横四海，而无与容我身，吾且于书也何有?于此有一在势者，虽甚恶之，而犹敬乎其名，而不之害伤，则君子俯嘿 (11) 而就容 (12) 焉，而以成我书。而是人也，虽敬乎其名，固前知其不谀己也，闻有书则就求而亟观焉，察其褒讥所寓，得其疑且似者，且曰：“此谤我也，此怨非 (13) 我也。”则从而齮龁 (14) 之矣。盖必其章章然 (15) 称道叹羨我也，夫乃始慭置 (16) 而相忘焉。彼君子也，其志洁，其行危 (17) ，其不枉实而谀人，众著 (18) 于天下后世。及其为书，则往往诡辞谬称 (19) ，谲变 (20) 以自乱，以为我意之是非，后有君子读我书而可以自得之矣，安取彼訔訔察察 (21) 者为？嗟夫！此殆君子所遭之不幸，其用意至可悲；而《诗》三百篇所为“主文而谲谏” (22) ，孔子之《春秋》所为定、哀之际微辞 (23) 者也。楚两龚 (24) 、孔北海 (25) 、祢正平 (26) 之徒，背而易之，乃卒会祸殃，至死不晤 (27) ，岂不哀哉！二子之书，意其在此，我既推而得之，会我友张廉卿北来，乃为书告之。复书曰：“子言殆是也。”盖自廉卿之北游，五年于兹，我与之岁相往来，日月 (28) 相问讯，有疑则以问焉，有得则以告焉，见则面相质 (29) ，别则以书，每如此。今兹湖北大吏 (30) ，走书币 (31) 因李相国聘廉卿而南，都讲 (32) 于江汉 (33) 。廉卿，今世之孙扬也。见今 (34) 贵人在势，皆折节 (35) 下贤，不好人谀己，其所遭孙扬远不如！其北来也，自李相国以下皆尊师之，老而思欲南归，而湖北君所居乡，其大吏又慕声礼下之如此，我知廉卿可以直道正辞 (36) ，立信文 (37) 以垂示后世，无所不自得者。独我离石友 (38) ，无以考道问业 (39) ，疑无问，得无告，于其归，不能无怏怏也。因取所意于古，而当质于君者，书赠之以为别。〔注〕　(1) 孙况： 即荀况。战国赵人，世称荀卿。汉时谓之孙卿。曾在齐，游学稷下，三为祭酒。去齐至楚，春申君任以兰陵令。晚年专事著述，终老兰陵。(2) 大贤： 才德超群的人。(3) 春申： 即春申君。战国楚人黄歇的封号。考烈王元年出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后改封于江东。曾救赵却秦，攻灭鲁国。相楚二十五年，有食客三千。与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齐名，史称“战国四君子”。后因考烈王无子，遂与李园合谋，送自己宠爱的孕妾进宫，以图日后篡持楚国政权。考烈王死，李园恐春申君泄密且日益骄横，命死士将其杀死。(4) 安汉公： 即汉新帝王莽，汉元王皇后曾赐其号曰“安汉公”，是汉武帝之后西汉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外戚之一。他篡汉立新，更易皇统，在中国历史上累遭詈骂。(5) 干世论之不韪（wěi韦）： 做了普天下都认为是错误的事。(6) 怪： 责备。(7) 以谓： 以为，认为。(8) 不自得于时： 不能迎合社会流弊，迫于社会压力。(9) 枉实： 歪曲实情。(10) 比肩： 居同等地位的人结成一股势力。(11) 俯嘿（mò默）： 低头无语。(12) 就容： 接近贵人以容身。(13) 怨非： 怨恨，非议。(14) 齮龁（yǐ　hé乙合）： 毁伤，倾轧。(15) 章章然： 明显昭著的样子。(16) 慭（yìn印）置： 搁置一边。(17) 危： 端正的，正直的。(18) 众著： 众所周知。(19) 诡辞谬称： 文辞奇诡荒诞。(20) 谲变： 变化多端。(21) 訔訔：（yín yín银银）： 争辩貌。察察： 明辨；清楚。(22) 主文而谲谏： 语出《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东汉郑玄《笺》曰：“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也。”主文，指诗文不直陈而用比兴。谲谏，委婉地规谏。(23) 微辞，隐晦含蓄的言辞。(24) 楚两龚： 指汉代楚之龚胜与龚舍。《汉书·两龚传》：“两龚，皆楚人也。胜字君宾，舍字君倩，二人相友，并著名节，故世谓之楚两龚。”亦省称“楚龚”。王莽篡汉，胜固辞不应诏，誓不一身事二主，绝食而死。(25) 孔北海： 即孔融，东汉文学家，字文举，鲁国人，“建安七子”之一。善诗文，辞采富丽。曾任北海相，后任少府，因直言无忌触犯鲁操，降为太中大夫，被杀。(26) 祢正平： 即汉代祢衡。才智过人而负气自傲，好匡正世俗之失，待人接物傲慢不敬。后在江夏太守黄祖身边任书记，因在大会宾客时出言不逊，黄祖一怒之下将其杀害。(27) 晤： 同“悟”，明白。(28) 日月： 时常。(29) 相质： 彼此质询。(30) 大吏： 称独当一面的地方官。清薛福成《庸盦笔记·骆文忠公遗爱》：“骆公督四川，凡滇、黔、陕、甘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諮之。”(31) 走： 送。书币： 泛指修好通聘问的书札礼单和礼品。(32) 都讲： 古代学舍中协助博士讲经的儒生，选择高材者充之。(33) 江汉： 古荆楚之地，在今湖北省境内。(34) 见今：现今。(35) 折节： 屈己下人。(36) 直道正辞： 正直为人、坦率言辞。(37) 信文： 真实可信的文章。(38) 石友： 情谊坚如金石的朋友。晋潘岳《金谷集作诗》：“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39) 考道问业： 请教学问。kongbai《送张廉卿序》是吴汝纶于光绪十四年（1888）所写的一篇赠序。所赠对象张廉卿即张裕钊乃吴汝纶一生挚友。吴汝纶二十九岁时，结识了四十六岁的张裕钊，遂为忘年交。光绪年间，以“张吴”并称，扬名桐城文派。曾国藩曾云：“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清史稿·张裕钊传》）二人还醉心于论文谭艺，书信频繁。出自吴汝纶日记中的记述颇能说明二人之意气相投：“十一月十二日，夜与张廉卿久谈为文之法，廉卿最爱古人淡远处。”“三月八日，至凤池书院，与廉卿留连竞日，鬯论文字。”（《吴汝纶全集·日记·文艺四》）本篇赠序着重探讨了文学创作心理问题，语言并不华赡闳肆，所言也未必尽当，但却于平实的说理中透露出作者议论文学的热情。赠序一开头并没有先讲写作缘由，而是直入讨论话题： 如何看待古往今来文人著作中称扬谀赞当权者的现象。古语云：“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人之谔谔。”要做到直言不讳，并非易事，写文章也是如此。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作者避开了相关史料与典故的征引，采取了设例的方式来说明，遂使文风显得活泼而不失庄重。他先从体会前彦写作心理入手，从世人对荀子、扬雄著作的褒讥为例说起。世称大贤的荀子、扬雄，著作闻名后世，然也有白璧微瑕之处，荀子书中有为春申君吹捧之嫌，扬雄的《法言》中也有赞叹王莽美德的话语，这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因此为后世所诟病。对这一现象，作者并不妄加抨弹，而是尝试去理解古人的隐衷。他认为作品中的甘言媚语往往是迫于当时的社会压力，不得已才如此撰述的，实是无奈之举。接下来道出他对在势者与文人写作心理的揣摩： 虽然君子以“不枉实以谀人”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但是当权者却往往喜好他人奉承讨好自己。于是在这种趋时媚俗的风气下，谀世之作不断出现。正所谓标孤者难信，入俗者易谐，十人之中若有一人不讨好当权者，他不仅因为态度傲慢而遭到权贵者憎恶，而且还会因行事不同流俗而遭他人厌弃。更可怕的是，若高高在上的当权者抱成一团，阿谀谄媚者也拉帮结伙，则这位坚持正直的君子将遭到全社会的排斥而无以立足。那还何谈写书呢？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当权者对文人创作的干预极为强烈，文人的创作能自由到什么程度呢？之后，作者又举了另一种看似较好的现象： 也许有一些开明的当权者，虽然内心也厌恶那些坚持直言的文人，但是对某君子还有几分尊重，所以没有直接伤害他，这位君子才能完成自己的著作。然而这位当权者本来就知道君子不讨好自己，听说他写成了书，就迫不及待地想读一读书中有没有暗含讥讽自己的话，有可疑的地方，都觉得是在诽谤自己，于是也开始打击君子了。前代也有文人议论过“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的现象，本文作者则把写作放回到人情世态中去衡量，表现出他洞达世情的一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由此作者推知前代那些志洁行危的君子，既要坚持“不枉实以谀人”，又要使自己的著作扬名后世，为免遭物议，只能在写文章时采取“诡辞谬称，谲变以自乱”的方式，故意模糊、隐晦文意，让后来的读者去揣测。作者特别举出《诗经》“主文而谲谏”的艺术风格和孔子《春秋》“至定、哀而微”的现象来阐析自己的观点，他又列举了楚两龚、孔北海、祢正平等直言者结局悲惨的事例，感慨他们不会权宜通变。通过事例对比，揭示了作家创作过程中极为苦恼的矛盾。在这段议论中，作者并没有批评荀子、扬雄等人献媚买好，出卖尊严，而是以常情律之，对古人的文章给出了“理解之同情”的评价。第二段旨在申明写序之缘由，表达了三层意思： 其一，述说自己与张裕钊相问、相勉、相慰、相娱的深厚友情。其二，感慨张氏之幸运。以古况今，好友张裕钊能够遇到折节下贤、尊重儒者的当权者，又得到其家乡湖北地区官吏的慕声礼遇，因此相信其可以“直道正辞，立信文以垂示后世，无所不自得者”。其三，诉别情。因“离石友，无以考道问业，疑无问，得无告”而怏然不乐，故以此序阐说自己研读古书的体会，与张探讨。文中间接称颂了当时的在势者，故因有阿谀李鸿章等权贵之嫌而遭诟病，其实没有必要过分苛求，不妨视为是作者对宽松创作环境的真诚呼唤。本文语言平易明畅，议论耐人寻思。作者既发表了自己对文人写作苦楚的真知灼见，又用以古映今的方式勖励张氏直道正辞，从其深微识见中可以看出吴张二人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对现代学人启发良多。（刘燕歌）【作者小传】陈三立（1852—1937）　清末民国间诗人。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光绪进士，授吏部主事。戊戌变法期间，其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积极推行新政，得其赞画。戊戌政变后，与其父同被革职。侍父隐居南昌西山之崝庐。入民国，保持遗老身份。日军全面侵华占领北平后，拒食而卒。其诗取法黄庭坚而自出手眼，具莽苍排奡之意态，人推为大家。为同光体诗派领袖，影响很大。亦工古文，然成就为诗所掩。有《散原精舍文集》、《散原精舍诗》。崝　庐　记 陈三立西山负江西省治，障江而峙，横亘二三百里，东南接奉新、高安诸山，北尽于彭蠡，其最高峰曰萧坛，下纷罗诸峰，隆伏绵缀，止为青山之原，吾母墓在焉。墓旁筑屋，前后三楹，杂屋若干楹，施楼其上为游廊，与母墓相望，取青山字相并属之义，名崝庐。初吾父为湖南巡抚，痛窳败无以为国，方深观三代教育理人之原，颇采泰西富强所已效相表里者，放行其法。会天子慨然更化，力新政，吾父图之益自憙 (1) ，竟用此得罪，免归南昌，因得卜葬其地。明年，遂葬吾母，穴左亦预为父圹，光绪二十五年之四月也。吾父既大乐其山水云物，岁时常留崝庐不忍去，益环屋为女墙，杂植梅、竹、桃、杏、菊、牡丹、芍药、鸡冠、红踯躅之属。又辟小坎种荷，蓄FBAD 鱼。有鹤二，犬猫各二，驴一。楼轩窗三面当西山，若列屏，若张图画，温穆杳霭，空翠蓊然扑几榻，须眉、帷帐、衣履，皆掩暎黛色。庐右为田家，老树十余亏蔽之。入秋，叶尽赤，与霄霞落日混茫为一。吾父澹荡哦对其中，忘饥渴焉。呜呼！孰意天重罚其孤，不使吾父得少延旦暮之乐。葬母仅岁余，又继葬吾父于是邪！而崝庐者，盖遂永永为不肖子烦冤茹憾、呼天泣血之所矣。尝登楼迹吾父坐卧凭眺处，耸而向者，山邪？演迤而逝者，陂邪？畴邪？缭而幻者，烟云邪？草树之深以蔚邪？牛之眠者、斗者邪？犬之吠、鸡之鸣、鹊鸱群雉之噪而啄、呴而飞邪？惨然满目，凄然满听，长号而下。已而沉冥而思，今天下祸变既大矣，烈矣，海国兵犹据京师，两宫久蒙尘，九州四万万之人民皆危蹙，莫必其命，益恸彼，转幸吾父之无所睹闻于兹世者也。其在《诗》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2) 又曰：“莫肯念乱，谁无父母。” (3) 曰：“凡今之人，胡憯莫惩。” (4) 然则不肖子即欲朝歌暮哭，憔悴枯槁，褐衣老死于兹庐，以与吾父母魂魄相依，其可得哉？庐后楹阶下植二稚桂，今差与檐齐。二鹤死其一，吾父埋之庐前寻丈许，新题碣曰：“鹤塚”。旁为长沙人陈玉田塚，陈盖从营吾母墓工有劳，病终崝庐云。〔注〕　(1) 熹： 同“喜”。(2) “谁生厉阶，至今为梗”：见《诗经·大雅·桑柔》。厉阶，祸端。梗，灾害。此诗为周厉王大臣芮良夫作，旧注以为“刺厉王”。文中引用此句，即隐斥当政的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是国乱政废的祸端。(3) “莫肯念乱，谁无父母”：见《诗经·小雅·沔水》。《沔水》似作于东周初年，作者对京城附近危机四伏的状况充满了殷忧。文中引用此句，表达了散原对执政者不能为国为民制止祸乱的不满和忧虑。(4) “凡今之人，胡憯莫惩”：见《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这两句的前几句为：“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极言世变之剧。凡，《诗经》原文作哀。胡憯，怎么。不惩，不制止。作者引用此诗，对朝廷用人不当表达了强烈的愤慨。按：此文涉及的《诗经》中的三首诗所描写的乱局，与庚子之变有相似之处。kongbai陈三立为同光体诗派巨擘，负海内诗名三十馀年，有《散原精舍诗》，其文名常为诗名所掩。关于散原的文风，论者或谓“清醇雅健，格严气遒，颇守桐城派之戒律，而能自抒所得”（徐一士语），或谓“初无宗主，中年文拟庐陵”（梁焕奎），或谓“文章气脉，渊源八家为多，而选词妃色，颇出入班范扬雄诸书”（邵祖平语），这些评价，就某些文体而言，堪称洞幽烛微，撷其要领；不过对《崝庐记》来说，似是未尽之言。此文起首，颇似白居易《冷泉亭记》，从大处着笔，如广角镜头，将西山四周之壮丽景色尽收笔底，然后再聚焦在崝庐上。此文结尾，颇似归有光《项脊轩志》。《项脊轩志》云：“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崝庐记》云：“庐后楹阶下植二稚桂，今差与檐齐。二鹤死其一，吾父埋之庐前寻丈许，新题碣曰：‘鹤塚。’” 深情出以浅语，余意袅袅。然而第三段忽异峰突起，原来压抑着的激愤之情，一下子呼天抢地迸发出来，如钱塘潮，如壶口瀑，夺魂魄，骇心神。一连七个问句，句式由短而长，参差起伏，一浪高过一浪，一问急过一问，几若稚子椎血号泣之音，上达云霄，悲遏流云。其文恍惚迷离，迂回顿挫，若不可羁勒，不可踪迹，与此前一段大异其趣。此前一段，写其父遁隐庐山，种花养鱼，“日夕吟啸偃仰其中，遗世观化，浏乎与造物者游”，文笔清扬，舒畅雍容，有陶诗恬穆怡然之乐，从容不迫，兼有桐城义法。那么两段文字间，是什么东西推动着如此的陡转呢？《崝庐记》作于庚子年（1900）。1898年戊戌政变，陈宝箴因“滥保匪人”，被褫职斥废，三立亦同被革职，永不叙用。陈氏父子累年经营，一旦而付诸流水。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陈宝箴归养西山，次年七月以微疾卒。那么这一段平静的山居生活，仅历一载有余。所以“崝庐者，盖遂永永为不肖子烦冤茹憾、呼天泣血之所矣”一句，与“不使吾父得少延旦暮之乐”一句稃鼓相应，有着内在的义脉。据近来一些学者的研究，陈宝箴可能是由慈禧太后赐死，饮白鹤鲜血而亡。结论是否正确，尚有待进一步的证明，不过从《崝庐记》所表达的情感来看，似乎确有隐情。如文中两处提及二鹤，似闲笔，又不是闲笔。然而《崝庐记》一文，不仅蕴含孤儿情怀，亦藏蓄着家国之恨。此年“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国事败乱，不可收拾。此种政局，一是慈禧太后之颟顸无知所致，亦由执政大臣无能所致，陈三立抚今追昔，忧愤良深，故而一为国事哭，一为乃父未竟之事业哭，一为花果飘零、阴阳两隔而哭。正是因为背后有着这样沉痛的隐衷，陈三立此文中的感情变化，才会如此开阖动荡，如此歌哭万端，如此肝肠寸断。陈三立每年都要回崝庐扫墓，且形之吟咏，故而《崝庐记》一文，要与陈三立《散原精舍诗集》中诸多与崝庐有关的诗作合观，方能探其刳肝刻肾之苦。其《崝庐述哀诗》五首，颇有与此文相互印证处。其三云：墙竹十数竿，杂桃李杏梅，牡丹红踯躅，胥父所手栽。池莲夏可花，棠梨烂漫开。父在琉璃窗，咳唾自徘徊。有时群松影，倒翠连古槐。二鹤毰毸舞，鸣雉漫惊猜。其一羽化去，瘗之黄土堆。父为书冢碣，为诗吊蒿莱。天乎兆不祥，微鸟生祸胎。怆恨昨日事，万恨谁能裁。此诗恰可与《崝庐记》的相关描写互补。在散原看来，“二鹤”的命运似乎昭示了父亲的命运，“鸣雉漫惊猜”似乎别有所指。《崝庐述哀诗》之五又云：平生报国心，只以来訾毁。称量遂一施，堂堂待惇史。惟彼夸毗徒，浸淫坏天纪。唐突蛟蛇宫，陆沉不移晷。朝夕履霜占，九幽益痛此。儿今迫祸变，苟活蒙愧耻。百哀咽松声，魂气迷尺咫。诗里既有对戊戌之变的反省，也有对乃父壮志未酬、神州陆沉的幽忧孤愤，还有苟活于世的孤儿之愧，字字句句，皆若泣血而成，又可与本文中的七个“邪”（即“耶”）字相互发明。吴宓云：“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合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因此读《崝庐记》，就是从一个窗口窥探义宁陈氏家族之痛史，可以藉此了解散原的胸中万言与襟底忧患，可以藉此窥见近代史上志士仁人之痛史与世运之变迁。故而，《崝庐记》之情志摇荡，哀歌当哭，实将孤儿情怀、家国之恨冶熔一炉。其文非桐城旧格，亦非欧、归、白馀调。司马迁赞曰：“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散原之呼父母，意犹屈子之怨骚也，读罢不能不为之酸鼻。（张宪光）【作者小传】林　纾（1852—1924）　清末民初文学家、翻译家。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光绪八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遂以授学、著译、绘画为业。清末曾参与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反对新文化运动。工诗词古文，兼作小说戏曲，尤以译著名世。虽不识西文，却依他人口述，用文言翻译欧美小说170余种，译笔典雅流畅，甚受读者喜爱，其中以《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伊索寓言》等影响最大。所撰诗文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畏庐笔记》等，小说有《金陵秋》、《金华碧血录》等，传奇有《蜀鹃啼》、《天妃庙》、《合浦珠》等。《吟边燕语》序 林　纾欧人之倾我国也，必曰： 识见局，思想旧，泥古骇今，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沦弱，渐即颓运。而吾国少年强济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惟新之从。余谓从之诚是也，顾必谓西人之夙行夙言，悉新于中国者，则亦誉人增其义，毁人益其恶耳。英文家之哈葛得，诗家之莎士比，非文明大国英特之士耶？顾吾尝译哈氏之书矣，禁蛇役鬼，累累而见。莎氏之诗，直抗吾国之杜甫，乃立义遣词，往往托象于神怪。西人而果文明，则宜焚弃禁绝，不令淆世知识。然证以吾之所闻，彼中名辈，耽莎氏之诗者，家弦户诵，而又不已，则付之梨园，用为院本。士女联而听，欷歔感涕，竟无一斥为思想之旧，而怒其好言神怪者，又何以故？夫彝鼎樽罍，古绿斑驳，且复累重，此至不适于用者也。而名阀望胄，毋吝千金，必欲得而陈之。亦以罗绮刍豢，生事所宜有者，已备足而无所顾恋。于是追蹑古踪，用以自博其趣，此东坡所谓久餍膏粱，反思螺蛤者也。盖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政教既美，宜泽以文章，文章徒美，无益于政教。故西人惟政教是务，赡国利兵，外侮不乘，始以余闲用文章家娱悦其心目，虽哈氏、莎氏，思想之旧，神怪之托，而文明之士，坦然不以为病也。余老矣！既无哈、莎之通涉，特喜译哈、莎之书。挚友仁和魏君春叔，年少英博，淹通西文，长沙张尚书既领译事于京师，余与魏君适厕译席。魏君口述，余则叙致为文章。计二年以来，予二人所分译者得三四种，《拿破仑本纪》为最巨本，秋初可以毕业矣。夜中余闲，魏君偶举莎士比笔记一二则，余就灯起草，积二十日书成，其文均莎诗之纪事也。嗟夫！英人固以新为政者也，而不废莎氏之诗。余今译《莎诗纪事》，或不为吾国新学家之所屏乎？《莎诗纪事》传本至伙，互校颇有同异，且有去取，此本所收，仅二十则，余一一制为新名，以标其目。光绪三十年五月，闽县林纾序。这是林纾为《吟边燕语》写的译者序。《吟边燕语》是根据兰姆编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译出的。林纾以“林译小说”闻名于世，是我国以古文翻译外国小说的第一人，译作有近两百种，其中可称为文学名著的也不少。虽然历来对林译小说毁誉参半，但在新文学诞生的前夜，他的翻译影响深远，极大地开阔了世人眼界，促进了现代小说的兴起，这是不争的事实。林纾又是卓有成就的古文家，是桐城派吴汝纶的弟子，推崇司马迁及唐宋八大家，善于叙事抒情。从他的译作中可以看出，他用所谓的“史公笔法”翻译小说，确为古文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运笔如风，不愧康有为所称的“译才并世数严林”。这篇短文不足千字，但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发人深思。本文一开头就破题： 现在有这么一种现象，首先是西方人说中国落后，其思想文化一定不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识见局，思想旧，泥古骇今，好言神怪”，于是国人跟着起哄，一意求新求变，“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作者亮出自己的观点，西方也不是什么都比中国新。关于新旧的争论最好是放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去理解，近代以来我们尝够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中西之争在很多人看来就是新旧之争，只要看看当时进化论到中国，我们是如何地趋之若鹜，就大体可以体会到。新的不一定就比旧的好，没有旧的也没有新的，西方现在的光鲜亮丽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也有自己的历史过程。这些现在看来平平常常的道理，在一百多年前，很多人都不以为然。作者接着写莎士比亚在英国的地位就如杜甫之于中国，但“立义遣词往往托象于神怪”。按国人的逻辑，岂不要焚其书，使其名声扫地？但实际情形如何呢？才智之士往往都爱读莎氏之书，甚至到家弦户诵的地步；莎氏的戏剧，普遍上演，善男信女沉浸其间者不计其数。从没听说有人批评莎剧思想陈旧，内容怪诞。再回头看看我们国内，那些喜欢收藏青铜器的，从没抱怨这些死沉死沉的又锈迹斑斑的东西毫无实际的用处，相反“名阀望胄一掷千金”，真是宝贝得不得了。其实这两者道理是相通的，一言以蔽之，这都是源于对古代文化的热爱，这里体现的是一种雅趣。很多人都把文学艺术与政教混为一谈，作者清醒地指出，不要以文艺无关乎政教，或者无益于政教，就要打压它；也不要用政教的尺度来衡量文艺的价值；不要说今天中国政教不行，就妄自菲薄，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视如敝屣。这一观点到今天也是掷地有声，不失其意义。行文至此，已神完气足。但作为“序”体，还可以补充对原著、译者及翻译时的情况作些交代，于是作者娓娓道来，介绍了他的搭档魏春叔，作者推许他“年少英博，淹通西方”，翻译时，魏君口述，作者写为文章等等。序言最后说道： 英国“固以新为政者也，而不废莎氏之诗”。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当不至于为“新学家之所屏”的吧。这样首尾关照，气脉流贯，也可见出古文家的手段。在欣赏这篇不长的序文时，我们不应忘记，这是中国人与莎翁的第一次邂逅，正是这样一个“故事化”的莎士比亚拉开了莎剧与莎学的大幕，后来林纾也直接从莎士比亚剧本翻译过《亨利第六遗事》《亨利第四记》《凯彻遗事》等等，这些译作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可议论的地方很多。但林译以他庞大的读者群，其巨大影响力不容低估。后人还根据这些“故事”改编了大量的文明戏。这都是题外话了。回到这篇序言本身，虽然我们看不到作者对莎翁高贵永恒意义的高度体认，也没有对兰姆这个铁杆莎迷作点滴介绍，但我们可欣赏到作者行文的浏亮、雄健，为莎翁来到中国扫清了某些障碍—— 一些思想和认识上的迷误，这是我们不该忘记的。（严　明）【作者小传】严　复(1854—1921)　清末民国间文学家、翻译家。初名体乾，改宗光，再改复，字又陵，又字幾道，号瘉壄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诸生。光绪初在英国留学。归国后执教于福州船政学堂。清末民国初历任复旦公学、安庆高师学堂、京师大学堂校长。又任约法会议议长、参政员参政。清末译介《天演论》、《原富》，要求变革，在思想界影响很大。晚年趋于保守。文笔古雅，善于论辩。亦工诗。有《严幾道诗文钞》、《瘉壄堂诗》。译天演论自序 严　复　　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 (1) ：“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 (2) ，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怃之异矣。又况历时久远，简牍沿讹。声音代变，则通假难明；风俗殊沿，则事意参差。夫如是，则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 (3) 。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 (4) 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 (5) 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 非傅会扬己之言也。吾将试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 (6) 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 (7) ，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 (8) 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 (9) ，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 (10) 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 (11) ，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 (12) ，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 (13) ，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 (14) ，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 (15) ，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 (16) 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为“热力平均 (17) ，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image严复像——《清代学者像传》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者，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昏也哉！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字用焉。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风气渐通，士知弇陋 (18) 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臣子，訑然 (19) 谓彼之所精，不外象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 (20) 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书之恉，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为迻译。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光绪丙申重九严复序。〔注〕　(1) 名学家：即逻辑学家。名学，逻辑学。穆勒约翰：即约翰·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著有《逻辑体系》（严复译作《穆勒名学》）、《论自由》（严复译作《群己权界论》）。(2) 理极：理论的极致。(3) 觇（chān掺）毕：即占毕，泛指读书和吟诵。加：胜过。(4) 诛意：责备人动机不善。(5) 内籀（zhòu昼）之术：归纳法。外籀之术：演绎法。(6) 御蕃变：驾驭繁复变化的事物。名、数、质、力：指名学（逻辑学）、数学、化学、物理。(7) 质、力相推：这里质指物体，力指运动静止等。相推：相互作用。(8) 奈端：牛顿（1642—1727）的旧译名，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动之例三：指牛顿的力学三定律。(9) 动路必直：运动的路线必定是直的。(10) “乾，其静也专”两句：语见《易经·系辞上》。原意是天在静时专一不乱，动时刚正不差。(11) 斯宾塞尔（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著有《群学肄言》等书。(12) “贯天地人”句：拿解释自然（天地）的道理来解释社会（人）。(13) “翕（xī西）以合质”两句： 聚合成为物质，分解就放出能量。(14) “坤，其静也翕”两句：语见《易经·系辞上》。原意是大地在静时是凝闭的，动时万物生长。(15) 全力不增减之说：即能量守恒定律。(16) 消息之义：《易经·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指寒暑往来、陵谷变迁的盛衰变化。(17) “热力平均”二句：即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等人主张的“热寂说”。(18) 弇（yǎn掩）陋：闭塞鄙陋。(19) 訑（yí宜）然：骄傲自大的样子。(20) 审敌自镜：审察敌情，用作自己的鉴戒。kongbai西学东渐，两种文化思想相互撞击，国人该如何应对？对这一重大问题，可以说时至今日仍是学术界大困扰。清末时西方以洋枪洋炮横行东方，中国因积贫积弱饱受欺凌。随之而来者，更有西洋学术，使得当时武将瞠目于其坚船利炮,文臣震撼于其学术渊深。严复,这位既有深厚旧学功底，又因精通英语的学者，在翻译西学著作时，对这种困扰的体验自然会非常深刻。借这篇序言,可以窥见其内心的悸动。《天演论》，原著直译应称《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它》，是十九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1825—1895)阐述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论文集。严复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将其中的前两篇译成中文，称为“天演”，是严复的意译。该书中的基本观点是：生物是进化的，原因就在于“物竞”和“天择”。赫胥黎认为生物界的这一发展规律，既可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用来解释社会现象。严复对这一观点深感信服，借着翻译的方便，于行文当中加了不少的按语，借题发挥，大谈中国的衰败原因、灭亡危险和变法必要。这些翻译当中的按语文字，与古籍中的注疏比较接近，行文受原著约束更少一些，主要是翻译者的真知灼见。在严复的这类按语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译者对西学的态度，因此，在序言里亮出自己的观点，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文章从语言文字谈起。一般枯治语言文字的学者，于学术敏感之外，很少有余力去顾及文字背后的“大义微言”。严复是精于英文的翻译家，偏偏又不为语言文字所囿。在那个国是日非的时期，革故鼎新、自强图存，进行社会变革，才是他的最终理想，所以，选择哪些西方著作进行翻译，他本来就存在着良苦的用心。序言开宗明义，借约翰·穆勒的话亮出自己的观点：只有熟谙数国言语文字，才有可能借文字语言窥见其理极。也就是说，在语言文字这个工具背后，还有一个“澄湛精莹”的“理极”在，这才是治异国语言文字者的“至乐”所在。这个“理极”，不因“简牍沿讹”、“声音代变”、“风俗殊沿”而稍亏，而是“年代国俗，无以隔之”的。这一段文字，看似在讨论一个翻译的学术问题，实则是在阐述天地间的“理极”乃古今中外共同这样的道理。这是第一层，意在明确，无论东方西方，学术上都是平等的，有以上共同的对话的“理极”存在。接下来，作者用两个自然段，阐述《六经》中《易》、《春秋》与西学的关系，这是“理极”的具象或者具体化。两个自然段又各有侧重，第一自然段是从方法论上讲。作者通过梳理司马迁对《易》和《春秋》两著方法论的阐述，将《易》与西方的“外籀之术”相类，将《春秋》与西方的“内籀之术”共通，为中西学术在方法论层面的沟通架起了桥梁，也表明作者对西学方法论的认同。第二自然段是从学术思想层面看。作者认为，西方“名、数、质、力”四大学问，都与《易》相通。举例来讲，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都在《易》中；斯宾塞的自然进化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不要说可以在《易》中找得出答案，简直就是《易》的源泉和根本所在！通过这样的论述，作者在谋求中西学术沟通的同时，还为其宣传所译《天演论》的观点埋下了伏笔：“理极”是不分古今，无论中外的，西方学术方法和学术思想总体上都与中国古代学术相通，那么，赫胥黎的“天演”式社会学思想，理所当然，也应该是适合于中国的。这里岔开一句： 这两段文字，令人大感其中“托古改制”的妙趣：固守经典者，动以“六经”为说辞，这里却将“六经”中最重要的两部《易》和《春秋》，拿出来与西学相对照，其用意是相当深刻的：《易》为群经之首，乃经学总纲；《春秋》严夷夏之防，是圣人手定。二者都能与西学相通，国中还有什么不能与西学相通呢？今天看来，严复这样的类比，难免有机械之嫌，但在当时，却不失为洪钟巨响，大有振聋发聩的功用，并且，这样的类比，不仅为自己东西学术平等相待的观点张目，可以说一下子就将“国粹”主义者的最后堡垒整个儿端掉了。接下来，作者批驳了两种不科学的对待西学的态度，第一种是“自蔽”的态度：既然西学所发明者，都在自家祖宗那里讲过了，何必还要去学？对此，严复的回答是：祖上圣明，也救不了子孙的童昏！祖先阐述得再好的那个“理极”，如果落到童昏的子孙手里，也只能自在地存在，却不能为我所用，更为能成为拒绝新知西学的挡箭牌。第二种是“逞臆”的态度：还没有弄清楚西学有些什么东西，就将之规范到“象形下之末”、“功利之间”的范畴，这是失了“审敌自镜之道”的态度。那么，正确的态度应该如何呢，严复并没有作正面回答，也是他自己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吧，所以，文章于此收束笔墨，笔锋一转，点出赫胥黎所著与“吾古人有甚合者”，而且特别强调其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如此处理，似乎断了文脉，其实，联系当时实际，一来严复本人可能真的没有全面解决这个难题，无法提出应对之策，二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严复对“自强保种之事”特别重视，视之为最要究治的大学问。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西方学者都在“反复三致意焉”的东西，已处在“保种”险境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岂能座视而不见？这里虽然没有明言，但严复显然是采取了“审敌自镜”的态度，这与魏源的那句“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从两个层面上讲出来的两句话，其实表达的却是一个意思。正因如此，所以严复才会自负地在文末表示：如果有人认为他的翻译是“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他将“不恤”。纵观全文，作者摒弃译者对原著作评价那种通常的作序方法，也不取译者斤斤于文字言语的角度，而是从中西学术是否相通的高度审视西方著作，用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眼光，为其所译的著作进行高屋建瓴式的定位，特别强调出他所翻译的赫胥黎的著作，用意在“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的良苦用心。全篇观点鲜明，思想深邃，文字简洁有力，颇能见出其人气质秉性，某些观点，至今仍有借鉴的价值，确实称得上是序言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