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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contact us!从“安全网”到“可持续”：城市贫困群体透视——以南京低保家庭为例
——以南京低保家庭为例
陈雯& 何雨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内容摘要：作为一个历史性难题和世界性困扰，贫困一直与文明同行。中国的城市贫困群体也伴随着与改革开放同步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结构变迁而逐渐积聚为一个关乎民生与发展的社会问题，成为“变迁之痛”。本文以城市低保家庭作为研究城市贫困群体的基本视角，以南京三区的低保家庭为调查对象，描述城市贫困群体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一“最后一张安全网”庇护下的生存现状、分析导致城市贫困的制度性因素和文化性因素、研究城市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现象，最后指出，“可持续生计”是根治贫困之“渔”。
关键词：城市贫困群体& “安全网”& “可持续生计”& “代际传递”
一、世界贫困与中国贫困
（一）贫困是一历史性、世界性难题
站在新的世纪与新的千年，贫困却一直与文明同行。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亦是一不断与贫困斗争并取得有限成果的过程，贫困这一历史性问题和世界性困扰堪称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绊脚石”与“顽疾”。这诚如犹太经典《圣哲箴言》中表述：“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贫穷更糟糕的了，它是所有痛苦中最可怕的。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痛苦都放在天平的一边，天平的另一边放的是贫穷，而贫穷在重量上将超过所有痛苦的总和。”（弗兰西妮·科兰格斯伯伦，2006：92）
当前，贫困问题已被联合国确定为社会发展问题三大主题之首。1993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确定每年10月17日为“世界消除贫困日”（Ie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1995年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确定1996年为世界消除贫困年，而1997年至2006年为世界消除贫困十年。2004年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在联合国讨论饥饿与贫困问题的专门会议上尖锐指出：“世界上杀伤力最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贫穷，这句话还需要重复多少遍呢？”历史在发展，世界在进步，人类在觉醒，而贫困则如幽灵和阴影与人类相伴，导致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冲突、灾难和不幸，成为历史性、世界性矛盾的症结。时至今日，反贫困仍然是世界各国的首要任务。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标志，城市化进程一直与历史发展紧密伴随。当前，随着世界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2007年世界上已有33亿人生活在城市，超过全球总人口的50％，而预计到2030年，城市人口比例将扩大到60％，城市人口总数将达到50亿。城市化进程并非完美乐章，城市人口比例的激增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的住房、就业、交通等结构性社会问题，而城市“贫民窟”便是其中的一个突出难题。目前，贫民窟在城市的蔓延比在农村更快，有10亿人生活在贫民窟中，其中90％都在发展中国家。全球95％的城市化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可是这些国家却是最没有能力应付迅速到来的城市化，从而使得贫民窟的增长速度与人口增幅同步。世界银行提出将每天消费1美元作为世界性绝对贫困标准，然而目前30多亿城市人口中10亿多居住在“贫民窟”的窘困之中，世界贫困现象日益严重，城市贫困人口逐年攀升，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二）中国的城市贫困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发展差异较大，贫困一直是一难以治理的顽疾和严重的社会问题。
2006年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发表的《天津滨海宣言》指出，按照年均收入683元的中国标准，至2005年底，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还有2365万人。若按照人均每天1美元的联合国最低消费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将不少于2亿，仅次于印度，位居世界第二。根据中国社科院2006年10月发布的《中国全面小康发展报告》（2006）蓝皮书介绍，世界银行估算中国目前约有1.35亿人还处于国际贫困线以下，约占总人口的1/10、即使全国最富的上海市，低保人数也由2001年的33.85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44.1万人（占总人数的4.43％），增长30.3％。（舒富民，2006：56）
在我国，以往贫困研究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农村，认为农村地区最容易发生贫困，无论是数量还是程度，城市贫困都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中国的城市化是驶入快车道的列车，城市贫困的积聚与贫困的消除几乎同步进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了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两个转变”，遍及城镇的突发性、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被认为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日趋严重的城市贫困成为困扰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堪称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一次阵痛。与此同时，“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市社会救助制度则在艰难曲折中应运而生，成为治理缓解城市贫困的“安全阀门”和“最后一根救命草”。而从1997年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正式建立至今十余年，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和户数则成为衡量我国城市贫困的一个主要视角。从1997年正式建立，低保制度97年覆盖人数为200万、至1999年底增加到281万、2000年底增至402万、2001年底增至1170万、2002年实施低保“应保尽保”的政策原则。民政部于2003年3月统计显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2005年10月份“最低生活保障人口”为2195.5万(980万户，人均支出70元）；截至2006年8月，低保人数为2229.4万人，城镇低保户数为1015.4万户；至2007年3月31日，全国城市贫困人口共2242.7万人（1038万户），平均保障标准为173.9元/人/月，人均补差92元/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偏低。
当前中国共有13亿多人口，其中农村人口占56％，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的人口抽样调查显示，2006年底，我国大陆城镇人口为5.77亿，农村人口7.37亿。 2008年1月3日，据国家人口计生委预计，未来30年，全国的城市人口比例将达到70%，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5.6亿上升到10亿，约有3亿农村人口进城。中国将迎来人口规模、劳动年龄人口、流动人口，以及人口城市化等高峰，急剧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贫困将给未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
城市的一面是天使，它是人类文明、财富、智慧和进步的聚集地，然而城市的另一面又是魔鬼，与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和程度的深化紧密相伴随的是犯罪、吸毒、疾病、暴力等社会发展的“毒瘤”，这些对于城市的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现代化进程的协调发展形成严重障碍和挑战。在此意义上，城市贫困这一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题中之意和关注的经典领域。
二、“安全网”庇护下城市贫困群体的生存现状
（一）“最后一张安全网”的编织与构建
从1993年上海的萌芽与试点，到1995的认可与推广，从1997年的决策与确立，到1999年的立法与稳固，我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在曲折中有了15年的成长历史并历经1993－1999年的“创立和推广”与1999年至今的“提高和完善”两大阶段。（唐钧：2005）1999年，民政部宣布全国668个城市和168个县政府所在地已全部建立城市低保制度，从2003年起，全国城市低保支出稳定在150万元以上，低保对象稳定在2200万人以上，至2006年，全国享受低保人数为2229.4万，共1015.4万户，2007年全国城市贫困人口共2242.7万人（1038万户）。低保制度把城市居民从单位福利驱向社会保障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为改革所催生，（张佳：1997）作为“最后一张安全网”、“最后一道安全线”，低保制度从社会保障的边缘走向主流甚至中心，折射出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庞大，更深刻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与社会结构变迁转型中的改革成本、代价与“变迁之痛”。
根据民政部门记录，截至2007年6月底，江苏全省13市共有城市低保家庭196540户，低保对象总人数为437538人。南京从1996年首次设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始，截至06年已经整整十年。十年间，南京先后7次提高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开始的120元上升到2006年的280元，而进入低保的人数也由1996年的2600多人激增至目前的5万余人，涉及3.8万多户低保家庭。同时，低保覆盖对象也由最初的老弱病残等困难人群扩展到凡符合进入低保标准的所有南京户籍居民。通过运用社会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中的深度访谈法，笔者抽取南京市鼓楼区的青岛路社区居委会、秦淮区的夫子庙社区居委会和下关区的新民路社区居委会为样本，与近二十个城市低保家庭户主进行交流，从而获得了对城市贫困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更为真实深刻的认识。
（二）“美丽与哀愁”：低保家庭收入的单一与消费的尴尬
唐钧等在中国城市贫困研究中从收入、食品、衣着、健康、教育和社交等六大方面分析城市贫困群体的生存与生活，指出贫困家庭在社会救助下不至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无家可归，但仅仅能够维持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而存活。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他们许多最起码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生活远远谈不上质量。（唐钧：2002）陈志发等通过对南京市江北地区城镇范围的贫困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就低保对象的生活状况而言，他们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城市低保已成为城市贫困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和依靠，家庭生活比较清苦，健康状况比较差，但是住房情况一般较好。（陈志发：2005）
总体而言，城市贫困群体的生存现状可以划分为收入来源和消费结构两大层面。其中，低保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来源主要有：低保补差金额，即政府每月中旬发放的按照家庭成员每人每月300元生活标准的补差金额；家庭成员自己的劳动收入，包括打零工、非正规就业等方式获得的薪资；政府部门（包括民政部门、居委会等）的物质发放，如每月发放一定面额的购物票券、逢年过节发放油米、衣服、被褥等物质性补助；亲戚、邻居的物质或金钱捐赠；社会公益组织、社会福利机构或个人的捐赠与支持等。而消费与支出结构则主要由基本生活花费，包括食物、衣物、煤电水等、医疗、住房、教育等四大基本领域。
作为城市贫困群体的低保家庭的生活与生存现状堪称“美丽与哀愁”的并存：
首先，城市贫困群体收入来源艰辛，低保制度“雪中送炭”。低保家庭以老弱病残的“三无”人员和无业、失业、下岗人员为主体，或者没有劳动收入、或者依靠简单的劳动获取临时性、不稳定的临时性劳动收入，政府每月按时发放的低保补差金额成为他们的依靠和希望，可以对其基本生活提供一定的保障。同时，政府民政部门和居委会逢年过节的物质性补助慰问可以稍微为低保家庭的日常生活带来一定的改善，而获得亲戚邻居或社会捐赠的机会总体较少，获得的捐赠可以为日常花费省去较大的开支。
其次，低保家庭入不敷出，消费结构较为简单。由于缺少足够的经济来源，这些家庭的生活非常简单，主要以素食为主要食物，食物也是家里花费较多的开支之一。家里几乎不添置新衣家具等奢侈消费品，看病、孩子上学和住房都是花钱最多的地方，也是这些贫困家庭最难以支付的消费项目，很多情况下都要被牺牲。这种生存现状与唐钧等人1998－1999年在上海等五个城市关于城市低保对象问卷调查所得结论是类似的，即城市贫困家庭不至于食不果腹，有饭吃暂无问题。但有限的收入决定了他们必须尽可能地在吃的方面省钱、省钱、再省钱，而根本不考虑营养问题，吃荤菜、吃肉、吃水果，对其而言属于“高消费”。然而即便如此，贫困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仍然高达50％－60％，甚至70％以上，国际通用的典型的贫困一族之特征。（唐钧：2002）
因此，作为中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和反贫困战略中的一道重要防线，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能只是一种临时性应急措施，而必须是一项长远基本制度，低保制度“最后安全网”的经纬仍需继续编织。
三、结构与文化的“对垒”：低保家庭贫困原因解析
李昌平2005年在中国农大讲座时尖锐指出，贫困源于没有权利，源于主流社会不合理的制度设计。“经济学界的良知”（the conscience of economics）、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 AmartyaSen ）也深刻揭示：贫困并非单纯由低收入造成，而更大程度上是基本能力缺失而造成。作为自由体现的能力，也表明政治自由和社会机会都是平等的内涵。民主制度是预防饥荒的重要手段，是以要消除贫困，促进平等，就必须从拓展能力的角度推进自由。（阿马蒂亚·森，2001：174）
关于城市贫困的原因分析始终是贫困研究的核心与根本。况且贫困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其根源而言，既可以从宏观视角把握，也可以从微观层面分析；既可以站在历史的高度，也可以立足现实的基础；既有客观影响，又有主观因素，综合而言，本研究从贫困的制度性因素（又结构性因素）和文化性因素两个层面探析贫困的原因。
（一）制度性因素：城市贫困的初始原因
英国人类学家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制度如何思维》一书中提出“制度”（institution）这一超越个人之上的集体现象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她认为制度可以通过思维对个人发挥约束和限制作用，从而形成制度，制度因其文化性而超越个人，成为集体事物，制度的思维既是一种文化能力，也是一套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体系，它同时作为文化进入社会的运行和人们的认知体系，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Douglas，1986）阿玛蒂亚·森（A·Sen）指出贫困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和低收入的问题，产生低收入的原因更为重要。“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使收入低下－这却是现在识别贫困的通行标准”（森，2002：85）“对收入而言的相对剥夺，会产生对可行能力而言的绝对剥夺”（森，2002：87），因此，贫困者的低收入，恰恰是可行能力被剥夺所导致。
中国的城市贫困人口的激增和程度的剧烈是在20世纪90年代与改革开放加速带来的急剧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和结构变迁这一时代背景下而凸显。1992年世界银行在《中国减少贫困战略》中我国的城市贫困具有典型的“转型期”特征估算我国1980年农村贫困人口比例高达28％，约2亿人、城市贫困人口仅为2％；80年代末，我国城乡贫困人口绝对数量和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都有所下降；1989年的城市贫困人口比例约0.4％，约100万人。2001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提供的资料，先测定各省的贫困线（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然后再据此计算出全国的贫困人口，结论是1480万人，估计现在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应该在1500万－3100万人之间。无可否认，制度性因素是城市贫困的初始原因，我国城市贫困的制度性因素主要包括：
首先，与改革开放相伴随的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步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的发展，国有企业承受压力濒于破产、停产、半停产的困境而转换经营机制，企业自身和劳动者都被推向社会竞争，这一过程中的裁汰雍员、精简机构造就了大批下岗、失业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
其次，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公、财富分化和贫富差距凸显。不同产业、行业、地区发展差异较大，收入分化严重。
再次，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消费支出迅速增加，入不敷出。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进程中，我国在医疗、住房、养老、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推进较快，住房货币化分配、医疗改革、教育产业化等，导致各种突发性家庭支出诸如“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等现象不断增加，这种制度性的冲击直接对低收入者的日常生活带来致命的压力。
最后，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制度的滞后和不健全。上海市于1993年最早实施我国城市居民低保制度，当时有7680位城市居民享受低保，至1997年全国建立城市低保制度，当时有275个市、204个县的城镇都建立这一制度，200多万城镇居民享受低保，至2007年民政部公布我国城镇低保当前，我国出现的2053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贫困人口，主要来源于结构调整中的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和因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而导致的贫困人口。
（二）文化性贫困：贫困恶化的更深陷阱
最早将贫困视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研究，是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Lewis）。1959年，他在其所著的《Five&Families-Mexican&Case&Studies&in&the&Culture&of&Poverty》一书中首次提出“贫困文化”这一概念。（周怡：2002）他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这种贫困文化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并且这种贫困文化具有代际传递性。
我国从1978年开始农村扶贫工程，从1999年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制度性层面和结构性视角扶贫治贫，而当贫困人口出现反弹并且呈现城市贫困的长期性和固定化趋势时，贫困的文化性分析视角就显得十分必要。文化性因素堪称贫困恶化的更深陷阱，它加剧了因制度设计导致的贫困的长期、固定趋势。贫困的文化性因素主要表现为：
首先就贫困者的个人素质而言，他们大多性格内向、心理封闭，受教育程度较低，具有较为强烈的宿命感和自卑心理，不敢步入社会参与竞争，甚至躲避现实。他们认同城市的发展和进步，却又认同自身的贫困和边缘化，认为那是与自己隔离的遥远的生活方式。青岛路的梁爷爷感慨说自己一辈子就这么苦过来了，小时家里穷，现在老了还能享受低保，自己已经满足了；而秦淮区的赵先生和李先生都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没有知识文化和技能，竞争不过别人，暂时只能先依靠低保和政府。
其次，贫困群体缺少文化休闲，社会交往狭隘。他们几乎没有休闲生活，社会交往较为封闭，自卑心理较重，认为别人会看不起自己，不想尝试，宁愿在家看电视、做家务，交往对象除了家人，就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以及社区邻居。
再次，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体系过于单薄。自己、家人和居委会三者构成了贫困群体主要的社会支持体系。当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首先自己和家人想办法，无助时大多求助于居委会。亲戚邻居本来交往就少，遇到困难不愿意让太多的人知道，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四、“代际传递”：亟待遏制阻断的链条
&贫困的代际传递理论史近年来西方反贫困理论研究和反贫实践中兴起的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重要理论流派。在社会学视野中，“代际关系”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其自然属性是指人类在繁衍过程中的祖辈、父辈和子辈之间的关系、社会属性是指一定社会中具有相同年龄和类似社会特征的人群。后代与前代在存在一定差异（如“代沟”）的同时，在思想观念、文化习俗、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继承性，即“代际传递”。贫困的“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由社会学阶层继承和地位获得研究范式中发展而来，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在研究贫困阶层长期性贫困的过程中发现贫困家庭和贫困社区存在贫困代际传承显现。贫困代际传递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辈传给子辈，子辈成年后重复父辈的境遇——继承父辈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的一种恶性遗传链；也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不同程度的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李晓明：2006）
关于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除了传统的社会代际流动、贫困文化、经济收入等层面分析之外，还有从权利的缺失、社会网络资源、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家庭规模与结构、教育与贫困、社会安全网的构建、种族、遗传性疾病等研究视角。而城市贫困的代际传递主要可以从父辈自身素养，如性格、品质、身体健康等、家庭的收入与资源、子辈的素养和品格等层面衡量。
南京三区的低保家庭研究呈现城市贫困群体具有较为明显的代际传递现象，主要表现为：
首先，父辈的性格特征、为人品格对子女影响较大，两代之间具有较强的相似性。秦淮区的赵先生、李先生和鼓楼区的梁阿姨都指出儿子性格也比较内向老实、踏实憨厚、不爱主动与人交往交流。
其次，父辈的健康状况，尤其是遗传病等都会产生代际传递。这一点通过下关区张阿姨的大儿子因遗传了父亲的肝病而不能正常生存生活可以体现。
再次，父辈的性格、教育程度等都会很大程度的影响子辈的受教育状况。一般而言，贫困家庭的父辈大多受教育程度较低、劳动技能较差、竞争意识淡化，从而使其没有意识、精力和时间管教子女，从而使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质量都比较差，严重影响子女未来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模式，甚至会引发贫困的恶性循环。
最后，家庭的经济收入处于较差状态和社会交往群体单一、社会网络资源弱化封闭都会直接影响到子女的性格、教育和心理健康。
五、“可持续生计”：“安全网”庇护之“渔”
“可持续生计”始于20世纪90年代城市贫困问题凸显过程中逐渐引起思考和重视。这一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将此概念引入行动议程，主张把稳定的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和北京第四届妇女大会进一步强调了可持续生计对于减贫政策和发展计划的重要意义。《哥本哈根宣言》中提出：“使所有的男人和妇女通过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和工作，获得可靠和稳定的生计”。纳列什·辛格和乔纳森·吉尔曼在《让生计可持续》一文中也指出：“消除贫困的大目标在于发展个体、家庭和社区改善生计系统的能力”。（纳列什·辛格、乔纳森·吉尔曼，2000：127）
“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是指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的能力、资产和有收入的活动。在此框架内，资产的定义较为广泛，不仅包括金融财产（如存款、土地经营权、生意或住房等），还包括个人的知识、技能、社交圈、社会关系和影响其生活相关的决策能力。“可持续生计”“它从一开始就是要维系或提高资源的生产力，保护对财产、资源及收入活动的拥有和获得，而且要储备并消耗足够的食品和现金，以满足基本的需要。”（同上）“稳定的生计可以使有关政策协调地发展、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地利用资源。”
在调查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享受城市低保的贫困群体总体而言对低保金的现实依赖和心理依赖较大，获得“可持续性生存”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长期的遥远的任务，获得“安全网”的庇护并不等于获得“可持续生计”的能力。
首先，每月微弱数额的低保金对部分贫困家庭占据贫困家庭收入较重收入比例，高龄老人、残疾智障等“三无”人员如此，然而较多具有劳动能力的无业失业人员家庭同样如此。他们认为自己如果不能获得低保金就无法维持生活，只能还是求助于政府，并表示没有对未来和生活进行思考和规划过。正如秦淮区的李先生所言：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我找不到工作，我只能找政府，我相信政府不会不管我的。
其次，有劳动能力的部分低保家庭，或长期无业、或有过短暂性和临时性的工作、或者招工作一直未果、屡屡碰壁、心灰意冷、虚度光阴。他们表示自己希望可以获得工作，但是现实竞争激烈太残酷，自己的教育水平不高、能力较低，无依无靠，没有获得合适机会的能力，只能求助政府。
再次，大多城市贫困者受教育程度很低、更没有一技之长，生活较为封闭，社会网络狭窄并且支持体系欠缺。
贫困群体中主流人群都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更没有存款、资产等，做不成长久生意，无法保证稳定的收入来源。
从1993年上海最早实施城市低保制度，到1997年国务院下发在全国建立低保制度的通知，到1999年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公布实施，我国建立了较为正规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至2007年3月31日，民政部指出，全国城市贫困人口共2242.7万人（1038万户）城市低保制度对于构筑一综合性的城市反贫困体系的重要是毋庸置疑的，是城市社会中“最后一张安全网”。然而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农村扶贫经验显示，治理贫困“输血”更要“造血”、“治标”更要“治本”、“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可持续生计”的获得能力和机会才是城市反贫困的根本思路，也是城市低保家庭的走出贫困、安居乐业的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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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afety Net” to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 perspective on the urban poor group------a study on families of MLSGS-UR in Nanjing
Abstract:& Poverty goes together with civilization all the time as a historical and international problem. Poor group of urban china has been accumulated to be a serious social problem and one of the “pains of social transi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reform and opening-up. This paper takes a perspective on the families of MLSGS-UR to research the urban poor group. Based on surveys of& MLSGS-UR families in Nanjing, it describes actual life of urban poor residents, it analyzes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factors of poverty, it researche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nd it at last points out that : it is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can cure poverty.
key words:& urban poor group& “Safety Net”&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