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取得的成就
明清时期取得的成就
明清科技：⑴、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全面总结了我国古代药物学的成就。⑵、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全面反映了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状况，被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他强调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农业百科全书。最早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书籍。⑷、明代地理学家徐宏祖（别号霞客）写了一部优秀的地理著作，名为《徐霞客游记》。此书对我国河道地理的考察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对我国西南石灰岩地貌的介绍，是世界上有关这方面最早的记载，在科学上有很高的价值。 明朝文学戏剧：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我国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同期施耐庵 的《水浒传》是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明朝中期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一部浪漫主义的长篇神话小说；清朝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高峰，清朝优秀的小说还有《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笔锋直指封建社会的黑暗。 明清时期戏剧也有很高的成就。最优秀的剧本有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清朝中期，四大徽班先后进京，徽班进京是京剧诞生的前奏。 书画：明朝书法家－董其昌；徐渭擅长泼墨画，杰出的人物画家－陈洪绶代表作《西厢记》插图；清朝－画家号称“八大山人”的朱耷画风怪异奇绝、开一代画风。以郑板桥为首的“扬州八怪” 不拘成规，自成风格。郑板桥擅长画竹。“扬州八怪”指乾隆时期在扬州卖画的金农、郑燮（郑板桥、罗聘、李鱓、黄慎、李方膺、高翔、汪士慎八位画家。他们讲究诗、书、画结合的整体艺术，不拘成规，自成风格，与正统画风不同，故称之为“八怪”。 郑板桥《兰竹图》 集大成的类书：明朝编撰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清朝时期又编撰出集大成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 思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就是这些具有民主色彩的进步思想家的杰出代表。这三位思想家都有类似的经历，早年都参加过抗清斗争，后来都隐居著书立说。但由于治学方法和所学内容不同，他们在思想上、学术上又表现了各自的特点和风格。黄宗羲比较强烈地表现了反对君主专制的倾向，顾炎武强调学以致用的学风，王夫之把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发展到一个新水平。黄宗羲的思想，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顾炎武脚踏实地的学风，对清代学者有很大影响。王夫之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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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科技：⑴、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全面总结了我国古代药物学的成就。⑵、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全面反映了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状况，被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他强调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农业百科全书。最早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书籍。⑷、明代地理学家徐宏祖（别号霞客）写了一部优秀的地理著作，名为《徐霞客游记》。此书对我国河道地理的考察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对我国西南石灰岩地貌的介绍，是世界上有关这方面最早的记载，在科学上有很高的价值。 明朝文学戏剧：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我国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同期施耐庵 的《水浒传》是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明朝中期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一部浪漫主义的长篇神话小说；清朝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高峰，清朝优秀的小说还有《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笔锋直指封建社会的黑暗。 明清时期戏剧也有很高的成就。最优秀的剧本有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清朝中期，四大徽班先后进京，徽班进京是京剧诞生的前奏。 书画：明朝书法家－董其昌；徐渭擅长泼墨画，杰出的人物画家－陈洪绶代表作《西厢记》插图；清朝－画家号称“八大山人”的朱耷画风怪异奇绝、开一代画风。以郑板桥为首的“扬州八怪” 不拘成规，自成风格。郑板桥擅长画竹。“扬州八怪”指乾隆时期在扬州卖画的金农、郑燮（郑板桥、罗聘、李鱓、黄慎、李方膺、高翔、汪士慎八位画家。他们讲究诗、书、画结合的整体艺术，不拘成规，自成风格，与正统画风不同，故称之为“八怪”。 郑板桥《兰竹图》 集大成的类书：明朝编撰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清朝时期又编撰出集大成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 思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就是这些具有民主色彩的进步思想家的杰出代表。这三位思想家都有类似的经历，早年都参加过抗清斗争，后来都隐居著书立说。但由于治学方法和所学内容不同，他们在思想上、学术上又表现了各自的特点和风格。黄宗羲比较强烈地表现了反对君主专制的倾向，顾炎武强调学以致用的学风，王夫之把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发展到一个新水平。黄宗羲的思想，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顾炎武脚踏实地的学风，对清代学者有很大影响。王夫之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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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科技：⑴、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全面总结了我国古代药物学的成就。⑵、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全面反映了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状况，被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他强调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农业百科全书。最早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书籍。⑷、明代地理学家徐宏祖（别号霞客）写了一部优秀的地理著作，名为《徐霞客游记》。此书对我国河道地理的考察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对我国西南石灰岩地貌的介绍，是世界上有关这方面最早的记载，在科学上有很高的价值。 明朝文学戏剧：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我国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同期施耐庵 的《水浒传》是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明朝中期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一部浪漫主义的长篇神话小说；清朝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高峰，清朝优秀的小说还有《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笔锋直指封建社会的黑暗。 明清时期戏剧也有很高的成就。最优秀的剧本有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清朝中期，四大徽班先后进京，徽班进京是京剧诞生的前奏。 书画：明朝书法家－董其昌；徐渭擅长泼墨画，杰出的人物画家－陈洪绶代表作《西厢记》插图；清朝－画家号称“八大山人”的朱耷画风怪异奇绝、开一代画风。以郑板桥为首的“扬州八怪” 不拘成规，自成风格。郑板桥擅长画竹。“扬州八怪”指乾隆时期在扬州卖画的金农、郑燮（郑板桥、罗聘、李鱓、黄慎、李方膺、高翔、汪士慎八位画家。他们讲究诗、书、画结合的整体艺术，不拘成规，自成风格，与正统画风不同，故称之为“八怪”。 郑板桥《兰竹图》 集大成的类书：明朝编撰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清朝时期又编撰出集大成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 思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就是这些具有民主色彩的进步思想家的杰出代表。这三位思想家都有类似的经历，早年都参加过抗清斗争，后来都隐居著书立说。但由于治学方法和所学内容不同，他们在思想上、学术上又表现了各自的特点和风格。黄宗羲比较强烈地表现了反对君主专制的倾向，顾炎武强调学以致用的学风，王夫之把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发展到一个新水平。黄宗羲的思想，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顾炎武脚踏实地的学风，对清代学者有很大影响。王夫之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对外：郑和下西洋。
科技：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
而我本人觉得，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
明朝最大的成就，
就是把动物一样的蒙古人赶出了中国。
元朝是中国历史的倒退
是中华文明从文明开始回到野蛮。
所以，几天我们看看，
元朝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一、医学方面
明清时期，在医学上，通过总结前代医学经验，取得了集大成的重大成果，并有重要的创新和发展，为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其中重要的医学著作有：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明朝） 全书共52卷，分16部、60类，收药物1892种，其中新增374种，附处方11096则，其中新增8161则，动植物插图1110幅。其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涉及范围之广博，超过古代一切药物书籍。它不仅是一部药物学巨著，也是一部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的重要著作。其中，李时珍把1094种植物分为5部、30类，这是当时世界上最详细、最科学的分类法，其分类原则与现代植物学分类法基本相符。它已被译成日文、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多种文字，流传世界。
《医宗金监》（清朝） 乾隆时官修医书，共90卷。书中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和验方，并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作了许多考订，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重要著作。
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清朝） 其主要贡献是通过对尸体解剖研究，绘成《亲见改正脏腑图》25种，对人体内部脏腑的构造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二、农学方面（含水利工程）
明清时期，在农学方面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在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和黄河水利工程的治理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代的了不起的成就。其中重要的农学和水利著作有：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明朝） 徐光启在吸收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在农学、天文学、数学、生物学等方面都获得了新的成就。其《农政全书》共60卷，分为12部，约60万字，不仅总结了我国17世纪以前的农业生产知识，尤其侧重于农业生产管理和技术政策，还将他与西方传教士合译的《泰西水法》一书的内容引入书中，介绍了当时欧洲先进的水利技术和水利工程方面的知识。该书综合介绍了我国的传统农学成就，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农学体系，是我国农学史上最优秀的农学著作之一。
张履祥的《补农书》（清朝） 该书总结南方农业生产的经验，对水稻增产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如强调精耕细作、合理密植等。
《河防一览》（明朝） 潘季驯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治黄专家，其治河理论和实践经验集于此书。书中有详细的治河全图、有关治河的奏章、关于河防险要的论说等，是我国治黄经验的珍贵记录，丰富了我国水利科学的宝库。
《河防述言》与《治河方略》（清朝） 陈潢是康熙帝时一位平民出身的水利学家，长期协助河道总督靳辅治理黄河，在治黄理论和技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明末清初，黄、淮决口日益频繁，既给两岸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又使漕运受到严重影响。经过此次大规模的治理，黄、淮安流，漕运畅通，取得了清朝260多年中治导黄河下游的最大成功。陈潢的主要著作《河防述言》和以靳辅名义编著的《治河方略》是我国古代治黄的重要论著。
三、工艺学方面
我国古代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尽管手工业成就辉煌，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明末清初的科学家宋应星却反其道而行之，潜心研究工艺技术，终于写出了重点介绍我国传统手工业生产技术的重要著作《天工开物》。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明末清初） 全书共3卷、18篇，系统地总结了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包括简单的机械、工具的制造和使用，特别是广泛用数据来说明问题，这已经接近了近代科学研究的方法。该书被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其中记录了不少在当时居于世界前列的工艺措施和科学创见，是保留我国科技史资料最丰富的书籍，在我国以至世界科学技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已被译成日、法等文字介绍到国外。
四、数学方面
明清时期，在数学方面的发展特点是一方面总结推广前代的数学成果，另一方面开始引进和学习西方的数学知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其中主要成就有：
《九章算法大全》与《直指算法统宗》（明朝） 作者分别是吴敬和程大位。明朝商业数学兴盛，此两书即是代表。主要是推广珠算。
徐光启与《几何原本》的翻译
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将欧洲数学介绍到中国，并为我国近代数学的科学名词奠定了基础；他参加翻译的《测量全义》，介绍了西方三角术和球面三角术；他还引进了三角函数表（《测圜八线表》）等。
梅文鼎的数学成就（清朝） 梅文鼎学贯中西，著有天文历法和数学方面的书籍共86种。其数学巨著《中西数学通》几乎总括了当时世界数学的全部知识，达到了当时我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明安图的《割圆密率捷法》（清朝） 明安图是一位著名的蒙古族历算学家，经过30多年的深入研究，写出了此书。该书不仅创造性地用“割圆连比例法”证明了从欧洲传来的三个有关三角函数的解析式，而且进一步创造了与原公式相关的一系列新公式。他是我国用解析方法对圆周率进行研究的第一人。
李善兰的数学成就（清朝） 李善兰为清朝著名数学家，著有《方圆阐幽》、《垛积比类》等书。微分、积分二语为李善兰所创。他创造尖锥术，在没有接触西方微积分时，就得出了定积分公式，这是中国数学能够通过传统途径，自力更生地完成由初等向高等转化的一个例证。他还用数表形式列出了一系列高阶等差级数求积公式，被国际数学界誉为“李善兰恒等式”。
五、天文历法方面
明清时期，在引进西方天文历法知识的基础上，我国传统天文历法得到了新的发展，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徐光启的天文历法成就（明朝） 徐光启组织明朝“历局”工作人员编制了完备的恒星图，并采用新的测算法，更精密地预测日食和月食；他主持编译的《崇祯历书》是我国天文历法中的可贵遗产。
王锡阐的天文学成就（清朝） 王锡阐精通中西历法，著有《晓庵新法》等十几种天文学著作，促进了中国历算学的发展。他首创日月食的初亏和复圆方位角的计算方法；其计算昼夜长短和月亮、行星的视直径等方法，有许多和现在球面天文学中的方法完全相同；所创金星凌日的计算方法，达到十分精确的程度，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梅文鼎的《古今历法通考》（清朝） 梅文鼎所著《古今历法通考》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学史。
六、地理学方面
明清时期，在地理学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重大成就，最突出的就是《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明朝） 是我国最早的野外考察记录，也是优秀的地理学著作。该书有三大贡献：一是描绘了我国西南地区的溶岩地貌，这是世界上溶岩考察的最早文献。二是纠正了关于长江源头的错误说法。长期以来，人们受《禹贡》中“岷山导江”记载的影响，误把岷江或嘉陵江当作长江上源。徐霞客经过实地考察，认定发源于昆仑山南麓的金沙江才是长江的上源。三是叙述了西南地区苗、瑶、彝、壮、白、纳西等少数民族的经济、历史、地理和风俗习惯，是研究我国民族和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
《乾隆内府皇舆全图》（清朝） 清代地理测绘方面有较大成就。康熙时，曾组织人力对全国进行大地测量，经过30年的测绘工作，制成了《皇舆全览图》。在此基础上，乾隆时又经明安图等人在新疆等地进行测绘，制成了《乾隆内府皇舆全图》。该地图里第一次详细绘出了我国的新 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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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明末清初《几何原本》影响下的几何作图（）
姓名：冯呈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科学技术史
指导教师：郭世荣
座机电话号码
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本文主要以西方尺规作图法在中国的传播为线索，通过研究明末清初
中算家的几何学研究工作，指出中算家以本土化的方式来解释和吸收西
法，并研究了他们结合中算的特点所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分析了欧氏几何对中算几何作图的影响。
本文包括三个部分，内容主要有：
第一章回顾了传统数学早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几何作图，探讨其内
容、应用范围和发展状况；同时分析了《几何原本》 前六卷 和《几何
要法》 四卷 两书所涉及的尺规作图内容；经过比较，指出中算几何作
图和欧氏尺规作图两者各自的特色和差异。
第二章通过研究梅文鼎、李子金、杨作枚等人为代表的对西算的本土
化工作，挖掘其几何作图的方法和创新之处，认为这些工作充分体现了
中算家以多样的方式学习和应用西方几何作图法，体现了他们对欧氏尺
规作图的理解和改良，同时也代表了当时中算家工作的主流。
第三章以徐光启、梅文鼎等人的工作为例，从作图知识的更新、形数
结合思想的完善以及演绎证明的引入三方面详细分析，论述了中算在西
法碰撞下的改变。进一步展示了中算家对欧氏几何公理化体系的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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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国古代佛经译场对后世翻译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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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佛经译场　合作翻译　理论建设　人才培养 　　【论文摘要】文章主要论述中国古代佛经译场在合作翻译形式、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人才培养三个方面对后世翻译活动的影响，指出佛经译场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应当成为翻译研究的内容之一，应当受到相应的重视。 　　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势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千年译经运动中出现的译场制度对后世的翻译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合作翻译形式、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人才培养三个方面。 　　一、佛经译场对合作翻译形式的影响 　　公元383――385年，前秦苻坚开始组织译场，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翻译佛经。这样，佛经翻译就由私译转入了官译，由个人翻译转入了合作翻译。在前一阶段，译一部经，只有口授、传言、笔受三人，有时口授又兼传言，这样两人也可以译经。赵政和释道安主持苻坚译场时，不但增加了人员，而且有了较细的分工。译经程序方面增加了记录梵文、证义和校对三道手续，而且同一道手续有时又由几个人参加。到姚秦时，鸠摩罗什主持译场，参加的人数就更多了。唐代玄奘所主持的译场，与前一阶段的译场相比，在组织方面更为健全。《宋高僧传》记载了唐代的译场制度，说翻译的职司多至十一种：译主、证义、证文、度语、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和监护大使。其中“润文”、“证义”等职又往往由多人分担。唐代以后的译场虽然还有发展与变化，但总的来说没有超越玄奘所主持的译场。译场实行合作翻译的形式，使得翻译过程有了科学分工和多道工序，从而保证了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大大提高了翻译质量。这种合作翻译形式在后来的翻译活动中也被广泛应用。 　　明清两代的科技翻译，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采用中外译者合作的翻译形式。明末，参与翻译的除了以徐光启和李之藻为代表的本土学者外．还有先后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徐、李二氏为富国强民，毕生致力于引进西学，翻译西书，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他们不精通西文，或由外国人口译，他们笔述；或西士笔译，他们润色；或共事合作。1606何原本》(前6卷)，使西方几何学开始在我国系统传行，成为我国科学技术翻译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同时也拉开了我国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的序幕。徐光启结识了利玛窦和熊三拔等人后，还先后与他们合译了《泰西水法》(6卷)、《测量法义》、《简平仪说》等。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著作有《浑盖通宪图说》、《圆容较义》、《同文算指》(11卷)；与葡萄牙人傅泛际合译的有《寰有铨》、《名理探》(原书名《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前10卷)等，涉及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和医学等十几个自然科学学科领域。清初，康熙帝笃信西学，倡导西译，编纂西籍，整个康熙年问翻译和出版了大量西欧科学书籍，其西学东渐之势不亚于明末时期。这一时期著名的翻译家皆为外国传教士，如比利时人南怀仁和日尔曼人汤若望等。翻译形式同样为外国人主译。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 　　明末清初的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自清雍正帝1724年禁教并驱逐西方传教士之后嘎然而止。1848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等东来，中断了一个多世纪的科技翻译才得以继续，并逐渐形成我国科技翻译的第二个高潮。这一时期的本土翻译家以李善兰、华蘅芳、徐寿为代表，外来译者有艾约瑟、傅兰雅、伟列亚力等。李善兰与伟列亚力合作翻译了古希腊数学名著《几何原本》后9卷、英国数学家里棣么甘《代数学》13卷、美国数学家罗密士《代微积拾级》18卷，使西方近代符号代数学、解析几何学、微积分学第一次传人我国；又与艾约瑟合作，翻译了《重学》2o卷，第一次将牛顿三大定律等近代物理学介绍到中国。华蘅芳与傅兰雅合译了《代数术》、《三角数理》、《微积溯源》、《决疑数学》、《合数术》等10余种，将包括概率论在内的许多新的数学分支’理论第一次译介到中国；与金揩理合译《测候丛谈》、《御风要求》；与麦考温合译《地学浅释》、《金石识别》等。徐寿与傅兰雅合译西书多卷，代表作有《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70、80年代西方化学科学成就，并合作首创了一套化学元素的中文名称。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对于当时的译书方法有所叙述：“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因华士详慎郢斫，其讹则少而~91．j精”。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对中外译者合译西书，传播西方科学的忠实记载。 　　合作翻译的形式对中国近代文学翻译也有重要影响，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林纾的翻译。林纾自己不懂外文，却在近3o年的时间内，与别人合作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180余种，属小说者有163种，囊括了英、美、法、俄、日、西班牙等11个国家的98位作家的作品，所译字数达12o0万，这在中国翻译史上是罕有的，就是在世界上"dz是少见的。林纾最早向中国人民介绍的世界著名作家有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各特、斯威夫特，法国的大仲马、小仲马、雨果，美国的斯托夫人、华盛顿?欧文，俄国的托尔斯泰，挪威的易卜生，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以及许多世界名著如《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黑奴吁天录》(19o1)、《伊索寓言》(19o3)、《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艾凡赫》，1905)、《鲁滨逊漂流记》(1906)、《海外轩渠录》(今译《格列佛游记》，1906)、《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19o8)等，从而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视野和艺术天地，对于近现代小说创作和翻译文学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和重要的贡献。 　　林纾在1913年的《荒唐言》的《跋》里写道：“纾本不能西文，均取朋友所口述而译，此海内所知”。因此，谈到林纾的翻译时，不能不提与他合作的口译者。据目前所知，口译者有19人之多，主要的有王寿昌、魏易和陈家麟。王寿昌是林纾第一部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口述者。《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成功，大大地鼓舞了林纾的翻译热情，使他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可以说王寿昌是林纾走上翻译道路的引导者。虽然他与林纾合译的作品不多，但在林纾的翻译活动中却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魏易与林纾合译的小说有30余部，如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剑底鸳鸯》、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华盛顿?欧文的《拊掌录》、德富芦花的《不如归》、哈葛德的《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陈家麟与林纾合译的小说有50余部，主要是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总之，在评价林纾的翻译成就时，这些口译者的功劳不可抹杀。 　　二、佛经译场对翻译理论建设的影响 　　译场聘请了许多著名的僧人和翻译家进行佛经翻译。他们以佛经翻译实践为依托，以译经序言为主要形态，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译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译论列举如下： 　　支谦的《法句经序》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翻译史上迄今所见论述翻译理论的第一文。文中对维祗难和竺将炎翻译的《县钵经》作出了理论评价，并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文中出现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反映了早期“质派”的译学观点，所以有人认为支谦是直译论者。但细读原文，可以发现维祗难与座中众译人“好质”，主张直译，而支谦“好文”，主张意译。因此，这篇序其实记载了千数百年前“文”、“质”两派的一场论争。同时，文中多次提到“传实”、“贵其实”、“勿失厥义”、“因循本旨”的观点，实质上就是“求真”、“求信”；文中“其传经者，当令众晓”，“今传胡义，实宜径达”的观点，已明确提出译文要“晓畅”、“顺达”；文中还提到“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之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可见，“雅”作为佛经翻译的一种标准，当时已经被人们所认同。文中关于翻译的“信、达、雅”的思想已初见端倪，它为严复最后形成并正式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可见我国译论之一脉相承，亦可见此序在我国译论史上的开篇意义”。 　　道安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如《道行经序》、《革卑婆沙序》、《人本欲生经序》、《大十二门经序》、《比丘大戒序》、《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等。最著名的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钱钟书认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因为“五失本”列举了五种违失原作本来面目的情况，甚至把将胡语倒序改从汉语顺序也视为“失本”，所以多数研究者推论道安主张“直译”。至于道安时代的译文确实具有直译风格，甚至可以说是生硬。这主要是因为译经初期，梵僧不晓汉语，华僧则不谙梵文与佛义，翻译时生怕毁损佛义，所以只好“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事实上，道安的“五失本”揭示了梵、汉两种语言在语法、修辞、文体、行文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而“失本”，即译者的变通，是为了使译文符合汉文规范。
　　失原作之本，却得译作之本，“以得补失”，这反映了翻译的辨证法思想。可以说，“案本而传”是相对的，而“失本则是绝对的，不失本便不成翻译。道安的“三不易”则提出了翻译的主客观两大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由译者本人的学问与道德修养不足造成的主观困难。总之，道安尝试对梵、汉两种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对翻译实践进行较为系统的规律性总结，以便摆出问题，为后继者指出努力的方向。 　　鸠摩罗什是佛经翻译意译派的代表人物。《高僧传》卷六《僧睿传》里有一段关于鸠摩罗什校译《法华经》的故事，是中国翻译史上一则公认的译例，是论证直译与意译思想的典范。同时，罗什在中国译论史上还留下一个妙喻，即把翻译比喻为“嚼饭与人”。梁启超曾经认为这个比喻反映罗什持有“翻译不可能”的观点，事实上，罗什仅仅是从反面设论，指出不理想的翻译的坏效果而已，但这个比喻再次说明在译文中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非常重要。罗什认为以前的译文过于质直，虽得原文大意而失文体之美。他强调翻译必须如实传达原作的文体，在“信”的基础上追求“美”，使译文达到信与美的和谐统一。因此，他的译本不仅信达兼备，而且文辞优美。他所译的《维摩洁》和《法华经》不仅在佛学界，而且在文学界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对翻译文学影响甚大。 　　道安的弟子慧远有感于佛经开译以来“过文”与“过质”两种译风各自的弊端，提出了著名的“厥中”之论。他在为僧伽提婆翻译的《三法度》写的序中以“文过其意”批评“文”派一味意译之失，以“理胜其辞”指出“质”派胶于直译之缺。他指出应该“文不害意”，又“务存其本”，两种翻译；b-法互相参考，并研究两种语言的基本规律，最后以一种适中的方法完成翻译。后来，他在《大智论钞序》中又表达了相似的见解。他提出“质文有体，义无所越”，即“质”、“文”两种译法都要掌握一定尺寸，各有所归，各有所用。梁启超指出：“此全属调和论调，亦两派对抗后时代之要求也”。至此，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才暂告一个段落。 　　彦琮的翻译思想不是通过译经序言，而主要是通过《辨正论》反映出来的。他在文中批评了历代译经之得失，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即宁可质朴，也要把道理表达清楚，不要因讲求技巧而有悖原义，表明他坚持忠实第一，倾向于直译。《辨正论》在中国古代译论史上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八备”、“十条”说，使得研究视角从译文转移到译者身上。“八备”、“十条”说从学问和道德修养两大方面对译者提出了全面而严格的要求，可以说为道安的“三不易”续上了一个治本的对策。玄奘精熟梵、汉两种语言，又深通佛理，主张直译和意译相结合，译经的质量达到自有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在翻译史上被称为“新译”一派。玄奘留给后人的翻译理论主要是“五不翻”原则，即在五种情况下不译其意，只传其音，也就是只进行音译，将原文语词照搬过来，待讲经时再全面讲解，层层展释。“五不翻”原则，对后世的翻译活动，尤其是20世纪初掀起的“译名大讨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除了上述翻译大家的翻译思想，还有许多贤哲也发表过十分精辟的翻译观点。这些从译经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译论涉及翻译的各个方面，虽然大多是零星的、片断的议论，但已经具有了初步的系统性，奠定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基础。 　　三、佛经译场对翻译人才培养的影响 　　中国最早培养翻译人才的记录，是在玄奘主持译场时期，这些翻译人才在以后的译经事业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据《宋高僧传》记载，嘉尚随玄奘在玉华宫译场翻译《大般若经》，充当证义、缀文之职，才能杰出，后来在后武时期又与薄尘、灵辩等人参与译场32作，充当证义，“功绩愈繁”。玄奘的高足法宝，在参加义净译场时，充当证义，“颇露头角，莫之与京”。玄奘的弟子新罗僧人圆测，在高宗末年和武后初年，又人译经馆，充任义解、证义，“众皆推挹”。 　　宋代，太祖赵匡胤有志于译经，并建造译经院，请印僧天息灾、施护和法天主持译经，从而开始了宋代官译佛经。后来，天息灾向朝廷上书说，历朝译经，多靠梵僧，而天竺离此遥远，如无梵僧东来，势必使译经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为此请求在京城内选儿童50人学习梵语，好培养出翻译人才来。太宗同意，从500个儿童中挑选出1o人受业。因此，译经院也更名为传法院。 　　元代培养译员，设有专门学校，如京师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分别教授蒙古语和波斯语。其毕业生经翰林院“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即委以译史或学官之职。 　　明代，中国与邻邦外蕃和海外各国交往十分频繁，而口笔译人员奇缺，因此不得不设立专门学校――四夷馆，来培养翻译人才。四夷馆原为八馆，后又增添两馆，教授蒙古、西藏、印度、缅甸、暹罗等国家的语言。毕业的学生分发各部，充当译员，凡外国人与中国官员书信往来，谈话交际，都有他们翻译。四夷馆的设立极大地满足了当n-．i’#b~x翻译的需要。 　　四夷馆在清初顺治元年更名为四译馆，同时清政府还设立了会同馆，两馆共同招收译字生，培养译员。乾隆十三年，两馆合并为会同四译馆。为中俄交涉之需要，康熙帝曾创建过俄罗斯文馆，培养翻译人才。俄罗斯文馆于1862年并人同文馆。雍正帝也曾于1729年在北京创立“译学馆”，选拔满汉八旗子弟入馆学习拉丁文。清朝最著名的翻译人才培养机构则是京师同文馆。从1862年创办至1902年并人京师大学堂，历时40年。这一时期的毕业生是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批比较正规的外语教师和翻译人员，但从数量和质量上还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马建忠才建议设立翻译书院来培养专门的翻译人才。但这项1894年提出的建议并未被清政府采纳。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人京师大学堂，改称翻译科。不久，翻译科该校增设的译学馆。中国的高等学校专业翻译教育从此开始。 　　综上所述，佛经译场催生了合作翻译的形式，这种形式在以后的科技、文学翻译活动中也被广泛地应用，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许多佛经翻译家以译场组织的译经实践为依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奠定了中国翻译理论的基础。此外，译场还承担了培养翻译人才的重任，开创了中国外语翻译教育的先河。因此，佛经译场对于中国翻译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应当受到相应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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