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妇女：在日寇残暴统治下奋起抗争九一八日本掠夺东北资产：查收“逆产”41717万元
女干部纺线织衣被誉为谱写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辉煌篇章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浴血斗争，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这场成为中华民族伟大战略转折的民族解放斗争中， 广大妇女把个人安危、生死置于度外，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神圣的责任，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奋起反抗的东北妇女九一八事变后不到半年，日本关东军就占领了东北3省。 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犯下了滔天罪行，集体屠杀的万人坑已发现60个。 妇女所遭受的苦难尤为深重。日军在东北强征各族姑娘进慰安所，强迫穷人的妻女进妓院。仅延边地区的安图县明月沟镇就有30多个姑娘和200 多名妓女，许多妇女被强奸、轮奸，甚至被进行梅毒试验。在平顶山和通化地区的大屠杀中2/3以上的遇难者是妇女和儿童。在工厂里， 女工劳动时间长工资少，怀孕的妇女被除名，放工时女工要遭受侮辱性的搜身，45岁以上的妇女连每月配给的7斤粗粮也予以取消。日伪的野蛮统治激起了东北各界爱国人士的反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很快组织了妇女会、妇女反日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等许多抗日团体，对广大妇女进行抗日宣传、组织慰问和支援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各阶层人民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日伪斗争。文化界爱国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许多女学生主动给游击队购买物资，传递文件，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发动女工罢工等。女作家白朗等组织半公开性质的“星星剧团”，从事抗日活动。还利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身份，开辟了《文艺》、《妇女》、《儿童》等专栏，编发了许多反日伪的作品。作家肖红于1934年写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辱、誓死不做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心。广大农村妇女怀着对敌人的仇恨，纷纷组织慰问队、做鞋洗衣队、侦察通讯队，给抗日游击队以物质和精神上的关心和帮助。广大妇女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武装斗争的号召，到1937年抗联女战士已达700 多人。在第三、四、五、七军中先后建立了妇女团、妇女队和妇女班。女战士有步兵、骑兵、侦察兵、通讯兵，还有机枪手。五军女战士最多，约300人左右。五军妇女团有3个大队，队内没有妇女班，直接由军部领导。她们随军打仗，并担任宣传鼓动、医护等工作，女兵在战斗中机智勇敢，具有很强的战斗力。1937年1月，五军妇女团受命追击逃窜日军 ，歼灭了一批敌人，生擒了28名日军。同年4 月该团部分女战士在转移时曾多次与敌人展开肉搏，表现出中国妇女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1937年8月， 三军七团妇女班配合尖刀排袭击日本守军。女战士迅速勇猛地向日军医院和仓库发起进攻，敌人大量物资武器药品被缴获。宁安抗日游击队女战士、朝鲜族姑娘林贞玉，同男队员一样站岗放哨，行军打仗，样样走在前头，被称为游击队里的“花木兰”。在与日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抗联女战士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事迹，涌现出无数英雄。赵一曼等是她们中的杰出代表。在女英烈中，还有与当了日伪自卫团长的父亲直接交火的一军女机枪手、战士们敬佩地称作“女将军”的许成淑；有东北第1 位女无线电报务员，牺牲前吞掉了密码、砸碎了电报机的陈玉华；有被日寇做“放血试验”，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女侦察员沈景淑；有被日军挖去了双眼，仍怒斥敌人必然灭亡的朝鲜族姑娘崔姬淑；有为了彻底毁灭日军幻想，毅然咬断、咬伤自己的舌头和右手手指，最后连同未出生的婴儿一起被敌人活活烧死的朝鲜族女共产党员金顺姬；有为了掩护五军主力撤退，子弹打尽、三面受敌，在敌人步步逼近时，从容走进乌斯浑河的8 位抗联女战士。东北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坚持了14年。在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中，汉、朝、满各族妇女舍身救国的崇高的民族精神，在强敌面前英勇顽强的气概，为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历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妇女运动和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妇女带来了空前深重的灾难。仅在南京大屠杀中，就发生了两万左右的强奸事件，“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女，多数被奸污……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害”。日军的兽行，激起中国妇女的强烈反抗，今年78岁的李秀英老人， 当年奋力夺取日军佩刀，与3个鬼子搏斗，被日军刺了37刀， 终于没有受辱。日本强盗的侵略，侵犯了中国每个阶层的利益，危及每个人的生存。这就造成了妇女运动的从未有过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影响和“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全面开展起来。第一，妇女救亡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日，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成立妇女救国会。12月21日上海妇女救国会成立。何香凝在会上号召妇女“要与男子一样的负起重大的责任，争取民族生存”。国民党立法委员王孝英也在大会上发表了颇为激进的演讲。她说：“中央政府虽然还很尊严地站地那里，它给了我们什么？它送掉了东北，现在它又要准许华北自治了……我们反对，我们不能承认。”她号召妇女团结起来，共同抗争。日，北平妇女救国会成立。很快南京、天津、山西、广州、武汉、杭州、济南、河南等省市也都成立了妇女救国会，并与上海妇女救国会取得联系。抗战初期，聚集在上海从事妇女救国活动的上层妇女界人士，在何香凝、宋庆龄等妇女领袖的倡议下，联络了于凤至、蔡元培夫人等，于日成立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同年8月1 日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总会号召下，大部分省市都成立了分会。1938年初，由邓颖超、沈钧儒等发起，并于3月10 日在汉口成立了以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同年5月，宋美龄又将1934 年成立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进行改组扩大，使其成为具有鲜明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救亡组织。抗战时期，许多妇女救亡组织和团体，积极为抗战出力。当时有一个响亮的口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对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发出的号召。广大妇女履行了这项民族义务。1937年9月成立的湖北战时妇女工作团为抗战将士募捐10万双军鞋，还加工一批战场急需的防毒面具。1939年上半年，仅上海的中国职工妇女俱乐部就为新四军募集了10万套军棉衣。妇指会在“皖南事变”前的两年多时间，也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1938年纪念“九一八”，发动寒衣运动，为抗战将士赶制棉衣10万件；日，发动重庆妇女界开展“献金”活动，仅一个月献金达63万余元。4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神动员的指示》，该会于19日在重庆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妇女宣传日”活动，组织60个宣传队进行家庭访问和街头宣传；10月发动全国妇女完成50万件寒衣。1940年春发动20万双军鞋运动，都取得很大成绩。它还成功地组织了1939年和1940年两次大规模的“三八”纪念活动，扩大了妇女的抗日动员。1940年的纪念活动还同反汪肃奸和促进宪政运动结合起来，收到了积极效果。妇女慰劳总会每到春节或抗战纪念日，照例进行慰劳抗战军人家属和荣誉军人活动。1941年拨款300万元筹建荣誉军人新村。还置备大批药品，转赠各战区医院，再拨款4万元，慰问重庆及其近郊出征军人家属。 《新华日报》曾发表评论，充分肯定其工作成绩。桂林市妇女团体发起的献机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截止日，总共募款260余万元， 可购置“中国妇女号”飞机13架。战时儿童保育会主要开展到前线抢救、收容难童、筹建保育院以及进行广泛募捐活动。宋庆龄多次向国外朋友呼吁救济中国战灾儿童。她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也捐集资金、物资支援儿童保育院。李德全认捐511名儿童的生活费，郭秀仪认捐400多名儿童，宋庆龄等也纷纷认捐。国统区、沦陷区的妇女进步组织在爱国精神的鼓舞下，不断反对来自顽固派方面的种种阻力和破坏，坚持抗战，坚持团结，为支援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战地服务，奋勇杀敌。随着日军战线不断拉长，各地妇女界组织了各种战地服务团，直接为前方将士服务。其中由丁玲率领的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胡兰畦率领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和谢水莹率领的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是当时最为知名的。胡兰畦率领的战地服务团3年中转战苏、鄂、闽等8个省，行程2万余里。妇女们不仅奔赴前线、服务战地，还直接拿起武器，杀敌报国。女青年纷纷投奔抗日军队，接受军事训练。八路军学兵队女生区队，新四军教导总队第8队，第5战区抗敌青年女生大队，广东省第8 区民 众抗日自卫团妇女干训所等等，它们虽然分属于不同党派的不同军事系统，但都是以训练抗战女战士为宗旨。这些学员大都成为抗日的积极力量。广西女学生军于1938年2月开赴鄂豫皖抗日前线，1939年2月又开赴大别山坚持抗日斗争。浙江绍兴妇女营，创建于1938年5月， 它是活跃在钱塘江两岸的一支妇女武装力量。1938年11月，妇女营参加夜袭王店的战斗，打出了声威。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检阅了绍兴妇女营，5月他在对桂林《救亡日报》发表谈话时， 高度赞扬绍兴妇女营过江杀敌的动人事迹。抗战时期，妇女的动员是非常广泛的，就连啸踞太湖的绿林女子蔡一飞，也召集旧部，组成游击队，开赴前线为国杀敌。她们第1 次与日寇交锋，就击毙70多人，活捉12个俘虏。连日寇也不得不称她为“这时代的英雄”。第三，抗日宣传如火如荼。抗战时期，所有的妇女抗日团体，都把宣传抗日、唤起妇女觉悟，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各妇女救亡组织纷纷办妇女刊物。如《妇女生活》、《妇女园地》、《上海妇女》、《中国妇女》等等。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妇女报刊最活跃的局面。抗战时期创办的妇女报刊多达130余种，其中仅1939年新创办的竟达40余种，创历史最高纪录。除了报刊的宣传形式外，还有大量的普通群众能够参加的唱抗战歌曲、演讲、戏剧等多种形式的宣传，形成了一支具有强大阵容的宣传大军。上海、开封、四川等地成立了孩子剧团。1935年淮安新安学校儿童组成的新安旅行团，先后到过20多个省，行程5万里， 进行抗日宣传。抗战时期，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妇女运动，其发展速度之迅猛、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成绩之突出，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都是空前的。根据地妇女的卓越贡献日，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并向全国姐妹们发出宣言书。这是一个除卖国贼外，15岁以上女性都可以参加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接着，各抗日根据地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妇女组织纷纷建立起来。根据地的妇女救国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响应民主政府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持续不断的各种抗日救国活动，并取得卓越的成绩。在支援前线与根据地的建设方面，广大农村妇女挑起了这副重担。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家家户户都是军队的后勤供给加工厂。当时，人民的生活十分艰苦，有的妇女找不到布匹，就把自己衣服大襟扯下来做军鞋。据统计，年间，陕甘宁边区妇女共做袜子手套8 万多双、鞋子2万多双，晋西北妇女1940年做军鞋12万多双。 山东寿光县牛头镇在8年抗战中为子弟兵做军衣9400件、军鞋2万双、军袜1.6万余双、 纺线2000余斤。1939年冬天，山东妇女给军队做棉衣 10. 49 万余件，1940年3个月做军鞋7.23万双。江苏海居县德元村百户人家，3年做军衣1500件、鞋900双、织布1350匹。1938年9月，山东胶东妇女献金50多两、银12400多两。1940年太行山区妇女共募集40 多万件慰劳品。1943年陕甘宁、太行山等地参加纺织的妇女有30.1万，而到1945年各地参加纺织的妇女达到177万余人。到抗战胜利时， 各根据地的军民用布基本上能够自给，八路军全体将士都穿上了解放区生产的草绿色细布军装，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在这场关系到根据地生死存亡的经济斗争中，由广大农村妇女充任主力的纺织大军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了支援前线，妇女们不仅从事纺织、养猪养鸡、养蜂养蚕等家庭副业，而且克服体力上的困难，冲破旧的世俗观念，毅然担负起过去主要由男子承担的开荒种田、植树造林、送粪施肥、锄草收割等比较繁重的艰苦劳动。1939年陕甘宁边区妇女开荒6万多亩、植树7万多株。1940年晋察冀边区妇女开荒修滩5万多亩。广大妇女节衣缩食， 用超出常人数倍的劳动，努力建设根据地，为支援前线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了早日消灭日寇，浙东地区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在两年多时间内就由原来的800人发展到1万多人。在信阳县，1941年和1943年为新四军补充兵力上万人。在这些地区，一家有3、4人参加抗日军队的不在少数。被誉为“游击队之母”的满族老太太洪文国，把5个儿子儿媳、3个女儿都送上抗日前线后，又动员丈夫参加抗日。太行山区沁阳县义庄村李河运大娘，不仅把自己3个儿子儿媳送去抗日，还动员自己的妹妹、 侄儿等8名亲戚参加革命军队。琼崖有四姐妹同时参军的。 文昌南乡几乎全部青年都上前线，该县宝芳乡许三嫂大儿子刚牺牲，她又把小儿子送到部队，小儿子也牺牲了，房子被敌人烧了，她仍坚持斗争。广大妇女以最崇高的母爱和伟大的民族牺牲精神，保证着久战不竭的兵源。根据地的妇女不仅送亲人上战场，她们自己也积极参加自卫军。女自卫军平时主要从事抗战勤务，坚壁清野，除奸防特等，战时配合部队进行战地救护、侦察、通讯、做饭、转移群众等工作。据统计，1940年各根据地妇女自卫队员有158万多人。珠江纵队1943 年建立了一个代号“白鸽”的交通队，先后有600余人，其中仅有4名男性。河北省望都县柳陀村的14位女自卫队员被日军捕去折磨了10天，无一人投降，最后竟被活埋。女自卫队员用生命和鲜血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1941年起，日军集中了侵华兵力的64％和几乎全部伪军，对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疯狂扫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又趁机掀起第2次反共高潮。再加上陕北、华北连年遭受旱、水、 虫等自然灾害，有些地区甚至连树叶、树皮都吃光了。根据地处于严重困难局面。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女党员、女干部和广大妇女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941年11月，日军调集5万重兵“扫荡”沂蒙山区，有3500多人被杀害。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海南妇女，抗战时期有1058位妇女献出宝贵生命。其中在日寇“蚕食”时期，琼山县妇救会就有260多位妇女牺牲。 一个小小的文昌县竟牺牲了565位妇女。 琼崖根据地领导人冯白驹这样评价当年的斗争：“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是人民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抗击日寇的铜墙铁壁。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日日本国无条件投降，在这漫长的艰苦斗争岁月里，在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广大妇女从未停止过反抗和斗争。她们是历史上最野蛮的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但也是反侵略战争最英勇、最坚决的奋斗者、胜利者。她们用无愧于祖国的人生谱写了一曲英雄的史诗。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妇女是消灭非正义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证明任何革命战争，如果没有广大妇女的积极支持和参加，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九一八日本掠夺东北资产：查收“逆产”41717万元进攻黑龙江马占山军的战斗中，日军使用的一部分FT-17坦克即为沈阳的缴获奉系军阀官僚资本一部分由各个大官僚直接控制,一部分由东北地方政府自办或官商合办,一部分由中外官商合办。到九一八事变前,奉系军阀官僚资本在东北社会经济中已经形成了垄断势力。奉系军阀官僚资本是中国官僚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中国官僚资本的一般特性。我们不能因后来张学良西安事变中有功和他的特殊处境,而把九一八事变前的奉系军阀官僚资本改写成“奉系民族资本”或“奉系爱国民族资本”。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奉系军阀官僚资本便成为日本侵夺的对象。本文拟就日本对奉系军阀官僚资本的侵掠情况作一概述。一对公私财产的露骨洗劫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将领的家私及政府出资兴办的各种企业未及转移,悉被日军占有。1932年6月,伪满政府发布“逆产处理法”,规定“旧政权者”、“扰乱国家之安宁秩序”、“有违害建国行为”者的财产为“逆产”;“逆产”均没收之;没收“逆产”均归“国”有;对于逆产处理委员会之判定不得声明不服。到日,伪满公布“废止逆产处理法宣言”,结束逆产处理事务,日伪基本完成了对于奉系军阀官僚财产的剥夺。没有投降日本的奉系官僚将领们的个人财产在战争一开始就被日军洗劫一空。据美国报界协会记者关于日军抢劫的情况报道:“在抢劫时,通常由当地的日本预备队跟随日本正规部队一起去,这些预备队由附近的商人和投机者组成,他们非常熟悉要抢劫哪些人家的财产情况。”抢劫时有时主人(即中国的将领们)本人也在场,他们遭到了毒打和侮辱,“就象挨了打的狗似的,但是他们不敢埋怨日本人,担心会遭到更加严厉的惩罚”。抢劫后,“很大的橱和箱子都空空如也”,有的家人亦被捕去。此后,日本人还以搜查违禁品及枪械为名,轮番到原东北官僚家中搜查,只要是值钱的东西都视作“违禁品”,倾箱倒柜,罗致以去,谁敢反抗即遭枪毙,甚至滥加罪名,将全部财产作为“逆产”没收。张学良、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等许多人的宅邸都被洗劫。张学良的私邸于九一八事变次日被日军包围,所有一切贵重物品均被日军夜间用载重汽车运走,各处办公器皿多被日军捣毁掷入院中水池内,文卷印信均被掠去。张学良寄存于边业银行的大量黄金和古董刻丝画等也全被劫夺。荣臻的住宅日军特别注意,其在宅家属及朋友共11人皆被捕去,财产箱柜分装4辆载重大汽车运走。在汤玉麟的宅邸,日本人捞到了1000万银元,这些银元多是汤玉麟搞鸦片投机发的财。张作相的财产全部被日军没收,后日本又以交还一部分为诱饵,想劝说张作相归降,但遭到张作相的拒绝。前辽宁省财政厅长张振鹭、奉天市长李法权的全部财产被没收,用于所谓“慈善事业”。原东北当局者的财产被日军劫取后,日人汰劣留精,将一部分转售与华人小贩摆摊贩卖。没有逃亡的原东北官僚中,少数人甘心卖国求荣,得到日本人的庇护,有的人甚至和日军一起迫害其他人。原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财产有五六百万元,大部分用于置买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投资工商亦复不少。日军为了拉拢张景惠投降,对他的住宅加以保护,派4名日本兵轮流守卫。曾任热河省督军的阚朝玺在当汉奸后,日本将他在边业银行的10万元股本予以退还。曾任东三省巡阅使署法律顾问的亲日分子赵欣伯,于9月20日充任沈阳市长。他勒索敲诈,大发横财,仅3个月获巨款60多万元。一些原奉军将领遭他迫害,如原边业银行理事长阎廷瑞求赵欣伯帮忙提取张作霖第五夫人的存款,赵因勒索未成,竟密告阎廷瑞为张学良侦探日军的秘密,日军宪兵便把阎拷打致死。二对军事工业的侵掠东北的军事工业是日军最先夺取的目标之一。奉天兵工厂在“九一八”之夜即遭日军炮轰,次日上午10点被日军占领。厂内库存的大量武器,包括步枪915万余支,机枪2500余挺,手枪2600余支,炮50余门,各种枪弹118亿余发,炮弹50余万发,以及火药、地雷等库存的各种材料和半成品,工厂的机器建筑,库存款项,均被日军占有,价值现洋约元,厂内重要的文件印信亦被全数运走。1932年10月,由日本三井和大仓财阀等出资240万元,设立株式会社奉天造兵所,生产、修理和贩卖各种枪枝弹药及机械器具;原来工厂的部分建筑设施分别划归关东军兵器厂、满洲飞行株式会社、宪兵队、陆军兵器厂等。奉天造兵所于1936年7月改组为日伪“特殊会社”,增资至460万元,1939年又增至2500万元,成为日本侵略军的野战兵器厂。东北陆军被服厂,日下午4点被日军占领,损失服装成品、附属制革厂存品及器具材料等,价值现洋约7576601元。日军接管后,将机器设备全部没收,先是制作日本旗,继而制作军用呢料制服。1932年8月,伪满军令第5号规定,将被服厂隶属于伪满军政部,定名为军政部被服厂,本厂设于长春,支厂设于沈阳和齐齐哈尔,生产各种军装。奉天迫击炮厂于“九一八”当夜12点后被日军占领,所有文件和厂房全被毁坏,损失各种迫击炮、机械、车辆成品及半成品等价值8933669元。1934年3月该厂被改组成汽车工业株式会社,由于原有的设备和技术条件较好,日本仅用600万元即完成了转产改造。东北航空工厂于日上午10点20分被日军占领,当时有飞机260架,均被日军涂换日本符号,两翼涂红日,另有发动机450余部,以及飞机上的各种仪器等,直接损失达543715万元,加上员工住宅损失、商人因事变不能交货等间接损失,合计568715万元。1932年9月,该厂并于“满洲”航空株式会社,作为“满洲国”股份2200股,作价97万余元,加上“满铁”与住友财阀的股份,资本总额为385万元(伪币),经营航空运输及飞机的修理制造等事业。辽宁陆军粮秣厂于日中午12点被日军占领,损失粮秣、存款、机器物品等,总计价值约2415401元。日军攻占长春南岭时,将长春县军用柴草处及粮秣厂纵火焚烧,军草30余万捆、秫秸二十五、六万捆尽付一炬。其后,辽、吉、黑三省的陆军粮秣厂均被并入日本的陆军粮秣厂。三对一般工业和矿业的侵掠收买了股份的62%,资本总额达900万元,扩大了生产。呼兰制糖厂被伪满洲国实业部接收后,1935年又让渡给日本财阀出资成立的满洲制糖株式会社,成为该会社所属工厂。由东三省官银号、中交两行等出资经营的奉天纯益缫织公司,事变后东三省官银号的股份被伪满中央银行接收,1932年10月裁减200名职工的一半,生产大部分停止。1933年资本为现洋50万元,内以伪满中央银行出资最多,中交两行仍保有部分股份。东北大学工厂,事变后被纳入“满铁”皇姑屯工厂。1924年由张学良、杨宇霆等出资创办的大亨铁工厂,原来从事机械生产,被日伪作为“逆产”没收后,1934年5月由日本几家财阀收买,资本增至3000万元,制造车辆、桥梁、矿山机械等,主要满足“满铁”、“满炭”、造兵所的需要,形成日本资本独占机械工业的“满洲工厂”。原东北交通委员会所属的东北交通用品制造厂资本现洋10万元,该厂于日下午3点被日军占领,损失机器厂房、存货和半成品等,约计价值现洋3411万元。“九一八”后,由奉天储蓄会、东三省官银号和官僚出资50万元成立的惠临火柴公司继续维持,原有的官僚资本股份被日伪当作“逆产”没收,伪财政部设置公卖处控制火柴的生产与销售,公司经营日形困难。1936年惠临火柴公司的资本额为现洋22万元,年产火柴73470箱。曾任奉天省长的刘尚清出资开办的作新石印局自事变后十分冷落,收支不能相抵,被迫将一部分铅印机和5000斤铅字出卖归还银行欠款,以后并入光荣印刷会社。奉天八王寺汽水啤酒公司原来资本现洋25万元,其中三分之一的股份为东北原有官营电业部门18所。1932年3月伪满政府成立后,由关东军特务部与伪满政府订立电气事业合同,成立“满洲”电气委员会,准备合并东北电气事业。1933年6月,在关东军特务部主持下,将中日几大电厂组成准备委员会,于1934年11月成立伪满电业株式会社,资本为9000万日元,以后增至312亿元,统一经营东北电气事业。原辽宁电灯厂的厂长和各课长均由日人担任,该厂改名为“满洲”电业株式会社奉天电业局,逐步改用抚顺的电源,原有发电机被日伪撤移他处使用。1932年伪满民政部获得奉天电灯厂资本金400万元的6分红利24万元。安东电灯厂于事变后停止发电,1932年7月改组,由南满电气厂会社与奉天电灯厂共同折半投资,成立安东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八道壕电气厂随八道壕煤矿转归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经营,改称八道壕炭矿电气厂。原长春电灯厂于1931年11月停止发电,由日本南满电气会社统一配电。原吉林电灯厂于1934年3月直接由南满电气会社长春发电所送电后即告封闭,发电机被移往鹤岗、洮南和孙吴,后成为伪满洲电业会社吉林支店。原黑龙江省官银号出资经营的齐齐哈尔、绥化、海拉尔、海伦等电灯厂先被伪满中央银行接收,后转让于伪满洲电业株式会社并成为该会社的支店。沈阳电车厂,“九一八”后被日方接管,又移交伪奉天市公署,1936年改组为奉天交通股份有限公司,1937年后合并公共汽车公司而改称奉天交通株式会社,原有的东北官僚资本电业全部被日本吞并。奉天纺纱厂,“九一八”后被日本派人进厂经营。伪满洲国成立后,原有的官股被伪奉天实业厅接收。1938年日本钟渊纺绩会社收买了股份的62%,资本总额达900万元,扩大了生产。①呼兰制糖厂被伪满洲国实业部接收后,1935年又让渡给日本财阀出资成立的满洲制糖株式会社,成为该会社所属工厂。由东三省官银号、中交两行等出资经营的奉天纯益缫织公司,事变后东三省官银号的股份被伪满中央银行接收,1932年10月裁减200名职工的一半,生产大部分停止。1933年资本为现洋50万元,内以伪满中央银行出资最多,中交两行仍保有部分股份。东北大学工厂,事变后被纳入“满铁”皇姑屯工厂。1924年由张学良、杨宇霆等出资创办的大亨铁工厂,原来从事机械生产,被日伪作为“逆产”没收后,1934年5月由日本几家财阀收买,资本增至3000万元,制造车辆、桥梁、矿山机械等,主要满足“满铁”、“满炭”、造兵所的需要,形成日本资本独占机械工业的“满洲工厂”。原东北交通委员会所属的东北交通用品制造厂资本现洋10万元,该厂于日下午3点被日军占领,损失机器厂房、存货和半成品等,约计价值现洋3411万元。“九一八”后,由奉天储蓄会、东三省官银号和官僚出资50万元成立的惠临火柴公司继续维持,原有的官僚资本股份被日伪当作“逆产”没收,伪财政部设置公卖处控制火柴的生产与销售,公司经营日形困难。1936年惠临火柴公司的资本额为现洋22万元,年产火柴73470箱。曾任奉天省长的刘尚清出资开办的作新石印局自事变后十分冷落,收支不能相抵,被迫将一部分铅印机和5000斤铅字出卖归还银行欠款,以后并入光荣印刷会社。奉天八王寺汽水啤酒公司原来资本现洋25万元,其中三分之一的股份为东三省官银号所有,事变后官股被日伪没收,又派日人任公司专务董事,1935年接任董事长,垄断一切。1937年8月该日人董事长将公司折价售与日本昭和酒类株式会社,使公司损失银洋40余万元。日资接收后,继续利用八王寺“金铎”商标赚取利润。含有部分官僚资本股份的奉天副食品酱油公司、溥源公司(酱油酿造工厂)资本金均为现洋15万元,日伪将官僚资本股份没收后,仍由其余华商继续经营。肇新窑业公司,有张学良的股份。1929年张曾令边业银行拨给现洋12万元,作为他在肇新窑业公司的个人股本。“九一八”后日军几次派人到肇新厂检查“敌股”,最后认定张学良、周濂和金哲忱的投资共2260股、135600元为“敌股”,没收归为“国有”。这项股份伪政府打算全部出让给几名日人。经过交涉最后由该厂直接经营者、该厂日人技术长等与伪政府提出的几名日人三方面收买,以后公司的大权逐渐被日人把持。奉天军政界官僚出资的华北珐琅磁有限公司,事变后由部分资本主继续经营。由曾任吉林督军的孟恩远等出资的基泰建筑公司,事变后生意萧条。其他未投降日本的奉系官僚的工厂企业,有的被公开剥夺,有的被迫倒闭,有的部分股本被没收,有的被日本资本吞并。勉强维持者,由于失去了权势的保护,只能在日伪经济统制的夹缝中图存。奉系官僚资本的矿业,先后被日伪收归“国有”。东北矿务局所属西安煤矿、1931年10月被日军大佐河本大作强制“接收”,原代矿长被捕,河本自称总办,从“满铁”抚顺煤矿调来的安田任所长,成立西安煤矿公司继续经营。东北矿务局所属复州煤矿,1931年11月被关东军司令部派日军40余名强制占领,原矿长被驱逐,日本派“满铁”社员为矿长,加派日本顾问6名管理该矿。东北矿务局所属八道壕煤矿、阜新孙家湾煤矿、官办尾明山煤矿等,亦被日人霸占。官商合办的鹤岗煤矿、北票煤矿、中俄官商合办的穆眣煤矿,均陷于停顿状态。“九一八”后,日本关东军特务部即着手草拟关于煤炭的统制计划,1933年制订了“满洲炭业统制要纲”。1934年5月设立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河本大作任理事长,起初资本为1600万日元,“满铁”与伪满政府各出一半,“满铁”以阜新县内矿权和300万元现款为股本;伪满政府以复州、八道壕、尾明山、阜新孙家湾各煤矿及其附属财产和鹤岗、西安、北票煤矿的官股为股本,其中复州、八道壕、尾明山、孙家湾由会社直接经营,鹤岗、西安、北票由会社参加投资与实行统制经营,而穆眣、扎赉诺尔、密山煤矿由会社逐渐予以收买。原由张学良、孟恩远、张作相等出资经营的蛟河奶子山煤矿、吉林实业厅与日人“合办”的老头沟煤矿等,归“满铁”经营。1935年9月前,张学良拥有的兴城县富儿沟煤矿系由日人信和公司开采,张作相拥有的杨家杖子铅矿乃由日满矿业株式会社经营。原东北矿务局所属海城大岭滑石矿被并入三井出资的满洲滑石公司。事变后,中日“合办”本溪湖煤铁公司的中方职员被日人驱逐,辽宁省的股份被伪满洲国接收,1935年增资为1000万日元,其中日方大仓会社出600万元,伪满政府出400万元,改名为株式会社本溪湖煤铁公司。1939年“满业”(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又加入股份,资本增至1亿元,“满业”与大仓各出800万元,日方进一步实行独占。弓长岭铁矿,事变后辽宁省股份由伪满政府继承,日商饭田股份由日本昭和制钢所收买,组成弓长岭铁矿无限公司,自1933年5月正式采掘。东北矿务局所属辑安报马川金矿,事变后即停工。该金矿原属官僚资本,于是变为“国有”,1934年5月设立满洲采金会社,资本金1200万元,其中伪满政府与“满铁”各500万元,东洋拓殖会社200万元。东北原官办硝磺局被伪满的火药专卖局取代,伪满拟定“满洲火药类统制要纲”,军用以外的火药类由伪政府统制及专卖,禁止民间私制。伪满实业部所管复州、西安、八道壕、北票、鹤岗、老头沟、弓长岭、海城大岭8矿所得投资利益不多,伪满民政部所管穆眣、本溪湖两矿乃得相当数量利益金。四对铁路及航运通信事业的侵掠“九一八”后,东北各铁路被日军侵占,原由中国官方出资和官商合办的铁路都被收归伪政权“国有”。1931年10月,在日本军部的授意和认可下,成立了伪东北交通委员会管理铁路事务,该会完全秉承日本旨意办事,受“满铁”控制。1932年3月又移归伪交通部管辖。日前,日本对中国向英国借款修筑的北宁路关外段采取了毁坏铁路设施、抢劫和扣留车辆、强行占收铁路公款、扫射和轰炸列车及车站等手段,破坏列车正常运行,阻断关外全段干支线交通。1月8日,日人命令将该段铁路改名为奉山路,车虽通行,但处处须受日人指挥。日方设法减少该路收入,扩大支出,造成企业巨款亏损后由“满铁”投入资本,达到占有全路的目的。该路英人职员向日本交涉无效,乃由“满铁”经营并负责偿还英国债务。吉长铁路为日本借款修筑,工务、运输、会计三科主任原为日人担任,并由“满铁”代为经营,中方局长仅管理总务、警务和所谓“监督”;“九一八”后日军焚毁警务课,枪杀警士,局务全归“满铁”所派之代表主持。吉敦铁路虽系“满铁”垫款修筑,但管理权本归中国所有。1937年10月下旬,日本军官十数人持日本军部命令到局宣读,从11月1日起将吉长、吉敦两路合并,易名为长敦铁路,12月1日直达通车,全路总务、运输、工务、会计各处长均为日员。日方又将两路借款合同合并改订,借款总额提高到3630万元,年息提高到7厘5,期限50年,由“满铁”代理经营。四洮铁路为“满铁”垫款修筑,工务、会计、车务三处处长均系日员。“九一八”后日本军部又派汉奸为傀儡局长,路务实权皆操诸日籍处长之手,重要职员皆为日人。原借款合同因中方要求减息争议未决而未续订,日人乃与伪奉天省政府重订该路借款合同,借款额定为4900万日元,年息7厘5,由“满铁”代理经营。沈海铁路被日军占领后,其正副理事长和各处顾问均为日人,日方把持一切路务,并于1931年10月与“满铁”正式办理客货联运。日人施行种种阴谋,减少沈海路收入,从9月18日至次年3月即损失670万元;又强迫该路购买日本破车,增加210万金票的巨大债额;不准与北宁路联运,企图借此加入日本资本而以债权资格霸占沈海路权。对吉海铁路,日本军部胁迫伪吉林省署以“营业不佳,入不敷出”为由要求“满铁”代为经营,并与吉长铁路接轨。1932年3月与吉长铁路暂行合并,10月正式将吉海路划归“满铁”,并与吉长路合并,总务、工务、会计、车务各事项并入吉长路各处,归“满铁”代表直接管理,华人总办有名无实。对呼海铁路,日本强迫黑龙江省当局与之签订合同:由“满铁”借给黑龙江省政府300万日元,年利7厘5,作为官银号复业资金,借款由呼海铁路收入内分50年摊还,以该路动产、不动产及一切收入为担保;伪省政府将呼海路委托“满铁”代理经营,由“满铁”派1名代表负责该路经营之一切事务;又规定须连接齐克路,将来黑龙江省新建铁路之建筑权和借款权亦由“满铁”担任;该路有“满铁”所派日本顾问及20多名技术人员管辖和代行各职。洮昂铁路为“满铁”包工修筑,原因“满铁”送交的工程决算书中有2075961元多浮冒,中方未与之订立正式借款合同。“九一八”后该路日本顾问擅自扩张职权,指挥管理一切。日本强迫该路与“满铁”实行联运,“满铁”列车自四平街至龙江直通无阻,四洮、洮昂各路均成“满铁”支线。齐克路原因尚未竣工而与洮昂路一处办公,局长由洮昂局长兼任;“九一八”后为避免日人借口侵占而迁走与洮昂路分立,日人占领后仍命齐克并入洮昂,共同委托“满铁”代为经营,由洮昂路日本顾问把持齐克。洮索铁路为兴安屯垦公署筹办,北宁路拨款修筑,尚未竣工,日军占据后原局长被害,该路变为洮昂支线。齐昂轻便铁路为黑龙江省官督商办,被日军占领后营业不振。鹤岗煤矿和穆眣煤矿运煤铁路客货运输原本极盛,“九一八”后公司职员均被日人撤换,实权落于日人之手。原由郭松龄等募股修筑的开丰铁路被置于日人监督指挥之下,变为“满铁”支线。吉江两省原有蛟奶、扎赉诺尔运煤铁路和牙克石、苇沙河、横道河子等9条森林铁路,全长461俄里(1俄里=1107公里),亦被日本霸占。至日,伪满政府与“满铁”签署了《满洲国铁道借款及委托经营细目契约》,将原伪满洲国“国有”铁路所负“满铁”113亿元金票的债务,作为“满铁”给予伪满的借款,伪满则以各铁路局所属一切财产及收入作为债款的担保而委托“满铁”经营;其他方面的铁路债务债权亦由“满铁”处理。对于中苏合办的中东路,日本千方百计地破坏其正常经营,割断它与苏联铁路的联系,迫使苏联政府于1935年3月与日本签订协定,以117亿元的价格将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转让给伪满政府。至此,日本“满铁”完全垄断了东北的铁路交通。航运业中,原东北航务局、海军江运部、东北造船所、东北商船学校、广信航业处及松黑两江邮船局,均被收归伪满交通部管辖,从日起,一起委托给“满铁”经营。营口毓太公司原归张学良所有的毓太、毓通、毓济3艘轮船被作为“逆产”没收,归伪满交通部管辖,1934年4月伪交通部以此与营口商务会长郝相臣共同出资设立毓太公司,资本金30万元。对原东北电信通讯事业,日军首先以武装侵占,进行破坏;继而命其立即与“满铁”沿线的日本电信电话局合并。伪满政府成立后,由伪交通部接管了各地电报电话局,电信及广播事业被列入统制事业,规定由日本人,特别是日军将校参与经营。1933年9月正式成立满洲电信电话股份公司,由伪满政府与“满铁”合办,接管原来东北的一切通信事业,投资5000万元,将东北原有的通信业资产仅作价600万元,而日本“满铁”附属设施则作价1650万元,其余股份名曰让“日满人民自由认股”,实则均为日本财阀包揽。1938年日伪接管中东路时,该公司又夺占了沿线的通信设施。五对商业及土地、林业的侵掠官僚资本商业在日军占领后,有的被没收,有的因资本主逃亡而倒闭。张学良私人所开的三畲粮栈,在沈阳被占后被查封没收,日,由伪奉天实业厅贷与6万元资金重新开业。汤玉麟的德顺泰商号经营钢铁建筑材料,原本借助关系承揽经营兵工厂所需材料。事变后,该店经理人与美、德驻奉商人私立契约,将该店变为合名会社继续经营。热河沦陷后,伪奉天省公署打算将该店作为“逆产”没收。1932年7月汤玉麟密电该店经理人,将全部财产卖掉后逃亡。东三省官银号等出资的利达公司资本现洋100万元,经营特产出口及英、德、美的商品进口,年获利达百万元;事变后被伪满中央银行接收,1932年决算仅获纯益现洋84000元,不及事变前一成。其余继续开业者如孙烈臣家的奉天会元亨粮栈、张焕相的东成玉粮栈、奉天储蓄会和官僚出资的四先公司(经营五金杂货呢绒)、边业银行等出资的营口公兴厚(经营棉布杂货)、奉系官僚出资的庆裕长粮栈代理店、裕庆德(经营棉布及杂货)、德泰永(经营棉布绸缎杂货)等,在日伪经济统制后,处境日益困难。“九一八”后,原东三省官有土地和国有荒地变为伪满政府的“国有财产”。没有投降日伪的原东北军政界官僚的土地均被作为“逆产”没收。至1933年5月为止,伪满政府判定辽、吉、黑三省的“逆产”土地,共熟地15314万亩,荒地390万亩,合计54314万亩。熟地以辽宁省,特别是通辽县最多;荒地以黑龙江省为多,荒地面积中包括山林。“逆产”土地的标准地租平均1亩为8角5分,“逆产”熟地的土地收入约为130万元。“逆产”房屋沈阳市内约有2000间,房租收入每月约为1万元。由伪满民政部所管的官产租金每年约156700元,其中包括辽、吉、黑三省地基房屋租金、吉林皇产大租及山林山份、旗务房租等。原来的国有林场被收归伪满“国有”。据1932年伪满林政当局调查,共有林场255处,登记面积达420万公顷。原为中日合办的鸭绿江、海林、扎免三个采木公司,归日伪所有。1932年鸭绿江采木公司获利益金24万余元,扣除报效金、奖金、公积金,伪满民政部获得一半投资利益金6万元。伪满初期日伪设立大同林业公司,资本金500万元,经营吉、黑境内的国有林及原官银号所有的森林。1936年又成立了满洲林业株式会社,接办大同林业公司的一切业务,资本金500万元中,一半为伪满政府出资,另一半为“满铁”和日本王子、大仓系财阀出资。1938年该会社变为特殊会社,增资为3000万元。六对金融业的侵掠沈阳的边业银行于日上午11点被日军占领,库存查封,全部财产被日本没收,被迫停业。该行共损失放款及垫款近3960万元,现金212516万元,抵押品2500万元,寄存品420万元,应付存款5595万元,加上其他,总计损失约1542618万元。事变后各地分行被县长、商会、维持会等提借款项3万多元,12月伪奉天省政府下令禁止。日伪满政府公布“边业银行股份管理办法”,由伪政府管理该行股份,代行股东权利。同年6月该行并入伪满中央银行。尚未被日军占领的关内边业银行分行,所余资产为160多万元,“九一八”后则在天津另设总行,1936年经张学良批准,向关内的东北人士募集股金,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刘尚清任董事长,张学良、张作相、马占山、王树翰等9人任董事,重新向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办理了登记立案手续。未及一年,因资力不足,股东纷纷抽回股金,又变为张家的独资银行。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监禁,1937年4月该行全部停业,交给沈阳三畲堂财产清理委员会清理。东三省官银号于日上午11点被日军占领,库存的16万斤黄金和200万元现洋以及文件印信均被日军劫走。该号共损失现金、存放款、附属营业资本金与往来公债、欠款、发行各种货币的准备金等,合计达4347117万元。该号安东、营口分号于9月19日被日军占领后,受到严密监视,存于日本正金、朝鲜银行的款项亦被扣留,大批现洋被日军劫走。截止至日,东三省官银号各分号各附属事业被地方团体提去现大洋22万余元、哈大洋2万余元、奉大洋150万元、奉小洋112万元,被军队提走现大洋近15万元、哈大洋218万元、奉大洋66万元。日伪下令禁止各方面擅自提款。之后,东三省官银号产权移归伪政权。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在日军侵入吉林的当天即被关东军关闭,库存白银及现洋约千余万元被日人提拨于长春朝鲜银行,并设日人监理1名、顾问2名主持一切。黑龙江省官银号在日关东军进入齐齐哈尔之后被封闭,由于马占山退却时带走了该号的现款、发行纸币的印鉴、重要文件等,减少了该银号损失。日本将边业银行和东三省官银号全部没收后,派“满铁”和正金、朝鲜银行的日本人担任各行号监理官,清查帐目,管理业务,监督复业,并着手筹划设立伪满中央银行。1932年6月伪满中央银行成立,资本金3000万元,实缴一半,总行设于长春,分行设于沈阳、吉林、哈尔滨,县以上城市设支行。从7月1日起,总分支行共128个单位正式开始营业,原边业银行、辽吉黑三省银号的总分号全部被囊括其中。原奉天兵工造币厂于事变后停止铸造银元。1933年4月伪满组织复工,命名为“中央银行造币厂”,利用原设备铸币。1933年3月初日军占领承德后,原热河省兴业银行亦被没收,4月19日伪满财政部宣布该行停业,热河省银行业务由伪满中央银行经管。边业银行和辽吉黑三省官银号原来都拥有一批附属事业,经营项目达22种,分布于工矿、交通、商业、金融各部门,营业所133个,投资额3800余万元。事变后,这些附属事业随各行号一起被没收,并入伪满中央银行,最初由总行设中央实业局予以统辖。1933年4月,附属事业中的典当业、酿造业、制油业、杂货及代理业,共38个本店和27个支店分离出去,于7月1日设立大兴股份有限公司,资本600万元,由伪满中央银行与日本财阀共同出资,当年获纯利3615万元。未移交给大兴公司的附属事业原由总行设投资课管理,其后电灯业于1934年归并于满洲电业株式会社,制粉业归并于日满制粉株式会社,印刷业出让给伪满政府,其他事业逐步移交给独立的公司和市公署其他部门。原由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中国与交通两行奉天分行成立的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事变后日伪先让中国和交通银行把领用的准备库现大洋兑换券以现大洋和东三省官银号与边业银行的现大洋票向东三省官银号结清交付,东三省官银号对原准备库券负有兑换义务。日准备库合并于东三省官银号,6月随之合并于伪满中央银行。奉天储蓄会于“九一八”后营业大受影响,事实上陷于停业状态,对债权者声明不付利息,1933年满期的有奖储蓄亦无力支付。日伪满财政部命令停业清理,10月23日被改组为奉天商工银行,资本改为伪币220万元,日人担任专务董事,后董事长亦由日人担任。东三省官银号与中国国货银行拨款成立的中国国货银行辽宁分行的全部财产,被日军接收。由张学良家出资的富畲祥钱铺和其他官僚出资的部分钱铺、当铺在银行储蓄会中的股份存款,被日伪没收;由张作霖五夫人出资经营的大中银行、孙烈臣家的会元亨钱铺、旧官僚办的益增庆钱铺等虽勉强维持,但在日伪金融统制下处境日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军阀官僚资本大部分归伪满政府所有,一部分变成汉奸资本而与日伪经济相结合。奉系军阀官僚资本被侵掠,给日伪统治者增加了大笔收入。据不完全统计,1933年伪满获得整理所谓“逆产”收入41717万元,其中包括边业银行所存金块被卖的收入35915万元;同年,伪满官产收入为73418万元,其中包括土地和建筑物等不动产收入租金近25万元,企业的红利、利息、物品出售等动产收入70918万元。这为日伪全面实行经济垄断铺平了道路。美媒罕见痛批安倍：亚洲最危险人物！上一张下一张日安倍晋三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据参考消息5月21日报道，【日本《东京新闻》5月20日报道】题：美国媒体称首相是“亚洲最危险的人物”一意孤行要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倍晋三首相一直在呼吁与美国连为一体。然而，美国国内的舆论却对首相冷眼相待。某家大报甚至刊出了《日本的安倍晋三是亚洲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标题。两国对待日美同盟的温度差在不断扩大。“与中国领导人相比，作为超级民族主义者的安倍首相更容易造成与周边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不稳定。”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等媒体16日报道了美国着名的对冲基金掌门人吉姆·查诺斯当天在拉斯韦加斯举行的一次投资会上的言论。这篇报道的标题附上了“最危险的人物”的字样。查诺斯一向以厌恶中国而闻名，但这次却点名批评了首相。本月9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社论指出：“修改宪法解释完全破坏了民主程序。安倍首相应该知道宪法是用来监控权力的。日本的民主正面临着考验。”这篇社论对首相试图修改宪法解释的行为予以抨击。安倍首相在15日的记者会上强调了修改宪法解释的必要性，很可能也让美国大伤脑筋。安倍指出：“即使救援日本人的美国舰船受到了攻击，自卫队也无能为力。”对此，一名前自卫官反驳说：“舰船并非客船，不会搭载很多日本人。如果是在紧急情况下，优先救助的一定是美国人而不是日本人。在异常紧张的军事形势下，战舰是不适宜用来救助民间人士的。由于战舰有可能成为攻击的对象，因此救助反而会适得其反。”上一张下一张日下午，日本自民党党首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虽然安倍周边的人希望在日美之间营造蜜月的气氛，但美国依旧通过媒体不断地在发出批评的信号。针对去年末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华尔街日报》批评说：“这为中国扩大权益提供了口实。”美国国务院官员也明确表示了“失望”。《纽约时报》3月份刊登了一篇题为《安倍首相的危险的修正主义》的社论，担心“安倍首相的民族主义的特性会对日美关系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4月一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指出：“奥巴马政府认为安倍是一位不可靠的人物，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基于这种状况，经济记者町田彻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安倍首相过于性急，行为鲁莽”，“两国间的军事合作本应注重内容和实效，但却采取了修改宪法解释这一华而不实的手段。这种做法给人留下了好战的印象，就像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关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町田指出，美国方面得出的印象是“日本无视战后秩序，试图回到二战前的状态”。盯田表示：“美国担心日本铤而走险，最终迫使美国卷入日本的战争。”【共同社华盛顿5月19日电】美国奥巴马政府对日本政府欲解禁集体自卫权给予积极评价。另一方面，美国也对安倍晋三首相与中韩两国的对立加剧这一风险抱有担忧，将继续要求日方慎重对待历史认识问题。为了推行重视亚洲的战略，美国希望通过让日本发挥更大作用以减轻自身的负担。美国对安倍的评价则是另一回事。《纽约时报》在9日的社论中写道，通过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做法“将破坏民主程序”，宪法解释“不是政府能任意修改的”，敦促安倍政府重新考虑。美国会调查局也在2月公布的日美关系报告中指出，“安倍首相的历史观有可能与美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认识产生冲突”。报告对安倍努力强化曰美同盟给予了肯定，同时也就去年12月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一事表示“许多美国专家认为（安倍）给日美同盟带来了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影响”。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给最新一期《外交事务》杂志的投稿中强调美国应在日韩之间进行斡旋，称“为了改善日韩关系，预计美国将不得不继续倾注相当的政治能量”。上一张下一张日下午，日本自民党党首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贵州军阀王家烈：靠“夫人外交”成为“贵州王”“夫人外交”成为“贵州王”&&&&王家烈,字绍武，新站区小水人，生于1893年农历5月27日。1911年毕业于桐梓高等小学堂，家贫辍学。曾于松坎至遵义间以背盐为生，1912年去遵义，曾在遵义县境教私塾。发迹1914年8月，王家烈在遵义入伍，编入贵州省防国民军，后改称黔军。历任列兵、上等兵、下士、副班长、少尉排长、中尉排长、司务长等职。其间，曾随队参加护国战争，战于川东、川南，“协守皇城”。后入湘参加护法战争，并于年，先后入贵州陆军模范营和贵州讲武学校学习，1920年返黔后，升任周西成营八连连长，从此追随周西成驰骋于川滇黔境，以其沉稳、直率、善战的性格和功勋成为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军政集团主要骨干。1921年后，随桐梓系集团军事实力的发展壮大，王亦日渐提升，扶摇直上，1922年任营长、团长，1923年任旅长，1926年3月任黔军第二师师长，1927年4月后，周西成奉蒋介石令出兵讨共，命王率部入湘，驻沅陵，后退驻桐仁。1928年春，王又为第九路军总指挥周西成保荐为前敌总指挥，驻綦江、东溪一带。夏，川战发生，王被委任援川前敌总指挥，奉蒋介石令援川。10月，周西成、李 黔 东之战爆发，王家烈以第二十五军前线主要指挥官率部与李 部混战，致李失利，王亦负重伤。1929年5月，周西成在与李燊黔西之战中失利身死，王家烈率部由铜仁赶赴遵义，协同毛光翔稳住阵脚，组织反攻，使桐梓系重掌黔政。毛光翔任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后，王任副军长。王因“恃功而骄”，“不满于平庸而居己上”的毛光翔，并以其实力威望而致毛光翔心怀疑惧，毛王之间渐生嫌隙。兼之蒋介石加紧利用毛、王矛盾，促成分裂，以图各个击破，统一西南，将贵州军政权力收归中央，毛、王裂隙与日俱增。足登“贵州王”1929年冬，蒋介石任命王为“讨逆指挥官”，令其开赴黔边牵制桂系，且寻机向外发展。王迅即得到黔东、黔东南广大地区，扩充了实力和地盘。1930年7月，蒋命王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率部入湘西“会剿”红军。且由中央和湖南省按月拨给军饷，兼夺得沅江上游滇黔两省鸦片集散地的巨额“特货保护税”，以购买枪械。又在参加1931年“清剿”张云逸、李明瑞部红军过程中，获蒋介石奖励大批枪械，遂扩军训干，实力大增。1931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直接提名王家烈为第二十五军代表出席会议。与会期间，蒋特别召见王家烈，褒奖有加，并赏其大批重炮枪械，坚定了五家烈取毛光翔而代之的决心，王并向当局许诺吸收各方人士入掌黔政。正值毛光翔因惧王夺权，数次计欲先夺其兵权之机，王家烈却藉以口实于1932年2月重兵压筑，逼毛就范。蒋介石国民政府配合行动，立即任命王家烈为二十五军军长 于其赴筑途中。毛光翔迫于形势，放弃省政，以“自愿休息”名义让出省主席职位。2月26日，毛光翔公布由王家烈代理省主席。国民政府于3月30日正式任命王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贵州省党部常务委员。王家烈执掌黔政后，为攻固地位，一方面采取亲蒋路线，另方面为消除肘腋之患而进一步压制毛光翔。两者均加深了王在桐梓系集团内部的孤立并使矛盾激化。毛光翔遂离筑潜赴遵义，与蒋在珍、犹国材，车鸣翼等一起，斥王“背叛长官，破坏团体，危害人民“，以“反新二十五军系统”为号召结成反王联合。1932年11月，由蒋在珍、毛光翔首先发难于遵义，开始了二十五军内部的大混战。随即发展为王家烈与犹国材之间持续数年的大混战，最终导致桐梓系集团彻底崩溃，国民党中央势力入主贵州。日，犹国材自安顺出兵攻贵阳，24日王家烈败走榕江，犹部进入贵阳。日，犹国材受蒋介石委任，宣布就任第二十五军军长兼暂时代理贵州省政府主席。1月19日，王家烈反攻入贵阳，毛、犹仓惶出走。21日，王家烈宣布复任。4月8日，国民政府令王家烈复任，犹国材免职。王家烈虽复掌政权，但已下受桐梓系集团反对，上又失宠于中央，外忧内患，财源枯竭，争战不绝，实力锐减。兼之“冶游无度，不大亲理政事”，大权旁落，犹、蒋、侯、车、毛等各自为政，时有骚扰。经济、吏治均一蹶不振，统治基础岌岌可危。虽也曾提出“整顿庶政”四点计划，似乎面面俱到，切中要害，但实际已无力实现，无法实施，终成一纸空文。王家烈总是一身戎装，系宽皮带，挂手枪。吃饭爱吃碗中米饭冒尖的“冒儿头”，爱吃麻辣豆腐。王家烈能够成为贵州之主，得力于他的内助万氏夫人。万氏名淑芬，贵州铜仁人，名门之女。相传万宅门口，刻一副对联：“一门贰令尹，三代五公侯。”万淑芬自幼饱读诗书，虽是女流，却爱读兵书。王家烈驻铜仁时，不过是连长，托人向万家求婚。一九二六年，他终于与二十三岁的万淑芬结为伉俪。从此，万淑芬成为他的“军师”，屡屡给他设计妙策。万淑芬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许多以王家烈名义发表的文告、文章，皆出于万氏之手。万淑芬还有着“外交夫人”的美誉，善言辞，擅交际，常代表王家烈赴南京、去上海，拜谒蒋介石、宋美龄，八面玲珑，富有外交手腕，为王家烈上上下下打点。每当王家烈行军作战，万氏夫人总是乘轿随行，在军中为王家烈出谋划策。这时，她把头发高束，戴上帽子，穿一身西装，但不结领带，外人不知，会以为是一位男士。其实，她是一位小脚女人，平素穿着宽大而塞了棉絮的皮鞋。万淑芬不甘寂寞，喜欢出头露面。她曾代表王家烈到广西访问李宗仁、白崇禧，协商贵州烟土输入出境“通关税”的问题。她到广东会见省政府主席陈济棠，代表王家烈订立黔、桂、粤《三省互助条约》，暗中反蒋。更为奇特的是，每当王家烈行军打仗，她也总是乘轿随行，为王家烈当参谋。万淑芬是个颇有心计的女人。她把自己的兄弟子侄以及万氏家族和同乡安排在省府担任要职，万的叔父万稚新任省府秘书长，她的哥哥万载之任第二十五军军部经理处长兼省府总金库主任，万式俊任县长，万式炯任团长，万式楷任营长，万式师、万式德任排长。这样，就在王家烈的政权中形成了一个以万氏家族为中心的铜仁籍人士掌权。有人称之为“铜仁派”。铜仁派的崛起，致使来自王家烈家乡的“桐梓系”深为不满，两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当时，贵州省从上到下，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横行，税收多如牛毛，军队被人称作“双枪兵”（步枪与烟枪），时常祸害老百姓。而这些，王家烈不闻不问，全然不管，致使全省人民陷入深重灾难之中，怨声载道。当时，有人作了一副4字联讥讽王家烈的统治：王纲坠地万恶滔天对联中的“王”指王家烈，“万”指万淑芬。另有一副对联这样写道：理讲诸公、狼公、狈公、饕餮公，公上加公。公心何在，公道何存，无非借公谋私利；团防总局、饭局、赌局、洋烟局，局中设局。局内人甘，局外人苦，何日了局庆升平。横额是：军阀万税。王家烈常说，西南六省之中，川、滇、湘、粤、桂五省构成一朵莲花，黔在中心，乃是莲花之蕊。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他要成为西南群龙之首。蒋介石对于贵州军阀，是不给一文军饷的。但贵州军阀自有财源--鸦片税。贵州军阀主张，“有土必种，无烟不富”，“只准吸烟，不准嫖赌”。那年月，鸦片遍布贵州，甚至鸦片成了通用的货币!红军进贵州，买东西时，要么付银元，要么付鸦片!深咖啡色，像山东阿胶模样的鸦片块，成了银元、金条的代用品。种鸦片要付“种植税”，运鸦片过关卡要收“通关税”，吸鸦片要收“烟灯税”，开烟馆每灯收税三枚银元，在家吸鸦片每灯收税一枚银元……贵州兵以“双枪”出名，个个面黄肌瘦，如同张贞那“战无不败的豆腐兵”。得知红军入黔，王家烈心慌意乱，不仅手下的“双枪兵”不经打，而且还分为四派：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是一派，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副军长犹国才盘踞盘江八属；副军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一带。虽说三位副军长口头上都称服从军长，实际上王家烈能直接调动的，只有他的嫡系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红军长征，四面环险，各个击破1934年夏季开始，中国工农红军军事行动渐及湘黔境，蒋介石策划并严令“会剿”红军。王家烈反复掂量，权衡利弊后，“决定执行蒋介石命令，一面尽力给红军以打击，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伺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于是，5月，派蒋在珍、廖怀忠部往务川、印江、沿河，“防剿”红三军贺龙部，并借机排除异已，将廖怀忠部逼走湘西；9月，以王天锡为前敌总指挥，并亲赴瓮安、余庆督战，与湖南、广西“协剿”已进入贵州的红六军团任弼时、萧克部；11月，奉蒋介石“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令黄道彬、谢沛生分别为省主席、军长代行拆，王亲临东路督战。12月中旬，中央红军攻克王数道防线，直抵乌江，指向黔北，王家烈企愿红军越境而过，只求自保。殊知，蒋介石“追剿”红军入黔之本意还包藏着“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 好”的用心。中央红军入黔为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贵州除去王家烈提供了绝妙良机。黔军对红军作战节节败退之时，中央军不仅未予配合，反于1935年元月6日直取贵阳，实际上控制了贵州局势。王被迫再派犹国材、何知重赴前线与红军作战，希求夺回黔北，以图将来。但该部在红军打击下，丧师失地，几连身家性命不保，为蒋介石夺取贵州权力创造了条件。1935年3月，李仲公奉蒋介石派，迫王选择军政中之一项。晏道刚代表蒋介石出面与何知重、柏辉章二王部师长进行政治交易，促其反王。王家烈被迫于日，通电请辞省主席职务。4月9日，蒋任命王为第二路追剿军总指挥。随即，蒋又内外交攻，上下胁迫，逼王家烈于5月初请辞军长职务。蒋当即任命王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5月3日，即令王与张学良同机赴汉口。黔军全部改编为中央直属五个师，分遣各地。蒋介石为了达到任川、黔、滇边境围歼红军的战略目的，纠合了川、黔、滇、桂、湘等省的军阀部队连同“中央军”薛岳所部，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其中川军十四个旅，滇军五个旅，黔军五个师，桂军两个师，“中央军”八个师、共计一百四十多个团。西南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不同，亲疏程度和对蒋介石的态度也不同，但其共同点，都与蒋介石有矛盾。这种矛盾已在地方军阀堵截红军的战争中体现出来。问题在于，红军既已入黔，粤、桂军阀为汁么还要“请缨”?湘军为什么还要尾随跟入贵州？第-，粤、湘、桂派兵入默是“送客”式堵截红军的延伸，也是在政治上与蒋介石争斗的继续。对于英勇西征的中央红军，湘、桂等省军阀虽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下堵截，但这种堵截又都是以“祸水他移”的利己主义作为原则的所谓“送客”。可是，如果他们在红军别离其境就漠不关心，不免显得过于露骨。各个军阀倘若在反共问题上表现得不积极，那对他们在蒋政权之下的存在和发暖是很不利的。经常以共产党红军的威胁恐吓地方军阀是蒋介石对付地方势力的-张王牌。而指责蒋介石“剿共无能'反“纵共”等，也常常是地方军阀喋喋不休的话题。第二，各省军阀派兵入黔并没有背离维护本集团利益的根本目的。由于贵州地处西南六省的中心，无论贵州被红军“赤化”，还是政权被蒋介石夺取，其政治形势的变化都会对邻省产生直接影响。所以，湘、桂等省军阀出兵“援黔”，无非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由地以上原因，蒋介石纠合西南各省军阀，对转战于川、黔、滇边的中央红军形成了包围之势，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个反革命包围并不严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粤、桂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向国民党中央“请缨”，要求准许粤、桂两省组织联军，“追剿”朱毛红军。多年来，蒋介石为动员地方军阀参加反革命围剿，常常不惜使用重金。现在粤、桂军阀“请缨”之电发出后，蒋介石的中央却迟迟不予答复。十二月二十七日，陈济棠鼓动“贵州旅粤同乡会”发出向粤、桂的求援电，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电云：“不意西南之援兵已备，中央之明令未颁……伏乞我总副司令，早兴又师，克日入黔。”(70)这是粤、桂军阀向蒋介石示意，若再不允许粤、桂部队入黔，他们就要自己行动了。但蒋介石对此仍无反应。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陈济棠才通电出师。大意说：“请缨”昨天已得到委员长的批准，特派张达率粤军四师、五师、六师由广州出发，会合广西部队，入黔“追剿”。可是，粤、桂军阀的部队到这时候才得以动作插足贵州挤蒋，为时已晚了。当我中央红军从桂北将要转入黔东南的时候，李宗仁与陈济棠接触频繁，策划由两广组织联军，乘红军西进之机，在蒋介石“中央军”进入贵州之前，抢先一步，巩固粤、桂侧翼。十二月十二日，李宗仁电白崇禧，说：“黔省关系重大，决乘追共机会，与粤联军入黔。已由伯南（陈济棠号--引者）联电五中全会请缨。”给蒋介石拍发这样的电报，是地地道道做了一件蠢事。这样一来，蒋介石知道了两广军阀的意图，就棋先一着，命令薛岳不要跟在红军后面追击，而要率“中央军”兼程前进，以拿下贵阳的首要任务。因此，当一月十三日广西廖磊第七军进抵贵州都匀，粤军张达第二军经由水路向柳州运兵的时候，薛岳已率吴奇伟部开入贵阳，薛岳随即被蒋介石任命为贵阳绥靖主任。蒋介石先发制人，粤、桂军阀抢先占领贵阳的计划落空了。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对粤、桂军阀的“请缨”装聋作哑，置若罔闻的缘故。粤、桂军阀此着虽败，但与蒋介石的争斗仍在进行。西南六省中，粤、桂而外的其他四省，只有贵州王家烈与粤、桂军阀结成联盟。桐楞系的命运与粤、桂军阀，持别是广西军阀的利益切切相关。所以李宗仁、白崇禧不能不予贵州以更多的“垂注”。中央红军将到贵州时，李宗仁、白崇禧多次致电王家烈，警告王蒋介石很可能要玩弄一箭双雕的阴谋。李、白恐怕黔省王家烈被蒋介石搞垮，广西唇亡齿寒，主张两省紧密联络，一面追堵红军，一面抗蒋。王家烈接受了李、白的建议，在他的作战计划中，制订了必要时靠拢广西的方案。桂系密磊串第七军进驻都匀后。摆出的姿态是：一面帮助王家烈堵截红军，一面暗中支持王家烈对付蒋介石。同时廖磊亲赴贵阳，面授白崇禧为王家烈设计的脱身计。廖对王说：“在必要时，你本人最好托辞在都匀'养病'，部队交别人指挥，看情况将主力调在黔南，蒋介石把你没奈何。”蒋介石面对这种情况，感到推进都匀的桂军廖磊已成为自己控制贵州的严重障碍。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南京电请粤、桂方面撤退援黔部队。理由是：“江西共匪自西窜身心迄今，沿途经各地军队截剿，损失奇重。现在已深入黔北川南。所余者，仅三万余，枪 枝不过两万。然已疲乏极点，不难消灭。有中央及川、湘、黔等省军队进剿既足。毋原来蒋介石利用粤、桂军队阻击红军转变为扼止粤桂军队北上入黔。可见，在蒋介石认为红军已经“不难消灭”的时候，就把防止粤、桂军阀插手贵州视为最重要的任务。红军入黔后，一直规避与红军作战以保存实力为宗旨的王家烈，所以未能摆脱蒋介石的圈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红军一渡赤水后，王家烈没有想到红军还会回来，以为灾难已过，天下太平，遂回桐梓家乡小水，为其母做七二寿辰，因而耽误了向广西靠拢的时间。当红军二渡赤水回攻遵义时，王家烈不是按白崇禧的脱身计在都匀“养病”，而是在贵阳。蒋介石抓住机会，令王家烈亲往黔北指挥作战。恰如王家烈自云：“二月二十一日，我在贵阳接蒋介石由重庆来电，大意说：红军回师东下，已到贵州赤水土城附近，命我亲率所部，在松坎以北，赶水之线堵截。我接电后，即由贵阳出发。”王家烈从此卷入了遵义大战的漩涡，结果一败涂地。遵义战役后的王家烈简直成为一个乞食的叫花子，到了“无所依归”的地步。蒋介石趁热打铁，逼王下台。因此，挂军两个师进驻黔南，与其说是为了包围红军，不如说是为了援王抗蒋。据四川报纸《新新新闻》-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载：“粤桂助剿部队，全集中都匀后，至今未有移动。”但蒋、桂之间在贵州角逐的结果，是蒋介石在两个回合中均获胜利，粤、桂军阀既没有先蒋进占贵阳，也没有免使王家烈垮台。所以，桐榨系的瓦解，个仅是王家烈的失败，也是桂系李、白的失败。作为屏障的贵州已在蒋介石手中，广西丧失了抗蒋的“盟友”。交出政权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及顾问端纳、陈诚，由重庆飞抵贵阳，督师“剿共”。蒋介石一到贵阳，提出巡视贵州省政府及二十五军军部。从军部出来，蒋又提出到王家烈公馆去坐坐。 王家烈以最为隆重的礼仪接待这位党国元首。蒋介石与宋美龄在王公馆里谈笑风生。宋美龄还答应万淑芬，第二天到贵阳的名胜螺丝山王阳明祠游览。蒋介石夫妇一离开王公馆，万淑芬马上着手安排第二天蒋夫人的游览活动。万想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巴结一下蒋夫人。次日下午，螺丝山戒备森严，贵州省府高级官员的家眷，一个个浓妆艳抹，花枝招展，坐着大小轿子，向螺丝山飞奔而来。她们久闻宋美龄大名，也都想瞧瞧蒋夫人的尊容。这一大堆夫人，兴致勃勃地站在螺丝山上，等着蒋夫人惠临。哪知一等不来，二等不来，万淑芬也急了，派人去催请。结果，蒋夫人传话：“今天身体不舒服，不能来了。”万淑芬听后，犹如三九天一盆冷水当头淋下。那些官眷也一个个垂头丧气而归。这次的脸丢得大，回来的路上，万淑芬难过地流下了眼泪。蒋介石此行，名为督师，实为解决王家烈的问题。据说到达贵阳的当天，陈诚即提出杀掉王家烈，老蒋没有同意。他说：“王绍武个大心直，本人并不坏，坏在他的左右。”蒋担心，此时杀掉王，他手下二十五军几万人会造反。到贵阳的第三天，蒋介石找王家烈谈话，明确告诉他：在省主席和二十五军军长两职中选一项。当省主席就不能当军长，当军长就不能当省主席。王家烈一听此言，冷汗即从脖子上流了下来。他问蒋：“能不能容我回去与部下商量一下？”蒋表示同意。回去后，王家烈召集部下开会，商定取舍。文职官员主张留任省主席，让出军长。理由是没有政权，军饷就会无着落，最后军长的位子坐不稳。武将们意见相反。理由是没有军权，省主席的位置也干不了几天，垮台会更快。王家烈经过权衡，最后决定保留军长一职。3月30日，蒋介石下令免除王家烈贵州省政府主席，由吴忠信接任王家烈。广西的李宗仁听说王家烈交出政权后，想联络他共同反蒋，他在白绸布上写了一封信，缝在二十五军驻粤办事处处长王节之西服里，专车送他回贵州，面交王家烈。李宗仁这封信的大意是：你已交出省政，下一步老蒋可能以军饷来卡你，逼你交出军权。我们决定向你每月接济30万元军饷，以及所需的枪弹。你可将部队集中在黔南一带，与我们加强联络，蒋如果进逼，就与他翻脸。我们共同反蒋。王家烈看完信后，丢在茶几上，淡淡地说：“算了，猴子上得了树，狗是上不了树的。我不想干了。”果然没过多久，蒋介石就以军饷进一步卡王家烈，逼他自动交出军权。蒋介石下令王家烈所部2个师，5个旅、15个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王家烈的部队驻在各县，非常分散，蒋又不让他集中部队。不集中部队便无法整编，而不整编就不发饷。后老蒋开恩，同意发饷，但规定部队未经中央点编前，只发给每月伙食费10万元。王家烈的部队有两万多人，这点钱连吃饭都不够，更谈不上其他开支了。就是这10万元，老蒋也是开的空头支票，实际分文未给。这样一来，王家烈的处境十分不妙。接着，蒋介石又让人煽动王家烈的部下闹饷。同时，用重金收买了王的两个师长何知重与柏辉章反王。一次，何知重的第三团开到军部驻地，王家烈前往看望，该团士兵当着他的面叫骂开了：“军长吞扣我们的军饷！”“军长不发饷，抠他的屁股！”竟没有一个长官出来制止。回到军部后，王家烈躺在床上，自言自语道：“这样的兵还能带吗？”便萌生去意。就在王家烈萌生去意之时，蒋介石已想好了赶走王家烈的办法。4月初，张学良由武汉坐飞机到贵阳来见蒋介石，在与蒋一道吃过午饭以后，张学良起身回武汉，王家烈等人到机场送行。临上飞机时，张学良忽然问王家烈：“你坐过飞机没有？”王家烈笑着说：“不怕你见笑，我还没有坐过呢。”张学良说：“那你上我的飞机，在贵阳上空绕一个圈子如何？”于是，王家烈兴高采烈地上了张学良的飞机，由张学良自己驾驶在贵阳市上空飞行一周后，向东北飞去。王家烈看到飞机老不降落，正在着急和怀疑时，张学良从口袋里取出蒋介石的命令给王家烈看。这命令的大意是免去王家烈二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即往武汉服务。王家烈看了命令以后，知道是上了当，但已无可奈何。王家烈在内外夹攻下，恐发生意外，遂含泪向蒋介石上书，表示辞去二十五军军长职务。王说：“我愿解除兵柄，为天下倡，个人出外游历。”蒋一接辞呈，立即批准，并在报上发表：调王家烈为中央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随即电令武汉行营主任张学良专机飞筑邀王家烈同飞汉口。王家烈离黔后，黔军二十五军两个师１６个团，被蒋介石改编为两师四旅八个团。以何知重为１０３师师长，柏辉章１０２师师长，其余部队撤销。蒋介石调吴忠信任贵州省主席，顾祝同任贵州绥靖公署主任。从此，贵州军阀割据被消灭，中央政令在贵州畅行。王家烈离黔后，新任主席吴忠信任命中统特务肖树经为省警察局长。肖树经借口搜查枪支，抄了王家烈的家，将蒋介石赠送给王的手枪搜走，还在王妻万淑芬身边抓走她的族侄万式原、万式谨，押往老东门枪毙。万淑芬母子含泪逃往铜仁老家避难。李仲公帮蒋介石逼王家烈下台后，以为可以接任。哪知蒋介石只是把他当成倒王工具，王下台后，派吴忠信到贵州主政。蒋对李仲公说，现在广西李、白已服从中央，为了便利与广西合作，我看贵州省主席还是吴礼卿（忠信）来担任的好。不过，礼卿对贵州情形不熟，至少在短期内，你可以担任财政厅长来帮助他。这样，李仲公做了三个月的贵州省财政厅长，被吴忠信以“思想太左，个性太强，难以共事”之名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一怒之下，撤了李仲公的职。李仲公只好灰溜溜回南京，应孙科之邀，任立法院立法委员了事。投向人民王家烈离去后，蒋介石在贵阳成立西南行营，任顾祝同为行营主任，同时命令薛岳驻守贵阳并任省府委员。加上其亲信吴忠信任省政府主席，老蒋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地在西南腹地打进了一根楔子。军事参议院参议，是个虚职。王家烈终日无所事事，想上班就去，不想上班就在家里喝喝酒，唱唱京戏。王家烈的一举一动，被监视他的特务向老蒋作了汇报。老蒋心想，长此这样下去，影响不好，便让他免试进入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陆军大学校长是蒋介石，该校的管理非常严，每学期考试实行淘汰制，王家烈在那里不敢马虎，每次考试前，挑灯夜读，成绩倒也不错。蒋介石听说后，曾在一次学校大会上表扬了王家烈。抗战爆发，陆军大学先是搬到长沙，后来又迁到遵义。陆军大学毕业后，王家烈主动要求上前线抗战，蒋介石便派他到鄂南，向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报到。王家烈在汤恩伯那里得到较好的照顾。可是老蒋对他仍不放心，他走到哪里，后面总是有人监视。一次，汤恩伯来见蒋介石，蒋问他：“绍武在你那里如何？”“很好呀！我把他安排在二十一军团当副军团长，他很满意的。”汤恩伯答道。“嗯---”老蒋没有多说。汤恩伯走后，蒋介石不放心。把王家烈放在汤恩伯那里，原指望汤恩伯能够对他的行动有所约束，哪知汤竟和他搅到一起了。没过多久，蒋介石一纸调令，把王家烈从前线调回重庆，到军委会任高级参议，后来又改派为军政部参事。从炮火纷飞的前线回到大后方，王家烈很不习惯。开始，他还找老蒋，希望能重返前线。后来见蒋总是哼哼哈哈，要他不要着急，他才明白：原来老蒋对他仍不放心。从此，他再也不提回前线的事了。日，王家烈授中将衔。日，任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后调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1942年改任军政部参事。1946年5月，何应钦迫王辞去军职。日，复任王为中将。1948年王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7月，谷正伦任命王为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1月中旬，王返新站小水老家闲居。抗战胜利后，王家烈随国民政府回到南京，不久，老蒋便要他退役。对于老蒋的命令，王家烈不敢不接受，无可奈何的他，只好打起行装，回到了贵州桐梓老家。回到家乡的王家烈，似乎又找到了当年的感觉，家乡人对他仍像以前那样尊重，还选他为桐梓县的“国大代表”。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王家烈已意识到蒋家王朝来日不多。1948年，王家烈在重庆碰到原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当时杨杰正穿梭于川滇之间，暗中在做这两个省军政人员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够弃暗投明，奔向共产党。杨杰见到王家烈后，非常高兴，他把王请到自己住的地方，向他详细分析了当时国共战场的形势，希望他认清形势，赶快作出抉择。王家烈当即表示，他对国民党已无任何幻想，只要有可能，他将离蒋而去。1949年11月，解放军开进了遵义，这座古城迎来了新生。这天，中共遵义地委和军管会派人来到桐梓王家烈的家里，向他面交了地委书记陈璞如的亲笔信，盛情邀请他去遵义，为建设新贵州作出贡献。拿着陈书记的信，王家烈的手颤抖着。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个当年与红军作过对的“贵州王”，今天共产党却拿他当做朋友看待，他为共产党不计前嫌的大度所感动，当即表示一定要为建设新贵州出力。当天，王家烈随车来到遵义。在遵义，王家烈受到了遵义地委的热情欢迎与接待。在与地委领导的交谈中，他仍有些顾虑，觉得自己当年打过红军，在贵州的解放中无功于共产党，担心共产党算旧账。地委领导和军管会的同志多次找王家烈谈话，希望他打消顾虑，给他安排工作，并向当时贵州省委领导写信，希望能按起义将领对待。贵州省委很快回复，同意遵义地委的意见。1950年春，王家烈在遵义地委领导的陪同下，来到省城贵阳。他受到了苏振华、杨勇等党政军首长的热情款待。席间，苏振华频频举杯，向王家烈留在大陆表示祝贺，希望他发挥余热，为建设新中国作出贡献。王家烈含着热泪说：“过去，我为蒋介石卖命，不遗余力打红军，蒋却到头来算计我，迫害我。共产党宽宏大量，原谅了我的过去，今天这么热情地接待我，真让我无地自容。来日方长，我只有尽心尽力为新中国做事，来报答共产党对我的恩情。”不久，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王家烈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王家烈也没辜负共产党对他的期望，在协助征粮、剿匪、安定社会秩序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以后，王家烈先后当选为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第三届代表，省人民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王家烈的晚年是幸福的，他对自己最后的选择非常满意，他常常对人说：“我留在大陆这条路走对了，感谢共产党对我的信任。”日，王家烈在贵阳病逝，享年73岁。贵州军阀王家烈：靠“夫人外交”成为“贵州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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