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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一个真实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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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　　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不是什么人轰起来的，而是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随着客观的历史进程而自觉地迸发和组织起来的，它形成了人们追求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思想潮流。那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劫匪盗贼；没有卖淫嫖娼：没有吸毒贩毒；没有瘟疫传染病；没有懒汉二流子；真正实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那是一个火红的时代：广大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主动性，聪明和才智最充分地调动起来了，人们作到了应该做到的一切；贡献了可以贡献的一切；完成了能够完成的一切；是一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火红的世界。那是一个人们的思想真正获得解放的时代：一切崇洋媚媚外，迷信洋人，美国月亮比中国圆的洋奴思想，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切传统的陈规陋习，洋人的匡匡教条统统被打破；根据中国的实际开创自己的局面，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人人学点辩证法，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那个时候，中国的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有一个观念，凡与上述相悖的思想，被人们称为右倾保守或“左”倾冒进。　　大跃进的丰功伟绩是抹不掉的!　　中国在饱受帝国主义的百年侵略中，外国的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是贫油国”。因为没有石油中国被压弯了腰。中国的科学家们，在大跃进精神的鼓舞下，在亿万劳动人们苦干精神的召唤下，推翻了一百多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贪油国”的错误结论，在大庆找到了石油。当大庆工人们高呼把“贫油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上的时候，人们仿佛听到了中国大地的脉博的跳动声。大地在抖擞，人民在欢呼。尔今的石化商人、汽车商人……们，当你们在开发自己的产品时，你们记得“铁人精神”、“大跃进精神”吗？或许你们中一些人免不了还要沮咒大跃进几句。　　如果不是大跃进冲破了洋匡匡找到了石油？那么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一切正直的中国人都应该想一想！　　大跃进究竟创造了多少奇迹？　　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成（日）　　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日）　　第一台40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日）　　第一台最大的平炉在***建成出钢（日）　　第一个最大的炼钢厂武钢炼钢厂开工兴建（日）　　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日）　　第一艘由苏联设计中国制造的排水量2．21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试航（日）　　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日）　　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建成投产（1959?l?1日）　　第一台液力传动的内燃机车试制成功　　第一座大型氮肥厂，试制首批氮肥（1960年）　　第一台1．2万吨压力自由锻造水压机制成（1962年）　　工业方面的12个第一，为钢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电力、电视及航海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8年1月，宝成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68．5公里）　　1958年1月，鹰厦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98公里）　　日，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正式开始国际联运　　1958年8月，包兰铁路通车（全长1000公里）　　闩北京一包头一银川一兰州航线正式通航　　日，黔贵铁路正式通车（全长605公里）　　日，北京―平壤国际航线正式通航　　1959年12月，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日，兰新铁路通车（全长1315公里）　　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　　兰新、宝成、黔贵、鹰厦、包兰五条铁路的建成，改善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内路交通，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1958年6月，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同时建成回旋加速器　　1959年9月，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1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　　中国发展尖端科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国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田水利建设，是大跃进中在农业方面的重要的和主要的群众性运动。数亿农民和广大水利工作者，忍饥耐寒，长年苦战在工地上，从事着造福于子孙后世的艰苦事业。　　1958年5月，修建十三陵水库　　日，海河拦河大坝合拢，使华北五条内河的淡水不再流入大海，并使海水不再溯内河。从此咸淡分家。　　日，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全部结束　　日，黄河刘家峡水库胜利截流　　1960年，河南省林县，红旗渠破土动工，历时9年，于1969年7月竣工。全部工程为民办　　日，黄河青铜峡水库拦河坝合龙截流　　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排灌电力网第一期工程完成，受益农田250万亩　　日，新华社报导，农村出现了一批新的电力灌溉区，其中有著名的产稻区广东珠江三角洲；江苏南部和北部地区；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区；重要的棉产区河北天津、唐山、保定、张家口地区；陕西关中地区；河南豫北和郑（州）洛（阳）三（门峡）地区；安徽史（河）、淠（河）杭（埠河）地区；山西南部中部地区。　　大跃进运动，治理黄河，造福于子孙后世，功德无量。据古书记载，自远古到清朝咸丰6年，约4000余年，黄河在今大清河、淮河之间，滚来滚去，肆虐冀鲁豫大平原，大徙六次，所酿成的灾难其之深重无论用多少笔墨都难以述说。自刘家峡、青铜峡和三门峡水库的建成，黄河未发生大灾，大险，黄河基本上被征服了。人民安居乐业。　　各地大大小小的水库的建成和疏浚渠道的兴建，各省都建立了一定的保收田，人民口粮（低标准），基本得到了保障。靠天吃饭的局面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大跃进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工程，很大一部分是民办。　　一些大型水库，对城市繁荣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十三陵水库给首都北京带来了福音。许多老北京人都知道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参加劳动的情形和整个工地的壮观景象。海河拦河大坝建成后，海水、河水分离，极大的改善了天津市的淡水资源，对天津市的工业发展和城市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圳水库对香港的繁荣和深圳建市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人皆知，现代化经济和大都市的繁荣和发展，其所需要的重要资源是淡水。汉语中有一句成语：“饮水思源”，“喝水不忘打井人”。没有大跃进运动，就没有现代工业、现代城市所需的大量的充足的淡水。　　日，新华社公布：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三年胜利完成。　　大跃进运动，是以人民公社为基础，动员起亿万人民组成劳动大军的。没有人民公社运动就没有大跃进运动。尽管这里介绍的材料不过是点点滴滴，不能绘出大跃进运动的全貌，但它总会留给人民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是与非的思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留下客观的真实的史实。只有存真才能存史、存信，否则不过是一纸谎言。那些以“毛泽东头脑发热”莫须有的否定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人们，未免对历史太不负责了！　　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还有什么消极方面吗？有的。有严重的错误。这就是以大搞瞎指挥，煽动浮夸风，鼓吹“共产风”为特征的刘少奇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使广大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毛泽东在与刘少奇一些人的错误进行斗争中，处境孤立，步履艰难。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所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要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指的是刘少奇一些人）。”　　以三股歪风为特征的刘少奇的“左”倾错误，泛滥于、8、9、10月。8月9月，毛泽东开始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10月，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一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毛泽东始终在不断努力纠正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也许有人要问，8月份以前毛泽东干什么去？对此，毛泽东在日的庐山会议上已作了说明。他说：“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毛泽东这里说的“革命”主要是指下面这些事：由于苏联变修，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移到中国，因此，当时毛泽东主要把精力用于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研究思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支持世界各国共产主义左派组织的斗争；研究思考支援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问题。当时，中东局势紧张，伊拉克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宣布了独立，成立了伊拉克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出兵中东，同时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勾结，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企图永久霸占台湾。蒋介石又叫嚣反攻大陆。英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又和西藏农奴主头目 达LAI喇嘛相互勾结准备发动叛乱。针对国内外这一切复杂阶级斗争形式，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并做阵前线，指挥炮击金门，把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兵力吸引到台湾海峡来，从而减轻中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如何准备对付西藏以 达LAI喇嘛为首的农奴主反叛问题。所以，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主要由刘少奇、邓小平二人负责。刘少奇、邓小平又是宣传口的主要把关者，这些事情，当时在党内，上上下下大家都清楚，心理都明白。　　然而，毛泽东逝世不久，却把历史责任统统推给毛泽东。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06页。）邓小平这番述说，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正直的、头脑清醒的人们感到疑惑。而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们，则不吝笔墨，不惜唇舌，不厌其烦的攻击毛泽东。他们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发生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平均主义、否定商品交换……不分青红皂白，恶意地挂在毛泽东账上，严重的损害了毛泽东的形象，严重的曲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给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蒙上了阴影；也给那些资本主义狂们制造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口。许多正直的人，许多共产党员感到痛心，为了查清真相，存真实于历史，于后世子孙，他们默默地从事着长时间的调查研究，终于水落石出了。原来是非是被颠倒了的，历史是被篡改了的，几十年来成了一笔糊涂账。流逝的历史，永远的消失了，但是非却不能永远的被颠倒。我们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讲党性，弄清是非。还清白于毛泽东。　　历史不能由人任意编造！　　人民不能容忍毛泽东蒙冤！　　谁做的事应该由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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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7年经过几次政治运动以后，毛泽东听不到不同意见的声音了。整个中国社会滋长了歌功颂德、吹牛拍马的坏风气，毛泽东怎么说的就怎么做，全党全民都听“圣旨”，上上下下一片万岁声。但是，人们还是无法掌握好“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就这样，毛泽东要骑在马背上管理这个国家了，他要利用战争的思维和激进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思想，开始改造这个社会。所以，基本建设投资失控，生产和建设秩序陷入混乱。国民经济在建国后五年，出现了全面的社会紧张。因为毛泽东他只是个军事家，不是一个经济理论、经济建设的专家。毛泽东认为他个人的能力，无人所能比拟。他固执的认为自己是个“天才”。在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等人修改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刘少奇反昌进的口号得罪了毛泽东。这个国家主席冒天下之大不违。这让毛泽东十分生气，他仍然坚持1956年的基本建设预算，好大喜功。毛泽东的作法显然说明经济建设可以出问题，但是，他的权威不能降低，毛泽东就没有出过差错。既便错了也必须坚决执行，权力是不可动摇的。到日――10月9日。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做革命的促进派》。公开的对刘少奇、周恩来进行了批评。11月份毛泽东参加了莫斯科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这是毛泽东执政27年唯一的一次出国访问。当鲁晓夫提出15年超过美国，毛泽东提出15年超过英国，毛泽东提出了要《东风压倒西风》。两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头领在吹牛皮，不但没有超过美国、英国，却让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远远的落在了后面。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钢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说是全民讨论，谁又敢说不对呢？形势造就了一些政治投机者和左倾思想严重的人，提出了三年超过美国、英国，要在生产建设战线来一个跃进。毛泽东十分欣赏这个口号。日，他给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委员说：“以跃进一词代替昌进一词，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人。”1957年11月开始，毛泽东连续召开会议，多次严厉批评主张反昌进的刘少奇、周恩来、阵云等多位党的领导人。他们为了维护党内的团结，惧怕毛泽东的大棒子，不得三翻五次地违心进行检讨，因为他&们知道枪杆子在毛泽东手里，因为他们也是“人”。于是，毛泽东提出了国家经济建设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一个军事家大谈特谈经济建设。一个骑在马背上的人大谈特谈现代化的发展。是毛泽东在满足“权力欲”。不听任何专家的劝告。一意弧行的把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扔在了九霄云外，他的话就是“圣旨”，进而产生了1958年的大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招到毁灭性的破坏。1958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要生产1070万吨钢的产量。凡是讲讲困难的省委书记要辙职。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天文数字，但是，又必须向毛泽东保证完成。所以，造成全国从下至上的报假产量，假政绩，只报喜不报忧。不这样做，就会丢掉官位。全国开始更大规模的说假话，说大话，吹牛皮，以办假事来应付“大跃进”，应付毛泽东的好大喜功。中国的大地疯狂了，到处是漫无边界的跃进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三年超英国，五年超美国！”；“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当时我仅仅12岁，每天下课后就坐在地上，用一个锤子砸铁矿石、石灰石。满身全脸都是红色，小孩子干活不懂得偷懒，每天比赛，看看谁砸得最多。一座座土高炉拔地而起，就是用砖叠起来一座三米至四米的锥型炉灶。不仅遍布了山间、田野、街道、农村、学校、工矿、企业……全国到处都是土高炉。就连中南海也架起了炼钢炉，中央办公厅各部门把自己家里的金属器具及刀具等等贡献出来，但还不够。为了找废钢铁，政治秘书室的负责人，把游泳池站岗的铁门都扒掉了。这些党政干部由于对钢铁一窃不通，炼了十几天，一斤铁也没炼出来。冶炼钢铁是一门十分高深的科学技术，全民大炼钢铁简直是个笑话。一个“伟大的人”无知到这种程度，如果冶炼钢铁谁都会干，连种田的农民也能炼出钢铁来，他们还用种田吃苦吗？冶炼钢铁是尖端的科学技术，钢铁是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中南海的官员为了向毛泽东表功，请来了懂行的人来指导炼钢，来人告诉他们根本炼不出钢，教他们一个方法，实现铁对钢的转化和凝固，实质就是炒钢。这种高炉使用矿石是根本炼不出来的。毛泽东到中南海系统视察炼钢情况，他看到了炒出的钢锭，脸上露出了满意和兴奋，炼钢炉前与机要干部合影留念。谁敢说出真相，这些中央办公厅的干部玩了一个游戏――逗你玩。当时我也不懂流出来的是什么钢铁，其实就是把矿石烧化了，流出来的还是矿石，只不过凝结在一块了。甚至有些高炉连烧化也达不到，停火以后还是矿石。但是，全国各地捷报飞扬。就是一炉钢也炼不出来，也要大报特报，报得越大功劳就越大，谁不报假谁就得倒霉。大家心里跟明镜一样，上级领导需要多少，就报多少，谁也不笑话谁，都知道是假的。上级政府也明知是假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报得越多，它升得越快，人有多大胆，它就升多大的官。最后连矿石也没了，开始收集各家的铁锅，金属器具。强制交出，街道干部挨家过户的收查，凡是金属的东西都必须交出来，扔进土高炉炼铁，起码熔化了以后流出来的还是铁。这样就可以实现毛泽东的愿望。全国人民夜以继日的拼命干，就是为了体现毛泽东的权威――一句顶一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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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中国成立了人民公社，全部收回了农民的土地。农民又一次失去赖以生存的手段，当初土改时，毛泽东的承诺，在取得政权以后就不算数了。从此以后，毛泽东在全国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公有制”，也完成了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把中国的经济拖进了“深坑”。只有土地私有化，让农民成为地主，土地能够自由买卖,农村才有发展的希望和动力。自由买卖，即意味着自愿，不会让有些人担心土地会失去，被抢走！你怎么不担心你身上的钱随便就被别人拿走呢?土地私有了，除了自愿，土地应该更不容易失去了，自己的才会保护的最好。毛时代法律规定，土地是国家的，强制了你的田地，房子也不犯法，顶多说只是不合乎某些规定而已！　　&土地私有化,有能力的农民必然会成为真正的地主，他们加强管理，提高技术，提高了土地的使用产出效益，必然会促进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他们有了较强的的资本，能够获得市场地位，拥有较强的粮食定价能力。不会再象人民公社的农民，一样种的粮食，却不归自己所有，维持生活要靠党的恩赐。粮食价格因为有了他们生产粮食的提高，变的更为合理。从而也保护了那些小农的利益，这些有能力的地主，就象现在城市的企业家，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日，毛泽东踌躇满志地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粮食），即有可能从去年3700亿斤，增到7000几百亿斤……。今年如果搞到7000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15000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到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10000亿斤。”这个牛虽然是在国内吹的，但外电纷纷报道，早已传遍世界。春种秋收。突然各省说交不出预期的粮食来，这下毛泽东急了，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为了自己的面子，毛泽东亲自拟稿于日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全国，认定“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仓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问题，必须立即解决。”而且必须“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凡教育必是和风细雨、循循善诱。毛泽东用“坚决”修饰教育运动，有深意存焉！怎么“坚决”法，他不明说，给下级干部留下了充分地想像发挥的空间。以“坚决的教育运动”为手段“反瞒仓私分”，把农民的口粮挖上来，是大规模死人的主要原因。人民公社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产物，它消灭了农民种田种粮的积极性。真正要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不是收回农民的土地，而是应该确定土地的所有权，而不是使用权。就是现在的家庭承包制走过了辉煌时代，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土地的高度集中，来实现农业现代化，取消城乡差别，社会共同富裕。但是，要尊重农民自己的意愿，要顺其自然。“私有”是农民的天性，几千年来，农民为了吃粮和生存，争取的就是土地。当毛泽东决定收回农民的土地，开始吃“大锅饭”时，美其名曰：是让农民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结局就是更贫穷。毛泽东为了全面的改造农民，以高超娴熟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高压农民，中国的农民面对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武器，面对政治运动的冷酷无情。依附性和可塑性报强的中国农民，天可奈何的接受了改造。中国的老百姓想什么，他们不会想什么主义和思想这两种东西，是政治家强加给他们的。老百姓是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所不同的是，他们有能力化解痛苦，活得就像阿Q一样，没心没肺，浑浑噩噩的渡过一生。如果政治家不折腾他们，他们就会活得很幸福。因为老百姓没有责任关心国家大事，他们没必要有那种沉重感，他们对什么主义，对理论思想都没有概念，甚至连想都不会想。他们只希望过安定的日子，能生儿育女。平平淡淡的来到这个世界，又平平常常地去见上帝。政治家们不要打扰老百姓，尽量的少折腾他们。老百姓的一生挣扎的很不容易。生者如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为游戏，同悲万古尘。老百姓虽然没有钱，但是，他们活得比有钱人愉快，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奢望。毛泽东天天抓阶级斗争，日日搞政治运动，老百姓为了生存活得是真累呀！但是，中国的农民用消极抵抗证明了集体化人民公社的错误，他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毛泽东也就完成了“官本位”的运作。中国的社会基本形成了圆锥体。这个圆锥社会的最外层和最底层就是农村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这是个极度贫困层，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他们长期的被忽视，忽视农村，把整个农村变成了共同劳动的大监狱。这个圆锥的核心层，他们从党的主席到村支书，从国家主席到村长，从军委主席到解放军的班长，完全是政府官员。他们互相保护自己的利益，追逐权力地位，终身保值。对国家财产进行全面的垄断，垄断行业、垄断市场、垄断资源。掠夺人民的利益的行为，却合法化、合理化。剥夺城市和农村农民的各种利益。进行从上至下的安排权力进行控制，各种形势的政治、经济操作，完全变成了大小官员的交往，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工人阶级，成为了一句空话。真正的主人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官场里的各种人物。而坐在塔尖上的唯一的领袖就是毛泽东自己。日下午4时，毛泽东来到了已经成立了人民公社的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视察。当走到公社大院门口，看到了“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这块牌子时，毛泽东停下脚步，一字一顿地念起来。新乡县委书记胡少华随即对毛泽东说：“这是全县的第一个人民公社。”旁边的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问道：“他们起这个名字怎么样，行不行呀！”　　　　　　毛泽东用肯定的语气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当毛泽东问到全县有几个这样的公社时，胡少华答道：“全县原来有60多个小乡，成立了60多个高级社，后来合并成10个联社，七里营是我们县第一个人民公社。我们正在开战地会，准备都改成人民公社。”毛泽东又问：“人们喜欢这个名字吗？”七里营公社党委书记徐占才回答说：“喜欢！”人民公社的成立，又一次使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生产资料，就连大于兔子体形的牲畜都不许可自己养活，农民成为了真正的无产者。农民手里只剩下了一个向别人乞求的碗，吃饭需要有人恩赐。没粮食掌握的农民，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吃粮的生存权力被国家机器控制了，农民丧失了劳动生产的积极性，造成了农业生产的大倒退。各级官员为了取悦毛泽东的虚荣心理，开始一级又一级的汇报他们的业绩。“浮夸”成风，假话吹破天，一颗又一颗的“卫星上天”，让人眼花缭乱。河北省徐水县最早成立人民公社。日，人民日报头版头刊，发表题为《徐水县人民公社颂》。浮夸人民公社的丰功伟绩。一亩土豆产量是一百二十万斤，一棵白菜重五百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皮棉亩产五千斤。报这么高得“牛皮产量”，就是为了证明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河北省张北县被树为省粮食高产状元县。说该县坝上亩产千斤、万斤。当时的县委书记刘文达，农业书记张文光认为平均亩产才一百斤。由于他们的实事求是，结果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全县的粮食小麦亩产平均两千斤。彭德怀大元帅在家里做了一分地的试验，进行精耕细作，施肥护养，最高产量才亩产二百斤。福建英湖人民公社，花生亩产一万三千二百肆拾一斤，有整有零，你不信吗？麻城建国一公社，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五百斤。河南省号称全国第一大省，全省亩产小麦平均一千斤。实际河南省牛皮吹得最大，亩产最低。密县人民粮食不够吃，营养不良，普遍患浮肿病，没粮食吃，吃咸菜喝凉水才得浮肿病，饿死了几十万人。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艺圃带头搞浮夸，制造了震惊全世界的“信阳事件”，是以饿死二百万人为代价的，为自己歌功升官。河南省成为饿死人的最多省之一。可是，由于紧跟毛泽东，不仅性命无忧，官帽照戴，从河南省调到中南局继续当书记，它又升了一级。这是在搞共产主义吗？比封建王朝的皇帝还腐败，心里还有老百姓吗？河南省1958年秋收有50%的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1959年减了产，当年粮食产量仅195亿斤，省委书记吴芝圃却按各地委虚报的450亿斤的产量作基数，分摊指标，强行征购，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就是小“彭德怀”。各地只好搜刮农民的口粮来证明大跃进的伟大，将当年产量的75亿斤交了国家。山东省玉莲县高泽人民公社。一头母猪放卫星,一胎竟生小猪三十六头.紧跟着又放了一颗更大的卫星,一头母猪一胎产六十二头小猪崽.据说一头母猪一次最多发情排卵二十个，竟然可以产出六十二头小猪崽。一头小猪崽一斤重，六十二头就是六十二斤，这头母猪有多重呢？真是上咀唇顶着天，下咀唇顶着地，还有脸吗？人民公社的宣传广告大街小巷打处可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做不倒，就怕想不到。”……。河南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一个县委书记发言：“不虚报，就不能鼓群众的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鼓吹弄虚作假。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思想工作，混乱到何种地步，这种歪风邪气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到现在仍然流行的那么猖狂，这种洗过脑的危害，是多么可怕呀！误党乱国。这些党的干部为了保住乌纱帽，说谎话，放假卫星，欺骗人民欺骗党中央，还有什么党性。这是共产党里一大批官员在搞假政绩。一个人搞唯心主义，个人就要倒霉。全党搞唯心主义，党就要垮台。毛泽东搞个人迷信贻害了共产党的名誉，三面红旗运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59年，河南省信阳地区书记路宪文，为了响应毛泽东高举“三面红旗运动”的号召，强奸民意，为自己升官，大搞浮夸风，全地区粮食产量四十亿斤，夸大为八十三亿斤，多出实际产量一倍多，交不够强征粮，再征不够就开展“反瞒产运动”。信阳地区1959年实际产粮食四十亿斤，以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信阳地委却估产为八十三亿斤。省里要征购九点六亿斤，已属过头，地委却自报奋勇，要为大跃进多作贡献，交了十点四亿斤。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多被掠夺而去，平均只剩下100多斤口粮，仅够食用4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3个月。还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断粮停伙了。让农民家里颗粒无存。这种恶劣行径，野蛮暴行征粮坑苦了老百姓，谁能相信这是一个伟大的党领导的国家。毛泽东和党内个别的投机主义分子，破坏了共产党的声望。到了1960年，河南信阳地区是大小官仓堆满粮食，可农村里一百多万人饿死，横尸房屋内外，饿死的人都无人去掩埋。甘肃省定西地区，1958年――1960年饥荒重灾区，饿死了多少人还不知道，灾难的三年后，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署儿童福利院，这些大大小小的福利院，收留了五千多孤儿，由国家进行救助，因为他们全家在这三年内都饿死了。有一家7口人，只有一个孩子还活着，那时候开始抢救人命，救济粮下来了，食堂恢复了，这个孩子拿一个罐去领粮食。问他：“家里几口人？”他说：“7口人。”他一个人把七个人的面糊糊打回去，一个人都喝掉，而家里饿死的六口人，还在炕上摆着。大跃进中饿死人的事情，不是天灾，是人祸。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折合1715万吨，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600亿斤）的情况下，毛泽东亲自掌控的“政治设计院”，却决定出口419万吨粮食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城市粮食供应马上紧张起来，连北京、天津、上海也只有几天的存粮了。为了保证大城市不出乱子，继续向各省搜刮粮食，这样一来又多饿死了很多农民。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按每人/年320市斤作为维持生命的基线计算，和76.8亿斤，384万吨。如果不出口那419万吨，当年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一个人都不会饿死。毛泽东一心想造原子弹、氢弹，与苏美争霸，杨威世界，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决心要实施他所谓的“大仁政”（和梁漱溟辩论时说过的话），而把救济灾民、不让老百姓饿死看作是“小仁政”不屑一顾，照常出口粮食换汇，以采购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后来，原子弹是上天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毛泽东的伟大，须知是3750万条鲜活的生命把原子弹送上天的。任何政府都不会、不敢、不可能这样决策的，只有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敢这么干。不能把发展原子弹和出口粮食对立起来，推迟三四年再出口粮食换汇，就可以出现既舒缓了民困、避免饿死人，又造出原子弹的两全其美的结果。1961年又动用外汇进口粮食750万吨，就更加证明1960年出口419万吨粮食是饿死人的直接原因。所以，饿死人的事情是决策错误，是人祸，是毛祸，是毛泽东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毛泽东排挤周恩来，亲自担任“政治设计院院长”主持政府工作的直接结果。这样说不是免除了其他中央领导人和省、地、县各级领导人的责任，而是说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的责任人是毛泽东，就如同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的正确理论、正确路线、正确领导一样，大跃进饿死人是毛泽东的错误理论、错误路线、错误领导造成的。历史应该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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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敢相信，这就是毛泽东宣传的共产主义是天堂。求生的饥民，把野菜、树叶和红薯叶子都吃完了，开始人吃人……。而路宪文之流怕饥民外出讨饭，给自己的政绩抹黑，就派人砸农民的大锅，指示各县阻拦讨饭者，不准外出，宁可饿死这些饥民。农民面对官仓的粮食，面对暴虐的官员，却温良谦恭，舍命饿死。他们都是良民，弱式群体，没有采取任何过缴行动，他们是被政治运动整怕了，饿死一个人事小，政治上出了问题，要影响后几代人，政治运动是株连九族的。他们看着粮仓堆满却成为饿俘，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他们能忍到饿死。有比死更可怕的吗？真得有！那就是政治运动。面对生存的权利，不敢越雷池一步。多好的老百姓呀！可怜的老百姓！安徽省要书记张恺帆看到报低天天放卫星，于是下基层调查。他看到了是赤地千里，饿尸遍地，饿酹遍野。老百姓跪在他面前哀求救命……。他立即向党中央发出石破天惊的呼喊：“百姓家没粮食了，已经饿死人了。”并且做出生命与乌纱，于不顾的大胆决定，开仓放粮，解散食堂，归还自留地。可是，他却被毛泽东定性为“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秘密逮捕，惨遭迫害。人民不可欺，民心不可辱。当“三面红旗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困难的时候，党内的投机分子仍然迎合毛泽东的口吻，在背着良心大唱赞歌，仍然山呼“三面红旗运动”万岁！但是，正义是压不夸的。陕西省户县的三名共产党员站了起来，说了真话。他们是杨建民、贾生财、赵振理。向党中央没有报喜，而是报忧。老百姓的生活十分困难，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的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难忍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业经济代替了昔日的繁荣富强。这种情况，凡是正真的人都是一望可知的事实。陕西省户县的真实的反映情况是一叶知秋，看出了当时整个社会的状态，异地也皆然。而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一叶知秋”。定性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阶级敌人跳出来捣乱，是妄想恢复资本主义道路，是严重的阶级立场、政治立场问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钢领。说真话，真要杀头了，杨建民等三位共产党员，被迫检查政治立场，遭到了批斗和迫害。杨建民不堪受辱、服毒自尽，当年仅46岁。到这时候，很多人“醒”了，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都不说了，也都不干了，中国人民成为了东方的睡狮。家在河南省信阳专区光山县十里（原城郊）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的吴晔与他的父亲吴永宽一起，收集整理了一份本村饿死人的名单。他说：“我的良心驱使我花了一些钱，委托村里的人，在今年（注：2004年）清明节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爷爷）立下两块纪念碑。我也请求父亲回忆并写下了当时的情况。我想为这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历史，做一点点见证。”以下是隽刻在纪念碑上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碑文　　　　1959年我刚满15岁，回忆起那段日子真是让我悲伤、恐惧。、，让我叙不完的苦。那个时期中央提出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来建设社会主义，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仅没有建设好社会主义，而是让浮夸风把形势搞得一团糟。从上而下都空喊口号，让喊得厉害，会说大话，浮夸风刮得越来越大的，成了大红人了。那时还搞反右斗争，反瞒产，反私分，如果你只要说实话就给你戴上大帽子，说你是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就斗你，打你，架飞机，甚至把你用绳子吊起来，直到让你低头认罪，否则活活打死你。例如：我队里的吴德荣说：“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就这一句话，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为止。还有吴德桐骂了一句，队长吴永寿就找几个人把他活活地打死。副队长吴永冠说了句大跃进把人害得厉害。当时大队开会将他打死在离大队办公室不远的地方。我父亲吴德金是生产队会计，他为人朴实，善良。他说打这么多粮食不给社员吃，真有点亏良心，后来受到队长吴永寿的批斗，直到连气带饿于11月3日下午五时离开人世。我那时候很需要父母养护，可失去了亲爱的父亲，任务无法上学，连病都无法治疗，让我痛苦一生。　　　　1959年我们生产队同历年比，算是个丰收年，夏季小麦就收12000斤，豆类3500斤，上述这些油料、棉花全部上交到国库，其中夏季小麦每人提留30斤，秋季水稻提留30斤，说把国家任务完成后再提留，可是后来搞起了反瞒产，把收的粮食全部交到国库还不罢休，说还有好多粮食（要）交出来，实际上一点粮食也没有了。那个时候就开始，天天开会斗人，不交粮，就要交人，整天大队办公室成了打人的办公室了。那个时间仍然都恐慌起来了，没有粮食吃，都到外面找野菜和刮树皮吃，到了最后野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后来都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后还拉不出大便来，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死去几个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黄肿病，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120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70多人。这些惨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中共中央批斗右派太过头了，从上而下，治理国家也不是实实在在从源头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这些惨剧是我的亲身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吴永宽&2004年4月　　&　　名单　　&1959年河南省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园子小队120人中有72人饿死。　　　　死者姓名&性别&现家属姓名&死者与家属关系&备注　　1&李兴奎&男&李传如&祖父2&吴德勤&男&吴永富、吴永炳&父亲3&吴永厚&男&吴向发&父亲4&吴根林&男&吴向发&弟弟5&吴二毛&女&吴向发&妹妹6&吴德荣&男&吴向能&祖父　　7&吴德金&男&吴永宽&父亲　　8&吴德才&男&吴永宽&三叔　　9&吴老友&男&吴永金&三弟　　10&余才运&男&余思礼&祖父　　11&余黄氏&女&余思礼&祖母　　12&余敦山&男&余思礼&父亲　　13&余思义&男&余思礼&二哥　　14&余思信&男&余思礼&弟弟　　15&吴冯氏&女&吴向明&祖母　　16&吴永应&男&吴向明&父亲　　17&吴小油&女&吴向明&妹妹　　18&吴二孩&男&吴向明&弟弟　　19&吴三孩&男&吴向明&弟弟　　20&李成奎&男&李福寿&父亲　　21&李王氏&女&李福寿&母亲　　22&吴德润&男&吴永明&父亲　　23&吴德桐&男&吴永明&二叔　　24&吴永冠&男&吴永明&大哥　　25&吴少山&男&吴桂霞&祖父　　26&吴德炳&男&吴向军&祖父　　27&冯长友&男&绝户　　28&冯小二&男&绝户　　29&冯云毛&女&绝户　　30&杨世英&女&绝户　　31&吴永昌&男&绝户　　32&潘秀英&女&绝户　　33&吴小成&男&绝户　　34&吴三毛&女&绝户　　35&吴德立&男&绝户　　36&吴永恩&男&绝户37&吴德刚&男&绝户&&&&&&&&&&&&&&&&&&&&&&&&&&&&&&&&&&&&&&&&&&&&&&&&&&&&&&&&&&&&&&&&&&&&&&&&&&&&&&&&38&徐乃典&男&绝户&　　　　　　　　　　　　　　　　39&徐乃韶&男&绝户&　　　　　　　　　　　　　　　　40&徐之太&男&绝户&　　　　　　　　　　　　　　　　41&余敦海&男&绝户&　　　　　　　　　　　　　　　　42&余陈氏&女&绝户&　　　　　　　　　　　　　　　　43&余小富&男&绝户&　　　　　　　　　　　　　　　　44&余自明&男&绝户&　　　　　　　　　　　　　　　　45&王福汉&男&绝户&　　　　　　　　　　　　　　　　46&李明奎&男&绝户&　　　　　　　　　　　　　　　　47&李福喜&男&绝户&　　　　　　　　　　　　　　　　48&李刘氏&女&绝户&　　　　　　　　　　　　　　　　49&李小毛&男&绝户&　　　　　　　　　　　　　　　　50&徐安义&男&绝户&　　　　　　　　　　　　　　　51&徐小照&男&绝户&　　　　　　　　　　　　　　　　52&吴永清&男&绝户&　　　　　　　　　　　　　　　　53&吴小成&男&绝户&　　　　　　　　　　　　　　　　54&吴二娌&女&绝户&　　　　　　　　　　　　　　　　55&吴大孩&男&绝户&　　　　　　　　　　　　　　　　56&吴云毛&女&绝户&　　　　　　　　　　　　　　　　57&陈友来&男&绝户&　　　　　　　　　　　　　　　　58&陈刘氏&女&绝户&　　　　　　　　　　　　　　　　59&吴松山&男&绝户&　　　　　　　　　　　　　　　　60&吴华厚&男&绝户&　　　　　　　　　　　　　　　　61&吴王氏&女&绝户&　　　　　　　　　　　　　　　　62&徐乃珍&女&绝户&　　　　　　　　　　　　　　　　63&吴小油&女&绝户&　　　　　　　　　　　　　　　　64&吴舍毛&女&绝户&　　　　　　　　　　　　　　　　65&吴四毛&女&绝户‘&　　　　　　　　　　　　　　　　66&吴向山&男&绝户&　　　　　　　　　　　　　　　　67&吴桂氏&女&绝户&　　　　　　　　　　　　　　　　68&吴永才&男&绝户&　　　　　　　　　　　　　　　　69&吴王氏&女&绝户&　　　　　　　　　　　　　　　　70&吴永堂&男&绝户&　　　　　　　　　　　　　　　　71&吴马氏&女&绝户&　　　　　　　　　　　　　72吴向成&男&绝户&　　　　　　　　　　　　　　　　&　　　　　　　　　　　　　　　　合计72人，分别在1959年农历10月，11月死去。&　　看过《焦裕禄》这部电影吗？一个冬天的夜晚，北风呼啸，雪花纷飞，在兰考县城火车站里挤满了衣不蔽体人群，他们是准备爬火车到外地讨饭的饥民！――这一幕发生在1963年，其时“三年大饥荒”已过去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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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父辈就象《皇帝里的新衣》的故事，为了怕别人笑自己愚蠢，穿着只有聪明人才能看到的衣服，赤裸裸着身体，在这同样虚荣的社会里走来走去，谁不笑话谁。大家被那种看不到挨不着的欺骗，都会感到一种揪心的“痛”。人活着，真得需要孩子的眼睛，需要孩子毫无遮拦的心。因为只有孩子才会说：“看，皇帝光着屁股呢！”毛泽东的快乐是建立在这种“痛”之上，民众都互相疏远、互相猜疑、互相防备、互相抵毁。人与人之间已经没有了真情，没有了真诚。就象一位盲人每次夜晚出门，都要提着一盏亮的风灯。“瞎子点灯白费腊”。不！有这盏灯，是怕别人在黑夜里撞着他。毛泽东控制着国家的宣传机器，老百姓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就是听毛主席的话。中国的民智不能开启，愚民的政策使老百姓变成了傻子。中国的百姓不知道自己贫困到什么地步，他们还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没有忘记自己还有这么重大的责任。中国的人口占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二当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西欧，还包括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因为那三分之二的人民还在受罪，这是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这是笑话吗？不！象这样的笑话产生在中国人民当中流传，太多了。多么可怜的中华民族，中国的老百姓看着美国人开着私家小汽车游行罢工，他们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三面红旗运动”的后果是：中国的国民总产值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人均收入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工业生产降低了百分之四十。就是这样的结果，毛泽东仍然能吹嘘“伟大胜利”。他绝不允许任何人说出反对意见。还必须高呼：“三面红旗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后，苏联政府闻讯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　　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国事宜与中国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后向毛泽东汇报，被毛泽东一口回绝。　　毛泽东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这就是毛泽东告诉中国人民：苏联乘人之危，“逼债讨帐”的历史真相。　　　　事后毛泽东向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啥算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磋来之食？”。三年大饥荒时,毛泽东拒绝接受美国粮食援助。　　&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中国人民经历了噩梦般的大饥饿，说不清有多少人倒毙在家中、田间和逃荒的路上。此时，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对中国的情况并未袖手旁观，而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在短期内不会得到缓解，这必将导致更多的中国人死亡，因此，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并制定了援助方案。　　一九六二年二月，美方提出了一份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方案：允许中方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500万吨小麦。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进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说道，如果中方表示，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埸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　　不过，在中美双方的沟通中，王炳南传达了毛泽东的立埸：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中国人民有信心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绝不会依靠别人、尤其美国人的施舍过日子，更不会拿原则做交易。美国人再三表示，他们的500万吨小麦的援助计划，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甚至硬通货的支付方式，也可以在情况好转后再兑现。中方仍然断然拒绝，并以幽默的口吻转达了毛泽东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美国代表顿现窘态，中国代表哈哈大笑。中国再一次展现了毛泽东的骨气。中共中共通渭县委写出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个报告称：“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牲畜死亡33000多头，羊被宰了40000多只，猪、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5万多间，砍伐树木27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当时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采访，陇阳公社王书记对他们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那时人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晒太阳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吃过人肉的。”王书记当年在引洮工程上劳动，回家一看，老婆、妹妹、孩子都饿死了，全家一共饿死五口人。在当时3,300万人口的安徽省，“死於饥饿237万人。其中最严重的是凤阳县，有5,100人饿死，孤儿达3,304个（多数在10岁以下）。”“在凤阳，面对饥荒，中共干部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对声称饥饿、以及被怀疑藏粮的农民进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绳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数达&28,0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终生残废，被关进监狱的2,000余人中，有382人死在狱中。”1958年，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错误，全国的经济出现了大滑坡。党内的一些高级干部为了中国，为了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不怕掉脑袋，站出来说话了。1959年庐山会议，以彭德怀为代表的一部分高层领导人，直陈已见，指出“三面红旗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党犯了“左倾”的错误。这完全触及到毛泽东的“痛”处，他感觉到权力受到了威胁，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想法，本是党中央开会所允许的，这是党内民主生活的体现。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党，他只允许互相提意见，但是，不能给他提意见。毛泽东挥动了镇压的大棒，因为枪杆子在他手里，他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杀大权。立即把这些忠言相斥为“反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说真话的人真得完蛋了，彭德怀、周小丹、黄克诚、杨献珍、田家英……，他们都是共产党忠诚的领导人，解放全中国的有功之臣。彭德怀等人真正被罢官的原因，明服人看得很清楚，但是，谁又敢说清楚呢。就是那些准备“曲线救国”的人也只好闭上咀巴。说真话的后果不仅仅自己掉脑袋，关键是还要株连九族，妻子儿女都不得安宁。伴君如伴虎。彭德怀庐山被摆官，毛泽一箭双雕。在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多次说过，要抓军队整风，建议军队从苏联“朱可夫妻件”中吸取教训。当时，就是指彭德怀，那时彭德怀主抓军委日常工作。在1958年――1959年，“三面红旗运动”受到重挫以后。到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指出了“三面红旗”给老百姓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彭德怀到老百姓中间调查来的真实情况。到7月23日，仅仅九天以后，毛泽东在讲话中，批彭德怀在路线上发生了动摇，表现出资产阶级的野心。并且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彭德怀只是担心国家和人民，善意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在党内和党章中都是允许的，为什么要提高到这么高的政治原则上批判彭德怀。毛泽东是怕在党内引起连销反应，危害到他的权力。罢了彭德怀的官，别人就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你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为各种原因未得到批评……。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你。我66岁，我快死了。你61岁，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毛泽东的一席话，明确的指出1958年会议上要接受苏联“朱可夫妻件”所犯得错误教训，就是指彭德怀。毛泽东早有思想准备，要除掉彭德怀。第二个原因是在朝鲜战争中，毛泽东把儿子毛岸英，派到朝鲜战场上去镀金，准备将来接毛泽东的班。可是，彭德怀没有保护好毛岸英，让不长眼的美国炸弹把毛岸英炸死在防空洞里。如果毛岸英还活着，毛泽东能为他的接班人着急吗？也许是上帝可怜中国的良民，人算不如天算。假如毛泽东就象朝鲜领袖金日成，传位给其子金正日，中国人民就不会有21世纪改革开放的幸福生活了。毛岸英会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路线，忠诚的执行下去。金正日的独裁是青出兰而胜于兰，金正日让朝鲜人民仍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毛泽东除掉彭德怀是国仇家恨一起报，一剪双雕。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一致通过，把彭德怀的错误定为“反党分子”。能在党的全会上一致通过，真得没人反对吗？9月17日，免除彭德怀国防部长的职务，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除掉彭德怀，为毛泽东继续独裁起了敲山震虎的作用，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的胸怀和品质，可以看出党内的民主生活早已经没有了。毛泽东著作里论述的民主生活是真得吗？除掉彭德怀能在党内的大会上一致通过，发人深省。这就是独裁的暴政的表现。彭德怀从此失去了人生自由，他被解放军软禁了，他为说真话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他在临去世前，还高声疾呼：“我不反党。”毛泽东终于“压碎”了一代英豪彭德怀，真理和正义是压不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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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以后，在全国掀起了“拔白旗，反右倾”的政治运动，把三百多万主要干部和知识分子，打成“右倾社会主义”，继续扩大打击知识分子。这次运动把知识分子彻底的打垮了，后来出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不是为奇了。一直到1961年，面对席卷全国的大饥荒，毛不得不面对事实，放手刘邓采取一系列措施挽回局面。但是这个时侯国库的粮食根本不足以进行任何有效的赈灾，只能确保PLA和重要的部门粮食供应。局势岌岌可危。刘邓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到1966年的时候基本恢复了粮食生产。而1961年到1965年之前，面对党内的质疑，毛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放手让刘和邓去搞工作，自己到处巡游。1966年，当局势稳定下来以后，毛开始反击，等待刘少奇的是惊涛骇浪的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为毛挽回了局势，毛回报刘少奇的是屠刀。其中奥秘在于，毛的权势在事实面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质疑。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之一，这样的认识公开半公开的在党内蔓延。毛主席应该把管理国家的工作彻底移交给刘少奇同志。毛的反击很犀利，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开始玩弄权谋，刘少奇的下场注定成为悲剧。一个老牌的政治流氓，一个胜利的政治流氓，毛做到了全部。不可否认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是位杰出的领袖。但是，在建国以后，毛泽东的本性暴露无遗，他是一个天才的“坏人”。而且，毛泽东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野心家，阴谋家。毛泽东的性格也成就了他是一个军事家。毛泽东并没有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一厢情愿地在中国的土地上搞试验田。他也不管试验时期死多少人。毛泽东并没有脱胎换骨的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浓厚的封建主义思想，浓厚的小农意识，注定他成为共产党领袖以后，把中国共产党领进了历史的逆流道路。毛泽东利用封建主义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搞了一个封建体制的共和国。而且，毛泽东把中国的封建主义历史又延长了二十七年。所以，注定毛泽东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华盛顿，他的皇帝梦是中国封建史上又一杰作。还没有那个打天下的皇帝，祸害自己的国民，把经济建设、百姓生活搞得一团糟，老百姓生活在更困苦，更贫穷的社会里。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官员明白，毛泽东喜欢听好听的话，好心的话就是真话，也要掉脑袋。因此，在毛泽东这个体系里，康生、陈伯达、江青、林彪……等一群阿依奉承，拍马屁的集团就形成了。这是一群帮助毛泽东“整”人的坏人。只要是好听的话，好听的假话，毛泽东就高兴。要想活得别为难，就是听毛泽东的话。毛泽东的行为是错误的，也要大唱赞歌。毛泽东随便的一句话，立刻在媒体上大力的宣传，帮助毛泽东搞个人迷信。中国的官员在说假话时，已经做到脸不红，心不跳，麻木不仁，心安理得，互相心照不宣，多少可怕的官场，这样的精神污染遗传下去，给老百姓带来了多么大的灾难。中国社会失去了真实的语言。有许多正派正直的中国人“失语”了，不说话了。特别是对共产党失去了信心和信任。失语就是最大的反抗。政治家是多么需要干净的环境啊！毛泽东利用了中国人的中庸观念和均平意识，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中庸观念，使中国人变成了传统的市侩哲学和滑头理论者，为了活命使很多人苟且偷安。中庸者可以原谅暴政者的错误，应酬比自己高级别的领导，十分听话顺从。但是，绝不允许身边的人有任何好处。领袖和官员恰恰利用了“窝里斗”，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中庸观念成为了官场里统通的弊病。均平主义作为政治主张，毛泽东是个很成功的运用者，做得手应心。他的政治目的是让中国百姓人人过上平均的生活水平，生存的空间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能出现生活和物资上的高低之分。这种均平思想，不但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而且也受到了平民百姓的欢迎。因为中华民族有个陋习，就是疾忌别人比自己过得好。均平意识和思想，是统治者和权力阶层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而平民的均平观念却完全出于生存的重要，而他们的实质和表现是完全一致的。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小康生活。而一些平民还很留恋毛泽东时期的均平政策，原因是“心里舒服”啊！均平意识将长久的给中国社会的政治带来负面的影响。毛泽东的独裁和暴行，使中国社会形成了说假话的环境和纷围。其实，诚实是最简单的，说真话也最容易。最难受，最不容易的是说假话，心里要承受说假话的负担，要编的圆满，更要不要脸皮，还要给自己找一个说假话的理由，说假话还得左顾右盼……。总之，说假话在毛泽东时期成为了一种时尚，诚实和说真话成为了一种灾难。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人，是让全世界文明的国家瞧不起的人，成为了丑陋的中国人。在全世界得不到尊重，那一个国家和民族也不会赞扬愚昧的中国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在文明社会受歧视的原因。关于七千人大会。毛曾经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鲁库说：七千人大会后，我意识到要要把刘少奇干掉。研究表明七千人大会原来想开成一个重新拧紧螺丝的大会。毛本来想要在会上克服所谓分散注意，重新开始粮食征购。并不是想让大家出气的大会。原来只打算开十天，结果开了二十八天。征粮指标不仅没提高，还减少了。毛泽东把一切怨气都撒在了刘少奇是身上，毛泽东意识到权力的旁落，刘少奇带头不听他的话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就是要大权独揽，清除异己。1960年，当刘少奇、周思来、邓小平再次奋力把中国推向世界经济的正常轨道时，毛泽东又愤怒了。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参加的大会上，严厉地批评了毛泽东的错误：1959年――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说：“主席说形势大好是政治形势大好，而不是经济形势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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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说的：“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小康生活。而一些平民还很留恋毛泽东时期的均平政策，原因是“心里舒服”啊！均平意识将长久的给中国社会的政治带来负面的影响。” 可能是有一些平民随大流，如果让他们参加公社，搞合作化，试试。现在的人，亲兄弟也难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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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59 &&
&&&&楼主是否清楚，毛时代的“物质匮乏，生活清贫”意味着什么？一个月三两油，半斤肉，一切都凭票供应不用说了，那更意味着基本的生存难以保障，人们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线上。1959~62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仅官方自己承认的数字，就饿死了至少3500万人，真的是饿殍遍野，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饿死人事件。而所谓“自然灾害”，据今天的气象学家研究，那三年是风调雨顺，基本没有自然灾害，全都是搞“人民公社”“大跃进”瞎折腾，全都是人祸呀！&&&&这岂是一般的“物质匮乏，生活清贫”？这岂能用“尽管”两个字一笔带过？&&&&请问挺毛者，政府是干吗的？领导人是干嘛的？你凭什么在一个和平建设时期让百姓“物质匮乏，生活清贫”，你这难道不是根本的失职吗？这样的领导人，还有资格领导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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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26 &&
&&&&应该是既有成绩也有问题，而且问题大于成绩。毛泽东时代实行的是以农补工的政策，是一个艰苦创业的时代，也是一个缺吃少穿的时代。1959年到1961年饿死人是有的，问题就出在数字差距，原因分析和责任认定。饿死人是客观存在的，但究竟饿死多少人，国家统计局应该是可以计算的。当时由于粮食定量很低，许多人确实吃不饱，一天的定量不到半斤米，不少家庭靠野菜充饥。当时许多人由于野菜吃多了，出现了全身浮肿，一开始不知是什么“病”，后来知道是野菜吃多了，政府免费供应用炒黄豆、炒米糠和红糖加工而成的所谓营养粉，“病”慢慢就好了，有的人活到现在还健在。&&&&饿死多少人只能分析出大概的数字，但饿死的都是农民这是值得总结的教训。大家都是凭印象，由于当时法制和科技落后，都没有掌握具体的证据，现在要找的是原始档案。我看了许多这方面的帖子，有的故意扩大事件的严重性，有的龇口否认，都没有实事求是。&&&&党内斗争比较复杂，党内派系山头林立。中共八大之后，毛泽东为了培养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接班人，工作还是比较放手的。并打算九大后就退居二线了。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反右和大跃进就顺理成章了。苏联的背信弃义，撤走了所有的在中国的苏联专家，给中国的经济发展设计了巨大障碍，反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至于饿死人的情况，主要是浮夸风、大炼钢铁及食堂化。因为1958年的粮食是丰收的，由于瞎指挥，许多粮食与棉花都烂在田里。搞食堂化又搞“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的不自量力做法，也浪费了不少粮食。加上一些地方出现了自然灾害，搞得措手不及。全国性的“浮肿病”出现了，许多基层干部都误认为是瘟疫，后来才知道是野菜吃多了。政府才发放米糠、黄豆、红糖等加工而成的“营养粉”，病情才得到控制。至于彭德怀的执政思路，毛泽东是不会同意的。纠正了浮夸风、大炼钢铁与食堂化的错误，国民经济才逐渐恢复。&&&&我国已进行6次人口普查了，年究竟饿死多少人，应该可推算出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具体数字了。党史研用了1960年比1959年人口减少1000万的数据，有的推断说饿死了8000万，这样大的误差，肯定是不准确的。希望国家统计局及有关部门分析出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数字和原因分析。&&&&应该承认1959年---1961年之间是有饿死人的，而且数量比较多，并且饿死的基本上是农民。但如果要别人提供证据或医疗鉴定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饿死人是不可能通过医疗鉴定得出的。现在要解决的数量及发生原因，那些人负有责任。&&&&至于右派为什么没有饿死，一是大多数右派，工资照发，只不过是得不到重用。回农村的右派，都是身强力壮。1959年到1961年饿死的人，以老人、病人和没有劳动力的家庭为多数。能活下来就没有问题了。现在1958年以前出生的农村人许多都饿过，症状主要的浮肿。&&&&实际上是毛泽东太放手了，问题就出在浮夸风、食堂化与强迫命令。1956年八大的时候，毛泽东就考虑到权力过度，并打算九大后就当个名誉主席了。出现饿死人，一是浮夸风，虚报了产量；二是大炼钢铁，造成1958年丰产不丰收，不少粮食和棉花烂在地里；三是食堂化，不尊重群众意愿，并且还放开肚皮吃饱饭，浪费了不少粮食。四是反右之后，很多干部不敢说真话了，干部渎职严重。至于责任，应按职务、职责承担责任。&&&&有关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我查阅了许多资料和访问了许多人，并且也是亲身经历的。大家都认为1959年确实饿死了人，现在缺的是准确数字、发生原因与责任人。党史中承认减少1000万，准确数字是950万，其中还包括矿难、交通事故，自杀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至于发生原因，主要是食堂化、浮夸风、大炼钢铁、浪费等多种原因。发现最早的是朱德，他回家乡回来后向毛泽东汇报，发生的不是“瘟疫”而是食堂化。毛泽东当即召集刘少奇分头调查，发现确实是食堂化造成的，并下令解散所谓的公共食堂，当时也有不少食堂是办得好的，如全国第一个办农村食堂的七里营，由于党支部书记亲自抓食堂管理，并没有饿死人的情况。责任人也应该是清楚的，那就是全党责任，其中毛泽东应负领导责任，直接责任人是刘少奇、陈云与邓小平以及有关省、市、县区的责任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也是他们三人提出来的，毛泽东和陈云还“吵过一架”。至于庐山会议，毛泽东为什么不支持彭德怀，那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属工作失误，再说，刚选出来的国家主席，八大定下来接班人要废除理由不充分，不让刘少奇当，让彭德怀当，不可能的。让彭德怀当最高领导人，中国就会成为苏联的附属国。究竟事实怎样？有待于档案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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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第八届中央委员会（1956年9月-1969年4月） 【字号 大 中 小】【论坛】【打印】【关闭】&&　　委员（按得票多少排列；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画排列）　　毛泽东、刘少奇（1956年9月-1968年10月）、林伯渠（1956年9月-1960年5月）、邓小平（1956年9月-）、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云、林彪、吴玉章（1956年9月-1966年12月）、陈伯达、蔡畅（女）、李富春、罗荣桓（1956年9月-1963年12月）、徐特立（1956年9月-1968年11月）、陆定一（1956年9月-）、罗瑞卿（1956年9月-）、徐向前、邓颖超（女）、刘伯承、陈毅、彭德怀（1956年9月-）、廖承志、李先念、陈赓（1956年9月-1961年3月）、聂荣臻、林枫（1956年9月-）、张鼎丞、彭真（1956年9月-）、乌兰夫（云泽，蒙古族，1956年9月-）、黄克诚（1956年9月-）、滕代远、肖劲光、谭政、柯庆施（1956年9月-1965年4月）、粟裕（侗族）、贺龙（1956年9月-）、王首道、王维舟（1956年9月-）、邓子恢、李克农（1956年9月-1962年2月）、杨尚昆（1956年9月-）、叶剑英、宋任穷（1956年9月-）、张云逸、刘晓（1956年9月-）、李维汉（1956年9月-）、王稼祥（1956年9月-）、康生、叶季壮（1956年9月-1967年6月）、刘澜涛（1956年9月-）、刘宁一（1956年9月-）、薄一波（1956年9月-）、胡乔木、杨秀峰（1956年9月-）、舒同（1956年9月-）、赖若愚（1956年9月-1958年5月）、张际春（1956年9月-1968年9月）、程子华（1956年9月-）、陈郁、刘长胜（1956年9月-1967年1月）、伍修权（1956年9月-）、肖克（1956年9月-）、钱瑛（女，1956年9月-）、王从吾（1956年9月-）、邓华、马明方（1956年9月-）、张闻天（1956年9月-）、谭震林（1956年9月-）、刘亚楼（1956年9月-1965年5月）、李雪峰、陈少敏（女）、李葆华（1956年9月-）、许光达、王震、曾山、林铁（1956年9月-）、郑位三（1956年9月-）、徐海东、肖华（1956年9月-）、胡耀邦、赵尔陆（1956年9月-1967年2月）、欧阳钦（1956年9月-）、习仲勋（1956年9月-）、刘格平（回族）、谢富治、安子文（1956年9月-）、贾拓夫（1956年9月-1967年5月）、李立三（1956年9月-1967年6月）、黄敬（1956年9月-1958年2月）、李井泉（1956年9月-）、吴芝圃（1956年9月-1967年10月）、吕正操（1956年9月-）、王树声、陶铸、曾希圣（1956年9月-1968年7月）、陈绍禹（王明）。　　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排列；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画排列）　　杨献珍(1956年9月―1958年5月)、王恩茂(1956年9月―1958年5月)、杨得志(1956年9月―1966年8月)、韦国清（壮族，1956年9月―1966年8月）、罗贵波(1956年9月―1966年8月)、张经武(1956年9月―1966年8月)、谢觉哉(1956年9月―1966年8月)、叶飞(1956年9月―1966年8月)、杨成武(1956年9月―)、甘泗淇(1956年9月―1964年2月)、章汉夫(1956年9月―)、潘自力(1956年9月―)、李大章(1956年9月―1968年10月)、许世友(1956年9月―1968年10月)、帅孟奇（女，1956年9月―）、杨勇(1956年9月―)、刘仁(1956年9月―)、陈锡联(1956年9月―1968年10月)、万毅（满族，1956年9月―）、张宗逊（1956年9月-）、周扬（1956年9月-）、黄火青（1956年9月-）、李涛（1956年9月-）、陈奇涵、陈漫远（1956年9月-）、徐子荣、黄欧东（1956年9月-）、古大存（1956年9月-1966年11月）、李志民（1956年9月-）、刘澜波（1956年9月-）、苏振华（1956年9月-）、冯白驹（1956年9月-）、周保中（白族，1956年9月―1964年2月）、吴德（1956年9月-1968年10月）、奎璧（蒙古族，1956年9月-）、张德生（1956年9月-1965年3月）、区梦觉（女，1956年9月-）、范文澜、朱德海（朝鲜族，1956年9月-）、邵式平（1956年9月-1965年3月）、张启龙（1956年9月-）、黄永胜（1956年9月-1968年10月）、李坚真（女，1956年9月-）、马文瑞（1956年9月-）、张霖之（1956年9月-1967年1月）、张玺（1956年9月-1959年1月）、王世泰（1956年9月-）、阎红彦（1956年9月-1967年1月）、桑吉悦希（天宝，藏族）、张达志（1956年9月-1968年10月）、高克林（1956年9月-）、赛福鼎（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廖汉生（土家族，1956年9月-）、洪学智（1956年9月-）、章蕴（女，1956年9月-）、徐冰（1956年9月-）、江渭清（1956年9月-）、廖鲁言（1956年9月-）、宋时轮（1956年9月-）、谭启龙、周桓（1956年9月-）、钟期光（1956年9月-）、陈丕显（1956年9月-）、赵健民（1956年9月-）、蔡树藩（1956年9月-1958年10月）、钱俊瑞（1956年9月-）、潘复生（1956年9月-1968年10月）、蒋南翔（1956年9月-）、江华（瑶族，1956年9月-）、韩光（1956年9月-）、李昌（土家族，1956年9月-）、王鹤寿（1956年9月-）、陈正人（1956年9月-）（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增选）　　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排列，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任重（1958年5月-）、张仲良（1958年5月-）、陶鲁笳（1958年5月-）、彭涛（1958年5月-1961年11月）、刘建勋（1958年5月-1968年10月）、赵毅敏（1958年5月-）、孔原（1958年5月-）、唐亮、刘子厚（1958年5月-1968年10月）、张苏（1958年5月-）、杨一辰（1958年5月-）、汪锋（1958年5月-）、周小舟（1958年5月-1966年12月）、方毅（1958年5月-）、王尚荣（1958年5月-）、刘震（1958年5月-）、张平化（1958年5月-）、张劲夫（1958年5月-）、韩先楚（1958年5月-1968年10月）、李颉伯（1958年5月-）、廖志高（1958年5月-）、赵伯平（1958年5月-）、孙志远（1958年5月-1966年10月）、张爱萍（1958年5月-）、姚依林（1958年5月-）（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递补）　　委员：杨献珍（1958年5月-）、王恩茂（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递补）　　委员：杨得志、韦国清（壮族）、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1968年10月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增补）　　委员：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张达志、韩先楚、潘复生、刘建勋、刘子厚、吴德、李大章中央政治局　　委员：毛泽东、刘少奇（1956年9月-1968年10月）、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1956年9月-）、林彪、林伯渠（1956年9月-1960年5月）、董必武、陈毅、罗荣桓（1956年9月-1963年12月）、李富春、彭真（1956年9月-1966年5月）、彭德怀（1956年9月-）、贺龙（1956年9月-）、刘伯承、李先念、柯庆施（1958年5月-1965年4月）、李井泉（1958年5月-）、谭震林（1958年5月-）、陶铸（1966年8月-）、陈伯达（1966年8月-1969年4月）、康生（1966年8月-1969年4月）、徐向前（1966年8月-1969年4月）、聂荣臻（1966年8月-1969年4月）、叶剑英（1966年8月-1969年4月）　　候补委员：乌兰夫（蒙古族，1956年9月―）、张闻天（1956年9月-）、陆定一（1956年9月-1966年5月）、陈伯达（1956年9月-1966年8月）、康生（1956年9月-1966年8月）、薄一波（1956年9月-）、李雪峰（1966年8月―1969年4月）、宋任穷（1966年8月―）、谢富治（1966年8月―1969年4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委员：毛泽东、刘少奇（1956年9月-1968年10月）、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1956年9月-）、林彪（1958年5月-1969年4月）、陶铸（1966年8月-）、陈伯达（1966年8月-1969年4月）、康生（1966年8月-1969年4月）、李富春（1966年8月-1969年4月）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1956年9月-1968年10月）、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1958年5月―1969年4月）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1956年9月―）中央书记处　　书记：邓小平（1956年9月―）、彭真（1956年9月―1966年5月）、王稼祥（1956年9月―）、谭震林（1956年9月―）、谭政（1956年9月―1962年9月）、黄克诚（1956年9月―1962年9月）、李雪峰（1956年9月―）、李富春（1958年5月―）、李先念（1958年5月―）、陆定一（1962年9月―1966年5月）、康生（1962年9月―）、罗瑞卿（1962年9月―1966年5月）、陶铸（常务书记，1966年5月―）、叶剑英（1966年5月―）、谢富治（1966年8月―1969年4月）、刘宁一（1966年8月―1969年4月）　　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1956年9月―1966年5月）、胡乔木中央军事委员会（1959年9月-1969年4月）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林彪、贺龙（1959年9月―1967年9月）、聂荣臻（1966年1月增补）　　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　　常务委员：毛泽东、林彪、贺龙（1959年9月―1967年9月）、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朱德、邓小平（1959年9月―1968年10月）、罗荣桓（1959年9月―1963年12月）、罗瑞卿（1959年9月―1965年12月）、谭政（1959年9月―1961年1月）、谢富治（1967年3月―1969年4月）、肖华（1967年3月―12月）、杨成武（1967年3月―1968年3月）、粟裕（侗族，1967年3月―1969年4月）　　委员：毛泽东、林彪、贺龙（1959年9月―1967年9月）、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朱德、邓小平（1959年9月―1968年10月）、罗荣桓（1959年9月―1963年12月）、罗瑞卿（1959年9月―1965年12月）、谭政（1959年9月―1961年1月）、粟裕（侗族）、陈赓（1959年9月―1961年3月）、肖劲光、王树声、许光达（1959年9月―1967年8月）、肖华（1959年9月―1967年12月）、刘亚楼（1959年9月―1965年5月）、苏振华（1959年9月―1967年1月）、谢富治（1967年3月―1969年4月）、杨成武（1967年3月―1968年3月）中央军事委员会办事组（1967年8月-1968年3月）　　负责人：吴法宪（1967年8月―9月）　　组长：杨成武（1967年9月―1968年3月）　　成员：吴法宪、叶群（女）、邱会作、张秀川（1968年3月-1969年4月）　　组长：黄永胜　　副组长：吴法宪　　成员：叶群（女）、李作鹏、邱会作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任编辑：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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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1&&&&==========================================&&&&哈哈，打着“真实”的牌子，多半是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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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董时进的不同预言&&&&&&&&&&&&（这才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产生的真正原因） && 58年毛泽东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了，他预言62年，最迟72年就会进入“共产主义”。而董时进的预言与毛泽东却截然相反。&&&&董时进-中国农业经济学家。1900年生于今重庆市垫江县，1920年代初，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著有《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等。历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主任、院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国民党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等。&&&&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两年后，由于反对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农民党被迫解散。董时进的观点也遭到各界批判。&&&&1950年赴美定居，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其间著有小说《两户人家》。1984年在美辞世。&&&&解放后，董时进的学术观点遭到大规模批判。令人惊叹的是，六十年后的今天，董时进曾经预言过的中国农村的大起大落，几乎全部兑现。遥想当年，他说他知道中国土改的大局已定，他为此悲哀地预言：政权巩固之后，这个政党就会在某一天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像苏联那样建立集体农庄，让农民把粮食大量交给政府，农民被整体奴役，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甚至会饿死人……&&&&董时进更尖锐地指出，“这种制度（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完全是回复到封建和农奴制度，绝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我一向以为这个办法是要不得的，害处很大的。我预料将来惹出许多乱子，杀死及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我不懂主政的先生们，和高唱集体农场入会的先生们，何以如此胆大。自己对于农业有何研究及经验，对于家庭农场和集体农场有何比较的研究及经验（政府在短时间内办了少数几个农场，无论成绩如何，都是不配称经验的），竟敢把这关系国家命脉和几万万人民生活的农业经营制度，拿来当试验品！”&&&&现在来看，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在后来都一一应验了，而毛泽东纯粹是放了个屁。说明事物的发展并不是伟人的枪就左右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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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到封建和农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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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55 &&
"责任人也应该是清楚的，那就是全党责任，其中毛泽东应负领导责任，直接责任人是刘少奇、陈云与邓小平以及有关省、市、县区的责任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也是他们三人提出来的，毛泽东和陈云还“吵过一架”。",哈哈,前面说取得了伟大成绩是导师的功劳,同时期出的问题你又推到刘少奇邓小平那儿了,你这道理能通吗?怪不得很多一把手的功劳是自己的,错误是别人的毛病是那个时候传下来的。&& "至于庐山会议，毛泽东为什么不支持彭德怀，那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属工作失误，再说，刚选出来的国家主席，八大定下来接班人要废除理由不充分，不让刘少奇当，让彭德怀当，不可能的。让彭德怀当最高领导人，中国就会成为苏联的附属国。"为民鼓与呼的彭元帅不就是说了一点农村的实情而已,什么时候要想当国家主席了？在你这儿扯上了苏联的附属国,证据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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