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电视剧苏三省为什么要折磨李小男？苏三省结局是什么? 20:21:15　 来源：中国网　 (责编：黄凌、张祎)
《麻雀》电视剧正在热播中，自从苏三省这个角色出现，就引起网友们的关注，在《麻雀》小说中，尹正饰演苏三省折磨李小男，导致李小男残忍是死去，不少的网友好奇，苏三省是怎么折磨李小男的?苏三省不是喜欢李小男?为什么要折磨李小男?看到第36集的剧情中，李小男被劫，苏三省十分的担心，看到李小男平安无事，手舞足蹈，苏三省甜蜜地开心的笑。在麻雀小说中，苏三省结局是什么?下面小编给网友们揭晓。
《麻雀》里，尹正饰演的苏三省是个心狠手辣、冷酷阴鸷的特工，“投诚”到汪伪，但他的毒恶比特工头目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利益不惜一切狠手段，所到之处虐害一片，屠杀作恶面不改色，浑身杀气腾腾;自带闪电雷雨效果登场，走路生风，十分抢眼。尹正在表现苏三省的凶残不羁时，俨然似暗黑系病娇附体，眼神、面部表情、台词以及细微的肢体语言都被他调动进表演中。台词也不乏亮点，“要做别人拔不出来的眼中钉” 等，让人不寒而栗。网友们把其形象归为“有一种丧心病狂的帅”，狠毒中带着帅的反派，透着狼一样的气质。
原标题：剧透！麻雀电视剧苏三省为什么要折磨李小男？李小男结局是什么
尹正之所以被追捧，还在于他把角色人性本身的复杂和两面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杀人不眨眼，苏三省的心底却潜藏着对温暖的丝丝渴望，他对家人的悉心关怀，遇到李小男后爱意滋长，尹正对人物成长背景和性格缺失的解读是非常深入细腻的。他在特工部向来面不露色，声音低沉，行事、说话都给人压迫感。而面对李小男，苏三省竟然温柔得像个陷入爱恋的纯情大男孩，整个人的气场和特工身份大相径庭，他会不由地对小男笑，因误会被小男乱打却还开心，送玫瑰送点心，为救小男挺身受伤，小男喂他喝汤时满脸的幸福满足，时而还对情敌吃醋……这时的苏三省是个乖萌暖男， 尹正尤其把他的甜笑表现得真挚、痴情，粉丝调侃“一见小男，秒变地主家的傻儿子“。如此反差萌，让观众被尹正疯狂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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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三省折磨李小男是因为爱，他越是爱李小男就越是折磨李小男，这或许就是苏三省在失掉灵魂寄托时不安的表现，李小男的信仰就像是一朵向阳花，为了这朵盛开的向阳花，李小男甚至不惜用自己的鲜血去浇灌它。可是苏三省作为一名背叛者自然是不希望向阳花盛开的，于是苏三省爱着李小男却也害死了李小男。苏三省对付李小男的手段极其残忍，或许这也是苏三省亲自扼杀了自己灵魂。对于苏三省喜欢李小男吗这个问题，不由可以得出苏三省比任何人都要爱李小男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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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麻雀》小说苏三省折磨李小男片段的描述，苏三省虽然喜欢李小男但拷打李小男的时候毫不留情，将干毛巾从李小男嘴塞李小男胃里，等到李小男胃里的胃酸与毛巾融合在拉出来，这样就会得到胃里的情报。总之，李小男的死状是极其惨烈和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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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小说中，深居简出的陈深，有一天戴上厚重的呢帽子，围上围巾走在街头上时，突然被一辆车上跳下来的人拉上了车。陈深都来不及拔枪，甚至来不及看清车上的人，车子已经蹿出去老远。陈深开始在车内挣扎起来，却被人钳住了手腕动弹不了，这时候陈深意识到，他一定是被苏三省的人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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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驾驶室里的男人扭过脸来，对着陈深笑。那人摘下了假胡子，取下头上的帽子，这时候陈深才认出了陶大春。陶大春说，今天我让你看看，飓风队是怎么除奸的。这天傍晚，苏三省和一名女人被堵在一条弄堂里。苏三省显然是和这个女人从一幢民居里出来的。陶大春突然出拳，拳头重重地砸在女人的头上。女人哼也没哼就歪倒在地上。陈深看到女人穿着淡色的有着小花点的棉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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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条在春天盘在脚下的菜花蛇。苏三省想要拔枪的时候，陈深一脚将他踹翻在地上，随即有三杆短枪的枪管，都顶在了苏三省的脑门上。苏三省的脑门上随即沁出了一层密密的细汗。陈深蹲下身去，从苏三省的腰间拔出手枪，然后他开始解苏三省的衣扣。他解得特别得缓慢而认真，最后他用力地扒开苏三省的衣裳，露出了皮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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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深眯着眼睛笑了，他的手里突然多出了一把剃刀。陈深很轻地问苏三省，哪儿是胃部?苏三省浑身发抖，声音变得语无伦次，他说陈队长你肯定是误会了。陈深红着眼吼了起来，马上告诉我，哪儿是胃?陶大春也蹲了下来，他伸出平举的手说，给我。你不能干这事，你会犯你们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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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深想了想，把剃刀塞在了陶大春的手里，慢慢地直起了身子。他的手开始在身上摸索，找到了唐山海给他的半支亨牌雪茄。陈深叼着烟，划亮了火柴，火柴的光芒把他的脸照得有了一些明灭的深浅不一样的红光。陈深美美地吸了一口，扔掉火柴叼着烟大踏步地向前走去。白色的烟灰不时地被风吹落，陈深突然觉得，春节过了，风仿佛也有了一些暖意。这时候弄堂深处传来一声让人毛骨悚然的惨叫。惨叫声中陈深说，唐先生，安息吧。小男，你也可以闭眼了。为你推送和解读最前沿、最有料的科技创投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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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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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社论。
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因为（1957年）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卢郁文在（1957年）5月25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惧，屈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和生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郁文“及早回头”，请想想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说他们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1]
．新华网[引用日期]
企业信用信息毛泽东为什么要整死贺龙?
毛泽东为什么要整死贺龙
林彪将贺龙的一切材料连同李作鹏、吴法宪的揭发信一并送到毛泽东处，此前，毛泽东已经通过有关人员了解到林彪针对贺龙所作的一些事情，只不过不置可否。林彪给贺龙的定性是“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而综合所有人的材料似乎都证实了一点，那就是贺龙不突出政治，在结束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曾经就突出政治一题做了重要表态，也就是说凡是坚持不突出政治的都将遭到罢黜。现在，可谓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就等着毛泽东的表态了。
日，毛泽东接见贺龙，把吴法宪的诬告信交给贺龙，贺龙说要和他们去解释一下，毛泽东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继续重申对贺龙的一贯评价，一共是三点：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这三点最初还是毛泽东亲口对薛明讲的，地点是在延安。现在，毛泽东重复这段话等于告诉贺龙，他仍旧是这么看待贺龙的，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我当你的保皇派”。（参见《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四天以后，也就是9月9日晚上，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引自《贺龙传》）后来在给贺龙平反时，也就是八大军区对调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对这件事又做了一些回顾，他说：“我让贺龙先去看看林彪，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贺龙也是这样做的，九月十日，贺龙亲自拜望林彪。
贺龙是正常来征求林彪意见的，但是，叶群却如临大敌，张云生自己回忆，当时叶群十分紧张，让警卫人员躲在后面，时刻提防贺龙的“不轨”。算得上丑态百出了。（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林彪对贺龙提出一个看法：“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回答：“谁反对党中
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
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两个人谈话时间不长，当然也谈不上愉快，毛泽东希望出现的“沟通”没有产生，裂痕仍旧。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邓榕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披露出文革开始以后，毛泽东找到邓小平，希望邓小平找林彪谈一谈，结果，邓小平自己说“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贺龙找林彪也只是谈了一次，实际和谈崩也差不多。而问题在于，邓小平、贺龙都是毛泽东主动提出让他们和林彪谈谈，其实也就是争取获得林彪的谅解。毛泽东发动文革，首先依靠的就是林彪，用江青的话说，林彪当时是“一尊神”，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天平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林彪的位置，换言之，也就是林彪可以做的了毛泽东一半以上的主。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曾几何时，毛泽东也是把这种罕见的信任赋予刘少奇的，黄花塘事件出来以后，陈毅对毛泽东进行诉求，然而，毛泽东却鼓励他“沉默”或者“学习”，不要急于对某些人作出评价。（事详《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日到4日，中
央政治局召开关于白区工作的会议，在会上，刘少奇遭到了张闻天等人的批评，毛泽东第一次旗帜鲜明的站在了刘少奇的一边，让大家第一次领教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欣赏。1963年，毛泽东自己亲笔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改为“以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参见《共和国部长的挽歌》，高文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48页）由此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然而，一年以后，毛泽东已经开始组织人准备打倒刘少奇了。对于毛泽东晚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很多高级领导干部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结时还唏嘘不已。
而所有的反复其实都是来自对最高权力的掌握这一总根子上，不论是信任林彪还是放弃贺龙或者打倒刘邓，基本都是由此而来。毛泽东自己说过他对重大原则问题是从不让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关乎政治命运的大问题上，毛泽东从来就不是儿女情长、藕断丝连的，相反则毫不犹豫、绝不迁就。
在林彪表示了他对贺龙的基本态度以后，毛泽东自己也在思考这一问题，对于贺龙的看法，毛泽东有一个分水岭，总体上说五九年之前的贺龙是让他十分满意的，贺龙虽说也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可是，他不同于张国焘，也不同于徐向前，他始终如一的紧跟毛泽东，特别是在大跃进、庐山会议期间，贺龙比之某些毛泽东的“嫡系”还要“嫡系”，这也是毛泽东之所以后来把军
委的三分之一大权下放给贺龙的原因。可是，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毛泽东看待问题的标准就是一个，那就是是不是突出政治，突出政治说穿了也就是是不是突出毛泽东及其领袖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林彪从不含糊，而且身体力行、主动推进，让毛泽东深为满意，但是，主持军
委一线工作的贺龙、罗瑞卿则相对不那么得力，来自林彪的报告中还点出他们两个人的消极态度。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的生活会以及其他会议期间，毛泽东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
（毛贺对话引自《贺龙传》）一句“上不了纲”说出了贺龙的全部心曲和对文革的态度。毛泽东对于文革是十分的重视，直到他临终之前还对文革的评价念念不忘，他自己虽说也批评过文革怀疑一切、大打内战是错误的，可是，他不允许其他人不承认文革的“巨大作用”，否定文革的“历史地位”，他把文革和他领导军民推翻国民党腐朽统治相提并论，称作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无论是周恩来采取软顶的办法，还是邓小平的主动修正都受到毛泽东的猛烈回击。他不能容忍他们在他活着的时候对文革说三道四，这也是江青集团以后屡屡得逞的主因所在。
而与毛泽东相对应的中
央一些毛泽东多年以来的忠心耿耿的战友们对于文革又是什么态度呢？可以说贺龙的这个说法不是孤立的，不仅贺龙，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也是这种态度，特别是谭震林和李富春的态度。谭震林与李富春都是典型的左派，李富春其人和毛泽东的个人关系一直不错，私人渊源很深，李富春在江西工作时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出面保他过关，谭震林也是有名的左派首领，历次过左运动中他都表现积极，然而，就是这样两个人在文革初起以后不是以往的支持、紧跟，至少不是无条件的拥护，相反他们一再表达自己的疑惑、不满，对于文革把国家把党把社会搞的一塌糊涂的现象他们无法和林彪所说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联系到一起，谭震林本人不仅在怀仁堂会议上大拍桌子，而且还在67年2月的十七日写下了著名的一封信，他在信中痛心疾首的说：“党简直被丑化得无以复加了！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而他们有兴趣的就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非整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决不叛国。我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下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也要斗下去，拼下去。”（引自《陈伯达传》，时代文艺出版社）这封被林彪批示为“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谭震林的亲笔信正是谭震林等人当时真实的心理写照，李富春曾经对身边人感叹的说：“我又读了一遍毛主席选集，我发现上面很好话说的非常好，可惜毛主席自己不照着上边所说的去做。”（引自《中**史人物传》，李富春词条）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乔晓阳在他21岁时作为留学生代表亲耳听到陈毅的愤怒的内部讲话，陈毅自称不希望再作“就这十一个人干净？”中的干净分子，他希望“把我拉出去示众好了”，（引自《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乔晓阳谈陈毅在文革中）他们这些激烈的反映作为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是完全知道的，所以，毛泽东放弃了对这些人的暂时保护，也让这些人领略了“顶牛”的危险，谭震林等“三老四帅”在二月逆流之后遭到无情的清洗，多次请假检讨仍不过关，以后虽说蒙恩上了天安门，却和权力中枢再也无缘，直到林彪死后，他们才被陆续解放出来，不过也是投置于闲散之地。
从毛泽东对谭震林、李富春等人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贺龙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了。
我之所以喋喋不休的列举了一些其他事例，旨在说明或者澄清一点那就是网上一直以来针对给林彪翻案的某些观点指出毛泽东打倒贺龙是蓄意为之，这是不了解毛泽东在文革前后的政治心路所致，贺龙也好、谭震林等人也罢，他们并不是毛泽东一开始就准备放弃的人，相反毛泽东一度还准备借重他们，否则毛泽东也不会关心的询问贺龙为什么不发言了，毛泽东还希望贺龙能够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那样冲到最前面，可是，贺龙没有做到，而贺龙和林彪的矛盾是十分尖锐的，在选择贺龙还是选择林彪，毛泽东的天平的倾斜是毫无疑问的指向了后者。没有贺龙可以，没有林彪，文革下一步将如何推动呢？这也就是毛泽东的大局观，在这个大局面前，贺龙当然是相形见拙的。
政治人物在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他们最为看重的就是形势、利益和目的。在这三点的烘托之下，他们可以退避、妥协，也可以进攻、消灭；可以放弃道德、良知，也可以放弃亲人、战友。
江青在接受维特克采访时，她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文革失败了，杀头、充军或者坐牢，我都一个人顶着好了，我是随时都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与其说江青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不如说毛泽东随时做好了牺牲江青的准备。江青在被捕以后一度咆哮公堂的喊道她不过是毛泽东的一条狗而已，既然自承为狗，那么主人就有豢养它的可能，也有抛弃它的自由。
通过阅读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准备发动文革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志在必得，不仅发动一次，而且还要七八年来一次“而后多次扫除”，在对待文革的态度上，毛泽东是不惜排除万难、破釜沉舟的，所以，谁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谁就有被毛泽东抛弃的可能。然而，怎么抛弃或者说抛弃到什么程度，毛泽东还是有他自己的具体的考虑的。
林彪在指责贺龙时曾经说过：“贺龙野心大，主席百年以后，他要造反。”这句话其实是似曾相识的，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就和彭德怀说过：“老总，我们定一个君子协定好不好？我死了以后，你不要造反。”（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毛泽东尽管说这番话时是半开玩笑的口吻，然而，他对彭德怀的猜忌已经溢于言表。而作为毛泽东以后的“最亲密战友”和一直的“优秀学生”的林彪照本宣科的重复毛泽东的话并且把这种担心用到贺龙的身上，应该不会很简单吧？也应该不会是心血来潮吧？林彪深知毛泽东自从建国以后的最大隐忧所在，所以，林彪的这番指责可谓对症下药。
一直以来，在研究毛泽东与贺龙关系走向破裂的过程中，不少人比较关注贺龙同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之间的一段对话。这件事发生在苏联前中
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倒台以后，中国派出代表团试图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借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为名，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周恩来，副团长为贺龙，时间是日）在宴会进行期间，苏联国防部长、元帅兼推翻赫鲁晓夫政变的执行者之一的马利诺夫斯基与贺龙有了以下这样一番不同寻常也不愉快的谈话：
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说：“贺龙同志的元帅服很漂亮，这已经不像当年的布棉袄了。”贺龙说：“还是当年的棉衣好，我舍不得它!”马利诺夫斯基说：“我也认为棉衣好，元帅服是浮华虚饰。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你们的元帅服被毛泽东玷污了。”他还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
（对话引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贺龙不仅把马利诺夫斯基的谈话及时的向周恩来做了汇报，也马上反击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中方以后正式向苏联方面提出严重抗议，苏共领导人对此一再道歉，并且声明要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限等等。回到北京以后，周恩来、贺龙再次向毛泽东做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听后表示赞赏周恩来、贺龙当时所坚持的原则立场。
毛泽东前半生两度失去指挥红军的权力，在党内曾一蹶不振，而这两次无一例外不是和共产国际的对反对毛泽东的人的扶持有关，毛泽东本人对苏联及其领导人的态度始终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他更是对那些企图挟苏联以自重的行为，哪怕是蛛丝马迹都深恶痛绝，而且，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历史上，高岗、彭德怀两个人的落马都和他们与苏联人的关系不清不楚有关，毛泽东在日中
央全会上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间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
央向外国人送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算一个。”（引自《叶子龙回忆录》，中
央文献出版社，温卫东整理，2000年10月第一版，202页）而两年前，毛泽东在引用中国历史故事说起内部斗争一事时，他对苏联大使尤金是明显的暗示，暗示他对苏联人在背后的举动不令人满意。叶子龙还回忆到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时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是个受排挤的人，反对我的人利害着呢，有些是非不明呢。”斯大林则打断毛泽东的话说：“胜利分清了是非，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叶子龙回忆录》，180页）毛泽东的谈话里面显然带有一股子埋怨，而斯大林则是一种漫应和回避。根据叶子龙的回忆，毛泽东在苏联时还有几次提及王明和中**内的斗争，斯大林的轻描淡写显然不让毛泽东满意，所以，毛泽东在苏联的心情并不是很愉快的，由此还把矛盾转移到了陈伯达身上。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做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件事让毛泽东心里委实不舒服，他多次对此做了相反的评价，虽说比较克制，然而，他真实的对赫鲁晓夫的反感也是不言而喻的，他时刻提防中**内有人效法赫鲁晓夫做他的“秘密报告”，为此，他不厌其烦的多次警告党内同志。而对于里通外国这一类的行为就更让毛泽东洞若观火。陈毅作为毛泽东早年的战友说过毛泽东最大的优点是：“不二过”，也就是不再第二次的犯同样的错误。这个优点在毛泽东事业上升阶段理解为毛泽东虚心接纳不同意见，对自己增加帮助，而在毛泽东走向极左时则理解为毛泽东为了维护自己的无上的权威和极左政策的贯彻，不惜动用组织手段来解决不同意见和不同呼声，他不愿意大权旁落，更不愿意重演江西时代的个人悲剧。
秘密报告的情结在毛泽东内心深处稳稳扎根，庐山会议期间，萧华等人揭发彭德怀同赫鲁晓夫有过谈话，这种完全是诬陷的发言却得到了毛泽东最大的呼应，这不仅反映出毛泽东为了打倒彭德怀不惮于罗织罪名，也折射出毛泽东内心的真正担心所在。以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提倡平反，可是，唯独不敢触及彭德怀的公案，彭德怀的申诉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相反，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别有深意的告诉党内同志凡是有里通外国和秘密反党行动的人都要主动交待问题，争取主动，彭德怀的问题因此升级，中
央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就是贺龙。
所以，基于以上的认识，不少人认为贺龙也是在这个问题上犯忌，引起毛泽东对他的怀疑进而决定拿掉他。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七千人大会上还是八届十中全会上抑或文革中反复强调的彭德怀等人的罪行都是里通外国，连组织军事俱乐部都是由此而来，可是，贺龙的问题实质呢？毛泽东没有如此说明。目前能够看到的毛泽东对贺龙的最早的定性说明是1968年1月，毛泽东在黑龙江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上的亲笔批示，在批示中他称贺龙为“叛徒集团头子之一”。而在杨成武、黄永胜等人先后把持的专案审查组对贺龙的秘密审查中始终没有被交待调查里通外国的证据。
最让人不解的是，贺龙一案牵连十二个著名的军队专案审查，内中许光达、黄新廷、顿星云、雷英夫、王尚荣、谭友林等人备受折磨，许光达、谭友林、顿星云更是九死一生，廖汉生算是最轻，也是不准睡觉，可是作为“主犯”的贺龙呢？不仅没有组织任何一次有规模的批斗，甚至还拳脚都被忽略了，比起彭德怀、罗瑞卿甚至后来的杨成武，贺龙算是难得的“幸运”了，是不是贺龙比起这些人要官高爵显呢？显然不是，不是连刘少奇、邓小平都要被拉出来批斗吗？刘少奇在批斗过程中屡次被人推搡，连鞋子都被踩掉，一时狼狈不堪，彭德怀在批斗中直接被打断肋骨。黄永胜、吴法宪在彭德怀、萧华、许光达的专案上都曾经杀气腾腾的作出过批示，唯独对贺龙的专案只作了“医疗要服从专案”的指示。叶群对薛明恨之入骨，然而，贺龙死后，叶群给专案组的批示只是说要把薛明弄得远一点，不要乱说乱动。难道是他们良心发现了不成吗？显然也不是。
邓小平曾经说过：“谁不听他的话，他都要整一整，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指毛泽东）还是有考虑的。”（参见《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贺龙、罗瑞卿、杨余傅这三个案件是林彪死后最早给平反的，其中贺龙这件事，毛泽东两次过问，而且，毛泽东还亲自指示不要核对，组织平反就可以了。而作为林彪费劲写出臭名昭著的“处女证明书”的“元凶”陆定一则没有那么好的命运，林彪死后，陆定一仍旧被关押。贺龙这边，不但子女家属找了回来，包括贺龙一案受牵连的人员也都陆续恢复工作，比如廖汉生，作为贺龙一度的亲戚（他娶了贺龙二姐的女儿，属于外甥女婿，以前说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不确），1967年1月被捕，1972年10月就回到北京，毛泽东亲笔在廖汉生问题处理报告上批示说：“廖汉生和杨勇一样都是无罪的。”（《廖汉生回忆录》续，317页），次年也就是1973年年底，廖汉生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毛泽东本人当着中 央政治局或者中 央委员的面前建国以后就做过两次所谓的自我批评，第一次是在七千人大会上，第二次就是在1973年军
委会议上谈及关于贺龙、罗瑞卿这件事上，联系到以上的一些事实难道不耐人寻味吗？
我为什么举了陆定一的例子呢？表面上看陆定一最被林彪痛恨，可是，林彪死后，陆定一仍旧得不到平反，毛泽东对中宣部阎王殿的批示足以说明一切，陆定一不是林彪要打倒的，而是毛泽东亲自做了安排，也所以陆定一一家在文革中家破人亡，此外，还有曾志的一个回忆，曾志说她在遭到某些造反派揪斗时，有人暗示不能对曾志动武，随后曾志就获得比其他“案犯”特殊的“礼遇”，而事后得知这些来自于毛泽东的打招呼，特别是毛泽东对曾志和陶铸从来没有相提并论。在文革中，夫妻家属互相株连是十分普通的事情，可是，曾志以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老婆却能幸免于难、劫后余生，难道也是偶然的吗？
现在，我们再来回想一下作为毛泽东的曾经的接班人邓小平同志的那番对毛泽东“整人”的论断就不难得出一个接近当时历史真相的结论来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没有必要针对贺龙进行什么像彭德怀那样的“大手术”，他对贺龙也是一直放手任用的，特别是五九年以后贺龙的紧跟，让毛泽东对贺龙十分满意。可是，毕竟贺龙只是贺龙，而不是林彪，他不能像林彪那样充当一个“历史证明是一个罕见的玩弄两面手段的人物”（该话出自吴江撰写《文革的由来》，明窗出版社1995年三月版）当阎红彦、李井泉等人向他真实反映西南地区在文革初起后已经大乱时，他坐立不宁，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看法，可是，得到的回答居然是“群众发动的远远不够”（参见《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他也更不会明白，在林彪等人的眼中他已经成为“革命”的绊脚石。
贺龙对于毛泽东的忠心耿耿，毛泽东是深有领会的，可是，毛泽东在文革中需要的贺龙的再度的紧跟换言之也就是忠心，贺龙没有，而且，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贺龙也不具备，相反，贺龙的对手林彪则在文革的最重要的几个回合的较量中成为毛泽东不可或缺的主要助手，在林彪、贺龙的取舍之中，毛泽东选择林彪是一定的，抛弃贺龙也是一定的，但是，毛泽东又不想像对待彭德怀、刘少奇那样对待贺龙，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贺龙自己能在乱云飞渡中去见周恩来，也能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进入暂时的安定地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默许，这是无法想象的。然而，随着林彪等人对贺龙的进一步深入审查，毛泽东决定抛弃贺龙，不保贺龙了，把贺龙交出去，据曹轶欧后来交待，贺龙居住的地方，是不允许造反派去揪斗的，而且也规定专案审查人员不得对贺龙进行“武斗”等激烈方式。也就是说毛泽东交出贺龙仍旧做了一些不同于其他人的保留，虽说这种保留对于贺龙来说已经无补于事。
另外一点，毛泽东对于贺龙问题中的某些证据也处于一种偏听偏信的状态中，比如他在平反时还计较贺龙身上经常带枪一事，而根据贺龙的保健医生曾昭耆回忆，贺龙是从不带枪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不得了，贺龙的秘书、保姆都做了揭发。”而曹轶欧交待贺龙的问题，康生曾经做过指示要“背靠背”，实际上是打破常规完成的内容。
即使最为优秀的政治家在极度集权的情况下也难免不出现昏庸一时为人所用的情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毛泽东也是如此。他在利用他人的同时也被他人所利用。而在这种相互利用、利益交换的政治游戏中，毛泽东尽管心知肚明，可是为了更大的利益追求，他也只能听之任之进而批准默许。毛泽东晚年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政治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平衡的艺术。”在这种思想的驱赶下，贺龙完成了他自己的悲剧结局，而毛泽东自己也为自己的悲剧画上了至为浓重的一笔。
邓小平同志后来在同胡 耀
邦、胡乔木等人谈及历史问题若干决议时涉及贺龙一事时曾经这么说过：“比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一开始是要整的，毛主席确实想过要保，虽说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可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越整越利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等人背着他干的，造成既成事实，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大悲剧。”（引自《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第三卷，下册，525页）邓小平的这段话可以作为从文革之后反观当初毛泽东所作的决定的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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