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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业单位养老改革财政兜底：待遇水平不降
　　【图视绘】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改革财政兜底
　　现收现付制度下无需筹措巨额资金 短期财务安排不成问题
　　□记者 李唐宁 北京报道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19日表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单独统筹，不会“稀释”现有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资金池，改革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待遇水平也不会降低。
　　在当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关情况举行的发布会上，胡晓义还表示，在目前现收现付、部分积累，即代际赡养的养老保险基本制度模式下，改革不需财政同时筹措两笔巨额资金，而是可以做财务上的转化。
　　承诺 改革后待遇水平不降低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从日起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
　　对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养老保险“并轨”后，是否会“稀释”现有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资金池，胡晓义再次明确表示“不会”。
　　根据《决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账，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别管理使用。基金实行严格的预算管理，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
　　根据人社部的数据，截至2014年年底，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口3.4亿，基金规模超过3万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后，将建立一个新的“资金池”。
　　胡晓义表示，做出这一设计原因有两个：一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工资的供款渠道主要是财政资金的供给，所以各级财政还是要负重要责任；二是机关事业单位的扶养比(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的比例)比企业高。统计显示，目前企业的参保人员和退休人员的比例关系大致是3：1，而事业单位大概是2.5：1，机关更低大概是2：1。
　　“考虑到抚养比的不平衡，更不应该和企业的养老保险基金混用。”胡晓义说，“不会出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后‘吃’企业结存基金的情况，大家不必有这种担心。”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这一设计有利于明确各级财政责任，并且可以避免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造成不利影响。”
　　褚福灵说：“从筹资方面看，这次改革的最大亮点，是由单位保障走向了互助共济的社会保障。由单位和个人缴费、并与待遇相关的社会保险筹资机制，将使社保基金保障更加稳定，有利于保证员工待遇的可持续性。”
　　此外，改革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水平是否会下降也是公众关心的重要问题。胡晓义回应称，从政策设计上考虑，希望改革后大家的待遇水平不降低，而且能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有所提升。
　　“至少我有这样的信心，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如果不是极特殊情况，待遇水平都会有所增加，至少是不降低。”胡晓义表示，针对过于复杂的情况，改革设计了过渡期的措施，过渡期内实行原来的计发办法和现在的计发办法比照，保低限高，可以保障待遇水平总体不降低。“原则是‘增量改革’，通过增量进行结构的调整和机制的转换，而不是做减法，待遇降低以后再改革，就大多数人来讲或者绝大多数来讲，待遇水平是不会降低的”。
　　改革的另一大益处，是保证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金发放。胡晓义认为，目前没有哪个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是被拖欠的，但确有个别基层的事业单位，由于自己负担退休人员退休费就不能保证发放，出现拖欠。此外，由于待遇确定划档比较粗，不能充分体现工作人员职业生涯的贡献。改革为这类问题提供了逐步解决的可能。
　　释疑 现收现付制度下无需筹措大额资金
　　根据《决定》，改革后单位及其工作人员都要缴纳养老保险费。单位按工资总额的20%缴费；个人按本人缴费工资的8%缴费。个人缴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统一计息。这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是基本一致的，从较为单一的由财政供款为主的渠道，变为单位和个人缴费、财政承担养老保险基金兜底责任的多渠道筹资。
　　不过，机关事业单位现有在职职工3000多万人，退休人员1500多万，资金池的建立、缴费的筹措是否可能成为改革过程中的一大问题？对此胡晓义解释称，现在养老保险的基本制度模式是现收现付，部分积累，不需要同时筹措两笔巨额资金。
　　“通过多年改革已经摸索出可行的路径，就是把集中的问题分散来处理，用时间的推移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胡晓义表示，如果要同时筹措1500多万人的养老保险基金，还要筹措单位缴费、个人缴费，显然这两块相加，负担非常重。但现在养老保险的基本制度模式是现收现付、部分积累，也就是代际赡养的模式，工作的一代缴费来供养已经退休的一代，“所以实际上不完全是同时筹措两笔巨额资金，而是可以做财务上的转化”。
　　不过，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的养老金支付压力对任何制度都没有例外，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空账”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有研究机构曾测算未来支付缺口高达数万亿元。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负担也必然越来越重。对于制度的可持续性，胡晓义认为，这需要做长期的制度安排，但就现实财政能力而言，完全可以安排好现在的在职职工缴费和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目前，财务安排上不存在问题，对长远的资金平衡问题我们要积极采取措施，妥善解决”。
　　此外，要解决老龄化高峰期的财务平衡问题，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包括进行结存基金的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使未来养老保险的财务基础更加雄厚。胡晓义表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各方面的意见已经收集得相当广泛。所以，这个问题有可能尽早地提出一个具体方案，供中央决策。”
　　转变 事业单位养老资金筹措改为社会保障
　　改革前，各地各类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障模式复杂多样。针对一些自收自支单位的资金保障问题，胡晓义表示，养老资金的筹措由单位保障转为社会保障，有利于平滑财务负担。
　　“目前各个单位差异很大，有的事业单位的抚养比非常高，比如老的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很多，现在不堪重负。参加改革以后只要单位按照20%缴费、个人按照8%缴费，责任就尽到了，这些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就由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实际上减轻了负担。当然也有一些新的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很少，原来光供养这几个退休人员花不了多少钱，但是现在按照20%加8%缴费，一看拿出来的钱就比原来只支付退休人员的退休费要多，会增加现实的负担。”胡晓义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制度抚养比会不断提高，改革就单位本身而言是纵向的财务平衡，对全社会而言是横向的财务平衡，实际上是为将来所有单位平衡这种负担打下了制度基础。
　　胡晓义解释称，原来的制度模式是单位保障模式。单位自己管自己的退休人员，现在变成了一种社会化的制度安排。每个单位不管人多人少，都按照同样标准交钱，然后形成一个基金用于支付退休人员待遇。这样单位退休抚养比不平衡就被分散掉了，这是改革，就是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
　　此外，对于职业年金的资金来源如何确定，胡晓义明确，职业年金的供款渠道只有财政，是唯一的供款渠道，不允许机关自筹自支搞小金库。为了实现未来的制度间公平，关键引导企业年金更快的发展，使更多的企业职工不但有基本养老保险保障，而且有补充养老保险的补充保障。
　　近年来，为了鼓励企业年金发展，政府部门已经出台了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政策。根据日开始施行企业年金的有关新规定，个人缴费部分延交个人所得税、投资收益进入到个人账户的部分也延交个人所得税。“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信号。当然这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因为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显然是有经济实力的企业才能够更早更快地为企业职工建立企业年金，经济实力差的可能没法考虑。”胡晓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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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迫近，事业单位人员心态实录
新华网北京７月３日新媒体专电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于７月１日起正式施行。有媒体近日报道称，“３０００余万名事业编制人员７月起将全部参加社保”。人社部负责人随后回应，上述提法系“误读”。《条例》目前只作了很多原则性的规定，具体参保还须配套政策。
尽管是误读，《条例》着实对事业单位人员造成一定“震动”。他们纷纷猜测并担忧，改革后社保资金是否需要补缴？养老金是否会减少？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采访多位事业单位人员，倾听他们的看法与期待。
“还没把我的铁饭碗看清楚，碗破了”
“终于通过事业单位招聘，还没把我的铁饭碗好好看看清楚，事业单位改革消息传来，碗破了。”
阿远是一名９０后，大学毕业后考入一所事业单位，刚工作一年。“考事业单位的时候，真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第一年没考上，就在家全身心又复习一年，第二年才考上的。之所以这么拼命就是奔着稳定去的——稳定的工作、体面的生活，本想逃避社会激烈的竞争，但如今这个幻想破灭了。”阿远说。
不过，阿远说，作为年轻人，本应该有拼劲、闯劲，捧着一个所谓的“铁饭碗”被束手束脚、唯唯诺诺，也不是好事。“事业单位改革对我这种不太上进的年轻人算是一种鞭策。”
“各项保险自己如何缴纳、单位如何补贴”
工作２０多年的某妇幼保健院医生亚莉说，目前医院职工已参加医保，但其他保险还没有参加。她担心的是，有些保险譬如养老保险，需要缴纳达到一定年限才能领取。像她这样工作时间长的，到时自己如何缴纳、单位如何补贴？
“如果国家不进行补贴，补贴金额对于单位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额。按照工作年限、职称还是其他因素来进行补贴，都涉及一个公平的问题。”亚莉说。
“担心要自己交社保，提前退休纠结中”
老话说，５０知天命。但近５１岁的勤丽这段时间却为自己到底要不要提前退休纠结得很。
在单位属事业编制的她，离退休还有四年多时间。“前不久在网上看到，说７月１日起事业单位人员要交社保了，心里一下就着急了，就寻思提前退休。”周围不少属事业编制的同龄人也有此想法，有的还递交了提前退休申请。“听说市里不允许市属单位人员提前退休，我们区属单位还好，可以办。”
“但现在提前退休，比起正常退休工龄缩短了，退休金也会低一点。而且，听说事业单位人员还要涨工资。这样，家里人劝我，再等等看，不要贸然提前退休。”勤丽说，政策不明朗，让人左右为难。勤丽找到当地人社部门咨询，答复是上级还没有出台相关具体政策。
“曾经因社保放弃调职，如今担心退休金会降低”
老冬，一家事业单位的编辑。几年前，他曾有机会到当地一所大学工作，但当时这所大学人事部门要求他自己承担金额达数万元的社会保险补交款，他难以承受，遂放弃了调职。
“我们的工作压力大，不轻松，收入比起一些效益好的企业低得多。原来聊以自慰的是，我工龄长，退休工资应该还过得去。现在看来，进社保是大势所趋，但我还是担心社保退休金会比预期的降低。”
“如果不好好干，说不定哪天就被辞了”
玮燕是某省级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长。“作为一名在编的护士，如果以后用合同制的话，竞争会更加激烈，如果不好好干说不定哪天就被辞退了。”
“不过，要是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用合同制，而且实行按工取酬、干得多拿得多，提高现在工资水平的话，我还是很赞成的。”玮燕说。
她认为，实行合同制就没有以前护士的三六九等，新来的小护士们工作起来也会更积极一点。同时，她期待，不要只是用合同来束缚人，也要相应提高薪酬。
“我们很平静，没有外界炒的那么热”
建川在某事业单位已工作１０年，对这次事业单位改革毫不担心。他说，单位对此事没什么说法，同事之间就没怎么议论，也没听说要我们补缴社保。“其实，我们很平静，没有外界炒的那么热。”他认为，对于改革，人社部门出细则，财政部门拿钱，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逐步推进更好。
尽管对此事并不担心，但是建川期盼，改革铁饭碗的同时，能得到与自己的付出更匹配的收入。绩效工资占比应该越来越大，事业单位人员间待遇差拉大，工作量大、工作干得好的事业单位员工，应该拿到更高的工资。
“这下，大家都平等了”
某报社记者庆华经常担心自己哪天干不好，会被单位辞掉。这对她来说，一直是抹不去的一块心病。近日听到事业单位改革的相关新闻后，不禁长吁一口气：“这下，大家都平等了。”
尽管报社是事业单位，但是工作５年多的庆华是单位的聘用员工。“当前，同工不同酬问题太严重。身边的一些有事业编的记者，都不怎么干活，工资待遇比我们高出一倍多。而报社冲在一线的记者都是我们这些合同工，每天都在拼命工作，还总被领导吆三喝四，担心一不小心饭碗被抢或砸了。想想都心酸。”
她认为，事业单位改革，就要改得彻底，要所有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如今，一些事业单位有恒定的编制，退休一个才能进来一个，所以很多人都在排队进入编制，这就可能滋生出腐败，对其他人来说非常不公平。”
“在事业单位也能看到‘杜拉拉升职记’的希望”
某大学教师庆山对于条例里的竞聘上岗、引入竞争机制比较期待。他说，如果这项措施落实到位，将减少论资排辈，更加凸显能力，有利于打破晋升“天花板”。然而，对于考核方面得内容，他却有些担忧，过于僵化的考核指标，将降低他们与学生探讨、交流的积极性。他认为不同性质的事业单位，应根据各自特点出台细则对相关规定更加明确。
“期盼着考核制度更加透明。虽然不能跟企业相比，但起码也让大家伙能看到事业单位‘杜拉拉升职记’的希望。”
“原则规定”如何落实应有时间表
人社部表示，条例对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只是作出了原则规定。条例实施并不意味着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开始实施。也就是说：事业单位目前还不用一刀切全缴社会保险费。那总得有个确切的时间表吧？否则，“原则规定”会不会变成一纸空文？
尽管“误读”已被澄清，但这个条例事关３１５３万事业编制人员的切身利益，自然备受关注。有舆论认为，“误读”虽被纠正，但“误读”背后的问题让人思量。
一位接受采访的事业单位人员直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今年５月１５日就已发布，有关“事业编制７月起全部参保”的说法也早有耳闻。如果有关部门尽早回应，及时解释，也不至于闹得沸沸扬扬。（参与采写记者：白林、杨跃萍、罗鑫、伍鲲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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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机关事业单位编制的工人,在行政科室管理岗位工作,请问：工资改革后应该套改事业工资还是套改
我是机关事业单位编制的工人,在行政科室管理岗位工作,请问：工资改革后应该套改事业工资还是套改行政工资。
提问者采纳
我是机关事业单位编制的工人,在行政科室管理岗位工作,请问：工资改革后应该套改事业工资还是套改行政工资。1、你的身份是改变不了的；除非你参加公务员考试被录用；2、你是事业编制工勤人员，不管你现在从事的啥工作，你的工资待遇将永远是事业工勤人员的工资待遇。3、建议你要主动改变自己的命运——好好复习，一有机会就参加公务员考试。如果有帮助请点击满意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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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膨胀：政府机构改革灰色地带
&&&&张小劲&&&古明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7次政府机构改革。处于改革背景下的中国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大势下，需要精简机构、向社会放权，于是我们看到了正式政府部门和人员数量的减少。&&&&◆现实中政府机构的外部剥离与内部扩张一直相伴而生，从外部看政府正式部门在不断精简，实际上其内部衍生机构却持续膨胀，且这种膨胀相对隐性，往往不被人们直接察觉，却在机构层面对政府有效、科学地行使公共职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揭示出政府机构改革以来，衍生机构日渐广泛分布于政府部门，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却长期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构成了政府机构的一个灰色地带。&&&&未来十年，中央将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简政放权。&&&&政府机构改革一直是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举措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7次政府机构改革。前6次机构改革的统计数据显示，国务院工作部门由100个减至69个，精简约31%；编制人员由511万减到116万，精简约68%。&&&&这些数据以政府正式部门为统计对象，反映出机构改革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正式部门和公务员编制人员数量的减少上。但是，现实中政府机构的外部剥离与内部扩张一直相伴而生，具体而言，就是从外部看政府正式部门在不断精简，实际上其内部衍生机构却持续膨胀。且这种膨胀相对隐性，往往不被人们直接察觉，但是它却在机构层面对政府有效、科学地行使公共职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衍生机构：政府的另一个组成部分&&&&衍生机构是指从政府衍生出来的非内设的下属机构，就组织性质而言它们算是一种准政府组织。“准政府组织”是指那些在公共部门发挥职能作用但又不是某政府职能部门组成部分的机构，它们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拥有一定的公共权力；第二，不属于正式政府部门。在政府内部，除内设机构外，衍生机构就是政府的另一个孩子，它们的主管政府单位就是自己的母部门；它们遍布于政府的各个层级和各类部门，从中央到地方，从党的系统到行政系统，从经济部门到文化部门，随处可见。&&&&一般而言，衍生机构可分为四类：（1）行政监管性衍生机构，指全部或部分承担政府某些行政监管职能的单位，如财政部投资评审中心。（2）公益性衍生机构，是为保障全社会公众的基本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而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单位，如发改委的国防动员发展研究中心。（3）生产经营性衍生机构，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产生营利行为的单位，如人民银行的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4）中介服务性衍生机构，是由具有一定特征的一部分人组成的互益性组织，它们挂靠在主管的部委名下，接受后者的管理和指导，如商务部的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尽管衍生机构在机构身份上不属于政府正式部门，其工作人员也几乎不是公务员，但是它们在各方面都与自己的母部门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横向观察：衍生机构的构成特点&&&&衍生机构于结构上具有一些典型特征。&&&&衍生机构数量与人员规模往往可与母部门的内设机构抗衡。从政府部门的组织结构上看，还经常存在内外比重失衡的现象，很多政府部门的衍生机构数量基本上都持平于甚至多于内设机构，以商务部、财政部和发改委为例，其衍生机构和内设机构数量比分别依次是35：31、31：23、30：31。通常一个衍生机构内部又划分若干小部门，其工作人员总数往往可能超过一个内设司局的人数，原因在于衍生机构不受公务员编制门坎的制约，可以采取社会聘用等多种灵活的人事关系。&&&&衍生机构的组织类别多样，专业类、研究类和报刊出版类衍生机构是主流，数量最多的是专业类机构。这些机构基本上承担了母部门管辖领域内的专业事务，体现出现代政府的专业化倾向。如商务部的13个专业类衍生机构中，有11个冠以“国际”、“对外”、“外商”等词眼，这是由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内外的各种商务活动十分活跃，尤其是对外商务活动空前增长，在此背景下，需要更多处理国际商务问题的专业性机构。至于发改委，则是由于其涉及的职能范围太过广泛。在这个有着“小国务院”之称的部委当中，其各个职能部门都在不同程度上与政府其他部门有所交叠，因此衍生出大量专业类机构以满足不同职能领域的需求。&&&&研究类衍生机构是财经部委衍生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政府正式部门重视研究工作的一种延伸，因为衍生机构的很多研究成果是直接为母部门解决实际问题服务的，这也体现了现在政府决策越来越注重研究、走科学决策之路的方向。&&&&报刊出版类衍生机构样式齐备，很多部委均展现出“社、报、刊”全有的状况，即一个部委一般都拥有至少1家出版社、1份报纸和1份期刊。报刊出版类衍生机构本身就存在很大重叠性，例如中国计划出版社和中国市场出版社均归属发改委主管，但是出版图书的类型基本趋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和经济科学出版社都在财政部治下，这两家所出图书也相去无几。&&&&从组织属性构成看，以社会服务为导向的公益性和中介服务性机构是衍生机构的主体。组织属性的划分隐藏了衍生机构社会功能的核心倾向，即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社会含意。行政监管性机构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母部门的授权和委托，是在代行一部分政府权力，因此它们的功能是偏向国家一方的。而公益性机构和中介服务性机构是在为全社会或部分社会群体提供公共服务，它们的功能偏向社会一方。生产经营性机构通过营利的活动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它们的功能是偏向市场一方的。其实很多可以由社会和市场直接提供和解决的产品或服务，并不需要政府扮演一次“中间商”的角色，而公益性和中介服务性衍生机构才是政府最应当审视和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纵向梳理：衍生机构的生成历史与政府机构改革脉络&&&&如此繁复的衍生机构已经成为一个既有的政府机构现象。那么它们是什么时候建立的、从何而来？通过查询公开资料，包括各机构的官方网站或公信力较高报刊刊载的相关新闻，笔者搜集到4个主管财经工作部委下属的93个衍生机构的成立时间，对这些机构成立时间的分析可呈现出一副政府机构隐性膨胀的基本面貌。&&&&1988年是衍生机构成立最多的年份，这一年有10个衍生机构成立；其次是2001年有6个；1983年、1987年和1993年分别各有5个。尤其是在年的前后3年间共有18个衍生机构成立，这一时间段是衍生机构成立最为频繁的时期。&&&&&通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情况，可以发现选取的样本部委衍生机构成立的密集期与机构改革的时间节点基本一致，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988年和1998年。&&&&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极为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特别是其中的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的专业机构”，而且尤其重视人员精简。而年是生产经营性和中介服务性衍生机构成立的高峰期。在撤销的12个部委中，原机械委、电子部、石油部、煤炭部的很多机构都转入市场或社会。如商务部的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国轻工工艺进出口商会、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等衍生机构都是在1988年成立，这些机构的职能和服务领域或多或少与当年裁撤的那些政府部门有所接近。&&&&1998年的改革重点是政府部门之间的整合与重组，特别是人员精简的力度最大（由原来的3.23万名减至1.67万名，精简了47.5%）。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精简的机构和人员没有直接进入市场或社会，而是转而进入部委直接管辖的公益性衍生机构，这些机构往往都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很多还有行政级别，在这样的单位里，除了一个表面上“公务员”身份的差异，其他的待遇和部委内部差别不大。衍生机构某种意义说成为机构改革分流人员的一个重要渠道。&&&&相互依赖：隐性膨胀持续发展的原因&&&&为什么一面是倡导精简的机构改革浪潮，另一面则是衍生机构隐性膨胀之风呢？究其原因，还是衍生机构同自己的母部门之间形成了一种十分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衍生机构愿意“靠着大树好乘凉”，母部门也可以从这个不太在场面上宣扬的孩子那里得到些好处，二者之间的彼此依赖助涨了隐性膨胀的势头。&&&&从一般的眼光看，作为下属的衍生机构一定对作为母体的政府主管单位存在很高的依赖性，这也符合孩子对母亲的依赖惯性。但通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发现，衍生机构与母部门之间的依赖是相互的、共生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设置上的“职责同构”与服务对象的专一排他。一部分衍生机构中存在与母部门内设机构的“职责同构”现象。有很多衍生机构与母部门当中的正式部门存在职能上的交集，这些机构基本上都是行政监管性机构和公益性机构，所行使的职能基本上是母部门中某些司局办职能的延伸或执行化。如发改委的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其职责是“起草有关价格监督检查法规草案和规章；指导价格监督检查工作，组织实施价格检查，依法查处商品价格、服务价格、国家机关收费中的价格违法行为，依法查处价格垄断行为；按规定受理价格处罚的复议案件和申诉案件”。而同样负责价格监察工作的价格监测中心的职能是“负责国内、国际市场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的监测工作，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报告制度，调查、分析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供求的变动情况。跟踪反馈国家重要经济政策在价格领域的反映，加强价格预测并适时提出预警建议，做好价格信息发布工作，并协助开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的成本调查工作，配合指导地方价格监测业务工作”。前者更多的是在政策上提供支持和指导，而后者则负责实施技术性监测工作，是前者具体工作的执行者。&&&&&另外，很多衍生机构属于服务类机构，它们的存在完全是为了给母部门提供特定服务，这些机构的服务对象具有专一排他性。如各个部委的服务中心和培训中心（称谓上略有不同），主要承担的都是母部门的后勤保障和系统内干部人员的培训等工作。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衍生机构与母部门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但这种服务却是存在严格和明确的部门界限的，它们的服务对象必须也只能是母部门。服务对象的专一性，把这些衍生机构和母部门紧紧地捆绑到一起。对服务类衍生机构一方而言，母部门是唯一的服务接收者，离开了这个“买家”它们的服务无人问津，自然难以维继；而对于作为母部门的部委来说，它们需要这方面的服务，如果没有这样的衍生机构，那么它们或许要到市场上去“购买”相关服务，而那些来自市场的东西在它们看来不具有“排他性”，故而难以满足心理上的优越感和满意度。&&&&&第二，经费上的“互相支持”。在资金问题上，衍生机构和母部门之间存在一种“成年儿女和母亲”的关系，母亲会适当给孩子一些钱花，孩子挣到钱也会“孝敬”给母亲一部分，这就是双方在经费上的相互支持现象。一方面，一些衍生机构可以从公共财政或母部门那里获得一定的运行经费。衍生机构的经费来源比较多样，一般分为财政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三类。就前两类而言，它们的经费全部或者部分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或母部门的补贴，这些机构在资金上对母部门有很高的依赖性。接收拨款或补助的机构绝大部分是行政监管性和公益性事业单位，但也有少量部委直属的学会、协会等可以获得国家的财源补给，如财政部的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等。由于没有公开的详细数据，究竟各个衍生机构能够从财政和各自的母部门处获得多少经费，我们不得而知，但起码从很多衍生机构自称为“中编办批准成立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这些机构对母部门的依赖程度。如果没有依靠母部门的身份背景，财政拨款也自然无从谈起了。另一方面，母部门也可以从那些开展事业或经营活动的衍生机构处提取部分相应收入为本部委所用。这些收入各部委的决算报表中清晰可见，其中的“事业收入”、“营业收入”和部分“附属单位缴款”都是来自于衍生机构。其中的营业收入和缴款是衍生机构收入当中的“非独立核算”部分，其余独立核算的部分归衍生机构自行支配和使用。这些事实都反映出作为母部门的政府部委反向上对衍生机构有收入上的依靠，尽管这种依靠并非关键性财源，但是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自身的经费总量。&&&&&第三，人员上的交织与互通。从衍生机构一方看，很多机构的领导层中出现了母部门内设机构人员的身影。由于衍生机构的组织属性各异，因此属于事业单位的机构人员基本上是事业单位编制，其他属性机构的人员则来自社会聘用。但是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些衍生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具有公务员身份，有的机构直接是职能对等的内设机构的一、二把手兼职，这些机构以行政监管性和公益性机构为主，也有少量的中介服务性机构。如财政部关税司长同时也兼任其衍生机构关税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还有一些中介服务性机构的负责人（实际或名誉）往往是从母部门退居二线的领导来出任，如商务部下属的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会长即刚刚退下来的前部长陈德铭。从母部门一方来说，它们也会从自己下属的衍生机构中借调一些业务对口、工作能力突出的人员到内设机构当中工作。这已经成为很多公务员编制有限但工作相对繁杂的内设机构常用的办法。同时在事业编制的衍生机构当中，行政级别已经是处级以上的人员还可以直接参加母部门一些的领导职务竞争上岗，一旦获选直接转为公务员身份。&&&&&政府隐性膨胀的实质与反思&&&&掩藏在母部门内部的准政府组织——政府衍生机构类别众多、属性各异，对它们的认识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和深入地理解政府机构的现状。本文揭示出衍生机构广泛分布于政府部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机构对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具有一定影响，但却长期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构成了政府机构的一个灰色地带。&&&&绝大部分衍生机构是改革开放以后成立的，衍生机构的出现与政府机构改革之间在时间上呈现显著的同步性，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机构改革存在“表缩里胀”的问题，实际上政府机构存在隐性膨胀现象。衍生机构与自身的母部门之间较高的相互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衍生机构得以大量生长。&&&&当前发生在中国政府机构层面的上述现象与问题，从理论意义上具有两方面的意涵。&&&&一是政府官僚机构在中国场景下的变异值得关注。官僚机构以科层化、专业化、理性化著称，但是当处于改革背景下的中国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大势下，需要精简机构、向社会放权，于是我们看到了正式政府部门和人员数量的减少。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亟待治理的问题层出不穷、复杂多样，原有的政府官僚机构的治理模式、行政效率等还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型，尚难以用精简后的机构来应对这些挑战，加之官僚体系本身具有的不断膨胀的劣根性，使得正式政府主动地或不得已地寻求通过增加衍生机构的方式来分担治理压力和扩大争取资源的途径，同时实现自身机构潜在规模和权力控制范围的扩大。这样的状况其实是作为一种典型官僚机构的政府在社会转型期的“组织形态变异”。&&&&二是大量衍生机构的存在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分离还不够彻底和充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告别以往计划色彩浓重的全能主义治理模式，逐步培养社会力量自我治理的能力，很多NGO大量涌现。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状态是国家与社会各司其职，社会处于适宜的多元治理格局之下。衍生机构的兴起与发展可以说是政府触角的一种社会化延展。一些本该由社会自我管理的事务还处于政府的羽翼之下，国家与社会的界限还十分模糊，中国转型之路的任务还很艰巨。&&&&从当前国家逐步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来看，作为准政府组织当中重要一类的事业单位已进入顶层改革者的视野，2011年3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其中明确了事业单位分类的标准和改革方向。对事业单位推行的分类改革思路已经形成，并在全国逐步铺开具体的分类实施工作。对事业单位的改革思路成为其他准政府组织未来走向的重要参考和借鉴，这意味着“社会功能”是我们在推进改革进程、促进国家与社会合理分离的道路上界分衍生机构并找寻其适当位置的一个关键要素。基于这样的方向，社会功能导向的衍生机构更有可能回归社会的怀抱，不断向社会自治性的NGO转化。行政功能导向的衍生机构则可以考虑与政府内部机构合并重组。&&&&（作者分别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博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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