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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族源】源出鲜卑后裔还是女真
古鲜卑后裔那里寻——锡伯族源流考
锡伯族源流，是源出鲜卑还是女真？博主一直不十分清楚，在网上找了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且看它们如何各说各话。
另可参见：《钱伟长:鲜卑族的由来与现在的分布》
古鲜卑后裔那里寻——锡伯族源流考
&原文地址：
锡伯族是中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鲜卑的后裔。她们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保留着鲜卑文化的少数民族。
“锡伯”这一族名，本是锡伯族的自称，在锡伯族的口语中发音是“siwe”，在书面上则写“sibe”。
“锡伯”二字最早见诸史籍，是清朝文献中关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国之战”的记载。在此前后，汉文典籍中对锡伯族的称呼有二十余种，这是历代史家用汉语记錄少数民族语音时用字不同所致。在今天沈阳锡伯族的何氏家谱中，仍有“窃考何氏，原系喜民族”的记载，原因亦如此。明末清初至辛亥革命以后，“锡伯”之称才被昔遍使用。
二、鲜卑——锡伯族的祖先
锡伯族是居住在我国北方的占代鲜卑的遗民锡伯族学者和群衆的共识。
鲜卑属于上古东胡的一支。西周时期，东胡被匈奴击破，散居鲜卑山(大兴安岭)者便以鲜卑爲名。鲜卑因早期活动区域不同，又份爲北部鲜卑和东部鲜卑。东部鲜卑在三国时期活动于西辽河上源的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丘陵地带，两晋南北朝时期发展爲慕容鲜卑、宇文鲜卑等部，并建有国家政权。北部鲜卑即拓跋鲜卑，早期活动在以“北土”大鲜卑山爲中心的地区。即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以鄂伦春自治旗爲中心的大兴安岭北段一带。东汉时期南迁到“大泽”，即今呼伦贝尔湖区，之后又继续南迁，东汉末年达汉代五原郡境内。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建立了北魏封建王朝，并逐渐融合于汉民族中。
当拓跋鲜卑的主体不断南迁并入主中原时，其中一部份仍留居呼伦贝尔大草原和嫩扛流域，史书上以各种“失韦”（后又称“室韦”）命名之。她们当中的一部份世代从事游牧生活，而另一部份狩猎部落则进入大兴安岭中段，以打牲爲业，到北魏初年活动范围已达绰尔河流域。由于其所居区域处于室韦中的最南端，故称这一部份室韦爲“南室韦”，亦即今天锡伯族的先祖。
16世纪中叶以前，锡伯族的社会组织已由血缘（即同一父系祖先繁蕴的血缘集团）组成。其经济生活以渔猎爲主，兼营粗放的农业，“颇有粟麦及”(《魏书)卷100《室韦传))，由于种植粮食作物，还出现了“造酒业”。
公元日，考古学家米文平先生在大兴安的北段顶巅之东麓，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啊里河镇西北十公里处，发现了被当地群衆称爲“嘎仙洞”的石室，洞内石壁亡刻有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中书恃郎李敞来此祭祖时刻的祝文，证实了嘎仙洞就是《魏书&礼志》中记载的拓跋鲜卑旧墟石室，同时证明了嘎仙洞一带正是当年锡伯族先民狩猎生活的地方。
沈阳市锡伯家庙太平寺碑文记载的锡伯祖居地点亦能与此相对证。碑文记载：“……有青史世传之锡伯部族，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经考证，碑文所指的“诲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当是海拉尔附近及其以南，东到绰尔河及以东的嫩江流域，南到郭尔罗斯旗以北。总之，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带，沿嫩江流域以西的广大区域都是锡伯族生息繁衍之地，是锡伯族最古老的家乡。
今天，笔者在对沈阳北郊锡伯族村落的调查中，听说老一辈锡伯人在烧纸钱祭奠祖先时，要将本家族已逝前辈的姓名写在纸上，开头往往是：“白山x
x x”，意即白山的x x
x先人，然后面对西北方向恭敬地把纸烧掉。这说明锡伯族把“白山”当做自己的北方故土，已逝先灵已回老家安息，故面对白山而祭先祖，白山即大兴安岭。“大兴安岭”一词本系锡伯语，原音用汉语记錄爲“夏恩啊林”，“夏恩”在汉语中意爲“白”，“啊林”在汉语中意爲山，即“白山”，而“夏恩啊林”口语急读则音变爲“兴啊林”，即兴安岭。
从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的蛮蕭与神秘，走向盛京的繁榮与文明，翻开锡伯族的历史，悲壮与豪迈、蹉跎与执着伴随着古鲜卑人的足迹一路而来。百年驻防，万里西迁，这个骁勇强悍的民族，同中华民族的发展榮辱与共、沧桑砥砺，世世代代爲守卫祖国边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令人赞叹和敬仰!
锡伯族源出女真论
【作者简介】都兴智，1950年生，现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内容提要】起源于我国东北的锡伯族，与满族同源，都是女真人的后裔。明代锡伯部族的首领是出自女真苏完部瓜尔佳氏的一支，即尼雅哈奇及其后裔，他们的祖居地是今吉林省双阳。尼雅哈奇的长兄佛尔和、弟珠察的后裔后来都加入了满洲，成为今天满族的成员。现有的家谱资料和调查材料证明，锡伯人的90几个姓氏绝大多数都与八旗满洲的姓氏同，有的姓氏与金代女真人的姓氏一脉相承。锡伯人的语言与满语基本相同，许多习俗也与满族相同。构成锡伯部的主体部民，应是元明时期的海西女真人。
【关 键 词】锡伯族/满族/源流/女真族/海西女真
锡伯是起源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也是如今祖国多民族大家庭当中的一员。由于历史的原因，绝大多数锡伯人都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先后迁徙到新的地方。现在，锡伯人主要分布在辽宁和新疆，少数分布在吉林、黑龙江、北京、内蒙等地。关于锡伯的族源，迄今为止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锡伯与满洲同源，都是女真人的后裔”[①]；另一种观点认为“锡伯即鲜卑的遗民，鲜卑音转为锡伯”[②]；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锡伯与鄂伦春同祖，源于辽代室韦[③]。室韦与鲜卑同属东胡后裔，所以后两种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实际上可概括为两说，即“鲜卑说”和“女真说”。笔者赞同“女真说”，本文试略论之。
一、从瓜尔佳氏谱牒看锡伯与女真的关系
锡伯名称出现在史籍上的时间较晚，其早期见于记载的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尼雅哈奇；一个是超墨尔根。《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下简称通谱）卷一记：“瓜尔佳氏为满洲著姓，而居苏完者尤著。其先有兄弟三人，长曰佛尔和，次曰尼雅哈奇，三曰珠察。后离居，佛尔和仍居苏完，尼雅哈奇迁席北，珠察由瓦尔喀再迁希昂阿济哈渡口。”《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五载：“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令人欣慰的是，尼雅哈奇和超墨尔根现在都得到了家谱资料的印证。
家谱一，《满洲苏完瓜尔佳全族宗谱》（以下简称全谱）载：“旧谱于1915年始修，1921年修成。内容有谱序、世系，记载瓜尔佳为满族巨族，八大家之一，族繁时有‘关朝之说’，居苏完者尤著。始祖居苏阿里乌喇达林苏完沃野阿拉哈哈达，其子三：佛尔和、尼雅哈奇、珠察，因翎争气离居。长仍居苏完，次迁居西伯，三迁瓦尔喀。珠察六世孙索尔果为苏完部长，世系颇详。”[④]
家谱二，《沈阳锡伯族志》锡伯族“关氏谱书”（以下简称沈阳谱）记有始祖以下五代世系：
长房佛尔胡（此祖仍在苏湾哈达地方居住）
次房尼雅哈琪——尼堪达——郭端——多霍伦
——长子蒙库奔
——次子都都
——三子载锡
——四子塔什奔
三房珠琪——苏拉他——扎里达——阿奈——维罗墨尔根
家谱三，《开原大湾屯锡伯族关氏世谱》（以下简称开原谱）。[⑤]谱表前记：“我辈发源之处，名曰多尔济逼拉束湾哈达，由一祖所生三人：长兄名曰佛尔果，次曰尼（雅）哈奇，三曰朱撒。兄弟三人，经征大明时（此句经专家更正，应译为“因斗鹏翅，彼此反目”，见该文注①），长兄在束湾（尼）哈达住留（落户），次弟曾（迁）往西伯（地方），三弟朱撒（来）到西尔卡西口处驻防。”
开原谱所记的佛尔果，即沈阳谱的佛尔胡、全谱和通谱的佛尔和；尼（雅）哈奇即尼雅哈琪；朱撒即朱琪、珠察。经仔细核对，开原谱世系表的前五代与沈阳谱皆合，只是沈阳谱把尼雅哈琪的五世长孙蒙库奔都督官衔错译成“次子都都”，因而把次子译成三子，三子译成四子。两谱在翻译满文原底时使用了同音和音近的不同汉字，二谱所记完全相同。
家谱四，大连发现超墨尔根后裔锡伯族关氏谱书（以下简称大连谱）。[⑥]该谱书系光绪六年由满文原底译成汉文，其满文原谱始修年代不明。谱书前面写道：“原兄弟三人，在彼处已离散了。伊原驻防在苏苏刷觇河札汉多宽地方，一户另户瓜拉佳氏，锡伯奉御玉军汗之子名超，莫勒根衔。之子名奇拉浒，巴图鲁衔。之长子名达吉伦，都督衔；次子名万，都督衔；三子名占，都督；四子名额尔吉马，都督……。”
关于超墨尔根，以往学者们受史料的局限，不得其真解，多认为是指地名。或以为“超是‘超越’之意，超墨尔根就是离墨尔根（今嫩江市）还要远一些的地方。”因而解释为“锡伯人是甘河上源嘎仙洞人的后裔”[⑦]；或以为“超是绰儿河，墨尔根即今之嫩江”[⑧]；或以为超墨尔根意为“嫩江出叉的地方”[⑨]。其实“超”应是人名。墨尔根，女真语“善射者”、“神箭手”、“贤者”之意，大连谱作“莫勒根”，满语或译作“墨尔根额”、“佛尔恭额”。蒙语发音与女真语同，汉译《蒙古秘史》作“蔑尔干”。大连谱把“莫勒根”译成官衔是不妥的。“莫勒根”与“巴图鲁”加在人名之后是一种称号。超墨尔根是人而不是地名，大连谱所记玉军汗之子超莫勒根即应是清太宗所说的“席北超墨尔根”其人。
二、玉军汗与尼雅哈奇
对照以上谱牒资料，大连谱所记一世玉军汗与尼雅哈奇应是一个人，理由是：
（1）他们的始祖原籍是一个地方。沈阳谱记佛尔胡“仍在苏湾哈达地方居住”，开原谱作“多尔济逼拉束湾哈达”。多尔济满语意为“内”，逼拉意为“河”，束湾哈达即苏湾哈达。内河当为苏湾哈达附近之小河名。苏湾又作“苏瓦延”、“刷烟”、“苏斡延”、“苏完”，系满语，意为黄色。哈达是满语“山峰”、“山岗”、“山岭”之意。苏湾哈达即黄色的山岗。《吉林通志》卷20载：“苏斡延岗，（吉林）城西169里。”其地在今吉林省双阳境内。大连谱记“伊原驻防在苏苏刷觇河札汉多宽地方。”苏苏是满语“故乡”之意，刷觇河是“苏瓦延河”、“刷烟河”、“苏完河”之异译，即今双阳河，札汉多宽当指双阳河流域的小地名。双阳河是明代女真苏完部活动中心地区，双阳即苏完之音转。各谱所记虽略有不同，实际指的是一个地方，即今吉林省双阳。大连谱没有详记“三兄弟”的名字，但“原兄弟三人在彼处离散了”一句即应是指佛尔和三兄弟分离之事。从行文看，原谱的前面很可能是残缺了。奉御是明朝的官衔，玉军汗很可能是其后裔私谥的汗号。玉军汗是三兄弟之中居锡伯的一世祖，与尼雅哈奇当为同一人。
（2）尼雅哈奇和玉军汗的后裔同为锡伯族当中显赫的家族。从开原谱看，尼雅哈奇的四代孙多伙伦、五代孙蒙呼奔、六代孙尼雅尼雅哈等皆得封都督；大连谱玉军汗四代孙达吉伦、万、占等亦皆封都督，五代孙卜克蝉、六世孙巴本、七世孙札拉胡七皆有贝勒衔。都督是明朝赏赐给女真羁縻卫所上层分子的最高荣誉官衔，官一品。贝勒即女真语“勃极烈”的音转，意为“大官人”。在同一锡伯部族中绝不会有两个同姓家族同时得封都督之职（而且都是从第四代开始）。两相对照，超墨尔根一支尤为兴旺，直到第七代还有贝勒之衔，所以清太宗称锡伯人为“席北超墨尔根之裔”。
（3）尼雅哈奇和玉军汗是同时代的人。从两支人的世系来看，发展的也比较平衡。通谱记，尼雅哈奇的弟弟珠察七世孙索尔果后来又回到原籍作了苏完部的部长，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同其子费英东率五百户投奔了努尔哈赤。索尔果的孙子鳌拜是康熙初年四辅臣之一，其后裔的家谱最近也被发现。[⑩]现据通谱、鳌拜后裔家谱、开原谱、大连谱作一简单谱表比较如下：
世次　　开原谱　　　　　　 大连谱　　　　　 珠察鳌拜谱
1　　　尼雅哈奇　　　　　 玉军汗　　　　　 珠察 2　　　尼卡达　　　　　　 超莫勒根　　　　 索尔达
3　　　多伦　　　　　　　奇拉浒巴图鲁　　 王札拉达 4　　　多伙伦（都督）　　 达吉伦（都督）　 莽喀尼
5　　　蒙呼本（都督）　　卜克蝉（贝勒）　罗罗墨尔根 6　　　尼雅尼雅哈（都督） 巴本（贝勒）　　 常喀尼墨尔根
7　　　宁山罕　　　　　　 札拉胡（贝勒）　索尔果 8　　　八百　　　　　　　 图门　　　　　　 卫齐 9　　　倭正（倭扬）　　　
吠拉马　　　　　 鳌拜 10　　布尔他（布尔坛）　张一图　　　　　 多吉里 11　　乌力呆（吾尔代）　 三七格　　　　　 尔坠
12　　额尔新　　　　　　撒伦太　　　　　 苏合那 13　　关保　　　　　　　 宁保　　　　　　 虎尔敏 14　　关依那　　　　　　
吉平　　　　　　 金龙顺 15　　和春厄　　　　　　关希金　　　　　 金福 16　　公讷春　　　　　　 关文国　　　　　 金永成
17　　关裕新　　　　　　关吉龙　　　　　 金中堂 18　　关俊彦　　　　　　 关世明　　　　　 金洪礼 19　　关鹤田　　　　　　
关永贵　　　　　 金玉普 20　　关大任　　　　　　关明佳　　　　　 金福元 21　　关继铮　　　　　　 关德全　　　　　 金国&
22　　　　　　　　　　　关延山　　　　　金兆&
从表中不难看出，三支人发展基本平衡，世系达22代之长。日本学者岛田好根据尼雅哈奇是费英东七世伯祖的世系关系考证，认为尼雅哈奇从苏完部迁锡伯的时间在清朝开国（1616年）前200年左右，即明成祖永乐晚年。(11)其实岛田好按每代30年计，似嫌太长，以每代25年计较为合理，则22代为550年。从现在上溯550年，为公元1447年，即明英宗正统年间，这一时期正是松花江流域女真各部重新分化组合的时代。当时蒙古也先犯京师，脱脱不花侵辽东。在动乱中，海西等部女真上层分子“率死于也先之乱”(12)，“辽东为之弗靖者数年”(13)。尼雅哈奇之迁锡伯应和这一历史背景直接有关。从玉军汗的五世孙起有贝勒之称，这应是锡伯首领归属科尔沁蒙古之后的称号（沿用女真人勃极烈之称）。从玉军汗到五代孙实则历四代，约100年的时间，若玉军汗迁锡伯在1447年前后，则其五代孙称贝勒当在1547年前后，这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科尔沁蒙古东迁嫩江流域的时间是基本吻合的。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明代锡伯部族的首领是出自女真苏完部瓜尔佳氏的一支，即尼雅哈奇及其后裔，他们的祖居地是今吉林省双阳。尼雅哈奇是今天沈阳、开原、大连等地锡伯关姓的祖先；尼雅哈奇的长兄佛尔和、弟珠察的后裔后来都加入了满洲，成为今天满族的成员；尼雅哈奇至少有两个儿子，其中以超墨尔根一支为最盛，尼卡达（尼堪达）一支略次之。
三、从其他家谱和姓氏看锡伯族源
考察一个民族的族源，仅仅弄清其上层人物（王室、汗室）的族源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考察其民族绝大多数成员的族源，才能得出比较客观、比较合乎事实的结论。
近年来随着对锡伯族历史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掘和整理档案资料，搜集口碑资料和文物资料。谱牒是重要的文物资料，沈阳、大连、新疆等地现在都搜集到了许多有价值的谱牒，除瓜尔佳氏之外，还有其他姓氏的家谱，这些谱牒资料为探讨锡伯族族源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如沈阳发现的锡伯族《完颜家系谱》记：“若我先远，初生于长白山阴混同江岸。游牧时代，无事迹可考，实为黄色民族，世称亚细亚民族，又谓蒙古利亚民族，乃通古斯民族一部分，即古之东胡肃慎，今之女真满洲部落人也。我之姓氏完颜，与金时完颜阿骨打同宗，世居今之吉林伯都纳磋草沟等处，部落曰西伯满洲。”(14)这里除了把蒙古利亚人种误成蒙古利亚民族，东胡和肃慎概念相混淆外，明确地记载他们就是金代女真的后裔。
锡伯人原来的姓与女真人一样，也叫做“哈拉”，姓的分支称“莫昆（木昆）”。据查，通谱在74个八旗满洲姓氏之后都记有“康熙时从科尔沁撤回之人”，这无疑就是指康熙三十一年从蒙古科尔沁拨出来的锡伯、卦尔察和部分达斡尔人。其中锡伯69牛录、卦尔察10牛录、达斡尔5牛录。现在虽然无法分清这74个姓氏各属哪个民族，但其中绝大多数是锡伯人的姓氏应不容置疑。据现有的家谱资料证明，锡伯人的姓氏还有约20个与上述74个不同，但其中绝大多数都与通谱所记的八旗满洲其他姓氏同，加在一起约90几个，这与锡伯族“原有90余个哈拉”(15)的传说相符。
据《锡伯简史》记，西迁伊犁的锡伯族共有29个哈拉，46个木昆，40个汉姓。(16)其中徐、刘、藏三姓原来的哈拉不清，实则只弄清26个哈拉。在这26个哈拉当中，永妥里氏是由于氏族内部矛盾纠纷从英妥里氏中新分出的氏族姓，图木尔齐氏是从图克色里氏族中分离出来的。这样，得其原始哈拉24个。沈阳地区现据家谱资料查到30几个哈拉。(17)把两地区锡伯人的哈拉进行核对，除去重复者，共得40个。试将这40个哈拉与满族的哈拉列表进行比较：
锡伯姓氏　　　　　　　满族姓氏　　　　　金代女真姓氏瓜尔佳氏（关、管）
瓜尔佳氏　　　　　
夹谷、古里甲氏吴札拉氏（吴）　　　　兀札拉氏哈斯胡里氏（韩）　　　哈斯呼理氏
安佳氏（安）　　　　　　安佳氏那拉氏（那）　　　　　　纳喇氏　　　　　 纳兰氏伊尔根觉罗氏（赵）　　伊尔根觉罗氏 宁武图氏（刘）
胡西哈里氏　　　　　　　瑚锡哈理氏托库尔氏（陶、拓）伊拉里氏（伊）　　　　　伊拉理氏　　　　 移剌氏
额尔克勒氏（鄂）　　　　鄂勒绰罗氏富察拉氏（付）　　　　　　富察氏　　　　 蒲察氏札库里氏　　　　　　　　扎苏里氏
杨吉尔氏（杨）　　　　　　杨佳氏巴雅拉氏（巴、白）　　　巴雅拉氏
郭洛佳氏（郭）　　　　　郭洛佳氏郭尔佳氏（郭）　　　　　郭尔佳氏苏木尔氏（苏）　　　　　舒穆鲁氏　　　　 石抹氏
温都尔氏（温、文）　　　　温都氏　　　　 温敦氏韩吉利氏（韩）翰雅拉氏（韩）　　　　　哈尔拉氏 郭罗罗氏（郭、国）　　　郭罗罗氏
何叶尔氏（何、贺）　　　赫叶勒氏图克色里氏　　　　　　　图色理氏觉罗氏（肇、赵）　　　　　觉罗氏 孔果尔氏（孔、巩）　　　孔果络氏
华西哈尔氏（华）果尔齐氏（郭、高）　　　果尔吉氏札思胡里氏（礼）　　　 札思瑚理氏
吴雅氏（吴）　　　　　　　吴雅氏付佳氏（付）　　　　　　　付佳氏 卜占那氏（卜） 卜库索里氏（卜）英图里氏（英、永）
赫舍里氏（康）　　　　　　赫舍哩氏　　　纥石烈氏 布尔察氏（卜）　　　　　　布尔察氏格齐勒氏（葛）　　　　　　格齐勒氏
完颜氏（王）　　　　　　　　完颜氏　　　 完颜氏何舍哩氏（胡）　　　　　　赫舍哩氏　　　
纥石烈氏白雅拉氏（白）　　　　　　巴雅拉氏
从表中可以看出，锡伯族40个姓氏中有33个与满族姓氏相同，占82.5%，有的姓氏则与金代女真人的姓氏一脉相承。其中与满族不同的7个姓氏，已知卜占那氏是个蒙古姓(18)，其它6姓有三种可能：一是像图木尔齐氏、永妥里氏一样，系后分出的氏族姓氏；二是原哈拉在汉译时用了不同的汉字；三是达斡尔人的姓氏，因当年锡伯人南迁盛京时有5牛录达斡尔人在内，他们的后裔都融合在锡伯族之中。
谱牒资料绝非向壁虚构，姓氏有着比较牢固的稳定性，一般是不会轻易改动的。在现有的40个锡伯姓氏中，没有发现一个与鲜卑的拓跋、宇文、慕容、长孙、独孤等姓氏相同或音相近者。据此，只能得出锡伯族源出女真的结论。所以，仅据锡伯与“鲜卑”音近，而把一个80%以上姓氏与满族姓氏相同的锡伯族说成是鲜卑的后裔是实在无法使人信服的。
四、从语言和习俗看锡伯族源
语言是构成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对锡伯族语言进行历史考察也证明其族源是女真而不是鲜卑。关于锡伯的语言，清人博明希哲的《西斋偶得》记“其语言近于满洲”。《侍卫琐记》则说锡伯语“非清非蒙”。据语言学家研究认定，锡伯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语支，应与满语同源于女真语。在现在查到的锡伯口语中，也多与满语相同。(19)持锡伯源于鲜卑说的学者认为：锡伯人原来说的是蒙语，归清后改说满语，逐渐失去了原来的语言。对此，已有学者论证其不可能。(20)我认为锡伯人虽然在明末清初隶属于蒙古科尔沁部，但他们基本上还是“聚族而居”。从他们的上层分子还自称贝勒来看，说明仍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政治上、居住上的相对独立就决定着他们绝不会丧失自己的传统语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锡伯人原来说的是女真语，隶属科尔沁后，受蒙语的一定影响，其语言发生了一些变化，与满语基本相同又有一定区别，所以在外族人听来才会有“非清非蒙”或“其语言近于满洲”的印象。
从习俗来看，锡伯与满族相同而又异于东北其他各族的风俗有四：
其一，锡伯和满族都忌食狗肉。他们平时都不戴狗皮帽子，不铺狗皮褥子，这种禁忌最早是出于对狗的珍爱。狗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锡伯和满族的先世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为了自身的生存，长年出没于山林之间，狗是他们狩猎最得力的帮手和伙伴，加之狗又有忠于主人的本能，所以他们特别喜爱和珍重狗，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忌食狗肉和不用狗皮的习俗。
其二，锡伯和满族都有以活马祭祖的习俗。锡伯族的男祖先称“海尔堪玛法”，供在西屋外的西墙上，墙上有龛，内放祖宗匣子。逢年过节，叩头礼拜，还要把自家心爱的好马献给祖先。祭祀时先用羽毛或红布条系在马尾上，然后将马牵到神位前，表示供祖先骑用。献给祖先神位的马不准妇女骑乘。(21)满族的男祖先供在西屋内的西墙上，也有祖宗匣。年节时除杀猪祭祖外，也有祭马的仪式。祭祀时挑选一匹雄健的公马，牵到祖宗神位前，由本家族的萨满用满语褥告。这匹马被称作“祖马”，不但不许女人骑乘，而且拉车时也不准女人坐车。(22)
其三，锡伯和满族都有祭祀生育女神的习俗。满族人祭祀的女祖先叫“佛托妈妈”，俗称子孙娘娘。它是一个用布或纸做成的口袋，内装一条长三四丈的五彩丝绳，绳上拴布条，俗称子孙绳。有的在口袋里还装有一个裸体的女性木偶。佛托妈妈口袋平时挂在祖宗神位之旁，过年时将子孙绳扯出，一头拴在祖宗板上，一头拉到门外。佛托妈妈是满族先世对生育女神的崇拜。“佛托”是女真语，满语“佛我”即“佛托”之音转，意为女性生殖器。在吉林省珲春曾发现一女性木偶，腹下刻有象征女阴的菱形符号。(23)所以可以认为，佛托妈妈就是最早的女阴崇拜。锡伯族的女祖先称“喜利妈妈”，其形制基本与佛托妈妈相似，只是有的彩绳上除拴布条外，还拴有小弓箭、猪羊距骨、摇车、铜钱等物。年三十将长绳扯出，一头拴在屋内西北角，一头拴在东南角。据有的锡伯老人讲，祭祖时也比较神秘，平时喜利妈妈的口袋也不许乱动。我认为喜利妈妈和佛托妈妈就是一种神的不同叫法，理由是：虽然彩绳上所拴的东西和绳子拉扯的方向略有不同，但其形制、祭祀时间、方式大体相似，都是一种没有文字记载的最原始的宗谱。“喜利”是锡伯语“延续”之意，“喜利妈妈是保佑子孙繁衍的神灵”(24)，与佛托妈妈一样，也是生育女神。
其四，锡伯和满族都以柳树为生育保护神。锡伯族把自身的繁衍与柳树联系在一起，供奉柳树神翁，锡伯语称“佛多霍玛法”。他们把柳树神视为保护降生的神灵，用柳板制做小孩摇车，婴儿夭折，用柳枝捆绑。成人死后，在坟上插柳枝，或用柳木杆挑招魂幡。(25)这和满族称佛托妈妈为“柳枝娘娘”是一脉相承的。满族人认为柳树就是他们的祖先，称佛托妈妈为“柳枝求福之神”。满族人当中流传着柳枝、柳叶变成祖先的传说，在祭祀佛托妈妈时，常常是一头拴在祖宗板上，一头拴在柳枝上。
五、锡伯部民构成
明末清初，锡伯人主要分布在齐齐哈尔以南至嫩江下游、洮儿河流域和今吉林省扶余县一带，构成该部主要部民的女真人是本地土著，还是从别的地方迁来的，这也可以由通谱和其它谱牒资料互相印证。经查对，通谱记“从科尔沁撤回之人”有传者共287人，其中世居吉林乌喇（今吉林市一带）的最多，为81人。其次是世居白都讷（今扶余县伯都讷）者，为72人。世居哈达地方（今辽宁开原市东哈达岭）者为23人。世居苏完（今吉林省双阳）者18人。其余还有世居松花江地方者7人，长白山者7人。通谱敕修于乾隆九年，当时锡伯人早已从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乌喇三城迁往盛京和北京等地，故所谓“世居之地”当指锡伯人的祖居地，而不是新迁地。
从家谱资料看，沈阳锡伯族瓜尔佳氏宗谱记：“原居吉林伯都讷磋草沟人氏”、“原籍伯都讷城属界错草沟驻防”；哈什胡里氏家谱记：“于康熙三十九年，再由伯都讷迁入盛京”；何叶尔氏家谱记：“始祖原为妹妹江齐齐哈尔达尔札齐人”；宁武图氏家谱记：“始祖藤格里先人，曾居满洲长白山悟拉山西北伯都讷各地”；伊尔根觉罗（赵）氏家谱记：“先世系长白山西伯部落地方人氏”；安姓家谱记：“原籍英城子（今吉林英城子）”；吴姓宗谱记：“我吴札拉（昊姓），原系伯都讷磋草沟锡伯人也”。(26)可见绝大多数锡伯人都是伯都讷和松花江流域的土著女真人，少数来自嫩江流域，这和通谱所记是一致的。所以我认为，构成锡伯部的主体部民应是元明时期的海西女真人。从一个部落有90多个姓氏来看，该部应是由许多海西部落遗民逐渐迁徙而构成的一个新的部落群体，该部的形成时间不会早于明英宗正统年间。
由以上论述可以证明，杨宾《柳边纪略》记锡伯“土著自言与满洲同祖”、《满洲源流考》记清太宗称“我与尔之先世本是同源”、《乃济陀音二世传》记康熙帝对活佛说：“（科尔沁）那里有我们满洲人锡伯、呼勒沁（即卦尔察）部落”都是可信的。需要说明的是，清太宗既称“我与尔（锡伯）之先世本是同源”，又在天聪九年上谕中说“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多数学者认为，“诸申”就是女真，太宗在这里称超墨尔根之裔是女真，而不承认满洲等部落是女真，这与“我与尔之先世本是同源”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其实这完全是曲解了“诸申”一辞。“诸申”在这里并不能作为族称女真来理解，而是有“属部”、“部曲”、“臣仆”之意。锡伯部当时隶属于科尔沁蒙古，是科尔沁的属部，故称其为诸申。
关于锡伯的族称，我赞同“莝草”一说，因在锡伯人的家谱中多记有“伯都讷错（磋）草沟”这一地名。“错草”、“磋草”即“莝草”之异写。先是以地貌特征命地名，然后以地名命部落之名，最后成为族名。许多学者均已论及，在此不赘。
①《满洲源流考》。
②《朔方备乘》卷17。
③赵展：《锡伯族源考》，载《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3期。
④《满族大辞典》第806页。
⑤关鹤童：《开原大湾屯锡伯族关氏世谱及其涉及的有关问题》，载《满族研究》1990年第4期。
⑥瀛云萍：《锡伯族源新考》，载《满族研究》1988年第1期。
⑦(24)吴克尧、曹熙：《锡伯族源新考》，载《锡伯族史论考》，辽宁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⑧徐恒晋、马协弟：《锡伯族源考略》，载《锡伯族史论考》。
⑨铁玉钦：《沈阳太平寺及锡伯碑文杂议》，载《锡伯族史论考》。
⑩瀛云萍：《鳌拜后裔家谱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载《满族研究》1989年第2期。
(11) [日]岛田好：《锡伯卦尔察部族考》，载《满洲学报》第6期。
(12)《抚安东夷记》卷一。
(13)《殊域周咨录》卷24。
(14)《沈阳锡伯族志》，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出版。
(15)(16)《锡伯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79页；第81页。
(17)(26)王俊：《沈阳地区锡伯族调查述略》，载《满族研究》1987年第4期。
(18)(25)《锡伯族的历史与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13页；第181页。
(19)《锡伯族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30页。
(20)玛纳：《锡伯族早期历史初探》，载《满族研究》1990年第4期。
(21)《满族简史》第134页。
(22)宋德胤：《满族风俗纪略》，载《民间文学》1981年第6期。
(23)程迅：《满族女神——佛多妈妈考辨》，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
锡伯族源考&安俊
錫伯族重新登上歷史舞台，始見於史冊以降，就對其族源問題形成為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一謂：錫伯和滿族同源，即女真的後裔；一謂：錫伯乃古鮮卑後裔。
壹、錫伯族和滿族同源之說，始見於『滿洲源流考』和『柳邊紀略』兩本書。
『滿洲源流考』載云：「清太宗詔諭嫩江錫伯曰：「我與爾先世本是同源。」『柳邊紀略』載云：「席百，一作西北，又作席北，在船廠邊外西南五百里，土著自言與滿洲同祖，而役屬於蒙古之科爾沁。」嗣後，日本學者島田浩氏所寫『錫伯、卦爾察部族考』一文中寫道：「錫伯乃由女真眾多氏族聯合而成的部族也，原由錫伯這一地名演變為族名，其種與滿族（滿族的主體）無所不同。」以上即是從清代到偽滿時期對錫伯族源問題所操的一種觀點。
五十年代以後，少數氏族的歷史研究被提到科研日程，除專人以外，還有業餘愛好者開始研究錫伯族的歷史。到八十年代以後，已發表了不少論文。其中有少數學者，依據上面引證的論述，繼續堅持了錫伯族與滿族同祖之說。
我們認為，對錫伯族和滿族同源之說，勿需贅述，只要引證清太宗皇太極本人的另一段話，就足以說明問題。『清太宗實錄』載云：「天聽九年十月十三日庚寅諭曰：我國原有滿洲、哈達、烏拉、葉赫、輝發等名，以往不明者稱之為珠申。夫珠申者乃席北超墨爾根之裔，實與我國無涉。我國滿洲諱號，統緒綿遠，相傳奕世，自嗣姓後，一切人等祇稱我國滿洲之原名，不得仍前之妄稱。欽此。」同一個清太宗，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場合，針對同一個錫伯族所說的話卻如此的截然不同。眾所週知，珠申正是滿洲的原稱。對滿洲的先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稱呼。諸如：商、周時代稱肅慎，又稱息慎、稷慎、秦、漢以後稱挹婁、勿吉、靺鞨、女直、女真、珠申等。據查，日本稱女真為sioksin，而蒙古則稱女真為jurcin。sioksin正是肅慎的古音，jurcin乃珠申之本音。而珠申又是肅慎這一族稱的另一音譯。對這些皇太極不會不知道。皇太極之所以張冠李戴，不是為別，完全是為達其遠大的政治目的而採取的政治手段。諭稱：「我與爾先世本是同源」，是為了籠絡英勇善戰的錫伯族人心，以期達到安定、鞏固東北後方為目的所採取的綏靖政策。而諭稱：「珠申乃席北超墨爾根之裔，實與我國無涉」乃是為了達到籠絡漢族民心為目的的另一手段。
歷史上，宋朝和完顏阿古打所建立的金朝對立，鏖戰不息，宋朝兩個皇帝被擒，向金朝叩稱兒臣的歷史，漢族人民幾乎家喻戶曉，婦幼盡知，心有餘悸的。作為一位傑出的政治家的皇太極，深知要統治全中國，不能不籠絡漢族人心。倘若仍用「後金」這一國號，和「女真│珠申」這一族稱，要籠絡對歷史記憶猶新，心有餘悸的漢族人心是相當困難的。皇太極於一六三一年八月十三日在大陵河給祖大壽的信中極為明確的表白了這一點。信中寫道：「我們出征北京時，常送書信要求議和，可是明朝君臣常以宋朝皇帝為鑑，一句話沒回答，大明皇帝不是宋皇帝的親戚，我們也不是以前金皇帝的親戚，彼一時，此一時，天時人心，各有不同。」（『滿文老檔˙太宗』天聰卷四十）。因此，他以長遠的政治目的為重，不僅改其族稱「女真│珠申」為「滿洲」（一六三五年），且改其國號「後金」為「大清」（一六三六年）。同時，將其祖先的族稱│珠申，按在毫無相干的錫伯族頭上，進而又將其族稱解釋成「滿洲臣僕」，以轉移廣大漢族人民的視線。皇太極的這種做法，恰好從反面有力地證明，錫伯族不是滿族的一支，並不和滿族同祖。
其後的歷史事實也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查有清一代的檔案資料，自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年）&
將錫伯族編入滿洲上三旗，於康熙三十八│四十年（一六九九年│一七○一年）又將錫伯族編入滿洲上三旗，於康熙三十八│四十年（一六九九年│一六四一年）又將錫伯族由齊齊哈爾、伯都納（今吉林省扶餘縣）、吉林烏拉等地牽制盛京（今瀋陽），分別編入滿、蒙八旗至清朝滅亡的整個歷史時期內，從未將錫伯族稱為滿洲，而自始至終稱錫伯。再如：駐防新疆的營制，尤為清楚。伊犁地區的滿營、錫伯營、索倫營和察哈爾營等，完全是按照族屬設置的。於一八○二年從沙俄手裡收復了伊犁之後，由於滿營傷亡慘重，兵額不足，曾從錫伯營調撥一部份錫伯族兵丁以補充。把這一部份錫伯族兵丁另編為一新滿營，稱他們為「伊徹滿洲」（新滿洲），倘若是同屬一族，何以稱「伊徹滿洲」而與「佛滿洲」（陳滿洲）相區別？瀋陽北關的太平寺乃錫伯家廟，在瀋陽除錫伯家廟│太平寺以外，還有滿洲家廟│興慶寺，蒙古家廟│積善寺、漢軍家廟│善緣寺。這些家廟都是以族屬而建的，且都建在康熙年間。上述這些都正是錫伯族不和滿洲同祖的不可辯駁的事實。
在下面談談對皇太極諭旨中之「席北超墨爾根」一句的我見。有的學者誤認為「莫爾根」即指莫爾根城，也就是現在的嫩江城，而「超」是滿語，即「so」，其意為：相當於把什麼東西挖掉或削掉一塊的意思，其中有「出叉」的涵義，「超莫爾根」連在一起，其意思當是「嫩江出叉之地」。錫伯故城正是在「嫩江出叉之地」的洮爾河流域。所以，清太宗上諭裡所說的「錫伯超莫爾根」意思是說「嫩江支流洮爾河一帶的席北」（錫伯）。
有的學者認為：錫伯是滿語「莝草」之義，是地名，是長莝草的地方。因久居長莝草地方的女真的一支，以「錫伯」地名為部族名。
有的學者更是望文生義地認為：「席北超莫爾根」是超過莫爾根（今嫩江市）的嘎仙洞地方的錫伯。
其實，超既不是滿語的so，更無超過之義，莫爾根也不是地名，不是指嫩江市，更不是超過莫爾根城的嘎仙洞。須知清太宗實錄的原文是滿文。席北超莫爾根完全是音譯，而不是意譯。同時，從語序上看也十分清楚，是錫伯限定、修飾了超莫爾根，而不是用超莫爾根修飾、限定了錫伯。對此問題那啟明先生從大連地區收集到的瓦房店復州城西東岡鄉喇嘛廟關明乙之叔所收藏的錫伯族關氏家譜，為我們提供了極為可靠的根據。該家譜載云：
&&& 瓜拉佳氏錫伯奉
&&& 御玉單汗之子名
超、莫勒根衛之長子名
奇拉呼、巴圖魯銜之子名
達吉倫、都督銜次子名
&&& 萬、都督銜之子名
&&& 占、都督銜四子名
&&& 額爾吉馬、都督銜
&&& 達吉倫之子名
卜克蟬、貝勒銜之子名
巴本、貝勒銜之子名
吾巴太、扎拉胡七貝勒銜之子名
&&& ……。
從這份家譜可以看出，皇太極諭旨裡提的席北超莫爾根就是指的瓜拉佳氏家譜裡的超莫勒根這一具體人，超是其名，莫勒根莫爾根是其銜。可想而知，該氏是在當時的政治舞台上具有一定影響的人物。瓜拉佳氏也有撥往伊犁的。那麼，以一七六四年為時限，撥往伊犁的是超莫爾根的第七代子孫。以一代二十年算，超莫爾根是和努爾哈齊同時帶的人物；先以一代按二十五年算，超莫爾根乃是明萬曆年間的人物。瓜拉佳氏的族人中不僅有貝勒、都督、巴圖魯、莫勒根等官銜，且有汗。所以，瓜拉佳氏家族，肯定在當時的錫伯族中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和代表性，而超莫爾根在其氏族中更具代表性。正因如此，皇太極才把他作為了典型代表。
錫伯族的某些家譜序言裡，確有：錫伯族與滿族同源，祖籍長白山或原籍吉林莝草溝等語。這是因為，第一：係對本氏族歷史不明而以訛傳訛之說；第二：係只知後來的居住地，而不知早期的居住地所致。就如新疆的錫伯族，一般只知道原籍是穆克登│盛京│今瀋陽市一樣。關於莝草溝的問題，應從兩方面去理解：其一，有一部份錫伯族在康熙三十一年以後至康熙四十年以前，曾在吉林烏拉扶餘附近的莝草溝居住過；其二，有一部份錫伯族，遠在康熙三十一年以前就從蒙古抽出置於清政府的直接管轄之下。如分別於康熙十九年和二十九年從納爾渾地方遷居吉林烏拉，並於康熙二十九年編為一個錫伯佐領│世管佐領，歸入滿洲八旗（詳見『歷史檔案』一九八三年第十期吳元豐、趙志強所寫「吉林烏拉席伯世管佐領源流考一文）。這部分錫伯人當然不屬於柯爾沁王公台吉「盡數進獻」的席伯之數之例的。另外，瀋陽市新城子區黃家鄉兵士屯的安氏家譜裡載道：「溯我安氏，族係錫伯，原籍營城（即吉林省營城子），自大清定鼎，附屬滿洲，於順治八年移往盛京，編入滿洲正黃旗第一佐領下」這就證明，於於康熙三十一年蒙古王公台吉盡數進獻的較集中居住的大撥錫伯族之外，在吉林省境內確有部分散居的錫伯族。但這並不能證明錫伯族的祖居地是吉林，更不能證明錫伯族稱源於滿語莝草│sibe而來。須知錫伯族的祖居地在錫伯族珍貴的歷史文物│太平寺碑文記載得極為清楚。即「青史世傳之錫伯部，源居海拉爾東南札拉托羅河流域」。總之，錫伯族和滿族同祖說是沒有根據，不能成立的。
貳、錫伯族乃古鮮卑之後裔之說，始見於清何秋濤於清道光年間撰寫的『朔方備乘』一書。何氏在該書十七卷「錫伯利等路疆域考」一章中寫道：錫伯利路本鮮卑舊壤，故有錫伯之名考。漢書匈奴傳云：「黃金犀毗一」，顏師吉注曰：「犀毗帶鉤也，亦曰鮮卑，語有輕重耳。」，據此知鮮卑音近錫伯。今黑龍江境有錫伯一種，亦作席伯、亦作席北，即非索倫，亦非蒙古，即鮮卑遺民也。
李文田在元朝密史注一書中寫道失比即鮮卑之對音也…亦作席伯，亦作席北，即非索倫，亦非蒙古，即鮮卑遺民也。…『漢書匈奴傳』云：黃金犀毗一…亦曰鮮卑，亦曰師比，可徵也。
『侍衛瑣言補』一書寫道：「東三省新駐京人，皆以新滿洲呼之，其實非滿洲也，各有部落，如錫伯、索倫…之流。」
以上引證的是有清一代史籍中有關錫伯族源問題的部分論述。據此可知，關於錫伯族源問題，不僅從清朝就已開始研究，且得出席伯乃鮮卑之後裔，而非和滿族同源的結論者，並非何秋濤一人。
五十年代，開始了對全國少數民族的社會歷史進行大規模的調查研究。錫伯族的歷史，也是從這時開始研究起。嗣後，隨著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不但有專著問世，且論文不乏其篇。諸如：
蕭兵所作『犀比、鮮卑、西伯利亞』一文中云：「鮮卑是我國東北古代少數民族的名稱，或號山戎」（山、鮮古音通），屬於所謂東胡系統…。「鮮卑是我國東北一個歷史古老的少數民族，戰國時期所謂東胡系統…。「鮮卑最初活躍於我國遼河流域，逐漸向西北方向發展，其一支滯留我國東北，成為我國的錫伯族；另一支則通過蒙古草原深入到黑海東岸、西伯利亞南部，和那裡的土著友好相處，後來成為鮮卑爾（
Sabiris ） 並且用瑞獸「鮮卑」之族明命名那個地區…」。
包爾漢和馮家昇兩位有名學者合寫的『西伯利亞名稱的由來』一文中，不僅引證了何秋濤、李文田等人謂鮮卑、師比即今錫伯之說以外，還引證了很多外國學者研究『西伯利亞』名稱的論述。文中云：「鮮卑人遷入內地後，都逐漸融合在漢族大集團之內，其在邊緣遺留的部落，則另起名稱，如契丹、庫莫奚、地豆于、霫之類，更遠的部落由於譯音的不同，又別有名稱，如失韋、室韋之類。其實失韋、室韋即鮮卑的音變。」
『沙俄侵華史簡編』一書中寫道：「在我國東北部建國的托跋氏、慕容氏、宇文氏等，都是鮮卑族的後裔。今天在我國黑龍江流域居住的錫伯族的祖先屬於鮮卑系統。」
內蒙古呼倫貝爾盟文物管理站站長米文平經多年潛心研究，揭開了鮮卑石室嘎仙洞的千古之謎。在研究鮮卑的基礎上，近幾年來從歷史學、地理學、民俗學等各個方面探討錫伯族的族源問題，在『英雄民族的搖籃│從嘎仙洞北魏石刻祝文看錫伯族之源流』一文中寫道：「拓跋鮮卑在公元四、五、六世紀建立起北魏封建政權，將其他各部鮮卑以及十六國中的匈奴、羯、氐、羌等民族融合同化，最後到隋唐時期，大部融入漢族之中。留在北方森林草原地帶沒有南遷的鮮卑族後裔，則於不同時期，經由不同途徑，與其他部落，部族相融合，演變為後來的室韋契丹蒙古等民族。而在大興安嶺北部叢山密林中一直保持著游獵生活的北部鮮卑，則可能與後來從大興安嶺遷出的錫伯族有淵源關係。
傅朗、楊暘兩位合寫之『東北民族史略』一書中寫道：「鮮卑族…。留在遼河流域黑龍江流域的鮮卑族，但保留了鮮卑的部落名稱，即今天錫伯的先世。」
以上所引之文章，雖各從不同的側面進行了探討，但最後的結論則論為錫伯族即古鮮卑族的後裔（其中不包括中央及地方報刊雜誌即本民族專業和業餘愛好者的論述）。
鮮卑族在其歷史發展進程中，逐步發展成為三大支，各支又分成小支，各自建立了政權。到四世紀最後遷出大興安嶺的拓跋鮮卑興起，於公元三八六年建立起拓跋魏│北魏或稱之魏政權的過程中，征服了鮮卑各部及北方的其他民族，統一於北魏的管轄之下。這樣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黃河南北兩朝對峙的南北朝局面。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公元三八六│五三四年）政權存在了凡一百四十八年，於公元五三四年之後分裂成東、西魏，隨後又相繼建立了北齊（公元五五○│五七七年）、北周（公元五五七│五八一年）等國，但都很短命，終於在公元五八一年最後滅亡。隨著國家的滅亡，凡南遷內地的鮮卑族全部融合於漢族之中。拓跋鮮卑所建立的政權，不僅促進了民族大融合，且對推動我國的統一更準備了重要條件。
歷史上，因不詳拓跋鮮卑的祖居地│鮮卑山的確切位置，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說在貝加爾湖附近；有的說在內蒙古境內；有的說在遼河流域……史界之所以對大鮮卑山如此感興趣，是因為大鮮卑山不僅有拓跋鮮卑的祖居石室，更重要的是在石室壁上刻有於公元四四三年七月（北魏太平真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拓跋燾（北魏太武帝）派遣李敞等回祖居石室祭祖時的祝文。
一九八○年七月三十日，內蒙古呼倫貝爾盟文物管理站站長米文平氏，經過多年的深入調查，終於揭開了拓跋鮮卑石室的千古之謎，找到了石壁刻有『魏書』上記載的祝文的石室。鮮卑石室嘎仙洞的發現，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確切無疑的地理座標，我們不妨以此地理座標為起點，探究一下其周圍和以南地區是否有錫伯族南遷時留下的足跡信息和淵源關係的痕跡。
錫伯族早先是狩獵民族。對此，錫伯族中流傳下來的古老民歌，可以佐證。歌詞唱道：
片片雪花如蝶飛，
獵人馳騁共撒圍；
踏遍了千山萬谷，
獵夫滿載凱歌歸。
嘎仙洞周圍，山谷莽莽，森林茂密，寄居各種禽獸，正是過狩獵生活的天然王國。錫伯族這一古樸的狩獵民歌，正是錫伯族的祖先在那莽莽森林中馳騁狩獵的真實寫照。這是其一。
其二，我認為興安領這一山名，並非漢名，而是祖居該地區的土著民族鮮卑語的音譯。它本來的名稱應該是「夏恩阿林」（siangen
alin），係白山之義，說快了就說成興安嶺。從史及記載看，鮮卑族雖然離開原居住地而南遷，但對祖居地極為留戀。所以，凡是遷徙過程中居住過的山，都以「鮮卑」族名命名的。以鮮卑族名命名的山，我國東北、內蒙古境內有，今蘇聯境內也有，以這種懷念方式，一直相傳到現在。於一七六四年西遷到新疆伊犁地區的錫伯族，也將烏孫山的玉女峰稱之為「夏恩哈達」加以崇敬。
其三：人類的歷史，通常都從山谷森林中的狩獵經濟，逐漸過渡到逐水草游牧的游牧經濟，再過渡到安定的農業經濟。錫伯族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也是如此。在這遷徙路線上，給我們留下了極為珍貴的地名學的歷史信息。諸如：大興安嶺北段甘河上游嘎鮮洞西南不遠處有條吉文河，『黑龍江輿圖』標為「錫窩爾河」；（錫窩爾正是錫伯這一族稱的口語化）。海拉爾河東南支流札敦河上源北岸有條小河，『黑龍江輿圖』標為「錫伯河」，現代地圖標為「西彼爾溝」；札敦河西南也有一條小河，『黑龍江輿圖』標為「錫伯爾河」；在海拉爾正南輝河口以西分別有「西伯山」、「錫窩山」等兩座山；綽爾河下游沿岸有「錫伯綽爾城」遺址；洮爾河下游沿岸有「錫伯故城」遺址，類似這樣的地名學的歷史信息還有很多。此外，錫伯族於一七六四年（清乾隆二十九年）奉命西遷至新疆伊犁駐防時，在經過的沿途也留有「錫伯」「錫伯吉爾蒙」（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錫伯渡」（在新疆阿爾泰專區境內）等以錫伯族名命名的地名。
以上例舉的以錫伯族名命名的山川、城池的地名，一方面證明錫伯族從祖居地嘎仙洞南遷時留下的足跡，同時也勾出了南遷時的粗略路線圖。這一遷徙路線也同時有力地證明了錫伯族非同發源於長白山的女真│滿族同源，而是同發源於興安嶺北端之嘎仙洞的鮮卑族同源。
其四：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現代錫伯族使用的語言屬阿爾泰語系滿│通古斯語族滿語支。而鮮卑族語言一般認為屬蒙古語族。這似乎和錫伯乃鮮卑後裔之說相矛盾。實際不然。須知，具歷史書籍記載，錫伯族原來的語言「非蒙非滿」即是說錫伯族現在使用的語言，並非原來的語言，而是歸順清朝以後，從「非蒙非滿」過渡到當時形成的共同語言│滿語（須知滿語並非等於女真語，而是新的民族共同體的共同語言）。但種種跡象表明，錫伯族原來的語言和現在使用的語言是比較相近的。遺憾的是，錫伯原來使用的語言，歷史書籍沒有留下任何語言材料。但可喜的是，史籍記載的鮮卑人名、官名及個別的詞彙，給我們提供了語言信息。諸如：現在錫伯族，起名初連、宥連者甚多，但誰也不明其義。從史籍得知，這些正是北魏時鮮卑族喜歡起的名字。同時，鮮卑族當時所用的人名，諸如：素延、素和、木骨閭、莫護跋、彌額圖等，在現代錫伯族老一代（改漢名以前）的人名中都使用過。此外，還有一半相同或相近者。如：鮮卑人名爾固圖、錫伯人名爾格爾圖、爾固倫；鮮卑人名度斤突，錫伯人名德津額、德津巴圖；鮮卑人名豆羅突，錫伯人名多羅額；鮮卑人名可喜陵，錫伯人名柯喜額等。又如某些詞彙：「屋引」鮮卑語系「房屋」之義，錫伯語房屋、房院謂「喔勒恩」鮮卑語「阿干」係「兄」之義，錫伯語叫「阿格」；鮮卑語「必德」係「書」之義，錫伯語為「必特和」；但同小孩則說：「必德」；鮮卑語「真」係「主」之義，錫伯謂「額真」；鮮卑語「嗢石蘭」係獅子之義，錫伯語謂「阿爾斯蘭」等。這是從語言方面提供的可貴的信息。
&此外，居住在青海省的土族，有族系慕容鮮卑的一支│吐谷渾的後裔一說。其語言又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倘若吐谷渾後裔之說能成立，那麼，土族語言也給我們提供了有趣的語言信息。在土族與簡誌後面所附的一千左右詞彙裡，同錫伯族使用的語言相同或相近的竟占百分之七。例詞如下：
錫伯語&&&&
錫伯語&&&&&
saJaGaii&&
kugo&&&&&&&
kuk&&&&&&&
caNen&&&&&
Cadaa&&&&&&
gida&&&&&&&
XalXun&&&&&
fulaan&&&&&&
felgian&&&&&
udu&&&&&&&
Cidor&&&&&&
cider&&&&&&
goroN&&&&&
Xuaren&&&&&
dau&&&&&&&
adula-&&&&&&
adul-&&&&&
tise&&&&&&
tes&&&&&&&
amta&&&&&&
amten&&&&&&
alx&&&&&&&
xalGu-&&&&&
alge-&&&&&&
niman&&&&&
fuliuu&&&&&&
fulu&&&&&&&
orun&&&&&&
uloN&&&&&&
肚帶（馬鞍）
unin&&&&&&
乳牛&&&&&&
neme-&&&&&
niNkin&&&&&&&
beje&&&&&&
beje&&&&&&
budaa&&&&&
beda&&&&&&&
budun&&&&&
Xade-&&&&&&&
馬嚼子&&&&
GaJa-&&&&&
gaJa-&&&&&&&
KarJe-&&&&
kerQe-&&&&&
xoren&&&&&
orin&&&&&&&
Xodun&&&&&
xulGaii&&&&
XulXa&&&&&&&
komosgo&&&
kumskun&&&
xuDun&&&&&
mooro&&&&&
mura-&&&&&&
Guu&&&&&&&
more&&&&&&
morin&&&&&&&
Saa-&&&&&&&
擠奶&&&&&&
sun&&&&&&&
sun&&&&&&&
sere-&&&&&
serxe-&&&&&
muNun&&&&&
ciNgee-&&&
ciNe-&&&&&
soGdoNgii&&&&
soXtXuN&&&
sula&&&&&&
sula&&&&&&
tem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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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綜觀歷史，任何民族，在其發展變化的歷史進程中，既便遺忘了其語言，但其基本風俗習慣仍或多或少的遺存下來。因此，從錫伯族的風習中，還可窺見到先祖的風習遺痕。諸如：
一、婚俗　從史籍記載看，室韋的婚姻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為搶婚，二為入贅。所謂「搶婚」即兩家相許，「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為聘，更將婦歸家，待有孕，乃相許隨還舍」（『北史室韋傳』）。所謂「入贅」即「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親迎其婦；役日已滿，女家分其財物，夫婦同車而載，鼓舞共歸。」（『舊唐書室韋傳』）「婚嫁則男先傭女家三歲，而後分以產，與婦共載，鼓舞而還。夫死，不再嫁。」（『新唐書、室韋傳』）這兩種婚俗，在新疆的錫伯族中仍然存在。只是第一種形式帶有象徵性罷了。如：迎親的前一天，五個或七個能歌善舞、身強力壯的小伙子，隨同新郎及全權代表父母的「奧克多羅阿瑪」（迎親爹），「奧克多羅額聶」（迎親娘）到女家，當天晚上唱歌跳舞，熱鬧一夜之後，第二天清晨，至遲太陽剛露頭，簇擁披紅迎親大蓬車而歸。在歸途中女方的小夥子們節節阻擋，經過敬酒或送禮物才予以放行。這些正是過去搶婚制遺痕。而入贅形式在新疆保持得較完整。入贅後在女方家勞役三年，之後完婚分家。若女方男孩尚小，完婚後還共同生活一段時間，乃至女方男孩成親。這種婚俗同滿族的祖先勿吉的「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罷，便以為定，仍為夫婦」（『魏書'勿吉傳』）的婚俗迥然不同。
二、葬俗　錫伯族的葬俗中土葬、火葬、天葬兼而有之。土葬者，有棺木、土壙。棺木入土時，頭向西北，腳向東南。這和錫伯族供奉的「喜利媽媽」的掛向相一致。火葬者，一般都是難產而死的孕婦、自縊或橫禍致死者，都先埋在墳塋以外，三年後再挖出來進行焚燒，然後將骨灰裝進罈子或小棺木埋進墳塋裡。天葬者，一般是不滿三個月的嬰兒。嬰兒死後，將屍體用蓆片或舊棉布裹上，送到野外無人之處，打開包裹裸體放於野外，讓鳥、獸食之。據瀋陽市何紹文老師介紹說：他小時候聽他太爺講：早先錫伯族人死之後，不用棺材，只換其穿戴，置於木板之上，而後帶著乾糧，用最細的繩子吊之而行，以繩斷之地為死者安身之所，將屍體懸於離該地最近的樹上，請喇嘛誦經，乃歸。越三日前往探視，是否鳥獸食淨。食淨則喜，否則越三日再往復視，請喇嘛誦經，以鳥獸吃淨為止。若其屍落地，鳥獸也未吃，稱之為下地獄。
上述這些葬俗也正是錫伯族的先人鮮卑室韋的古老葬俗的遺俗。鮮卑之一支的契丹就有火葬的習俗。如：「以其屍置於山樹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北史』『隋書』的契丹傳）而天葬則是室韋的原始「樹葬」或「棚葬」的演變形式或其遺痕。這種葬俗同滿族的先人勿吉靺鞨的「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濕，若秋冬，以其屍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魏書'勿吉傳』）的習俗也迥然不同。
三、宗教及信仰
（一）錫伯族和滿族都同樣信仰薩滿教，且都有薩滿。但不同的是，錫伯族不像滿族那樣有家薩滿，而且祭祖時也絕不由薩滿主持祭祀或跳神，而是由族長主持。
（二）錫伯族和滿族都供奉一個「媽媽」，但是，兩個媽媽不論其名稱內容而且祭祀方式都決然不同。錫伯族供奉的是「喜利媽媽」其內容極為豐富。「喜利媽媽」有二丈多長的絲繩，其上栓有背石骨（即東北稱之為嘎拉哈的）、弓箭、布條、搖車、箭袋、各種農具、鞋襪、書籍、銅錢和紙疊的官印…等。同時，每件物都表明一定的意義。即：背石骨代表輩數，弓箭代表男孩，布條代表女孩（這三件物是最主要的），搖車寓意祝願人丁興旺，農具祝願五榖豐登，銅錢寓意財運橫生，書籍祝願子孫後代知書達理，而官印則寓意子孫做官清廉等。對「喜利媽媽」不進行任何專門的祭祀儀式和活動，只是在逢年過節時燒香或點長明燈並叩頭。「喜利媽媽」從其形式和內容看，是產生於母系社會晚期，而形成於父系社會。從背石骨的數目可知這一家庭已傳了幾代，從弓箭和布條的數目可知該家族共生了幾個男孩幾個女孩。所以，它實際上是種無文字記載的家譜。而滿族供奉的是「佛多媽媽」（有的地方也叫「歪里媽媽」「萬歷媽媽」「梨花媽媽」「喜花媽媽」「外里媽媽」「黃陵子媽媽」等名目眾多），「佛多媽媽」的絲繩上，只是栓有布條以外，沒有任何別的物件，且有栓鎖、換鎖、背燈祭等各種祭祀活動。同時這些祭祀活動都由薩滿主持進行。
&（三）在滿族的院裡都立有一杵祭天用的索倫杆子，而錫伯族則沒有；但錫伯族在正屋的西南牆外供奉主管家畜的男神「海爾堪瑪法」，而滿族卻沒有這種神祇。
參、眾所周知，拓跋魏在三遷國都的過程中，不僅內遷了官兵，連百姓都大遷內地，其人數不下百萬之眾。因內遷的鮮卑族，長期和漢族雜居，尤其是因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大舉推行漢化政策，禁著鮮卑服裝，禁說鮮卑語言，最後連姓都改成漢姓的結果，凡內遷的鮮卑族全部漢化，融合於漢族之中。自嗣以降，鮮卑族名就未復見於史籍。
從北魏即始，尤其是隋唐以降，把生活在黑龍江上游及嫩江流域的一些少數氏族統稱為室韋或失韋。實際上室韋是個大群體，其中就包括蒙古、鄂溫克、鄂倫春和達幹爾等氏族。其活動範圍，最西到呼倫池、額爾固納河流域；最東到黑龍江和精奇里江（即結雅河匯合處）；最南到嫩江及綽爾河流域；最北到嫩江以北到大興安嶺以北地區。錫伯族先人也包括在室韋這一大群體之中，而屬於南室韋的範圍之內。室韋之稱，實際上就是錫伯這一族稱的口語化。在錫伯語口語裡，當輔音b處在兩個元音之間時，就演變為v。錫伯│sibe變為sive。維吾爾、烏孜別克等族，稱錫伯為sivie。赫哲族稱錫伯族為sive。到遼金時期，室韋各部已逐漸自成一體，而有的另立別名載入史冊。諸如：烏古、敵烈、于厥里、達盧古等等。有的則仍以族名和部落名聯稱。如：黑車子室韋、大黃室韋、小黃室韋…等。但嫩江流域的室韋部則僅用室韋之名。如『遼史'食貨誌下』載云：「坑冶自太祖併室韋。」『遼史』卷四六『百官志』並列載有室韋國王府、黑車子室韋國王府、于厥里國王府、烏古部、黃頭室韋部等。『遼史』卷六九『部族表』再云「聖宗統合九年三月振濟室韋烏古部』『耶律延寧碑』載云：「威極北之疆境，押泹捩之，失韋聞言歸降…。」『金史'太祖紀』載云：「收國二年正月戊子詔曰：自破遼兵，四方來降者眾，宜加優恤。自今契丹、奚、漢、渤海、係遼籍女直、室韋、達魯古、兀惹、鐵驪諸部官民，…。」遼'金史中所提室韋，都是專指嫩江室韋。我認為這就是錫伯族的先人。
肆、關於其他幾種觀點和說法簡單說幾句。
錫伯族和鄂倫春同源說，沒有根本性的分歧，不去多說。現今錫伯族是嘎仙動守廟人之後裔之說，是毫無根據的主觀想像，也不去多說。至於錫伯族是黃帝之少子昌意之後代發展起來的之說，說幾句拙見。魏書卷一帝紀有這樣一段記載：「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黃帝以土德王，此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於溺水之北，民賴其勤，帝舜嘉之，常為田祖。」這段話，實際上是北魏建國不久，由漢族仕大夫崔宏向拓跋珪（此魏道武帝）進諫的。而拓跋珪也默認了此說。崔宏之進諫和拓跋珪之默認，都各有其政治目的。當時的政治形勢，促使漢族仕大夫依靠拓跋珪，需要取得拓跋珪的支持，以維護他們的特權。而拓跋珪則為了達到統治的目的，必須籠絡漢族民眾之心，也需要取得漢族仕大夫的支持。這就是崔宏敢於如此進諫，而拓跋珪又不加否認，且默認下來的根本原因。後來魏收編修『魏書』時，就將崔宏的進諫寫進了『帝紀』裡。對此，中外學者向來持否定態度，都認為此說純屬假托之詞。倘若崔宏之說果如某君等在其文章中所說那樣成立，並把拓跋姓強行按在黃帝子孫的頭上，那末，最後的結論豈不就是鮮卑族，尤其是拓跋鮮卑族源於漢族，是和漢族同祖麼？
總之，現今的錫伯族是古代鮮卑族的後裔。若把族屬的淵源關係用用不同時代的不同族稱劃一條線，就可劃出：鮮卑│拓跋鮮卑│室韋│失必（或失比）│錫伯這樣一條來。
（原刊于台湾满族协会出版的《满族文化旗刊》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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