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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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案”文章
――郭沫若为何替曹操翻案
　　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郭撰文《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坚信此诗系蔡文姬所作，借机把“民族英雄”这顶桂冠捧献给曹操，认为曹操蒙受“不白之冤”：“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载《光明日报》当月二十五日，他对曹操这一评价受到学术界强烈批评，后将“高度评价”改为“适度评价”，将“民族英雄”改为“杰出的历史人物”）。　　二月初，他撰写《蔡文姬》剧本，对曹操大加颂扬，直如对待当代毛泽东。剧本在《收获》三月号发表。该《序》（作于当年五月一日）声称：“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他把剧本寄周恩来，告诉他，你让我写戏替曹操翻案，我写了，请你指教。　　三月十四日，他撰写《替曹操翻案》一文，发表于当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引起史学界强烈反响和讨论。这篇文章是《蔡》剧“塑造的曹操形象的基础”，他称曹操是“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曹操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大的贡献”，在同时代人中贡献“最大”；“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他为曹操打黄巾军、出征乌桓、杀人等问题辩解，认为曹操虽然打了黄巾，但受了黄巾起义的影响，“基本上满足黄巾起义的目的”，“平定乌桓是反侵略性的战争，得到人民的支持”，而“杀人问题，应该根据历史事实重新考虑”。　　⊙　“大胆假设、胡乱求证”几例　　为某个历史人物或事件作出新探索或澄清，要凭史学功力。可是郭氏这篇为曹操辩护之文，不具备起码的史学论文品格，史料极为贫乏，论点颇难立足，论点和论据之间缺乏必然联系，全靠一张嘴皮生拉硬扯，思维缺乏逻辑地乱跳。这是郭氏史学文章通病，来自主观随意、不实事求是、不潜心读书、却无理搅三分的老毛病。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郭沫若则是“大胆假设、胡乱求证”。问题出在文章上，病根却在心灵里。郭不是治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对于这段历史，自然缺乏学养，他是先入为主、拿“翻案”作目标、拿“我们”和惊叹号吓唬人、强词夺理（此文原稿题目为“我们要替曹操翻案！”）。郭早就明白“嘴有两张皮，笔可两边倒”这一妙诀，歪理也是一理，尽管遭到有识者哂笑，却有威权者庇护，何惧之有？　　例子之一：有学者认为曹操是强宗豪右代表，郭反驳这一观点。他的依据是，建安九年（公元二零四年）灭袁绍后，曹曾下令“重豪强兼并之法”，“所以要说曹操是豪右的代表，或者结纳豪右以扩张自己的权势，我看是和史实不符的。”（《全集》历史编第三卷第四六一页）“我看是”三字，显露史料不足、乞灵主观推想、先自悚软的心态，这和诸如“史料无可辩驳地证明…”这类遣词大有区别。这个辩护，实属多此一举。首先，曹操出身大宦官、大官僚家庭（尽管远不如袁绍家族高雅），祖父曹腾由小黄门爬到中常侍大长秋，以宦官得高位，父亲曹嵩（腾养子）官至太尉，这出身虽不光彩，被袁绍讥为“赘阉遗丑”（《三国志魏书》卷六袁绍传），却属高官显职，是大官僚。其次，曹操身为一方霸主，位逼专制君王，实乃最大的强宗豪右。再次，曹操下令禁止豪右兼并或打击豪右势力，并不说明他本身不是豪右。事实是，反对豪右的，往往正是豪右；反对某一口号的，往往正是这一口号的暗中觊觎者。曹操想一统天下而结纳豪右以扩张自己权势，这一点难道还需论证么？郭不过想说曹操不是大地主阶级代表，这样，在当时盛行的阶级论教条下，就能为曹的“进步”作用寻找“理论”依据，可见在玩弄概念游戏。　　例子之二：郭认为曹操满足了黄巾起义目的（即“人民要粮食，要土地，要活下去”）。对此，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立即驳斥郭：“若说起义的目的是要粮食，要土地，要活下去，那得看人民在曹操政权统治之下是怎样活下去的，不能说有人活下去了，就是达到了目的（因为即使东汉王朝不倒，还是会有人活下去的，不会死尽灭绝）。农民的基本要求是土地，是耕者有其田，是轻徭薄赋，但曹操的措施是把农民编置在国有土地之上，在农官直接控制下进行农奴式的生产，榨取十分之五、六的高额租赋，怎么能说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呢？”（见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文汇报》，后收入《曹操论集》）郭氏之文，空谈而已。谭氏以史料为证，所言有据。曹操剿灭黄巾军，本不是大不了的事。一九四九年以后，人们对历史上任何农民、暴民起义皆存有忌讳，不能说一个“不”字，更批评不得。这正如同朱元璋出身小和尚，人们说不得光，阿Ｑ有癞痢头，也说不得亮。郭要为曹操辩护，就要靠嘴皮搅出这么个理来为之强辩。　　例子之三：曹操征乌桓，郭说是“反侵略的战争，至少是得到一部分人民支持的”，为其战争行为寻找正义性。他没有任何史料证明征乌桓战争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亦未举出任何史料证明乌桓侵犯曹操政权。他的“反侵略”论断站不住脚。乌桓，亦称乌丸，是东胡（东北方诸少数种族）中较大的部落集团，其首领蹋顿与袁绍关系颇好，袁绍曾以汉献帝名义封蹋顿为乌桓单于，并以家人之女为己女嫁蹋顿为妻，化干戈为玉帛，和亲共处，消除边患。曹操此时所以不灭南边刘表、刘备势力，偏偏北征乌桓，真实原因是：袁绍乃曹操夺天下之最大劲敌，袁绍败亡，其子袁熙、袁尚兄弟逃往辽西投奔蹋顿，幽冀二州民众随之奔逃乌桓者多达十万余户（有些人认为民众被挟持而去，这不可信，倒非常可能慑于曹操屠杀恶名而纷纷避难）。商议是否北征乌桓时，曹部不少人劝阻，但谋士郭嘉认为，应当趁其不备，袭击乌桓，将袁氏兄弟剿灭，不然二袁会利用其在河北地区巨大势力和影响（此地民心并不归附曹操），卷土重来，与南面刘表刘备势力夹击，将成北面一大患。曹操遂决心远征三郡乌桓，彻底消灭袁氏兄弟残余势力，消除北方隐患。他与乌桓并无恩怨，对乌桓用兵，完全是突然袭击，乌桓始料不及。这种军事行为，丝毫扯不到“反侵略”。为了自己政权的利益和地盘的安全，这类征伐在历史上常见。至于“得到一部分人民支持”，郭只举出“开明地主田畴”一个人“全力支持”，还有田畴的“山民”为曹兵作向导，如此而已。需要“人民”了，他就拉出一个地主（怕地主这辞不好听，就给他戴上“开明”荣冠）、再捎带几个“山民”，充当“人民”。这几个人数量实在太少，用“人民”一辞太显勉强，他就加上“一部分”三字，让这几个人继续混充人民。　　例子之四：关于曹操杀人问题，郭不提曹操对多位文人学者的迫害和屠杀，只谈杀孔融一事。他不谴责杀人者曹操，反倒挑剔、责备被害者孔融：“这位先生的性情和主张，其实都是相当乖僻的。例如曹操禁酒，而孔融偏要嘲笑他”。于是，杀人者曹操没有罪过，无辜被杀者倒一身不是。这里尤需注意，郭对孔融的指责──实即曹操杀孔融的理由──是孔融的“性情和主张”“乖僻”和“嘲笑”曹操禁酒（孔融被杀，并非因他对此一事有议论）。这需稍做辨析。所谓“乖僻”，显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有任何规定性或违法性，完全属于个性范围。“乖僻”两字不过是暴君杀人的一个说辞。重要的却是“性情和主张”这两项内容。“性情”，完全属于个人性格或习性方面的个性特点，或真率坦荡，或傲睨权贵，这种性情当然容易触怒威权人物而惹杀身之祸。“主张”，则完全是个人思想见解或精神理念，这属于思想范围。“嘲笑”曹操禁酒，当然并无杀头之罪，这“嘲笑”属于“乖僻”范围。郭把孔融被曹操杀害，归罪于孔融“性情和主张”“乖僻”，这恰恰说明曹操以言论治罪、对文人学者思想迫害和人身迫害，也暴露了郭为古今暴君对文人学者思想迫害和人身杀戮这种罪行作辩护的专制立场。于是，暴君残杀文人学者，在郭笔下成为合理。这样缺乏历史公正精神、唯权势马首是瞻的人，做的当然不是为历史上冤案、假案、错案伸张正义、洗雪冤仇，而是为暴君磨砺杀人剑锋。　　⊙　“魏武挥鞭”：拉大旗作虎皮　　毫无论据，心里发虚，他赶紧捧出毛泽东《浪淘沙》全文：“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然后莫名其妙说出这些非学术之语：“毛主席在写词时因种种客观事物的相同而想到曹操，想到曹操的东征乌桓，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第四六四页）这与评价历史人物曹操有何关系呢？如果有关系，郭却既不说什么因素“相同”，也不说“很值得注意的”到底是什么。他虚晃一枪，拉毛词为自己壮胆，深知投鼠忌器之妙。这种做法，一箭双雕，既可讨好毛，又可震唬反驳者，使之嗫嚅或闭嘴。这当然不是学术态度，倒有点象闹市街头的恶衙内打着皇亲国戚招牌逞强叫横：你们谁敢太岁头上动土！　　曹操有军事、政治、文学诸方面过人之才和头脑，这没有疑问。至于他是不是英雄，却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有过人之才者，并不等于就是英雄。以言论治罪、杀害正直敢言的文人学者，是曹操罪过中重要一项，也是他比同时代其他风云人物，诸如吴国国君孙权（辛弃疾词“生子当如孙仲谋”）、蜀国国君刘备的名声更恶的重要原因之一，诸如杀害孔融全家、杀许攸、娄圭、崔琰、边让、华佗、杨修、逼杀荀郁等名流，皆以言论、思想治罪。就这一点看，曹操的残酷与秦始皇一脉相承，皆属中国专制政治残酷遗产。中国历史上，杀文人学者的帝王，都恶名昭着，遭时人和后人恶评。秦始皇、曹操皆如此。对于曹操杀文人学者这一点，郭略加搪塞，匆匆逃避。　　郭为曹操辩护说：“长远地把一位好人作为反面教员总是不大妥当的”。把所谓“好人”一词引入历史研究和历史人物评价，是浅薄的泛道德观念，显然是当时流行的那种简单的、脸谱化的“好人”“坏人”观念在支配其思维。　　郭还说，曹操、殷纣王、秦始皇等人之所以“受到歪曲”，“原因是对于他们的敌性宣传太年长岁远，深入人心”。被世世代代视为恶徒者，必有其非凡的罪恶功夫，郭无法追究其深层原因，只简单“敌性宣传”四字了结，显然是回避问题。　　郭认为，曹操这类人之所以“受到歪曲”，另一原因是政权延续不太长（第四七六页）。这种思维方向很耐寻味，言下之意，似乎你尽可去犯罪作恶，只要你长久以铁腕把持住政权，照样有好名声。　　历史评价，从来不以一个朝代的长短为根据。曹魏、孙吴、刘蜀三个政权延续时间差不多一样长，何以唯独曹操如此遭人垢骂？曹魏统治时间四、五十年，比一些小朝代还算是长的。隋代短命，只有三十七年，但隋文帝和隋炀帝这父子二人的历史评价截然不同。后周只有短短九年，两位皇帝──太祖郭威，特别是世宗柴荣（郭威义子）──名声却颇佳。唐玄宗李隆基统治时间长（四十二年），宋徽宗赵佶统治时间也不短（二十五年），他们的名声都不佳（尽管唐玄宗前期之“开元盛世”是唐代全盛期，后期天宝乱世则一落千丈）。这如何解释？　　⊙　“秦（始皇）曹（操）文化性格”　　郭沫若这篇文章声称，要为曹操“恢复名誉”，却没说曹操原来到底有哪些“名誉”？这些名誉怎么失去的？现在需要恢复的是什么“名誉”？他为曹操翻案，却不知道翻那门子案？　　郭此文称殷纣王、秦始皇也是“应该恢复名誉的人物”，说“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这“替”字，显示他完全以“暴君”代言人自居，而不是采取保持距离的学者态度。这些暴虐帝王处于权力顶峰，一生享尽荣华富贵，酒池肉林，后宫三千，荒无度，狂征暴敛，杀人如麻，威福享尽，何来委屈？一个历史学者的职责，是以历史罪恶以警来者，还是辩护历史罪恶、为新暴君张目？　　郭的翻案文章，有两个特点。其一，干脆不承认或抹煞历史事实，为暴君辩护（例如暴虐、残酷、诸行为）；其二，为他们涂脂抹粉，戴高帽子，把其行为说成为国为民、符合历史发展方向，把他们说成有进步作用的统治者，这就是带有浓厚中国秦始皇──曹操文化性格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为曹操翻案，当然不是郭等敢担待之事。他知道领袖对曹操有特殊好感，遂投其所好，摇笔为文。据毛的医生之一徐涛回忆，一九五四年毛在北戴河，总背诵曹操诗《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对他说过这番话：“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了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阿斗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过了几天，毛查着地图说：“曹操是来过这里的。”“（曹操）上过碣石山。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这一年毛在北戴河停留最久，还登过碣石山，写了《浪淘沙?北戴河》。毛说，他喜欢曹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权延赤编）。毛此词最早发表于《诗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号。这是郭的勇气和灵感来源，他需要有人撑腰。毛这段话，正是郭《翻案》一文基本观点。　　如果史学家或作家丧失清醒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成为给历史暴君扛宝剑、抬轿子的仆人，成为给女暴君（武则天）涂脂抹粉、戴钗缀环、化罪恶为功德的婢女，那纯属自取其辱。文人的眼睛总盯在统治者的权杖和多变的面孔上，全不见大地一片血泪和苦难。一个没有良知却喜欢玩弄笔墨的人，终不脱权杖下奴才之命。（文/濯灵，摘自读书。本文仅供参考，文章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评论】郭沫若留给我们的反思　　我无权因为譬如《李白与杜甫》的印象，就对大气磅礴的早期郭沫若讥讽……　　――张承志《文责初检》　　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　　――闻一多《论郭沫若的学术精神》　　父亲耳背，这是他给我从小留下的第一个印象　　――女儿眼中的郭沫若　　一代文豪郭沫若在身后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巨大的反思空间。在郭老诞辰110周年之际，记者就国内学界对郭沫若的反思和争议采访了学者丁东，在缅怀和颂扬一位世纪老人的时刻，我们也得以从别样的视角审视一代学人。　　南方周末：我们为什么反思郭沫若？　　丁东：鲁迅之后，郭沫若被树为文化旗手。解放后，他一直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位居科学艺术两界首席，并一直兼任国家要职。毫无疑问，郭沫若是建国后中国知识界主流的代表。　　我们需要探寻的是，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漫长的炼狱中，郭沫若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郭沫若在科学和艺术上都是勤奋的，他并没有因位居高官而松懈著述，对郭老的成就已经有许多传记、论文、回忆文章作了充分的赞扬。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中度过的。除“文革”那一场运动对郭老有所伤害之外，他一直充当运动先锋。比如他率先对诸如胡适派、胡风集团、右派分子等革命对象声讨、批判；同时他又盲从和推动个人迷信，他在生前面世的那些白纸黑字，很多已经很难经受历史的检验，有些明显的过头话。　　我们把郭沫若作为一个生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加以考察，可以看到他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这种悲剧在每个知识分子身上的表现千差万别。郭沫若因为经历和地位的特殊，他本身上就有了一种典型意义。　　南方周末：引起人们争议的是郭老的后半生　　丁东：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措辞严厉的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乾则是“黑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　　据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回忆：1949年2月、3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沈从文从此彻底告别了他心爱的文学事业。　　类似的声讨式的批判贯穿在郭沫若1948年以后的政治和文化生涯中。　　1955年，胡风问题由文艺思想之争、宗派之争被升级为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同年4月1日，郭沫若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之后，他又发表文章《请依法处理胡风》。　　南方周末：“焚书”之说也是郭老遭人诟病的地方，你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吗？　　丁东：日，郭沫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有一个沉痛的发言，他说：“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这番话的本意并非真的要烧书，无非是以诗人的夸张认定自己的文字“没有一点价值”，以此表示从头改造自己的决心。但4个月后焚书成为一种风潮。有人据此指责郭沫若这番话是开了“文革”大规模焚书的先河，这显然是夸大了郭沫若发言的威力。但是，这番话出自文坛泰斗之口，确实为全盘否定历史的极“左”思潮助长了声势。　　郭老的晚年，每当发生重大政治事件，往往要发表诗词表态。　　比如，日发表题为《文革》的诗词，歌颂“文革”的到来。“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五个月后，中国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郭老又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南方周末：作为诗人的自由和作为学者的独立在后期的郭老身上已经难觅踪迹　　丁东：学界对郭沫若的反思除了他的个人品德，还有学术品质。郭老1950年代之后的几乎所有的创作，诗歌也好、戏剧也好，甚至学术研究，都极大程度表现出一种非己的状态，譬如，郭老在评论毛泽东诗词和书法时说：“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家的顶峰。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郭老是饱学之士，对毛泽东出现的错别字、书法中出现的笔误不仅不指出，还要在评论中编出一套说辞，硬把毛泽东这些失误说成是优点，并且发挥到“四个第一”的政治高度。　　1971年10月，郭老建国后惟一的一部关于文学的学术著作《李白和杜甫》出版，这部书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作者力图“以今天的标准”来扬李贬杜。所谓“今天的标准”实际上是在迎合个人崇拜的潮流。郭老在拔高李白的同时对杜甫的人格和作品作了苛于前人的贬损。　　郭老的悲剧在于，作为一代文坛泰斗、史学大师，他不是没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无力自拔。“文革”中，其子被抓，危在旦夕。　　于立群让他在当晚的宴会上向周恩来求救，他竟未能发一言。他内心世界其实极为痛苦，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又加剧着这种痛苦。　　郭沫若留给后人的不仅有巨大的文化财富，还有晚年的悲剧历程。　　他的内心世界是一座巨大的冰山，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露出的一个尖顶。其余部分，也许永远无法浮出海面。　　（文/夏榆，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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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作者查询：于封建统治者言，没有比忠更高的价值观的了，忠超越在亲之上，超越在祖之上，甚至超越在国家之上。
文丨刘诚龙
本文由《海外网》旗下微信公众号“侠客岛”（ID：xiake_island）选编自作者所著《暗权力：历史上的那些官事儿》，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钱谦益与袁崇焕都是晚明末世人物，生前也许在一起喝过酒，都是明朝的革命干部嘛！死后却难以尿到一壶去。倒不是钱谦益是一文，袁崇焕是一武，文与武隔行如隔山，而是因了气节问题，一个高入云霄，一个踩入土底，委实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哪能相提并论？
袁崇焕或许是晚明唯一的救星。他半路起家，弃文从武，以一腔肝胆与热血苦撑晚明危局。如果得到明朝皇帝的信任，或许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也只有他才有可能让明朝起死回生。可是，他碰到了昏天黑地，天，硬是错勘贤愚枉为天；地，也硬是不分好歹不为地。袁崇焕忠心鉴日月，热血洒疆场，结果是，忠已做奸来奸已做忠，忠不得好死奸得好活。
袁崇焕被皇太极略施反间计，自诩清明实为昏聩的明朝末世皇帝崇祯就将袁崇焕以叛逆之罪逮捕入狱，“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千刀万剐，一块肉一块肉地用钝刀子割死，而每割一块肉，“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噉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之，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
如果说袁崇焕是大清的死硬对头，那么钱谦益就是大清的现世活宝。
钱氏食明禄食了60多年，大清剑指南明首府南京城那会儿，钱谦益还当着南明政府的礼部尚书加宫保，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明朝对他是“皇恩似海”。可是清军兵尚未临城，钱氏却被大清统战了，一统就休战，不统也休战了。
他以明清一代文坛领袖相号召，率领一班文臣投靠清政府，并到处写信，到各地劝降，再以投降劝降有功，求乞新主子，跑官要官去了。本来想弄个宰相当一当的，未能如愿，级别不比在明朝高，他当得没多少味道，当了三五年就不当了，反过来再去当晚明遗民，老死蒿莱。
袁崇焕与钱谦益并列，让义士十分羞耻，岂可并论？这是因为双脚站在晚明遗民立场上。而站在大清来看，袁钱并列，让大清同样不自在，也不可并举。谁是大清的敌人？谁是大清的朋友？这个问题真的是大清的首要问题。
袁崇焕是大清的敌人，钱谦益是大清的朋友，最少在乾隆以前，大清是这么看的。
到了乾隆，袁崇焕与钱谦益之事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忠骨奸骨，都已化成灰。敌人已不为敌，当年死也不与清政府合作的人，都死了；死不合作，活却要合作，他们活着的子孙都拼命在考大清的公务员了，去与满清政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了；朋友也无甚可朋，革命已经胜利那么久了，哪需要什么统战呢？
按理来说，乾隆那会儿，统与战都不再是话题，打牌的打牌好了，卡拉OK的OK罢了，歌舞升平，熙熙然享受盛世得了。可是这个乾隆，不知道哪根神经受了刺激，他翻起陈年旧账来了。
有天，他坐在金銮殿里没事干，突然要给袁崇焕平反。
那时好像没有档案保持50年之说，许多档案500年都不公开。乾隆却在150年后将袁崇焕的档案公开了，所谓袁崇焕“通敌资敌”，其实没那回事。真相是，袁崇焕是明朝第一忠臣！当时所谓通敌，是咱们大清祖宗搞的反间计。袁崇焕是忠臣啊！明朝不给他平反，我乾隆来给他拨乱反正。
乾隆不但给袁崇焕正名，而且准备给他大奖励：“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尚安同志奉命去查了，袁崇焕已斩草除根，没有后人了，有的只是远房玄孙辈，没做官；乾隆立即派人把袁崇焕这门亲属接上京城，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
乾隆对满清夙敌袁崇焕恩遇有加，他对曾经被统战成功而成其满清功臣的钱谦益，是怎么对待的呢？敌不是敌来，友不再是友，乾隆把袁崇焕请入神榜，却把钱谦益打入另册。
他首先是把钱谦益的著作全部查封，并亲自起草了查封文件：“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膴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洊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人类。”当年满清政府敲锣打鼓拍掌欢迎的识时务之俊杰，到了乾隆这里却是个禽兽不如的人了。
及将“盛世修史”，乾隆始终不忘这个钱谦益，特地破了史记体例，增立《贰臣传》，将钱谦益与洪承畴同列贰臣，列为最末等，“钱谦益应列入乙编，俾斧钺凛然，合于《春秋》之义焉”。又特地作诗，把钱谦益斗垮批臭，“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嬉笑怒骂，极尽嘲讽，置钱谦益大不堪。
对满清而言，钱谦益怎么着也比袁崇焕要好、要有功劳，再怎么着，他也是起义人员嘛。袁崇焕不但让清兵死伤无数，使满清建国推迟了N年，而且把乾隆的老祖宗努尔哈赤一炮轰了个病残，因之而亡，可谓是国有恨家有仇。
而钱谦益呢，他率南明文武百官投顺，别的不说，单是子弹就给满清节约了不少，让战争早一日平息，这份功劳不轻！可是乾隆把曾经的敌人抬上神龛，把曾经的朋友抛入十八层地狱，这种认敌为友、认友为敌之举，是乾隆脑子进水了？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兔死狗烹？或谓，这是乾隆的英雄史观？只要是英雄，哪怕是敌人，他们就充满敬意。而如果是狗熊，哪怕是朋友，他们也视为臭粪，恨不得打翻在地，再踏一只脚。
其实都不是，乾隆把袁崇焕倒过来，将钱谦益颠过去，不是他昏了脑壳，不是他乱了手脚，不是他政策变化无穷难以揣摩，不是他闲着无事，为翻案而翻案，他心里明镜似的，比谁都清白。
他翻袁覆钱，有一套坚定不移的价值准则，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忠。袁崇焕忠，是好样的“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敌，但尚能忠于所事。深可悯恻。”钱谦益不忠，那是坏蛋“夫钱谦益果终为明朝，宁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于封建统治者言，没有比忠更高的价值观的了，忠超越在亲之上，超越在祖之上，甚至超越在国家之上。他们需要的是奴才似的忠诚，走狗似的忠诚。
乾隆喜欢搞翻案，有段时期真个是翻案成风。
清兵入关之处，抗清志士史可法孤身守扬州，被俘拒降，高呼口号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
乾隆某年秋天，翻阅宗室王公功绩表，看到了史可法写给多尔衮劝降书的回信，读后神经触动，马上就给史可法平反，追谥号为“忠正”，且写诗大力歌颂：“像斯睹矣牍斯抚，月与霁而风与光。并名复书书卷内，千秋忠迹表维杨。”把曾经的清朝反革命史可法颂为光风霁月，千秋不朽！
明末另有抗清志士黄道周与刘宗周，乾隆表彰道：“史可法之独撑危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
乾隆翻案，并不只是为个别人翻，他提出要给四种人翻：守城战死与被俘处死者；不甘国亡而在家自杀者；抛妻弃子为复明而四处流亡者；至死不入新朝做官者。“凡明朝尽节诸臣，即同为国抒忠，优将实同一视。”同时给他们出台了褒奖条例，主要有：根据抗清者原来官职大小与抗清事迹影响大小，给予专谥或通谥；可以列入忠良祀，并由翰林院撰写谥文，容许立碑写传据说，乾隆给这些人平反的，多达三千余人。
可是非常怪异的是，在大规模表彰明末抗清者同时进行的，是他大规模地打压与镇压当时怀明者。
明朝已亡百多年，这些人仍然怀念，不是更体现忠心么？为什么用两重标准呢？纵观历史，罗织文字狱最多者，可能非乾隆莫属。他所办的文字狱的划线标准，一言之就是：不忠。不论是真的不忠于清，而是假的或者说他疑心不忠于清，他都是杀无赦！
比如，他翻湖南山野秀才曾静策动岳钟琪一案。他爹雍正把曾静的思想改造过来后，被判不死的，乾隆一上台，却是格杀勿论。这里头乾隆有甚指导思想呢？其实翻曾静案与翻袁崇焕案、翻钱谦益案、翻史可法案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忠字为翻案标准。他对袁崇焕等以不忠为忠，对钱谦益者以不忠为不忠，都是以忠字划线。
乾隆如此强调这个忠字，是很有深意的，既欲以之服务为当朝盛世，更有为末世早做打算：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清朝灭亡也是有时的，到那时候，谁将反清呢？清朝末世是需要钱谦益还是需要袁崇焕？乾隆当然得为子孙谋，为筵席散时预留空间焉，可以多一晌苟延残喘嘛。现在把这种忠奴观念树立起来，深入人心，成为大清子民的思想基因，那当然好。
与钱谦益的“进退无据”相比，乾隆是特别进退有据。当时招降纳叛，他意志坚定；现在尊敌杀盟，他目的如一。钱谦益反反复复，说明他有心理斗争，可恨之处有可怜。
一切都在乾隆的掌控中，猫戏猴，虎逗羊。满清把钱谦益、曾静戏来逗去，如此之进退有据，比钱谦益们之进退无据，更是可怕十二分，这叫：平生谈节义，百死事君王，进退都有据，政治哪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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