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新概念 - 1号店《全息隐能量场理论与新宇宙观》第六章&第三部分---第五部分
第六章&第三部分
合成理论中的问题
细胞染色体中的DNA
序列本身不可能解释在许多不同环境中大量不同细胞的多样性和组织性。F·雅各布（FrancoisJacob）注意到，蝴蝶和狮子，母鸡和苍蝇，或蠕虫和鲸之间在化学成分上的差异比它们在这些化学成分的组织和分布上的差异要小得多。①例如在脊椎动物中，化学成分是相同的，不同物种之间的差异可以归结到其结构上：它们是一种调节问题。在胚胎的发育期间，调节回路的微小变化能完全影响最终结果，即可以只通过改变不同组织的生长速率或不同蛋白质的合成时间而产生本质上不同的动物。然而，在发育中的有机体的每一个细胞中的DNA
是相同的，即使它以不同的方式同细胞的环境相互作用，但要想看出遗传信息是如何单独对微妙的和极其特殊的生物谐和调节起作用的，也非常困难。甚至要组成一个单细胞，DNA
中所包含的信息也不够：细胞构成中的定域化依赖于过程，而不依赖于那些DNA
的转录。研究者已经发现，要引导构成和组织新结构序列的组分就需要现存的细胞结构序列。人们说这一发现迎来了一个“新遗传学革命”，它与先前的分子遗传学革命一样激动人心。
在基因组隔离问题上经典学说失败了。在发育和进化期间发生在DNA中的变化证明是如此巨大，以致于促使一部分分子遗传学家杜撰出“流体基因组”
（thefluid genome）这一新词组。DNA 看上去在结构上和功能上与有机体的其余部分一样易于改变。最近的发现表明，即使DNA
中的某些核苷酸的变化是偶然的，但在有机体上引起的变化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在高度结构化的新基因系统范围内产生的。这种系统的动力学结构以如下方式限定物种种系的变异：变异不仅来自基因组的随机可变性，而且也来自作用于基因组可变性的环境因素。
人们发现，许多种系变异是由于特殊的环境干扰而导致的，由此引起的变异又传递到紧随其后的下一代。这种基本的拉马克进化由发生在被施肥的亚麻和其他植物，以及受农药侵害的不同昆虫物种中的直接的基因组变异所显示出来。由于对昆虫施用杀虫剂，这些昆虫就产生了消解化学毒素的特殊基因并经遗传加以放大，从而产生了对毒素的基因抵抗作用。在特定的压力环境下细菌的变异能力也许是环境影响遗传变异的最显著证据。“饥饿的”细菌能够选择在精确的基因位置上的信息变异，以恰好使喂养它的食物发生变态。①但是，细菌是如何能够探测到基因是不正确的信息的，是如何能够探测到改变环境的所需之物的，这已超出了经典理论的范围。
F·雅各布《生命的逻辑：遗传史》，纽约，潘森出版社，1970 年。
B·G·霍尔《在做细菌培养用的玻璃碟上的进化》，载《进化生物学》15 卷，1982 年。
物种在变化环境中的存活给达尔文主义者的“综合理论”提出了种种难题。物种有时要活下来，就不得不从一个小生境移向另一个小生境。在达尔文主义的前提下，它们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清楚。遗传密码方面的一系列随机突变并不能产生给新种出现打上印记的飞跃——物种所涉及的突变是“系统的”：对现存的或正在出现的生存的繁殖条件的高度协调和总体上的适应。如果进化完全依赖于随机突变，那么碰巧适应某种新小生境的突变体就不可能存活得很久，以致于有时间使该物种延伸到这种小生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们必定比非突变体更不适应现存小生境，因此它们很快就会被自然选择所淘汰。
根据综合理论的更新的说法，由偶然性推动的持续小规模适应过程（被称之为“种系发生的增长学说”）就是有问题的。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书中达尔文声称，自然选择不能产生大的和突然的变化，它只能以小而慢的步伐起作用）发表约100
年后，J·古尔德（JayGould）和N·埃尔德雷杰（Niles
Eldredge）提出了进化的跳跃理论，叫做不连续的平衡理论。古尔德和埃尔德雷杰总结了经典进化理论和不连续的平衡理论关于作为新物种出现标志的变形的不同观点。对达尔文理论而言，这种变形
——通过逐渐的变化促使祖先生物群体进化到它们的后代；
——是平衡和缓慢的；
——涉及数量巨大的，通常是所有的祖先生物群体；
——发生在祖先生物物种的所有或绝大部分地理范围内。
如果确是这样，化石记录应由连接祖先和后代连续的，并具有不易觉察的模糊中介形式的一长序列所构成，在这一长序列中只有地质学记录方面的不完善才会产生形态学上的断链。然而，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正如古尔德和埃尔德雷杰所观察到的那样，记录显示了“物种形成”是一个快速过程。在5
万年数量级的时间内新物种就会突然登台亮相，不仅物种个体而且整个物种都会在突然来临的创生时代一齐出现。例如，在短短几百万年时间的寒武纪中就产生出了现在遍布地球的绝大部分无脊椎物种。
N·埃尔德雷杰和J·古尔德《不连续的平衡：对渐进论种系发生史的一种选择》，载《古生物学中的模型》，斯卡普夫和费雷曼主编，旧金山，1972
化石记录证明是非连续的，而“缺少的链节”更像是由于自然界所致，而不是由于资料的不完整所致。间断平衡理论断言，新物种
——随物种系统的分裂而产生；
——进化非常迅速；
——在祖先物种形式的一种小次群体中出现，
——起源于祖先生物物种的地理范围中的一小部分地域（与周围环境相互隔开的孤立地方）。间断理论声称，进化是在物种和群体上，而不仅仅是在单个繁殖者上起作用。个体的变化对新物种的出现并没有重大的贡献，经典达尔文主义机制的作用主要是使个体适应于它们的现存小生境。当环境改变和现存的小生境消失时，物种就倾向于灭绝——“与周围相隔离的孤立物种”侵入统治中心并作为新的优势物种取而代之。
但是，对进化的突然爆发的赞同和对进化的渐进论的抛弃并不排除进化中的随机因素；古尔德—埃尔德雷杰理论仅仅把偶然性要素从单个的生存者和繁殖者身上移到了包含物种和群体的全部等级体系上。正如古尔德指出的，新理论首先提出两种建议：其一是，描述作为进化之源泉的偶然性和非适应性的扩展了的作用；其二是，以选择力（和其他力）的相互作用为基础构建一个具有层次性的等级体系概念，这种选择力在从基因到整个群落的所有层次上都存在，而并不只是几乎唯一地存在于对有机体的选择中。然而，即使在“非适应性和非选择性漂移”的现代概念形式中，偶然性在进化过程中仍是一个有疑问的因素。进化是如何能够通过偶然性来产生基因组变化的，而这种变化恰恰可以保证新物种具有生存能力？对于突变而言，产生一个或几个有利于生物体的变化是不够的；它们必须产生出一整套变化。例如，羽毛的进化并不能产生能飞的爬虫类，骨骼结构和肌肉组织方面的彻底变化也是需要的，而且还需要更快地新陈代谢，以便有充够的体能支持飞行。自身的每一个革新似乎不大可能都提供进化优势，相反，它倒更可能变得不适应而最终灭绝。
统计概率计算的结果否定了以下假设：进化可以通过对现存物种遗传基因的逐级随机选择过程而达到。如果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化步伐（如眼睛或其他器官的发育）在现实的自然界中出现了，那么必定已经产生了严格的按前后顺序排列的变异步骤。然而R·J·吉尔逊（R．J．Gilson）指出，对严格的数字序列进行12
次连续试验，在12
次中恰好出现某种预期的结果的概率（例如连续掷骰子）是1：1212。这就使得通过自发的变异产生有活力的新物种的概率小得微乎其微。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进化并不是一种投掷事件，它通过不断的试错过程向前进，不断的重复过程提高了出现某一给定的步骤顺序的概率。例如，如果产生某一有活力的新物种所需要的步骤在数目上仅仅是12
步，而且如果它们重复一百万次，那么它们出现的概率仅仅是10-7。但是，这低估了所需变异的复杂性，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化发展，如产生眼睛或飞行能力，需要的步骤远远不止12
步。如果我们假定需要仅仅100 个步骤，那么它们随机出现这些所需步骤的概率就是100-100 （即10-200）。
N·埃尔德雷杰《时间框架：达尔文进化论和不连续平衡理论的再思考》，纽约，西蒙和斯恰斯特，1985年。
J·古尔德《无关、屈从和合作：达尔文主义出现百年来古生物学的不断变化的作用和对宏观进化的一个中
肯建议》，载D·班达尔主编的《从分子到人类》，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 年。
① R·J·吉尔逊，私人通信。
与在实验室中不同，模拟相互作用过程的大型计算机每秒钟可以进行10
亿次运算，进化过程的重复数严格地与自然界中的极限相对应。在有限的时间跨度内不可能有无限次尝试：我们合理地假设产生进化的尝试的最大次数是1011，这等于假定在把现代同寒武纪隔开的6
亿年中，每几小时就出现一次变异。把100 个步骤按严格的序列出现的概率（即10-200）同假定有1011
次尝试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就得到概率10-200&。如果考虑到以下事实，这个已经是微乎其微的概率还会更小：
①在过去的6
亿年中，并不像假定的那样，变异尝试每隔几小时就产
生一次，而且
②在自然界中要产生有活力的突变体，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百个步骤，
而是数以千计的高度协调的步骤。
M·斯恰真伯格注意到，如果某人要相信单纯的偶然性能产生作为高超飞行机器的鸟所需要的所有变化，或者要相信在恐龙灭绝后随机的变异可以导致哺乳类动物产生（假定哺乳类动物是沿着鱼类到爬虫类的坐标轴从恐龙逐渐向上进化的结果）的话，那么他就需要一种对达尔文理论的几乎是盲目的信仰。斯恰真伯格得出结论说，进化明显地同古尔德的偶然性学说相抵触。G·赛蒙蒂（Giuseppe
Sermenti）同意上述观点，他说，很难相信小的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就可以从阿米巴产生出恐龙。
较大的进化新事物似乎不大可能来自于较小变化的逐步积累：对于物种基因型的随机变化来说，不同的可能性太多，物种间可观察到的跳跃太大，不可能用它们来解释可观察到的进化过程。我们必须假定，连续的适应并不是受自然选择影响的随机突变的结果，宏观进化也并不仅仅是随机产生的和自然选择引起的微观进化的简单累加。虽然自然选择在进化中扮演着一个角色（明显不利的变化不会持续下去，而这对于可观察到的生物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是有好处的），但自然选择甚至不能把生物体引导到繁殖的两性模式。桑德斯（Saunders）争辩说，这种机制尽管提供了明显的长期优势（有利的变异可以很快地传播），但它却具有同样明显的短期劣势：由于在产生后代方面涉及到雄性，因此就减少了后代的平均数目。①所以说自然界中的选择是一种消极的而不是一种积极的因素：它虽然把不适应的变异体给淘汰了，但它并不能保证会产生出具有适应性的突变体。如果情况确实是如此，那么生物群体中的基因变化就并非是从完全随机的突变体中进行选择的问题。相反，正如霍所说：“渐成说系统的动力学结构有组织地‘选择’那种相互适应的‘响应’和作用”。②她断言，有机体和环境是紧密地相互联系着的，从社会文化层次直到基因组DNA
均是如此。
虽然现在新达尔文主义者已考虑到并在特殊场合坚持环境系统对生物物种进化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对之作出具体解释。③处在某一等级体系中的高层次系统（象群落，群体和地域生物系统）是如何能够同处在另一等级体系中的低层次系统（象基因，有机体和编码在基因组中的遗传信息）相互作用的，单靠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说明看来是无能为力的。
桑德斯《没有自然选择的进化》，载《理论生物学杂志》，1993 年。
M·W·霍《进化中斗争的作用》，载《文化演变》，1991 年第4 期。
N·埃尔德雷杰《未完成的合成：生物学的等级体系和现代进化思想》，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 年。
有机体的内构成
现在看起来，有机体不仅与它自己特定物种的形态结构有关联，而且也与把它嵌入到环境中的动力学系统和构型有关联。虽然在经典达尔文主义中变异被说成是有机体的内在因素，而选择压力是外在因素，但在对综合理论的后达乐文主义观点中“内部的”和“外部的”之间的区分变得非常模糊。R·利瓦廷（RichardLewontin）断言，进化过程既内在地又不可分割地同有机体和环境联系在一起；S·奥亚玛（SusanQyama）则把进化的单元看作是完整的“发育系统”，它包括细胞的核与细胞结构，也包括数不清的细胞之外的影响；它还包括整个有机体与影响其发育的各方面的环境因素，这些环境因素从胚胎从的其母体中汲取的化学物质直到影响有机体各阶段成长和变异的社会关系。
按正在出现的后达尔文主义观点看，有机体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用霍的话说，对它的环境是透明的。这种透明性不可能用物理学和生物化学词汇来解释：它包含把有机体和其适应的地域环境互相联系起来的一组精确和完整的信息网络。这表明了存在一种从内部构成有机体的多维信号传输场。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自从A·格维斯切（Alexan-derGurwitsch）在1920
年提出他的形态基因场（themorphogenetic
field）概念后，场概念就成了生物学中的研究对象了。格维斯切之所以要提出场概念，是因为他注意到，在胚胎发生中单个细胞的作用既不由它们自身的性质决定，也不由它们与相邻细胞的关系决定，而由涉及整个自组织系统的因素来决定。他提出了一种由单个细胞的力场产生的系统范围的“力场”。尽管一开始格维斯切声称这些场是非物质性的，但后来他允许这一概念可以过渡到用物理学语言来表达。
早期的生物场概念是由好几个生物学家提出的，他们中有俄罗斯的N·K·科尔切夫（N.K.Kolchov），匈牙利的E·鲍耶（Ervin
Baurer）和维也纳的P·维斯（Paul
Weiss）。C·瓦丁顿（ConradWaddington）和R·托姆（Ren&Thom）通过把这种场看作是由结构稳定性的区域所组成而把生成过程同几何形式联系起来。B·戈德温（BrianGoodwin）给出了关于生物场与动物和植物的生长过程结合在一起的许多证明。根据这种观点，场是有机组织形式的基本单元，分子和细胞仅仅是复合单位。场能解释生物学中的多种生成和再生过程，它似乎变成了后达尔文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最近的证据表明，辐射场一般地作用于物质，而特别地作用于生物有机体。D·杰迪斯和普赖普拉特（Preparata）已经证
B·戈德温《发育和进化》，载《理论生物学杂志》97 期，1982 年。
实，超过强度的临界阈限，周围的辐射场就会影响象水这样的物质中的过程，也会影响生物有机体组织（按重量计80%是由水构成的）中的过程。普通分子和其他微观组分通过短程静态力（氢键，伦敦力，范德华力）相互作用，而电磁力对它们的相互作用的贡献很小，因此通常情况下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当组分的数目相对于依赖相互作用的波长λ的量而言很大时（即，在微观组分中平均距离δ与λ相比可以忽略时），那么物质的基本构型和电磁场就变得不稳定，系统进入一种称之为“超辐射真空”的新构型。在这里绝大多数组分通过随时间振荡的电磁场保持同相，而该电磁场在相干范围超过1
λ时即保持恒定。
如果作为相干范围基础的电磁场振荡是由量子运动而产生的标量居间作中介的，那么生物组织（以及水和其他物质）就是由把它们的状态和构型空间进行编码的干涉图像“内构成”的。最初的效应也许是非常微妙的，它通过有机体的输入感应性来发挥作用，并由混沌动力来放大。结果，有机体就以其自身物种的特殊形态的波函数，以及群落和生态系统（有机体居于其内）的复杂波函数来内构成自身。这样我们就可以和D·杰迪斯一起来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在几百微米的宏观领域内辐射场和生物组织敏感组分之间的相干相互作用产生了有序的结构。②这些结构可能在组织生命物质中起一种基本作用。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有机体的产生和再生这两个主要例子来说明场的可能效应：一个是胚胎发生，另一个是神经系统的发生。
胚胎发生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和部分混沌的系统。在细胞分裂和细胞多样化过程中涉及极其复杂的过程，它要求细致的和精确的调制，这种调制不可能用稳定吸引子来勾勒，它也不太可能仅由遗传基因来支配。调制更像是DNA
编码细胞和“非遗传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胚胎发生的有关内容中，非遗传环境的概念最初是瓦丁顿设想出来的，他是要说明复杂的背景由基因、环境和形态发生场的结构所构成。这一背景限定了对胚胎起作用的吸引子，使它能够选择其发育所需要的动力学道路。按照现行的解释，它就是起形态发生场作用的量子真空全息场。若细胞的发育系统是显著混沌性的（因而是超敏感的）系统，那么编码在真空层次上的信息就可以被用来解释胚胎发育和分化的精确调制问题。按照这一观点，胚胎发生是DNA
编码细胞，母基的生物化学物质以及贮存和传输量子真空全息图样的标量介质电磁波谱之间进行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考察这一论点时我们应当记住以下事实：组成发育胚胎的细胞构成具有明显混沌动力学特征的原子和分子的动力学构型。和其他所有混沌系
D·杰迪斯和G·普赖普拉特《作为一种自由电偶极子激光器的水》，载《物理评论通讯》61 卷第9 期，1988年。
统一样，动态的非决定性的整体对其内部和外部参量的微小变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波及系统的无法测量的细微涨落可能会对进化产生可测量的（事实上是决定性的）效应。量子真空相互作用理论认为，这种超敏感的发育系统处在多维波形的连续相互作用中，而这种多维波形又由于特定物种的有机体的产生而转换到真空全息场中去。胚胎的混沌动力学系统记录下这一微小的输入，并把它转换到对具有进化偏向的轨道的精确选择上。由于分化道路之间的相互影响，人们可以看到来自场的反馈，它控制了不同组织的生长速率和合成不同蛋白质的时间。胚胎沿着与其物种形态相一致的道路发育，这显现出是相互作用的场引导的结果——是胚胎与周围生物场“圣舞”的结果。
人类的大脑皮层包含大约100
亿个神经元，这些神经元组成约1000万亿个关系纽带。在它们的形成过程中神经导管产生精确的协调过程，该过程产生了一种令人惊异的极复杂的大脑皮层覆盖物。然而，生成这六层覆盖物的方式并没有遵照任何预先设定的程序。神经元在皮层内和皮层之间运动具有高度的自由，许多神经元在它们创生的结构还未达到成熟之前就死亡了。它们在与其他神经元相互连接的点上形成的树状突集合成了复杂的脑的活树体，这种活树体有70%的交迭。要确定任何给定的神经键来自那一个神经元是不可能的，而且每当一个神经元把其轴突伸出去与其他神经元连接时，它就会向四周分开，以致于人们不可能断定它先前的状态和连接。神经元的连接在同卵双生体方面不同，并且对同一个体的不同部位也有差异。即使对像水跳蚤这样的简单有机体而言，遗传学上完全相同的神经元结构也随个体的不同而不同。而在单个有机体内部（例如兔子的小脑），决不存在按非常精确的相同方式重复的两种结构。由于这些看上去似乎是随机的变化，因而每一个脑或神经系统都显示出在特定细节上各不相同的神经元图样，即使它们的最终功能是类似的或近似相同的。
埃德曼注意到，神经系统中产生的连接数是非常巨大的，根本无法用任何遗传信息的量来计算。这些神经键产生的方式也不能依赖于建立在DNA
编码信息基础上的以机械方式运作（犹如在图林机上）的形态动力学，它还需要其他形式的组织编码。正如埃德曼所坚持的，那种备选的密码不可能是通过试错过程而对神经网络进行的一种达尔文主义的选择。正如霍伊尔盲人玩魔方的例子和埃德曼自己根据达尔文的不同观点所做的实验所显示的，用计算机模拟神经胚的形成，如通过随机过程产生可观察到的结果，那么所需的时间就远远超出了实际的时间区间。人们更有理由去寻找一种场，这种场虽然微妙但能有效地引导神经胚在自我组织动力学基础上的形成。
G·W·埃德曼《形态学和心灵：构成一种感觉机器是可能的吗？》，载《展望》3 卷，第2 期，1993 年。
100 亿个神经细胞顺利地进化到具有1000
万亿个神经键的结构需要一种场，这种场能够引导神经元集合体越过单个神经元的随机变化而走向功能相同的最终结果。如果这一过程要在允许的时间区间内完成，那么这种引导场就不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产生（尽管新形成的神经元结构可能构成它们自身显现出的局域场）：在那里必定自始至终存在着完整的信息基础。恒定的以真空为基础的相互联系满足这些要求。真空的薛定谔全息图独立地使单个有机体持久存在，它通过相互作用指引有机体的形成并携带全套相关的信息。
亚量子全息场在个体和种系发育中的作用
考虑到对单个有机体的形态发生过程（即个体发育）可能有某种ψ效应，首先应当详细说明哪些过程是我们预期与这种效应有关的。这种假说告诉我们，应当在有机体处于混沌状态时去寻找ψ效应。
除了心脏和大脑外，许多身体器官都处于混沌状态，尽管有时仅是部分地或暂时地。就个体发育而言，胚胎在子宫中的起源发生在一个混沌的（即一个复杂的但在许多方面是内在非决定性的）系统中，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雅各布所指出的，高度错综复杂的过程与细胞分裂和变异有关，它要求细微的和精确的调节，这种调节不可能完全由脱氧核糖核酸来编码，不过，它可能被脱氧核糖核酸编码的细胞和某个更广大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所支配。
细胞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论点已完全被接受，但由此而引起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去理解“环境”？按照瓦丁顿的观点，子宫的生物化学环境通常是指产生“稳向”或产生通向完整胚胎起源的动力学途径的环境。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胚胎的成长和变异可能受到发生这种过程的场的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构成正在发育的胚胎的细胞是原子和分子的一种动态构型，这种动态构型的傅里叶转化被记录在亚量子场中。在递向傅里叶转化中，当这种波形被重新转换成构成胚胎的分裂细胞的网状结构时，其效应是一种微妙的“提示”，这种提示在细胞变异的有效途径中动态地引导非决定论的选择。正如霍伊尔的盲人玩魔方的比喻所描述的那样，这样的提示是极其有效的。在胚胎发育过程中，来自ψ场的微妙信号可以支配和引导无数不同变异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使胚胎与其物种的形态一致地发育。
ψ效应补充了为什么物种准确无误地繁殖的遗传解释：从鸡蛋里孵化出来的是小鸡而不是雉，从母亲的子宫中生出来的是人而不是黑猩猩。这是因为，鸡和人的特殊的立体动态型式“内构成”各自的受精卵，并引导其各自特定的形态发生。物种的特定型式由场中的波形重新转化而来，并规定细胞在空间和时间中集合成相应的构型的方向。
胚胎发育并非是唯一被与亚量子全息场（即ψ场）的相互作用所影响的有机过程，许多形态再生的例子也属于这个范畴。所有的有机体在这个场中留下它们的波形印记，而与这些印记“相一致”的活的有机体经常地受到这种印记的影响，当这些有机体处于一种非确定的、混沌的动态状态时，这种影响的结果就变得十分明显。当海绵细胞被分割开来且它们相互联系保持动态非确定性时，海绵的物种特定型式就变得十分明显；当蝾螈的眼睛被摘除晶状体而局部地产生非确定性条件时，蝾螈的特定型式就变得特别有效——如此等等都与器官再生过程有关。
有机体与场相互作用的假说还表明，有机体与其物种形态一致地被“内构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内构成”同样必须包括有机体从属于其中的集合体的动态时空型式。
亚量子全息场中贮存的波形图像不仅仅包括单个有机体的时空（即立体动态）组态的傅里叶转化，这一点理所当然地表明：这种波形图像可以是多维的，并且可以把大量不同波阵前的干涉编成密码。单个波阵前可能对应于不同层次组织（例如原子、分子、细胞、有机体和生态系统等）的物质——能量的立体动态构型。实际上，对应于单个有机体的波形图的要素必须包括有机体中细胞的型式、细胞中分子的构型以及分子中原子的构型，没有理由说有机体的整体波形图像并不同样地包括表现在高层次上的构型：群体、种群和生态的立体动态构型。
很明显，有机体不可能等效地接受这种复杂波形图像的所有要素。就整体图像表现在高层次上的要素而言，单个有机体仅仅表现出次要的部分，即这些要素不能完全影响单个有机体。然而，单个有机体可能对这些图像的某些部分相当敏感，这些图像把这些有机体的种群和生态系统的立体动态构型编成密码，因为单个有机体毕竟是种群和生态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有一些形态的要素和个体的行为与这些更大系统的状态和命运有着直接和根本的关系。这种范式当然是突变，即物种在进化中的变异。
在生物世界中，突变使单个有机体和整个物种之间有一种直接的联系。发生突变的是一个物种的基因型，但产生突变体的却是物种的单个成员。在产生突变体和把突变体置于自然选择的考验时，一个物种的成员引起“物种形成”机制——在物种层次上调整基因型的过程。
现在我们的假设是，突变过程（即个体基因组的可变性）不是完全随机的，它受个体环境中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影响。环境和基因型的可变性之间的联系本身是完全确定的——实验已经证明，突变的速度和属性既受到有机体和各种辐射的影响，也受有机体内在的某些生物化学物的催化更替的影响。尽管经典达尔文主义对此一无所知，但环境和基因组之间却存在着某种明显的因果关系。然而，这种关系会超出有机体的直接环境而深入到有机体和环境都置身于其中的那个场，这一点尚未被人们普遍认识。但是，通过这种关系起作用的全息动力学反馈能够在基因组的可变性中产生一种细微的偏差，而基因组需要获得某种高于随机性的几率，以便使个体产生适应环境的突变体。
在考虑这种更广泛的关系的性质时，我们应当注意，来自有机体自身的物种特定型式的反馈会不再满足需要。突变是遗传密码从亲代到子代的复制过程中的“打印错误”，而物种特定型式的反馈能减少这种错误发生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反馈也必须包括生命领域的更高的梯级，即包括与内含有机体的种群和生态系统相对应的波形图像。这些包容有机体的系统的图像的反馈能在特定的种群中引起突变体随机分布所必需的偏向。
这种偏向确实是必要的。许多生物学家现在承认，完全随机地产生突变体不能解释观察到的进化进程。达尔文的理论能取代那种用神和生命力来解释有机物种的多样性的说法，但这种理论关于对随机突变起作用的自然选择概念并不能充分解释进化的全过程。达尔文主义只能解释相对微小的进化变革：正常和黑色的蠹鱼中正常的和黑色的各占多少的变化；疟疾蔓延区域内镰型细胞贫血症的持久性；以及其他一些生物对杀虫剂的抗药性。但是真正重大的进化事件，如新物种的出现，只能通过与微小变化的类比来解释，那假定宏观进化不过是一系列微观进化变革的总和。然而，这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假设。一方面，化石资料表明，进化不是一帆风顺的和连续的，因此微小变化的积累不能导致出现重要的新物种。另一方面，新物种也不能由原有物种微小的逐渐改变引起：进化中的大多数中间步骤只会产生被自然选择所淘汰的不能充分适应的有机体。为了使生物进化起作用，我们必须假设，自然选择并不是达尔文主义者甚至新达尔文主义者所惯于假定的那种万能的原则。一个物种基因库中的随机变异通过自然选择起作用，这一点不能解释如下事实：基因组中的探索余地过于巨大；物种之间的跳跃性过于显著。物种产生导致全新物种出现的突变体，这个过程是通过大量变革而不是一次走一步来实现的，假定突变体实际上被产生出来，自然选择才能作用于大量变革的突变体。同时，突变体被产生的这个事实也不能用基因库中的随机变异来解释。
关于物种和亚量子全息场之相互作用的假说对随机变异的要求大大减少，在比较稳定的环境中，来自亚量子全息场的反馈使基因组的可变性倾向于与环境（物种存在于其中）的动力学图景相一致。然而不仅仅如此，反馈的效应也解决了物种如何适应其尚未占据的小生境这个谜。用前面回顾过的适应性前景模式来说，物种从一个正在消失的适应性斜坡“爬下来”，穿过一个低谷而进入一个上升的或比较稳定的斜坡，这是因为，物种相互作用的图像描绘出了整个前景及其若干高峰和低谷。这种图像中的复杂性毕竟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场的波型可能是多维的。在这个巨大的信息场中，每个物种都选择与其自身条件相适应的要素。
因此，增加产生适合于当前小生境的突变体的可能性的提示，同增加突变体适合于这种前景中任何其他小生境的可能性的提示是相同的。越过适应性低谷到远处的适应性斜坡并不说明有先适应性或蓝图，它只说明承认环境引导栖息于其中的有机体。
G·伯杰《生物进化：变化着的形象》，载拉兹洛主编《新的进化范式》，纽约，戈登和布里奇出版社，1991 年。
初看起来，环境可能影响栖息于其中的有机体的观念似乎是荒谬的——它要求有一种科学家称之为“反向”或“向下”的因果关系。一般说来，因果关系的影响是从部分出发“向上”达到由部分构成的整体。很明显，大分子作用于它们所构成的细胞，而细胞作用于由它们联合构成的多细胞有机体，甚至有机体也作用于它们通过捕食、交配以及生存竞争参与其中的种群和生态系统。然而，唯一明显的从整体到部分的因果关系是联结一个有机体及其构成细胞和器官的那种关系。这里，因果链包括有机体的生理学，即整体化和自我调节的生物化学过程。所有其他形式的“向下”因果关系表现为某种目的性，在其中不是“未来”作用于“现在”，而是整体作用于部分。
但是，我们正在建立的统一理论在这里是说“向下”的因果关系，不仅指从生态系统到有机体，也指从作为一个整体的宇宙到其微小的量子。传递因果效应的机制是亚量子全息场，更确切地说，是亚量子全息场的变形结构。亚量子全息场动力学假说更新了生物学以及整个经验科学中“向下传递”的观念。
第六章&第四部分
亚量子全息场动力学假说表明，即使有机体不像量子那样彼此密切联系，它们也不是分立的实体。生命联系将有机体从表层关联的个体转变到一个巨大的超越空间和时间局限的关系网中的内在关联的要素。
用更精确的术语说，单个有机体被限制在物质—能量的立体动态构型里，而这种构型又经常跟这些有机体相适应的频谱图像相联系。一只昆虫、一棵树和一个人一样，是连续地由外界场“内构成”的，这时的外界场不仅是一个局部的生物场，而且是高度谐调的宇宙潜在能量场。
说明有机体与场之间连续的相互作用，就能选择东方哲学广泛使用的一个形象——有机体是一个振动的物体。在这个形象中，来自有机体的振动与周围场的振动相互作用，有机体从而经常被场的振动“调谐”，所以场和有机体也和谐地振动。用谢尔德雷克的术语来说，“形态共振”加强了生命机体及其自身物种原初类型的一致性。
然而这一形象也是一个类比，不应该从字面上来理解，比起振动中的共振这种说法来，全息传递过程的说法要详细和精确得多。全息传递过程也能产生真正的进化发展，而不仅仅是加强已出现的那些东西。因为从亚量子全息场反馈来的图像是多维的，所以不仅有更大的可能性重新出现有机结构，而且新的有机体会与其外界环境一致地进化。由于ψ效应，有机体的形态经常被调谐，以便与整个种群和生态系统的动态结构相一致。有机体与亚量子全息场之间的永久联系为困惑生物学一个多世纪的一个两难推理，即“机遇对设计”的两难推理，提供了新的解释。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基于纯粹机遇的过程只有很小的可能性遇到一个可行的子组合——它由可能存在于有机系统中的数不清的原子和分子复合体构成。另一方面，借助于“构造计划”或“心理蓝图”又表明，自然界中存在着一个为过程定向的先定的设计，而这个观念在科学上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对机遇的选择不是设计，而是关于某种图景（这种图景一旦产生，就会引导进化展开的过程）的一种内在产物。那个20
个问题游戏的“惠勒说法”就是一种对这个道理的生动说明。
A·哈迪（Alister
Hardy）推测，一个“心理蓝图”会被一个特定物种的成员们所共同拥有。但是，由进化过程产生的图像比“心理蓝图”更加复杂——它是多维的，因而不仅被某个特定物种的成员们所共同拥有，也由这个物种及其环境共同拥有。而且，既然这个环境也包括其他一些物种，那么这种图像也应当由不同的物种所共同拥有。由于这种复杂图像同时在许多层次上“内构成”进化过程，所以反馈把一致性和秩序赋予整个自然界。
我们无须再为一些主要物种类型中的机体形式的一致性而惊讶，也无须为生物圈里的局部和区域性生态系统的统一秩序而惊讶，归根到底是生命及其物理的、生物的环境所共同构成的复合系统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指示，所有的生态系统、种群和有机体通过这种提示去适应地球上生命的进化网。
意识世界中的相互作用效应
在考察了奇异的宇宙、物理世界和生命领域的一系列微妙现象之后，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最迷人的领域：思维和意识世界。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真正觉察到亚量子全息场和量子真空相互作用的其些要素或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亚量子全息场和量子真空相互作用对量子和有机体的显著影响，如果人类的思维会不受其影响，这似乎有点难以置信。
其次要弄清楚人类的大脑何以能接受来自亚量子全息场的信号。我们所感知的一切都必须通过我们的感官，这正是经典的经验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的，也是西方的常识同意的，但是，经验主义或常识都不能完全把握真理。尽管大脑是我们与外部世界沟通的关键器官，但不能由此认为，大脑仅仅局限于五种感官所传递的信息流。经典的经验主义和常识都认为，大脑的感觉必然主要来自电磁场传递的视觉信息和大气层传递的听觉信息，但实际上大脑也许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两种信息。
这里，我们尝试以亚量子全息场和量子真空相互作用假说为基础，给出关于各种心灵和意识现象的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
关于精神的开放概念
在宇宙之舞中，生命来自于非生命，精神来自于更高级的生命领域。
精神一出现就成了宇宙之舞的一个整合要素——它被它与宇宙的其余部分的关联所塑造定形，反过来它又塑造定形宇宙的其余部分。
这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在新的包装中它又复活了。几千年来，哲学家对宇宙中心灵的位置感到困惑，理论倒是很多，但是真正进行思考过的理论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要理解什么是新的和什么是老的概念，我们应当概述几个主要的理论。
理论1．精神是大脑的产物，更严格地讲，精神是大脑为有机体生存而履行存活功能的副产品。随着有机体变得更为复杂，它们需要更复杂的“计算机”去控制它们，以便它们能获得为了生存和繁殖所需的食物、配偶和有关的资源，在这种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精神出现了。所以说，精神在现实世界中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在那些具有足够复杂的大脑的实体身上才出现的一种副现象，这是经典的唯物主义的观点。
理论2.精神是终极实在，物质仅仅是由人类精神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幻影。在宇宙的进化中，精神是起始，而且它还是首要的（也许是唯一的）实在，物质的宇宙仅仅是人类在思考周围的世界时它的精神的创造。这种描述是由来已久的唯心主义的观点。
理论3.精神和物质两者都是基本的，但是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对人类而言，它们与大脑相互联系在一起。精神的显现不能用显现它的系统来解释，甚至也不能用人类的惊人复杂的大脑来说明。对人类而言，精神与物质的大脑相关联；但是大脑仅仅是精神的住所，并不与它同一。当把物质和精神这两者分离开来进行认识时，我们就获得了二元论的观点。
理论4.物质和精神构成了一个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事实上都不可分割的整体。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完全不同（由笛卡儿引进西方思想）不是真实的，在最终的分析中物质和精神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必须如此地接受这种观点和处理它们，无论它们在哪儿显现出来或以什么形式显现。这是一个相对比较近期的观点——一种整体主义观点。
理论5.物质和精神都是实在，但它们不是基本的：它们都是从更深层次的实在中进化出来的。物质和精神的根延伸到实在的更深层面，而这一层面本身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
这最后一种观点（理论5）是科学上现在正在出现的图景的核心内容。这是一种还没有很好确定名称的新观点，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进化论的观点。当然，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这一概念既不把实在“降低”为惰性的、非生命的物质（像唯物主义那样），也不把它同化到一种神秘的、非物质的精神中（像唯心主义那样），这两者都是真实的，但是（与二元论不一样）它们并不能被看作是基本的实在要素。物质与精神一样是从一种完全不寻常的共同母基——宇宙量子真空的零点能量场——进化出来的。
进化论的观点可以被详细阐述。当自我创生的宏大过程在进行时，物质和精神就一起进化，向越来越高的，越来越复杂的形式进化。即使基本粒子也具有（现在仍具有）某种形式的最原始的精神，随着“携带”它（指精神）的物质系统（原子、分子、细胞和有机体）变得更加复杂，这种精神就在复杂性和有形性中得到了。人类由于我们个人的意识，因而体验到了高度进化的，与其复杂的大脑一起进化的精神，尽管在这一行星上这种体验是唯一明确无误的，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体验：所有其他的生物，甚至分子、原子和基本粒子，都有某种形式的精神体验，不过其表现出来的水平是与它们进化的水平相对应的。
关于这一概念还要添加另一个要素，虽然在人们的观念史上这一要素并不是无先例的，但在科学上它却是一个新概念，它就是相互关联要素。在宇宙中进化的物质/精神系统通过创生它们的母基永恒地紧密地相互联结，这一母基（即量子真空）不是一种被动的“子存在”实体，而是一种主动的，与所有由其创生的事物共舞的具有“养育”性质的母体。
精神与量子真空的共舞把我们与周围的其他精神，与这个行星上的生物圈和超越生物圈范围的整个宇宙都联结了起来。它向社会，向自然界，向整个宇宙“开放”了我们的心灵。对于神秘主义者，感觉敏锐的人，预言家和形而上学家来说，这种开放很久以来就已经知道了。但是现代科学家和那些把现代科学当作是理解实在的唯一途径的人都断然否认它。然而，现在对这种开放的认知又重新转向到新科学。正在出现的（也是革命性的）洞察是，大脑传递的关于超越我们头颅的世界的某些特点的信息并不局限于电磁波的可见光谱和声波的可听到波谱，它延伸至基于真空的全息场中的波传播，这个场把精神与宇宙的其余部分相互关联起来。
这一洞察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被遗忘了，很可能是因为日常经验几乎没有提供什么证据。然而，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更广泛的关联不是真实的和没有任何功能的，而是因为它们的证据通常不能穿透我们正常的意识。我们排除了现代的、常识上知道的任何事，因为这些事与现代的、常识上的期望不一致。
在传统上和在非西方社会中，情况并不是如此，在这些社会里人们经常获得明显的感情移入形式，既与自然又与人在一起。在东方，道家的信徒认为人的最大的善是“顺其自然”；在美洲，土著美洲人表达了他们与所有自然界融为一个整体的思想。在经常引用的土著美洲人的话中有一句是，“这我们知道，所有的事物就像联结一个家庭的血统一样相互关联，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降临到地球上的无论什么事也降临到地球的儿子身上。”
这种观点与现代社会中人们所感觉的“孤立”观点大相径庭。终于，我们对个人的自我欲望的追求导致了错误的观点：我们绝对地由我们的皮肤划界，与社会的其余部分和自然界相互分离开。
弥漫于现代社会的分离的感觉并不每天24
小时都折磨人们。尽管在普通的清醒意识中绝大多数人深深地陷在分离的泥泞中，被明显分立的所有事物所包围，但是当人们睡觉、沉思或进入某些其他非普通的意识状态时，情况就变化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普通的意识状态似乎包罗万象，但实际上只占据人们大脑活动的一小部分。
意识的非普通状态不仅是真实的，而且也是可获得的。W·詹姆士（W.James）在一百多年前的一个著名的表述中就指出，“我们正常的显意识仅仅是意识的一种特殊类型，与它同时，由一层最薄的膜分开的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意识的潜在形式。我们可能会经历了自己的一生而没有觉察到它们的存在，但是施加必要的刺激，在一般试验中它们都会整体地表现出来”。在“原始”和经典文化中的人们知道怎样施加必需的刺激，像喀拉哈里沙漠（非洲西南部之一高原及沙漠地带）里的冈布西曼这样的一些部族就可以同时进入“转换”状态。在世界的其他许多地方古代人把唱赞美歌、击鼓、有韵律地跳舞、禁食、社会和感情孤立，甚至特殊形式的生理痛苦结合起来以引起状态的转换。非洲的土著文化和哥伦布前的美洲，在黄教的祭祀程序中，在医治仪式和交战仪式上也在运用它们；亚洲文化中许多瑜珈师傅，神宗教徒，道教徒和回教徒也都运用它们；古埃及人在爱色斯宗庙创建时也运用了它们；古希腊人在祭酒神和其他神灵的仪式上也运用它们。直到西方工业文明来临时，几乎所有文化都以尊重的心情持有这样的状态。因为他们可以传输明显的体验和他们人际间的通讯。今天，在现代科学的前沿，对意识的转换状态进行的研究正在作为被称为“意识研究”的新学科的一个合法部分为人们所接受。科学家知道，这样的状态不仅仅可以被古代的黄教，瑜珈活动和致幻药物产生，而且甚至可以被简单的深呼吸练习和安静状态产生。当然，类似的状态也确实发生在做深祈祷的和集中注意力的人身上，而且可能也会自发地产生——有时还独立于体验到它们的人的意志。
显示这样的状态的重要事实是，它们的特殊性质无论是什么，它们总是倾向于构成我们相互间的微妙关联和与环境间的更明显的相互关联，即使在充满梦的睡眠中也是如此。在本世纪中叶，C·荣格（C.Jung）就推测，有些梦反映了所有人类的集体无意识，现代有许多心理学家都持类似的观点。根据梦研究者M·尤尔曼（M．Ullman）的看法，尽管我们是作为单个人生活的，并且同我们物种和我们的集体是分离的，但是梦重新建立了人们的关联；它们促进了人们与自然和与宇宙和谐生存的努力。
深层次的精神把我们相互之间联结起来的这一观点也为物理学家F·A·沃尔夫（F.A.Wolf）所赞同。他甚至走得更远，以致于说，在寻找单个人大脑中的意识时我们正在丢失一个重要方面，也许“我的”意识并不只存在于我的肌肤之内，而且也存在于一种延伸的场中。
尽管非常大胆，但以上结论在精神病专家S·格罗夫（S.Grof）的工作中得到了明显的证实。他的“新心灵绘图法”的基础是建立在具有各种不同状态病人的许多种不同类型的体验上的。它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当病人进入转换状态时，他们就获得了通过眼睛和耳朵不能获得的信息。格罗夫得出结论说，对我们来说，从宇宙中任何实际事物中获得信息并与之融为一体是可能的。存在这样的体验：与另外一个人合并进入一种双体统一（dual
unity）的状态，并完全显示出与另一个人融为一体的迹象。
也存在这样的体验：一组人的意识谐变为以其一个人的意识扩展为包含所有人类意识这样的范围。一个人完全能够超越人类经验上的限度，与看上去是动物、植物、甚至无机物及其过程的意识融为一体。根据格罗夫的观点，体验整个生物圈、整个行星和整个宇宙的意识也是可能的。
格罗夫并不是唯一作这样的宣称的人，这些宣称本身也不是新东西。
它们可以追溯到东方哲学的最早源头；它们在瑜珈派的经典中已经有了系统的描写。古代人的著述描述了把人的精神驾驭到宇宙的力上的“方法”——瑜珈的艺术。无论谁都可遵照这样的方法，无须借助超自然的力或实体（甚至无须精神病专家）就可延伸他（或她）的意识。
德国意识研究者F·哥特瓦德（F·Gottwald）统计了瑜珈经典方面不少于33
个这样的例子，范围从对自己的感觉的控制直到对物质世界的控制。召唤得最多的能力包括对其他生物的心灵和思想的理解，对一切生物语言的理解，对过去和未来的知晓，对隐蔽的或遥远的客体的知晓，对先前存在的知晓等。
这一发现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虽然在当前精神病专家还缺乏关于他们发现的科学解释，但是只要科学发展的步伐如此之快，科学家也许很快就能对这些神秘现象的一部分作出有意义的解释。这里出现的概念使我们想起了荣格由直觉获得的体验：人的精神延伸到整个人类物种。我们相互关联的脑/精神和人类世界的其余部分之间的思想交流是恒常的，它向两个方向流动。我们向其他人发送我们的思想、印象和情感，也接受其他人的思想、印象和情感。经过我们心灵的每一件事都在量子真空零点场中留下痕迹，而且通过我们心灵的每一件事都能够被那些知道如何“调谐”到传播到那儿的微妙痕迹的人所接受。正如被选为捷克共和国总统的直觉作家V·哈维尔（Vaclav
Havel）指出的那样，就好像有类似于触角的东西听任我们使用，从包含有整个人类的经验的发射器中接收到信号。
在我们的身体中确实有这样的触角，并且与其他物种不同。对我们来说触角不是一个特殊的接受器器官。其他物种也接受来自包含这个行星的场的信息：鱼利用地球的磁场来导航——这个场的强度取决于它们相对于这个场的游动的方向；蜜蜂利用磁场来为它们定向和通讯；家鸽会受到磁场那怕只有几个纤特斯拉(1
纤=10-9)磁通密度的微小涨落的影响；候鸟与这个场的磁通密度线或者成直角，或者相平行地飞行。但是人类不需要特殊的器官就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场，例如科学家发现，我们与电磁信号和其扰动相互作用，并有许多“症状”直接出现在我们的神经中枢系统。准静态磁和低频电磁场把人们有机体中的过程直接地与人体联结了起来，就好像转变我们神经系统的信息贮存和转换机制中的光子和声波编码的电信息。
类似地，大脑可以接受来自基于真空的全息场的信息而无需借助像眼睛和耳朵这样的身体接受器。有证据显示，当人们进入意识的自由转换状态（像处在半醒半睡的状态，处在深沉思或祈祷的状态，处在由有意识的深呼吸和有系统的集中注意力而产生的某种特殊状态）时，超越时空的信息就到达我们的心灵。
尽管不必要意识到，但人们与周围的其他心灵和世界的恒常之舞给予人们一种新的责任感，人们的思想和感觉并不是只涉及到我们自身：我们所想的和所感觉到的会超越我们所说的话和我们所表达的态度而在其他人身上起作用。我们的影响是微妙的，然而却是有效的。正如精神病专家和心理治疗专家所熟知的，在转换状态情况下体验另一个人的某个人并不仅仅回忆那个人和他（或她）的体验——他实际上变成了那个人，感觉他（或她）的生理感觉，接受他（或她）的可见的和其他感官的知觉，体验他（或她）的情感。即使在不完全同一的情况下，这种影响也是很显著的，它在心灵中产生不可磨灭的印象，微妙地影响某个人此后的思想和感觉。即使当其他人并不有意识地体验我们的精神影响时，我们的思想和感觉也能在他们的无意识中留下很深的痕迹。毕竟，我们通过一种恒定的心象、思想、印象和感觉的双向流来与他们联系，而这样就会改变他们的精神，无论他们是否认识到。
对濒死和前生经验的再认识
有时人们说，在死亡入口处的回忆仅仅是逐渐消融的神经键和逐渐衰亡的脑组织的一种副产品，然而，这种说法与图景回忆的准确性和速度相矛盾。濒死经验记忆现象涉及到人类长时记忆的有效性问题，尽管这种回忆在神经生理学方面还未完全弄明白。
短时记忆可以根据大脑皮层神经元网络的形成和再形成比较容易地理解，但长时记忆看来需要可修复神经元之间的神经键的某些不同的记忆痕迹或“印象”。正如J·艾克尔斯爵士所指出的，“我们不得不假定，长时记忆在某种程度上被编码在大脑的神经元之间的相互连接中。因此这促使我们推测，记忆的结构基础就在于神经键的持久性修复调整。”然而，对通过经验可以被永久保留的记忆痕迹或其他持久的神经键修复调整进行研究被证明是徒劳无益的。这一研究以系统的方式在20
世纪40 年代开始：即K·拉什利（Karl
Lashley）的一系列著名的动物实验。拉什利试图找到老鼠大脑中永久的记忆痕迹，但他最终得到的结论正如我们在第1
章中就已指出的那样：被试动物的记忆随脑组织被切除的量增大而成比例地衰减，但却不会完全丧失记忆。②习惯行为方式的记忆痕迹究竟贮存在哪里，直到今天还是个谜。J·Z·杨（J．Z．Y-oung）认为，即使绝大多数神经学家相信神经键变化的理论，但几乎没有该理论具体的直接证据。埃德曼的神经元群选择理论虽然为固定行为模式的选择性修复调整（包括经调整后的行为的认知关联）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把它用来解释长时记忆时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认知功能是根据在结构上不同的神经元群来解释的，这些神经元群遍布大脑中的任何地方，由100
万个细胞组成，它们被说成是作为一个单位对传输给它们的信号作出反应的。每一个神经元群对某种特殊的信号类型作出反应，它们就是产生心理过程中注意反应的那些特殊信号类型。因为信号选择特定的神经元群，所以这些神经元群在它们的活跃性方面就展开了竞争。
神经元发育的最初阶段引导特定物种的神经解剖学特征的形成，其发育过程是经选择的，它涉及参与拓扑生物学（topobiological）竞争的神经元集合体。某一特定大脑区域中的不同神经元群的集合体组成神经网络，埃德曼称之为“初级目录”。遗传密码不是为这一目录提供了特定的指令，而是对其选择过程施加了一组约束。
J·艾克尔斯和D·N·罗宾逊《人类是个奇迹》，伦敦，萨姆哈拉出版社，1985 年。
K·拉什利《视觉中的大脑组织问题》，载《生物学论丛》第7 卷《视觉机制》，兰卡斯特，杰克斯·卡特尔出版社，1942 年。
J·Z·杨《记忆》，载理查德·格雷格利主编《牛津心灵辞典》，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 年。
选择的更深层次的机制一般并不涉及解剖学模式的转变：它以行为期间对神经键连接的强化或弱化的选择为基础。这种选择过程产生了称为“次级目录”的一组不同的功能集合。初级和次级目录形成大脑中的图样，并由大量的平行和交替的连接线连接起来，选择事件的关联和协调，是通过信号的再进入和加强在给定时间间隔内图样之间相互连接而获得的。因此，心理发展涉及到通过新进入的信号对前存在神经元群的选择，并涉及到把这些神经元群结合成有序度更高的构型。
对于神经元群选择理论来说，记忆本质上是重复某一行为的能力。在总体图样中神经元群的神经键强度的变化提供了记忆的生物化学基础，这种现象是神经键集合体中连续的动态变化所产生的一种集合体特性。很明显，在这样的系统中，记忆不可能以回忆的常规形式涌现出来：回忆在连续变化的关联的影响下必定也会发生变化。埃德曼写道，记忆毕竟是连续的再编录过程的结果，因为知觉的目录被动物正在表现出的行为所改变。在解释记忆时埃德曼引用了有关动物作为例证，（在第1
章中我们已经作了叙述），这并非偶然，因为神经元群选择理论为某些不同种类的动物记忆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说明。对动物而言，人类学家有时称之为“遗传记忆”的东西构成了初级目录。然而对高级动物来说，这还不足以保证它能生存下去，这一目录所编排的严格的行为习惯必须由习得行为来补充；而通过动物大脑的神经元网络中的再转录，即通过形成初级目录，习得行为就可非常容易地获得。
然而，人类的记忆是否也严格地局限于通过神经键的再转录而对行为作暂时调整呢？这仍是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埃德曼认识到，人类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心理学功能比动物要丰富得多，因此他承认高级的功能会改变记忆所包含的意义，但尽管如此他又宣称，要获得新的记忆功能，并不需要“选择和再进入”之外的任何新原理：大脑中新的有序连接就是所需的一切。这种说法并没有充足的根据，虽然人类的某些记忆形式可能来自于总体图式中神经键集合体的连续动态变化（例如，短时行为调整记忆），但人类记忆并不仅仅限于这些形式，它还包括生动的和经常令人惊奇的对复杂序列事件的精确回忆，并伴有一连串与之相关的印象。这些事件和印象也许是在许多年之前体验过的，它们并不需要有任何直接的行为关键。神经元群选择理论与其他以神经键变化为基础的理论一样，对以下类型的记忆不能解释：在遥远的过去体验过的事件和印象能生动地、精确地和具体地再现。D·洛雷姆（David
Lorimer）以完全不同的口气说，只有在其中全部“生命回顾”经验具有意义的图景才是创造性的相互连接之网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全息图网，在该网中部分与整体相互关联，并通过整体把它们自己也相互联系起来。接着他又补充道，这必定是一种整体，
埃德曼《关于心灵物质的清新空气和明亮的火》，纽约，基本书库，1992 年，P102。
在这种整体中我们和其他的创造之物才能真正存在。这必定是一种意识场，在这种场中我们相互依赖地绞合在一起。①他的解释尽管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没有必要借助印象主义，因而这种解释还需要（也能够）进一步完善。
在这里回顾一下拉什利自己所下的结论对我们论述问题是很有帮助的。面对着出乎意料的老鼠的记忆部位分布，拉什利推测，如果不考虑特殊的神经细胞，动物的行为必定由普遍的活力场中的“激励物质”所决定。他把这些场比喻为在胚胎起源中决定其形成的力场：类似的力线能在大脑皮层组织中产生图样。②这也许会提供一条富有成效的探索途径，虽然沿这一条途径探索的神经学家并不多。
这里所采取的这种形式的场理论既是对以再转录为基础的神经网络理论的一种选择，又是对印象主义观点的一种选择。它的主要新特征是，它宣称长时记忆中回想起的事件、印象和其他东西并不贮存在大脑中，它们仅仅是大脑通过周围的场获得的。根据这一概念，长时记忆并不是在物理学上定位于大脑皮层网络中的，大脑皮层网络仅仅是作为从真空全息场接受到的信号的转换器起作用的，因此真空全息场的功能就相当于一个体外记忆库。从真空全息场取回信息完全遵循全息原理，而干涉图样又把原先记录的特定图样转换成事物或事件的印象，这一过程遵循傅立叶变换规则。
这一概念与观察到的记忆性回忆特征显得很吻合。第一，回忆并不定位于脑组织中，但却分布于作为全息感受器片的整个大脑区域。第二，回忆具有一种联想的特性：每当被记录的某个信息出现而引起人的注意时，该信息就可以作为一种记忆提示器而找回与之相联系的更大范围内的信息——与如下事实恰好相吻合：在全息相图中任何微小的部分都包括记录下的全套信息。第三，回忆由一组复杂的材料（视觉的、听觉的和与之有关的记忆）所组成，并且经常是以一组随时间变化的材料（运动图景记忆）这样的形式出现的，这种机制与那些多路制全息图机制类似。第四，大脑中的突现时间与对贮存的经验进行扫描的时间无关，突现时间主要依赖于主体的注意力水平和伴随这种回忆的情感程度。因此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显示，大脑中的记忆痕迹是以整理好的文件库，树形管理式档案和其他类似于图书馆和便携式计算机中贮存信息的机制那样的形式被贮存的。以上的诸因素说明了回忆就好像是发生在主体大脑和其周围全息场之间交互作用中的一种全息过程，这就允许我们对长时记忆和各种超越个人的回忆作重新解释。保守的观察者把这些现象当作幻觉或错觉加以拒绝，而纯理论研究者却在谈论灵魂转世。然而，事实也许既没有证明这一种假
① D·洛雷姆《作为一的整体》。
② K·拉什利《视觉中的大脑组织问题》。
设是正确的，也没有证实其他的假设是正确的。
超越个人的记忆可以被看作是大脑全息感受器片的真空涨落感受性“频带宽度”的扩展。普雷莱姆（Pri-bram）已经证明，大脑中的完整信息过程需要对在不同情况下的无限傅立叶变换进行限制的伽柏（Gabor）变换，以便产生一种接受区域内的全息图块与进入其内的波形之间的精确匹配。在感知觉过程中高斯包（Gaus-sian
envelope）约束着傅立叶变换并产生断续的伽柏变换。在超个人经验情况下高斯约束显得比较宽松。用普雷莱姆的话说，这种情况产生了无时间和无空间的犹如居于大海中的感觉，“在其中神经系统与宇宙中的全息图秩序相协调一致。”①很明显，即使在普通的回忆形式起作用的时候高斯约束在某种程度上的宽松也是必要的。象身体的其余部分一样，大脑的神经元和其神经结构的典型构型都经历着微妙更替。伽柏变换中的选择性将禁止把已经被场编码的经验重新转译到受严格限制的时间跨度上。
如果要解释超越个人的回忆这种现象，那么我们就必须假定大脑的实际转换具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频带宽度，它们是在多维波形范围内而不是在严格特定的频率下运作的。因此在非正常功能的状态（转换状态，未发育成熟的或衰亡的脑状态）下，大脑也许不能区分邻近频率范围内的不同波形。当两种波干涉图样处在转换的偏差范围之内时，转换状态或未发育成熟的脑对它们二者同等地进行解码，即使某种图样编码的是另一个人的，而不是被试者自身的大脑皮层网络的3n
维构型空间，情况也是如此。这时被试者回忆那个人的经验就好像回忆他（或她）自身的经验一样。意识的转换状态经常被看作是出现超越个人的经验所需的先决条件，它看上去似乎放大了被试者大脑中伽柏变换的频带宽度，因此许多种标量波形落在了它们的运作范围内，这似乎就是在回归疗法中发生的事情。这里，治疗学家把适当的转换状态应用到了病人身上，在这种情况下该病人不能区分是回忆他（或她）自己的经验还是回忆其他人的有关的经验，在感觉那些好像是他（或她）自己的经验记录下来的印象和事件时，病人就接触到了先前生命的情形。
对小孩的前生经验相对频繁的出现的解释与以上的解释相关，只是稍有不同。在这里，对大脑的运作频带宽度的增大是由于大脑皮层网络的不成熟所致。EEG
（脑电脑描记仪）的记录显示了小孩的大脑持续处在α波型下工作，正常的意识清醒状态下的β波型则很少出现，这与成年人是不同的。因此小孩的大脑也许不能独立地把传输其暂短生命期内的经验的波形输入同传输其他人的经验的同形波形输入区分开来。我们还要补充说明，小孩子也不受成年人的反常型抑制机制的限制，所以他们都会更容易
K·普雷莱姆《大脑和知觉：形象形成过程中的整体学和结构》载《麦克伊伦讲义》，新泽西，希尔斯戴尔出版社，1991 年，第九章。
地知道那些是不属于他们自己的经验痕迹的印象和意念，而是属于其大脑状态恰好与他们的大脑状态相吻合的人的经验痕迹的印象和意念。小孩自己的记忆回忆和另一个人的经同形编码的记忆回忆之间的匹配可能会由于生理上的畸型而被触发或加强。I·斯蒂文森（IanStevenson）就注意到了这样的情况：具有胎记，生理缺陷或其他生理畸型的那些不幸的人正是在生理缺陷的小孩所“记住”的人。①乍看起来，这些情况说明有生理缺陷的小孩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他（或她）记住的人的身体特征，即这个小孩成了这个人的“化身”。然而，量子真空相互作用假说提供了一种更少思辨性的解释，心理和生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可能会成为化身说假设的一种颠倒形式。不是某个人接受到了某个已故的人的灵魂或个性，也不是这一心理因素将产生他（或她）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特征，而是由于独立的原因一开始就出现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特征。当它们出现时（或如果它们出现），它们就能促使小孩子的大脑运作而实现与对应的经验相匹配的变换。因此，当一个耳朵有严重残缺的土耳其男孩“记得”一个在近距离内遭短枪枪击而严重受伤的人的生活经历时，当一个出生时就缺一只手指的印度男孩回忆起邻村另一个男孩把他的手伸进饲料切割机刀片上的经历时，并不是他们的回忆显现出了那些人的意识从而成了那些人的灵魂和个性的化身，而是他们的脑从周围的，与其身体的畸型相匹配的全息场中获取到了有关的印象和事件。
I·斯蒂文森《与已故人的受伤相对应的胎记和生理缺陷》，载《科学探索杂志》第7 卷，第4 期，1993年。
第六章&第五部分
对超感觉力的最新考察
在不存在感觉媒介相互接触的人之间的思想或印象的转移，可以用与上面基本类似的术语进行解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相关的大脑状态间的紧密匹配似乎是有效转移的前提条件。当发送者和接收者在遗传上相互关联（最显著的例证是同卵双胞胎提供的）时，当他们被紧密的情感纽带联在一起（如母亲和儿子，配偶或情人）时，当他们同处于意识转换状态时，思想、印象、情感、直觉甚至身体的感觉的超感觉转移最容易出现。看上去匹配状态可以由于遗传上的癖性（如同卵双胞胎之间）而得到加强，或者通过情感纽带和感情移入等因素而产生，尤其在危急和肉体受到伤害时更是如此。转换状态使大脑接受区域上的高斯约束更加宽松一些，它增大了实际变换的频带宽度，从而拓展了接受输入的范围。
以超感觉模式传输信息的转换状态能力受到人们从EEG
实验中获得的资料的支持。在意大利用“全脑测试仪” （设计用来测试一个人左右两半脑的EEG
图形同步性水平的一种仪器，也能用来测试不同人的大脑半球之间的EEG
图形的同步性水平）所做的实验证明，在深度沉思的转换状态下，左右两大脑半球的同步性水平戏剧性地提高了。而且当两个人都一起深沉思时，他们的相应EEG
图样变得高度同步，尽管在他们之间没有感觉信号的传递。
与另一个人进行自发通讯的生理学效应在生物心理生理感受方面表现得很明显。1967
年迪恩（Dean）和纳西（Nash）就进行了有关实验，在实验中发送者试图把几句话发送给接收者，这些话有些充满激情，而有些则不然。被试者并不知道相应的传递什么时候发生——传递开始的时间是随机的，既不由发送者也不由实验者控制。然而实验者用体积变化描记器来控制发送者的血液流动，他们发现生理学效应明显地与充满激情的话的发送相一致。①后来在纽约的麦蒙迪兹医院，凯利（Kel-ly），瓦弗格利斯（Varvoglis）和基尼（Keane）让发送者看屏幕上的简短而强烈的图像记录片，并测试在远处的接收者的皮肤微电流反应。结果显示，对接收者的生理学效应与发送者观看记录片的时间正好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在类似的实验中生理学上的回应比意识上的回应出现得更频繁和更容易。在D·迪拉诺（Deborah
Delanoy）和S·沙（Sunita Sah）进行的一项研究中，要求发送者把积极愉快的记忆以及情感上中立的思想发送
E·D·迪恩和C·B·纳西《在受控条件下同时发生的体积变化描记结果》，载《心理研究协会杂志》，44 卷，1967 年。
M·T·凯利，M·P·瓦弗格利斯和P·基尼《在由于刺激而出现感觉的过程中的生理学反应》，载《灵学研究》，W·G·罗尔主编，新泽西，斯卡雷克洛出版社，1979
给大楼另一部分的感知者。实验中共有32
对发送者—感知者，每对都分享持续30s 一次的64 次信息传输中的两次。在此期间发送16 次积极的信号，16 次中性的信号，并被32
次间歇时间隔开。在整个实验中，当有意识的回应在每两次中的第一次或第二次出现时，就测试皮肤的电活性。被试者明显地显示出，在积极的情感期间皮肤的电活性比中性情感期间要高，而有意识的回应并不高于随机的概率。①类似的图样也被其他的研究者所发现，著名的有塔特（Tart），塔格和普瑟夫。生物心理生理感受效应并不是虚构的，但是它们也不必要像它们显现出的那样：即一个人的心理在另一个人的身体上产生效应。S·A·斯恰腾所做的自然医治实验显示，很少有证据能证明“方法效应”
（the effectof the
method）对被观察的治疗有效果。人们发现，由于治疗者影响病人身体的效应而产生的治疗效果不是很微弱，就是根本不存在，尽管与病人和与治疗者——病人相互作用有关联的心理学变量被看作是对绝大多数治疗过程都有利的因素。积极的治疗效果是通过与病人和治疗者相关联的“心理—逻辑”因素（斯恰腾语）而获得的。斯恰腾宣称，超感觉的概念不能真正地提供对心理治疗的解释，然而这也许是一种过分的怀疑论论调。我们必须考虑这样的可能性：有时候通过把治疗者的心灵状态传递给病人可以治愈病人。瓦维格利斯也得出了这一结论。他观察到，生理学效应出现的时刻正是在发送者把心灵感应讯号（鼓励兴奋或放松）传输给接收者的期间，因此接收者的身心关系可以产生治疗效应。
远距离身心关系的传递要求治疗者和病人大脑之间的信息联结。至于治疗者—病人相互作用，上面描述的有关对心灵感觉的解释能传输一种基本的意义，这说明生物心理生理感受并不是作用在生物学系统上的有意的心灵效应。ψ实验本身对此提出了疑问：它们不同意对结果的解释，甚至对心理生理感觉（从有目的心灵向接受的有机体传输某种形式的力或能量）是否真的发生也持怀疑态度。瓦维格利斯注意到，从统计学上看绝大多数涉及迅速变化的或极为敏感的目标的心理生理感受实验都可以通过预见、洞察力或一般的直觉材料形式来作解释。②对由感应和超感觉方式控制和引导的心理生理感受力而言，是否存在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斯坦福(Stanford)就提出了疑问。他的“相似行为模式”认为，心理生理感受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形式，它既独立于与能量因素也独立于信息过程相关。
D·迪拉诺和S·沙《对远距离的积极的和φ性的情感状态所作的ψ认知和生理回应》，载D·比尔曼主编，《近期论文集》。
C·T·塔特《ψ认知的心理学关联》，载《国际灵学杂志》，5 卷，1963 年。
S·A·斯恰腾《心理学和治疗者的应用灵学研究》，载《科学探索杂志》，7 卷，第4 期，1993 年。
M·瓦维格利斯《目标定向的和依赖于观察者的心理生理感受：对相似的行为模式和观察理论的评价》，载《美国心理学研究协会杂志》，80
卷，1986 年。
联的因素，它仅仅在关系到特殊的需要或特殊的意向时才在某种程度上出现。①其他人，像米勒(Millar)认为，心理生理感觉并不是一种能量或时空因素的功能，相反他认为，心理生理感受实验的结果是由对结果的观察这种活动所决定的，感觉反馈“触发”对已观察到的事件的信息利用，即使该事件在观察之前就已经产生。②按沃尔克(Walker)所持的观点，观察者的意愿使目标系统的波函数崩坍从而产生了人们看得见的心理生理感受效应。很显然，在能够令人信服地澄清生物心理生理感受的本质之前，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不过，这并不会使人们对出现的ψ现象产生怀疑，也不会改变如下假说的说服力：该现象证实了个人的脑/心之间的自发的相互作用——甚至当被试者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分离时也能发生的那种相互作用。
R·G·斯坦福《实验心理生理感受：不同透视论回顾》，载B·B·沃尔曼主编，《灵学手册》，纽约，范诺思群德·雷因霍德出版社，1977
B·米勒《观察理论：初级阶段》，载《欧洲灵学杂志》，2 卷，1978 年。
E·H·沃尔克《超生理学和灵学现象基础》，载L·奥特利主编，《量子物理学和灵学，灵学基础》，纽约，1975 年。
实例1：原始意象和感情移入
被广泛共享的公告牌——即在大脑读入或读出密码的频带宽度中的一个宽阔的重叠部分——可在整个群体中形成直觉纽带。广泛耦合的密码，以及由此而来的宽阔的公告牌可能首先在长期稳定并且紧密联系的文化中进化。在这类群体中，成员们的经验是相当类似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遗传天赋也可能通过相似的选择压力被相似地塑造出来。因此，处于历史文化中的人会经历类似于集体意识的经验，就不是不可能的了。
在实践中，这大概意味着一个文化群体内的感官交流会通过对共享的经验成分的ψ场的回忆而增强，这些经验成分构成了荣格所说的“原始意象”。他说，原始意象产生于全人类都拥有的巨大的、无限的无意识过程，它们是由几千年共享的经验累积起来的体验构成的，它们一直渗透到经验的基层，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精神和物质的界限。最后，它们变成了这位瑞士心理学家所说的“集体无意识”的主要成分。荣格推测，经过一段长时期后共享的经验将会逐渐导致改变个体的遗传结构，结果，个人的经验日益吸收集体意识的成分。
集体性的ψ场回忆将澄清人文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一个二难推理：社会人类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都注意到，在传统文化中，人们超向于非常协调地整合到社会组织中，但这种整合现象如何解释尚不清楚。人们整合到他们的历史时期和地域中仅仅是通过观察别人怎样行动并学会以同种的方式行动，还是在他们的遗传构造中有某种东西使他们预先倾向于形成共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呢？换句话说，被称作“社会化”的现象仅仅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的呢，还是它也由“自然”引起的呢？前一种可供选择的解释加深了轻信，而后者又引起概念分类的困难。大脑和ψ场相互作用的观念提出了一种富有成效的替代解释。
不过，与更广阔的环境同一的感情可能不仅仅是主观的特异性，其根源也许存在于某种特定的ψ感觉中。我们应该记得，大脑能从场中读取的图像是多维的，它同时包括个人整合在其中的低层次和高层次的组织的轨迹。在自然的组织等级中趋于向下的图像中，包括构成肉体的细胞、分子、原子和粒子波转换；而在向上的图像中则包括个人是其中一部分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因此，并不压制这些感觉的非西方文化（例如美国印第安人和非洲部落社会的文化）被高度整合在他们的自然环境中就不是偶然的。现代人学会了把自己看得高于自然界，从意识中甚至从伦理上抑制自己的意识与自然界联结的感觉，因而只有当他们的健康和幸福受到损害时，他们才停止开发和污染自己的自然环境，这是不足为奇的。
实例2：顿悟
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存在一些被看成是具有非凡的并且往往是难以理解的天资的人。据说，他们生来就有罕见的天资，我们只需要想一想莫扎特（Mozart），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莎士比亚（Shakespeare）就行了。天才可以具有各种形式——艺术的、数学的、先知的、领导的等等。当然，并非所有具有不同寻常的心灵—心态的人都被赞誉为天才。有些人可能仅仅被看成是行为古怪，而有的人甚至被说成是疯子。确实，天才和疯子之间的分界线是模糊的，决定谁是天才，谁是疯子往往是一种文化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理性。当文化符合一个不寻常的人的思想和直觉时，他（或她）的成就就会被赞誉为天才的作品，产生这类作品的思想就被归结为灵感。如果与这种文化不相符合，不寻常的个人的思想和作品就可能被当作毫无意义的异想天开而弃之一旁，也可能被视为举止怪诞。人们把耶稣（Christ）钉在十字架上，却崇拜释迦牟尼（Buddha），把梵高（VanGogh）锁起来，却赞美毕加索（Picasso），这都是依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而定的。
把与众不同的人叫作“天才的”或“疯狂的”以及把他们的成就说成是“天才的作品”或“狂人的疯话”，并没有解释他们的才能而只是给他们贴标签。他们是怎样得到异乎寻常的天赋或能力的呢？这些天赋或能力又是由什么构成的？共享的公告牌的概念至少对此作了部分回答。
异常的才能既不需要忽视，也不需要否认，但需要作出解释。一个具有高尚动机并对特定任务或问题高度集中精力的人可以达到特殊的认知状态；另一个对同一个或相似的任务或问题全神贯注，具有同样高尚动机的人也会达到类似的状态。这些状态的耦合可以使得这些人彼此有效地读取对方的思想。这种情况会发生的方式是显而易见的：两个被相似地调谐的大脑网络在ψ场中产生相似的波形，翻译这些波形的伽柏转换能有足够宽的频带使人们无法区别它们。换句话说，当两个具有相似能力的人相似地关注着相似的问题时，他们就能复述出对方的思想。
有重要的证据表明，确实有这种超感觉的相互作用发生。有关现象显示，当这种相互作用发生时，被试者处于意识的转换状态，即处于沉思之中或相似的极度放松状态。几乎没有艺术家是在普通的常识思维框架内创作音乐和诗歌，或进行绘画和雕刻的。几乎总是有某种意识飞跃的成分，高度的集中能达到近乎恍惚的状态。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这些“灵感状态”是通过音乐、自我催眠、吸毒或别的方法人工引起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状态是自发地降临在有天赋的人身上的。柯勒雷杰（Coleridge）是处在他所称的酣睡状态时创作了他的著名史诗《忽必烈汗》的，而米尔顿（Milton）在创作他的《失乐园》时则不是处于酣睡状态，他说它（指《失乐园》）是在缪斯女神的引导下产生的“即兴发挥的诗歌”。莫扎特声称，他的作品总是在他无法入睡的夜晚进入他的脑海的，它们完全来自他无法揣摩的地方，他听到的不是一个个片断，相反，当下就是整首曲子。
这种瞬时顿悟的转换状态也普遍发生在科学中。许多科学的发现、推理和逻辑的范式都可以归功于特定的意识状态，数学发现也不例外。E·伽罗华20
岁时，在与一个对手作一场他预料是致命的决斗（其结果正如他所料）之前狂热昏乱的三天里，写下了对高等代数学具有重大贡献的论文。高斯试图找到对任何数都能用质数的乘积来表示的方法的证明，虽然他几番努力，但好多年一直未能如愿。在许多失败之后，他终于能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他的成功。他写道：“但这不是因为我痛苦艰辛的努力。就像一道突如其来的闪电，这个谜碰巧被解决了。”
H·彭加勒用肯定的语气说，数学发现的成分都和谐地分布着，所以大脑毫不费力就能抓住它们的整体性——神赐的神秘而又和谐的关系。
转换状态也存在于自然科学发现的背景之中。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为搞清楚他那个时代已知的63
个元素之间的顺序奋斗了好几年。他描述道，有一天他精疲力尽地昏昏入睡，醒来时他顿时悟出要按原子的重量自上而下地排列元素。他立即开始工作，到了那天晚上（1869
年3 月1 日）他就创立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元素周期表。1853
年，化学家F·凯库勒开始研究各种化学化合物的结构形状，但是苯分子的形状难住了他。之后，在1858
年他在半醒半睡状态中幻觉到原子像蛇一样地盘旋着，它的尾部在一个圆环中被头咬住，由此，他发现了苯分子的环状结构。
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转换状态可能是所有种类的ψ感觉所必需的。同样，支撑着艺术和科学天才的相互作用的交流也都需要进入这种状态，具有非凡才能的、格外关注共同的任务和问题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并非贬低天才，而是提供了帮助。不是一个孤独的头脑在同某个问题作斗争，而是一个思维群体在探索它。当决定性的洞察出现时，它往往是众人长期对话的结果，而非个人努力和灵感的孤独的火花。
实例3：心灵感应
现在我们来讨论由B 读出A
的经验的有关情况。这时，B
感觉到他正在出现的思想或意象不是他自己的，但他（或她）与A，或与任何具有这些思想或意象的人，并没有感官上的交流。
这是一个典型的心灵感应实例。这种现象与突然的创造性洞察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它的产生方式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有意识的“发送者”专注于将被传递给“接收者”的某种“消息”，因此，皮质状态的耦合一直受到交流愿望有意识的促进。当这种耦合实现时，发送者的意识的某种成分就可以被接收者所回忆。只要发送者的意识被他希望交流的消息所支配，相应的思想或意象就有可能进入接收者的意识中。
正如自发的心灵感应所证明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交流因为密切的个人关系而更容易，不管它是血缘纽带，还是感情纽带。母亲和儿子、兄弟和姐妹、配偶和恋人、以及同卵双胞胎，似乎都能不受距离的影响进行交流。这种效应在危急关头尤为显著：一个人的痛苦或创伤似乎能渗透到另一个人的意识之中。显然，这类人实现了对其大脑状态的密切“调谐”，并给了它们读取共享的公告牌的密码。值得注意的是，意识的转换状态始终使这种读取更加容易，当主体处于普通的意识状态时，大多数种类的心灵感应效应虽然不能被排除，但显露的机会很少。
与此类似，远距离治疗现象也并非不可理解。这种治疗看来是催化了微妙的ψ指示，促进了主体的生命联系，即他们与其他人的波型图像的相互作用。而与这种波型图像更密切地接触可能强化免疫系统并全面增加生命力，从而产生肉体更健康的感觉。
实例4：前生经验
根据我们熟悉的类比之一，当一个专业治疗者使病人进入放松状态，并慢慢地与病人头脑中的问题联系起来时，他就扩大了病人大脑的接收性的频带宽度。这就好像他制造了一个旋转的天线扫描ψ场更宽的频率范围，病人的大脑收到那些与他（或她）的主导精神状态相对应的信号。那些显现的事件和意象都是一些片断，来自记录了具有相似构型的大脑的经验的大量波型图像。由于在场中波型图像是即时传播并永久保存的，所以病人的大脑能从空间和历史中的任何一点选择合适的回忆，因此，这些“记忆”不仅仅是同时代人的，也可能来自别的历史时代，而且如果某些报导是可信的话，那么这些“记忆”甚至可能来自宇宙中别的地方。
超个人的经验，不管是涉及天才的顿悟、心灵感应的传递，还是对前世存在的追忆，都具有共同的特征，这些共同的特征就是思维进入了一个由别的头脑创造的或与别的头脑联合创造的经验之渊。ψ感觉是存在的，即使人们并未如此认识。信息从ψ场反馈到人类的大脑，但接受信息的与产生信息的不是相同的大脑。这使人有茅塞顿开的惊喜：神奇地感觉到似乎是属于别人的思想和意象，以及对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回忆的令人激动的体验。
这些经验的另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都发生在意识的转换状态中。能使大脑超出觉醒状态时接收的频率而扫描ψ场，看来是转换状态的普遍性质，它们被证明具有独特的生理的和心理的相互关联。当一个人进入转换状态时，氧的吸入量和二氧化碳的排出量显著减少；心率和血压降低；血液中的乳酸酯随同血液中的肾上腺皮质素一起减少；同时手指温度和真皮层的抵抗力都增加。生理学家把这说成是警戒的新陈代谢状态，它是深度放松和高度意识的结合。
转换状态的心理关联取决于那些知道怎样进入这种状态的人的内省报告。这些人声称，他们的意识具有巨大的、几乎超常的宁静的特点，脱离了支配着正常清醒状态的种种忧虑和激情。信奉瑜珈的人曾说过，他们进入这种状态时就好像进入了清澈平静的水中，把红尘中的喧嚣置之脑后。认知中枢的内在混沌动力看来在转换状态中充分地发挥了作用。每当这时，左半脑新皮质的支配作用暂时中止；右半脑的格式塔倾向的非语言感觉得以传入意识。支配着现代人思维的觉醒意识的线性的、主题性的高度集中的感觉不再占有唯一的支配权。在暂时中止对日常世界的关注时，通常搅乱大脑之海的风波也就平息了，脑海中只剩下它自己的原动力——深层湍动的旋涡。而在脑海平静的表层只留下最细微的涟漪的痕迹。大脑的认知中枢变得极端敏感，它们充分地旋展出它们识别信号的能力。
物理学家R·约翰逊（Raynor
Johnson）把我们处于转换状态时产生的经验比作透过屋顶上裂开的缝观看世界，不同于我们在正常清醒状态时通过“塔上的五个狭缝”
（指五种感觉器官）凝视世界的经验。人们常说，转换状态打开了感觉的天窗，更确切地说，这种状态使思维向ψ场敞开了。由此便为敏感而无偏见的人打通了道路，使他们得以用意识的认知能力去激励从来没有的那么多的他们基本的生命联系。
科学的理论和概念不仅仅是技术系统的源泉，也是意义的源泉，而且间接地，还是我们归属意义的价值的源泉。当我们面对它时，如何把我们相互关联起来和把我们与自然界关联起来要取决于我们关于自然、生命和人类的思想和感觉的概念，即取决于被科学影响的本能的但具有意义的概念。如果我们认为自然界是无生命的机器，是被动的岩石的集合体，那么我们将认为我们有权利或有资格按我们的意志去处理它，只要不违反我们的利益。我们对技术的选择就反映了这些信念：我们赞成威力巨大的机器提炼、运输、使用和弃置环境中的能量和物质。如果我们把动物和其他的人看作仅仅是复杂的机器，我们也会操纵它们：我们将切除它们的功能失效的部分和器官，剪接它们的基因或重新连结它们大脑中的线路。我们也操纵人们的社会和政治行为，操纵他们的劳动，甚至他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和休闲时间的活动。
但是，如果自然界（宇宙本身）并不是被动的岩石或无生命的机器呢？如果人们不是复杂的机器，不相互分离，不与他们的环境相分离，而是深刻地（尽管是微妙地）相互联结着的呢？如果整个宇宙在伴随自组织的创造性能量而有规律地脉动，并伴随周期性地爆发急剧变革而恒常地进化着呢？如果这是我们从科学那儿获得的概念，如果我们用我们的理解力同化它并把它嵌在心中，我们仍能以相同的方式把我们相互联系起来并与我们的环境联系起来吗？
在这本书中已经证明，科学现在开始探索的正是某种像这样的图像的事物。我们已经看到，现在横扫自然科学的变化潮流抛弃了关于生命、心灵和宇宙的机械观的最后残余。空间和时间是作为可观察到的宇宙的动态背景而统一在一起的；物质作为实在的基本特征正在消失，在能量面前退却；连续的场正在取代作为沐浴在能量中的宇宙的基本要素的分立的粒子。这个世界的最终命运不再需要终止于冷淡的灰暗中，终止于空的、永恒的和毫无变化的虚无（nothingness）当中，相反它可以在自创生、自内构和自组织的大宇宙中重新自我循环。
今天，关于世界的科学概念从无生命的岩石向相互关联的和准生命的宇宙的转变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具有重大的意义和重要性。微妙的相互关联的世界的概念，我们处在其中并通过它相互联结并与宇宙相互联结的微漪之塘的概念，是人类对所共同面临的挑战的回应。我们相互分离和与自然界相分离是许多问题的根源，克服这些问题需要恢复被忽视（但决没有完全忘记）的联结和结合。正在前卫派科学家的工作室里出现的图景将激励这样的思想和行动方式，它在帮助将全球危机的幽灵转化到一种人道的和可持续的文明上，并沿这条道路继续前进。
利用诗人的洞察，T·S·艾利特（T.S.Eliot）问道，“什么是可以抓住的根？什么是从这堆乱石和垃圾中长出的树叶？作为人类的儿子，你不可能说什么或猜测到什么，因为你只知道一堆破碎的幻像”新科学帮助我们越过这一险境，它们给予微漪之塘的图景，给予所有事物都在一种基本的统一中相互联结的宇宙图景。新出现的洞察既是有意义的也是合时宜的。
它证实了心理学、哲学家W·詹姆士（W.James）的图像：
我们像大海中的一个岛，在表面上是相互分离的，但在深处是相连结的。来吧！和我一起在幽静的池塘中航行。陆地被蒙上一层薄雾，表面非常平滑。我们是池塘上的航船，我们和池塘同为一体。细微的船迹在我们后面扩展，在神秘的水面上运动，它的微妙的波记录着我们的航程。
你的船迹和我的船迹融为一体，它们形成一种图样，反映出你的运动，也反映也我的运动。其他的航船也在池塘中航行，它们的波和我们的相互贯通。池塘的水面波叠着波，涟漪叠着涟漪，显得富有生机。它们是我们运动的记忆；是我们存在的痕迹。
水从你到我，从我到你，从我们二人到所有在池塘中航行的人们，悄悄地诉说着。
我们的分离是一种幻觉，我们是整体中相互关联的部分，这一整体就是具有运动和记忆的池塘。我们所处的实在比你，比我都大，比所有在水上航行的船都大，比所有其上有船航行的水都大。
来源：北京好友、布达佩斯俱乐部论坛坛主高路提供的欧文.拉兹洛《全息隐能量场理论与新宇宙观》一书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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