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条约主要内容)

马关条约对中国有什么影响?_百度知道人民日报: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
1972年日本外务省发表《关于尖阁列岛主权的基本见解》,声称:“该列岛向来构成我国领土西南诸岛的一部分,而根据明治二十八年五月生效的《马关条约》第二条,该列岛并不在清朝割让给我国的台湾、澎湖诸岛内。”这成为日本所谓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之一。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关于《马关条约》及其第二款
《马关条约》第二款第一项、第三项对同时让与的辽东半岛、澎湖列岛的地理范围有明确的界定,为什么仅对“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进行了模糊表述?从日方公开的有关《马关条约》交涉议事录的记载,我们可见日本政府在条约中模糊处理台湾附属岛屿的用心。
日中日签署《交接台湾文据》前,关于台湾附属各岛屿包括哪些岛屿,成为双方讨论的焦点。当时日本公使水野弁理和清政府全权委员李经方之间讨论的纪要收录于日本公文书馆,并见于日本学者滨川今日子所著《尖閣諸島の之領有そめぐる論点》一文中。在会谈中,李经方担心日本在日后将散落于福州附近的岛屿也视为台湾附属岛屿而对中国提出岛屿主权要求,于是提出是否应该列出台湾所有附属岛屿的名录。水野回复说,如果将岛名逐一列举,难免会出现疏漏或涉及无名岛屿问题,如此一来该岛将不属于日、中任何一方,从而带来麻烦;有关台湾附属岛屿已有公认的海图及地图,而且在台湾和福建之间有澎湖列岛为“屏障”,日本政府决不会将福建省附近的岛屿视为台湾附属岛屿。鉴于日方的表态,李经方同意对台湾附属各岛屿不逐一列名的处理。
水野谈话表明,日本政府承认台湾附属岛屿已有公认的海图及地图,因而不需要在接管台湾的公文中列出钓鱼岛列屿,从这一点看,日本政府实际上承认钓鱼岛列屿是台湾附属岛屿,因为钓鱼岛列屿在公认的海图及地图上早已标明它属于中国;另一方面,这段对话还表明,日本政府会谈代表水野有意隐瞒另一个事实,即在《马关条约》签署前3个月,日本政府已召开内阁会议秘密将钓鱼岛编入了冲绳县。
1885年至1895年的10年间,冲绳地方政府一直图谋建立“国标”,从而将钓鱼岛纳入其管辖范围,但日本政府鉴于钓鱼岛为“清国属地”,一旦建立“国标”,恐引起清国警觉和争议,因此始终未予核准。当甲午战争日本即将获胜之际,日本政府感到攫取钓鱼岛列屿时机已到,于是在日召开内阁会议,秘密决定:钓鱼岛等岛屿“应按照该县知事呈报批准该岛归入冲绳县辖,准其修建界桩”。事实上,关于在钓鱼岛修建界桩,冲绳县并未立即执行。据井上清教授披露,直到日,冲绳县所属石垣市才在岛上建起一个长方形石制标桩。日本内阁会议的这一决定是密件,过了57年后,于1952年3月在《日本外交文书》第二十三卷对外公布,此前清政府以及国际上完全不知情。
既是如此,在很长时间内,日本政府并未公开宣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1896年3月日本发布名为《有关冲绳县郡编制》的第十三号敕令,明治天皇并没有将钓鱼岛明确写入。而第十三号敕令却被日方视为其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之一,显然是欺骗世人。
日本“窃占”钓鱼岛绝非什么“和平方式”,而是近代殖民侵略的产物,是甲午战争中日本战略的一环。正是基于侵华战争胜券在握,日本内阁才抢先窃据钓鱼岛,接着才有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正是通过《马关条约》,日本力图以所谓条约形式,实现其对钓鱼岛“窃占”行为的“合法化”。这一历史过程是清楚无误的,是史家的共识。
二、钓鱼岛早就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
根据中国历史文献记载,“钓鱼岛是台湾附属岛屿”这一事实,是明确无误的。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成书的《日本一鉴》,由“奉使宣谕日本国”的郑舜功撰写。该书明确记录了从澎湖列屿经钓鱼岛到琉球再到日本的航路,其中特别记录钓鱼岛为中国台湾所属:“钓鱼屿,小东小屿也。”小东岛是当时对台湾的称谓。上述航路,不仅准确记录了钓鱼岛与台湾岛等岛屿之间的地理关系,而且明白无误地指出钓鱼屿是台湾所属小岛。《日本一鉴》是具有官方文书性质的史籍,它反映出明朝政府早已确认钓鱼岛列屿是属于台湾的小岛群。
在明清两代,台湾属于福建省辖地。光绪十一年(1885),鉴于日本和西方列强对台湾的觊觎和侵略,台湾防务形势严峻,台湾在行政上以一府的地位难以应对,清政府决定在台湾建省。建省以前,钓鱼岛列屿作为台湾府所辖之岛屿纳入福建海防范围。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闽浙总督胡宗宪幕僚郑若曾著《筹海图编》,其中《沿海山沙图》中记录了台湾、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属于福建海防范围。万历三十三年(1605)徐必达等人绘制的《乾坤一统海防全图》及天启元年(1621)茅元仪绘制的《武备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图》,也将钓鱼岛等岛屿与台湾岛作为同一个防区划入中国海防范围之内。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黄叔璥任清政府第一任巡台御史,乾隆元年(1736)他“以御史巡视台湾”身份作《台海使槎录》(又名《赤嵌笔谈》),其卷二《武备》列举了台湾所属各港口,不仅将钓鱼岛视为中国海防前沿要塞,而且表明钓鱼岛在行政上早已属于台湾府管辖。
《台海使槎录》是公文文书,其影响甚广,此后史家多有引用,如乾隆年间的《台湾府志》,基本引用了上述内容:“台湾港口”包括“钓鱼台岛”。类似记载在其他官员的公文文书中也屡见不鲜,如乾隆十二年(1747),时任巡视台湾兼学政监察御史范咸著《重修台湾府志》明确指出,钓鱼岛等岛屿已划入台湾海防的防卫区域内,属于台湾府辖区。同治十年(1871)刊行《重纂福建通志》,其中《台湾府·噶玛兰厅》载:“北界三貂,东沿大海……又山后大洋北有钓鱼台,港深可泊大船千艘。”类似记载见于余文仪著《续修台湾府志》、李元春著《台湾志略》以及陈淑均纂、李祺生续辑《噶玛兰厅志》等史籍中。
此外,法国人蒋友仁1760年绘制了《坤舆全图》,其中《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与琉球诸岛》中有彭嘉、花瓶屿、钓鱼屿、赤尾屿等,把上述各岛屿均置于台湾附属岛屿中。日本人林子平1785年出版的《三国通览图说》所附《琉球三省及三十六岛之图》,图中绘有花瓶屿、澎佳山、钓鱼台、黄尾山、赤尾山,这些岛屿均涂上中国色,表明为中国所有。1809年法国人皮耶·拉比和亚历山大·拉比绘制了彩图《东中国海沿岸图》,图中将钓鱼屿、赤尾屿绘成与台湾岛相同的红色,将八重山、宫古群岛与冲绳本岛绘成绿色,清楚地标示出钓鱼台列屿为台湾附属岛屿。
综上所述,尽管日方力图割裂钓鱼岛与中国台湾的历史联系,并一再否认《马关条约》中的“台湾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但大量历史文献表明,中国政府将钓鱼岛纳入台湾辖下,从海防和行政两个方面都对钓鱼岛实施了长期的有效管辖,钓鱼岛不是无主地,而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列屿不仅有中国渔民长期经营,而且至少从明代中叶开始就纳入中国政府的海防范围,由中国政府采取了实际管辖措施。这一历史事实,比日本所称1895年1月内阁决定窃据早了三百几十年。
三、钓鱼岛与甲午战争及“冲绳处分”
日本内阁秘密将钓鱼岛列屿划入冲绳县管辖,与甲午战争有关,也与日本的“冲绳处分”有关。冲绳本是琉球王国所在地。琉球王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明初即接受明朝皇帝册封,是明清时期中国的藩属国。明洪武五年(1372),明朝派出册封使到琉球,此后历代册封使不绝于途。日本幕府末期,日本与琉球相邻的岛津藩主强迫琉球向自己进贡,但琉球王国照旧向清政府纳贡称臣。明治维新后废藩置县,明治政府开始显现军国主义倾向,矛头指向朝鲜、琉球和中国。此后,日本利用各种借口侵略琉球、朝鲜和中国的事件时有发生。1872年日本利用琉球漂流民在台湾南部被所在地居民杀害一事,向清政府问罪。口实有二:琉球民是日本属民,台湾南部“番地”是无主地。日本派出的交涉使把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说的台湾番地是“政教不及之所”,偷换概念,变成“政权不及之地”。1874年日本蛮悍地派兵侵入台南,引起中日之间严重交涉。那时候,日本国力尚不能与清朝抗衡,在取得清朝50万两白银赔款后退兵。征伐台湾与侵略琉球是同时进行的。1874年2月日本政府通过的《台湾番地处分要略》提出,阻止琉球向清政府进贡“可列为征伐台湾以后之任务”。1875年,日本天皇强令琉球断绝与清朝的册封关系。1877年底,清政府驻日公使何如璋在东京考察了琉球问题后指出:“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台澎之间,将求一日之安不可得。”1878年10月,何如璋向日本外务省发出照会,谴责日本阻止琉球向清朝朝贡为“背邻交,欺弱国”,是“不信不义无情无理”。1879年,日本政府以武力派往不设军队的琉球,将琉球国王强行解到东京,吞并琉球王国,将它改名为冲绳县。这在日本历史上美其名曰“琉球处分”。
日本此举立即引起了清政府的抗议。中日之间由此展开了琉球交涉。日本提出了“分岛改约”方案,即把宫古、八重山群岛划归中国,琉球本岛以北诸岛归日本,试图诱使清政府承认日本吞并琉球,但必须以修改中日《修好条规》为前提。《修好条规》是1871年中日之间缔结的建交条约,是一项平等条约。所谓修改条约,即是清政府允许在《修好条规》中加入日本人在华“一如西人”,享有与欧洲人在华通商“一体均沾”的权利。清政府提出了三分琉球的方案,即北部原岛津藩属地诸岛划归日本,琉球本岛为主的群岛还给琉球,并恢复琉球国王王位,南部宫古、八重山群岛划归中国,待琉球复国后送给琉球。1880年,清政府正在处理在伊犁问题上与俄国发生的纠纷,准备对日退让,便与日本议定了分岛改约方案。中方随后认识到分岛改约方案无助于琉球复国,改约徒使中国丧失权利,分岛改约方案未及签字。1882年—1883年间,中日就此问题的谈判仍在进行。在讨论重新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时,清政府再提琉球问题,日本外相表示把修改贸易条款与琉球问题分开,清政府谈判代表反对。问题一直拖下来。直到1887年,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还向日本驻华公使盐田三郎提出,琉球问题尚未了结。但日本已经把琉球据为己有,对清政府的态度就不管不顾了。琉球处分问题在中日之间成为一个悬案。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1885年—1895年之间日本政府(包括琉球政府)商讨在钓鱼岛设置“国标”以及把钓鱼岛列屿划归冲绳县的问题。在钓鱼岛设置“国标”以及把钓鱼岛列屿划归冲绳县是与日本完成攫夺琉球并进而指向台湾联系在一起的。
《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没有能力重提琉球,台湾以及附属诸岛(包括钓鱼岛列屿)、澎湖列岛、琉球就被日本夺走了。但是,1941年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废除《马关条约》。随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做出了战后处置日本的规定,日本天皇接受了这些规定。依照这些规定,不仅台湾及其附属诸岛(包括钓鱼岛列屿)、澎湖列岛要回归中国,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强)
】【】【】李鸿章日本遇袭 被迫签订《马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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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年甲午一战,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对于李鸿章而言,甲午战败是他一生的耻辱,签订《马关条约》更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熟悉外交事务的李鸿章,不得不听从岛国晚辈伊藤博文的摆布。& & 战前,李鸿章在1894年6月中旬曾经请俄国和英国驻华公使出面调停中日之争。但英国人此时正想拉日本制衡沙俄,不愿意趟这滩浑水。英国领事曾告诉李鸿章,英国政府请日本与中国共同退兵。但也仅此而已,别无下文。俄国公使喀西尼也告诉李鸿章,沙俄政府会不惜以逼迫的手段压制日本人。李鸿章信以为真,一心等待俄国人出面,但最终却不见动静,导致军事部署被动和延误。& & 平心而论,甲午战争的失败,并非李鸿章一人之责,而是清政府腐败所致。由于海军军费被挪用修建颐和园,自1889年以来,海军未添新舰,未置新炮,连弹药也多是过期、不合格、不配套的产品;北洋海军在作战中,炮弹发射速度慢,炮位少,炮弹击中敌舰要害部位后竟穿而不炸;北洋海军被日军围堵在威海卫之际,清政府竟不发援军,眼见舰队被日军围歼,舰队外籍顾问又伙同候选道牛昶炳等人威逼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签字投降;眼见大势已去,生性懦弱的丁汝昌不禁悲从中来,服毒自尽。& & 日本人点名要李鸿章出面谈判& &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派员议和已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李鸿章左思右想,觉得如果在日本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之时,派大员贸然前往,恐怕会遭日方奚落。因此,他在给恭亲王奕的信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在下与张荫桓等人再三商量,觉得现在只想派一名忠实可信的洋员前往,既容易得知对方的意图,又不会引起对方的怀疑。”李鸿章最终选定的这个人物,就是在天津海关工作20余年的德国人德璀琳。& & 对于德璀琳,李鸿章在同一封信中写道:“德璀琳在天津工作20多年,对我很忠心,中法议和等事他都暗中相助。先前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我订约时,他认识伊藤幕僚中的一位英国人,于是又从中相助,很是得力。如果让他前去日本酌情办理讲和一事,或许能够相机转圜。”& & 在日本方面,外相陆奥宗光在得知清政府准备派洋人来日本代为商谈议和事项之后,马上与首相伊藤博文进行商议。他们认为,现在还不是与清廷停战的最佳时机,日本应再次扩大战果,占领东三省部分领土,以此来逼迫清政府作出更大的让步。更何况,中国政府此时派来的是一名洋人,很可能是来打探虚实的,日本政府不得不防。因此,二人商定不见德璀琳,迫使中国政府派出更有资格的代表。& & 德璀琳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地回到中国。日,清政府又派张荫桓和邵友濂二人赴日,到达日本人指定的谈判地点广岛。但伊藤博文对二人百般刁难,甚至不允许他们发密电和北京取得联系。到达日本的第二天,双方互换国书。伊藤博文发现张荫桓和邵友濂所携带的国书文字中有“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字样,遂认定二人授权不足,与国际谈判的惯例不符,于是拒绝与他们谈判。张荫桓和邵友濂急忙写信给陆奥宗光,申明光绪皇帝的确向他们授予了议和全权。日本方面依然不依不饶,甚至驳回了张荫桓和邵友濂发电报给国内修改国书文字的请求,还借口说广岛是日本军事重镇,不许闲杂人员逗留,将张荫桓和邵友濂赶到了长崎。& & 就在张荫桓和邵友濂被日本政府拒绝的当天,伊藤博文与使团随员伍廷芳进行了一次谈话。伊藤博文问伍廷芳:“你方为什么不派遣重臣来呢?请问恭亲王为什么不能来敝国?”伍廷芳答道:“恭亲王位高权重,无法走开。”“那么李鸿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议和,贵国怎么不派他来?”伍廷芳随之反问:“我今天是和您闲谈,那我顺便问问,如果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伊藤博文自然能够听出伍廷芳的弦外之音,回答的也是滴水不漏:“如果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是也还是要有符合国际惯例的敕书,必须要有全权。”伍廷芳又问:“那么中堂也要来广岛吗?”伊藤未置可否。& & 就在这次谈话前后,日军取得威海卫战役的胜利,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失去了与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李鸿章不想做“卖国贼”& & 日,李鸿章奉旨进京。此时,日本人再次向清政府表示,他们不仅要清政府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而且要求割地!此时,不管是慈禧、光绪还是满朝文武,谁都不愿意背上这个遗臭万年的罪名,李鸿章自然也不愿意。经办外交多年,李鸿章早尝够了“卖国贼”的滋味,所以,他一定要得到清政府的全权授权,才肯出使日本。& & 进京次日,光绪帝在乾清宫召见了李鸿章。围绕是否割地问题,朝堂上争执不下,乱作一团。李鸿章表示,不能够承担割地的责任,更何况连日本人要的赔款现在都无法凑齐。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騄等人也说,宁可多赔款,也不可割地一寸。以恭亲王奕为首的一干大臣则认为,如果不答应割地,日本人恐怕不会与清廷议和。现在情形危急,日本军队的锋芒已指向北京。为保京师无恙,就只能顺从日本人的心愿。& & 为了寻求背后支持,李鸿章再次奔走于各国使馆,希望能得到列强的支持。只可惜此时各国要么已与日本沆瀣一气,要么暗中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准备中日议和开始后坐收渔翁之利。李鸿章的求助行动无果而终。& & 3月4日,光绪帝正式发出了全权证书,宣布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13日,李鸿章等人乘坐德轮“礼裕”、“公义”号,悬挂“中国头等议和大臣”旗帜,启程直奔日本马关。随从出访的有李鸿章世子李经芳,随员伍廷芳、马建忠,以及美国顾问、前国务卿科士达等。& & 春帆楼上唇枪舌剑& & 马关议和之地春帆楼,本是日本医生藤野玄洋于1862年开办的诊所。此楼所处之地居高临下,风景秀丽,附近有一处温泉可供休养。藤野玄洋医生死后,其女美智子不通医术,但独具慧眼,在这里开办了一家河豚料理店。& & 对于春帆楼,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别有一番感情。当年的伊藤博文经常在马关一带活动,经常光顾美智子的河豚料理店。一日,食至兴起的伊藤博文从楼上远眺关门海峡,碧波之上的点点渔帆令其感动不已。联想到自己别号春亩,伊藤博文不禁兴致大发,为此店取名“春帆楼”。选此地为谈判地点,想必伊藤博文也如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所作的一样,要拼命吃下清政府这条“河豚”。& & 日午后2时半,李鸿章一行登上春帆楼。春帆楼上,围着方桌摆放着十多把椅子。日本政府还特别为年逾七旬的李鸿章安排了痰盂。伊藤博文为谈判颁布了四条命令:一是除谈判人员外,不论何人有何事,一概不得踏入会场;二是各报的报道必须要经过新闻检查后方可付印;三是除官厅外,任何人不得携带凶器;四是各客寓旅客出入,均必须由官厅稽查。此外,伊藤博文还特别宣布:清政府议和专使的密码密电,均可拍发,公私函牍概不检查。从表面看去,好像日本人对李鸿章非常客气,其实,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前已成功破译了清政府的密码,中国使团与中枢往来的电文日本人一览无余,自然也乐得送个顺水人情。& & 3月21日,在与李鸿章的首次谈判中,伊藤博文向李鸿章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一线所有城池和堡垒,驻扎在上述地区的清朝军队要将一切军需用品交与日本军队,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也要由日本军官管理,停战期间日本军队的一切驻扎费用开支要由清政府负担等等。伊藤博文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如果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个停战条件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如果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战。尤其狡猾的是,伊藤博文此时隐藏起了觊觎我台湾的企图,向李鸿章隐瞒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成为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 & 春帆楼上,中日两国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 李鸿章遇刺改变谈判进程& & 3月24日下午4时,中日第三次谈判结束后,满怀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的轿子快到达驿馆时,人群中突然蹿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左右未及反应之时,照定李鸿章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当场昏厥过去。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 & 眼见主人遇刺,李鸿章的随员们赶快将其抬回驿馆,由随行的医生马上进行急救。幸好子弹没有击中要害,过后不久,李鸿章就苏醒过来。李鸿章毕竟见过大风大浪,面对此景表现得异常镇静,还不忘嘱咐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73岁的李鸿章不禁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 李鸿章的伤口在左眼下一寸的位置。所幸的是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到眼睛。李鸿章在日本遇刺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德国驻日公使馆的医生赶来为他看病。各国医生会诊之时,日本医生建议开刀,但德国和法国医生坚决反对。理由是既然这颗子弹对李鸿章眼睛的正常工作无害,不如暂时留在体内。他们担心,如果贸然开刀,将会危及李鸿章的性命。& & 行刺事件发生后,马关警方很短抓到了凶手。经审讯,此人名叫小山六之助,21岁,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小山六之助的想法与日本政府此时的意图大相径庭。日本政府本来拟就的谈判方略是借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然后见好就收。此时的伊藤博文最担心的就是有什么把柄落在列强手中,让一直虎视眈眈的西洋各国从中干涉,坐收渔翁之利。小山六之助的行为恰恰无异于授人以柄。难怪伊藤博文闻讯后气急败坏地发怒道: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 & 李鸿章遇刺的第二天,清政府给李鸿章来电,除慰问伤势之外,还指示应趁“彼正理曲之时,李鸿章据礼与争,或不至终秘不与。”当时,如果李鸿章就势回国,再怂恿列强进行干涉,也许《马关条约》的内容就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可是被列强与日本欺负得没脾气的清政府压根儿没有想过可以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只是担心如果不及早结束谈判,在华日军将会继续制造战端,危及京师安全。& & 28日,当伊藤博文再次来到李鸿章的驿所,告之日本天皇已下令停战时,李鸿章不禁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几天来在谈判桌上口干舌燥没能取得的战果,竟然会因为自己的遇刺而峰回路转。30日,中日停战条约签字。& & 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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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影响台湾120年(四):这段历史至今未被淡忘
作者:蓝博洲
责任编辑:李思仪
核心提示:20年前,有若干主张“台湾独立”的团体在台北举办“庆祝《马关条约》签订及台湾脱离中国一百周年”的游行;20年后,曾经在《马关条约》签订100周年时丑态百出的“台独”政客、文士们,今年却出奇地安静无声了。
国际先驱导报4月30日报道 今年4月17日,是《马关条约》割台120周年。4月17日当天,笔者以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主席的身份,联络了岛内25个团体,举办了题为&殖民、反殖民与新殖民历史的清理与批判&&台湾各界关于《马关条约》签订120周年的省思论坛&。论坛上,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召集人吴荣元、台湾抗日爱国家族&雾峰林家&后人林光辉、台湾少数民族诗人莫那能、亲历日据时代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难人陈明忠等台湾有识之士共聚一堂,大家结合战后东亚冷战与中国革命的视角,商讨如何共同面对《马关条约》带给台湾民众的种种殖民创伤,进而克服它,朝向光明的大道前进。二十年时光匆匆流逝。今年恰逢《马关条约》签订和乙未抗日12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与台湾光复70周年。笔者长期研究《马关条约》签订以来这段充满所谓&台湾人的悲情&的历史,因此深刻理解,日据以来台湾人民一直表现着光荣的爱国主义精神,两岸人民不但是命运休戚与共的一家人,也具有反帝爱国的共同的历史记忆。但揆诸现实的东亚形势,因为《马关条约》签订而留下来的&台湾问题&不但未能彻底解决;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阴谋下,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与侵占钓鱼岛的野心而带来的东亚危机一触即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笔者与岛内25个团体发起的&殖民、反殖民与新殖民历史的清理与批判&&台湾各界关于《马关条约》签订120周年的省思论坛&拉开帷幕。两岸和平发展论坛还号召台湾劳动党、中国统一联盟、夏潮联合会等团体及200余位民众前往日本交流协会前抗议,并递交抗议声明书。在此过程中,民众高呼&反对日本篡改历史&、&莫忘侵略战争伤痛&、&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等口号,向日本表达严正抗议。除此之外,岛内也有不少反对&台独&的政法学者或著名媒体人,举办不公开的座谈会或在报章杂志发表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呼吁台湾民众不可以淡忘《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台湾抗日历史。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在《马关条约》签订100周年时丑态百出的主张&台独&的政客、文士们,今年却出奇地安静无声了。&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样的现实,除了说明120年来台湾人民从来没有忘记《马关条约》的耻辱之外,也充分预告:两个甲子以来在西方列强干涉下的&台湾问题&应该也到了彻底解决的时候。(作者系台湾作家、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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