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成语、语句的解释1、万姓胪欢2、桴止响腾3、意气相投4、胸无城府5、桃李不言,下自成蹊6、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胸有城府 解释 形容心机深沉,毫不外露,难于窥测. 意气相投
解释意思 意气：志趣性格；投：合得来.指志趣和性格相同的人,彼此投合.
桴止响腾解释意思：鼓槌停止了敲击,声音还在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解释意思：原意是桃树不招引人,但因它有花和果实,人们在它下面走来走去,走成了一条小路.比喻人只要真诚、忠实,就能感动别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解释意思：师：借鉴.记取从前的经验教训,作为以后工作的借鉴.万姓胪欢:万众欢呼.万姓,老百姓.胪欢,欢心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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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载二维码【鲁学研究】《胡适、鲁迅对“国故”的态度》（孙郁 文）
& & （原标题：《打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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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题目是由胡适的《整理国故与&打鬼&》一文得来的。那篇文章把自己的古代文化研究，看成&打鬼&和&捉妖&，想起来颇有寓意。他说：
&&&&我披肝沥胆地奉告人们：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发现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这回到巴黎伦敦跑了一趟，搜得不少&据款结案&的证据，可以把达摩慧能以至&西天二十八祖&的原形都给打出来。据款结案，即是&打鬼&。打出原形，即是&捉妖&。这是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
&&&&新文化运动开始不久，高喊&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启蒙者们，一头栽到&国故&之中，而意在远离&国故&，这是很有意思的选择。中国的国学，是个无底之洞，历代学人走进之后，能体味之，欣赏之，却难以超越之。中古以后，莘莘学子，能看清汉文明利弊者，并不很多。到了晚清，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大抵都是旧文明的温和的清理者，但因为陷得太深，与儒家文化，多少还有些暧昧的关系。待到五四出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才出现了一批真正的叛古者。叛古的人，大抵是国学根柢很厚的文人，刘半农、钱玄同、陈独秀、周作人，都很有学识，但他们骂起旧文明，毫不温吞，所谈亦切中时弊。整理国故，是由胡适那些人提出来的，这在当时，颇有些反响，成就也很不俗。胡适、顾颉刚等，都写出过不少好的文字。在旧文明的陈迹中穿梭，旨在进行&价值重估&。这正是当年尼采的口号。胡适将其移到新文化建设之中，使那一代学人的使命，由空泛的战叫，变为切实的工作了。
&&&&中国的旧文明，鬼气十足，这是确实的。我们读先秦的书，两汉的书，特别是唐以后的书，言必称古人，称圣人，连艺术作品，也被古老的幽灵所占据。不是活人在说话，而是死人在言谈，所以，几千年下来，可称道的东西，实在有限。经、史、子、集，确集中了中国人的智慧，但文字背后，总有些非人道的东西在。比如中庸、孝道、王道、奴性、伪饰等等。所谓旧文明者，不过是鬼气十足的陈年老账，那里没有鲜活的生命力，也无科学与想象，胡适在其间，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把&整理国故&，说成打鬼，确不是耸人听闻之言。胡适的文字中，常有种深切的负罪感。他觉得这是祖先遗留下的东西。我们一生到世间，便被这毒素包围着，有时得不到喘息。据说西洋人把敢于审父的人，看成英雄，在审父意识中，是有着进化的足音的。胡适的身上，多少有一些这类东西。他深感&我们的祖宗和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倘若不驱除身上的古老的罪孽，那将永远沦在苦命的劫难中。从五四一直到六十年代，他的观点，从未改变。这一点和鲁迅庶几近之。我们看他们谈中国文化的论述，如出一辙，有时仿佛出自一人之手。鲁迅多以生命意志的自由喷吐而表达己见，胡适则带有很浓的学理色彩，鲁迅的言谈有诗的激情，但背后，还是有很理性的东西，那是生命体验与学理的交汇，你在他的倾诉中，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内倾力--在这种力量之中，才可以真正感受到旧文明应清理的必要。而胡适对问题的揭示是呈现在平和的推理之中的，他的文字使人感受到理性的庄重，一切庸俗的旧物，在其面前均会黯然失色。他们以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声调，几乎喊出了共同的声音：铲除旧的文化，建设一种人的文化。而只有人的文化，才会出现民族的新生。
&&&&这是两人生命中最为凝重的文字，每每读之，便有热血涌出。打自己身上的鬼，并不容易，那是有着抉心自食的苦痛吧？胡适谈及旧文明的残酷，曾有过长长的叹息，他在书信、日记中流露出的对祖先文明的失望，是浓郁的。而鲁迅，何尝不是如此呢？在《灯下漫笔》中，他有过这样沉重的文字：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中国的旧文明，给人的，便是这类压抑的东西。我们从人伦关系、社会等级、文化专制诸方面，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点。胡适从欧美文化的对比里，深切地感到清算这笔遗产的重要性。中国欲进化，必须搬动那堆古老的石头，鲁迅称其为&铲土&的工作，与胡适的看法，十分接近。当胡适用美国文明之光去照耀沉睡的古大陆时，鲁迅已在铁屋子中发出别一种呐喊了。这喊声的最为激越、最为沉重的内容，便是发现了旧礼教&吃人&的本质。与胡适猛烈的言辞比，鲁迅将胡适式的理性独白，更为感性化了。
&&&&所以，将五四的那代人，看成&打鬼者&，很有些意思。胡适清理中国哲学的遗产，把旧的三纲五常，说得一钱不值，他把汉文明中最根本的东西，抽掉了。中国旧文明，在根本的层次上，缺乏人道感，和科学理性，欲根治此病，没有别法，只能再造新的文明。胡适认为，中国的文艺要复兴，有四重目的：
&&&&一、研究问题，特殊的问题和今日切迫的问题；
&&&&二、输入学理，从海外输入那些适合我们作参考和比较研究用的学理；
&&&&三、整理国故；〔把三千年来支离破碎的古学，用科学方法作一番有系统的整理〕
&&&&四、再造文明，这是上三项综合起来的最后目的。
&&&&这个思路，现在看来，并未过时，而且后人做的，一直不够。胡适是看到了再造文明的确切步骤了。但他却忽略了政治对中国文化深切的影响，这样美妙的方案，在那时还是一个幻象。国民党专权后，学术凋敝，问题的研究与学理的输入，都受到影响。而整理国故的人，能以大境界审视文化者殊少。除了周氏兄弟以外，我们还没有看到优秀的人才。但是，&打鬼&的工作，多少还是有些进展，孔家店毕竟动摇了，西方的民主、科学的精神，为几代人所接受，且在一些人中生下根来。这个功绩，不可小视。新文化代替旧文化，乃时代所然。阻碍它，是大难的事情。这一点，如今想来，胡适那代人的工作，其意义，真是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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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思想中，可以使我共鸣的地方，常常在他的那种对旧文明批判的态度上。我以为这里面，隐含着他的价值哲学，也是与鲁迅相通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对中国古文明，有着绝望的心态，孔孟以来的哲学、史学和文学，给人的常常是些虚假的东西。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儒文化是些有缺陷的存在。中国近代以来的落伍，政治体制是个因素，而根本的，还是文化有了问题。胡适痛苦于这一存在，在对历史旧迹凝视的那一刻，他和鲁迅的焦灼感，是相近的。我在浏览他的著作时，常常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请大家来照照镜子》、《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诸文中，可以读出他的沉重，那已是五四之后的时代了，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但社会非但没有好转，却陷入更深的危机中。帝制的推翻，白话文的推行，民国的建立，和中国人的灵魂，似乎并无关联。人们照例还是行走在旧途上，仿佛一个古老的梦的延续，在同代人的身上，可嗅出那些似曾相识的可怕的气息。
&&&&中国人怎么啦？难道永远沉浸在一种劫运中？
&&&&在《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中，他叹道：
&&&&我们应该自己反省：为什么我们这样不中用？为什么我们的民族自救运动到于今还是失败的？&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这固然是今日的急务；然而还有许多人不信我们的民族国家是有病的，也还有许多人不肯相信我们生的是七年之病，也还有一些人不肯费心思去诊断我们的病究竟在哪里。我说的&反省&，就是要做那已经太晚了的诊断自己。
&&&&我们的大病源，依我看来，是我们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祸延到我们今日。二三十年前人人都知道鸦片、小脚、八股为&三大害&；前几年有人指出贫、病、愚昧、贪污、纷乱为中国的&五鬼&；今年有人指出仪文主义、贯通主义、亲故主义为&三个亡国性的主义&。（《独立》第十二号）这些话，现在的青年人都看做老生常谈了，然而这些大病根的真实是绝对无可讳的。这些大毛病都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都是千百年来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遗产。这些病痛，&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何况我们竟是兼而有之，种种亡国灭种的大病都丛集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上！向来所谓&东方病夫国&，往往单指我们身体上的多病与软弱，其实我们身体上的病痛固然不轻，精神上的病痛更多，又更难治。即如&缠脚&，岂但是残贼肢体而已！把半个民族的分子不当作人看待，让她们做了牛马，还要砍折她们的两腿，这种精神上的疯狂惨酷，是千百年不容易洗刷得干净的。又如&八股&，岂但是一种文章格式而已！把全国的最优秀分子的聪明才力都用在变文字戏法上，这种精神上的病态养成的思想习惯也是千百年不容易改变的。--这些老祖宗遗留下的孽障，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根本病。在这个心身都病的民族遗传上，无论什么良法美意一到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都变成四不像了。你在他的文字中可以读出这种极度的焦虑，他的精神深处被一种原罪感所缠绕着。生为中国人，人们被一种前定的绳索套在那里，连语言、神态，都带有古人的影子。鲁迅曾将自己的心境概括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胡适呢，其内心之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罢？
&&&&因此，有了这一心态，他才在治学中，表现出与众人截然不同的一面。无论是校勘、考证，还是治史、创作，在他那里，一直有着一个长恒的东西：消除旧文化中的罪孽。看他的旧小说的考证，四书五经的研究、时事的论证等等，很少悠然自得，也无恋旧的雅态。考据中的惬意是有的，但文字间，反俗的，疑古的东西，是主要的。这构成了他的文字的主旋律。或者说，不懂得他的这种心境，便难解他的学术内蕴，这里隐含着他的思想的内核，以及人间的情怀。
&&&&他的这种理性上的沉痛，与他的平和的性情显得那样的不协调，以至呈现出士大夫式的儒雅与西方人道主义交糅时的不和谐的颤音。试读那篇著名的《说儒》，行文与叙述口吻，与清儒情致不二，但内蕴却是另一种样子。在大量的史料梳理中，意在找出历史的本质，还儒家的原貌。文字平易柔和，推理自然坦诚，而结论却闪动着现代人的智慧。优劣俱现，曲直可观。百转千回之中，很有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味道。胡适治学，旨在价值的重估，以现代人的目光，科学的理性，重新为历史定位。这气魄，除章太炎、王国维等少数人外，能兼得者不多。胡适的文字，总会流出一些异端的声音，不是沿古人的思路行走，而是在不疑之处多疑，在史料的整理中，说出腐儒难说之言，给世人以警示。旧儒的弊端何在？古人的缺陷在哪儿？什么是对后人的负面作用？他想得很深，很细，虽也有纰漏，但精义不俗，有除旧布新的气象。许多年后读这类文章，仍有可共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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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汉文明的绝望，来自于欧美文化的背景。假若不是留学美国的记忆起了作用，他的道路，和传统儒生，是没有多少区别的罢。这一参照对他很重要，他对中国社会许多痼疾的攻击，大多来自于美国文化的参照。在这面镜子里，他确乎是看到了中国文化中的深层问题。1933年，当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他手拟了关于外交问题的几点意见：一、&我们深信，我们到了今日应该觉悟敌国外患决不是排外的标语口号所能打倒的。&&所以我们主张：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应该停止一切不负责任的排外论调，应该教育全国民众认识自己国中的危机和国际的局势，应该努力充足自己的实力而不依靠浅薄无益的煽动&。二、&在这个现代世界里，我们决没有孤立的生存。我们应该认识中国外交的对象有四个方面：一是日本，二是俄国，三是美国，四是那代表西欧和不列颠帝国的国际联盟。我们主张，中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尽力兼顾到这四个方向，才可以希冀在国际上得到一点地位&。三、&我们深信，根本上中国的外交问题还只是内治的问题。我们的内政不上轨道，国内没有治安的保障，则我们的国家在国际上决不会得着自由平等的地位。所以我们主张，我们应该多责己而少责人，多在内政上努力而少作排外的空谈。&这份意见的核心问题，不是怨人，而是责己，对中国人自己的痼疾作出反省。在中国处于最危难的关头，不去讨伐洋人，而反过来鞭笞自己，在国人看来，与&汉奸&论调，庶几近之。胡适一生遭骂，许多时候，与类似事情有关，直到晚年，也因此受到误解和围攻。不忘记自己的民族是有顽症的，这种心情和鲁迅没有什么区别。当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民族，处处不及洋人时，那体味是很异样的。对生于斯爱于斯的国土，发出无奈而痛楚的感叹，不仅在他那代人，而且在现在的一代，也是时有的。我读他的这类文字，内心常有一种共鸣感，觉得那感受，是那样的真而深。一个深切地爱着这片国土的人，才会发出这类怨怼之音。这正如屈原对天长啸，披发行吟，但总要有着爱而获怨的结局。胡适一生，批评国民的文字甚多，礼赞西洋文明的文字也最多，这样的人，大抵逃不出孤寂之命运。在这一点上，他和鲁迅有着相近的联系。
&&&&胡适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思路，是指出中国文化遗产不及西洋文明的一面，并告诉国人，几千年的文明，不过那么点小玩艺。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他叹道：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1）什么叫做&唯物的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2）西洋现代文明是不是唯物的文明。
&&&&崇拜所谓东方精神文明的人说，西洋近代文明偏重物质上和肉体上的享受，而略视心灵上与精神上的要求，所以是唯物的文明。
&&&&我们先要指出这种议论含有灵肉冲突的成见，我们认为错误的成见。我们深信，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提高人类物质上的享受，增加人类物质上的便利与安逸，这都是朝着解放人类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们不至于把精力心思全抛在仅仅生存之上，使他们可以有余力去满足他们的精神上的要求。东方的哲人曾说：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这不是什么舶来的&经济史观&；这是平凡的常识。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饿。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设法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西方古代有一则寓言说，狐狸想吃葡萄，葡萄太高了，它吃不着，只好说&我本不爱吃这酸葡萄！&狐狸吃不着甜葡萄，只好说葡萄是酸的；人们享不着物质上的快乐，只好说物质上的享受是不足羡慕的，而贫贱是可以骄人的。这样自欺自慰成了懒惰的风气，又不足为奇了。于是有狂病的人又进一步索性回过头去，戕贼身体，断臂、绝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的安慰。从自欺自慰以至于自残自杀，人生观变成了人死观，都是从一条路上来的：这条路就是轻蔑人类的基本的欲望。朝这条路上走，逆天而拂性，必至于养成懒惰的社会，多数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欲望的满足，也就不肯进一步以求心灵上与精神上的发展了。
&&&&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认这个物质的享受的重要。西洋近代文明，依我的鄙见看来，是建筑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
&&&&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
&&&&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
&&&&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
&&&&借用一句东方古话，这就是一种&利用厚生&的文明。因为贫穷是一桩罪恶，所以要开发富源，奖励生产，改良制造，扩张商业、。因为衰病是一桩罪恶，所以要研究医药，提倡卫生，讲求体育，防止传染的疾病，改善人种的遗传。因为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所以要经营安适的起居，便利的交通，洁净的城市，优美的艺术，安全的社会，清明的政治。纵观西洋近代的一切工艺、科学、法制，固然其中也有不少杀人的利器与侵略掠夺的制度，我们终不能不承认那利用厚生的基本精神。
&&&&这个利用厚生的文明，当真忽略了人类心灵上与精神上的要求吗？当真是一种唯物的文明吗？
&&&&我们可以大胆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绝不轻视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我们还可以大胆地进一步说：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在这一方面看来，西洋近代文明绝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乃是精神的（Spiritual）。我们先从理智的方面说起。
&&&&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人生世间，受环境的逼迫，受习惯的支配，受迷信与成见的拘束。只有真理可以使你自由，使你强有力，使你聪明圣智；只有真理可以使你打破你的环境里的一切束缚，使你戡天，使你缩地，使你天不怕，地不怕，堂堂地做一个人。
&&&&求知是人类天生的一种精神上的最大要求。东方的旧文明对于这个要求，不但不想满足他，并且常想裁制他，断绝他。所以东方古圣人劝人要&无知&，要&绝圣弃智&，要&断思维&，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是畏难，这是懒惰。这种文明，还能自夸可以满足心灵上的要求吗？
&&&&东方的懒惰圣人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已&。所以他们要人静坐澄心，不思不虑，而物来顺应。这是自欺欺人的诳语，这是人类的夸大狂。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你不去寻求探讨，他决不会露面。科学的文明教人训练我们的官能智慧，一点一滴地去寻求真理，一丝一毫不放过，一铢一两地积起来。这是求真理的惟一法门。自然（Nature）是一个最狡猾的妖魔，只有敲打逼拶可以逼她吐露真情。不思不虑的懒人只好永永作愚昧的人，永永走不进真理之门。
&&&&东方的懒人又说：&真理是无穷无尽的，人的求知的欲望如何能满足呢？&诚然，真理是发现不完的。但科学决不因此而退缩。科学家明知真理无穷，知识无穷，但他们仍然有他们的满足：进一寸有一寸的愉快，进一尺有一尺的满足。二千多年前，一个希腊哲人思索一个难题，想不出道理来；有一天，他跳进浴盆去洗澡，水涨起来，他忽然明白了，他高兴极了，赤裸裸地跑出门去，在街上乱嚷道，&我寻着了！我寻着了！&（Eureka！ Eureka！）这是科学家的满足。 Newton，Pasteur以至于Edison时时有这样的愉快。一点一滴都是进步；一步一步都可以踌躇满志。这种心灵上的快乐是东方的懒圣人所梦想不到的。
&&&&这里正是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继续不断的寻求真理。
&&&&朋友们，究竟是那一种文化能满足你们的心灵上的要求呢？
&&&&其次，我们且看看人类的情感与想像力上的要求。
&&&&文艺，美术，我们可以不谈，因为东方的人，凡是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至少还都能承认西洋人并不曾轻蔑了这两个重要的方面。我们来谈谈道德与宗教罢。
&&&&近世文明在表面上还不曾和旧宗教脱离关系，所以近世文化还不曾明白建立他的新宗教新道德。但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不指出近世文明自有他的新宗教与新道德。科学的发达提高了人类的知识，使人们求知的方法更精密了，评判的能力也更进步了，所以旧宗教的迷信部分渐渐被淘汰到最低限度，渐渐地连那最低限度的信仰--上帝的存在与灵魂的不灭--也发生疑问了。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一特色是他的理智化。近世文明仗着科学的武器，开辟了许多新世界，发现了无数新真理，征服了自然界的无数势力，叫电气赶车，叫&以太&送信，真个作出种种动地掀天的大事业来。人类的能力的发展使他渐渐增加对于自己的信仰心，渐渐把向来信天安命的心理变成信任人类自己的心理。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二特色是他的人化。智识的发达不但抬高了人的能力，并且扩大了他的眼界，使他胸襟阔大，想像力高远，同情心浓挚。同时，物质享受的增加使人有余力可以顾到别人的需要与痛苦。扩大了的同情心加上扩大了的能力，遂产生了一个空前妁社会化的新道德，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三特色就是他的社会化的道德。
&&&&古代的人因为想求得感情上的安慰，不惜牺牲理智上的要求，专靠信心（Faith），不问证据，于是信鬼，信神，信上帝，信天堂，信净土，信地狱。近世科学便不能这样专靠信心了。科学并不菲薄感情上的安慰；科学只要求一切信仰须要禁得起理智的评判，须要有充分的证据。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足信仰。赫胥黎（H1uxley）说的最好：
&&&&如果我对于解剖学上或生理学上的一个小小困难，必须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方才可望有成绩，那么，我对于人生的奇秘的解决，难道就可以不用这样严格的条件吗？
&&&&这正是十分尊重我们的精神上的要求。我们买一亩田，卖三间屋，尚且要一张契据；关于人生的最高希望的根据，岂可没有证据就胡乱信仰吗？
&&&&这种&拿证据来&的态度可以称为近世宗教的&理智化&。
&&&&从前人类受自然的支配，不能探讨自然界的秘密，没有能力抵抗自然的残酷，所以对于自然常怀着畏惧之心。拜物，拜畜生，怕鬼，敬神，&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都是因为人类不信任自己的能力，不能不倚靠一种超自然的势力。现代的人便不同了。人的智力居然征服了自然界的无数质力，上可以飞行无碍，下可以潜行海底，远可以窥算星辰，近可以观察极微。这个两只手一个大脑的动物--人--已成了世界的主人翁，他不能不尊重自己了。一个少年的革命诗人曾这样的歌唱：
&&&&我独自奋斗，胜败我独自承当，
&&&&我用不着谁来放我自由，
&&&&我用不着什么耶稣基督，
&&&&妄想他能替我赎罪替我死。
&&&&I fight alone and，win or sink，
&&&&I need no one to make me free，
&&&&I want no Jesus Christ to think，
&&&&That he could ever die for me．这是现代人化的宗教。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们现在不妄想什么天堂天国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人的乐国&。我们不妄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活泼健全的人。我们不妄想什么四禅定六神通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聪明智慧可以戡天缩地的人。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我们也许不信灵魂的不灭了，我们却信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
&&&&这是近世宗教的&人化&。
&&&&但最重要的要算近世道德宗教的&社会化&。
&&&&古代的宗教大抵注重个人的拯救；古代的道德也大抵注重个人的修养。虽然也有自命普渡众生的宗教，虽然也有自命兼济天下的道德，然而终苦于无法下手，无力实行，只好仍旧回到个人的身心上用工夫，做那向内的修养。越向内做工夫，越看不见外面的现实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戏，越没有能力应付外面的实际问题。即如中国八百年的理学工夫居然看不见二万万妇女缠足的惨无人道！明心见性，何补于人道的苦痛困穷！坐禅主敬，不过造成许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
&&&&近世文明不从宗教下手，而结果自成一个新宗教；不从道德入门，而结果自成一派新道德。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国家简直都是几个海盗的国家，哥仑布（Columlbus）、马汲伦（Magellan）、都芮克（Drake）一班探险家都只是一些大海盗。他们的目的只是寻求黄金，白银，香料，象牙，黑奴。然而这班海盗和海盗带来的商人开辟了无数新地，开拓了人的眼界，抬高了人的想像力，同时又增加了欧洲的富力。工业革命接着起来，生产的方法根本改变了，生产的能力更发达了。二三百年间，物质上的享受逐渐增加，人类的同情心也逐渐扩大。这种扩大的同情心便是新宗教新道德的基础。自己要争自由，同时便想到别人的自由，所以不但自由须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界限，并且还进一步要求绝大多数人的自由。自己要享受幸福，同时便想到人的幸福，所以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哲学家便提出&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标准来做人类社会的目的。这都是&社会化&的趋势。
&&&&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是东方民族不曾有过的精神文明。
&&&&固然东方也曾有主张博爱的宗教，也曾有公田均产的思想。但这些不过是纸上的文章，不曾实地变成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不曾变成范围人生的势力，不曾在东方文化上发生多大的影响。在西方便不然了。&自由、平等、博爱&成了十八世纪的革命口号。美国的革命，法国的革命，一八四八年全欧洲的革命运动，一八六二年的南北美战争，都是在这三大主义的旗帜之下的大革命。美国的宪法，法国的宪法，以至于南美洲诸国的宪法，都是受了这三大主义的绝大影响的。旧阶级的打倒，专制政体的推翻，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观念的普遍，&信仰、思想、言论、出版&几大自由的保障的实行，普及教育的实施，妇女的解放，女权的运动，妇女参政的实现，&&都是这个新宗教新道德的实际的表现。这不仅仅是三五个哲学家书本子里的空谈；这都是西洋近代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部分，这都已成了范围人生，影响实际生活的绝大势力。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的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西洋近代文明本建筑在个人求幸福的基础之上，所以向来承认&财产&为神圣的人权之一。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个观念根本动摇了，有的人竟说&财产是贼赃&，有的人竟说&财产是掠夺&。现在私有财产制虽然还存在，然而国家可以征收极重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财产久已不许完全私有了。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各国的&社会立法&（Social Legislation）的发达，工厂的视察，工厂卫生的改良，儿童工作与妇女工作的救济，红利分配制度的推行，缩短工作时间的实行，工人的保险，合作制之推行，最低工资（Minimum Wage）的运动，失业的救济，级进制的（Progressive）所得税与遗产税的实行，&&这都是这个大运动已经做到的成绩。这也不仅仅是纸上的文章，这也都已成了近代文明的重要部分。
&&&&这是&社会化&的新宗教与新道德。
&&&&东方的旧脑筋也许要说：&这是争权夺利，算不得宗教与道德&。这里又正是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一边是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认吃亏；一边是不安分、不安贫、不肯吃亏、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东方人见人富贵，说他是&前世修来的&；自己贫，也说是&前世不曾修&，说是&命该如此&。西方人便不然；他说，&贫富的不平等，痛苦的待遇，都是制度的不良的结果，制度是可以改良的&。他们不是争权夺利，他们是争自由，争平等，争公道；他们争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私利，他们奋斗的结果是人类绝大多数人的福利。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是袖手念佛号可以得来的，是必须奋斗力争的。
&&&&朋友们，究竟是那种文化能满足你们的心灵上的要求呢？
&&&&我们现在可综合评判西洋近代的文明了。这一系的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之上，确然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的物质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确然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继续不断地寻求真理，探索自然界无穷的秘密。他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权，建立人化的宗教；抛弃了那不可知的天堂净土，努力建设&人的乐国&、&人世的天堂&；丢开了那自称的个人灵魂的超拔，尽量用人的新想像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会化了的新宗教与新道德，努力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见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已，不想革命，只做顺民。
&&&&这样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这种文明只可以遏抑而决不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
&&&&西方人大不然，他们说&不知足是神圣的&（Di vine Discontent）。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钢铁世界，汽机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该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文明，决不是唯物的文明。
&&&&固然，真理是无穷的，物质上的享受是无穷的，新器械的发明是无穷的，社会制度的改善是无穷的，但格一物有一物的愉快，革新一器有一器的满足，改良一种制度有一种制度的满意。今日不能成功的，明日明年可以成功；前人失败的，后人可以继续助成。尽一分力便有一分的满意；无穷的进境上，步步都可以给努力的人充分的愉快。所以大诗人邓内孙（Tennyson）借古英雄Ulysses的口气歌唱道：
&&&&然而人的阅历就像一座穹门，
&&&&从那里露出那不曾走过的世界，
&&&&越走越远永永望不到他的尽头。
&&&&半路上不干了，多么沉闷呵！
&&&&明晃晃的快刀为什么甘心上锈！
&&&&难道留得一口气就算得生活了？
&&&&朋友，来罢！
&&&&去寻一个更新的世界是不会太晚的。
&&&&用掉的精力固然不回来了，剩下的还不少呢。
&&&&现在虽然不是从前那样掀天动地的身手了，
&&&&然而我们毕竟还是我们，--
&&&&光阴与命运颓唐了几分壮志！
&&&&终止不住那不老的雄心，
&&&&去努力，去探寻，去发见，
&&&&永不退让，不屈伏。我以为这是他精神上的一个纲领，他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东方文化的态度，于此一目了然。但与鲁迅不同的是，他对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文明，表现出了近于理想化的热情，那种讴歌科学精神下的物质王国的言谈，很像一个虔诚的教徒。胡适是主张怀疑精神的，但对实证主义、科学理性，便不敢说&不&，这可看出他的精神气质。我们在此可感受到他热情的一面，理想主义的一面。他的深刻性与偏狭性，差不多都集中到这里了。
&&&&但正是这一热情，使他在认识中国传统精神的弱点时，表现出了深刻的一面。比如对教育制度的认识，对儒家学说的反省，对政治制度的研究，均十分深刻、到位。胡适对旧文明的批判，是以西洋文化为背景的，有了这个参照，他几乎处处均可发现国民的痼疾：懒惰、愚昧、松散、保守&&这些发现，和梁启超、鲁迅等人比，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将这一切，运用于学术态度上，那种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治学风范，敢于向旧学挑战的勇气，给他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以至今天读它，也有新鲜的感觉。
&&&&读胡适的著作，并无鲁迅的文字那么幽复深奥之感。他身后站着一个杜威，一个詹姆斯，此外，没有更复杂的背景。他的思想很单纯，由于单纯得彻底，因此看问题干净利落，犀利透彻。中国学人对事物的认识，真正具有现代性的目光的，当从王国维那代人始。王氏颇谙熟康德、叔本华学术思想，故融和了东西方有价值的东西，取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但王氏治学，其方法论的东西隐得很深，不易为外人明了。到了胡适这里，方法论的东西凸现了出来，将理性的东西明晰化了。他分析事物，注重定量定性的分析，认知模式大异于常人。看他写考据的文章，谈历史的沿革，与前人思路迥异。于是便常常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于深奥中见出平实，在简单里悟出复杂。最有意思的是，他常从中华文明中，看出鬼气来，这气魄，较之前人，是大有进步的。如果说胡适学术思想有哪些迷人之处，&打鬼&的勇气和胆识，当是最主要的吧。
&&&&其实，细说起来，胡适并不像别人所讥讽的那样，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我们看他研究古小说，哲学史，以及禅宗等等，其国学根柢之深，是不让古人的。他的那些关于古诗文的鉴赏文章，很有意味，可做书话来读。他的书法，虽不能说大气，但规范、好看，也是公认的。对中华文明，他自有一种深切的爱。之所以常常讥讽先贤圣人，诋毁旧说，其意在于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走向现代化之路，是世界性的思潮，也是历史进化的必然。但走这样的路，传统的思想中，没有什么资源，我们的参照，大抵也只能从洋人那儿获取。胡适的一生，苦苦地从西方学说中找寻根治中国社会的良药，虽屡屡受挫，但其努力的目标，难说是错的。以往的历史，已经证明，无论在科学还是社会政体方面，洋人近代形成的传统，都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在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目光，是瞻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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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的身上，看不到非理性的情绪，甚至连激进主义的冲动，也很少有过。但在学理的层面上，在思想的倾向性上，有时与激进主义者，确属于同一营垒。至少在三十年代以前，他和五四时期许多激进主义文人，有着共同的话语。无论是和陈独秀、吴虞，还是与鲁迅，相知均是较深的。
&&&&他对陈独秀的叛逆性格，学术勇气，赞佩的地方很多，《新青年》那段时间的友谊，已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故事。他们在北大期间，彼此支持，互相声援，对旧北大的改造，可谓功莫大焉。那时的胡适，与陈独秀几乎成了新派的精神象征。我们从一封匿名信中，可看出两人在保守派眼中的位置：
&&&&字付陈独秃、胡闹及狐群狗党知悉：汝等左道惑人，甚于黄巾、白莲。大逆灭亲，洋屁毁圣，肆无忌惮，大逞凶威，自谓真可矣了。不知人神共嫉，天地不容。汝等狗命不值一个小炸弹。但现在有欲花这冤枉钱的，将你们除削了，投诸豺犬。我看你们虽是捣乱分子，甘骂不韪，也是无见识，杀之亦可惜。然权不在我，你们可防备着点。见你阎王爷，教训教训你们。
&&&&记得鲁迅早年，也收到类似的谩骂信，细细一想，均是被视为异端者流的缘故的。胡适本人虽不像陈独秀本人的峻急、热烈，亦不及吴虞、鲁迅那样沉郁深广，但是有&心向往之&的感叹的。日，在《每周评论》的28期上，胡适有两篇短文提及了陈独秀：
&&&&《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我的朋友陈独秀引我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评语道：&我看不但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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