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潘捷:误用老照片背后的故事_新闻中心_新浪网
专访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潘捷:误用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据潘捷老师回忆，这张与齐越（左）的合影照片，拍摄于195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经潘捷老师同意，中国广播网摄影记者涂傲翻拍）
潘捷年轻时
　　日《解放军报》刊发文章《新中国开国大典中的“第一”》并配发了一组新闻老照片，上面的这张就是其中“第一次实况转播”的配图，注明是参加开国大典实况直播的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齐越和丁一岚，但是照片中的女播音员却不是丁一岚，而是潘捷，这张照片也不是拍于开国大典之时。那么，潘捷是谁？照片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从富家千金到地下党，从地下党到播音员，她曾二十四次站在天安门城楼进行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典礼直播，她是“最可爱的人”眼中最亲切朴实的明星，她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传遍全国，她组建了中央电视台第一个播音组，并挖掘了罗京、张宏民等许多著名的播音员……她就是播音界的传奇人物、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潘捷，她的话筒人生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
　　从富家千金到地下党，潘捷坚信：共产党是对的
　　1948年11月的一天，北京贝满女中地下党接到上级通知，要发展一名“富家千金”入党，对于组织上的这个决定，当时负责发展潘捷的共产党员十分诧异。
　　潘捷：1948年11月，快解放了，突然有一天，贝满女中的一个同志把我叫到一个小犄角，问我愿意不愿意入党，我说当然愿意了，那个时候入党都是单线发展，一个人发展一个人，跟谁都是秘密的，绝不能让别人知道。后来解放以后她告诉我，是上级党组织让她发展我的，我当时并没有申请。那时候我爸爸是银行经理高级职员，在社会上比较有地位，发展我那个同志当时就很诧异为什么要发展我，第一，我是学校有名的大小姐，因为我家就我一个女孩，我妈打扮我比较厉害，穿得也比较讲究。第二，我身体也不怎么好，老有胃病，也不怎么好好吃东西，身体不好在那个时候是不能发展的。
　　然而除去“富家千金”之外，潘捷从14岁开始就跟着哥哥干起了革命工作，油印进步刊物和重要消息，再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散发，那时的潘捷有一个信念：共产党是对的，哥哥是对的。
　　潘捷：我有四个哥哥一个弟弟，相继参加革命。我三哥18岁的时候就到了解放区，后来又被派回北京做地下党工作。那时候我们家就成了地下党聚点，工委和学委经常在我们家开会，工委的负责人就住在我们家。那时候我还很小，哥哥18岁，我才14岁，他在家就专门印刷共产党的一些刊物和书籍，那时候我记得《新民主主义论》、《论四大家族》那些书，他都刻蜡板，自己刻，油印以后散发出去，我就帮助他油印，帮着他散发，所以从14岁就开始我就跟着我哥哥干，很年轻不懂得什么事，但是我就知道共产党是对的，哥哥是对的，就有这么一个信念。
　　潘捷的父母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思想进步，非常支持孩子的工作，为了保护地下党，保护孩子们，他们费劲心机做起掩护工作，使得这个地下党秘密联络点更为安全。
　　潘捷：我爸爸和我妈妈，尤其是我爸爸，有意识地结交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和银行界的经理，各行的经理都跟他很熟，警察局长，我爸老拍他马屁，请他来我们家吃饭，他最爱吃我妈妈做的南方菜，完了就打麻将，打的凶极了，经常一个礼拜就来一两次，他一来正好，还带着警察来站岗。经常是楼上共产党在开会，楼下国民党在打牌；共产党走后门，国民党走前门。
　　1946年2月，国共和平谈判期间，共产党在北平创办了《解放》三日刊，但是所有用来印书印报纸的纸张，都被国民党控制着，潘捷的父亲就利用关系，搞来纸张，并且秘密为党保管活动经费。她的母亲则一身阔太太打扮，坐着三轮车，把纸张从国民党报的仓库偷偷送到共产党《解放》三日刊的仓库。然而几个月后的一天，危险突然降临到潘家。
　　潘捷：国共谈判突然就破裂了，国民党立刻把《解放》三日刊的人员逮捕了一多半，逮捕以后，知道我爸爸有钱的问题和送报纸内幕的人，就立刻跑到我们家通知，他让我们立刻撤退，当时我在家，他走了以后，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烧，因为我们家禁书很多，还有许多没散发完的刊物，院子里的佣人一起帮忙烧，然后把油印机和无线电都藏起来，完了以后立刻走。我就去北大住了几天，清华也住了几天，那时候北大和清华是红色革命的摇篮。家里就剩下我妈妈和十岁的弟弟。
　　就在潘捷从事这些简单却又危险的地下工作时，曾经住在他们家的学委负责人看中了这个“富家千金”，并积极向上级推荐吸纳她入党。
　　潘捷：后来学委负责人就跟负责发展我的人说，你甭管了，就发展她，她可靠，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入党了。当上党员后，就跟着学校的党组织搞地下的秘密活动，搞读书会，研究怎么迎接解放，发展党员、发展民联同学就搞这些工作。
　　“连拉带劝”的广播情缘 上天注定的话筒人生
　　收听延安广播电台、学唱革命歌曲、发放革命传单，很多年后，潘捷才真正领悟到，原来之前所做的种种只因一段早已注定的传奇人生。
　　潘捷：后来就解放了，非常高兴，突然有一天党组织通知我，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招播音员，我们考虑半天，决定派你去，你赶紧去中组部转关系。那时候我记得我二哥就跟我说过，这样你就离党更近了，我们都把电台看成是党。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次火车站的送别，竟改变了潘捷的人生轨迹。
　　潘捷：我很清楚记得我就骑着自行车去西单中组部转的关系，转完了以后，我还没报到，就在这个时候，东北广播电台台长来到我们学校，贝满女中当时可以说是北京最好的中学，党的力量也比较大，教员和学生中有许多党员，他们来我们学校招人，我的很多同学都报名要去东北电台，最后有七个人去，我最好的同学也去了，因为我已经有单位了，就不能去了。临走那天，我就到火车站去送行，我同学跟我说你跟我一块走吧，这时台长从火车上下来也说跟我们一块走吧，我说这哪行，当时也不懂组织关系转了就不能动了，也不懂带着组织关系，我说我没跟家里商量，他说我们跟你家里说，我说那学校怎么说，我已经转了关系，东北电台台长就说，你甭管了，都我们来处理，我说我什么都没带，就是来送行的，台长说供给制什么都发，你就放心吧，临开火车，我还在犹豫，那时台长就一把把我拉上火车，我就这样跟着走了。
　　令潘捷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连播音是什么都不懂的她，竟然担当起培训播音员的组长工作。
　　潘捷：我就到了东北广播电台，后来成立了培训班，我在播音培训组，台长就让我负责播音组的培训，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叫播音啊，但是我当时跟我哥经常听延安广播，我们天天晚上都围着听，然后有好的消息，我哥哥立刻记下来然后油印小传单，由我跟我四哥早上上学之前骑着自行车从门缝里往里送，一家家送。所以，我对延安广播有很深的印象，那时候就特别喜欢。我还记得延安广播当时声调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还有印象，播的比较慢，非常平稳，没有像现在的激情或者高喊，都没有这个，就一个很平的调子，播的很慢，平易近人的感觉。培训三个月后，七月一日就宣布我为播音组组长，当时我还开玩笑的说，我一天大头兵没当过，竟然来了就当组长，在那干了三年半，培训新的播音员。我也不懂，就让他们大声读报纸，就两点，一是要求读得顺溜，别磕磕绊绊的；第二就要求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有时候问他们播的是什么，就有人说忘了，不知道，那是不行的。就这两点，别的不懂。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高潮啊，重点啊，断句什么的，就让他们把事情说清楚了。
　　很多年后，在与台长的交流中，潘捷明白了自己当初为什么会被挑中，无论是中央台还是东北新华广播，潘捷注定与话筒有缘。
　　潘捷：台长说看中我是因为，第一我是党员，第二就是我嗓子好，为什么我嗓子好呢，当时我们在家经常偷偷地唱革命歌曲，从解放区来的人都来我们家，好多北大清华的学生去解放区都从我们家化妆走，人来人往满脑子都是解放区情况，大家都爱哼唱解放区的歌曲，那些歌，我就都会唱，学校同学都不会唱，解放后，我经常教他们唱歌，我就想最开始为什么就挑我一个人去中央台当播音员，大概就是觉得我嗓子好，能唱歌。所以，有时候我想我的命运跟播音员还是有缘，我如果不去东北，也是去中央台报到。
　　在东北新华广播电台的三年半时间里，潘捷真正实现了“富家千金”向职业播音员的蜕变，那种相信“共产党是对的”的信念逐渐变成一种力量，督促着这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克服困难、奋勇向前。
　　潘捷：1951年开全国第一届广播工作会议的时候回过一次，其他时间也没回过家，那时候很年轻也不知道想家，一心扑在工作上，那时候担子很重，虽然不懂，但是也知道这组是我负责了，出了错要找我的。那个时候东北物资匮乏，生活条件特别艰苦，没有闹表，买不起，又没有叫班的，我早上五点钟上班都怕起不来，晚上也不敢睡觉，还有蚊子臭虫咬的浑身都是包；还有肚子饿，东北的确是供给制，一天吃两顿饭，早上八点一顿晚上四点一顿，可是我们值班到晚上十一二点，饿得肚子咕噜咕噜叫，也没钱。那时候每月发四块钱买卫生纸的，还剩点钱，大家都买爆米花吃，有时候饿着也没辙，主要是肚子咕噜咕噜叫，一播音传出去了。
　　1951年，一次与齐越的偶然相识，潘捷的人生再次发生转变，从东北到北京，不是开始，却是实实在在的满载而归。
　　潘捷：1951年召开全国广播会议，我们台长带着我来到北京，全国的代表都来了，我做了一次发言，怎么搞业务的。当时齐越很欣赏我，就希望调我回中央台，但是那时候东北电台坚决不给。再后来上级有一道命令，中央台向地方台要干部，每一个大区域电台，东北区，华北区，华南区……都要给十名科级以上干部，这样中央电台就给东北电台发通知，要十名干部，其中必须有潘捷，这样我才被调回北京的。
　　对志愿军广播 潘捷成为“最可爱的人”眼中的明星
　　1953年初正处于抗美援朝末期，刚刚调回中央台不久的潘捷第一个节目就是对志愿军广播，她开始播音没多久，就收到了前线战士的来信。
　　潘捷：你们的声音我们就当成是祖国的声音，你们的声音，我们就当成母亲的声音，你们的声音鼓励了我们，勇敢杀敌，我们平常听不见广播，只有在休养的时候，伤了病了到了医院，或者是到司令部这些地方，才能听见。如果能听见播音，我们大家就都围着收音机，连呼吸都不敢呼吸，生怕漏掉一个字。
　　当年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发表后，最可爱的人就成了赴朝志愿军的代称，而当这些最可爱的人在朝鲜战场上听到潘捷亲切朴实的播音，他们感受到的是祖国母亲的声音，是亲人般的温暖，于是潘捷就成了他们眼中的明星。与现代人眼中的明星不同，那时的潘捷与志愿军真的是用心灵在交流，用情感在灌溉人与人之间的心田。
　　潘捷：当时志愿军经常来找我，传达室说志愿军来了，你赶紧出来，我们见面了就热情的握手，我陪着他们去天安门，他们给我讲志愿军的故事，有些已经牺牲了，讲得我一直哭到天安门。
　　第一次在天安门直播 满眼都是毛主席
　　从1953年五一劳动节开始，一直到1964年，每年的五一和十一几乎都是潘捷和齐越搭档做现场播报，然而在历次播音工作中，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情景潘捷至今历历在目。
　　潘捷：1952年底就把我调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没几个月就通知我，让我去天安门直播，当时我在思考，我能胜任吗？他们说肯定没问题，直播前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编辑部召开了一些会议，台长指示，分配好工作，先给我们看草稿，然后是定稿，要我赶紧做思想准备，就又给我做了服装，图片上的套装就是公家做的。后来五一当天我就跟着去做直播了，当时第一次去天安门城楼，觉得特别新鲜，我看见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十点钟开始直播，前几分种，天安门广场特别安静，鸦雀无声，数十万人的广场，一点声音都没有，当时针掉地上都能听见，那么安静。后来毛主席就从后面的楼梯，慢慢走上来，从我们身边走过去，到了中间位置，正到那边，时间掐的准确极了，毛主席一站到话筒前，底下《东方红》立刻响起，通知我们，指示灯一亮，我们就开始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出去，当时我的心情，非常舒畅，很庄严，那时候我知道责任重大，要对全国人民广播，我们就站在天安门城楼前面广播。当时一个很可笑的情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我那眼睛就一直死盯着毛主席，只要我有空，除了我播报，我说话的时候不看，我不说话的时候，立刻就看着毛主席，别人我都没看，后来我回到家里头，家里人就问我，你上天安门城楼都看见谁了，我说谁我也没看见，就看见毛主席了。后来齐越跟我说，我看见你眼睛就盯着毛主席，都盯直了眼睛，但是我心情就是这样，别人我确实谁都没看见，说谁还上去了，我都不知道，就看见了毛主席。后来就习惯了，平静多了，谁都看了，看哪位首长来了。
　　然而就是这张潘捷与齐越在天安门城楼直播的合照，还引发了一场“张冠李戴”的乌龙事件。日《解放军日报》刊发文章《新中国开国大典中的“第一”》，并配发了这张照片，注明是参加开国大典实况直播的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齐越和丁一岚。经查证，这张照片是文章作者林玉华从图片库里调出来的，当时确实用错了。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开国大典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但天安门城楼上负责实况转播的两位播音员却没有一张照片。　　潘捷：从1952年底到1964年，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期间，几乎参加了每年五一、十一天安门庆典的现场实况转播工作。我与齐越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担任实况转播时的新闻照片，现在被误认为是1949年开国大典上齐越与丁一岚同志的照片。开国大典把相片弄错，这么一个严肃的问题，张冠李戴吧，我觉得一定要更正，不能让它错误下去，开国大典的一切都应该是真实的，怎么能有错误的情况呢，不管是做什么事都要真实，尤其新闻就要真实。作为我个人，我绝对不能干冒名顶替的事情，你自己知道这个事却不说话，那还行了，我绝对不能干这个事情，这个荣誉是丁一岚的，丁一岚同志是我的老首长了。
　　周总理曾经到新建成的广播大楼参观，在录音间的窗户外，他观看了潘捷和齐越录制的一整期广播节目，并鼓励他们要用延安的精神好好干工作。
　　潘捷：某天晚上我跟齐越做联播，我们两个精神非常集中，也不知道谁在外面，播完以后开门一看，周总理就在外面，当时广播大楼新建成，总理过来参观大楼，和我们握完手后，就在走廊上跟我们聊天，他说条件比延安时代好多了，延安时代在窑洞广播，现在在新的大楼里广播，一定要用延安的精神好好干工作。
　　"9、8、7、6、5、4、3、2、l、0。起爆！"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在当时电视机并不普及的年代，潘捷用她那铿锵有力的声音一遍遍播报着这个令全国人民为之振奋的消息，回忆那次特殊的播报，虽已过去四十七年，但潘捷仍感觉就在眼前。
　　潘捷：我睡觉呢，在家有人敲门，说你有重要任务，赶紧下来，我下去一看夏青也在汽车里坐着，我上去后，一直给我们开到新华社，把我们领到吴冷西办公室，发给我们一人一份稿子，让我们看看，我一看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说你们好好看认真看，十八点要播，准时播，你们不许播错一个字，也不许跟任何人透露。后来我们回到台里，警卫非常森严，台长和主编都去了，夏青播了第一遍，第二遍是我播的，然后就听见外面敲锣打鼓，这个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录音一直播了好多好多遍。
　　在潘捷的播音生涯中，她参与播报过无数次让人羡慕的大事件，然而那些凌晨三点半就上班，经常没有时间概念的工作状态至今让她念念不忘。　　潘捷：我们上早班是在凌晨三点半，上班以后先看报纸的大样，然后看小样，把全天的消息都要浏览一遍，编辑要在众多的大样小样中，编辑出一组新闻和报纸摘要，因为时间比较紧急，我们去播音室时手里就拿着播音提要，编辑要把一条一条编好的新闻往播音室里送，送来的稿子我们经常一遍都没看过，还是编辑的手抄体，修改的比较凌乱，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放气球＂，一个圈一个圈的，满稿子都是＂气球＂，就因为事先准备充分，看过大样小样，虽然没有看过编辑稿，但还是可以直接播报出去。那时就在这种情况下，台里要求我们不能有错误，要一字不误，精神高度集中。送稿的时候很有意思，因为不能随便敲门，编辑就准备了一个手电筒，要送稿子时，就晃我们的眼睛，一看见亮光，我们就赶紧开门接稿，为了没有噪音，编辑爬到桌子前从桌子底下给我们送稿。那时候经常播社论，很长很长，还要保证一字不错，不打磕巴。上班的时间就是早上3点半，半年一换，晚班就是晚上5点上班，早上两点半下班。那时候根本就没什么上下班的概念，中间也不休息。
　　慧眼识英 组建中央电视台播音组
　　1978年，四十七岁的潘捷被调入中央电视台，承担起了组建播音组的任务，在她的慧眼下，罗京、张宏民脱颖而出。
　　潘捷：当时去了中央电视台，没有播音组，播音员就散在其中，赵忠祥播了二十年，就这一个男播音员，其他播音员就没有几个，散在各个组里，没人管。我组建了第一个播音组，当时台长就跟我说，主要的任务就是招男播音员，壮大播音组，我去当了一个组长，赵忠祥归我管，后来提升为副组长，协助我。他一直很活跃，脑子特别灵活，特别聪明，也会唱两句，京剧也能唱，歌曲也能哼两句，背东西快极了。后来我招了罗京、张宏民，都是我去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招的，以前我每年都去广院教书。
　　1985年54岁的潘捷由于身体原因，离开了播音岗位，过起了寻常普通的生活，从被无数人聆听的传播者变成了聆听他人的观众。今年，潘捷八十岁了，她最喜欢看体育节目，体操、游泳、乒乓球甚至足球、拳击都是她的最爱；为了不看广告，她像年轻人一样常常买碟片看影视剧，有时一看就到下半夜两点。我看到《乱世佳人》、《罗马假日》这些老片子，还有《无间道》、《功夫》、《暖春》、《甲方乙方》、《让子弹飞》这些近年的影视剧都整齐地码放在满满的影碟架上。她说，现在更喜欢娱乐广播，相声小品啥的，听着乐呵。然而，潘捷或许不知道，直到如今，当她在别人的演绎中寻找快乐和感动的同时，仍旧有很多人在网络上寻找着她的声音……(中广网记者关宇玲 涂傲 张灯)
| （编辑：SN053）
电话：010-(￣▽￣)~*谁有新中国的荣誉的故事,纟圚巜︳～
要短,要精练的,快!!!! 钱学森 日生，浙江杭州人，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学位。 1929年至193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录取后在杭州笕桥飞机场实习。1935年至193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36年至193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1939年至1943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员。1943年至194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教授（其间：1940年至1945年为四川成都航空研究所通信研究员）。1945年至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1946年至1949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空气动力学教授。1949年至195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1955年回国。1955年至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1965年至1970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70年至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还历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会长，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任、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86年至1991年5月任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委会主席。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科协名誉主席。1992年4月被聘为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1994年6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是中共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在美学习研究期间，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奠定了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的理论基础；与他人一起提出的高超音速流动理论，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6年初，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委员。1956年，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 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9年获“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奖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1991年10月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1995年1月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著有《工程控制论》、《论系统工程》、《星际航行概论》等。 钱三强 钱三强，原名钱秉穹，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16岁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钱三强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翌年，他通过公费留学考试，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以报国之志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 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情，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从国外归来后，他于开国大典当天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赵九章 (日―日)，出生于河南开封。气象学、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赵九章出身中医世家，幼年就读于私塾，预备从事文学。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改学科学，立志“科学救国”。1933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赵九章通过庚款考试，于1935年赴柏林大学从师气象学家Hvon菲克尔。 赵九章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经竺可桢教授推荐，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承担起继竺可桢之后中国现代气象科学奠基的重任。1946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往南京北极阁，成为我国现代气象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解放战争后期，气象研究所奉命迁往台湾，赵九章和所内科学家们一起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祖国的气象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九章促进组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赵九章主持下，该所很快发展成一个人才济济的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等研究所中一批有成就的科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受过赵九章的指导。 赵九章1956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气象组组长，1958年和1962年连续两届当选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赵九章在气象学、地球物理学、空间物理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为科学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新中国成立初期，技术力量薄弱，赵九章与涂长望携手合作，组建联合天气预报中心和联合资料中心，为新中国气象事业中两个最基本的分支(天气分析预报和气象资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和几个有名的科学家在这两个联合机构中担任业务领导并从事实际工作。 赵九章把科学的发展与国民经济联系起来，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赵九章主张在广东等地以种植防风林带方式改变局部小气候，为橡胶移植到亚热带地区创造了条件。50年代中期，国际上开始人工降水研究，在赵九章的积极倡议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研究人工降水，使我国的云雾物理研究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暖云降水理论和积云动力学等研究成果。 赵九章十分重视气象学的现代化建设。50年代初，他通过大量的工作和研究，及时提出气象学要数理化、工程化和新技术化，并在工作中贯彻这一指导思想。这对我国气象学的现代化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50年代初，计算机的问世使天气预报从定性向定量化的发展具备了条件，赵九章支持、鼓励刚从国外回来的顾震潮应用手算图解法解微分方程，从而使我国的数值预报发育成长起来，并培养一批科技力量。当我国第一台计算机出现后，数值预报研究和业务就开展起来了，为60年代末我国正式发布数值预报奠定了基础。同时赵九章十分重视把新遥测和遥感技术应用到大气科学中。50年代中期，他支持应用空气动力学的风洞和先进的测试仪器研究大气湍流。在赵九章极力推动下，中国仅有的两个臭氧观测台建立了，这为研究大气中的臭氧成分打下了基础。 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赵九章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海潮观测研究对于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当时却是空白。50年代初，赵九章亲自指导开展我国海区海浪及波谱的研究，研制出观测设备和一整套观测分析仪器，为认识我国海域的波浪特征，开发海洋资源做出了贡献。 赵九章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积极促进空间科学发展。从50年代后期开始，赵九章以极大热情投入我国空间事业的创建工作。1958年，赵九章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的主要技术负责人，负责卫星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同年10月，他提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重要建议。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赵九章及时调整发展计划，把主要力量放到投入资金和人力较少的气象火箭，逐步开展其他高空物理探测，同时探索卫星的发展方向。6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成功地发射了气象火箭，箭头仪器舱内的各种仪器及无线电遥测系统、电源及雷达跟踪定位系统等，都是在赵九章领导下由地球物理研究所研制的。他们还研制了“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使用的多普勒测速定位系统和信标机。 1964年秋，赵九章不失时机地向国务院提交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式建议，引起中央的重视。1965年3月，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提出的方案。1965年10月起，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主持下举行了卫星建造总体方案的进一步论证，会上赵九章提出了重要意见。 紧接着，负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成立，赵九章主持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对中国卫星系列的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的制订，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赵九章在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赵九章是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1938年，赵九章把数学和物理引入气象学，研究信风带主流间的热力学，完成了我国第一篇动力气象学论文――《信风带主流间热力学》。 行星波斜压不稳定的概念是赵九章首先提出的。1945年，赵九章指出，实际大气在斜压状态下可以是不稳定的，即振幅将随时间增长而形成天气图上观测到的气压场的槽、脊分布和发展，这是现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基础之一。1946年赵九章在芝加哥大学做这一学术报告时，引起国际气象学家的高度重视。在气象学发展史上公认“公元1946年，中国赵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稳定概念”。 20世纪60年代初，赵九章指导他的学生，研究了地磁扰动期间史笃默(Stormer)捕获区变化和带电粒子穿入地磁场的机制等，并著有《高空大气物理学》专著。 在他领导下还完成了核爆炸试验的地震观测和冲击波传播规律，以及有关弹头再进入大气层时的物理现象等研究课题。 赵九章是优秀的科学家，也是热心的教育家，培养了众多的科学人才。他勤于治学，也热心育人，我国一些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顾钧禧、郭晓岚等都受过他的指导。赵九章重视基础教育，他任地球物理所所长职务期间，于1958年一手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提出以“所系结合”的方式办系，亲自主讲高空物理学并指导研究生。赵九章重视人才，培养提拔人才，周秀骥、曾庆存、巢纪平等都是赵九章不断给予关心、爱护和鼓励而成长的杰出科学人才。 赵九章鼓励学生要有自己的创见，注意培养民主的学术气氛，他组织的海浪组、磁暴组等研究集体，每周举办学术讨论会，中心发言之后，接着是热烈的争辩。在这个研究集体中，进行各种日地相关现象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为我国空间物理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赵九章未能等到日那一刻。当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这位享誉国内外的卓越科学家已于一年半前含冤去世。人们是不会忘记这位把自己全部心血倾注在科学事业的科学家的。1997年，在赵九章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由王淦昌等44位著名科学家倡议，并经中央批准为赵九章先生树立铜像，以缅怀他为我国的科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1999年在国庆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赵九章院士是其中一位。 王大珩 (Wang Daheng, 1915.2―) 男。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应用光学专家。 江苏苏州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赴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留学，专攻应用光子学，1940年获硕士学位。1942年被英国伯明翰昌斯公司聘为助理研究员。 1948年回国后，任2年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主任，后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担任了30多年所长。还曾任哈尔滨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馆长，国防科委十五院副院长，中科院长春分院院长、电机所所长，吉林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中国光学会、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副理事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后曾任中科院科技部副主任、主任。1986年当选为中国科协第三届副主席。1993年5 月当选为中国尖端技术与产业管理研究会名誉会长，第二届中国退（离）休科技工作者团体联合会副会长。 1994年6 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主席团成员。1994 年12月任中国老科技工作者基金会会长。此外，还曾任中国光子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市科协主席。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三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对中国技术光学、激光、光学计量、光学玻璃和光学工程等研究较深。指导研制成功多种光学观察设备。为中国应用光学、光学工程、光学精密机械、空间光学、激光科学和计量科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六十年代以来，制成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第一台大型光测装备和许多国防光学仪器。七十年代主持制定了全国第一个遥感科学规划，领导了综合性的航空遥感试验。1986年3 月和陈芳允、杨嘉墀、王淦昌等4 名科学家向中央提出“发展中国的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批准，由此国务院发出了“高技术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这一“纲要” 被称为“863 计划”。 1979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5年1 月获得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郭永怀 山东省荣成市人，1909年生，男，中共党员，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留学并获硕士学位。1941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1945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员，1946年起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等职。1968年逝世。 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中领导和组织爆轰力学、高压物态方程、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结构力学和武器环境实验科学等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抗日：平型关，百团大战解放：三大战役对外：抗美援朝科技：两弹一星经济：改革开放当代：瓦良格号，嫦娥计划，之类之类，自己想吧
侯德榜制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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