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有关部门开始对军车、警车等公务车辆的交通违法现象进行治理，力图解决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的“特权车”问题。那么，国外有没有执行特殊公务的“特权车”呢？政府又如何管理这些车辆呢？此文介绍了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
&&&&如果将“特权车”定义为在路上行驶的时候限制较少的汽车，那么一般来说每个国家也都有一些“特权车”，例如警车、救护车、消防车等，这些车在执行任务时一般可以受到特殊对待，但不执行任务时便和普通车辆没有两样。一些国家也有政府等部门的“官车”成为特权车的情况，世界各国对“特权车”也有不一样的管理办法。
&&&&美国：摄录执法全过程
&&&&在执行公务时，“特权车”确实享有充分的特权。救护车、消防车和警车等车辆在执行紧急任务时要打开警灯，拉响警报器，此时可以不受交通信号灯、标志线和行驶时速等限制，在道路上行驶的其他所有车辆，不管是同方向还是反方向，此时都必须立即停车，有条件的还要尽量靠边停下，等特种车辆驶离一段距离后，其他车辆方可重新行驶，不得近距离尾随。交通法规同时明确规定，其他车辆如果不遵守该规定，因此发生的任何交通事故都要由这些车辆承担责任，还会被处以巨额罚款。
&&&&不过美国警察局对特种车辆使用特权有严格的限制。例如美国警车的标准配置包括摄像机和录音机，在执行公务时必须打开，以便摄录执法的全过程，除了给警察留下证据，对其本身也是一种监督。尽管情况可能十万火急，但警察局仍然要求特种车辆的司机在执行紧急任务时经过十字路口要减速观望，并将警报器改换成一种更急促的声音提醒来往车辆注意。
&&&&美国政府虽然给外交车辆悬挂特殊的牌照，但同时规定，外国外交官在美国发生交通违章，不得借外交豁免权逃避民事处罚，必须如数缴纳罚款，并反复向各国驻美使领馆和常驻联合国机构宣传。美国的政府用车应该说不能被称为“特权车”，美国政府部门公务车数量控制非常严格。美国政府的公务车在车身上喷涂“政府用车”字样，但这不是特权的象征，反而更便于公众监督。一旦公务车交通违章，想拉关系逃避处罚是毫无用处的。美国警察有严格的执法程序，打招呼为熟人开脱属于蓄意妨碍执法，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英国：只有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有特权
&&&&英国最有“特权”的车是警车，众所周知，警察的车开得最快，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英国的警车鸣着警报，闪着警灯，呼啸而过。警车从来不管限速，警报一响，就是公务。在2004年，英国全国有40多人因为警车车速太快，躲避不及被撞死，使得英国警车遭到公众的广泛质疑和内政大臣的批评。但除了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之外，英国政府用车则和普通车辆一样，必须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如果违反规定一样将受到处罚。
&&&&韩国：交警不优待“官车”
&&&&韩国对公务车等“官车”也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首尔市政府过去“官车”众多，就连各课室（处级）都配备，仅司机就多达150人。为改变这一状况，首尔市政府根据《官用车辆管理规则》，把“官车”数量1下子砍到只剩4辆，市长1辆，3位副市长各1辆。4辆“官车”的任务是确保市级领导各种公务活动的交通所需及其上下班的接送，绝不许任何人私用。在完成一天的公务后，“官车”必须返回市政府并登记就位。如果没有紧要公务的话，首尔市市长也经常乘地铁上下班。另外在首尔，“官车”没有任何特权，牌照与普通车辆无异。交警对“官车”也没有优待，从来没有闪灯、开道和优先通过的待遇，“官车”的司机一旦违章照样受罚。
&&&&德国：政府车辆非常自觉
&&&&在德国，“特权车”只在非常紧急和必要的情况下才存在。警车和急救车在道路上是至高无上的，任何车辆听到后面有警车或救护车的笛声都必须让行，即使堵在马路上也要让。特别是在发生交通意外的情况下，无论如何在路上行驶的车也必须让出一个车道，供救护车、警车通行，即使发生拥堵，最里道的车就算冲上人行道也必须把道路让出，等警车通过了，所有的车辆再回到原来的位置。
&&&&但除此之外，德国对政府用车等公务车的管理与对普通车辆的管理没有任何区别，在交规上不会有任何优待，一旦发现违章便立即处理。而一般来说，政府车辆也非常自觉，很少有违章的情况发生。
&&&&比利时：王室用车也遵章守纪
&&&&比利时布鲁塞尔是欧盟总部所在，这里的车辆很多，而且许多都是欧盟高官的车。外交车辆可能是仅有的“特权车”，但同样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违章，偶尔违章停车，外交人员则可以享有外交豁免权而免于罚款，但一般来说没有任何外交人员使用这一“特权”。外交车辆在停车上有时会享受到一定的方便，一些地方留有cd符号的车位，那是专门为外交车辆准备的。
&&&&除此之外，普通的警车、救护车和政府用车、甚至比利时王室用车都遵章守纪。例如警车在执行公务时也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逆行在道路狭窄之处会导致严重的交通堵塞，因此抄近道逆行是绝对不可以的。王室的车和政府高官的车出巡也会有警车开道，但不会干扰公共交通，其余车辆可以照常行驶。
&&&&博茨瓦纳：公休日路上见不到公车
&&&&在非洲小国博茨瓦纳，对“官车”等特权车的管制也比较严格。该国规定，民用车挂白底或黄底黑字车牌，政府用车挂红底白字车牌。博茨瓦纳政府严格实行只准许在工作时间因公务需要才能使用公车的规定。所以，每逢公休日，公路上见不到公车行驶。而在平时，公务用车也必须严格地遵守交通规则的规定，不能随意违章。
&&&&俄罗斯：真真假假“特权车”
&&&&俄罗斯是“特权车”情况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俄法律，在街上行驶的普通车辆必须给“特种车辆”让路。“特种车辆”包括政府高官的专车、警车、救护车、消防车等，其车身安装着醒目的警灯。政府官员乘坐的特权车从来不遵守交通规则，在街上横冲直撞。此外，在莫斯科的库图佐夫大街等主要街道，还设有“特权车道”，老百姓的车和公交车都不能上这条道，否则就要被罚款。再加上有些违法分子非法购买警灯等装备冒充特权车，有些官员甚至把自己的“特权车”出租给有钱人，这些真真假假的“特权车”更是胡作非为，在民众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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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信任重建：公共管理研究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访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会长刘国材-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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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重建：公共管理研究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访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会长刘国材
作者：本报记者
郑讴&&&&&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31期 &&&&&本网发布时间： 16:22:00
刘国材，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会长（年），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博士，中佛罗里达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行为和发展、地方经济发展、公共管理改革等。已出版《公共管理实践和改革》（编辑）、《行政改革和国家经济发展》等著作，并在主流公共行政杂志发表了多篇论文。目前的课题研究项目包括“美国地方政府改革研究”、“中国公共管理改革问题研究”等。此外，他还担任包括《公共行政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PAR）在内的七份杂志的编委会成员，并在教学、研究、公共服务等领域多次获奖。　　【核心提示】中国的MPA项目可以借鉴美国经验，不过，中国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学者必须认识到中美两国的环境差异，并根据自身特色建立相应的项目结构。公共管理学在美国发展已逾百年，其注重专业化、公共服务精神，强调实践性的学科特点愈显鲜明。自2000年中国设立首批公共管理硕士学位（MPA）授予点开始，中国的公共管理学也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其间，中美双方的相关学术交流和经验借鉴日趋频繁。6月初，在中国人民大学承办的中美公共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记者采访了现任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以下简称“学会”）会长刘国材。刘教授就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现状，中美在该领域的学科建设探索，以及学术期刊办刊经验等问题与记者分享了他的看法。　　公共管理研究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迄今为止，中美公共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已成功举办了六届，根据每年的主题设置变化以及与会情况，您观察到了哪些重要发展趋势？　　刘国材：起初，研讨会的主题设置比较具有普遍性，比如第一届为“公共管理与治道变革”，第二届为“变革世界中的公共管理：挑战与机遇”。从第三届开始，研讨会的主题便逐渐向专业性转变，更多地关注诸如服务型政府、提升政府绩效、金融危机与政府作用等，而最近这届研讨会（即第六届）则是强调信任。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学会的风格与发展道路：针对重大事件、重要问题以及政策问题组织学者进行专门研讨，进而为问题的解决提供相关信息与知识。　　除了主题设置的变化以外，每年的与会情况也有所不同。不仅参会人员越来越多，对参会论文的筛选也更精心，更加注重质量。同时，我们非常提倡分论坛学者之间的积极讨论与良性互动。另外我要强调一点，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来看，研讨会举办的成功与否也体现出了主办方的学术水准。本届研讨会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仅就会议的筹办和进展情况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中国在公共管理领域的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报》：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信任重建”，能谈一下为何选择这个题目吗？在您看来，应该如何重建信任？　　刘国材：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因素有很多，包括道德危机、企业治理的弱点、系统性风险、政府政策的失败等。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来看，政府政策的失败同政府监管的不力特别是金融监管体系的失灵有很大关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逐步建立起了金融监管体系，但自80年代起，美国企业开始抱怨这种监管对参与全球竞争的束缚，进而通过各种利益团体与党派对金融监管措施“松绑”。美国企业提出：与其让政府出面管理，不如采取行业自我管理。其结果大家现在都看到了，说到底，这是一个政策伦理问题。　　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决定帮助困难企业以刺激经济增长，但怎样使用公款就成为了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公众会产生各种疑问，比如：为什么要救助这些始作俑者？具体是怎么做的？等等。事实上，这不仅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更是有关公共政策的效率和公平性的问题。我们认为，公众的信任危机主要源于以往的公共政策不合理、党派对峙以及经济复苏的缓慢。这次会议选择以“信任重建”为主题就是旨在帮助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的改进与完善。　　说到重建公众信任，我认为，诚实、效率、透明、问责机制、善政选择以及积极成果是公共服务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据我了解，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和行政人员注意到了信任缺失问题，并且将诸如“信任”、“道德”等关键词同自己的学术研究、政府运营策略方法等联系了起来。　　ASPA：公共管理领域的“领头羊”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介绍一下学会的历史与组织形式。同其他学术组织相比，其运作与学术交流形式有何特点？　　刘国材：学会成立于1939年，可以说是公共管理领域最早的专业学术组织之一。会员涵盖政府成员、学者等，最多的时候接近19000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政策调整以及经济形势的变化，会员数有所下降，目前基本稳定在人。我们的会员不局限于美国，还来自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总会以外，我们还拥有80多个地方分会、20多个专业分会。分会主要由会员凭借实际需要和研究兴趣自愿成立，比如涉及公共人事行政与劳动关系、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危机与突发事件管理等具体议题的分会，再比如地区性的中国分会、韩国分会、中东分会等。分会成立后，大家又着手筹办各类学刊杂志。学会最主要的杂志是《公共行政评论》（PAR），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而各分会也不乏一些具有四五十年历史的经典刊物。目前，学会的16本杂志中已有5本加入了SSCI。　　学会平时会通过地方分会、专业分会以及学刊杂志开展各类学术活动，比如举办午餐会、请政府官员来作报告、邀请知名教授进行交流评论等。当然，还有地区会议和年会。中美公共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地区会议，由学会前任会长马克?霍哲（Marc Holzer）组织筹办。年会不仅仅局限于会员本身，全世界的学者都可自由参加。在任期上，我们是每年一任，而我现在担任的正是年的会长。研究对象：由行政问题到公共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公共管理学受到了多种传统学科的影响，比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影响的？　　刘国材：公共管理学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主要针对公共事件、公共问题，探讨理论的实际应用及具体解决办法。有鉴于此，学会素来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促进专业化管理机制的建立。我们非常欢迎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用他们所专长的理论来研究公共问题的解决。事实上，许多出色的公共行政学者可能以前从事的多是诸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而借由对这些学科的参考与借鉴，公共管理学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公共管理学的课程也是根据专业管理需求设置的，包括财务管理、人事管理、预算管理、战略管理等。我们倾向于用已有的数据说话，进而对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加以分析。当前，公共管理学已不再局限于对政府相关的行政话题的研究，而是更强调公共治理，包括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府、商界与非营利组织间的协作互动。举例来说，我所在的中佛罗里达大学就在几年前开设了非营利管理硕士项目，这个项目现在大约有180人，比传统的MPA项目人数还要多。　　《中国社会科学报》：公共管理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请问美国有关机构是如何将学科知识运用于实际，从而与政府部门开展合作的？　　刘国材：这就要以我们学会为例了。正如我前面所说，学会成员包括政府人士和学者，往届会长有好几位更是政府官员出身。彼此间的合作多是通过学会与政府部门的互动或者专业研讨会的形式而展开，有时也会采取学生实习的模式。再比如，我们杂志（PAR）的最优文章奖会按照教授最优文章、官员最优文章以及官员、学者合作型最优文章的划分进行颁发，以此来鼓励互动合作。最近几年，学会也非常强调政策参与，并在不同层面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服务。经过70余年的发展演变，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成熟的互动模式。　　学界期待“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公共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中国学者曾就“新公共管理”在中国的适用问题进行讨论，对此您作何评价？　　刘国材：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发展确实受到了较多来自西方理论与著作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学的各种理论层出不穷，涉及诸如精简管理、民营化或外包、全面质量管理、绩效测评、新公共管理、善政与廉政、新公共服务以及后新公共管理等多个方面。中国的公共管理学者学习这些理论无疑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这些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则需要考虑到具体的环境。一方面，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学者将通行的公共管理理论运用到解决公共行政问题上来；另一方面，我更希望中国学者能够总结出一些异于西方的、建立在中国自身管理经验之上的独特理论。　　至于“新公共管理”，它是来自欧洲的模式，经过金融危机，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不可否认，部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非常好，比如它强调市场原则和竞争，强调以绩效和结果为导向等；但也有部分“新公共管理”理论受到学者的批评，比方说它所谓的商业管理观念。举个例子，“新公共管理”认为市民就是我们的顾客，应像服务顾客一样服务市民，这个说法听上去不错，但这个概念却不适用于公共行政。人民怎么能是顾客？人民是主人。中国学者有段时间推崇“新公共管理”实际上是出于推动政府体制改革的需要，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公共管理”所强调的放松管制还是出现了问题。说到底，学者们应该致力于构建一种适合中国本土需要、切合自身发展道路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体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的公共管理体制有何独特之处？同美国相比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刘国材：中国的公共管理体制偏重于政府主导，即由政府来影响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美国则是以市场为主导。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对工商业的政策性支持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美国拥有各种关于政府所应扮演角色的协议，以保障政府对广大民众的服务，从而带动社会发展。通常情况下，美国国内成熟的市场体系可以保证这些公共机构正常提供各类社会服务，并且在出现危机和紧急情况时起重要作用。不过，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在政策落实方面做得更好，比如具有明确发展目标和方向的“五年计划”。总而言之，中美公共管理体制最主要的差异就在于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MPA教育亟须解决专业师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看待中国的MPA教育？在MPA教育方面，美国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　　刘国材：中国的MPA教育迄今已逾10年，学校也从原来的十余所发展为现在的百余所，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从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国家、学术界乃至民间对这个学科的重视。但是，其中也不乏一些问题，比如相对MPA教育的课程设置，师资问题更难解决。我注意到，许多讲授MPA课程的老师并非科班出身，并且也缺乏在公共部门的工作经历。他们都是优秀的学者，但大多属于照本宣科。在MPA教育中，一般性课程（比如研究方法、经济学基础等）按照照本宣科的方式进行问题不大，可落实到一些高级课程，这会造成重要问题的涵盖不足。通常情况下，MPA项目无论是教学、研究还是课程体系设置，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投入来完善发展。　　当然，类似教师资历与经验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于美国的公共管理学教育中。许多美国的MPA项目在教师聘任、课程设置以及教育体系支持等方面都存在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还面临着预算减少的困境。比较而言，中国的公共管理学教育特别是MPA教育正处于飞速增长阶段，预算问题几乎不存在。我认为中国的MPA项目可以借鉴美国经验，特别是通过资格认证来巩固项目的使命与目标，并通过对项目成果的测评推进职业化管理、公民参与以及善政与廉政。不过，中国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学者必须认识到中美两国的环境差异，并根据自身特色建立相应的项目结构。　　以历史眼光看待学术期刊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问您在未来学术期刊建设和学术交流方面有何计划？　　刘国材：早年做期刊主编时，我就经常邀请一些编辑同仁向年轻学者（教授）传授发稿经验。2008年，我在学会的东南地区会议上组建了“向期刊编辑学习”的小组，今年的学会年会上也建立了类似的旨在促进学者与编者交流的讨论小组。近来，我开始考虑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学术期刊建设问题。　　诚如大家所知，学会成立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作为会长更应看到整个学科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局限于怎样发表文章这样的技术性问题。借此次中美公共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中美两国的期刊编辑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同行交流。大家互通有无，了解了彼此的兴趣所在，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相互尊重。举例来说，如果中国探索出一套自己的（公共管理学）理论，那么怎样将它们介绍给外国人就变得极其关键。事实上，无论是学会还是学刊杂志，除了市场性和价值性以外，都应更多地考虑历史性，考虑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此外，受过公共管理学教育的人能否对本专业以及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更正面和更积极的影响，也是我们应当着重思考的。　　作为会长，我有责任领导学会在美国继续推广公共行政教育、研究与服务，并进一步与世界其他公共行政学会建立联系，加强合作；而作为学会首任华人会长，我则更加愿意增进与中国相关研究机构在专业领域的合作。我相信，中美双方可以从彼此经验中学习，也衷心希望能够为两国公共行政学会的长期发展作出贡献。当下，对于公共管理学者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因为有诸多现实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去解决。同时，拥有如此多的极有天赋的学者与从业者在旁协助，我对学科未来的发展更是无比乐观。　　最后，非常感谢贵报给予我阐述个人观点的机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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