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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宝的日志
长平：杀童案报道的媒体伦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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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杀童案报道的媒体伦理反思
从福建南平到江苏泰州，近来接连发生几起杀童案震惊了全社会。人们在反思悲剧的时候，触发了有关媒体伦理的讨论。有主流新闻网站删除了相关消息之后，解释说媒体不该有闻必报，意思是删帖源自媒体的社会责任感。赞同者认为，社会底层情绪郁积者众，媒体的过度渲染容易对他们形成示范效应，导致更多无辜的孩子处于危险之中。
首先我想纠正此间的夸张表述。把正常的媒体报道和“有闻必报”和“过度渲染”混为一谈，是一种偷换概念的狡辩，无需多言，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媒体不该也不可能有闻必报，而且在报道凶杀案的时候，大众媒体要有所节制，不应该对作案过程及现场惨状进行过度渲染，在必要时还要对受害者的隐私予以保护。我这里想要讨论的是，媒体是否需要对此类事件进行报道，或者重点报道。
媒体报道的确可能对潜在的杀人者有示范作用，让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冤屈”或者其他情绪可以通过滥杀无辜进行发泄。不过以此理由阻止媒体报道的人，只看到了媒体报道的这样一个作用。媒体报道的社会效应是多样共存的，我们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影响，然后才能作出合理的结论。至少以下四个方面的作用，不应该被忽视。
其一，社会公众拥有知情权，他们希望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需要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新闻，从而发现这个社会存在什么问题。国家固然存在不让公众知情的机密，但是太多的秘密会让社会变形。更何况，假如不把舆论片面地理解为正式出版的媒体和主流网站的话，封堵注定是徒劳的。口口相传不会让消息跑得更慢，而且捎带无数添油加醋的谣言。
其二，媒体报道引发社会的关注，从而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表达同情，对杀人者进行谴责，这对不幸的生命是一种尊重和哀悼，对受害者的家属是一种关怀和帮助。发生了如此悲惨的事情，假如全社会视而不见，照样歌舞升平，无疑是一种麻木和冷酷，对受害者家庭如同雪上加霜。
其三，媒体报道起着警示作用，尤其会对社会管理者形成压力，迫使大家去反思既存的社会问题，疏导底层不满情绪，检视幼儿园、学校等地的安保措施，以求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其四，对潜在的杀人者来说，媒体报道不仅有示范作用，同时也有警示和谴责的功效。无辜受害者的痛苦，有可能唤醒其中的良知尚存者。社会公众的强烈愤慨，也有可能让他们觉得此种发泄得不偿失。人们很难知道，有多少人因为媒体报道而激发了恶念，又有多少人因为媒体报道而收起了屠刀。
对于那些打定主意要通过报复社会来发泄的人来说，媒体的沉默还有可能激发更大的恶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引起人们的震惊，杀一个人你若无其事，杀十个还不吭声，杀一百个、一千个呢？这就是恐怖分子的逻辑。
因此，重要的是把事情说出来，想方设法防患于未然。我猜想那些不主张媒体报道的人，也不会同意社会对此置之不理。他们会说，可以通过内部渠道，让领导知道就行。领导自然会重视，并想办法预防。但是，这种思维早已被证明不是幻想就是欺骗，现代政治认为权力并非性本善，只有在民意的监督和制约之下，它才可能为民所用。舆论就是民意的重要表达渠道。
可以肯定的是，最不希望媒体报道此类事件者，一定是某些地方官员。官员往往会使用各种手段来阻止媒体报道，受害家属则会千方百计向媒体通报消息。想想其间的道理，就不会只看到媒体报道的负面作用了。(作者系媒体工作者)
曹林：对“报复正义”逻辑大声说不
犯罪专家认为，犯罪是有传染性的，如同疾病的传染一样，一种犯罪发生后，这种犯罪有可能被仿效而形成复制效应。反思传染的成因，我想到了转型时期的矛盾冲突，想到了失去理性者的丧心病狂，想到了校园安全缺乏保障，想到了孩子最易受攻击，还想到了一种为暴力和报复推波助澜的舆论。这种病态的舆论，也在犯罪传染上扮演了非常恶劣的角色，也应为校园血案的接连发生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记得南平校园血案发生后，立刻有一位作家在微博上写道：郑民生医术高明，挽救过不少人的生命。据说因无力购房，恋爱十余次均告败，42岁仍单身。不要说他精神有问题，个人的精神问题大都传染自社会的精神问题。是什么使得同样一只手从救人到杀人？
这种将问题指向体制的逻辑看似深刻，貌似充满辩证和站在道德高地上，却隐藏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逻辑:问题都在体制，弱者从救人到杀人是被逼无奈的反抗，反抗即正义，弱者的报复是有道义借口的。
我担心的是，顺着这种逻辑推理下去，杀人者就会渐渐被描绘为一个反抗体制、反抗不公的“英雄”，那些潜在的犯罪群体会在这种不辨是非的同情中获得非常恶劣的暗示。似乎已成为一种惯例，每当发生类似的血案时，总会有人站出来为杀人者进行辩护，片面渲染杀人者的“受迫害”经历，然后将问题推给抽象的体制。这实际是一种鼓励以暴制暴的嗜血逻辑，你受到不公待遇，你就可以杀人了，就可以拿那些无辜的孩子报复吗？一个失去理智的人屠杀孩子报复社会，不首先去谴责这种恶行，反而为这种失去理智的行为寻找道义借口，这样的论调无异是在为血腥报复推波助澜。
斩断犯罪传染，首先就是击碎那种“报复社会”的道义幻觉，收起那种不分是非的同情。社会要有这样的共识，报复社会杀人，是不可赦之恶；拿最无辜、最脆弱的孩子下手，更是万恶不赦。
翟春阳：面对郑民生们无法拒绝反思
你对甲多一些尊重，甲对乙多一些关爱，乙给丙以帮助，丙给丁以包容……我们不知道“郑民生”是谁，不知道他在何处，但他必在其中，并因此感受到尊重、关爱、温暖、包容，进而热爱生活、热爱社会、养成健康的人格
就在南平惨案凶手郑民生被执行死刑的同一天（4月28日），一场新的校园惨案又在广东雷州发生，这是“郑民生”与雷州惨案的表面联系。而当4月29日江苏泰州再发校园惨案时，首先浮现于我们脑海中的依然是“郑民生”三个字，以至于一时想不起去关注本次惨案凶手的姓名——凶手叫什么名字已经不重要了，不论是4·28事件中的陈康炳，还是4·29事件中的徐玉元，都可以“郑民生”作为一个统一的代号。
校园安全的警钟一阵紧似一阵，我们也确有很多地方需要防范再防范、严密再严密。但我们所能做的极其有限，远远无法让我们的孩子免于恐惧。郑民生已被处决，陈康炳、徐玉元也必将受到惩处，这似乎证明法律或者说正义的力量战无不胜，但这样的胜利是表面的、虚无的，因为它无法改写已经发生的惨剧；我们必须承认，法律与正义也有其弱小的一面，有其无力的一面，其威慑力对于走向极端的郑民生们来说几乎不具作用。更要命的是，我们根本无法预先防范——谁是郑民生？总是只能在又一起惨案发生之后才有答案。
诚然，并非所有类似事件，都可从中推导出“社会责任”（比如说社会不公、贫富差距），个人方面的原因如事业失败、恋爱不成功、人格缺陷等同样可能导致一个人走向“报复社会”的深渊。但无论如何，社会与大众的自我反思依然不可或缺。大家想必都知道“美国加州一只蝴蝶动一下翅膀，可能导致大洋彼岸发生风暴”的警句，人与人构成的社会，情绪传导和道德建设同样有着“蝴蝶效应”:你对甲多一些尊重，甲对乙多一些关爱，乙给丙以帮助，丙给丁以包容……我们不知道“郑民生”是谁，不知道他在何处，但他必在其中，并因此感受到尊重、关爱、温暖、包容，进而热爱生活、热爱社会、养成健康的人格。
面对如花生命的悲逝，任何对郑民生们的同情都不会得到大众的谅解。但对他们仅止于快审快判，虽有助于平复大众情绪、缓解社会舆情，却未免有失理性与不足。我们应以郑民生们为社会样本，展开理性反思，从中找出其走向罪恶深渊的轨迹——他的成长环境如何、受过怎样的教育、经受过哪些挫折，又是什么因素让他的人格趋于极端……从中找出社会建设存在的缺憾与误区——如何发现和疏导走向极端的社会个体，如何给予失败者更多的救济和庇护，如何更有效构建公民对生命的敬仰与法律的敬畏……
强调反思，不仅仅是为了阻止下一个郑民生向我们的孩子伸出毒手，更是为了拯救——作为凶手的郑民生们罪无可赦，未成为凶手之前的郑民生们则需要拯救，这种拯救，亟待从政府、社会组织到每一个公民的共同努力。
荣建华：反社会人格幽灵亟待社会心理干预机制
从南平案开始，一个多月来，一个幽灵四处游荡。泰兴幼儿园血案、雷州小学血案、四川大学曾世杰杀人案……它给校园带来了一桩又一桩惨案，让那些花儿般的生命，在冰冷的刀尖凋零。
这个幽灵，是反社会人格。
它是最恐怖的发泄。它不是仇富，不是仇贪，也不是仇官，它仇恨的是整个社会，行使的是“无差别杀人”。
曾世杰杀人，只因觉得自己没人爱；郑明生杀人，是遭遇工作、恋爱的不顺……他们及与他们一样拥有反社会人格表现的人，在挫败和绝望后，摒弃了坚忍不拔和自强不息，用残杀无辜弱小、报复社会的行径实现自我“救赎”。
之所以选择杀戮学生，正如郑明生所说，无非是因为学生容易得手。反社会人格与校园安全的冲突，便酿成了让人悲恸的校园血案，也暴露了现今中国校园安全机制的薄弱。
打造中国的校园安全计划自然是题中之义，国际上有很多我们值得借鉴的案例。美国在学校里定期搞各种演习；加拿大给学校派驻驻校警察；日本配给孩子们的书包和手机均可报警。而我国政府也在血案后不断探索，北京就打算把全市一千多所中小学的视频监控系统纳入警方监控范畴。
反社会行为不只发生在校园，譬如日本加腾智大的秋叶原无差别杀人，香港天水围伦常惨案等。综合这些惨案，我们可以发现，罪犯几乎都是社会边缘人物，性格孤僻、生活失败、怯懦厌世。
值得警惕的是，在当今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反社会人格并不仅仅只有几个人，让弱者免于恐惧，让无辜者免于伤害。此时，建立全社会的心理预防、干预机制，已迫在眉睫。
陈方：媒体须抑制渲染的冲动
媒体不仅有报道真相的使命，更肩负人道的责任。如何抑制新闻报道时大肆渲染的冲动，考验媒体人的智慧和情怀
每一起校园惨案的发生，我们首先反思的是校园安全监管问题；其次反思是什么样的社会原因促使凶手将魔爪伸向了年幼的孩子。这一次，也有人开始反思，校园惨案屡屡发生，媒体的报道有没有责任？
这样的议题在网络上引起很大争论。有人认为媒体对校园惨案的过度报道，启发着某些潜在的报复社会者，让他们知道用这种方式“见效”最快。
必须承认的是，媒体报道有时确实存在一种“破窗效应”。社会心理学者也认为，大众在接受信息时，如果他接收到的积极消息居多，那么心理暗示会让他觉得社会美好；如果他接收到的都是一些恶劣的负面信息，那么潜在的恶性事件会被无意识地启动。
校园惨案发生后，媒体及时跟进报道，这体现了媒体“监测社会”的功能，公开及时的报道可以引起最广泛的公众预警。如果这些消息被局限在一定范围内，比如只有教育系统和警方知晓内情，一来更容易引起小道消息的传播，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公众情绪的平复，二来对于社会整体预警的防范也颇为不利。
由此来看，“媒体报道是不是该为校园惨案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应该转化为“媒体应该如何报道校园惨案”，不是“报不报”，而是“如何报”。很多人认为，对于此类恶性事件，不必进行深入的细节性描述，媒体不能为了报道而报道，只知道陈述而不知引导。否则，这种令人发指的行径无形中会被推广。
对于这些校园惨剧，媒体不仅有报道真相的使命，更肩负人道的责任。如何抑制新闻报道时大肆渲染的冲动，考验媒体人的智慧和情怀。
刘兴伟：血案再度发生是因伤痕并未抚平
昨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有两条新闻在同一天出现在各大门户网站上。
一篇是南平校园惨案的凶手郑民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另一篇是15时左右，广东省湛江市下辖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冲进校园，持刀砍伤18名学生和1名教师。(4月28日新华)
两起惨案的时间距离如此之近，仅仅是一场审判的时间，又有19名师生受到伤害，这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无比揪心。惟一能让人欣慰的或许便是到截稿时止，还没有人员遇难的消息传来。现有新闻没能为我们呈现出凶手更多的信息，惟一能够得知的是“据初步了解，疑凶是雷州市白沙镇一名乡村老师”。他的动机我们不曾了解，他的经历我们也无从得知，从这句简短的话语中，我们只能猜测他曾经是一个如你我一样平凡的人。
怎么会这样？这样的惨剧为何会再次发生？我们在心底呢喃，我们感到无力而不知所措。上次惨案后，舆论从各个层面作了反思，甚至很多学校还在校门外加了摄像头，但惨案却依旧再次发生了。
有无数个片段在人们脑海中闪回：郑民生在二审庭上表示，如果没有查清原因，他和被害的那些孩子在地狱中也不瞑目；同样是在庭上，家长在法官宣判结束后追问“什么时候枪毙他”。更令人心有余悸的是在医院中申冤者高喊“如果你们不处理好，我也去杀人”。
无疑，南平惨案虽然仅是一起偶然事件，却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撕裂。冲击波及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受难者和当事人，对于社会上的失意者、卑微者群体更是一次冲击。南平惨案的发生，令原来理性者难免受到影响，而最易受到这种影响的便是个人权利与尊严无法得到保障的人群。
或许，今天的惨剧在告诉我们，昨天的反思还不够，血案给社会带来的伤痛并未真正被抚平。社会的秩序与理性的建立，来自于每个人的权利能够得到救济，尊严能够得到保障，不管这个人是平凡还是出众，也不管这个人是卑微还是权贵。当社会上有太多的诉求被压抑时，难免会以无法想象的形式爆发。当爆发来临的时候，如何防止连锁效应的发生，却是必须得到我们正视的课题。
自南平血案以来，人们更多思考的是如何防止血案的再次发生，而非如何防止第二个郑民生的产生。长沙市教育局会架起高清探头监视校园周边的失意人群，有钱的家长会雇“武林高手”接送自己的孩子上学，但事实告诉我们，这些办法对于阻止血案的再次发生并不能真正起作用。
其实，真正有作用的措施在于一定要让每个人的权利诉求都能够通过法治渠道得到表达，引起重视，这才是重建社会理性的最终出路，也是阻断血案连锁效应的最好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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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怎样做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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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n/m/doujiangming　　　　我们怎样做明星？　　 　　 　　毫无疑问，　　这个　　标题　　是　　抄　　鲁　　迅 　　的　　。&& ()&& ()&& ()&& ()&& ()&& ()&& () 　　 　　
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原来是看了们跟及网友争论不休，想说“我们怎样做”但看了昨日刘德华通过本报发出的呼吁：“让被歧视乙肝学生返回校园”，就又把“”两个字删了，改成“明星”　　
作为这个地球上最耀眼的人种，明星的一举一动都容易引起特别的关注比如骂现代，若果只是网友这样说，们不致于如此愤懑不已但是明星，所以他说出来的话虽然只是个人观点，但影响可谓“深远”这种影响，相信明星们自然心里有数但如何运用这种影响力，就是“我们如何当明星”的问题了之前听说濮存昕为艾滋病公益代言，看到数位女星***宣传乳腺癌防治，令见惯这个世界恶形恶状的我颇有如沐春风之感而得知刘德华出任护肝大使，更是如此　　
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对为数1.2亿长期携带乙肝病毒的人群的歧视，其规模之大仅次于将大多数人群划为二等公民的户籍制度，其罪其恶则堪称世界之最上亿人被迫在上学、工作等基本生活层面步履维艰，我不懂这种状况为什么在持续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之后还在继续***乌鲁木齐第十五中学的10名乙肝携带者学生被退学事件，其实并不特别读者诸君可随意查查相关网页，就可看见大量同类事件的报道（当然，比这更多的，是大量虚假的根冶乙肝的医疗广告）　　
这么惊人可怕的罪恶如此持之以恒地发生，说实话我并不感到惊奇而看到华人世界的第一明星刘德华出任护肝大使，我则真诚地感到惊喜事关1.2亿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刘德华此举的意义怎么高估都不为过更为可喜的是，他已经开始履行“大使”的任务当得知***乌鲁木齐有数名乙肝携带者学生被退学时，他通过本报发出让他们重返校园的呼吁　　为这个为数1.2亿的受歧视人群的基本人权呼吁，恕我孤陋，似乎刘德华是惟一一位这样做的明星　　
怎样做明星？在名人博客里讲讲自己生活中的小情趣，替自己拍的影视做做广告，登几张自己的最新靓照，义愤填膺地谴责一下狗仔队，是不是就够了？除了学习刘德华好榜样，我的同事长平也曾撰文举例说明大洋彼岸的明星楷模：　　
“这个问题可以让布拉德"彼特和安吉丽娜"朱莉来回答――他们前不久有了一个孩子，但是最近宣布：如果美国的法律不允许同性恋结婚，他们就不结婚，以抗议对同性恋的歧视/有个朋友据此写了一篇文章，罗列了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好莱坞明星，名单可以‘像长安街那么长’―激烈的直接反布什，温和的就搞搞慈善和环保除了关心同性恋，朱莉还出访了15个战地难民营，还从埃及和埃塞俄比亚领养了两个孤儿――仅此举就使埃塞俄比亚的孤儿领养数量成倍增长”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的恶形恶状，我们当然也因此希望从娱乐这里获得更多的轻松和快乐但娱乐之余，仍然要看回这个世界，却是我们不得不的选择明星身为公众人物，为心灵提供娱乐之余，也完全应该帮助这个世界的改善发挥独特的作用　　最后说回以及跟他吵架的们不知为什么我会莫明其妙地想起那句什么“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的鬼话来　　
奥斯维辛之后，可能抒情变成了一桩相当奢侈的事情废话诗，下半身诗与其说是对知识分子诗歌的反攻倒算，不如说是诗歌的曲线自救我粗略读过这些们的一些诗，它们中有很好的，不像说得那么不堪　　但，又如何？我虽然不算性子急，可是面对现实也常常变得焦虑这场吵架，我觉得相当无聊“无聊”这个词或许过激我只是常常想，作为公众人物/明星，多关注些公共事物，不是诗―这类有关灵魂的讨论不如跟上帝去谈，或者跟自己谈，我们的灵魂需要关注，可是我们的肉身早已告急--有那么多需要公众人物立即和持续发言的事情　　
刘德华这样做了，他不愧为华人世界第一明星　　
，我意外见到他新的一篇博客开始关注一桩被刻意遮盖的杀人案，呼吁“等待真相”；　　
沈浩波和尹丽川，我知道他们也曾经为受难者做过呼吁　　
继续这样做，而不是那样，明星们　　 　　　　向好友推荐本贴：&&&& 标题：《我们现在怎样做明星？》&&&& 地址： .cn/Article/200610/showp1.html
& Re: 我们现在怎样做明星？
作者：曾俐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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