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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学校在我们的语境中特指资优的公立学校。很多民间的择校大师把公立学校分成几流几等，让人细思极恐。同一家学校的本部和分校间也有等级概念，同一个校园里班级之间也有高下之分，实验班更牛一些...
　　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一直是教育实践者们感兴趣的-好学校究竟有没有用？
　　↓↓↓
　　好学校有用吗？
　　读了中国最好的学校，他却说 &我不原谅”！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做过老师的人多数并不认同，确实有些学生是教不出来的。当然，给部分学生群体贴上差生的标签是不可取的方法，但通过选拔进行分层教学是有必要的。
　　以尊重个体为前提进行因材施教是国际教育的理念，根据单科能力分层教学在国际学校和西方的学校中是常见的方式。有9万所公立学校，2万8千所私立中小学校的美国是不是也这样呢？
　　转载方帆老师的文章-看看美国有没有重点高中和实验班。
　　很多人以为美国的教育制度比中国好，还有想象中的、连美国人都没听说过的“素质教育”，难怪美国年年有诺贝尔奖得主。因此，像“重点学校”，“重点班”这种在中国早就被打倒打翻永不翻身的东西，在美国肯定是没有的。
　　错了。美国的公立学校不仅有“重点学校”，而且几乎所有中学都有“重点班”。美国公立学校里面的重点学校有两个概念。一种是叫“学术学校“，比如“学术初中”，“学术高中”等。一种叫“特长学校”，比如“艺术高中”等。
　　“学术学校” 的特点是录取学业成绩最优秀的学生。申请进这种学校的学生，要么必须参加一个非常严格的淘汰性的入学考试；要么是在全州统考和平时成绩都非常拔尖。
　　“特长学校”的特点是录取具有某种特长的学生。比如钢琴弹得好，舞跳得好，或者数学特别好等，通过考试选拔，择优录取。
　　美国的公立学校，因为要体现“公平”的原则，本来是不可以用考试的办法来“择优录取”学生的。因为美国是13年义务教育的，所以，任何学生想上学读书，只要到校区登记，有住址证明是在该地区居住，就能入读该地区的公立学校，学生不需要考任何的试。
　　但是，美国的教育里面也有重要的一环，是有一个机制让特别优秀的人才能够得到适当的培养，不会淹没在碌碌无为的一般人之中。“重点学校”就是这样产生的。
　　通常，每一个地区只有一家这样的学校，甚至一个州才有一家这样的学校。比如纽约的斯岱文森(Stuyvesant)学术高中，学生全都是精英加天才，四分之一的毕业生进入常春藤大学，校友里面就出过八个诺贝尔奖得主。
　　这所高中是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因为这所高中的存在，竟然导致附近专门为了准备进入这所高中的考试而办的补习班成为了一个非常赚钱的产业。
　　旧金山的洛威尔(Lowell)高中也是这样一所重点学校，学生是来自旧金山市成绩最好的两千六百名高中生。这所学校是综合全加州统考的成绩和初中阶段的平均学业成绩来录取学生的。
　　美国公立学校里面的重点学校有这样的特点：学生在“好成绩，社交活动，睡眠”这三样东西中，只能选择两样。
　　所有学生都是拼了命学习，因为老师是采用二次评分来给成绩的：在班里面排名前百分之十的学生拿A，次百分之十的学生拿B......等等，假如全班都考90分以上，你考89分，一样会不及格。
　　重点学校里面能比普通高中开更多难度大的学术课程，比如大学程度的，称为“大学先修课”（AP）课程。即使是同样的课程，重点学校的学生也比普通学校学得快，学得深，因为学生全都学有余力。
　　由于美国的公立学校的哲学就是提供一个地方让孩子接受教育，并没有规定一定要学到多少东西，更加不像中国那样，一定要强迫学生学什么，老师教什么，升学率多少，因此，很多差的公立学校其实是社会渣滓混日子的地方，吸毒，酗酒，抽烟，上课以打老师，打同学为乐，根本无法有任何教学活动产生。
　　在这种情形下，很多学生拿着及格的成绩一直升上高中，其实什么都没学会，什么都不懂。但是，美国的高中，无论公立还是私立，都有向大学输送合格学生的任务，因此，对于学生是否掌握相当的学术基础，还是有点要求的。
　　在这样的情形下，大部分公立高中都会开设“重点班”，称为(honors class)。重点班的学生成绩一般都比较好，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想读书学习，而不是到学校来捣蛋、吸毒、性交、酗酒的学生。而对老师而言，重点班，也是公立学校里面唯一能教书的班。
　　在高中，除了重点班以外，还有AP班，也就是学习大学课程的班，这种高于高中程度的班，当然也是重点班的一种。
　　把程度相当，愿意学习，能力也比较强的学生编在重点班，可以让学生学到东西，也让教师的教学更有针对性。但是，美国教育界的左倾放纵派一直想取消重点班。
　　他们认为重点班歧视黑人和拉丁美洲裔学生；产生种族隔离；让学生失去自信心......等等。但是，这并没有阻碍重点班的不断建立，更加没有阻碍在初中，甚至小学设立重点班，培养能学习，想学习的学生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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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
北京教育音像报刊总社评论部评论员.....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美国独立教育顾问协会认证顾问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国内中学教育倡导全面发展的观点已初见成效
中国教育报 吴娟
[摘要]接受过国内基础教育、达到世界水平的高层次人才越来越多地出现，也说明国内教育倡导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已见成效，国内中学教育领域的成果，已经在杨璐菡和李英睿这一代学生的成长中体现出来了。对杨璐菡今日的成就，她在成都七中读高中时的班主任、生物老师谢华并不意外。实际上，杨璐菡所在的名学生中，有一批优秀学生。其中最出类拔萃的两位，年纪轻轻，却已成为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他们一位是杨璐菡，另一位则是华大科技的首席科学家、首席执行官李英睿。从实验班到普通班，是学校有意为之“杨璐菡高一在理科实验班，高二时来到我们班。”谢华对记者说。成都七中是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每年有一部分名额用于从全省选拔优秀学生，2001年，杨璐菡从峨眉山市的峨眉一中考入了成都七中理科实验班，住校学习。在全省理科“尖子”云集的理科实验班，学生们在学业上自我要求都非常高，班上的学习气氛不免浓厚得有点紧张。为创造更有利于学生心理健康的氛围，学校做出一项调整：从高二开始，将实验班的学生们分散到各个普通班。杨璐菡和几个对生物有浓厚兴趣的学生，被分到教生物的谢华班里。有趣的是，从龙泉中学考来的李英睿一直在普通班里。虽然李英睿的父亲一直希望儿子考上实验班，但从小就颇有主见的李英睿，只想留在普通班，考试故意发挥得一般，没有被录到实验班。谢华认为，把实验班的学生分散到普通班，是个有益的尝试。优秀学生过度集中，竞争过于激烈，可能导致孩子心理压力偏大。她举例，有的学生求胜心切，导致心态不太好，做出把别人的参考书藏起来等举动。“能走得更远的学生，往往是那些学业出色、心态又好的孩子。”一提到杨璐菡，谢华马上想起她笑嘻嘻的神态和银铃般的笑声，“她跟同学们关系很好，排球活动月上，她积极参与，自己在场下时，就为其他同学加油。她还参与不少社团活动。”时任校学生会副主席的李英睿，则经常代表学生跟学校不同部门、老师反映意见，磋商问题。谢华当时是年级组组长，就曾被李英睿拉着，听他反映学生对食堂的意见和建议。“我不想弄了，好想把书烧了”杨璐菡的认真和执着，给谢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在整个年级，杨璐菡的天赋算不上最拔尖的，但她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而且时间安排上特别有计划。李英睿则是那种对所有知识领域都很有兴趣的学生。在生物之外，他对历史和哲学的兴趣特别浓厚。今年中秋节前，李英睿回母校七中所做的讲座颇富思辨色彩。他告诉大家，他所做的很多基因实验证实了自己以往的一些哲学思考。杨璐菡和李英睿与班里其他几个学生，当时决定挑战生物奥林匹克竞赛。备战生物奥赛的过程十分艰苦。学生宿舍每天10点熄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准备竞赛，杨璐菡和几个女同学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间，每天学到很晚。因为经常睡得太晚，她们有时早上会睡过点。在谢华的建议下，她们准备了三个闹钟，即使这样，偶尔还是闹不醒她们。谢华说，杨璐菡也不是刀枪不入的奇人。在准备竞赛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杨璐菡也会很脆弱。有一次，她对谢华倾诉：“我不想弄了，好想把书烧了。”经过老师的耐心疏导和自我调整，她一步步继续往前冲，直至冲到国家队。2004年7月，她代表中国赴澳大利亚参赛，在第15届国际生物奥林匹克竞赛中荣获金牌。全面发展才有能力创造幸福生活作为一所百年老校，成都七中曾培养了8个院士。在新生代的优秀毕业生里，除了杨璐菡和李英睿，还有一长串的名字：李稻葵，著名经济学家，现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小川，搜狗公司现任首席执行官，前搜狐高级副总裁、首席技术官；张伟，我国年轻一代最出色的数学家之一，2010年获得数学领域世界级奖项——拉马努金奖；周涛，2010年27岁时受聘于，成为当时四川最年轻的教授……“学业好还不够，心理健康，发展全面，今后才有能力创造幸福的生活。”谢华说，这一教育理念在成都七中已是共识。培养学生内心的高远目标和社会责任感，也是让学生走得更远的关键。“学生内心有社会责任意识，对造福人类的事业会更有热情和坚持。”谢华说。同班同学杨璐菡和李英睿，2004年同时被“点招”入学，之后，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杨璐菡2008年本科毕业后，远赴美国哈佛大学求学、工作，七年后，终于突破了猪器官向人类移植的重大难关，为解决移植器官短缺的全球困境做出贡献。李英睿则选择在国内发展。他2004年进入北京大学生物科学专业，大二暑假就加入了华大基因，才二十岁出头，其研究成果“第一个亚洲人的基因组图谱”就在《自然》上发表，成为国内少见的在《自然》上以第一作者发表文章的本科生之一。目前，作为华大科技的首席科学家、首席执行官，他正带领团队在复杂疾病、癌症、分子育种、进化等多领域开展基于基因组学技术的研究工作。谢华认为，接受过国内基础教育、达到世界水平的高层次人才越来越多地出现，也说明国内教育倡导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已见成效，国内中学教育领域的一些成果，已经在杨璐菡和李英睿这一代学生的成长中体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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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有答&&中国中小学教育面临的问题
中国中小学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作者简介：伍维晨，年就读于北京市二里沟中心小学，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2015年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是海淀区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员，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得主，人大附中瑞穗奖学金、立邦奖学金得主，曾任人大附中第一届学生理事会总干事，高中2015届年级学生会主席、理科第一实验班班长。
在笔者从小学一年级至今十二年的求学生涯中，他一直以一个受教育者的身份，观察并思考着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有关这些问题的一些思考，早在若干年前笔者就读小学时就已然初具雏形。笔者曾在这十二年当中，与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老师、家长和学生就这些问题进行过不同方式的探讨。今年，笔者通过北京市高考进入了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北大向新生征文，询问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笔者希望借此机会，将多年来的若干零碎思想做一梳理和总结。
教育部长袁贵仁曾表示，中国能让所有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对于这一评价，笔者认为无可反驳。中国的义务教育工程，其体量之庞大，意义之深远，应是不容置喙的；我国的中小学教育经历了多年发展，取得的成绩也是应当肯定的。然而，近些年教育体制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各地的相关政策已逐步出台或正在酝酿，可见社会关于我国教育存在体制性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一种体制，无论其看似有多少漏洞，都必然是种种复杂的时代条件、历史原因的产物。而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也是由我国教育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应运而生的。本文将从笔者对教育的总体认识切入，结合笔者自身的经历和思考，在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分析我国中小学教育所面临的问题。由于笔者并非专业的社会学、教育学研究人员，仅仅是一位大学新生，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想必会有失偏颇；然而笔者可以保证，以下文字确实反映了一位在现行体制下还算成功的学生的真实思想。
总论：教育的目的与中小学教育的使命
为了更好地展开本文的论述，我们需要首先认识教育的目的。有关教育的目的，古今中外的不同教育家有着不同的见解，笔者的总结是：“使人成为人”，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使自然人成为文明人”。
婴儿呱呱坠地之时，处于完全的自然状态，其对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浑然不觉。而教育的目的，便是以一种高效率的方式，使这自然人成为符合文明社会要求的人。笔者以为，这一目的又大体可分为以下三方面：
（一）使其了解并掌握文明社会生活中的原则、方式和手段；
（二）使其掌握一些技能以在文明社会中创造价值；
（三）使其思想得到丰富，以走进人类文明的精神世界。
教育的方式和阶段都有许多。牙牙学语、蹒跚学步是接受教育，上课读书、参加锻炼是接受教育，进入社会后在工作岗位上与人相处，也是一种接受教育；甚至于现在的许多胎儿有幸，在母腹中便可收听经典音乐，这所谓的“胎教”也是一种教育方式。俗语有云：活到老，学到老。人的一生便是不断接受教育的过程。本文仅仅探讨中小学教育，也即六岁至十八岁这一阶段教育所应担负的使命。对应于以上所述的三条教育的根本目的，可以认为这一阶段教育的使命大体可分为：
（一）人格使命：教授基本生活技能、社交能力，塑造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二）知识使命：教授基本的学习能力和各方面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三）精神使命：使学生接触文化作品，参与文化生活，形成基本的文化审美能力。
而这一阶段的教育又可分为三部分，即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包括课堂教学以及教师对学生在其他方面的引导；家庭教育，主要指家长对学生的各方面影响；社会教育是历来似乎被忽视的一部分，这里指社会生活对学生的影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三个部分，共同承担着中小学教育的三大使命。以下，笔者将对照这三大使命，指出当下我国中小学教育的不足之处。
高压竞争机制的产生原因及负面影响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我国教育的总体情况是：需要受教育的人口众多，而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却处于相对匮乏的状态。现行义务教育制度，的确完成了一个值得称道的历史使命，即让全国儿童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是在全国范围内，能够接受到优质中小学教育的学生还是相对少数的。而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国际水平的高等教育资源，在中国几乎完全集中于北大和清华两所高校。这是由我国的发展阶段决定的，无需回避，也无法回避。
人口众多、资源紧缺且分布不均，自然地呼唤一种高效的选拔机制。由于现阶段法制建设和监督体系的不足，中国不可能实行美国高校的委员会综合评价、完全自主招生的制度，只有寻求一种标准化的评价方式作为选拔参照，而将学生水平标准化的相对客观公平的方式只有考试一途。高考制度，正是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产生的。
应当承认，高考制度在无法实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的客观条件下，确实是实现结果公平的较好方式，笔者的父母正是在高考制度下走出了山村，最终到北京工作，凭借知识改变了命运。但时至如今，高考制度已经显示出一些明显的弊端。
前文已述，高考制度是人口众多、资源紧缺这一现实状况的产物，而如此现状所需要的选拔考试，必然需要有足够的区分度。由此导致的高考试题设计，已经将学生的大量精力消耗于应试技巧的训练和知识的无谓重复上。而这一点，与前文所述的教育的根本目的和中小学教育的使命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在笔者看来，纯属浪费学生的青春。这些训练，并没有从实际上提升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一旦高考结束，便失去了一切意义。
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青少年的时间和精力尤为宝贵。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于课本知识学习的中国中小学生所接受到的综合素质教育是十分贫瘠的。对照中小学教育三大使命第一条，我国中小学生所掌握的生活技能，尤其是社交能力，如沟通能力、领导力等都是相对不足的，而在灌输性政治课程愈发不受欢迎的当下，其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又难以得到系统而有效的引导。由此引起的一个值得警惕的后果，就是我国中学生在走入大学时缺乏明确的人生规划，对于院校和专业的选择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和非理性（这也与现行录取制度有关），而这种随意性和非理性将为学生的长远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
在这一点上，我国的广大中小学校，尤其是中学应当承担责任。许许多多的中学，将升学率、平均分、高分段这些高考指标作为办学的唯一目标，忽视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所谓的“素质教育”在现行体制下几乎成了一句空话。一些学校实行的所谓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更是将学校变成了“高考工厂”，将学生作为产品而非完整的人来看待，如此“教育”，已经与“使人成为人”的根本目标背道而驰，实属中国的悲哀。
这里存在一个思想认识层面的误区，即“中小学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大学输送人才”。笔者应当指出，这一观点有着很严重的错误。六岁至十八岁这十二年，是人的思想观念、理想信念形成的重要阶段，人对自我、对社会、对世界的认识和社会生活的各种能力在这十二年间应当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小学教育有其本身应当减负的重要使命，绝不仅仅是“大学教育的准备”。因此，我们评价一所中学或小学的教学成果，绝不应当仅仅关注其升学率，而更应关注这所学校学生的长期发展。遗憾的是，当下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学校本身，都对学生的长期发展缺乏重视。
同样应当指出的是，高难度的高校招生考试并不能真正提升学生的学术水平。应试技巧的玩弄、答题套路的背诵，与真正的学术研究和思维训练无关。真正的精英人才，本应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用于真正的学术探索，却将过多精力用于应付考试。由区分度要求造成的这一重大无谓损耗，同样是中小学教育的一大体制性问题。更何况，标准化、套路化的考试体系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灌输性的教学模式，更有扼制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之虞，这也是十分值得警惕的。
在学习方面巨大的竞争压力，使得许多学生都是在来自家长的外部压力而非来自内心的驱动力之下投入学习的。社会赋予学习过多的附加意义和竞争压力，使得学习在大多数学生心目中成为负担。各地教育部门频繁出台针对中小学生的所谓“减负”政策，在笔者看来，纯属荒谬可笑。教育部门真正应当思考的，是为什么学习成了学生的“负担”？为什么不能让广大中小学生喜欢学习？人类对于自然世界和文明世界有着天然的探索欲和求知欲，这种天然的欲望难道不应在学习中获得满足，从而给人以最大的快乐吗？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却以“减负”之名试图化解压力，实属转移矛盾、推卸责任。事实上，只要学习的竞争压力不减弱，学生的“负担”便不可能真正减轻，无非是从课内转移到课外而已。巨大的竞争压力，客观上抑制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损伤了人类灿烂辉煌的文化本应给学生带来的快乐。
总而言之，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匮乏，巨大的竞争压力将学生精力和学校的办学资源过度局限于对各类考试的应付当中。我国的中小学教育，轻视了对学生思想观念、人生规划方面的引导，消磨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没有给学生提供真正的学术探索的机会，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地区发展不均所带来的教育公平难题
当下我国经济社会的另一显著特点，即是地区发展不均衡。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和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使得“教育公平”这个涉及原则和政治的问题异常棘手。
依照程序，可以将不同地区间的教育公平这一命题分为以下三方面：
（一）起点公平：不同地区的学生同样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二）过程公平：不同地区相同水平的学生应当享受相同质量的教育资源；
（三）结果公平：不同地区的学生应在公平的体制下接受最终评价。
起点公平问题，已由现行义务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推行解决；过程公平，则是当下教育公平问题的一大症结。在入学之初，学生并无实际水平的差别，然而不同地区小学生所接受的教育质量却有天壤之别；由于无法接收到高质量的初等教育而遭埋没于田埂之间的天资优越的学生，在全国范围内不计其数；受家庭经济条件制约而无法到大城市接受优质中等教育的农村少年，同样不可胜数。若将讨论的话题宽泛化，则因父母出外打工而不常得到父爱和母爱的几千万留守儿童，其人格教育更成问题，众多留守儿童因在中小学阶段缺少人格上的引导而误入歧途，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此间的不公平自是不言而喻的。
并且，这一不公平现象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以笔者的故乡湖南省为例，全省各地的优秀学子，在高中几乎被完全集中于长沙四大名校，即长郡中学、雅礼中学、湖南师大附中和长沙一中；而湖南省各地的优秀教师，也以执教于长沙四大名校为事业的追求，从而造成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进一步集中；这些名师出于子女户口和将来的教育问题，还有相当可能走出长沙而到北京寻求就职机会，笔者的几位恩师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由南方来到了北京。而在省内的二、三线城市及农村，已有为数不少的中小学关门倒闭，笔者父母当年就读的邵阳县三中即是其中一例。
在教育资源的地区差异如此显著的条件下，结果公平必须借助一种非绝对性的评价机制来实现，也即“相对背景的成绩评价”。一位生长于贫困农村的学生和一位生长于富商家庭的学生取得了同等成绩，显然应当给予前者以更好的深造机会，因为在相对匮乏的资源中，其所付出的努力、显示出的能力都更为突出。然而，这一评价体制本身所具有的灵活性和模糊性，使得它必须要以高校完全自主招生制度为依托，但依前文所述，在法制体系和监督体系尚不健全的今日中国，这一制度所带来的求助空间和腐败空间十足可怖，只会引起更为恶劣的不公平现象。
于是，我国采取了统一考试的方法试图实现中小学教育的结果公平。但笔者应当指出，在过程公平无法保证的情况下，统考意义下的结果公平并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受教育机会不同的学生面对同一套试卷，仅凭这一套试卷的绝对分数来决定此后的人生走向，即使公平，也不公正。
与此同时，高校在全国的招生计划分配不均，也是多年来饱受争议的话题。这其中，又以北京的顶尖高校首当其冲。各地大学都对本地学生有招生计划上的优惠，然而北大、清华等位于首都的顶尖高校，却被认为应当对全国承担责任而遭口诛笔伐；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则因更加偏向本地的指标分配，同样难免舆论抨击之苦。
综上所述，我国的地区发展不均衡，带来了教育过程和结果的双重不公平现象。在国家层面上，教育公平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应当说，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乃至社会的不平等，不同家庭之间，财富水平相异，文化素养有别，自人类文明和私有制产生以来即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现代的政治伦理下，所有未经文明洗礼的自然人都应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换言之，无论家庭背景如何，出生地点为何，所有儿童都应享受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的教育。笔者认为，这是社会正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国家民族发展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受制于经济发展的现状而无法完全实现，但政府可以采取必要的行政及经济手段加以调节。例如，提高教师待遇，尤其是对非一线城市的教师加以适当补贴，以缓解地区间师资分配不均衡；又例如，教育部和地方教育局分管不同高校，分别实行全国公平和偏向本地的招生计划，财政拨款分别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负责等等。美国加州大学的若干分校为本州学生提供了极大的优惠，其伯克利、洛杉矶等分校同样是世界一流的名校；而与此同时，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等作为私立学校同样在世界教育界赫赫有名。以上的这些建议不过是一个十八岁学生的浅薄臆想，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短期内难获重大改观的前提下，采取适当行政和经济手段调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却是值得考虑的。
论及教育公平这一话题，笔者还愿意在此指出另一个有关现象：在当今舆论界，有一等用意不明、混淆视听的声音，打着“教育公平”的旗号对一些办学成绩突出的学校横加指责，似乎这些学校师资雄厚、生源优良是一种不道德、不公正的现象。笔者坚持认为，好学生应当由好老师来教，平均主义绝不是教育公平的真正含义，所谓教育公平指的是地区间的公平，而同一地区不同学校的办学水平差异，必然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所带来的激励机制也是利大于弊的。以所谓“教育公平”的名义鼓吹庸俗的平均主义，对优秀学校及其探索性工作加以无理抨击，在笔者看来实属居心叵测的损毁行为。教育界应当力图摆脱这些杂音的干扰，做出真正有开拓性的工作。
当今社会价值观念下的教育方法问题
教育资源总量匮乏、分配不均，这种客观条件造就了中国中小学教育的两大体制性问题，即竞争压力过大、地区间教育公平难以实现。我们若将视野更加扩大，则会发现当今的若干教育问题，更可在社会价值观念下寻找其缘由。
本文在总论中指出，教育的根本目的应当是使自然人成为文明人。但在大多数中国家长看来，教育无非是使学生出人头地的手段而已。这种观念，不消说是与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念相关的。从传统意识中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到现代社会的过度趋利思想，无不对其有所“贡献”。
诚然，接受教育是许多学子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因接受教育而取得成功，本也是天经地义的；但将教育的目的过于功利化，却会产生思想和方法上的偏差。从具体的表现看来，也就是过度注重在升学方面取得好的结果。在中国绝大多数中小学生及其家长的认识当中，“考上好大学”是中小学教育的唯一目的。这一思想上的偏差，实际上过度强调了教育的知识使命而忽视了其人格使命和文化使命。反映在方法上，则体现为家长和学校对学生的学习介入过多，而对其理想信念则缺乏引导，对其文化素养缺乏培养。
几乎每年，都有许多以高考高分进入名校的学生在大学中因学习消极而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这一现象是十分值得深思的。笔者认为，这种“堕落”是由于这些学生在中小学阶段接受了畸形的教育和管理。他们的整个中小学阶段，都将学习作为“考上好大学”的手段，因而造成了以下三方面问题：其一，由于除却“考上好大学”之外，他们没有更加长远的目标，因此在实现这一短期目标之后，便会出现信念的不坚定和思想的迷茫；其二，他们的学习是由一种功利性的目的而非内在的兴趣所驱动的，故而他们实际上缺乏学习的动力；其三，这些学生在中学阶段往往接受着近乎于军事化的高压管理，这种管理模式，纵然可以在短期内约束他们，俾使其在高考中取得高分，却并不能训练出他们的自律性，是以他们在大学失去外在约束之后，容易放纵自我。笔者认为，这些情况的出现，本质上是由于对知识教育的过于偏重以及对人格教育、文化教育的疏忽。
当下中国的家庭教育中，“隔代教育”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外出打工的农村夫妇和工作繁忙、通勤不便的城市夫妻都很可能将教育下一代的任务交给老人。其结果，同样是人格教育的疏漏。出于种种微妙的原因，父母亲对子女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引导，是祖辈所不能替代的；与此同时，祖辈溺爱孙辈的倾向也不容忽视。由此造成的学生在人格上的不完备，其后果十足可畏。
父母在家庭教育中所走的另一极端，则是对子女具体学习内容的过多介入。据笔者了解，当今的不少父母亲自为子女检查作业，甚至帮助子女完成作业，或是在家中为子女补课。依笔者看来，这种方法实属下策，非但不能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而且无法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探究能力。纵使如此“陪读”能够将学生送入理想的大学，也不能保证他们足以适应自主性较强的大学教育模式。由此可见，对子女具体学习的过多介入，实际上也是家庭教育中一种急功近利的短视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绝大多数中小学生都是独生子女，这使得以上两种极端都有加强的可能。独生子女聚焦了整个家庭的全部注意力，祖辈的溺爱和父辈的过度干涉，都会在长期给他们以更大的危害。即使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二胎制度逐渐放开，独生子女比例也未见得会得到显著下降，这是由于在现代社会，教育孩子的成本的确高昂，压力也的确可观。
过度功利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在竞争压力下导致了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教育观，对于知识教育的过度偏重和对人格教育的疏忽，已经使教育偏离了其完整的目的。家庭教育在这方面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笔者愿在此忠告全国中小学生的家长，切莫因为对于分数的过度关注而对子女的人格培养和长期规划有所偏废，这是对子女最大的不负责任。
经济学意义下的教育问题
在巨大的教育竞争压力下，极大比例的中国学生和家长不满足于体制内教育所提供的资源，转而寻求体制外的培训机构的帮助，这客观上促成了一个巨大的教育产业市场。
不同于体制性的教育，教育产业是盈利性质而非公益性质的；由于教育市场极为广阔，且需求弹性小，这一产业在当下中国堪称如火如荼。可以预见，如果教育竞争压力不得减轻，这一市场将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持续火爆。国内的诸多教育巨头型企业，如新东方、学而思等甚至已经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
用经济手段办教育，其本身在道德上也许并无可以指摘之处；然而，体制外的教育企业，其教师和学生在本质上已经不是师生关系，而是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以其作为老师的责任，也相应地有所减轻。此间的风险在于，教育企业可能为了短期目的而采取急功近利的教育方法，置学生的长期发展于不顾。
一个典型的特征是，几乎所有的教育机构都将“提分”作为最响亮的广告语，毫不掩饰地宣示着它们的功利本质。而他们所教授的“提分”方法，也往往不是以提高学生素养和能力为基础的。笔者曾在这类机构做过助教，对其“提分”手段也略知一二。例如：对于一些阅读理解中的选择题，老师会根据以往试题的经验，指出某一词语出现于选项中意味着该选项必错无疑，根本无需对文意进行理解；在阅读简答题中，老师则要求对所有题型的答题格式进行背诵，并不顾学生对文章结构的把握能力；至于写作，则以统一的模板“通吃”所有考题，开头如何引入，论点如何分立，结尾如何收束，乃至何处应当使用何种连接词语，规定得事无巨细，甚至于交给考生若干个“万能事例”，依照题目要求进行角度转换。这种方法运用到极致，则所有文章的写作完全类似于水果拼盘，将准备好的素材进行拼凑乃至默写，就能博取高分。凡此种种，既没有提升学生的学术水平、思维能力、写作能力和阅读能力，更有限制学生创造力的潜在危害。
诚然，并非所有体制外的机构和教师都在采取这种近乎于饮鸩止渴的教育方法，但其的确是当今教育产业中的主流。在道德上，笔者并不想对这些机构和教师做过多苛责，毕竟他们只是尽到了作为商家的责任。既然顾客的需求就是短视而功利的，那么商家采取相应的实用手段，也应无可厚非；这些机构的教师，内心中也的确是以帮助学生为目的的，只是因社会整体价值观念的偏颇，充当了好意的帮凶。
在体制外教师在火爆市场中享受高额薪酬时，体制内的为学生承担更多责任的教师，却只能领取相对微薄的工资。这当然与财政在教育方面投入比例不足有着密切的关系。将我国教育投入占国家财政总预算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则会明显地发现这方面的差距。然而这一差距是由我国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短期之内难获重大改观。
为改善收入状况，体制内的教师可能寻求在校外兼职，赚取外快；这本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有些教师的做法确实堪称有违师道：其手段是，在正常教学中故意消极怠工，将知识的精华部分转移到其收取高额报酬的“小灶”上来。这一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已有愈演愈烈之势，其所造成的对于学生时间精力的浪费，乃至对于教师这一职业尊严的损毁，影响堪称恶劣。管理部门为了杜绝类似现象，只得禁止所有教师担任任何形式的校外兼职，而这毫无疑问又的确对体制内的名师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公平。更何况，上述禁令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十足可疑，对于各式各样秘密的校内教师校外兼职，管理部门并不具有足够的检查力度。
如果对体制内的教育也进行市场化改革，则也不失为解决体制内教师待遇问题的一种经济手段，但这又会带来教育的不公平问题，也即家庭经济实力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学生接受优等教育的机会。建立助学金制度可能是一种方案，但我国人口众多，这种制度的建立所将遭受的波折，也是不言自明的。
综上所述，笔者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教育作为一个行业，与其他行业相同，不得不受经济条件和经济学原理的制约，但教育行业的特殊性，使得其不应当以纯粹的经济手段进行运作。教育产业一词，本身就是一种悖论，因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学生，而产业的首要目的却是盈利。教育的原则是与金钱无关的公平，产业的信条却是“用钱说话”。因此，教育的主要职责，应当在政府管理的体制内解决；但体制偏离经济规律过多，又会趋于脆弱。由此观之，政府加大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投入，适当提高教师待遇，也便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结束语：中国中小学教育的出路
在上文中，笔者已将他十二年来有关中国中小学教育的思考，尽力构建成一个连贯的体系。总而言之，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决定了我国教育资源总量匮乏、地区之间分配不均；这一方面促成了高压的教育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引发了地区之间教育不公平的难题。高压竞争机制将学生的关注点过度集中于分数，弱化了教育本应承担的对于学生人格和文化方面的塑造使命。过度功利化的社会价值观念以及火爆的体制外教育市场，更使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学生的人格发展得不到保障，思想观念、人生规划缺乏明确性，学习兴趣难以被激发，学术素养又得不到真正的长足发展。
当我们思考中小学教育的出路，就会发现增加教育资源的总量，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途径。一方面，这需要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作为支撑；而另一方面，国家财政对于教育的投入加大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例如，可以通过提高教师待遇，使得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教育行业，保留住体制内的优质师资；通过设置相应补贴，促进地区之间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通过增加科研经费，提高国内高校的整体水平，缓解过于激烈的竞争形势等等。
教育方法也尚存较大的改进空间。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应减少对学生具体知识学习的干涉，增加对学生思想人格的引导；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应注重对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学术素养的培养，校方也应在学生的人生规划方面投入更大力量。
在选拔机制方面，应当做出一些差异化的尝试。在强有力的监督之下，加大高校自主招生试点范围；将招生计划适当向农村地区、偏远地区倾斜；考题设计应注重灵活多变，不陷入套路的框范和技巧的玩弄，力图反应学生真实的素养和能力，不给投机取巧的教学方法留以任何空间。
在全国的诸多省市都在进行或酝酿教育体制改革之时，笔者也应对这些改革的操盘者们给予两点提醒——
其一，改革不宜操之过急、草率行事。北京市教委在2014年9月初，也即2015届高三开学后方才召开会议，宣布2015届高三有关自主招生政策的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堪称草莽行事的表率。这类匆忙的决定，非但缺乏民主程序，更使身处变革之中的一些优秀学生成为牺牲品。山东省高考英语试题近年来在听力考试的存废上反复变更，又忽然宣布改用全国卷，据该省“知情人士”表示，其间决策“形同儿戏”。笔者对其中内情没有直接了解，不敢妄加置评，但无论决策慎重与否，短时间内做出反复快速的变革，对于教学节奏的影响至少是不容忽视的。
其二，改革应当尊重差异，不宜进行“一刀切”式的武断规定。以我国幅员之大，人口之多，地区差异之深刻，特殊情况之广泛，“一刀切”固然可以较为快捷地避免有些问题的发生，但不免会产生其他的各种问题，矫枉过正，过犹不及。若果因此而埋没了人才，则更为可惜。
有鉴于以上两条改革的禁忌，以“试点”为手段进行渐进式改革也许是值得考虑的方案。程序正义和有效的监督，也都是改革中所必需的元素。
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所面临的问题错综复杂，但以笔者看来，尚未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发展与改革，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些问题出现在我国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也终将随着历史的前进而被克服。以上万言长文，出自一位大学新生的稚嫩手笔，笔者在文章的结尾，只愿更多的同代人能为中华教育的千秋大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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