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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与西汉经济转型中的学术及文学生态
2012年第2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要：汉昭帝时期盐铁会议的召开以及与此相关的《盐铁论》一书的产生，有着长久而复杂的历史发展背景。汉武帝至汉宣帝时期，国家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盐铁政策屡有变化，这必然带来经济形态的转型。这种变化进一步给当时的学术与文学政策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改变了当时学术与文学的生态及消长。中国论文网 /4/view-3759501.htm　　关键词：西汉；《盐铁论》；学术；文学生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10　　《盐铁论》是西汉桓宽根据汉昭帝时期召开的盐铁会议编次整理而成的政论性著作。对于此书的研究，以往关注最多的是其蕴含的经济思想与儒法之争。近年来，对于该书语法、成书时代、版本、引书诸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少。例如，学术论文有曹道衡的《与西汉学》、黑琨的《成书时间考》、周学峰的《的版本流变及研究综述》、龙文玲的《引书用书蠡测》等；专著则有王永的《研究》，龙文玲正在进行《盐铁论》的文献研究的工作。本文拟从另外一个角度展开论述，分析该书出现之前的经济、历史、学术背景与文化风尚，以及该书产生之后对西汉后期学术与文学撰作的影响，从而把握经济政策的变化与学术、文学消长的关系。《盐铁论》虽出现在汉宣帝时期，但其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渊源，完全可以上溯至汉武帝初期。该书的出现，既是对此前学术、文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政策的历史性总结，也是对以后各项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的政治性宣言。《盐铁论》是西汉特定时期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发展的必然产物，更是当时各项政策发生急剧变化的历史见证。　　一、汉武帝前期的经济繁荣与文学昌盛　　研究《盐铁论》，不能忽视西汉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个话题又离不开对《盐铁论》产生之前、汉武帝登基之后的社会状况，尤其是经济转型的综合考察。　　汉初，高祖初定天下，接战国轻农重商之风，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饥荒。为了提高社会重农风尚，汉高祖采取了限制商贾的严厉措施。其后，商贾之律虽然稍有松弛，但商贾子弟依然不得入朝为官。即便如此，轻农重商的风气依然非常严重，所以《汉书·食货志》称：“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贾谊根据当时这种“背本而以末，食者甚众”的现象，提出了“蓄积者，天下之大命”的思想。汉文帝亲自参与农桑之事，并多次下诏，提倡农业。汉景帝也继承了这种思想，并对那些重商的官吏，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在这种以农业发展为本的时期，“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到汉武帝初期，开始出现了经济的繁盛局面：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　　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即“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生活的安逸必然带来思想的多元，尤其是以“守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社会思想发展的主动诉求。学术的繁荣往往与社会的稳定及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司马迁即称，在汉武帝初期，“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义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这种学术思想的出现，与当时的经济政策有关。汉武帝即位之初，励精图治，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在儒家学者看来，帝王重视农桑之事，往往是明主求贤、重儒思想的表现。董仲舒云：“陛下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惟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同时，汉武帝采取的很多劝农及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随着整个社会经济形势的快速好转，社会上从上到下逐渐形成了生活奢靡的不良风气。甚至在武帝即位初期，在他积极推动农业生产的同时，这种风气就已经悄然出现了。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是西汉社会士风、世风发生变化的重要关节点。桓宽《盐铁论·国疾》称：“文、景之际，建元之始，民朴而归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救匮》亦称：“文、景之际，建元之始，大臣尚有争引守正之义。自此之后，多承意从欲，少敢直言面议而正刺，因公而徇私。”而这种风气的转向，对社会风俗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并且是不容易纠正的，此即《盐铁论·救匮》所言“九层之台一倾，公输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复”之意。　　正《盐铁论·国疾》所谓“林中多疾风，富贵多谀言”，汉赋之作由此而起。汉武帝之所以非常喜欢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就是因为此赋满足了武帝的两大爱好：田猎场景的宏大与宫台廊庑的华丽。另外，还有对“郑女曼姬”所服衣着的细致描绘、对“离宫别馆”豪华建筑的夸张赞颂。这些都是对当时社会风尚的间接反映。司马相如的赋作，如《子虚赋》，最后本来有讽谏的意味在里面。但是，其所写“侈靡多过其实”的过度夸张却湮没了文学作品的劝谏本意，刺激了汉武帝的沉溺声色之心。因此，司马相如即于建元三年（前138）作《子虚赋》之后，又作《上书谏猎》；同年，东方朔作《谏除上林苑》，而其所言“今陛下累郎台，恐其不高也；弋猎之处，恐其不广也”之句，显然就是针对《子虚赋》中的描写而言。社会的稳定、农业的发展，使人们过分追求生活的安逸享乐与财富的积累。　　司马相如也不例外。汉景帝时期，司马相如“以訾为郎”，证明当时他家底还比较殷实。汉武帝时期，梁孝王来朝的时候，司马相如家道中落，已经到了“家贫无以自业”的地步。但是，与之交往的仍然是比较富裕的商贾。《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了富商大贾与之交往并且对其无比尊崇的情景： 　　临邛多富人，卓王孙僮客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请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临。临邛令不敢尝食，身自迎相如，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一坐尽倾。　　后来，司马相如以琴心诱卓文君，重新成为富人：“卓王孙不得已，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此前，梁孝王来朝之时，“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可见，司马相如已经成为当时有名的赋家。他通过卓文君重新成为富人的过程，很容易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信息：汉初对商贾的抑制政策已经有所松动，轻农重商的风气开始抬头，而社会各阶层已经形成追逐财富的风气，即使当时知名的文人，也不例外。当然，文人逐富或者有其学术目的。因为，在古代社会，穷乏之人，若非意志坚定，是很难有成就的。这一点，东汉人有清楚的认识。桓谭云：“淮南不贵盛富饶，则不能广聘骏士，使著文作书。”王符云：“夫道成于学而藏于书，学进于振而废于穷。是故董仲舒终身不问家事，景君明经年不出户庭，得锐精其学而显昭其业者，家富也。”虽然不能说只有富人才能做好学问，但富人有做学问的经济条件则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逐富、求贵的思想成为社会普遍的认知。《史记·货殖列传》对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求富现象与人物进行了形象的刻画：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呜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在这里，我们至少看到了不同阶层中13种逐富之人：朝廷高官；隐士；廉吏；军士；闾巷少年；赵女郑姬；游闲公子；弋射渔猎、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之徒；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吏士；“农工商贾”。当时，全国上下形成了浓厚的追逐财富的心理。以经济为重是当时的主要政策，这种政策与儒家的思想是相悖的这就造成了当时社会上的思想混乱。《盐铁论》中《贫富》、《毁学》等篇中，文学与大夫对贫富、利禄认识的争论就反映了这一点。当时很多士人也逐渐被这股风气所左右。《盐铁论·毁学》称：　　大夫曰：“司马子言：‘天下穰穰，皆为利往。’赵女不择丑好，郑妪不择远近，商人不愧耻辱，戎士不爱死，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禄也。儒、墨内贪外矜，往来游说，栖栖然亦未为得也。故尊荣者士之愿也，富贵者士之期也。”　　这种说法，可与《史记》互相印证。另外，《盐铁论·毁学》称：“今内无以养，外无以称，贫贱而好义，虽言仁义，亦不足贵者也。”如果说官吏逐利是政治腐败的表现，文人逐利是道德滑坡的开始，“农工商贾”纷纷逐利，则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信号。这是因为，自汉高祖开始，汉代制度多有“禁人二业”的规定。桓谭上疏汉光武帝时曾云：“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这预示着汉王朝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转型。尤其是儒家学者参与到这场关于贫富、利禄与仁义关系的论战中来，说明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化，一度对社会思想与学术生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这种经济形态的变化，必然造成社会侈靡风气的增长。严安曾对此有所分析：“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是以天下人民逐利无已，犯法者众。”由上而下的奢靡风气，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逐利无已”；如果这种风气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就会造成社会风俗的急遽变化。反映在经济上，就是轻农重商。因此，元光六年（前129），《汉书》曾经记载当时的这种社会变化：“时，天下侈靡趋末，百姓多离农亩。”“末”，当然是指商业而言。东方朔进而指出，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汉武帝的淫侈之风有关：“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同时，东方朔对汉武帝造成的“失农”原因，作了如下分析，第一，“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第二，“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第三，“宫人簪玳瑁，垂珠玑”；第四，“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丛珍怪”；第五，“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这种种现象，几乎都在司马相如赋中有所体现。　　其次，从文学角度而言，像司马相如那样铺张扬厉的赋作，恐怕已经不适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了。元朔元年（前128），徐乐、严安相继上《言世务书》，对汉武帝耽溺田猎、俳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定稿于元光元年（前134），其大部分赋作，也完成于元朔元年之前。司马相如前后的赋作，在体式上有两种变化：一是体物小赋，一是抒情小赋。这两种赋体，在当时皆有流行，前者有孔臧、刘安、羊胜等人写物小赋，后者有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等。这是社会经济转型在文学体式上的直接反映。另外，这种经济转型对学术的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儒家学者力图借助儒家学说，纠正当时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东方朔在上书诛杀董偃时对此有所建议：“陛下富于春秋，方积思于《六经》，留神于王事，驰骛于唐虞，折节于三代，偃不遵经劝学，反以靡丽为右，奢侈为务，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径淫辟之路，是乃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　　汉武帝前期，随着经济繁荣局面的出现，文学与儒学的发展也开始呈现出比较繁盛的景象。这首先体现在学术、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据《汉书·艺文志》，学术方面的著作，《六艺略》中《尚书》有《欧阳经》32卷、《欧阳章句》31卷、大小《夏侯章句》各29卷等，《礼》有《封禅议对》19篇等，《乐》有刘德、毛生《乐记》等，《春秋》有《公羊颜氏记》11篇、《公羊董仲舒治狱》16篇等，《论语》有《孔子家语》27卷等，小学有司马相如《凡将》1篇等；《诸子略》所录儒家作品较多，有《太常蓼侯孔臧》10篇、河问献王《对上下三雍宫》3篇、《董仲舒》123篇、《儿宽》9篇、《公孙弘》10篇、《终军》8篇、《吾丘寿王》6篇、《庄助》4篇等，道家有《捷子》2篇、《曹羽》2篇、《郎中婴齐》12篇等；其他《诸子略》作品也有不少。文学的繁荣，在作品数量上也有体现，以赋为例，有司马相如赋29篇、太常蓼侯孔臧赋20篇、儿宽赋2篇、严助赋35篇、朱买臣赋3篇、刘辟强赋8篇、司马迁赋8篇、郎中臣婴齐赋10篇、臣说赋9篇、臣吾赋18篇、萧望之赋4篇等。这些作品，未必完全出现在汉武帝早期，但此时稳定的社会形势与发达的经济水平，对促进这些作品的产生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汉武帝中后期儒学的缓慢发展与文学的相对低迷　　元朔元年（前128），是汉武帝时期文学、学术风尚发生转变的重要分水岭。比如，汉武帝时期的赋作以及与儒学有关的主要活动，大多出现在元朔元年之前。此时，对匈奴的战争已经进行了10个年头。汉武帝时期出现的赋作主要集中在这个时期，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在建元三年（前138），《上林赋》在元光元年（前134）；严助的数十篇赋颂在建元六年（前135）后不久；东方朔、枚皋《皇太子生赋》在元朔元年（前128），等等。学术方面，汉武帝即位之初，征召大批贤良文学之士。崇尚儒术、奏议明堂、征召鲁申公与公孙弘及其他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上《对策》在建元元年（前140）；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经博士；元光元年（前134），郡国举孝廉，董仲舒作《举贤良对策》、提出建立太学；元光五年（前130）征辕固生，《齐诗》盛行，等等。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下诏征博士弟子，正式建立太学。这应该是其前文化政策的进一步延续。我们即将元朔元年前后定为汉武帝前期。元朔元年之前的文学、学术基本上保持着平稳的发展势头。此前对匈奴的战争虽然已经进行了很久，但其对西汉经济的影响还没有达到非常危急的地步。当时的政治、经济政策，还没有对文学、学术的发展构成负面影响。　　随着对匈奴战争的不断扩大，经济危机不断加剧，全社会轻农重商的风气更加浓厚。《汉书·食货志》记载此时的状况是：“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这种局面，当然不利于文学与学术的发展。司马迁就认为，以商业为重的政策，不利于儒家学术的发展：“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　　另外，在儒家学者看来，轻农重商风气的流行，带来了社会风气的败坏、贫富程度的加剧与违法犯罪的增加。其实，早在汉景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商人与农民的贫富分化。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到汉武帝时期，又出现了严安所说的“逐利不已，犯法者众”的现象。他提出用“和”的思想，来平抑社会上的各种不正常现象：　　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营，则盗贼销；盗贼销，则刑罚少；刑罚少，则阴阳和，四时正，风雨时，草木畅茂，五谷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厉，和之至也。　　这种思想，是汉武帝时期歌诗流行的原因之一。《汉书》记载：“初，千秋始视事，见上连年治太子狱，诛罚尤多，群下恐惧，思欲宽广上意，尉安众庶。乃与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寿颂德美，劝上施恩惠，缓刑罚，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这或者与汉武帝时期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九章、《安世歌》诗十七章有关。汉乐府的建立，汉歌诗的流行，应该是当时某种政治、经济需要的体现。由此看来，汉武帝时期的学术与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联系非常密切。从某种程度上说来，汉武帝时期的学术、文学风尚，是当时政治、经济风气转变的风向标，尤其体现了当时经济形态由重农轻商到重商轻农的结构转型。过度的重商轻农，会造成贫富差距的增大与文化思想的混乱。在这种环境下，文学、学术研究当然获得了必需的经济支持。一些家境富裕的学者开始跻身上流社会，如前文所述董仲舒、景君明（即京房）皆是。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学术与文学并没有获得真正繁荣的适宜土壤。汉武帝时期的文学与学术，虽然曾经得到了一时的发展，但根据当时一切服务于军事的经济、政治形势来看，很多文学、学术政策并不一定能完全被贯彻执行。以我们常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例，很可能仅仅是一种理想化的口号，并没有彻底地得以实现。这种思想，在当时之所以很难实现，就是因为董仲舒除了自己的弟子之外，根本没有强有力的支持者与追随者，甚至儒家学者也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学说，必然招致诸子学派的强烈反对，甚至招来杀身之祸。事实上，当时汉武帝也并不完全排斥百家之学。尤其是他经年用兵于匈奴，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纵横家与兵家来为其军事政策服务。如学《韩子》与杂说的韩安国，与窦太后、田蚡关系密切，并以此迁为大司农。丞相田蚧死后，韩安国代丞相事。后来要不是因为疾病困扰，韩安国本可以升为丞相之职。可见，汉武帝对其颇为信任和依赖。通兵法的赵充国，更是颇受汉武帝重用的征匈武将。并且，汉武帝还曾“亲见视其创，嗟叹之”。修黄老术、“常持《老子》知足之计”的刘德，被汉武帝称为“千里驹”。汉武帝对喜百家之学的淮南王刘安也十分尊敬。而“学长短从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的主父偃，更是董仲舒的直接对手。主父偃曾经“岁中四迁”，可见汉武帝对他的欣赏。主父偃对董仲舒是十分严苛的，并且十分善于罗织陷害董仲舒的罪名。董仲舒治国言天变灾异，就是被主父偃“窃其书而奏焉”，使董仲舒“下吏，罪至不道”，几乎被杀。另外，汉武帝之前，黄老之学盛行几十年，奉其学者不可能因为窦太后的死去而彻底烟消云散。坚守黄老之学之人，除了乡野之人，更多的是外戚大家。在以上反对董仲舒学说这些人里面，有朝中重臣、边疆武将，也有郡国王侯、乡野士人，“罢黜百家”，恐怕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另外，《盐铁论》中引用道家、法家的著作不少，说明至少在汉昭帝时期，两家著作并未完全被黜。　　其次，有些儒家学者因为学术或政治上的分歧，也对董仲舒十分排斥。最明显的例子是董仲舒与公孙弘的矛盾。公孙弘是西汉以平民为相封侯的第一人，他与董仲舒有着深刻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在：第一，个性方面，公孙弘“性意忌，外宽内深”，而董仲舒则“性廉直”，这两种个性的人在一起，往往很难共事。第二，“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文人相轻的毛病，公孙弘未必没有。第三，董仲舒对公孙弘的直接批评，是两人矛盾的主要根源。公孙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董仲舒对他的批评虽然比较到位，但也确实是犯了文人常见的“愤世嫉俗”之病。第四，最重要的是公孙弘是一个睚眦必报之人，这就决定了他对董仲舒不可能产生什么好感。《汉书》称：“诸常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杀主父偃，徙董仲舒胶西，皆弘力也。”尤其是公孙弘曾想用借刀杀人的策略陷害董仲舒。董仲舒曾出任江都易王刘非及胶西于王刘端的相。刘非“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刘端则这样对待自己的相：“相二千石至者，奉汉法以治，端辄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诈药杀之。”董仲舒的政治与生活处境是十分险恶的。其弟子吾丘寿王的被杀，说明董仲舒也随时存在生命危险。董仲舒、公孙弘二人在个性、学术、政治与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矛盾，不可能因为共同的学术利益而得以弥合。至少在公孙弘任相期间，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不会得到政治与思想的有力支持。 　　可见，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很大程度上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已。王应麟《通鉴答问》卷4《罢》称：　　董仲舒对策，明《春秋》一统之义，以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于是武帝卓然罢黜百家。丞相因此奏非，卫绾能为是言也。虽然，帝之罢黜百家，名然而实否。张汤、杜周，深文次骨，申韩之言，未尝不言也。边通学短长为长史，主父偃学从横为相，而巫蛊之祸成于江充，张苏之言未尝不用也。若以所举贤良言之，庄助擢为中大夫，其后赐书曰“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从横助”，亦苏秦之学也。仲舒之醇儒，与助并进，而诸侯相之疏远，不若中朝臣之亲近，舍秋实而取春华，弃庄士而迩憸人，故曰“罢黜百家”，名也，非实也。　　王应麟的这种推断，是有其历史证据的。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录儒家之外诸子作品也有不少，如纵横家著作有《主父偃》28篇、《徐乐》1篇、《庄安》1篇、《待诏金马聊苍》3篇等；杂家有《东方朔》20篇、《臣说》3篇等；小说有《封禅说》18篇、《待诏臣饶心术》25篇、《虞初周说》943篇等。这说明，“罢黜百家”并没有彻底实现，故《史记·龟策列传》称：“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因此，汉武帝时期，虽然多次提出了有利于儒学、文学发展的各种政策，也确实为儒学、文学发展提供了有益的保障，但是当时军事、经济、政治的需要，尤其是处于重商轻农经济转型的形势下，那些有利于儒学、文学发展的措施未必真正得以实施。汉武帝即位之初的前12年，是汉代学术、文学快速发展的时期。汉赋的大量涌现，儒学的迅速复兴，是汉武帝时期文学、学术繁荣的主要标志。之后，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学术，基本上伴随着经济上的严重困难，步入消沉期。尤其是文学人才，逐渐凋零，造成了汉宣帝时期文学人才的严重匮乏与文学发展的低迷。　　三、汉武帝后期至汉宣帝时期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政策　　汉武帝时期实行的对外战争造成了国库虚耗，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解决对匈奴作战的军费问题，同时为了满足统治阶层穷奢极欲的物质生活，汉武帝任用东郭咸阳、孔仅与桑弘羊，实行了盐铁专营政策。这是西汉经济转型的重要措施。这种经济政策的好处，当然是增加了政府收入，暂时缓解了“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带来的财政困难，但是却造成了“役费并兴，而民去本”的局面。董仲舒曾指出这种政策的弊端是：“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并且提出了“盐铁皆归于民”的建议，但没有得到汉武帝的采纳。据刘跃进先生的说法，董仲舒上此书的时间为元封元年（前110），这也是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司农管理天下盐铁的时间。30年之后，汉昭帝始元六年贤良文学与桑弘羊的盐铁争论，就是以董仲舒的这次上书为本展开的。我们即将汉武帝元封元年之后，称为汉武帝后期；而元朔元年至元封元年之间的时间，称为汉武帝中期。这个划分，主要是以其政治、经济政策发生重要变化为标准的。　　汉武帝元封元年至汉宣帝始元六年，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发生的几件大事，对当时的文化学术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对后来汉王朝政治、经济的发展也具有深刻影响。军事上，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桑弘羊上《奏屯田轮台》，开始反思征伐匈奴之战。此前，朝廷内外必然早已形成了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争议或反思。这种从军事上开始的反思之风，会影响到朝廷上下对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进一步思考。　　政治上，任命霍光、桑弘羊等人辅佐汉昭帝。《汉书·霍光金日碑传》：　　上曰：“君未谕前画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顿首让曰：“臣不如金日磾。”曰磾亦曰：“臣外国人，不如光。”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曰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　　这种政治安排，埋下了后来严酷政治斗争的隐患。因为，在任命辅佐大臣一事上，汉武帝首先看中的是霍光，而霍光又推荐金日碑作为自己的助手。这说明同时受遗诏的上官桀与桑弘羊，只能是辅佐大臣中的陪衬而已。金日磾也只是霍光拉来牵制上官桀与桑弘羊的帮闲，真正的首辅，则是霍光。后来，上官桀、桑弘羊与霍光专权进行的激烈斗争，就说明了这一点。　　经济上，继盐铁专营之后，天汉三年（前98），初榷酒酤，实行酒专卖政策。这是一种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但这个“民”，并非指一般百姓，而是指那些盐、铁、酒类商贾，以及与之相关的利益群体。以盐为例，专卖政策施行之前，盐法有富贾包商制、王国自办制、汉廷自办制三种形式。专卖之后，大大削弱了商贾与藩国的自办权力，导致了他们对这种专卖政策的不满甚至反对。尤其是汉武帝任用盐铁大商人来主持全国的盐铁行政，自然要产生许多流弊。这是汉昭帝时期“盐铁大论战”的一个经济与社会背景。　　这三个环节其实是紧密相连的。军事上的反思，会使人们考虑到以往的经济耗费会大量减少，应该为盐铁专营等增加赋税的政策松绑。这就会造成各经济利益集团在经济政策上的争议。霍光集团与桑弘羊、上官桀在政治上无法解决的问题，会进一步延伸到经济领域。因此，霍光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召开了一次经济会议，这就是盐铁会议。参加辩论的双方，一方以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另一方以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多个贤良、文学为代表，而后者真正的幕后主使则是霍光。后世大多认为，霍光召开盐铁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减轻人民经济负担。这种说法，可能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当初，霍光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想打破桑弘羊与民争利的盐铁专营政策，作为朝廷重臣，他比谁都清楚盐铁专营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好处。因此，在霍光依靠这次会议铲除了桑弘羊集团之后，这种盐铁政策就立刻恢复了。或者说，这种政策根本就没有中断过。张传玺先生就认为：“至昭帝时，朝廷请到的六十多位贤良、文学，更对盐铁国营政策的弊端揭露得淋漓尽致。桑弘羊十分愤怒。虽然如此，盐铁国营政策在西汉武帝之后，仍为既定政策。除在元帝初元五年至永光二年（前44-前42）的三年间，由于灾异关系，一度‘罢盐铁官外’，其他时间基本上是贯彻执行国营政策的。”陈直先生则认为，自汉武帝元封元年至汉平帝元始五年，历经115年，盐铁专卖制度一直没有中断。也就是说，自汉武帝时期开始的经济转型，起码保持了一百多年的发展态势。霍光召集的盐铁会议，其政治目的要远远大于其经济意义。盐铁会议其实是霍光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召开的一次思想整顿运动，是为铲除桑弘羊、上官桀等政敌的一次舆论准备。 　　汉宣帝时期的文学与学术政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况，我们的认识似乎总是无法统一。原因在于：根据《汉书》的记载，虽然汉宣帝有很多有利于儒学、文学的举措，但是他实行的刑法政策，总使人怀疑他实施文化政策的效果到底有多大。譬如比较著名的汉宣帝批评汉元帝的那段材料：“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另外，盖宽饶也曾有上书：“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汉宣帝据此令盖宽饶自杀。这是对儒术、儒生极为苛刻的举动。事实上，汉宣帝的文化、学术政策，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汉宣帝教育太子的那段话是在这种情形下说的：“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这样才引出了汉宣帝的一番说教。由太子之言分析，他显然是对杨、盖二人因为“刺讥辞语为罪而诛”感到不满。但是，要知道，汉宣帝周围任用的多为“文法吏”，并且诛杀杨、盖等人的，也是这批人的主意。如盖宽饶之死，原因大概主要在盖宽饶自己身上，而不是汉宣帝鄙薄儒术的缘故。其实，汉宣帝对盖宽饶还是比较欣赏的。《汉书》盖宽饶本传就说：“宣帝嘉之，以宽饶为太中大夫，使行风俗，多所称举贬黜，奉使称意。”盖宽饶此人虽然有“为人刚直高节”等优点，但是他“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贵戚人与为怒，又好言事刺讥，奸犯上意”。这说明，主要的原因还是盖宽饶不但得罪了身边的高官、贵戚，而且有时候还有犯上之举。据其本传，他曾诬陷张安世之子张彭祖。而张氏在汉宣帝时期，其尊贵的地位已经超过了霍光家族。盖宽饶之死，主要与其个人行事张狂有关。盖宽饶与太子来往比较密切，如太子庶子王生即曾以书信劝诫盖宽饶；盖宽饶死后，太子还委婉为其辩解，可以为证。杨恽之死，与盖宽饶罪名一样，也是因为“称引为妖恶言”之故。最重要的是，杨恽与盖宽饶、韩延寿关系非常友善；他的性格也与盖宽饶一样，“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于朝廷”。杨恽之死，被牵连的人很多，戴长乐、杨谭、韦玄成、张敞、孙会宗等，皆因涉及杨案被免官。　　汉宣帝时期，也曾经出现了经学的繁荣局面。班固传赞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治理之士咸精其能。”并称此时为“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汉宣帝为太子时，辅导他学习的张贺就是一个“修文学经术”之人，说明汉宣帝自己也通经学。汉宣帝时期，曾多次征召通文学、明经术之人。甘露三年（前51），还诏诸儒讲五经同异，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及穀梁《春秋》博士。这说明汉宣帝时期的文化政策，应该有较为宽松的一面，学者们有对当时的各种政策自由评论的权利。杨恽、盖宽饶后来以“刺讥辞语为罪而诛”，也从反面说明当时学者有议论时政的自由，只不过他们的议论，超出了朝廷的忍受程度而已。　　自汉武帝后期开始，“腹诽之法”的出现，无形之中实现了对文人的钳口政策。汉宣帝时期，这种政策仍然存在。《史记·平准书》记载颜异获罪之事：“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异当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汉宣帝处死杨恽、盖宽饶，实际上是“腹诽之法”的延续，只不过在“腹诽”之外，又增加了“刺讥辞语”之罪而已。这种文化政策，对于某些儒学典籍的发展不但没有什么破坏作用，相反，还刺激了某些儒书的发展。如《汉书·张汤传》称：“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深刻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酷吏治狱，是以儒家典籍为依据的，这是武、宣两朝儒学繁荣的另一种原因。从更深刻的层面上来说，这个时期文学与学术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主要与此时“利禄之途”的政策有关。正如王国维所云：“昔司马迁推本汉武时学术之盛，以为利禄之途使然。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这是有道理的。　　四、《盐铁论》的产生与三朝文学消沉的原因　　桓宽的《盐铁论》就在这种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应运而生了。当时的情形是：参与始元六年盐铁会议的两个主要代表桑弘羊和车千秋相继死去：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桑弘羊被杀；元凤四年（前77），车千秋死。10年之后的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提出召开盐铁会议的主谋霍光终于死去。当时盐铁会议朝廷方面的主要召集人和参与人已经全部成为故人，但是，这次盐铁会议对当时的影响仍然存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一致倡议取消的盐铁专营政策，虽然得以最终实现，但是盐铁民营也造成了盐价的上涨，这才有了地节三年（前67）的盐价下调政策，《汉书·宣帝纪》称：“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因此，有识之士大概对十多年之前的盐铁会议进行了深刻反思，这从《盐铁论·杂难》中桓宽的话中很容易看出来。该书完成的时候，霍光已经死去了，桓宽在这里对桑弘羊的评价还是不低的：“桑大夫据当世，合时变，推道术，尚权利，辟略小辩，虽非正法，巨儒宿学恧然，不能自解，可谓博物通士矣。”倒是对车千秋的行为有所非议：“车丞相即周、吕之列，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但是对组织召开这次会议的霍光，却一言不赞。这说明一个问题，此时，霍光已经死去，霍家势力已经消散，所以桓宽才敢于如此评价桑弘羊。《盐铁论》的成书时间，很可能就是霍光死后的事情。地节四年（前66），有几件事情与霍家有关：七月，霍光之子霍禹谋反被发觉，霍氏被族诛；八月，皇后霍氏被废；九月，减盐贾。盐铁民营，正是霍光一直坚持的经济政策。对这个政策进行反思的《盐铁论》，应成书于地节四年之后。　　我们说本书为反思之作，是因为其中桓宽有云：“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广德可以附远；知权利可以广用，而不知稼穑可以富国也。近者亲附，远者说德，则何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于斯路，而务畜利长威，岂不谬哉！”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鼓吹儒家学说（广德可以附远），一个是提倡农桑之业（稼穑可以富国）。这两个方面都与王道有关。《盐铁论》文学与御史等人的辩论，即有“王”、“霸”路线之争的影子。《论儒》篇：“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汤，百里以饭牛要穆公，始为苟合，信然与之霸王。如此，何言不从？何道不行？故商君以王道说孝公，不用，即以强国之道，卒以就功。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可见，当初盐铁会议上两派争辩的理论武器就是王、霸思想。 　　《盐铁论》王道之说，有其时代背景。汉宣帝即位之初，百姓安居乐业，农作物丰收，但是谷价很低，农民获利很少，《汉书·食货志》云：“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而盐铁政策的民营化，导致了农桑的荒废。本始三年（前71），汉宣帝下诏：“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并提出了“农者兴德之本”的口号，就是这种情形的反映。将德治与农业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儒家的基本思想。桓宽在《盐铁论·杂论》中也有相似例证：“中山刘子雍言王道，矫当世，复诸正，务在乎反本。”这个“本”即关乎王道：一指“农”，一指“德”。这个时期，距霍光死4年，距地节四年霍氏被族6年。而地节四年的次年，即元康元年（前65），汉宣帝自己也开始反思自己对儒家学术漠视政策的失误：“朕不明六艺，郁于大道，是以阴阳风雨未时。其博举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学，明于先王之术，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这个时期的学术及经济政策，与《盐铁论》桓宽记载的思想非常一致。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盐铁论》的成书，很可能在地节四年与元康元年之间。另外，由汉宣帝“不明六艺，郁于大道”的反思之辞可以看出，至少在元康元年，汉宣帝对儒家学说还是比较重视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汉宣帝曾经说过“霸王道杂之”，就认为他否认儒家学说。相反，在当时，汉宣帝周围一定有很多像霍光一样倡导王道的儒生。既然班固称汉宣帝当政的时期为中兴，可见当时的文学、学术也应该较汉武帝末期有所恢复。　　这一点由桓宽编撰《盐铁论》也可以看得出来。《盐铁论·杂论》称，当时盐铁会议的目的是“舒六艺之风”，显然具有复兴儒学的目的，这也是桓宽本人编纂本书的意图。班固认为，桓宽编纂本书的目的在于“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究”何“治”何“乱”？成哪家之法？结合汉宣帝时期的内外形势看来，“究治乱”当然是指治理在盐铁与农业方面混乱的经济政策。“成一家之法”，当然是指“成儒家之法”。桓宽治《公羊春秋》，并以此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汉宣帝时期，与桓宽大致同时而治《公羊春秋》者很多，有严彭祖、颜安乐、贡禹、疏广等。其中，严彭祖为汉宣帝博士，官至河南、东郡太守；颜安乐为鲁人，官至齐郡太守；疏广为汉宣帝博士，地节三年为太子少傅。他们生活的时代与桓宽相仿，不可能是桓宽的师辈。严、颜皆学于眭孟，疏广学于孟卿；贡禹始事赢公，成于眭孟。眭孟在汉昭帝元凤三年被霍光所杀，其弟子及后裔在汉宣帝朝备受重用，其子即被汉宣帝征为郎。可见，《公羊春秋》在汉宣帝时期非常兴盛。这些人的学说，皆源于董仲舒之学。如果说《盐铁论》有反思的主旨，应该能够体现董仲舒所言“盐铁皆归于民”的思想。这仅仅是《公羊春秋》一家之学的兴盛情形，而汉宣帝召诸儒讲五经同异，又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及觳梁《春秋》博士，充分说明了当时儒家不同学说、不同学派的发展盛况。当时儒家颛门，也并不是非常严格的，如管路学于疏广、冥都学于堂谿惠，后二人又学于颜安乐。而本始二年（前72），汉宣帝曾诏建太学，修郊祀，定正朔，协音律，有利于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汉宣帝时期，儒学发展不是处于消沉时期，而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一样，出现了中兴的局面。　　汉宣帝时期的文学是不甚发达的。在今天看来，这个时期，除了王褒和刘向，我们找不出更多像样的作家；除了刘向、王褒与张子乔的数十篇赋颂，我们今天也很难找到更多的文学作品。汉宣帝时期的文学，基本延续了汉武帝后期文学的低迷状况，还没有出现文学繁荣的有利条件。但是，班固的《两都赋序》对汉武帝和汉宣帝时期儒学与文学的繁盛局面的描绘，似乎与我们的判断有矛盾：　　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我们首先承认，班固对汉武、宣两朝儒学繁荣的描述是真实的，但他所说的文学盛况，主要是汉武帝前期的情况，与汉宣帝时期的文学关系不大。例如，班固胪述的“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中，只有王褒、刘向是汉宣帝时期的作家，其余的与班固后面列举的孔臧、倪宽（即儿宽）、董仲舒、刘德、萧望之等人的创作活动，都主要发生在汉武帝前期。　　汉武帝后期至汉宣帝朝文学的不发达，甚至出现文人辍笔不言或不敢言的情况，主要与这个时期任用“文法吏”造成的文化政策有关。第一，《汉书·食货志》记载，自汉武帝实行盐铁专营政策之后，任用孔仅、东郭咸阳与桑弘羊，霸术胜于王道，“法既益严，吏多废免”，这些被废免的人之中，文人恐怕不在少数。第二，自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腹诽”之罪，是对文人的一种言论钳制政策，这造成了他们不敢像汉武帝前期东方朔等人一样建言，也不敢像司马相如一样以赋讽谏。这是汉武帝后期文学消沉的主要原因。第三，汉宣帝时期，虽实行“霸王道杂之”的政策，但主要还是以“霸”为主，故大批任用“文法吏”。“腹诽”之法没有废除，又出现了“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尤其是杨恽、盖宽饶因言辞获罪以及其他文人相继受到牵连的情况，不能不对很多文人产生极大的心理震慑作用。　　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扬雄生；该年，刘向27岁。大致在甘露四年（前50）左右，刘歆生。汉武帝之后文学与学术的再一次繁荣，注定要由扬雄、刘歆两人来完成；而其实现的时代，应是汉宣帝之后的事情了。　　（责任编辑 刘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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