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近代汉字研究综述
二十年来近代汉字研究综述
二十年来近代汉字研究综述景盛轩原载于《汉语史学报》2014年第2014第13辑，第308-318页
提要：近代汉字是联系上古汉字和现代汉字的桥梁。近二十年来近代汉字在研究理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和突破。今后除了继续进行近代汉字考释工作外，还需要在常用字考源、古今字替换和文字系统构建等方面加大研究。关键词：近代汉字；研究综述；常用字
作为汉字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近代汉字研究越来越受汉字学者的关注。2007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发布的“文字学名词”中就有“近代汉字”（modem Chinese character一项，明确指出近代汉字是“秦汉以后至20世纪初叶使用的以隶书和楷书为主体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①“近代汉字”这门学科自上世纪由唐兰先生提出来以后，②经朱德熙、蒋礼鸿等先生的大力倡导，近年来由王宁、张涌泉等先生富有实效的具体推动，到现在已经取得了蔚为壮观的成就。本文打算就近二十年来的近代汉字研究作一个简要综述
一、理论研究近二十年来，汉字学界对近代汉字的名称、分期、研究意义和研究内容等作了一系列的探索。在这方面有四篇重要的文章。
1.许长安《近代汉字学刍议》（载《语文建设》1990年第5期）。这篇文章在董理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把汉字划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有利于对汉字的研究。尽管对近代阶段的汉字各家有不同的名称，作者采用了“近代汉字”这个名称，倡导建立近代汉字学。作者认为，近代汉字可以分为汉代隶书、魏晋南北朝楷书、隋唐五代汉字、宋元汉字、明清汉字、现代汉字六个时期。近代汉字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字源、字量、字形、字音、字义、字序、断代研究以及汉字教学法等八个方面。（32—34页）这是近二十年来第一篇专门讨论近代汉字的文章，强调了建立近代汉字学的重要性，并就该学科的构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意见今天看来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对文中提出的近代汉字的内部分期以及相应名称还值得进一步讨论。此外，作者所列近代汉字的研究内容过于庞杂，音义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对汉字本体研究的范围。2.张鸿魁《近代汉字研究的几个问题》（载《东岳论丛》1994年第4期）。这篇文章由5部分构成：a.文字学的三个研究层面；b.汉字史的分期；c.近代文字的研究材料；d.专书用字的字形结构分析；e.字用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将近代汉字界定为以楷书作为书写规范的汉字系统，并且明确指出近代汉字历史分期的上限在唐朝初年。研究近代汉字的材料，有传世手抄真迹、碑刻和印刷文字。作者认为俗文学作品最适于用来作断代的文字研究。专书用字的调查研究是建立近代文字学研究的基础工程，可以从字件、字构、字用三个方面来研究。（97—102页）这篇文章提出的从三个层面来研究近代汉字的观点，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3.张涌泉《大力加强近代汉字的研究》（载《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这篇文章指出近代汉字是指隶书以下的汉字，加强近代汉字的研究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意义：a.有助于构建完整的汉语文字学体系；b.有助于对汉字简化的正确认识；c.有助于汉字的规范和统一；d.有助于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此外，近代汉字的研究对提高大型字典的编纂质量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6页）这虽然是一篇讨论研究意义的文章，但是也给我们指出了近代汉字研究的几项重要的内容：（1）俗字和疑难字考证；（2）常用字字形、字用演变研究；（3）简化字及简化规律研究；（4）汉字文化圈“书同文”研究；（5）文字辨伪。这篇文章材料翔实，论证充分，足以引起学界对近代汉字研究的重视。 4.刘金荣《“近代汉字”刍议》（载《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这篇文章对近代汉字的概念、分期、上下限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讨论。文章仔细梳理了前辈时贤的观点看法，得出如下结论：“汉字的历史应划分为上古汉字、近代汉字和现代汉字三个时期，近代汉字是指自汉代初年到‘五四’时期这一历史阶段的汉字。近代汉字的研究，包括近代汉字的特点、近代汉字形体、结构、字义的演变等。近代汉字正字历代研究得较多，且与现代汉字没有多大的区别，因此不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近代汉字俗字是一大特色，俗字形体演变是沟通上古汉字形体与现代汉字简化字形体的重要桥梁，所以，近代汉字的研究，应该以近代汉字俗字为重点，由此探索近代汉字在形音义的演变，将上古汉字与现代汉字贯穿起来。”（168页）这个结论对近代汉字的概念、分期、上下限、研究内容、研究重点等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作者关于近代汉字的概念和分期的观点，是受了汉语史分出近代汉语这一观念的启发。近代汉语的研究，可以回答我们汉语是怎样由古代汉语一步步地演变为现代汉语的。同样，近代汉字的研究，可以回答我们汉字是怎样一步步地由古代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从历时的角度来进行近代汉字研究，或许更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这4篇文章放在一起考察，发现学界对近代汉字的认识和研究逐步走向深化。首先，明确了近代汉字是隶楷阶段的汉字；其次，近代汉字的时间跨度是从汉代初年到“五四”时期；再次，近代汉字主要研究隶书和楷书汉字的字形、字构、字用和字源。其中隶变文字和俗字是近代汉字研究的重点。除了上述直接以近代汉字为题而写的理论文章外，裘锡圭、王宁、张涌泉、陈五云、杨实忠、毛远明、杨永龙等先生的论著中都包含不少关于近代汉字理论方面的内容，这些我们放到下面再谈。二 、简帛碑刻中的近代汉字研究研究近代汉字的材料有从汉魏至明清时期的简牍、碑刻、帛书、写卷、手稿、刻本等等。不同类型的材料在近二十年来都有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特色，宏观上将其分为“简帛碑刻中的近代汉字研究”和“写卷刻本中的近代汉字研究”两大类。首先介绍简帛碑刻文字的研究情况。简牍是我国先秦、秦汉乃至魏晋时期承载文字、文献、簿籍的基本形式；碑刻更是源吾流长，从先秦到近代，碑刻资料极其丰富。简牍碑刻是研究近代汉字最重要、最可靠的原始资料。对简牍碑刻文字的研究是近二十年来的热点之一，出现了大批高质量的论著和研究成果。1.文献文字整理近二十年来，学者们首先对新出土的简帛碑刻文献作了一系列的整理工作。例如《敦煌汉简（上、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华书局1991年）、《敦煌汉简释文》（昊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望山楚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中华书局1995年）、《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湖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文物出版社1997年）、《尹湾汉墓简牍》（连云港市博物馆等，中华书局1997年）、《居延汉简补编》（简牍整理小组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长沙走马楼三国昊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上、下）》（走马楼简膑整理组，文物出版社1999年）、《汉晋西陲木简新考》（劳干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年）、《九店楚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华书局1999年）、《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所，中华书局2001年）、《敦煌悬泉汉简释粹》（胡平生、张德芳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凤凰山汉墓简牍》（彭浩主编，雷志雄、彭浩撰文，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额济纳汉简》（魏坚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长沙市文物考古所、中国文物研究所，文物出版社2006年）、《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编，文物出版社2006年）等。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编辑，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分别于2001、2005年出版的《中国简牍集成》（标注本），囊括了二十世纪一百年来国内发掘并发表的全部简牍资料，图文并茂，为近代汉字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碑刻数据方面，有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一书。该书是对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一书的扩充，内容丰富，简便易用。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2007年重印）二书，汇集了众多的唐代墓志，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对这批墓志的利用。不过因该书不收拓片，不加注释，只收录文，同《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一样，对文字研究来说，实际利用价值不是很大。③2007年，线装书局出版了毛远明主编的《汉魏六朝碑刻校注》，共著录2006年前所有公布的汉魏两晋南北朝各类碑刻1400通，并从语言、文字、音韵、训诂、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对石刻进行校勘注释，是目前为止较为全面的大型校注石刻资料。1997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2009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碑刻全集》。此二书对研究近代汉字以及汉字的传承、演变与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此外，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历代碑刻文字拓本，也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字编”和字典，例如《汉代简膑草字编》（陆锡兴编着，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楚汉简帛书典》（李正光等编，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马王堆汉墓简帛选字》（童曼之编，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马王堆简帛文字编》（陈松长编着，文物出版社2001年）、《银雀山汉简文字编》（骈宇骞编，文物出版社2001年）、《望山楚简文字编》（程燕编着，中华书局2007年）、《马王堆简牍帛书常用字汇》（陈松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唐碑俗字录》（昊钢辑，昊大敏编，三秦出版社2004年）等等。2.通论性论著对于简牍碑刻文字的研究意义、价值和研究方法，裘锡圭（1999）、陆锡兴（1997，2000）、金其桢（1999）、方孝坤（2001）、刘钊（2003）、王立军（2004）、郑婕（2005）、毛远明（2007）等人撰文作了具体的讨论。这些论文认为简牍碑刻文字，为考察和校读古籍古史、研究汉字的演变和发展等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其中毛远明《汉魏晋南北朝碑刻文献文字研究的初步设想》一文认为汉魏晋南北朝碑刻文献真实性强，数量充足，产生的时代、地域明确，利用这批文献进行文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详细讨论了碑刻文字研究的具体内容、价值，并对研究的思路、步骤与方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对简牍碑刻文献和文字研究也形成了不少通论性著作，例如《中国简牍学综论》（郑有国编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居延汉简通论》（薛英群着，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帛易说略》（韩仲民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敦煌汉简编年考证》（饶宗颐、李均明着，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说隶》（任平着，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简牍文书学》（李均明、刘军着，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帛书史话》（陈松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李学勤着，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汉简研究》（大庭修编着，徐世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沈颂金着，学苑出版社2003年）、《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李天虹着，科学出版社2003年）、《古代帛书》（刘国忠着，文物出版社2004年）、《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李零着，三联书店2004年）、《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胡平生、李天虹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新出简帛研究》（艾兰、邢文编，文物出版社2004年）、《简帛文献学通论》（张显成着，中华书局2004年）、《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骈宇骞、段书安编着，文物出版社2006年）、《碑刻文献学通论》（毛远明着，中华书局2010年）等等。其中张显成先生的《简帛文献学通论》是第一部系统研究“简帛文献学”各方面问题的通论性著作。该书考察了简帛及简帛文献学定义，全面分析了简帛制度及类别，详细地阐述了简制材料对各学科研究的重大价值。毛远明先生的《碑刻文献学通论》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碑刻文献学的通论性著作，该书讨论了碑刻的定义，碑刻文献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任务；追溯了我国各类碑刻的历史和特点，分析了碑刻文献的重要研究价值，并对碑刻文献的研究作了回顾和展望。任平先生的《说隶》一书，首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隶书的形成与流变，分析了隶书的形体和构造，填补了隶书研究的空白。此外曾良《隋唐出土墓志文字研究及整理》（齐鲁书社，2007）一书对隋唐时期墓志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对《唐代墓志汇编》与《续集》中的错误进行了订正。郑婕的博士学位论文《魏晋南北朝简牍文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7）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楷书、异体字和汉字构形系统进行了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3.简帛碑刻文字考释 简帛碑刻文字考释工作，在近二十年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这方面，裘锡圭（1997）、王贵元（1995，1996，1999，2004，2005，2007）、施谢捷（1998）、张显成（2005）、毛远明（2005）、詹鄞鑫（2005）、姚美玲（2005，2007）、侯贺新（2006）、伊强（2006）、曾良（2007）等人，分别对尹湾汉墓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张家山汉简、武威医简、近代碑刻、唐代墓志、汉魏晋南北朝碑刻中的疑难字词进行了考释。此外一些专著、学位论文如《马王堆古医书考释》（马继兴着，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注释》（彭浩着，科学出版社2001年）、《武威汉代医简注解》（张延昌主编，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王建民《马王堆汉墓帛书“肆”俗字研究》（西南师范大学2002年）、胡红雯《唐代墓志字词校録札记》（厦门大学2006年）等都有文字考释方面的内容。刘钊《出土简帛文字丛考》（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一书第三章考释了一批难以辨认的汉简帛文字，其结论多为学界赞许。张显成主编的《简帛语言文字研究》则更是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的论文汇集，该刊从2002年开始出版发行，至2010年5月已出版了四辑。4.异文与构形研究简帛碑刻中存在大量异体字。这些异体字引起了学者的广泛注意。这方面有昊辛丑（2000，2001）、何茂活（2003，2007）、孟美菊（2003）、黄敏（2005）、赵久湘（2006，2008）、徐莉莉（2006）、李利芳（2006）、毛远明（2006）、廖强（2007）、解伦锋（2007）、王贵元（2008）、叶声波（2008）、覃继红（2009）、井学法（2010）等人撰写的相关论文。昊辛丑先生所著《简帛典籍异文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一书专门研究出土简帛典籍与传世典籍之间的文辞差异。其中“异文的文字学价值”部分，专门讨论了异文对近代汉字研究的重要作用。李圃先生主编的《异体字字典》（学林出版社1997年），收甲、金、陶、墨印、简帛、石刻等古文字及书迹、字书、韵书异体字字形达五万左右。该书是第一部比较完善的汉字异体字字典，也是研究近代汉字的一部较为重要的工具书。2003年李圃先生在《语言研究》上发表了《正本清源说异体》一文，认为必须确定单个汉字与单音语素之间的关系，以“定位”理论廓清异体字的界限，以汉字的优化选择理论对处于表示同一个单音语素平面上的字群进行“选正”，在选定通用正体的基础上对今楷文字系统中的异体字进行多维立体的“辨异”。该文提出的辨别异体字的理论、方法和步骤在近代汉字异文研究中很有借鉴价值。 对近代汉字构形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王宁先生统领的团队所做的工作最为突出。王贵元先生撰写的《汉字构形系统及其发展阶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一文，首次对汉字构形的历时系统和发展阶段作了科学论述。王宁先生主编《汉字构形史丛书》的部分成果，如李运富《楚系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陈淑梅《东汉碑隶构形系统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刘延玲《魏晋行书构形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齐元涛《隋唐五代碑志楷书构形系统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王立军《宋代雕版楷书构形系统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易敏《云居寺明刻石经文字构形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等书，首次对汉字由隶书到楷书的构件和构形系统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描写，探索了汉字演变的过程和规律，为建立科学的汉字构形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王宁先生在2002年出版了《汉字构形学讲座》，该书虽然只有薄薄的104页，但是高屋建瓴，理论价值极高。书中提出的构形与构意、汉字的书写元素和构形元素、汉字的构形模式、汉字构形规律等内容对于近代汉字构形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此外黄文杰着《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一书论述了秦至汉初简帛文字形体的特点、篆隶之间过渡形式、秦至汉初简帛文字形体变化通例等问题，对于研究近代汉字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三 、写卷刻本中的近代汉字研究近二十年，对于写卷刻本中的近代汉字研究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学者们对敦煌写卷、俗文学刻本、传世字书等资料中的近代汉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下面按研究内容分别予以介绍。1.俗字、疑难字、异体字研究在近代汉字研究的各项工作中，俗字、疑难字研究成绩最为突出。近二十年来，关于俗字、疑难字理论和考证的论著主要有如下一些：（1）专著在汉语俗字研究方面，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首推张涌泉先生。他的《汉语俗字研究》（岳麓书社1995年）④是我国第一部俗字学通论性著作，“填补了文字学领域的一大段空白”，“构建了汉语俗字学的完整理论体系”，⑤其研究成果对古籍整理，字书编纂和文字改革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关于俗字理论的专著，除了张涌泉先生的《汉语俗字研究》外，还有陈五云先生的《从新视角看汉字：俗文字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该书从纵横两方面建立了汉语俗文字学体系，追溯了俗字的历史，分析了俗字产生规律，讨论了俗文字学的内容、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该书对近代汉字研究者来说，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张涌泉先生俗字理论体系里，“疑难字”是包括在内的。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张涌泉先生《汉语俗字丛考》一书，其主要内容就是对汉语“疑难字”的考释。该书对历史上的疑难俗字进行了系统清理，首次正确释读疑难字达三千多个。裘锡圭先生说作者“立论审慎，创获极多。这一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学术意义和实用价值”。⑥近年来，杨宝忠先生专攻汉语“疑难字”，写成《疑难字考释与研究》一书，由中华书局2005年3月出版。全书共100万字，由上编《疑难字考释》与下编《疑难字研究》两部分组成。上编从辞书编纂史和汉字演变史的角度，考释了唐宋以来大型字书贮存的疑难字1650个；下编在考释基础上，梳理大型字书发展脉络，提出了疑难字择定标准，揭示了疑难字形成的原因，总结疑难字的考释方法，指出疑难字考释的重要意义。该书“考明了大量的疑难字”，“善于揭示汉字讹变的规律，注意总结辨析疑难字的方法”，“取得了令人艳羡的成就”。⑦关于敦煌俗字研究，有张涌泉先生的另一部专著《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敦煌俗字研究导论》全面、系统地论述敦煌俗字研究的诸问题，如俗字的性质、敦煌俗字的概况、类型、辨识方法、研究的意义等。下编《敦煌俗字汇考》，按部首把敦煌字书、韵书及其他写卷中的俗字材料汇为一编，并与传世字书、碑刻等文献中的俗字材料相参证，上探其源，下明其变，勾勒了每一个俗字的来龙去脉。本书构建了敦煌俗字学的完整理论体系，是全面系统研究敦煌俗字的第一部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黄征先生编着的《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收释了敦煌写本中所见的异体俗字真迹及其所在文句，兼收隶古定字、避讳字、武周新字、合文等，材料来源于英、法、俄、日等国和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甘肃、浙江等地所藏敦煌文献，是解读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地出土的古代写本文献的专用工具，是敦煌俗字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对明清俗文学作品中俗字研究的著作，有张鸿魁先生的《金瓶梅字典》（警官出版社1999年）。该书讨论了《金瓶梅》一书中的一些疑难俗字，为读者正确解读《金瓶梅》提供了便利。周志锋先生的专著《明清小说俗字俗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也对明清小说中的一百多个俗字进行了研究。另外周志锋先生着《大字典论稿》，为《汉语大字典》增补了200多个僻字，考释了许多疑难俗字。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普遍好评，汪维辉（2001）、刘瑞明（2001）先生皆撰文称其为“《汉语大字典》的功臣”。（2）论文 近二十年来，关于俗字、疑难字研究的单篇论文将近百篇，其中俗字理论方面有张涌泉先生的系列论文（1989，1995，1996，1998，2003，2005），此外还有陈五云《俗文字学刍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荆贵生《俗文字概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姬学友《俗文字与传统书法》（《殷都学刊》1998年第2期）、陈建裕《五十年来的汉语俗字研究》（《平顶山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石云孙《论俗字》（《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任力《现代俗字小议》（《汉字文化》2000年第3期）、胡锦贤《汉语俗字的产生与应用》（《武汉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邱龙升《俗字的产生及其原因》（江西省语言学会第五届会员大会暨2002年学术年会论文）、赵立伟《从隶变看俗字的产生》（《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黄征名敦煌俗字要论》（《敦煌研究》2005年第5期）、陈宝勤《汉语俗字的生成、应用、传播》（《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2期）、郑阿财《论敦煌俗字与写本学之关系》（《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魏宇文《谈毕沅〈释名疏证〉中的“今本俗字”》（《中国语文》2007年第1期）等等，这些论文讨论了俗字及俗文字学的定义、俗字的产生原因、研究意义和研究状况。关于俗字和疑难字研究方法，张涌泉（1992，1994，1995，1996）、姚永铭（2000，2003）、杨宝忠（2004，2005，2007）等先生结合实际研究材料，作了具体的示范。俗字、疑难字的研究工作，截至目前来看，学者们的旨趣主要还是集中在文字考释方面。下面我们分类罗列研究成果，先列研究对象后列研究者。 a.敦煌写卷：张涌泉（1989，1992，1993，1994，1995，1996，1998，2003，2004，2005）、杜爱英（1992）、郝茂（1996）、吴军兰（1997）、邓鸥英（2001）、汪泛舟（2001，2006）、叶爱国（2002）、郑贤章（2003，2005，2006，2007）、张小艳（2003，2004）、钱兴（2003）、肖瑜（2006）、窦怀永（2006）、马建东（2008）、张通海（2008）、李素娟（2009）、黄征（2009）等；
b.吐鲁番遗书：陆娟娟（2005）等；
c.楼兰文书：李建廷（2008）等；
d.明清小说、俗文学：周志锋（2000，2001，2003，2006）、张荣荣（2008）；莆仙戏：刘福铸（2005）；聊斋俚曲：董绍克（2007）；《金瓶梅》：张鸿魁（1992，1994，1995，1996，2007，2008）；《元至治本全相平话三国志》：赵熊（2008）等；
e.佛经、应验记：董志翘（2002）、郑贤章（2005）、曾良（2005）；应县木塔辽代秘藏：赵春兰（2006，2007）等；
f.道藏：叶贵良（2004）、冯利华（2006、2008）等；
g.古医籍：范登脉（1998，2000，2004）、王春艳（2002）、潘朝曦（2004）等；
h.宋代笔记：李炜2005等；
i.日本汉籍古写本：肖瑜（2006）、王晓平（2010）等。除了专门研究近代汉字的著作外，一些涉及近代汉语文献的研究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讨论到俗难文字，例如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蒋冀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及《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曾良《敦煌文献字义通释》（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姚永铭《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张美兰《祖堂集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张小艳《敦煌书仪语言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叶贵良《敦煌道经词语考释》（巴蜀书社2009年）等等，此不一一。2.字书、韵书、音义书以及大型工具书中的近代汉字研究近二十年来，写卷刻本近代汉字研究有两个热点，一个是对一些原始资料文献，特别是敦煌写卷中的近代汉字研究；还有一个是对一些字书、韵书、音义书、大型工具书中的近代汉字研究。后者的研究成果也蔚为壮观，所以我们单列出来介绍。根据我们的调查，学者们主要对下列字书、韵书、音义书的近代汉字进行了研究：a.《一切经音义》：徐时仪（2005）、李文珠（2007）；《华严音义》：苗昱（2005）；《庄子音义》：孙永建（2006）；《可洪音义》：邓福禄（2007）、韩小荆（2007）、郑贤章（2006，2007）等；b.《玉篇》：朱声琦（1995）、臧克和（2005）、何瑞（2005）、刘宏伟（2007）、王嵘（2007）、井米兰（2009）；《新修玉篇》：梁春胜（2008）等；c.《篆隶万象名义》：陈建裕（2008）、吕浩（2006，2007）等；d.《龙龛手镜》：张涌泉（1996）、郑贤章（2002，2004）、邓福禄（2002，2004）、杨正业（2004）等；e.《说文》：顾之川（1990）、吉仕梅（1992，1996）、侯尤峰（1995）、李占平（2000）、黄宇鸿（2002）、黄圆（2005）、梁光华（2005）、黄静宇（2006）、李仁安（2006）、刘洋（2006）、张崇礼（2006）等；f.《干禄字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刘中富（2002，2004）、赵璐（2006）、何继军（2004，2006）、纪雅茹（2008）等；g.《俗书刊误》：李杉（2006）；《字鉴》：魏晓丽（2002）；《古俗字略》：杨正业（2003）《正字通》：张涌泉（2005）；《四声篇海》、《字汇》、《字汇补》：张涌泉（1999）等；g.《广韵》：杨宝忠（2005）；《集韵》、《类篇》：杨小卫（2009）等；h.大型字典《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陈宜民（1991）、周志锋（1994，1999）、邓福禄（2006）、张涌泉（1992，1994，1995，1996，1997）、张标（2001）、郑贤章（2002，2003）、杨宝忠（2004）、程少轩（2008）等等。3.简化字研究简化字研究既是现代汉字的研究内容，也是近代汉字研究的关注对象。裘锡圭《从纯文本学角度看简化字》（《语文建设》1991年第2期）、王刘纯《简化汉字出现的年代与汉字发展嬗变的关系》（《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黄大德《简化字起源》（《羊城晚报》2005年1月25日“晚会版”）、连登岗《论汉字简化对汉字基础部件及其系统的影响——兼论汉字规范应正确处理基础部件》（《中国文字研究（第六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这四篇论文对简化字产生的时代、简化字和繁体字的构形和功用、简化字对汉字系统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简化字溯源工作是汉字史研究者的一大兴趣。张涌泉《简化字探源三题》（《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讨论了“刍”、“面”、“辞”、“乱”四个简化字的来龙去脉。李乐毅和张书岩等撰有《简化字源》（华语教学出版社1996年）和《简化字溯源》（语文出版社1997年）二书，以大量事实证明众多简化字是古已有之，并且勾勒了它们的简化轨迹，颇具开创之功。但是由于条件限制，二书溯源还不够，俞欣（2001）、谭良田（2009）等人分别对其做了补正工作。4.常用字历时演变研究 常用字历时演变研究和简化字探源研究一样，也是一项极富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常用字和简化字有迭合，但不完全一致。常用字是指现代语文中经常用到的汉字，通常有数千字。《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列出现代汉语常用字2500个。这2500个汉字的“过去今生”如何？它们的形体和功能从古到今有无变化？怎么变的？这些都值得研究。例如张涌泉先生就讨论过“你”字的来源，⑧很有启发意义。在常用字演变研究方面，李新魁写了《论“醋、酢”互易》（《中国语文》1990年第2期），李恩江写了《“另”字探源》（《语文建设》1998年第7期）、《“份”字琐议》（《语文建设》1998年第12期）、《“呆”字源流初探》（《语文建设》1999年第4期）、《“周”字溯源》（《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从“造”、“前”等字的兴废看汉字发展的规律性》（《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释“作”、“做”》（《语文建设》2001年第1期），何华珍写了《“国”字辨正》（《汉字文化》2004年第4期）、《也说“贰”字》）（《中国语文》2002年第2期），杨宝忠写了《“勾”字出现的时间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2001年第3期），张涌泉写了《数目大写字探源》（收入《汉语俗字研究》，岳麓书社，1995）、《双》（《语文建设》1996年4期）、《现代字源：从“涂”到“搽”》（《语文建设》1999年增刊）、《现代字源：灵》（《语文建设》2000年第1期）、《现代字源：“双”字小考》（《语文建设》2000年第2期）、《现代字源：说“挡”——从“螳臂挡车”说起》（《语文建设》2000年第2期）、《“坏pi”和“坏huai”》（《语文建设》2001年第12期）、《字形的演变与字义的分工》（中国语言学会年会论文，温州，2008），⑨张靖华写了《从“回”“回”看古今字的应用》（《语文学刊》2005年第5期），杜朝晖写了《“袜”字源流考》（《语言研究》2006年第1期）等等。从总体来看，常用字历时演变研究显得相对薄弱，需要今后加强研究。5.汉字圈汉字研究 汉字在历史上很早就传入邻国，因而形成了以中国为主体，包括日本、韩国、越南和新加坡在内的汉字圈。进行汉字圈汉字的比较研究，有利于汉字史的构建以及“统一汉字编码”的制定。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方国平《日本古辞书在近代汉字研究中的价值》（《中州学刊》1992年第6期），郑阿财《越南汉文小说中的俗字》（第四届“中国文字学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台湾中国文字学会、“中央大学”中文系所主办，1993年）、《俗字在汉字文化圈的容受——以越南汉碑写本刻本为例》（典籍的国际交流一容受会议论文，北海道大学2002年），裘锡圭《浅说汉字文化圈内的汉字异形的问题》（韩国汉字讨论会论文，1994年），张涌泉《日、韩汉字探源二题》（《中国语文》2003年第4期），河永三《韩国固有汉字中“国字”之结构与文化特点——兼谈《异体字字典》之（韩国特用汉字）》（《中国文字研究（第六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费锦昌、松冈荣志《日本“国字”的汉语读音》（《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3期），聂鸿英、孙永恩《汉字在东亚文化圈的复兴与地位》（《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6期）等。近年来，在中日汉字比较方面，何华珍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其专著《日本汉字和汉字词研究》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隶变后的近代汉字为研究对象，对日本汉字、汉字词作了溯源与考释，匡正了中日辞书和相关著述中的一些谬误。他的“中日汉字比较研究系列论文”（2001，2003，2005，2006），从中日文化背景的异同出发，讨论了日本国字、简体字、俗字之源流，探究了中日近现代汉字之传承与变异，创获颇多。四 、整体评价和展望纵观近二十年来的近代汉字研究，我们发现学界首先明确地把“近代汉字”作为一个学科来进行研究，例如许多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都冠以“近代汉字”的名目。其次，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日益扩大，汉字隶、楷阶段的文字材料都有研究。研究成果也相当丰硕，其中敦煌俗字和简牍文字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这当然和国际“敦煌学”和“简牍学”的飞速发展是分不开的。此外，碑刻文字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最后，研究不断深化，更注重了研究的理论探讨和现实价值。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a.从历时的角度来研究近代汉字，把每个汉字放到汉字史的框架中进行研究；b.注意了近代汉字的系统性，从文字体系的角度分阶段来考察汉字的构造和演变；c.注意进行比较研究，从汉字圈的大视野来考察汉字；d.加强了和现代汉字的联系研究，特别注重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但是，近二十年来的近代汉字研究存在研究着力不均衡的现象，主要体现为对疑难字俗字研究着力相对较多，而对常用字、简化字的研究着力尚显不足；对文字的整理工作和考释工作着力相对较多，而对古今字的嬗变和不同阶段汉字系统的研究尚显不足；对汉字的本体研究着力相对较多，而对近代汉字外部的文化背景研究尚显不足。因此，我们认为今后要加强以下八个方面的研究工作：（1）常用字字形、字用演变研究；（2）简化字及简化规律研究；（3）古今字替换研究；（4）“隶变”研究；（5）近代汉字文字系统研究；（6）近代汉字的文化学研究；（7）汉字文化圈“书同文”研究；（8）汉字辨伪研究。近代汉字是联系上古汉字和现代汉字的桥梁，在汉字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目前还存在着研究力量相对薄弱，研究条件相对不便等问题⑩，我们今后应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投入和建设。 ①见《中国科技术语》2007年第5期。
②早在1949年，唐兰就提出“近代文字学”的概念，他说：“近代文字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隶书、草书、楷书，都有人做过搜集工作。楷书的问题最多，别字问题，唐人所厘定的字样，唐以后的简体字，刻板流行以后的印刷体，都属于近代文字学的范围。”见《中国文字学·前论》，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③只有録文，不载拓片，这也是近年来所出版的众多石刻文献数据的共同特征。
④该书增订本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的普及本《俗字里的学问》，2000年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⑤见梅季《一部填补近代汉字研究空白的力作——读〈汉语俗字研究〉》，《中国图书评论》1995年第12期。
⑥裘钖圭先生的评价见北师大《汉字所快讯》1996年3期。
⑦见张涌泉《字海释疑铸新篇——读杨宝忠〈疑难字考释舆研究〉》，《古汉语研究》2007年第1期。
⑧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三先生纪念会暨汉语史、敦煌学国际会议论文，2002年，杭州。
⑨论文讨论了“邪”与“耶”、“弟”与“第”的嬗变关系。⑩研究条件相对不便主要指用于近代汉字研究的原始材料尚未全部数据化，不便于研究者利用。
参考文献：[1]许长安 1990 《近代汉字学刍议》，《语文建设》第5期。[2]张鸿魁 1994 《近代汉字研究的几个问题》，《东岳论丛》第4期。[3]张涌泉 2003 《大力加强近代汉字的研究》，《浙江教育学院学报》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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