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条件使人民更努力地学习，更智慧地工作，更积极地创业，更大胆地创新，在创造个人财富、社会财富、国家财富的过程中走向共同富裕。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正在展开的此时此刻，注定是一个“大时代”（GreatTime）。
　　2011年，中国GDP达到47.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7.45万亿美元。2012年1月27日，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GDP占美国GDP比重近半，达到49%。相比较，奥巴马上台的2009年这个比重为30%，十年前的2001年为13%，二十年前的1991年为7%。
　　为此，2011年2月，在与美国硅谷头面人物的晚餐会上，奥巴马询问苹果公司老板乔布斯，“要想在美国制造iPhone都需要什么？这些工作为什么不能在美国进行。”苹果公司2011年出售的7000万部iPhone、3000万台iPad和5900万件其他产品，绝大部分都在中国制造。苹果公司创始人直言不讳地告诉奥巴马，“这些工作机会不会回来了。”
　　已经持续了3年多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快了全球经济体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对比的变化。2010年，中国制造业以1.995万亿美元的产值，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当年1.952万亿美元的美国制造业产值，从而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这是自1885年美国制造业产值超越英国以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又一次重大变化。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1年美国货物对外贸易总额3.734万亿美元；按中国海关统计，中国货物贸易总额为3.642万亿美元，中美差距已经缩小到区区920亿美元。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马宇就此预测，2012年，中国将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这意味着，在全球经济的三大“制高点”——全球制造业总额、全球对外贸易份额和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已于2010年在制造业领域和今年将在对外贸易领域超越美国。
　　2月11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在《华尔街日报》上撰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世界需要美国》的文章。这位受到奥巴马欣赏的国际政治研究者直言，“现行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塑造并且反映美国利益的。如果力量的重心开始向别的国家转移，那么国际秩序也会相应向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利益方向转移。”
　　事实上，2011年，美国的一连串战略举措，已经诠释了其不惜一切代价全力阻止这一力量转移的动向。
　　“60多年的新中国建设还只是刚刚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实现‘强国梦’还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2月19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认为，此时此刻，“中国的民族复兴大业正处在关键时刻，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拷问，执政党带领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决定着13亿多国人的前途和命运。
　　资本主义大变局
　　1月25日，2012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召开。这次国际会议变成了“资本主义大辩论”。第一天第一场讨论一开始，主持人问，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否适应21世纪的现实？将近一半在座者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应对21世纪；两成左右觉得资本主义并无大碍；余下的是谨慎的游离派。
　　讨论中，美国凯雷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大卫?鲁宾斯坦警告，“我们现在还有3～4年的时间来改进我们的经济模式，如果不尽快行动，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而我们的制度也会终结。”全球工会联盟总干事长巴罗女士抨击说，“高失业率和贫富差距拉大，显示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失效。”在现场亲历这一幕的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转述了FT资深同事对这场“全球资本家俱乐部”内部争议的评价：资本主义碰到了百年来的大变局。
　　李慎明认为，对于这场危机的根源，不仅仅是金融家的贪婪、银行监管制度的缺失和公众消费信心不足等，更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美国消费方式和中国汇率与外贸政策的联姻，“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主导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推力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
　　因特网的广泛使用，使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以几何级数加快。现在，全球GDP为70万亿美元，而债券市场则为9500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000倍以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价值则达到46600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6657倍还多。世界上每2.4小时流动的资金总额，就相当于一年全球GDP的总值。
　　“如此庞大和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不通过生产环节便能将其盘剥的触角伸往世界各国、各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直至家庭直接攫取金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和金融产品的大发展，从本质上讲，只是为贫富两极分化提供便利的工具罢了。”
　　李慎明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出现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经济现象：极少数富人愈来愈富、愈来愈少，绝大多数穷人其中包括中等收入阶层愈来愈穷、愈来愈多。而且，包括发达国家在内几乎所有国家都愈来愈穷，其标志就是各国主权债务都在急剧增多。比如，仅仅30万平方公里、6000万人口、2011年GDP为2.04万亿美元的意大利，目前竟然积累了1.9万亿美元的主权债务。
　　2007年9月12日，英国《卫报》报道，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的一份报告显示，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225人的收入与最贫穷的27亿人的收入相等，相当于世界所有人口收入的40%。即使美国，其国内贫富差距更甚。2011年10月24日，德国学者托马斯?舒尔茨在《明镜》周刊撰文称，目前，美国400个最富的美国人占有的财富超过1.5亿底层美国人占有的财富总和。
　　“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在积累财富的同时积累贫穷。”对于这种全球范围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向本刊记者引用了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这句名言。在他看来，在资本社会里，无论银行家、企业家还是工人、消费者，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缺钱，每个人都被深刻的“贫困感”所驱动，“而这种贫困感正是市场社会的产物，它就深深地植根于对人永不能满足的财富积累欲望的制度性肯定之上。”
　　李慎明给出的结论是：从一定意义上说，目前这场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对美国这种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特别是其中金融霸权肆意泛滥的绝地“报复”，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理论的一种“清算”，还是对美国基本制度的根本挑战。
　　“美国秩序”的逻辑
　　2009年5月9日，奥巴马通过电视镜头向全世界明确宣布，“如果十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
　　奥巴马此言后的注解是，不到全球5%的美国人口，消耗着全球20%的能源、16%的淡水、15%的木材，同时排放10%的垃圾和25%的二氧化碳。奥巴马的潜台词非常明确，美国将会千方百计运用各种手段维持乃至扩大这个比例。也因此，罗伯特?卡根这位同时受到美国两党领袖青睐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对中国的未来不以为然。
　　在那篇《为什么世界需要美国》的文章中，他的分析是，中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距世界最富有的国家还有非常大的距离，“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是庞大的人口所创造，在人均方面仍然属于比较贫穷的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的人均GDP都超过4万美元，而中国只有4000多美元，与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和伯利兹大致相同。即使根据乐观估计，中国2030年人均GDP也只能达到美国的一半，也就是斯洛文尼亚和希腊现在的水平。”
　　“过去我们总讲‘地缘’，现在应该加上‘货币’、‘信息’、‘军事’和‘资源’。可以说，‘地缘’、‘货币’、‘信息’、‘军事’这前四种都是手段，最终是为掠夺和占有资源服务的。”李慎明告诉本刊记者，现在看来，只有这五种因素相加，似乎才可以解释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
　　他的判断是，由于新一轮金融危机在未来几年内可能存在的进一步激化，在今后一些年内，各种国际力量特别是世界上一些大国和强国，将会围绕金融、能源、粮食、主权等根本性问题，既有多样的合作与竞争，更有着激烈的博弈和较量，“其手法和手段将是多种多样甚至是十分残酷的。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经济危机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政治危机。”
　　2011年11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议会的讲话中明确表示：“作为美国总统，做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性决定：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将通过维护核心原则及与盟国和伙伴的紧密合作，为亚太地区的发展和未来发挥更重要且长期的作用我的国家安全团队将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任务视为重中之重。”
　　几乎同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写了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文章，“从印度洋经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太平洋的海上狭长地带包括了世界最重要的能源和贸易途径”，“全球一半商品都要经此运输的南中国海”则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焦点之一。为此，“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5个主要区域伙伴签署的结盟协议构建起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转变的未来”，印度将是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南方轴心和亚洲中心的结合”。
　　由于天文数字般的金融衍生品在今后一些年内将要破灭，全球GDP将必须回归以实物经济为主。从这一视角出发，美国推行“重返亚太战略”也就顺理成章。前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研究员、美国战略学家托马斯?巴奈特曾说，“美国用美元这种‘小纸片’换取亚洲的巨量产品，这当然不公平。所以，美国在美元之外提供了真正的有用之物，这就是太平洋舰队。”
　　极力维护“美国利益优先”的罗伯特?卡根，在其新著《危险国家》一书中坦然承认，美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危险的国家，扩张成性，“今天，当大多数的美国人了解到，世界视美国甚至幼年时的美国为一个非常危险的国家，将会感到惊讶在南美大陆、西半球和欧洲的人民和国家出于多种原因认为美国是危险的。首先是美国人侵略成性，对领土和占统治地位的追求欲壑难填。”
　　然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逻辑在道义上难以成立。“今天的主要势力，美国和欧洲，尤其缺乏关于未来的创见，它们试图维持已经不再现实的想法，缺乏理性精神。”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否定了“美国利益优先”的逻辑，“美欧试图维持肥水如百川入海似的流向美欧的世界秩序，以便维持高消费高福利的奢华社会。这种单边主义思维是非理性的和无效的，它无法超越的难题是：他人不同意。这是最朴素的事实。”
　　中国道路
　　1992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其《21世纪的角逐》一书中做过统计，在1870年至1988年的118年间，世界上以人均收入为标准排名最富的国家几乎变动不大，仅有两个人口很少、自然资源却十分丰富的石油输出国——阿联酋和科威特进入这一行列，而自然资源丰富但资源价格较低的新西兰、阿根廷、智利甚至从富国行列中消失。他由此得出结论：“穷国要想挤进富国行列几乎没有可能。”
　　李慎明就此向本刊记者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现在世界上共有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192个国家），搞社会主义制度的仅有5个国家，即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老挝。除此之外，其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搞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富国却只有20多个。而其中许多富国遭遇到严重的债务危机。这说明什么？”他的结论是，穷国挤不进富国，也就是资本主义救不了穷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将其简称为“中国道路”。
　　基于新中国建设60多年的经验和探索，采访中，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为本刊记者总结了“中国道路”的三个决定因素：
　　其一，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知识、科技、教育和信息要素。
　　“从本质上来看，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落后者，其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包括经济追赶、教育追赶、科技追赶、信息通信技术追赶等。”这位拥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国情研究者描述了中国的雄心，“凡是发达国家所具有的现代化技术，中国都要拥有，并普及于全国城乡。凡是发达国家正在创新的现代化技术，中国都必须创新，成为领先者，同时惠及于中国和世界。”
　　其二，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资本主义因素可以使人们富裕起来，但是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因素不仅使人们更快地富裕起来，而且使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胡鞍钢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本身也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不成熟、极不发达阶段，80年代不发达阶段，至今才形成了比较适应、比较成熟、比较成功的阶段，“但还不完善、还不均衡、还不平等，今后还要走向更为成熟、更加均衡、更加公平的阶段。”
　　他强调，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才能真正凝聚十几亿人民，有效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充分激发人民的创造力，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才能保证政治上实现民族团结、多元一体、国家统一、长治久安。
　　其三，不断增加独特的中国文化因素，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社会、学习型社会、健康型社会、安居乐业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等。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发展现代文化，增强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为增进世界丰富多彩文化作出贡献。
　　“这三个基本因素的发展，也决定了中国道路的路线图。”从发展水平及阶段来看，胡鞍钢认为将分四步走：第一步(1978～1990)从绝对贫困到温饱水平；第二步(1990～2000)从温饱水平到小康水平；第三步(2000～2020)从小康水平到小康社会；第四步(2020～2030)从小康社会到共同富裕社会，“大体经过四个阶段完成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十几亿人口的现代化。”
　　“中国道路的原创性决定了这条道路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而是一条曲折复杂的、历经艰辛的万里长征之路。”这位中国国情研究领军者30余年如此分析判断。
　　“不过，历史与未来都将证明，中国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他说。
　　世所罕见的挑战
　　莱斯特?瑟罗不相信。这位被《纽约时报》称颂为“经济论辩中，极具说服力的分析家及优秀的阐释者”认为，作为一个不发达的经济体，中国要在人均收入上追上美国，至少需要100年的时间。”
　　瑟罗给出的理由之一就是人口。中国人口在不久的未来，将呈下降趋势，然而美国与此相反，到22世纪初，其人口将是目前的两倍以上，两国目前巨大的人口差距将会持平，“并且，美国并没有止步不前，经济增长仍快于其他许多大国。一个人口规模正在拉近中国、仍在发展的美国，怎么会被中国超过呢？”
　　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2011年8月24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的《世界人口前景与全球经济展望》显示，到2040年时中国的老龄人口比例将由目前的8.3%提高到22.6%，老龄化程度可能超过美国，“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可能将要经历的人口老龄化轨迹，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日本正在经历这样一个人口老龄化的快速节奏，但日本是未老先富，而中国将是未富先老。”这毫无疑问会降低中国经济的增长水平、加大社会负担。
　　与此同时，在能源方面的挑战更为激烈。2月14日，在《BP2030世界能源展望》发布会上，BP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鲁尔告诉本刊记者，美国“页岩油气革命”正在大大降低美国能源进口依存度，到2030年，美国对石油的进口依存度将由2010年的50%下降到32%，将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而中国2030年石油进口依存度将达到80%，天然气达到42%，并成为煤炭净进口国。
　　“2030年，美国可以依靠加拿大油砂和墨西哥石油完全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鲁尔向台下的中国记者问道，“20年后，美国总统会关注什么？不知道，但毫无疑问，世界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他的潜台词是，如果这一重大战略调整完成，一个难以回避的局面将形成：一面可能是中国对中东能源的日益依赖，另一面是毫无能源负担的美国可以放手在全球施展自己的意志。
　　事实上，在李慎明眼中，未来中国面对的挑战远远多于此，“我个人认为，在未来一些年内，我国所面临的所有新情况、新困难中，可持续发展的七个资源可能出现相对匮乏的情况，这是最重要、最基础性的挑战。”
　　土地资源。2020～2030年，我国人口可能达到15亿～16亿，每年需要粮食5.6亿到6亿吨，但若无大的科技进步，每年我们仅能生产5亿吨左右，而现在国际上每年商品贸易粮不过是2亿吨。如果出现极端困难的情况，粮食就会成为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物品。我国这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其粮食的生产与供应必须立足自力更生。因此，要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政府性投入资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在相当多的时期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国债、银行直接贷款，绝大部分已经贷出，并且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有的项目回收投资可能需要二三十年时间。这一资源在今后也会明显减少或受到限制。
　　物质资源。今后，粮食、石油、水、矿产等各种战略性资源都将受到很大制约。我国经济主要是粗放型的增长。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00多个城市有2/3供水不足，其中1/6的城市严重缺水。现在国内石油资源对需求的保证程度仅在40%左右，对外依存度将逐年提高。在已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可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仅有21种。
　　环境资源。全国七大水系约有一半河段存在严重污染问题。全国90%以上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的退化，草原退化、沙化和碱化的面积达1.35亿公顷，占草原总面积的1/3，并仍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大气环境处于严重污染水平。过去不少地方可以先污染，后治理，现在不仅不能这样做，而且对过去已形成的污染治理需要大量的投入。
　　国际国内市场资源。目前，国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中国可以占领的已经基本占领，今后中国进出口再继续高速增长的潜力有限。在多年30%以上投资率的推动下，国内市场中基础设施投资已趋于饱和，未来高投资率很难维持。当前我国经济上最大的隐忧就是城乡居民内需相对不足。在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是消费最终决定生产。东西卖不出去，谁还敢投资？投资得少，较高的GDP增长率就很难较长久地维持。
　　劳动力资源。目前，我国已进入准老龄化社会。到2015年，劳动年龄（15～64岁）人员将明显减少。已经或正在进入劳动年龄的“80后”、“90后”，有的可能要两个人抚养两个孩子、四个老人。此时，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将不复存在。按照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届时我国商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将明显下降。
　　外资资源。过去30年，由于以上六个资源充裕，加上我国各项政策到位，外资进入我国后其利益能够得到保证，中国吸引外资水平继续提升，连续19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如果未来上述六个资源都有明显萎缩或受到限制，赚钱难度增大，外资也可能逐渐乃至大量减少。因此，在近些年内，要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在特定的条件下外资大规模撤离时给我国带来的金融及社会等风险。
　　共同富裕之路
　　采访中，一位相关部门研究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保守估计，到2015年底，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可以达到4.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消费市场规模的90%；到2020年，中国国内市场将远大于美国市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买方市场。
　　“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彻底将‘扩大消费’这扇大门打开，如此庞大的中国消费能力，将对全球经济乃至国际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这位人士指出，目前全球不少跨国公司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正在将过去“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向“一头在内”、“两头在内”、“三头在内”乃至研发、生产、销售全产业链转移向中国市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与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的‘合体’，将焕发出无与伦比的市场想象力。”
　　李慎明对此抱有强烈的信心，“创新的主体，首先是国家，只有国家才可以有财力、物力、人力集中起来办大事。如果能够拿出‘两弹一星’的精神，在新能源上实现突破，不但能大大缓解未来发展中能源约束的压力，更将一举占领决定国家命运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制高点’。”
　　事实上，在胡鞍钢的观察中，60多年的探索，就是不断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国家建设创新史。这其中，他认为最具挑战也是最具历史创新的壮举，就是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第二个目标——共同富裕。
　　未来中国将从小康走向富裕，从中低收入走向中高收入，共同富裕成为社会主义中国最重要的发展主题、最核心的发展目标和最大的发展任务。”胡鞍钢将这个目标具体为三方面内容：
　　一是中国的共同富裕社会。胡鞍钢指出，“共同富裕”并不是平均富裕，其核心是“共同”，使十几亿人能够共同拥有发展的机会，共同提高发展的能力，共同提升发展的水平，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只有具备这四个“共同”，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而且，“共同富裕”的底线是防止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消除各类绝对贫困人口，使他们也能富裕起来。
　　“‘共同富裕’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旗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执政为民的基础，也是中国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保障。他认为，我们不仅是唯物主义者，客观承认社会差异，而且还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创造条件使人民更努力地学习，更智慧地工作，更积极地创业，更大胆地创新，在创造个人财富、社会财富、国家财富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二是中国与世界共同繁荣。在胡鞍钢看来，日益开放的中国与日益一体化的世界，谁也离不开谁，“只有世界特别是南方国家（指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了，中国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只有世界特别是南方国家繁荣了，中国才能得到更大的繁荣；只有世界特别是南方国家富裕了，中国才能得到更大的富裕。”
　　为此，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不但要“引进来”，也要主动“走出去”，特别是投资南方国家提高发展能力；不但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特别是帮助南方国家尽快富裕起来；不但要参与全球化，还要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均衡的方向发展。努力促进同世界各国在政治上的平等互信，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挑战，共同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持续发展的绿色世界。
　　三是人与自然共生共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生态安全、减灾防灾既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之一，也是中国长期发展的基本国策。”胡鞍钢强调，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优先发展绿色产业，投资绿色能源，倡导促进绿色消费，将大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福利，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安全、适应气候变化的“多赢”，为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重大贡献。
　　胡鞍钢感慨地说，毛泽东50年前曾经说过，21世纪中国应该对整个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什么才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胡鞍钢为本刊记者给出的回答是，除了经济贸易方面和扶贫方面的巨大贡献，中国还应该在以下关键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人类发展、科学技术、绿色革命和文化传承，“这四个方面的贡献代表了中国在国内和国际意义上的现代复兴。”
“当然，考虑到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事务中最大的利益攸关方之一，中国不仅要兼顾自己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选择发展模式时，也需要考虑到发达国家的利益。”胡鞍钢最后补充说。
《瞭望》新闻周刊 王健君 王仁贵 牟婉君
两会特别报道：强国征程
2012年，这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已经徐徐展开。
在这一年里，“十二五”规划将进入“深耕”阶段；在这一年里，我们将迎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在这个承前继后、继往开来的时刻，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13亿中国人民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满怀信心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回顾过去90年，为了实现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百年“强国梦”，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壮丽征程，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然而，也应该看到，我们距离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强国梦”，还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道路上，我们要继续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未来征程任重道远，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言，“在本世纪上半叶，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两个宏伟目标，这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现在，距离建成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不足10年，距离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只有37年。这两大目标都是强国富民的目标。为此，全国上下应当勇于肩负起伟大的历史责任，“要牢记历史使命，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更加奋发有为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中国转型的科技支撑
　　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可能继续沿着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路子走下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节能减排、治污降耗，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不二选择。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科技发展迅猛，在基础研究和高科技研究领域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包括载人航天、“嫦娥”探月、实验快堆、超级计算机、铁基超导、高速铁路、超级杂交水稻、基因测序、深海探测，等等。
　　中国的科技进步举世瞩目。2010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5700万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225万人年，居世界第一位，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位，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三位，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居世界第二位来自科技部的数据表明，中国的科技实力正在稳步提升。
　　但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显而易见。作为人力资源的大国，中国的科研人员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其包含的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担任主要职位的仅占总数的2.26%；调查显示，年世界39个国家人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美国为64.5%，居世界第一位，中国仅为15.5%；中国科技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次数仅为6.21次（世界平均值为10.71次），高被引论文数量位居世界第七位；中国内地高校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百位的寥寥无几，而排名前十位的大多是美国、英国的大学；中国关键技术的对外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2%~5%
　　妄自菲薄与妄自尊大皆不可取，但对国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已成为科技大国，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大量数据、资料显示，中国的科技发展从总体上看，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基础和前沿研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缺乏，产业技术水平偏低，条块分割，科技资源分散，资源利用和投入产出效率不高，产学研脱节严重等。而要破解阻碍科技发展的瓶颈问题，亟需深化改革。
　　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亟须摆脱传统、粗放的发展方式。数据显示，仅“十一五”开局之年，中国就消耗了世界上40%左右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60%左右的钢材和70%左右的油气资源，却只创造了占世界5%左右的GDP，单位GDP能耗在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
　　权威人士指出，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可能继续沿着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路子走下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节能减排、治污降耗，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不二选择。
　　一个真实的中国
　　2010年9月23日，在纽约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了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讲话。他指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三，但人均水平较低，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左右。中国经济已保持30多年的快速增长，但进一步发展受到能源、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中国若干重要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大国，但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核心技术仍然大量依赖进口。中国沿海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呈现出现代化的繁荣，但中西部和广大农村的不少地方仍然相当落后，还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中国民生有了很大改善，但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就业压力很大。”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我国经济总量已列世界前茅，但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发展整体上还处在‘要素驱动’而非‘创新驱动’阶段。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更使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凸显。”上述权威人士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强调，“如果‘十二五’期间我们不能有效消除或缓解制约我国发展的瓶颈因素、不能有效解决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促进我国经济尽快走上内生增长轨道，那么未来发展之路走起来将会十分艰难。”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对此解释说，虽然通过“十五”、“十一五”的发展，我国的科技资源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科技产出总量快速增加，科技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但总体上看，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我们仍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究其原因，“根本在于我们处于知识链的低端，科学研究的积累不够，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对许多结构和工艺的基础性问题缺乏研究。”
　王元表示，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基础研究的源头创新至关重要，它是‘科技进步的先导，是自主创新的源泉’，但目前我国基础和前沿领域研究仍比较薄弱，亟待质的突破。”在他看来，我国正处于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十二五”期间会有超过50%的人口进入城市，未来的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城市发展的科学规划，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节能减排等诸多方面都有许多重大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这都是我们当下和今后一段时间面临的现实问题。
前述权威人士也指出，我国正处在一个发展的转型阶段，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依靠第二产业带动，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和低成本土地、劳动力投入的方式已难以为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成为一个十分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得者的思考
　　在2月14日召开的2011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清华大学教授邱勇带领他的科研团队历经15年研发的“有机发光显示材料、器件与工艺集成技术和应用”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中国液晶学会原副秘书长万博泉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我国彩电行业走的是一条技术引进的发展路径。在上世纪80年代，传统显像管（CRT）电视的生产线都是从国外引进，显像管等核心部件基本依赖进口。为了发展彩电工业，我国政府成功实施了彩电国产化“一条龙”工程。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彩电国产化水平已达95%以上。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已承担了全球市场50%以上彩电的输出，成为名副其实的彩电制造大国。但本世纪初，随着平板化浪潮的到来，CRT产业迅速萎缩，以TFT-LCD（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为代表的平板显示屏技术的缺失成为我国彩电行业自主发展的最大瓶颈，只能再次重复技术引进的老路，结果，直到今天，我国TFT-LCD产业仍处于落后追赶的状态。
　　邱勇认为，造成这一窘况的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在国家层面缺乏统一的发展战略，缺乏自主发展新型显示技术的前瞻性布局；产业本身缺乏“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仅仅是引进技术而没有像韩国那样，在引进的同时注重消化吸收，最终确立走自主发展之路，同时超前部署研发新一代技术并为后续产业发展奠定基础”；缺乏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与成果转化模式，企业自身缺乏创新动力、创新能力和创新机制；当CRT和LCD（液晶）技术、产业比较成熟后，虽然从国家到企业已经意识到掌握核心技术和打造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但已经失去了技术源头创新的机会，失去了通过自主创新掌握完整核心技术的机会。
　　邱勇是“有机光电子与分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科技部“十五”、“十一五”863计划“新型平板显示技术”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组长，他告诉本刊记者，高清晰度平板显示技术作为专项第一次被列入国家“863”计划是在“十五”期间。当时国家投入1亿元，重点支持发展等离子体（PDP）、有机发光显示器（OLED）和场发射显示器（FED）三个方向的研究。“OLED是一项新兴技术，是一个涉及多学科交叉的前沿研究领域，孕育着巨大的创新空间，为改变我国显示产业从CRT到LCD依靠技术引进而受制于人的境况、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OLED作为新一代平板显示技术，具有色彩鲜艳、响应速度快、视角宽、工作温度范围大和外形超薄等特点，特别是还可以实现柔性显示和透明显示，被称为“梦幻般的显示技术”。邱勇带领他的研发团队，经过十余年攻关，突破了影响OLED效率、寿命和可靠性的多项关键材料和器件技术问题，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他们掌握了完整的生产工艺技术，成功实现大规模产业化，依靠自主技术设计建成了国内第一条OLED大规模生产线。该技术产品还成功应用于“神七”航天员的舱外航天服，这也是国际上首次将OLED技术应用于航天领域。
　　据邱勇介绍，利用该项目技术成果，他们已成功开发出广泛应用于航天国防、消费电子、工控仪表、医疗仪器、电力设备、网络设备和金融安全等领域的30多个系列、300余款显示产品，产品远销欧美、日本、韩国等海外市场，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超过50%。从2008年至今，技术成果的应用所带来的产值逾4.5亿元。
　　截至2012年1月，OLED项目已申请专利370项，其中发明专利295项，已授权141项。邱勇团队还参与了OLED国际标准的制定，推动了OLED国家标准的制定，目前已完成国际标准一项、国家标准两项和国家军用标准一项。
　　建立适应发展的科技体制
　　2011年初，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出台了一份研究报告，题为《中国的科技现代化规划：对美国竞争力的影响》。该报告介绍了中国科技发展的轨迹，分析了1980年至今，中国的国家级计划、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并从国家科技规划和科技计划、科技和产业政策、科技发展的国际化空间、军事科技、创新体系等方面进行了评估。
　　该报告指出，中国已经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技术现代化的能力，但它目前的创新体系最终也会对其潜力造成限制。中国目前体制下的科学模式不太能产生未来高技术领导力所依赖的创造性研究；官僚驱动的科研机构和计划是不经济的；中国还没有显示出有能力以竞争方式、有效利用国家工具，促进研究实验室科学发现的商业化。
　　毋庸置疑，中国能够“太空漫步”、“嫦娥奔月”、“蛟龙潜海”，但原始创新能力还很弱，“对人类作出贡献”的重大科技成果屈指可数；中国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的能力在大幅提升，但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50%以上；中国是“制造大国”，但在世界产业增值链上还处于低端，远非“制造强国”。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对中国技术封锁也不断加剧，而中国企业创新能力还不强，关键核心技术依赖国外的情况突出这是一个真实的状况。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中国现代化走到今天，先进落后并存，新旧矛盾交织，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征程中，中国科技肩负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历史重任，中国的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否支撑起关系国家未来发展命运的重任？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权威人士向本刊记者表示，如果不能从体制机制上彻底解决阻碍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将有可能滞缓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步伐。他这里所指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就包括科技宏观管理体制机制上存在的科技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协调不力，科技资源分散、投入与产出效率不高、重复浪费等问题。他强调说，“解决体制机制问题远比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更为重要。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要求的科技体制机制，将有助于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
　　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去年9月曾在本刊撰文指出，“贫瘠的土地长不出好庄稼，僵化的机制不可能造就创新。”他强调，“对创新人员和创新成果要有导向正确、激励有效的机制，着重鼓励原创突破，鼓励转化、集成、应用，鼓励青年人才成长。在全社会真正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崇尚创新的氛围和环境。”
　　路甬祥认为，“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结合的创新体系，必须尽快改变目前创新体系中的基础、共性技术研究机构缺位、错位的状态。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应统筹规划、避免重复、形成合力，着力在基础、共性研究和竞争前沿技术攻关中发挥作用。应防止联盟概念泛化、流于形式，也要防止‘创新联盟’异化为争取国家项目、分享国家经费的利益工具。”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企业正在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不久前召开的2011年度科技奖励大会上，一批以企业为第一完成单位的项目获得国家奖励。在科技进步奖（通用项目）中，企业参与完成的项目占71.56%，这一比例在2009年是66.67%，2010年是68.22%；中小型科技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参与完成项目的比例从过去的不到30%提高到44.04%。
　　邱勇向本刊记者坦言，自主创新的最大障碍之一，是创新勇气和信心的缺失。我们许多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信心和勇气，只顾短期利益而不愿做长远打算，这本身对企业的发展就极为不利。他同时表示，西方发达国家的科研工作不仅存在于大学和研究所，更存在于企业尤其是跨国大企业中，而我国企业的研究力量总体上还很薄弱，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高校及科研院所。因此，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是一些新兴的前沿交叉学科领域，我国往往存在着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脱节的现象。实际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没有天然的界限，绝大多数研究都应该以社会发展、社会需求为导向，只有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二者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学科和产业的共同发展，才能实现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强调，要努力解决科技创新与经济需求脱节的问题。除了基础研究要面向国际前沿外，有些应用类研究课题必须面向市场、了解市场需求，而不能闭门造车；要加强与产业界的交流与沟通，在项目立项时就将产业需求考虑进来，以利于技术成果的转移转化。但“要保护好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和在成果转化中的收益，保护好科研人员创新和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孙英兰
《瞭望》：冷观国际金融危机与世界格局
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
　　“从眼前和局部看，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有不利的一面，但从长远和根本看，对我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苏肯定是利远远大于弊”
　　“21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上半世纪，整个世界将极不平静。”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在1999年8月向高层提出的战略判断。回顾本世纪十余年来的全球变化，以及目前正在持续深化的国际动荡局面，印证了这一判断的准确。
　　在针对“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这个判断所作的中美关系分析中，他警醒地指出，这句话前半句很对，但后半句判断需要一个前提，“中国必须强大、繁荣和稳定。”
　　在如何处理好“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问题上，他强调要认真研究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重大理论，进一步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从一定意义上讲，能不能有所作为，关键是看与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能否有新的加强与发展。”同时，建议正确处理好与西方强国尤其是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
　　这场已经持续3年多的国际金融危机成为他新的研究高地。2月19日，在一次会议间歇，他接受了《瞭望》新闻周刊的专访，针对这场“极可能要延续十余年之久”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向本刊记者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和研判。
　　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
　　《瞭望》：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了，世界格局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李慎明：要根本认识当今世界格局，就必须弄清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二战后其中包括苏东剧变以来，上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的世界的基本矛盾虽然发生很大变化，但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国际垄断资本有了新发展，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甚至阵营的出现，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缓和了，但没有消失。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原有殖民地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迫使帝国主义采取了新的盘剥方式，从而使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这种新的矛盾表现，被这种形式所替代。
　　目前的金融资本主义是在国际垄断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他们不仅垄断全世界几乎所有原材料来源，而且垄断全球的主要产业，各方面的科技人才和熟练劳动力，霸占交通要冲和各种生产工具，并通过银行和各种金融衍生品以及种种股份制，支配和占有更多的资本。
　　2011年8月4日，西班牙《起义报》记者曼努埃尔?弗雷塔斯撰文称，“美国不靠政治外交理论或者民主军事演说来统治世界，而是向其他国家推行美元和其军事经济实力坚不可摧的逻辑”
　　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
　　《瞭望》：这场已经持续了3年多的危机将会走向何方？
　　李慎明：我个人认为，当前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是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金融危机。尽管中间可能会出现一次又一次小的复苏，但整个危机极可能要延续十余年甚至更长。
　　美国、欧盟、日本这三大经济板块是“手拉手”走入经济危机。支撑美国2010年经济有所复苏的主要在于8000亿美元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提振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是400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尽管美国经济这几年略有增长，但在2011年，美国居民、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的总债务占GDP比重约为376%。美国军费、社保、医保、医疗救助四大支出的隐性债务已达65万亿美元，已接近全球GDP的总量。
　　2012年，欧元区各国政府需要偿还1.1万亿欧元（约合1.43万亿美元）债务。其中，意大利、德国、法国将有5190亿欧元债务在上半年到期。负债已占GDP160%和完全失去偿债能力的希腊在2012年3月需偿还144亿欧元的债务。另外，持有大量欧洲主权债务的欧洲银行在2012年将有7200亿欧元债务到期，其融资缺口仍高达2410亿美元。欧元区经济在2012年的增速将在-0.4%至1%之间，有可能陷入轻度衰退。属于欧盟但不属于欧元区的英国目前有17%的人生活在“相对贫困”之中，16～24岁的年轻人中的失业率接近20%，创历史新高。而1000名富豪的总资产2011年却比上年增加18%。
　　由于日本20年前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带来的经济持续低迷，日本政府不断加大支出，使得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高达220%，居发达国家之首。2011年日本的大地震、大海啸和核泄漏又造成其直接经济损失达3万多亿美元。核泄漏的损失还在继续显现。
　　另外，从2012年开始，依靠出口创汇维持较高GDP从而解决国内就业和民生的新兴国家，由于发达国家经济的再度衰退，将会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之势。而全球绝大多数穷人的有效需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之内，决不可能有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完全可以这样预言，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还远没有结束，并在演进中，甚至可能是刚刚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的更深刻更全面的经济社会危机极可能还在后头。
　　中国的应对
　　《瞭望》：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应该作何应对？
　　李慎明：我个人认为，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开始，标志着世界格局已真正进入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我们如何办？新中国成立后、包括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我国在国际上一直处于弱势，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从来就是应战，而不是西方所说的挑战。尽管我们处于应战地位，但我们的原则从来是公开的、透明的，是一贯的、坚定的。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政治上互不干涉内政，开展全方位外交。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完全正确和必须坚持的。
　　2011年12月2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37票赞成，4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一项由欧盟提出有关叙利亚人权形势的决议。俄罗斯、厄瓜多尔、古巴和中国对该决议投了反对票。我十分赞成对此决议我国投反对票。
　　联合国的不少组织，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主导。一些决议案即使被通过，也没关系，至少表明了我们决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明确、正确和坚定的立场。这样逐渐下去，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才会与我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同样的主张和伸张正义的立场。世界和平与发展才有真正的希望。而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受到欺侮之时，别的国家也会像我们一样主持正义支援我国。
　　坚持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保持国内持续发展、长久稳定。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人们经常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我认为，这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我国国内的稳定发展。这个前提条件一旦有变，内忧外患会跟着一起来。因此，在国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至关重要。
　　长期坚持“韬光养晦”的策略思想不动摇。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应清醒认识：一是从GDP看，我国的GDP仅及美国一半；二是我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我国人均GDP仅为世界第95位；三是由于美国这些年把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转向国外，而我国却维持高耗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人均剩余资源占有远不如美国；四是2001年以来，外资企业出口额始终占据我国总出口规模的50%以上，最高年份曾高达近60%；五是我国仅有黄金储备1000吨上下，而美国则有8000多吨；六是我国的科技水平和军事装备实力等也远不如美国。
　　我国在经济实力方面要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国际上有些人宣扬“中国威胁论”，实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棒杀”。我们曾向世界庄严承诺“永不称霸”，这主要是由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讲，和平发展是我们争取的最高战略目标。近年来一些敌对势力出于各种动机，不时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责任论”等论调，并企图运用各种手段其中包括军事对我国进行围剿。
“坚持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绝不惧怕强敌高技术条件下的武力威慑，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海洋权益的斗争中，有着准备付出任何代价的决心和意志。具备打赢反侵略战争和捍卫国家主权的能力，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
《瞭望》新闻周刊 王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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