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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建设性提问
问题应当引发一定主题范围内具体、有深度的讨论，当前提问方式易引发过于宽泛的讨论。
RT，湖大四害之首，湖青boss，潇湘东北老乡会杰出学长。
后排要回胖丁这个绰号的版权四年前他来参加我的项目 四年后我去了他经营了一路的社团虽然也聊不少正事但最后永远会转移到周围人的八卦或者黑珍蠢上hi巧克力特大号芋圆看我看我
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完整地认识自己。至于题目里提到的那些所谓的头衔，真都是浮云。&br&&br&做什么事情，不过因为自己觉得好玩罢了。不好玩的早都退了干净，好玩的才会一直做下去。&br&&br&希望你们认识的是这样一个人。
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完整地认识自己。至于题目里提到的那些所谓的头衔，真都是浮云。做什么事情，不过因为自己觉得好玩罢了。不好玩的早都退了干净，好玩的才会一直做下去。希望你们认识的是这样一个人。
&p&泻药，作为双重校友我来扯扯蛋（申明 虽然是校友但我们差别很大，我不是奇葩）&/p&&p&丁健男，黑龙江大庆人也（也可以说来自牛城安达），湖大11级工业设计毕业生。学妹喜欢叫他，胖胖学长，丁丁学长啥的、学弟一般叫他丁哥、然而我更喜欢叫贱男，哈哈哈。他更倾向于称自己为‘纠结体’。&/p&&p&他喜欢传播消息，确切的说是热爱新闻。早些年人人网很火，他天天上人人，浏览别人转发或是自创的信息，觉得有价值他就转。在互联网的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可以在互联网里发出自己的声音，传递放大自己欣赏的价值，他涌入这个时代，着了迷。他人人好友数量接近3000，这个好友数量已经胜过许多公共主页的关注数量，丁健男这个人人账号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自媒体，每天疯狂的浏览和转发着各类信息。但他并不满足，于是他来到了湖大青年传媒，融到了湖青。&br&&/p&&p&他爱吐槽，贱的非要去撕被扭曲的消息，没办法谁让他是丁贱男呢？就像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极度厌恶消息被封杀或是被和谐一样。出了事，他就喜欢去黑，写出来的东西官媒发不了就用自己的账号发，自己的账号发不了就注册小号发。在大湖的深水中溅起浪花是很有趣的，毕竟浪花溅得大的话，就会来人请喝茶。&/p&&p&众多活动组织中，他呆得最久的是湖大青年传媒，但事实上，他并不是学新闻的，以后似乎也不打算靠这个混饭吃。他是学工业设计专业的，是个奇葩。&/p&&p&他很会玩，在湖大可能除了搞科研，其他在这里能玩的，我想，他都试过。他踢过足球、骑过单车、答过辩论、扛过DV、做过模联，甚至还加过反扒小组，他加过湖大乃至长沙形形色色的各样活动，‘嗯，大概就是你能听说过的牛逼组织，他都了解一二’。但代价就是，他翘了可以翘的课，也翘了不该翘的课。按套路出牌的话，各种翘课、不时刷夜以及并非智力超群的他应该挂了很多课，而且很可能拿不到湖大毕业证书。但奇葩的故事就是传说，他专业很叼，现在正在出国读研，而且我相信奇葩的故事还在继续。&/p&
泻药，作为双重校友我来扯扯蛋（申明 虽然是校友但我们差别很大，我不是奇葩）丁健男，黑龙江大庆人也（也可以说来自牛城安达），湖大11级工业设计毕业生。学妹喜欢叫他，胖胖学长，丁丁学长啥的、学弟一般叫他丁哥、然而我更喜欢叫贱男，哈哈哈。他更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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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办网文明上网举报电话： 举报邮箱：&&&&&&&&&&&&湖南大学早期建筑群活色生香的中国近代建筑史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今年，湖南大学早期建筑群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自上世纪20年代始耸立起来的建筑，或古典，或折衷，或现代，或民族，几乎囊括了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堪称经典的各种建筑风格。行走在湖南大学，像是在阅读一部活色生香的中国近代建筑史。三个人和一所学校1925年初夏的长沙，已经炎热。一位青年身着长袍，手提行李，从刚靠岸的渡船上跳下来。他年岁不大，不过二十六七，满脸英气。尤其是那双眼睛，炯炯如岩下电。他抬头看了一眼前方，是一座娟秀而郁郁苍苍的山，山脚下隐约露出一两角墨色的飞檐—就是那儿吧，他此行的目的地：岳麓书院。不过，这座创建于北宋开宝年间（968－976年）、闻名遐迩的千年学府，此时并不叫岳麓书院，经过清末的学校改制，它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尽管仍然沿用古色古香的院落办学，但已然是一所现代大学。这位青年远行至此，所为何事？是求学？还是任教？他名曰刘敦桢，1897年出生于湖南新宁县的望族。16岁时，他没有像自己的两个哥哥那样，或为革命奔走，或投笔从戎，而是选择了科学救国，考取了官费留学日本。3年后，他又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今东京工业大学）机械科，由于发现建筑对自己更有吸引力，后改学建筑。九年的旅日生活，刘敦桢并未留下太多的回忆文字，而据他儿子、建筑学家刘叙杰说：刘敦桢年轻的时候身体羸弱，为了适应日本的生活，他爱上了田径、游泳、足球，还逼着自己吞食半生不熟的鱼虾。1925年，他出现在长沙湖南高等学堂时，已回国三年。这三年，他先是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在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担任讲师。而此次，是接受湖南高等学堂的聘用来长沙。刘敦桢在岳麓书院的门口略作停留，看了看门前的楹联，上书八个大字：“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便抬脚跨了进去。他这一跨，几乎奠定了这所大学未来的面貌。1926年，湖南高等学堂再次更名为省立湖南大学（1937年改为国立），而此时，属于它的第一栋现代建筑也在刘敦桢的设计图稿中初现雏形。因岳麓书院同为教学所用，所以刘敦桢设计的建筑被称为“二院”。三年后，“二院”落成，与此同时，刘敦桢也在任教的湖南大学土木系中创建了建筑组，这是湖南大学建筑学科的起始，也是目前已知内地最早的建筑学科之一。没有人知道刘敦桢在1925年至1930间在湖大的更多细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位年轻人一定心情愉悦、欢快，因为在来到岳麓山下不久，他便坠入了爱河。他所钟情的名为陈敬的长沙妹子也就读于湖南大学，面庞圆润，有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1930年，两人在长沙基督青年会举行了“时尚”的婚礼，刘敦桢长袍马褂，陈敬则身披西式的婚纱，向长辈行鞠躬礼。这一年，33岁的刘敦桢在人生道路上翻开了新的一页，他带着新婚妻子离开了湖南大学，加入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研究团体中国营造学社，自此开启了他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看起来，刘敦桢和湖南大学的故事已经完结，他也仅仅留下了一座现代建筑“二院”，那为何说是他奠定了湖南大学未来的面貌呢？原来，刘敦桢向湖南大学推荐了另一位人物——柳士英，来接替自己的教师职位。柳士英沉静笃厚，与刘敦桢的关系非比寻常。他比刘敦桢年长4岁，是后者在日本留学时的师兄，二人学成归国后更是一起创业打拼。这次创业不仅对柳、刘二人，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对湖南大学也意义重大。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正经历着一场“外滩重建运动”。年，一批深受欧洲影响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在外滩出现，尤以54米高的汇丰银行大厦最引人瞩目。尔后，各式风格的新建筑轮番登场。一时间，外滩日新月异。刚从日本回国不久的柳士英，看到这个大好时机很是兴奋，便与师弟刘敦桢以及同学王克生、朱士圭商量，要在上海创办新式的建筑事务所，以改变当时洋人在中国设计界一统天下的局面。于是，一群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准备捋起袖子大干一场。1922年，在上海九江路和江西路转角处，柳士英和刘敦桢亲手将“华海建筑事务所”的招牌挂上。不久，便迎来了第一宗生意。时隔多年，柳士英还清楚地记得，那是杭州武林制纸厂，要求他们设计一个82尺跨度的钢架厂房，外加一个100多尺高的烟囱、蓄水池及办公楼。可是，在那时创业并没有那么简单。在柳士英晚年的回忆《忆旧怀新》中他说：“留学归来，自以为学有所长，可以得到国家的重视和社会的欢迎，谁知道我国当时的普遍现象是：毕业就是失业。后来我只得靠自我奋斗，自营建筑事务所。满以为只要凭自己两只手就可以自由生活，但在当时外国人横行的国土上，究竟是谁的自由呢？”在当时的上海租界内，从事建筑设计，必须受租界工程局的管辖。从申请设计许可到检验工程证，华人建筑事务所往往受尽刁难：许可证一拖再拖，工程进行中干扰频仍，检验建筑构件时吹毛求疵……在这一片为外国建筑师垄断的土地上，柳士英和他的事务所举步维艰，终至夭折。在事务所遇挫之时，柳士英和刘敦桢便开始转向教学，在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创办了建筑科。与刘敦桢回家兼职同时，柳士英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苏州，担任苏州城建局长，主持苏州的城市规划。重新规划家乡，令他的心情非常愉悦，“凡市区的勘测、工程的视察、计划的拟定、民情的调查……我都日夜不倦地工作着，我是将此作为我终身可以尽瘁的事业。”然而这一次，他又遭遇了滑铁卢。由于城市规划触犯了权贵阶层的利益，苏州市在根本上被撤销了，建市规划也付诸东流。柳士英称，这是一件“痛心已极”的事。为了生计，他开始疲于奔命，在上海、苏州、南京的不同学校兼职，加之心情苦闷，身体状况一落千丈，甚至得了贫血症。正在此时，他想起了挚友刘敦桢之邀。或许，可以去湖南大学试一试。历史总是这样耐人寻味。两人此前的种种挫折，似乎只为了他们在湖大的出现而铺垫。湖南人刘敦桢，短暂地任教湖大后，便回到了苏州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而苏州人柳士英，却因为刘敦桢的机缘来到湖大，自那时起到1973年辞世再未曾离开。在这漫长的40年中，柳士英对湖大校区进行了多处修葺、扩建和规划，对教学区、风景名胜、宿舍、实习工厂统筹安排，使“山灵虽奇，得人文而显”，始奠定了湖大校园之良好雏形。其中，工程馆、学生七舍、学生一舍、学生九舍和图书馆、大礼堂，都是柳士英的经典之作。事实上，还有一位与湖大建筑息息相关的人物蔡泽奉。他几乎走过了与前两位同样的轨迹——考取官费留学扶桑，又很凑巧地在1928年到湖大任教。1935年，由他设计的图书馆落成，尔后他又设计了科学馆，但竟未等到竣工的那一天便英年早逝。更令人唏嘘的是，由于在抗战期间湖大饱经摧残，有关他的资料都已逸散，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来。只有站在科学馆和几根残破的图书馆石柱前，他的名字，还有他的身影才会模糊浮现……三位先生于不同的时间与湖南大学邂逅，柳士英尤爱简洁明了的早期现代主义，而早年的刘敦桢喜欢混合各种西洋建筑元素的折衷主义，蔡泽奉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西方古典主义推崇者。三人的不同追求，共同构建了这些特别的湖大建筑群。而这些不同的追求，又恰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一一走过的路程。中国古典、西洋古典，还是混搭？湖南大学没有围墙，一条东西向的宽阔柏油马路，自湘江江畔直通到学校的标志性广场——东方红广场。汉白玉的毛主席雕像，面朝着这条终年飘散着馥郁香樟气息的马路。当年刘敦桢应该也是从这儿阔步前来，只不过那时还没有广场。由刘敦桢设计的“二院”，是湖南大学最早的现代建筑，如今也湮没于大量的新式教学楼中，改换了名称，并不容易被找到。不过，当几经曲折，来到它面前时，立刻就能发现其独特之处，或者说，那是一种需要细细品味的美。“二院”以中央入口的门厅为轴线，两侧完全对称，屋顶是西洋味儿十足的四坡顶，屋脊和屋角同样延续了这种风格，看上去是典型的西洋古典主义构造。且慢，在屋顶接近檐口处，那一点起翘的曲线，为何又有一丝中式风韵？再看其他的细节，如果熟悉各种建筑风格，它会给你更多的惊喜——墙面突出的清水砖壁柱是圆角，有早期现代主义的造型特征，而下部的花岗岩墙基又是古典主义的做法。入口处的檐下有古希腊的味道，但又不那么纯粹。门廊前的四根柱子更是独特，既非西洋古典柱式也不是中国式，其手法似乎还带有早期现代主义的特征。设计师刘敦桢，就像魔术师一般，胸有成竹地铺开图纸，信手拈来不同的建筑风格，揉捏到一座建筑中，此种混搭的手法在建筑学中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折衷主义。这不禁令人顿生疑窦。在中国建筑史上，刘敦桢声名显赫，自离开湖南大学投身中国营造学社，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中的造诣日深，与大家梁思成齐名，二人被誉为“北梁南刘”。钟情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刘敦桢，为何在湖南大学留下了一座折衷主义风格的建筑呢？1926年为湖南大学设计二院时，刘敦桢还是带着青年不拘一格的创新意识，希望能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所得运用到实际中。这一点，可以从柳士英上世纪20年代的设计上得到印证，作为刘敦桢的师兄，他最初的设计风格和手法，基本上都是西洋古典和折衷主义。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时代潮流。20世纪初期，近代建筑学科传入中国后，从事建筑设计的基本上都是外国人，以及少数留学生。他们与西方建筑潮流联系紧密，也以此为基础，左右着近代中国建筑的走向。比如，上世纪20－30年代，世界范围内建筑设计都以西洋古典主义和折衷主义为主流，刘敦桢乃至中国建筑界自然也追随着这一潮流。于是，这座特别的折衷主义建筑，出现在湖南大学便不稀奇了。不仅如此，西洋古典主义也在这里崭露头角，这便是蔡泽奉于20世纪30年代设计的图书馆和科学馆。湖南大学迄今共有三座图书馆，除了蔡泽奉设计的那座，还有1947年由柳士英设计建造的，以及近年所建的新图书馆。因而，蔡氏的杰作被尊称为“老图书馆”。老图书馆如今几乎荡然无存，仅剩下几根残破的石柱，有两根就伫立在湘江边“湖南大学”的石刻旁。朴拙的圆柱顶端，华美的涡卷在绽放。这是古希腊三大古典建筑柱式之一——爱奥尼克石柱。由它可以想见，当年这号称长江以南最大的图书馆，该是怎样的美轮美奂。要知道，美，是西洋古典主义最为看重的。一座建筑倘若不美，便毫无价值。老图书馆的陨落，更像是一首毫不逊色于其美丽的诗歌。抗战爆发时，一路南迁的故宫国宝被暂时藏于图书馆的地下室中，当它们被再一次转移不久，这座宏伟的建筑就在日军大轰炸中被夷为平地。当年的科学馆，如今改为校办公楼。1948年，曾由柳士英主持加盖为三层，在一张幸存的设计蓝图上，关于蔡泽奉和他的设计理想，从这里可以找到答案。这张手绘的图纸，绘于“民国二十二年六月”，设计者蔡泽奉的名字书写于一旁。这是一座“L”型平面的二层小楼，北向略长，有着罗马式的拱券造型、古典式的檐口、完美的比例和精致的细部装饰，一切看起来都很古雅。若细细查看，还能见到蔡泽奉的匠心，那拱券上的纹饰十分优美。而如果站在实际的拱券前，会发现即便是阴影也不是随意而为之，它与纹饰相得益彰，西洋古典之美，令人叹为观止。巧合的是，八年抗战中，蔡泽奉设计的图书馆被日军完全炸毁。而抗战胜利后，他设计的科学馆，又见证了日军投降的历史性一刻。命运，似乎迂回地在向蔡泽奉表达着歉意。日，湖南地区日军受降仪式在科学馆二楼东头的一间大房间里举行。楼门口用松枝扎成牌楼，并用红绸挽成一个象征胜利的V字形体。在庄严的军乐声中，第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将军接受了日军第20军司令官板西一良的投降，标志着抗战中最为惨烈的湖南战场迎来了最彻底的胜利。这幢楼因而就成为一座胜利之楼，不仅透散着古朴之美，更承载着劫后重生的悲壮与快意。圆圈里的工业美学2011年，一位德国现代建筑师访问湖南大学。当路过一幢砖红色楼房时，他瞪大眼睛惊呼：“啊，门德尔松！”令同行者一头雾水。门德尔松是一名建筑学家，为20世纪德国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表现主义本是当时欧洲出现的艺术流派，以表现个人感受为艺术任务。一战前后，建筑领域也出现了表现主义作品，通过夸张变异的建筑造型，塑造超常、动感的建筑形象，以表达某些思想情绪。例如，门德尔松在年间设计的爱因斯坦天文台，就利用具有动感和塑性的建筑形态，表现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高深莫测。而使得那位德国建筑师在湖大联想到门德尔松的，也恰是爱因斯坦天文台。德国建筑师眼前的这栋砖红色楼房，名曰工程馆，是柳士英1946年设计的得意之作。它与爱因斯坦天文台最大的共同点，便是曲线墙面，整栋建筑因此而获得了流动感。对不熟悉西方近现代建筑史的人来说，弧线和圆圈是这栋建筑给他们的最直观印象。墙面、窗檐、窗台，一个又一个的圆弧似乎无处不在。不仅在工程馆，在湖大的早期建筑中，圆圈也是出现最多的一个符号，因多为柳士英设计，故老湖大人称之为“柳氏圆圈”。柳士英，似乎是想在这大大小小的圆圈里体现自己对建筑的理解和追求，他为什么钟爱圆？他要用圆圈表达什么？这或许还得追溯到他在日本留学之时的经历。青年柳士英踏上日本国土时，赶上了两个大好时机。一方面，西方近现代建筑正处在大变革时代。另一方面，日本也处于明治维新后全力学习西方的高潮中。可以想象，当时日本的建筑教育各种西方流派同时并存。而其中的早期现代主义（一种简约、没有装饰的建筑风格，包括表现主义、维也纳分离派等）思潮，在柳士英留日期间对他影响最大。比如，柳士英求学的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便成立了激进的学术团体—日本分离派协会，成为维也纳分离派的东方分部。思想激进的柳士英，显然对这些前卫思潮充满了向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士英的性格中的确带着一种罕有的激进。早年间，他也曾有过一番叱咤风云的作为—15岁即考入江南陆军学堂；18岁追随兄长柳伯英参加辛亥革命，任江浙联军先遣营营长；袁世凯称帝时，他又与兄长一同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才逃亡日本；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暂停学业，参加了“留日学生回国请愿代表团”，在上海主办《救国日报》，组织学生罢课；而在北伐战争失败，其兄柳伯英惨遭杀害后，他义愤填膺，在追悼会上高呼：“柳伯英没有死，他回来了，他还要为苏州民众做事！”这番与旧社会势不两立的决心，使得在建筑领域的柳士英同样希望来一场革命。一件刊登于日上海《申报》上的往事，或许可以说明柳士英在建筑上的革命倾向。这年春节刚过，柳士英和学长王克生，便为刚成立不久的华海建筑事务所操办了一场宴会。宴会设在大东酒店，赴宴者多达百余人。在开席前，31岁的柳士英慷慨致辞，这一番演说，似是一篇简短的声讨中国传统建筑的檄文：盖一国之建筑物，实表现一国之国民性。希腊主优秀，罗马好雄壮，个性之不可消灭，在示人以特长。回顾吾，暮气沉沉，一种颓靡不振之精神，时映现于建筑。画阁雕楼，失诸软弱，金碧辉煌，反形嘈杂，欲求其工，反失其神，只图其表，已忘其实。民性多铺张而官衙式之住宅生焉，民心多龌龊而便厕式之弄堂尚焉。余则监狱式之围墙、戏馆式之官厅，道德之卑陋，知识之缺乏，暴露殆尽。故欲增进吾国在世界上之地位，当从事于艺术活动，生活改良，使中国之文化，得尽量发挥之机会，以贡献于世界，始不放弃其生存云云。那么，在革命的破与立之间，他又推崇怎样的建筑呢？他晚年的回忆文章《我与建筑》中，也给出了答案：我刚步足建筑领域，便顺从地成为了西方建筑的俘虏。我一方面厌倦中国建筑的繁琐堆砌，另一方面也厌倦西方建筑的古典法式和宗教迷信。我倾向于西方现代建筑趋势……满脑子充塞的都是西方建筑思潮，法国自由派、立体派，德国构造派、表现派，意大利的未来派，迷惑于纷然杂陈的所谓“摩登建筑”。而这些摩登建筑中，柳士英有自己最为心仪的两类风格。其中之一，便是前文提及的德国表现主义，以流动的线条表达速度的美感；另一类则是维也纳分离派，之所以被称为“分离派”，是因其要与保守的学院派艺术决裂，它强调直线和简单的几何形体构图。尤其是分离派对直线的青睐，还使其获得了一个名称“直线派”，以垂直向上的直线来表达简洁的现代建筑之美。1945年8月，湖南大学从抗战期间暂避战乱的湘西辰溪迁回长沙本部，柳士英也随之返回，八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后，再回到湖大，他的心中顿时感到异常凄凉。在《忆旧怀新》一文中他写有这样的文字：“回到湖大的废墟上，也是满目疮痍，加上物价飞涨、纸币贬值，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两个月后，为了恢复校舍，学校专门成立了建筑委员会，柳士英出任工程师之一。此刻的柳士英胸中定然已有成竹，那些他所钟情的建筑风格，究竟要以什么面貌呈现呢？在工程馆的设计图纸上，除却有着典型表现主义风格的墙面圆角、圆窗，其正面的风格也很鲜明，竖向的直线构图，正是分离派惯用的手法。此外，纵贯多层的竖向长窗，同样也是分离派的特征，柳士英将其巧妙地运用于工程馆、学生七舍等。提到学生七舍，这栋设计于1948年的建筑，也是表现主义的典范。比如其入口处的半圆拱，以及半圆拱上部的流线体造型，都充分地彰显着建筑的流动之美。更令人叫绝的是它正面的墙壁，当橘色的阳光投射至此，惊艳的一幕便诞生了—起伏的墙面，与阳光下的暗影一同，追随着阳光的脚步，此起彼伏，像波浪，也像是一曲流动的、优美的旋律。再回过头来看“柳氏圆圈”，它应该也是从表现主义的流动感造型演变而来的。在学生一舍和九舍圆形窗户上，还有横向条带形墙面线，这是“柳氏圆圈”最著名的符号。据柳士英的学生回忆，当年老师曾强调说，建筑上的所有线条都应有所交待，从哪里出来，到哪里进去，要找到归宿之处。当一条流动的线条最后绕着一个圆圈结束的时候，它就仿佛进入了一个无限的循环，代表着旋转和流动。圆圈，还有着更美的意境。柳士英曾设计过一栋第四学生宿舍，这是一栋女生宿舍。进入门厅后正面墙上就开着一个圆窗，庭院中的一株红杏便在这个圆窗中摇曳生姿。这是专为女生宿舍而做的一个充满温馨感的特殊设计。值得一提的是，尽管20世纪40年代现代主义建筑已经开始在西方流行，但只有极少数设计师会采用这种前卫的设计，因为即使在西方，它还是难免受到传统学院派的强烈排斥。中国尽管紧跟西方潮流，但更是少有市场，加之当时中国从事建筑设计的人少之又少，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算得上是凤毛麟角。而像柳士英这样风格鲜明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便更为难能可贵了。他在湖南大学留下的作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也绝对是独特的一笔。一个厕所折射出一个时代在湖南大学最核心位置，赫然矗立着两座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图书馆和大礼堂。前者始建于1947年，以红墙碧瓦为主要基调，多个屋顶错落有致又主次分明，居于中央的主要建筑，以中国古典的歇山顶直接盖在方形的楼体上，屋顶装饰借鉴了园林和民居中常见的云纹。设计于1951年的湖南大学大礼堂，采用了更为复杂的屋顶形式，以重檐歇山顶为主体，从入口处看，层层叠叠的屋顶，美不胜收。纵观这两处建筑，宫殿式绿色琉璃瓦大屋顶，飞檐翘角、屋脊雕饰、檐下彩画，无一不体现出中国宫殿式建筑的宏伟和华丽。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竟然也是柳士英的作品。柳士英是一位倾向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建筑师，并且曾对传统建筑持有激烈的否定，为什么会设计这样两座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回答只有一个：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民国时期，面对西方文化的殖民式入侵，当时国民政府在建筑领域提出了“国粹主义”的建筑方针，提倡在大型公共建筑中，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到解放之初，振兴中华的民族热情高涨，加上当时中国全面学习苏联，于是建筑领域也追随苏联，提出了“民族形式加社会主义内容”的口号。从民国时代提倡“中国固有之形式”的“国粹主义”，到50年代的“民族形式加社会主义内容”，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建筑上的民族情结可谓是异曲同工。而柳士英个人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也不得不服从于国家意志和时代潮流。柳士英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当时的不得已：大礼堂是湖南大学第一个新型建筑物，也是我第一次的尝试作品。总的来讲这个设计意图是革新的，式样是不够熟练的，不入于杨，不入于墨，有我的个性，亦中亦外，亦古亦今，是我的全貌。只因为实践仅限于尝试，素养还不够充实，从整体看，很难说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倔强的柳士英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建筑理想。他说，他仅在轮廓上使用了“民族形式”，在细节上却置入了很多自己的手法。比如大礼堂台口上的圆形装饰，层层大圆中夹着小圆，让人联想到滚动的轴承。滚球形的扶手，仿佛能随着人流而上下滑动，这确是他钟爱的表现主义手法。在厚厚的一沓湖大图书馆的设计图纸中，贯通三层的竖向长窗依然昭示着设计者对维也纳分离派的倾心。尤其是其中的“局部大样图”，各种细节汇聚于此，圆圈、弧线，固执地坚守着设计者柳氏的喜好。大礼堂建成后好评如潮，不仅外观宏伟华美，而且造价低廉（因为内部采用了当时廉价的木结构屋架）。据说，礼堂是在得到校长李达支持，但却未经教育部批准的情况下建成的。有些恼火的教育部派专员来视察“未批先建”的情况，不料，来者看到后，不仅没有指责，反而大加赞赏、建议推广。于是，1953年，柳士英受邀到武汉的中南民族学院为他们学校再造一座同样的建筑。然而，上世纪50年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建筑领域也不例外。刚还在宣扬“民族形式”，转眼间就认为民族传统的大屋顶过于浪费，随着“反贪污，反浪费”的运动一来，民族传统的大屋顶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在北京，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复古派”也遭批判。除了专门为1959年庆祝建国十周年献礼而建了一批包括有传统大屋顶的比较豪华的建筑以外，其他地方谁也不敢再做大屋顶了。如此风向下，湖南大学的这两栋“民族形式”的建筑也免不了受到牵连。这期间，还发生了一桩趣事，主角便是大礼堂的厕所，柳士英也为它加上了绿色琉璃瓦的宫殿式大屋顶。一位北京籍的湖南大学老教授回忆，他在京读中学时曾经看到过《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幅漫画，上面画着一座有着宫殿式大屋顶的厕所，旁边的慈禧太后对一个建筑师模样的人说：“我都想不到连厕所都能盖琉璃瓦”，言下之意，你们竟然比我老佛爷还要奢侈浪费。这位老教授后来考入湖南大学时，才恍然大悟，《人民日报》上那幅漫画原来讽刺的是湖南大学啊。从国家政治和经济上来说，反对浪费作为特定时代的特定需要是对的。但是，从纯粹建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厕所处在风景优美的岳麓山下，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的正前方，宏伟华丽的大礼堂旁边，因此它绝不能是一个简陋的茅棚，而必须是一座有一定装饰性、艺术性的建筑。另一方面，建筑艺术是一个长时间存在的文化载体，它必须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如今，城市建筑决定城市文化品位，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即便是厕所，也应该建造得与整个城市建筑相协调。显然，当年柳士英盖这样的厕所，已是高瞻远瞩。在湖南大学的校园版图上，有一条建筑风格发展轴线：最西边是古典的岳麓书院，书院的东边是大礼堂、图书馆，它们处在古典与现代之间的过渡。再往东，就是现代风格的建筑群了。可以这样说，整个校园建筑群的风格，体现了从一座古代书院向现代大学发展的全过程。反过来，从东往西走，则是时光回溯，从现代到近代，再回到古代，越往里越古朴，越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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