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仅存的八思巴文石碑（北京青年报）
北京仅存的八思巴文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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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桂连
　　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代祖师，八思巴所创制的“八思巴文”属拼音文字，共有41个字母，字数只有一千多个，至元六年八思巴文作为国字颁行全国后，其推广却受到很大阻力，除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外，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字形难以辨识，虽然元廷屡次下令用“八思巴文”译写一切文字，但民间还是用汉字，八思巴文最终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1368年元朝灭亡后，八思巴文亦逐渐被废弃。现在国内外学术界通用两种名称：一是按创制者命名，称作“八思巴文（字）”；一是按字母形状特征命名，称作“方体字”。
　　从平谷城区北行5公里，就来到了一个三面环山的小村子，这就是王辛庄镇太后村。北京仅有一块保存完整的八思巴文石碑就在这里。
　　■建于元代的大兴隆寺
　　太后村，旧时统称萧家院，民国年间因山中有兴隆寺，改名兴隆庄。抗战时期化名太后，沿用至今。太后村内的大兴隆禅寺坐北朝南，《平谷县志》记载：“兴隆寺，元大德元年建，宏（弘）治年间重修……”。该寺于1943年农历9月30日，被日军烧毁。庙址后盖为民房，现为耕地，已看不出一点庙宇旧貌。现存元代碑刻2通，立于原址西侧山脚下，保存完好。
　　在大兴隆禅寺遗址处，共有两通石碑，一为《大兴隆禅寺创建经藏记》，一为《大兴隆禅寺圣旨碑》。
　　《大兴隆禅寺创建经藏记》，元大德元年（1297年）立石。碑文记述该寺创建经藏的过程及其藏经数目、来源。
　　《大兴隆禅寺圣旨碑》，大德三年（1299年）立俗称八思巴文碑。青石材质，螭首，通高240厘米，宽82厘米，厚22厘米，碑阳四框饰以波浪纹，碑额、正文皆为八思巴文。碑阴：篆额，正文阴刻楷书，即元代白话文，模糊不清。此碑宣谕军兵、官员使臣人等，禁约侵扰寺院。这是北京仅存的八思巴文圣旨碑。
　　■破译八思巴文碑内容
　　碑额篆书“皇恩特赐圣旨译本”，正文为楷书，磨损得很厉害，将近一半碑文无法辨认。仔细阅读后发现是元代白话文，虽然有些拗口，但不难明白意思。石碑另一侧，一整篇八思巴文赫然入目。与碑阴的命运大不相同，除了行间的几个弹孔，碑阳整篇刻石保存完好。也正是通过八思巴文，学者得以将碑文的汉文部分补充完整。碑文这样刻写着：
　　靠长生天的气力，托大福荫的护助，皇帝圣旨。
　　向军官们、士兵们、城子达鲁花赤、官员们、来往的使臣们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汗、窝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圣旨里说道：“和尚们、也里可温们、先生们不承担任何差发，祷告上天保佑。”兹按以前的圣旨，不承担任何差发，祷告上天保佑；向在大都路所属蓟州平谷县瑞屏山的兴隆寺、净严都老法严寺等寺院的太章老兴觉二人颁发了收执的圣旨。在他们寺院、房舍里使臣不得下榻。向他们不得索取铺马、祗应，不得征收地税、商税。不得抢夺寺院所属土地、河流、园林、碾磨、店舍、铺、浴堂等一切物品。他们也不得因持有太章老兴觉二人收执的圣旨而做无理的事。如做岂不怕？
　　圣旨，马儿年六月十二日写于上都。刘嗣正书。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八思巴文专家照那斯图考证，“马儿年”应为至元三十一年，即1294年，立碑时间则为大德三年，即1299年。
　　■妥善保护八思巴文碑
　　如今，两通石碑连同仅剩的一个龟趺底座被圈在栅栏里妥善保护，2009年被确立为平谷区级文物，平谷区文物所所长贾福胜介绍，八思巴文圣旨碑是北京仅有一块保存完整的八思巴文石碑，目前工作人员正在收集这些石材和当年遗留的碑刻，准备和太后村共同重建大兴隆禅寺，把八思巴文圣旨碑保护好，利用好！”
　　现任村书记李成国说：“八思巴文圣旨碑位于太后村，村民有义务将其妥善保护，如今已经修好了连接村外的公路，发展了32户民俗接待户，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和游客来这里考察观光。
　　■供图/李桂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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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文，实际是上下结构的拼音文字。上图为八思巴文字母表，根据该表，我们就能试着破译元代钱币及印章上的文字了。
发表于 19:43:59
发表于 19:44:49
发表于 19:45:59
发表于 19:46:43
发表于 19:47:46
辰——chin
发表于 19:50:10
元——yjen
通——tung
发表于 19:56:15
寅——jin，音标[j]实际上是发y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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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0:36
呵呵呵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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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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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八思巴文的一些记录（转）
八思巴是为西藏回逆元朝做出重大贡献的萨迦班智达的侄子，班智达圆寂后他启当班智达遗志，为进一步加强西藏与内地的关系做出了奉献，被忽必烈录用为帝师，为蒙古帝国创制文字也是他的主要汗青奉献之一。关于八思巴文的创制取灭亡，有以下记录：
八思巴文是如何创制的？
拼写原则：八思巴文有音无义，相似音标，按忽必烈的规定，八思巴文是用来"拼写十足言语"的。现存材料也说明，它的书写对象搜罗蒙、汉、藏、梵、维吾尔等多种言语。拼写各种言语时，有两种拼写原则：一是按心语语音拼写，如拼写蒙古语战汉语；一是按所拼写言语的书里形式转写，如拼写藏语战梵语。在蒙古语文献中泛起的个别藏语词的写法有两种形式，一种取藏语书里形式没有异；一种取藏语书里形式没有尽没有异。后者大假如凭据蒙前人的读音。（睹彩图）
　　忽必烈创立元晨今后想教秦始皇同一文字，想法很好，但秦晨同一的诸侯各国原本就利用汉语，只是写法没有同，“书同文”是可以实现的；而元晨各民族言语完齐没有同，同一文字没有成能实现，那就注定了八思巴文的得败。
　　1260年，忽必烈将创制同一文字的任务交给了国师八思巴，八思巴在西藏苦思冥想了八年，终究带着八思巴文回到蒙古。忽必烈要供用八思巴文“译写十足文字”，搜罗蒙文、华文、藏文等。八思巴文书写取蒙文不合，从左到左，从上到下，按音节划分。蒙前人那时已利用回鹘文多年，没有愿教习难以辨认的八思巴文；风尚了利用汉字的汉人更是看没有懂也读没有出；藏人风尚横写，读八思巴文感受异常别扭，因而八思巴文的奉行碰到了很大年夜坚苦。八思巴文于1269年起头利用，但两年过去，借是出有若干好多人把握，因而忽必烈于1271年下诏要供百官百日内教会八思巴文，官小的教会了可以降官，出官的教会了给官，没有识字的教会了可以终身免除乌拉徭役。即便那样，被尊为“元国字”的八思巴文也始终出能在民间奉行。
形体多呈圆形。闭于字母数量，《法书考》、《书史会要》等初期文献及其没有同版本中，有41个战43个的两种说法。前一种是指末真个字母表，即原字母表；后一种则搜罗续增字母。究竟上，随实在际利用的需供，字母陆续有所补充，据现存材料回纳，总数达57个。
关于八思巴文取朝鲜文（韩文）的关系
有人研究过八思巴字与朝鲜半岛谚文（韩字），发觉有不少音位的字母的字形都很相似，从而觉得朝鲜谚文实在是从八思巴字演化而来的。阿谁题目教术界辩论了好多年，后来在考古中，发现八思巴文原件后被否定，但在创制朝鲜谚文（韩文）时受八思巴文的影响的重要性是有没有。一是从年代上看，八思巴字泛起的年代比谚文即韩字早得多，八思巴文1266年创制的，1269年公布奉行利用，两是朝鲜谚文（高丽）是元朝的藩属国，受蒙古文化影响较大，八思巴字有在朝鲜半岛撒布很广。有研究者记录，实在早在朝鲜陈世宗发明训民正音之前，已有朝鲜的僧侣在利用那种文字，三是，高丽原先利用华文，在兴弃华文奉行那种文字的过程中曾遭到高丽文人的尽力否决，觉得那种文字是北元蒙古人游牧民族的文字，是“夷字”。有损于高丽民族的形象。
关于名称，八思巴文末端称为“蒙古新字”，没有暂改称“蒙古字”。目下现今国内里学术界通用两种名称，一是按创制者定名，称做“八思巴文（字）”；一是按字母外形特性定名，称做“圆体字”。
从上到下，从左至左的书写圆背：垂直。
八思巴字母有三种没有同气概，第一种称标准体，主要用于书写在元朝蒙古的印刷文本文件；第两种称印章体，主要用于加盖公章，及在一些在纪念碑上题词；第三种称藏文体，主要用于书本的标题以及寺庙碑文。
八思巴文以音素为表音单位，字母分元音、辅音。元音a没有专设字母，以整形式暗示，即音节尾的辅音和介音、揃后里没有写其他元音字母时，就暗示后里有元音a。
《中国社会科教报》上登载的《八思巴文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灭亡的呢？》有以下的记录：
常睹的有正体和篆体两种。行款为左起横写，取藏文左起横行没有同。书写单位取藏文没有异，以音节为书写单位，而取回鹘式蒙古文没有同。那种书写单位没有适开于蒙古语的特面。因为书写单位是音节，又没有利用标面符号，所以阅读时词的界限和句子的界限，只能靠上下文判定。八思巴字拼写汉语时没有标调子。因而，假如原文出有汉字比较，或出有上下文，就难以确定书写单位所代表的汉字。
八思巴文的影响
八思巴文做为元朝的国书，做为一种通用于多种言语的同一的书里形式，给后人留下了很多汗青材料。现存材料中，拼写维吾尔语、藏语、梵语的材料很少，拼写蒙古语和汉语的材料较多，其中搜罗元朝官员文件的原件和碑刻，和铜印、牌符、钱钞、图书、题记等。
做为官员文字，八思巴文一共利用了一百多年，元朝灭亡后，明朝即刻兴除了八思巴文，北元持续利用了一段年光后，八思巴文正式退出了汗青舞台，只在蒙古族衡宇的门框上以变形文字的形式无意可睹，家丁也实在没有知道它的含义，只是起到修饰藻饰做用。也有人说蒙古部分信奉藏传佛教的战尚借在利用。
1443年，李氏朝陈世宗大年夜王集结了集贤殿郑麟趾等教者发字母谚朝鲜谚文（又称韩文、朝鲜文），那种文字至今仍然在朝鲜半岛利用。
八思巴文字母体式
八思巴塑像
八思巴文档案
八思巴文字母
八思巴文硬币
八思巴文铜牌
八思巴文铜牌
八思巴文铜牌
八思巴文字母
以上图片来自收集。
书写系统典范榜样：元音附标字母，一个字母搜罗一个辅音及一个附着其上的元音（汉藏文字母，及梵文所利用的天城体字母属同一类字母系统）。
转自：(66)关于八思巴文一些记载_独孤双旋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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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文专家包祥教授:八思巴蒙文并不难学(图)
作者：刘潇潇
包祥为记者介绍他收藏的云南王藏经碑拓片　　很不容易找到了国内最权威的八思巴文专家之一包祥教授。记者如约来到他位于内蒙古大学的公寓，开门迎接记者的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进了门，还没等记者站稳，热腾腾的奶茶已经端上了桌。包祥耐心回答了记者的问题，令记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八思巴文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包老师，您是如何与八思巴文结缘的？　　包祥：1957年我在内蒙古大学蒙语专业任教，当时的蒙语专业设在中文系下，课程设置比较混乱，我们想进行改革，将课程具体分成语音学、语法学和词汇学。但当时只有两位老师，于是决定先粗分为古代蒙语和现代蒙语。中世纪蒙语与中原音韵有很多联系，汉语中的很多词汇直接来自蒙语，但另外一位老师不懂汉语，所以只能由我来教授古代蒙语。教授古代蒙语就必须懂八思巴文，就这样我从1959年开始自学八思巴文，后来又进行了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文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学起来容易吗？　　包祥：八思巴文是一种拼音文字，曾经转写了蒙文、汉文、藏文等多种语言，我们称为“八思巴蒙文”、“八思巴汉文”、“八思巴藏文”等。八思巴文的字母很容易学，八思巴蒙文也相对容易学，因为中世纪蒙语和现代蒙语差别不算太大，但是八思巴汉文非常难辨识，主要是因为汉字同音字很多，又有四音之分，而八思巴文不注音调，也没有任何标点符号，即使能够拼读出来，也很难确定转写的是哪个汉字。　　为了让记者更好地理解考释八思巴蒙文和八思巴汉文的难易之分，包祥取出两枚刻着自己名字的八思巴文印章，一枚上面有蒙语对照，可以看出八思巴文和蒙语的书写结构是一致的，据包祥介绍，八思巴文的发音也是以蒙语为标准音的，因此只要读出八思巴文就可以明确它的含义；而另一枚上面只有八思巴文，拼写的同样是“包祥”两个字的发音，但仅靠读出八思巴文却不能知晓具体是哪两个汉字，效果就如同没有标注音调的汉语拼音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文是怎样产生，又是怎样消亡的呢？　　包祥：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想学秦始皇统一文字，想法很好，但秦朝统一的诸侯各国本来就使用汉语，只是写法不同，“书同文”是可以实现的；而元朝各民族语言完全不同，统一文字不可能实现，这就注定了八思巴文的失败。　　1260年，忽必烈将创制统一文字的任务交给了国师八思巴，八思巴在西藏苦思冥想了八年，终于带着八思巴文回到蒙古。忽必烈要求用八思巴文“译写一切文字”，包括蒙文、汉文、藏文等。八思巴文书写与蒙文一致，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按音节划分。蒙古人当时已使用回鹘文多年，不愿学习难以辨认的八思巴文；习惯了使用汉字的汉人更是看不懂也读不出；藏人习惯横写，读八思巴文觉得非常别扭，因此八思巴文的推广遇到了很大困难。八思巴文于1269年开始使用，但两年过去，还是没有多少人掌握，于是忽必烈于1271年下诏要求百官百日内学会八思巴文，官小的学会了可以升官，没官的学会了给官，不识字的学会了可以终身免除乌拉徭役。即使这样，被尊为“元国字”的八思巴文也始终没能在民间推广。　　作为官方文字，八思巴文一共使用了一百多年，元朝灭亡后，中原立即废止了八思巴文，北元继续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八思巴文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只在蒙古族房屋的门框上以变形文字的形式偶然可见，主人也并不知道它的含义，只是起到装饰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全国有多少人能够识读八思巴文？有多少学者研究八思巴文？　　包祥：能认读三言五语的人很多，但真正作为专业并有些造诣的全国也不过三五人。刚刚去世的照那斯图是一位，很有意思，说起来他还是我的学生我教过他初中数学。我正在帮他出版他没有来得及出版的著作《元国书官印汇释》，里面收集了217方元代官印。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文的教学情况如何？现在学习八思巴文的年轻人多吗？　　包祥：在内蒙古大学，八思巴文是蒙古学学院的选修课，30个学时，学生可以学会字母表，可以简单地拼读，主要是为以后的研究打基础。八思巴文毕竟是死文字，我认为不需要很多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听说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现在收藏的八思巴文金牌是您辨识出来的，当时是什么情况？　　包祥：2001年，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索伦镇的一个姓李的农民因为下雨积水在自家院子挖土，挖出了这块金牌，一直在家里放着，后来做买卖赔了钱就想把它卖掉，经过鉴定，金牌含金量58%，含银量42%。他跑遍了长春、沈阳的鉴定机构，专家们左看右看也识不出上面的文字。后来他带着金牌来到内蒙古大学，我一看是一块使臣牌，当时就想从他手里买下来。我因为不会讨价还价，就托现在的副校长齐木德道尔吉帮我买，最后6300美元成交。我爱得不得了，躲在书房里赏玩了一个礼拜，腿都浮肿了。老伴见状让我“赶快把它处理了”，于是我就把金牌捐给了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现在估价好几千万了。北京的中华世纪坛展出500件国家级文物的时候还把它借去了。　　包祥就这样诙谐而轻松地谈论着他与国宝的故事，记者问他是否后悔捐献了价值几千万元的宝贝，他摇摇头坚定地说：“不后悔！”　　《中国社会科学报》：八思巴文文物的整体状况如何？　　包祥：据我所知，目前发现的金牌全世界就只有这一块；镏金字银牌多一些，中国有一块比较有名，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俄国于1846年在叶尼塞州米奴辛斯克、1853年在贝加尔湖纽克思克各发现了一块。碑刻不少，但八思巴蒙文不多，主要是八思巴汉文。山东孔庙的孔子制碑是上八思巴文下汉文；南少林寺的一个碑上刻了四道圣旨，其中三道用八思巴蒙文撰写，一道用八思巴汉文撰写，是“爱国卫生运动”时和尚铲土发现的，因为不懂历史，和尚将碑正反倒置立了起来，成了汉文在正面、蒙文在反面。日本人松川节在游历时发现了这座碑，北京平谷的圣旨碑也是他发现的。现存的碑刻大多是碑额八思巴文，正文蒙文或者汉文。　　包祥说着将记者引到书房，一幅精美的碑刻拓片映入眼帘。“这是昆明筇竹寺的云南王藏经碑，后至元六年（即1340年记者注）立的，1979年我托人拓下来，这篇碑文我研究了20年”，包祥指着拓片为记者介绍，“碑额是八思巴文，正文是古蒙古文，这说明即使是蒙古贵族也不愿意使用八思巴文，但慑于皇帝和帝师（八思巴后被封为帝师记者注）的威严又不敢完全不用，于是就将八思巴字大大地刻在上面作碑额，下面则是我行我素了”。（本报记者 刘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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