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庆 汉上泛舟呼喊芦苇归来 - 今日头条()
园林也在往回走，走回到旷野、古朴的境界。我看到一些时尚、生态的园林里，种着几株芭蕉、一沟一沟的苔藓和东一棵西一棵的油桐树、苦楝树……最有意味的是那一渚一渚的芦苇，随风摇曳，悠闲起伏，又民间、又乡野、又江湖，又远古。芦苇，走远了又回来了的风景，几乎成了一种遥远的记忆符号，它能把我们带离现代生活，穿越到以往和从前——我老家古洋州真的是一个古意悠悠的地方，保留着远古孑遗的鸟类“化石”朱鹮，那些失传已久的青桩、揭被鸟的姿影也能不时看到。一条汉江河，拐了几个弯，亮亮地往东流淌，河上有一些古老的渡口，岸边长着一些瘦瘦的，或疙瘩瘤子满身的树，也还一小片一小片地长着些芦苇。其实，汉江边长着的不是正宗的“芦苇”，它是《诗经》上所说的蒹葭，洋县本地人叫它蒹草。芦苇更近于草，而蒹葭更近于竹。从感觉上判断，蒹草是该草类中的祖先，保持了其最古老的形态。我老家在汉江北岸，村子离汉江不过一里之遥，所以，我是在汉江边听着汉江的涛声长大的。小时，江边的蒹草太多了，在春天，几场春风春雨后，几千亩的蒹草滩就渐渐泛绿了，然后是越来越绿，然后是涌起浅浅的绿浪，然后是淹没了牛的小腿，再后来是淹没牛肚、牛背，最后，连牛的犄角也完全淹没了。坐在高处，只听到牛铃在或近或远地响，只看到一只两只白鹭不时飞起。整个夏天，草浪更是汹涌，放牛的就不敢去蒹草林里了，因为大家都说蒹草林里有狼，会咬死牛犊，会吃了放牛的小孩子，甚至会袭击大人。夏夜在院子里乘凉，家长让孩子谛听远处吹竹筒一样的声音，大人就说，那是狼在叫。乘凉时，人们也总是和场院边的植物拉开一段距离，免得狼突然从暗处窜出来。大人也总是坐在外边，护着孩子们。洋县的夏天蚊子多，家家就在场院点燃一堆麦糠，青烟袅袅，弥漫在人们周围，蚊子是被熏走了，可时浓时淡的青烟让孩子们产生幻觉，感到不安和恐惧。夏天的中午，孩子们跟着大人去汉江里洗澡，从村里出来往南走，只一会儿，就钻入蒹草林了，窄窄的一线缝隙，侧着身子，用手护着脸，尽走尽走，走好久，才能钻出林子看到江水。那时，江上有船，上行的或下行的，航行在江心，我们就在江边洗一阵子。江水悠悠，我们感受着江水的清凉，做一两个小时的水中生物，然后上岸，再穿过远远的蒹草林往回走。到了秋天，蒹草吐穗了，紫白的穗子大片地冒出来，上面混着血丝一样的细线，等它们冒出很长，凉凉的秋风就整日地吹拂，穗子渐渐散开，松松的，也一天天变得雪白雪白。所以，深秋时，站在村前，看到的是一片白茫茫。一起风，蒹草花就飞得漫天漫地。等我长大一些，再长大一些，江边的蒹草一点点被蚕食，变成了花生地或西瓜地，当然也有种高粱、蓖麻的。等我出外求学归来，几千亩蒹草就越来越零星了。往后的假期里，我回到老家，只看见江边的沙地上站着几头牛，傻傻地张望。农人用很长的绳子拴着它们，沙滩上哪有草啊，它们又吃不到草，又遇不到蝴蝶，只好木木呆呆地站着发愣。于是，蒹草就这样消失了。生活一直在朝前走，很固执，走到了现代，人们才突然意识到，我们把那么美的自然给破坏了。等人们知道蒹草大片大片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时候，它已走得很遥远、很遥远了。想要再请那些蒹草回来，谈何容易！有时，我在想，如果那些蒹草林不被破坏，能保留到现在，该是多好的风景——有江水、有船只，有岸树、有草海，有白鹭，有青桩，梦一样，电影场景一样，就会吸引天南地北的游人。钱，也是不愁赚的。蒹草，芦苇，在现代，几乎成了一种陌生的符号，它淳朴地站在现代生活的最边缘，站在遥远的另一极。我思念江湖的、旷野的老家，我呼唤那些芦苇、蒹草回到故里，漫江岸地掀动着滚滚草浪、茫茫雪海！作者简介：黄文庆，笔名濮水钓叟，陕西作协会员，汉中市作协理事，汉中市诗歌研究会副主席；全国优秀语文教师，陕西省特级教师，首届、第四届汉中名师，汉中市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在《诗刊》《星星》《美文》《中国青年报》《散文诗》等四十余家市级以上纸质报刊发表诗文1000余篇，已出散文集一部。【期刊182】本期责编：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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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暇之余在2013年第7期《读书》读到陈建华所作《也谈蒋勋的硬伤》一文，其中一些关于读书的句段值得分享，录入如下： 一、为何读书，如何读书？ 伍尔夫在《普通读者》里说过一句话：读书是为了自己高兴，而不是为了向别人传授知识，也不是为了纠正别人的看法。 散文家张宗子曾说过一段话：&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如果只是为了猎奇，那么，无论他读过多少书，知道多少掌故，具有多么深厚的知识，都是微不足道的。读书还必须向另一个方向开拓：读常见书，读历代的伟大经典。一方面，通过岁月的积累，对经典的解读已成为经典的一部分，因此经典是一个活物，在不断增长和变化。另一方面，经典中确实有契合每一个读者的东西，等待那一个特定的读者来发现。这是经典的宿命。& 1、阅读的确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就如这段在办公室里忙里偷闲翻阅《读书》，一边读，一边把自己喜欢的句子、段落勾画出来，我一直以为&学会表达是一种幸福&，那些作者道出了我想说而说不出的感悟、观点，让人十分幸福，十分敬佩。很怀念以前在庙坝学校的日子，2009年春季，每教一篇课文，我都写一篇关于课文的解读文字，对于课文的感悟和别样解读，到现在看来也是十分有趣的，这或许也就是&经典中确实有契合每一个读者的东西，等待那一个特定的读者来发现。这是经典的宿命。& 2、越快越发现自己辜负了时光，年届而立没有成家立业是一大遗憾，没有好好读书学习是另一大遗憾。身边读书的人不多，我们更应该坚持读书，读书的过程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可读的经典很多，一定要让心安静下来，真正做到&每天心里开一朵花，每天读半小时书&。 二、蒋勋读《红楼梦》 &美之于自己，就像是一种信仰一样，而我用布道的心情传播对美的感动。&这番话暗合蔡元培&以美育代替宗教&的理想，蒋勋曾说：&我是把《红楼梦》当佛经来读的，因为里面处处都是慈悲，也处处都是觉悟。&&《红楼梦》一部书不过就在做这件事&&把他的一生所有记忆里面有情缘的人做最后一次的掩埋。小说是用文字掩埋，可在这里是用泥土掩埋&；&这个画面是青春美好的记忆，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在花里面睡着了，花瓣落满一身的那种美和快乐。到某一个年龄之后，你可能不一定会懂得青春里面这样的画面的美&。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我们去包容与祝福，从这些不完美甚至卑贱的生命上看到什么，也是读者内心的真实反映，即是所谓仁者见仁，色者见色。《红楼梦》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读者自己。 1、&把他的一生所有记忆里面有情缘的人做最后一次的掩埋。小说是用文字掩埋&这句话很能让人产生共鸣，这些年我何尝没有遇到一些有情缘的人呢，我也曾为她们写过美丽的文字，这些文字如黛玉葬花中花瓣化为春泥，不仅是掩埋情缘的泥土，也是滋养心灵的精魂，我们的心灵不应枯萎、不该贫瘠，那么就好好读书、好好去爱，给世界留下美。 2、记得在《百家讲坛》听刘心武讲《红楼梦》时，说道他理解的黛玉之死应该是自沉于水中，把在水中死去诉说得极为诗意。也倒是，屈原、李白、王国维、老舍这些伟大的灵魂都选择了将水作为最后的归宿。当我读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在花里面睡着了，花瓣落满一身的那种美和快乐&时，忽然想起&花葬&比&水葬&更为美丽，所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用花来埋葬生命中的记忆，总是深情一片。能把句子写这么美的人，一定有一颗温柔、纯净、美好的心灵，美是一种期许、更是一种祝福，文学是人学、更是美学，有空好好读读《红楼梦》、读读蒋勋的文字&& 三、此岸&彼岸 尽管台湾学者的学术水平不见得高于大陆，但他们提供了别样的生活向度，可以让读者来一次文化还乡。粗略地说，大陆学者更多的是把学术当成一份职业，在专业领域细细爬梳，这对于推进学术发展与学术增值固然功不可没，但体制化、项目化、课题化的生存方式与读书本意已经产生了很大背离。在中国的人文传统里，读书只为心灵的茁壮成长与健康发育，一旦与生存挂钩，便不足观。相反，台湾学人还保存着那份书香襟怀、山川心胸，他们尚能闲闲逸逸，自在惬意，可谓&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 1、由于历史的浩劫，大陆成为文化的荒漠，而且荒漠化愈演愈烈。《葵花宝典》里说&欲练神功，必先自宫&，我们文化的根已经被割断，但是神功却没有练成。同样，我们的教育被冠之以&&的教育事业&，大陆的教育模仿苏俄，重视工程技术、轻视人文社科，我们的教育实际是一种&拜物教&，用&物&（工具）把人物化为&物&（打造成工具），很少关注、或者说是专门蒙蔽心灵，这样的教育更是一把完成文化阉割的利刃。于是，大陆的文化教育是&此岸&，香港、台湾地区是&彼岸&，如何从此岸到彼岸？ 2、真正读书的人，都是向往自由的人，哪怕整日困于办公室，只要还有好书可以读，那我们的心也可以自由飞翔，越是被事务缠身、越是被世俗所累，更要读书、读好处。印象中，香港、台湾地区出版界比较自由，出书成本低，希望什么时候也能出本自己诗集、文集，告诉大家我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 四、读书与禅修 台湾知识界有禅修传统，蒋勋对佛经了熟于心，也明佛理，这个道理他懂。台湾知识界有禅修传统，蒋勋对佛经了熟于心，也明佛理，这个道理他懂。佛学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底，这个底抽掉之后，人文学者有了小聪明，却缺乏大智慧，人生境界有限，学问成就也会有限。蒋勋最大的价值恰在于他以慈悲与智慧的双眼观看芸芸众生，传播温情与柔软。 1、&调素琴、阅金经&是传统读书人的写照，黄文庆兄给我说过好几次，没事的时候读读佛经，他最近在读《金刚经》，心干净了，身体里的毒素也就干净了，身心也就健康了。好友成云让河北柏林禅寺每月寄送的《禅》已好久没读，关于对禅的印象，起初是源于那些富于大智慧的小故事，一颗安静的心，以不变应万变。柏林禅寺推广的&生活禅&很不错，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积极乐观面对生活，这的确是我所需要的一种状态，下来一定读读，不能辜负的好友的心意。 2、&人生境界有限，学问成就也会有限&是句大实话，这两年越来越觉得自己粗鄙浅薄，&有些小技巧，没有大学问&，很几个在文学方面走得远的好友，他们读书比我多。当年去徐家坪中学看祥子，他逼仄的宿舍里就堆了那么多中外诗人的诗集，谢星林这两年在诗歌理论方面读书下得功夫很大，很他们相比，我真是惭愧。
&&&&&&&&&&&&&&&&&&&&&&&&摘自：&&.cn/s/blog_jk5l.html&&&&&&&&&&&&&&&&&&&&&呦春分类： |陈朝五帝与陈朝兴亡（二十七）
第二节& 如何看待偏安江南的陈朝
南北朝时期，中国虽处于分裂状态，但中国要统一，始终是南北人民的共同心愿。凡有识之士，无论他是南人还是北人，无论他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无不根据自己的见识水准在作主观努力。因而南北战争不断，区别只在于其所发起的战争是否维护了广大人民利益，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陈霸先也不例外，他对自己弟弟的评价就说明他没有忘记北方；击败侯景后，陈霸先曾领兵三下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以图收复失地；他袭杀王僧辩，就表明了他不屈服于经济文化相对愚昧落后的北齐的压迫。所以，我们不能把陈霸先的陈朝理解为一个偏安政权。他抓住各种条件、各种机遇，统一了江南，但历史并末给他条件、给他机遇，让他统一中国，使他实现更大的政治抱负。公元559年，陈霸先积劳成疾，一病不起。陈霸先之后又传了四位皇帝。公元589年，陈后主被隋军俘虏，陈朝灭亡。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偏安江南的陈朝呢？
为何叫陈朝？因为陈霸先原是南朝粱国的大将，因战功铍封为陈公，故国号定为陈，即陈朝，就像刘邦被项制封为汉王，他建立了汉朝，隋文帝杨坚被后周皇帝封为隋公，建立了隋朝，唐李渊是隋朝的唐公，后建立唐朝一样。巧的是，陈朝和陈霸先的姓氏柏同，成为历史一奇。
陈朝虽然只有33年，又偏安江南，但它的历史贡献却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一、它冲击和摧垮了长江沿线和大江南的世家大族或望族的势力，无形中解放了思想和生产力
魏晋南北嘲时期，尤其是在东晋南朝时期，中国的官员录取标准就一条：出身。
出身豪门大族的子弟，就算是块木头也能平步青云，出身寒门包括地主的子弟，就算是文曲星下凡也只能位列下僚，终身埋首文山案牍没确出头之日。在东晋和南朝，世族子弟20岁即可入仕，而寒族子弟要30岁才能“试史”（从基本办事员干起）。世族子弟入仕后，垄断清贵显要的官职，比如秘书郎、佐著郎、黄门侍郎、散骑恃郎等。这些官职成了世族子弟的专利，能很快转迁高官。我们看南朝的许多人物传记，“起家著作佑郎”、“领著作”、“掌著作”、“掌国史”、“修起居注”的记载比比皆是。这些人中间，文学功底扎实、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能说没有，但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文史之才。而寒族出身的人，即便文采出众也做不了这些官职。南粱时吴兴青山人吴均，是公认的大才子兼史学家，先是“待诏著作”，后来又为梁武帝编《通史》，就因为不是世族出身，一辈子都没当上官。此外，东晋和南朝都明文规定世族可以荫护部分人口，依附世族的人几可以免除赋税徭役；规定世族可以封山同泽，圈地占地；当官带来的地位、权力和收益等好处顺带着也落入了世族子弟的囊中。部分世族还拥有私人武装，其性质和奴隶主拥有土地、奴隶差不多，而且是世袭制。这些好处世代相传，又反过来增强了世族大家的势力。令人对南北朝刚的世家大族了解甚少，这里不能不多罗唆几句。
世族出身的好处显而易见，而且越来越大。南方的世族大家们为了垄断仕途和利益，做了许乡荒唐的事情。
比如“谱学”开始流行。所谓谱学，就是研究家谱的学问。这可是“大学问”，是很重视明确各个家族贵贱高低，防止寒门地主冒充世族的“根本所在”。所以每家世族都很重视编撰家谱，明确准足自家人；各家之间相互学习家谱，辨别谁才是同类人。官员选拔，各级中正官员不管才能，只翻家谱，凡是高门大户的一律定为上品。担任中正官的人，除了本身是世族外，还必须对各家世族的祖宗十八代都了然于胸。发展到顶峰时，官场中人都钻研“谱学”，将各家的谱系名讳等背得滚瓜烂熟，免得交往时张冠李戴或者犯了名讳。谁不精通谱学，便被认为“无能”、“不称职”，遭到裁撤。
世族人家更荒唐的是，最后竟然发展到不和非世族的人士交往，甚至想方设法地侮辱主动示好的非世族人士。南齐的中书舍人纪僧真出身寒门，却风流儒雅，一副世族子弟的派头。。齐武帝萧赜非常欣赏纪僧真，常说：“人生一世，何必计较士庶门户？不要看纪僧真出身寒门，却是许多士大夫所不及的。”纪僧真因此求皇帝给他“抬籍”（提升进入世族行列）。萧赜不能做主，就让纪僧真去找都官尚书江默。江戢出身济阳考城江氏，世代昂贵，母亲是宋文帝的公主，自己又娶了宋武帝的公主，门第显贵。纪僧真宋江家拜访，江裴倚在榻上养神，不等纪僧真开口就自顾自地吩咐小人：“把我的榻子抬远一些，不要靠近纪大人，人家是士族清流，我高攀不上。”下人们过来抬起榻子就走，把纪僧真京在一边。纪憎真马上知道抬籍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了，只好灰溜溜地告辞。宋武帝时，塞门出身的国舅路琼之，锦衣绣服，郑重其事地拜访王僧达，王僧达出身琅珊王氏，早无一官半职，但门第高贵。路琼之来后，王僧达冷冷地客套了几句，突然打断路琼之的话问：“过去我家中有一个马夫叫路庆之，不知是你的什么人啊？”路琼之大为尴尬，随即起身告辞。王憎达也不挽留，当即命令仆人将路琼之刚刚坐过的床榻拿去烧掉。路琼之回去后找路太后哭诉，路太后大怒，向宋武帝哭诉：“我还活着，路家就这么被人欺凌，我死了路家人还不沿街乞食啊！”宋武帝刘裕是一代粜雄，杀人无数。但对这事一点办法都没有，说了一句：“琼之年少，没有事情拜访王僧达干什么啊！活该他受人欺辱．王僧达那样的贵公子，岂可以加罪乎？”
说到南朝的皇帝们，世族大家和他们的关系比较微妙。世族势力是依附政权产生的，离开了政权，他们的世袭权力就得不到保障，晋室南渡时，北方南下的世族纷纷支持司马壑建立东晋，是为了保障世袭特权。之后南朝历代禅让，世族大家们都很务实地承认胜利者，主动支持新的王朝，对新皇帝表示效忠，目的也是保障世袭特极。
摆在世族大家面前的最大难题可能就是南朝皇帝的出身都不高。刘裕就不用说了；宋齐的萧氏虽然算是地主出身,却也不是什么显赫门第，勉强算是寒门；陈霸先则是南方土著出身，以小吏起家。世族们不和新皇帝交往又不行，怎么办？南朝史书特别重视载明人物的家世谱系，凡记世族人物必载其祖先官阶履历，写得越早越显赫越好。于是世族们就给新皇帝编撰一个显赫的祖先，比如说南齐萧道成是西汉相国萧何的第二十四世孙，并煞有介事地拉扯了从萧何到萧道成之父二十三代世系、官位，一代一代地注明，还丕将并非一族的萧姓名人也拉扯进来。给非世族的皇帝们编排显赫的谱系，除了对皇帝的奉承外，世族们的主要目的是证明皇帝也是世族中人，从一个侧面证明世族血统的高贵。最终，他们还是为保障世袭特权。
但是，到了陈胡，南方的世族终于走向衰落，或者说受到冲击和溃败的原因，有二：
一是到了粱末时，世族自身逐渐腐化。世族的产生与壮大，重要原因是自身能力强，文化素质高，注意家庭教育。东晋是世族走向鼎盛的时期，豪门大户都注重家学相传。顶尖的世族，比如陈郡谢氏、琅砑王氏的家教和子弟的文化素质，都是出了名的优秀。前期的世族都当得起“书香门第”、“功勋门第”的称号。但随着权势世袭，现成的地位和利益很快侵蚀了世族子弟。反正不用认真读书、勤奋工作就能坐享其成，为什么还要认真和勤奋呢？久而久之，世族子弟越来越不成器。粱朝全盛之时，贵族子弟大多不学无术。民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只要从车上掉不下来的小孩，就能当著作郎），‘体中如何’则秘书（只要能在信中写问候的话，就可以当秘书郎）。”江南朝土，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鹄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渌而盘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线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力，皆伏闲过也。”八九代人都没种过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割，不分稻麦，这样的世族大家完全脱离了现实。南梁时，世族人士都褒衣博带，大冠高履，涂脂抹粉，出则车舆，入则扶持，找不到能骑马的人。别人送给世族人士周宏正一匹矮小得只能在果树下走的马作礼物，周宏正学会了骑这匹小马，常被圈子里的人评为“放达”。至于尚书郎敢骑马，则会被圈子里的人弹幼。建康令十复有一回看到马又跳又叫，大惊失色，颤颤巍巍对人说：“这分明是老虎，怎么叫做马呢？”最后侯景叛乱．世族子弟们肤脆骨柔，体赢气弱，不耐寒暑，只能坐着等死。
二是外部原因，就是从侵景之乱开始的一系列变故。侯景之乱间接导致了南粱的灭亡，摧毁了南方的世族结构。侯景刚投降时，备受宠遇。侯景就想向王谢两家求婚，萧衍劝他说：“王谢门第太高，你配不上。你不妨在南方土著的朱张以下门第看看。”侯景北方人，武人一个，竟然被南方的世族文化这么打击，受不了。他恨上了那些世族豪门，发誓要将世族儿女拉下台来，许配给奴婢。叛乱期间．侯景进入建康后几乎杀绝了王谢二家，其他世族也受到沉重打击。同时，候景给社会造成极大破坏，“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极大打击了世族大家们的经济和社会势力；他还提拔了大量寒门人士甚至奴婢下人为官，破坏了原有社会结构。侯景之乱，西魏两次攻略江陵。旧世族势力一噘不振，面目全非。其子弟甚至沦落为农夫贩。到陈霸先以胥吏身份登幕称帝，从未像宋、齐、梁那样扶世族。相反，南方上著地主抬头，世族势力更加衰落。不久，隋朝兴兵伐陈，南陈覆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南方所有的世族，不论南渡的还是土著的，都随着南方政权一起灰飞烟灭了。真是“旧时王谢门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陈霸先虽有些或编织些世家大族作为背景，但实质上他出身寒门，最多也只是地主和大户类人物，随着他势力的增长，无形中冲击着江南的世族人家。比如交州李责，他能联合数州豪门对付萧家皇权，说明他不是农民，他赶走萧咨也不是农民起义.《陈书》《南史》等传用农民起义的字眼，其实是不准确的，李贲是交州大族；同样，始兴兰裕、兰京，汀西蔡路养以及长江上游中游的一些世家贵族，在陈霸先北伐到九江时就受到了冲击和摧毁。陈朝建立后，不管是建康和浙东的王谢大族，吴郡的朱张顾陆集团，吴兴的周沈顾钮大族，由于国家安定和皇延建设的需要，陈霸先并没选用这些大族子女入朝为官，反之，他论功行赏，凡是作战有功之臣，可以说几乎都出于寒门，少数是大户的功臣，往往带着军队到各郡、各县去做郡守、县令，人称“以军代政”。除了少数“藩王”，比如高凉的冼夫人，广州的欧阳氏外，很少让世家大族来掌握政权。这无形中已将王、谢、朱、张、顾、陆、周、沈等江南大族拒之门外，惹得世家大族纷纷向地主、寒门等掌权者靠拢，其冲击力是巨大的。
南朝主要的赋税徭役来源是户口登记在册的自由农。但长期以来，户口政策流于形式，因为世族大家们隐藏了许多人口供自己驱使，接受自己剥削。为了安置北方南下的百姓，东晋和南朝都设置了侨州、侨郡、侨县。其中的百姓被称为侨人，不算正式户籍，不负担国家税役。东晋和南朝历代都想整理户籍，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取消对侨人的优待，统一接受政府剥削。东晋时，桓温、刘裕都亲自主持过户口整理工作，都出严厉著称，还处置过部分人。但世族大家纷纷反对整理户口，害怕经济利益和人口受损。陈朝下大力清理户口，虽历次整理户口都不彻底，侨州、侨郡、侨县始终存在，但世族大家也不得不作了让步。
如陈宣帝太建中，山阴县多豪强奸民，前后几任县令都因贪赃被罢免。陈宣帝担忧地对中书舍人蔡景历说：“会稽山阴是个大县，但久无好县令．你在文士之中，考虑一下适于担任此职的人。”蔡景历说：“褚珩廉洁俭朴，且有才干，不知他能否人选？”陈宣帝说：“很好，你说的正与我的想法相同。”于是任命楮蚧为戎昭将军、山阴令。褚玢，字温理，9岁成为孤儿，被叔父骠骑从事中郎所收养。博学多才，初任陈朝王府法曹，转任外宾议室，为官清正。到山阴（今绍兴）后，山阴县大户张次的、王休达与诸奸吏互相贿赂勾结，把丁口多的大户加以隐匿，不缴赋税。褚研就将张次的等人关押起来，将情况向尚书汇报，陈宣帝下诏加于以慰劳，并派遣使者帮助褚蚧进行检查，共检查出军民800余户，逼得世族只碍按实际户口纳税。
从陈霸先攻打广陵开始,历文帝、废帝和宣帝，长江以北约有三四十万人，受不了北齐和少数民族的欺辱，移民到江南。陈朝和各级政权妥善安排他们定居、垦荒、纳税，并下诏不准世家大族欺压他们为奴，奖励农桑，扶持移民，对江南经济发展和打击世族势力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有些世族还被迫允许雇佣的人口独立，真正解放了一些生产力。
前文谈到陈叔宝的弟弟始兴王陈叔陵一生爱好盗墓，特别是名人墓葬，获取不义之财，用他的话说：“此财来得快！”他盗一般名人墓也就罢了，他竟敢把王谢世家的老祖坟——谢安墓给挖开，金银财宝全攫取，而把谢安的棺材挖出抛在荒野，还说此墓地风水好，安葬自己的生母。因为他是陈宣帝的儿子，天下数一数二的谢家大户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到了陈朝时，王谢大家败落的情况可见一斑了。
二、发展江南经济。使江南的富饶开始超过北方
相对江南的安定，北方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北魏分裂后，北齐高氏汉文化程度浅，政权保持着较多少数民族习气，对黄河中下游的汉族人士世族人士并不重视。东部汉族世族势力发展不起来。而西部的北周政权因为力量薄弱，特别重视争取关中陇西汉人的支持，对关中陇西世族竭力拉拢。隋唐建立的杨氏、李氏都是关陇世族人士，他们就是在这一时期被宇文家族拉入此周政权内部的。北周政权和汉人逐渐融合，力量由弱变强，最终消灭了北齐和南陈，时隔400年后重新统一了中国。
北方世族的发展和南方不同，就政治和社会上的特权而言，南北世族是一致的，但两者的境遇不同，作风也就有明显的差异。一般说来，南渡的世族都是盛流名族，他们借着拥戴王室的名义，各自封山占泽，成立庄园，把南方土地看作他们的殖民地，并且歧视南方土著家族，引起严重的侨姓与南方世族之间的对立。
陈霸先建立了陈朝，将北方分裂、战乱的状态和世家大族阻挡在长江以北，又冲击了南方世家大族，解放了思想和生产力，给南方带来了一段时问发展机遇。其实，从东晋时期开始，我国北与黄河流域长期存在混乱局面，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相对来说，当时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则比较安定。北方的劳动人民大量向南迁徙。“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淮北流人，相率过江淮。”从西晋末年到刘宋时期，北方人民南移的有90余万人，占当时北方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陈朝30多年，北方受不了北齐、东魏和西魏各朝少数民族的统治，一批批渡江南下，人数不下三四十万。粱时，整个江南人口只有200余万，到陈末隋初统计，江南人口已大增至320余万。这不但为此后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农业、手工业的先进生产技术。经过南迁的汉族劳动人民、原居南方的汉人以及少数民族人民的共同辛勤劳动，在孙吴、东晋原有的基础上，到南朝特别是陈朝时,江南经济得到了显著的的发展，其富饶程度已超过了北方。
从农业方面来说，已经改变了东晋以前的落后状态。东晋初年，江南的大部分地区仍然保持着所谓“火耕水耨”的落后生产方法．所谓“火耕水耨”，即每年春天去杂草，当做灰肥，不另施肥，然后灌水种稻，也不再中耕，草稻并生，稻仅高七八寸，产量很低。南朝时期虽然“燔茂草以为田”的现象仍很普遍，但主要已靠施用粪肥。陈文帝在天嘉元年(560
)两次下诏郡守县令，"明加劝课，务急农桑”，“亲临劝课，务使及时，其有尤者，量给种子"。陈宣帝在太建十一年(579),曾举行“藉田”仪式劝农。加以北方先进工具的传播，水利事业发展很快，推广一年两熟制，岭南还出现了一年三熟，使单位面积产置有很大提高。当时陈朝有不少著名的水利工程.如芍陂（今安徽寿县），“原有良田万顷，堤堰久坏”，宋、齐.梁、.陈都重加修茸，陈时在太湖南岸修建吴兴塘，可以“灌田二千余顷"
。太湖又在南岸，疏开港泾，泄水入湖，使吴兴渚郡的防洪防涝有很大进步。在荆州筑荻湖，“堰湖开渎，通引江水，田多收获”：特刖是，这个时期出现一种“湖田”，筑堰围湖，排水成田，早涝保收，产量很高．这种湖田在太湖、鄱阳湖、涮庭湖以及会稽郡一带，所存多有。六朝水利工程的广泛修建，比如吴兴郡水利灌溉网的雏形，有力地防止水旱灾害，使沼泽之地得到了政良，耕田面积得到扩大．整个六朝洞庭湖开荒成熟的土地也很多。到陈朝时，吴兴郡已呈现“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字高甍，阡陌如绣”的景象。岭南“少战乱，水稻三熟，瓜果丰盛”。因此，江南的稻米产量逐渐超过北方。史载：“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农业生产），一方成稔，则数郡忘饥。”反映出当时江南农业生产发展的面貌。《史记》所描述的江南一带，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情景，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少人口聚居地已开始出现小城镇的锥形。
手工业方而，首先是江南地区的冶铁技术有了显著提高。除普遍使用水力鼓风炉以外，还能把生铁与熟铁熔在一起，反复加热锤打，称为“灌钢”技术，以炼成质量较高的钢铁。这种冶炼费工较少，成本较低，产量较多。炼出的钢铁可以打造兵刀利剑，也可以打制镰刀锄斧等农具，对发展生产起着很大作用。当时，以造钢材著名的上虞人谢平，和一擅制刀剑的炼钢帅黄文庆，并称为“中国绝手”，江南地区梅根冶（今安徽贵池东）和冶塘冶（今湖北武昌东）、丹阳郡水世县（今江苏溧阳）的铁岘山、郡县（今浙汀嵊州市）的三口山和江爰（今湖北武昌）的冶唐山都出丰富的铁矿，也是冶铸兵器、农具的重要场所。梁武帝用铁堵塞浮山堰的决口。足可窟见南朝铁的总产量是很可观的。
德清窑是六朝时中国东南四大窑系（越窑、婺窑、瓯窑、德清窑）之代表，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德清窑的烧造，大体起讫于东晋至南朝前期的200年间，最早发现于德清县郊城山。目前已发现的窑址，除德清且郁的城山窑址，还有位于德清县乾元镇西门外的小马山窑址以及东苕溪的焦山、戴家山和丁山等数处窑址。这些窑址都是规模较大的制瓷地点，如小马山窑址瓷片、窑具堆积面积就达180平方米。窑址的调查表明，德清窑同时合烧着青釉、黑釉两种瓷器，部分产品使用化妆土，常见的器型有壶．罐．盘、碗、钵、鸡头壶、熏炉、唾壶、耳杯、瓷砚和灯盏等，造型及纹饰和东晋时期越窑器物颇为相近，显见越窑对德清窑的影响。当时吴越之地的瓷器、陶器产量高、品质好，遍布上流社会。
制造业方面，由于丝、棉、绢、布等是六朝政府对江南各郡调税的土要项目，所以织造业成为民间普遍的家庭副业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规定“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南齐时有以田租折布的情况，如永明四年(486)规定：“扬、南徐二州今年户租三分，二取见布，一分取钱。”粱陈两代规定全国编户齐民的课调："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绵三两二分。”由此看出织造业在六朝的地位及丝织业、麻织业的发展变化。宋齐之前，麻织业重于丝织业，从粱陈开始，绢、丝.绵在调税中比例超过布，反映蚕桑养植和丝织业的迅速发展与产量的增多。
东晋南朝起，传统的抑商政策发生了微妙的调整，总的发展趋势是逐步放宽。检索南朝史书，不仅见不到任何关于贱视商人、抑制商业的法律条文，相反到处可见对商业进行扶持、促其发展的讯令奏议。刘宋时，武帝、文帝、孝武帝都曾颁布减轻市税、以广商货的诏令。梁武帝也曾下诏“四方所立屯、传、邸、治市埭桁度、津税、田园……有不便于民者，尚书州郡各速条上，当随言除省，以舒民患“。陈宣帝的诏书说得更具体：“旗亭关市，税敛繁多，逼遏商贾，营谋私蓄……”要求“市估津税，军国令章，更须评定，唯务平允”。这些诏书的实际作用如何艰难考察．但至少表明南朝政府对关市收税太苛、因而影响商业发腱的情部况不但有认识，而且正着力去革新。特别是到了陈朝，陈文帝调查市场，陈宣帝放松市税，都有利于商业友展。
南朝政府一反前朝抑制商业而为扶持政策，主要鉴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南朝都市人口急剧发展，大大加深了对商业的依赖程度;二是自晋室南渡，南来北方人不著户籍，没有赋役。虽经几次土断，不著户籍的情况有所好转，然尚有大量人口托庇豪族势家之下，逃避课役。政府赋税收入人不敷出，不得不依赖商税收入。商税既然成为政府国用的重要来源，政府必然要采取一些措施，给商人提供一些便利，鼓励商业发晨，以期获得更多的商税收入，这也是商业在南朝得到保护和扶持的根本原因。
包括吴兴郡在内的三吴地区是南朝商贸活动最发达的地区，以至到了“人竞商贩，不为田业”的程度。当时较大宗的商品主要有粮食、麻布、丝绵、畜禽等农产品，茶叶、竹木、水产等土特产和陶瓷，纸张、砖瓦等手工业产品。列人《南史。循吏传》的武康人沈瑶，存没做官时曾到县的市肆卖鬻瓦器。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和贸易的发达，也促进了城市或都市的发展。长江是东西交通的大动&&&
脉，江陵、夏口（今汉口）、建康、京口（今镇江）是长江中下游在南朝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几个大城市，也是货物的重要集散地。后来，还有豫章（今南昌）、吴郡（今苏州）、郢州（今武昌）、芜湖、巴陵（今岳阳）、会稽（今绍兴）、广州、始兴（令韶关）等一批城市，也都兴旺起来。其中建康更是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梁武帝时有28万户——人口当在100万以上，商业尤为繁盛。公兀404年，建康一次风灾就毁坏船只上万条，可见城市繁荣和长江水运事业的发达程度。造船的技术水平相当高，已能制造载重两万斛（今两千吨）的大船，比孙吴时载重一万斛的海船大一倍了。番禺（今广州）则是和海外诸国通商贸易的重要港口。贪官都把番禺任职看成肥缺，凡在这里做官的，无不成为巨富，以致有人说：“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反映出番禺地区对外贸易之繁盛。
南方社会择济的发展和繁荣，是汉族人民和南方少数民族人民共同长期开发的结果。同时，在南方进一步开发的过程中，各族人民得以密切交流，相互学习，直接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于是，一向落后的江南经济逐渐追上黄河流域的水平，南贫北富的局面开始扭转。正因为如此，隋朝灭陈统一南北以后，才确必要开凿大运河，把南北经济联系起来。
三、陈朝，在中国文化与文学史上算是蓬勃发展的时期之一
鲁迅先生称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又说：“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那么陈朝呢？陈朝虽然短暂，不仅较完整地保护了江南的汉文化，而且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也算是蓬勃发展的时期之一，涌现了以谢灵运、徐陵等为代表的一批山水诗人，以陈后主、陈叔齐、陈叔达、张丽华和孔范等为代表的一批宫体诗人，以姚察、姚思廉、陆琼、顾野王等为主的一批史学家。陆琼写的《陈书》有42卷之多，顾野王有《通史要略》，也写了《陈书》多卷，但没有流行。还有如张僧繇、陆探微、裁逵等一批江左画家或书画评论家，有寓居吴兴之王羲之七世孙僧智永、丁觇，善得王羲之书法之技的陈文帝陈倩，善大工草隶的文帝之子陈伯茂以及沈君理等一批书法名家，有经学家昙缔，造诣颇深的沈重、礼学大师潘微和太学博士沈德威等-批在全国都有影响的经学大师。佛教人物有天目山高僧慧集，与陈文帝、陈宣帝关系颇深的吴兴大僧慧巨，遍游三吴讲宣经教的慧基大师等一批佛教高僧等，也为陈朝及江南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繁荣添光溢彩。
我们就以姚察父子、徐陵、庾信和陈叔宝家族为例：
姚察(533~606)，字伯审，是姚僧垣的长子。善属文辞，长于文史，著作甚丰。其生于粱武帝中大通五年(533)，卒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6岁时即“能诵书万余言”。励精学业，12岁能属文，13岁时已为萧纲（梁简文帝）所重。萧纲是文学家，在东宫会聚文士，“盛修文义”，姚察被请去，“于宣猷堂听讲谕难，为儒者所称”。萧纲即帝位后，对其尤加礼接。这时姚察23岁，起用为南海王国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后为南郡王行军参军兼尚书驾部郎。候景之乱中随父母回归武康乡里,
仍笃学不废。粱元帝即位，姚察25岁，出任原乡（今安吉孝丰北）令。后为著作佐郎，奉命撰史。入陈，初为始兴王功曹参军、嘉德殿学士。陈太建（569~582)初，为通直散骑常侍出使北周，途中著《西聘道里记》。文中记事甚详。归陈后为东官学士，升尚书祠部侍郎等职。嗣后，主修梁史。陈后主招授秘书监。在秘书省，姚察大量删&&&
正奏撰中书表集。不久，相继升任度支尚书、吏部尚书，依旧领著作。由于他“博极坟素，尤善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娶、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入隋为秘书丞，开皇(581~600)中袭封北绛郡公。奉隋文帝诏，修撰粱、陈二史，未竟而卒，临终嘱其子姚思廉续成。所著《西聘道里记》1卷外，有《双书训纂》1卷、《定汉书疑》2卷、《梁书帝纪》7卷、《传国玺》10卷．《说林》10卷、《玉玺记》1卷、《建康记》l卷、《三钟记》l卷，文集20卷等。
作为史学家和文学家：姚察和他的儿子姚思廉_反南朝撰史都用骈文论、赞的惯例，独采用散文论史。这对唐代古文运动颇见影响。作为文学家家，除了大量的已侠著作外，今尚存《游明庆寺》和《赋得笛》两首诗。《游明庆寺》诗，不是游览即兴，而是10多年后的回忆之作。约在梁中大同元年(546)，姚察l4岁，一度就建康(今江苏南京)钟山明庆寺尚禅师受菩萨戒，仕陈后，将禄俸都捐于寺，并“追为禅&&&
师树碑”，碑“文甚道丽”，后来见到梁国子祭酒萧子云的《书明庆寺禅房》诗，“览之怆然，乃有萧述怀为咏”。诗中说：
月官临镜石，花赞绕峰莲。霞晖间幡影，云气合炉悃。迥松高偃盖，水漾细分泉，含风万穑响，袁露百花鲜。宿昔寻真趣，结友亟留连。山庭出霍蘼,涧址濯溽涟。因斯事熏习，使得息攀缘，何言连云雨，怀此怅悠然。
姚察的诗微泛宫廷气息，颇显齐粱诗绮丽之风，偕丽骈采，一贯到底。此诗为触景生情，由感述怀，所以，尽管描写不那么自然生动，但词甚哀切，情意可掬。当时，“法俗益以此称之”.《赋得笛》诗，《文托英华》题怍《咏笛》，全诗五联十行，对仗工整，且写得意气风发：“随歌响更发，逐舞声弥亮。宛转度云窗，逶迤出黼帐。”，笛声随歌逐舞，响度云窗，声出黼帐，情势动态都十分生动逼真，堪称“遒丽”。
姚察之子姚思廉（557~637），字简之，少时从父习汉史，得其家学。仕陈，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会稽王主簿.隋末，为代王杨侑侍读。入唐，为秦王李世民府文学馆学士，和杜如晦等，时有“十八学士登瀛洲”之号。唐太宗即位，姚思廉以太子洗马改任著作郎，并与虞世南兼领弘文馆。承父志，续修梁、陈二史。他根据姚察稿本，博采谢灵运等诸家《粱史》，于贞舰十年(636)撰成《梁书》50卷、《陈书》30卷。其弟姚最之子姚思聪，仕唐为秘书少监。
姚察在陈、隋间享有盛名，四方文士竞相咸服。而姚察“冲虚谦逊，水以所长扮人”，所以结交了很多文士名贤，连皇帝也与他“情分殊常”。
徐陵与江总和姚家友谊甚深。徐陵(507~583)，字孝穆，长姚察33岁。作为陈朝文学家，他是宫体诗重要作者之一，与庾信齐名，世称“徐厦”。梁时他为东宫学士。姚察少年能文，13岁即被萧纲看重，常被请去参加东宫的文士聚会。徐陵当早熟知，陈永定(557~560)中，徐陵为吏部尚书兼大著作，即引姚察为史佐。陈初，承用旧乐和旧舞而否定粱乐。姚察曾面对硕学名儒“博引经籍，独违群议，据梁乐为是。当时惊骇，莫不惭服”。徐陵坚决站在姚察一边，“因改同察议”，易用粱乐。徐陵名高一代，但“每见察制述，尤所推重”，他曾对他儿子徐俭说：“姚学士德学无前，汝可师之也。”江总与姚察“尤茑厚善”，吏部尚书空缺，陈后主方择其人，尚书令、江总一块推荐姚察，得到后主钟爱。江总(519—594)，字总持，比姚察大14岁，也是陈朝文学家。每与一些文士陪侍后主制作艳诗，虽为“狎客”，对姚察却十分恭敬，“每有制作，必先以简察，然后施用”。当时，江总曾与徐陵、姚察及诸名贤一块作《登宫城》500字诗，并为之编集。徐陵即将所作交给江总要求入集，姚察不交，后江总对姚察说，徐陵“高才硕学，庶光拙文”，欲取姚察诗人集与徐诗相较。姚察“谦逊未付”。江总只好说：“若不得公所制，仆诗亦须弃本，复乖徐公所寄，岂得见令两失？”姚察这才“写本付之”。
陈后主叔宝与姚察有非同一般的君臣关系。这位亡国昏君，日与幸臣、狎客、戏嬉后宫作艳诗，对待姚察却肃然起敬，称他为“一代宗匠”，封他做官，写了诏书还要读给他听。后主曾多次单独召见姚察，并推心臂腹说：“我与卿虽君雨礼隔，情分殊常，藻镜人伦，良所期寄。”
再说徐陵和庾信吧。人们把徐陵和庾信的诗词称“徐庾体”，因为徐庾体影响较大，人们又往往把徐庾体和宫体混为一谈，实际两者并不相同。
“徐庾体”一名见于《周书。使信传&。传中说：“东海徐搞为左卫率，摘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奠与降比。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如果单从“绮艳”两字看问题，似乎徐庾体就是宫体了。但徐庾体和宫体两个名词在当时就是分开的，无人把它们等同起来。《周书》用“绮艳”两字概括徐庾体，并不正确。据《玉台新咏》宋陈玉父《后叙》：“若其他变风化雅，谓‘岂无膏沐，谁适为客’？‘终朝采录，不盈一掬’之类，以此集揆之，语意未太异也…其措词托兴高古．要非后世乐府所能及。”
《玉台新咏》是中国文学史上继《诗经》和《楚辞》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共分10卷，含中国早期的五言．七言诗，兼收杂言、乐府民歌和《饮马长城窟》、《为焦仲卿妻作》、《羽林郎》等文人佳作。主要还是部分艳诗，化三卷收集宫体诗和陈朝文人诗作，文学史上有较高地位。为徐陵所编，他编造的诗歌集子与徐庾体的风格是一致的，完全可以反映徐庾体诗歌的风貌。陈玉父说得好，以《玉台新咏》与《诗经》比较，“变风化雅”语意未大异，与后世乐府比较，“托兴高古，要非后世乐府所能及”。我们不妨来看着保存在《玉台新咏》中的庚信早期的《七夕》一诗：
牵牛遥映水．织女正登车。星桥通汉使，机石逐仙槎。隔河相望近，经秋离别赊．愁将今夕恨，复著明年花。
这与宫体诗有何相同之处呢？这不正是变风化雅吗？再看徐陵的《关山月》：
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思妇高楼上，当窗夜未眠。星旗映耐勒，云阵上祁连，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
托兴高吉．已经近乎唐诗了。
由此可见，徐庾体虽被称为“绮艳”，继承的却是“三百篇”以来我国诗歌变风化稚的优良传统，是永明体以来诗歌与声韵学相结合，“好为新变，不拘旧体”的最新成就。
前人曾盛赞徐陵、庾信，尤其是庾信。张溥曾说：“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穷形写态，模范是出。”（《庾子山集解》）陈柞明以为庚信诗“六季（六朝）鲜俪”（《采藏堂古诗选》三三），刘熙载说到“庚子山（庾信）《燕歌行》开唐初七古，《鸟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所本者，尤不胜举”（《艺慨·诗概》）。可以这样说，庾信吸收并消化了南北朝以来诗歌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精华，出之以自己的风格，是在南北朝诗到唐诗的演进上有过直接影响的诗人．如《乌夜啼》：
侃柱繁弦非《子夜》，歌声舞态异《前溪》。御史府中何处宿？洛阳城头那得栖！弹琴蜀郡卓家女，织锦秦川窭氏妻。讵不自惊长泪落，到头啼鸟恒夜啼。
此诗在内容上并不惊人，但对唐朝七律的发展，确如刘熙载所说，有开创作用。叉如《狭客行》：
狭客重连镳，金鞍被桂条。细尘障路起，惊花乱眼飘。酒醺人半醉，汗湿马金骄。归鞍畏日晚，争路上河桥。
只须把平仄调整一下，便是一首五律了。再看《重别周尚书》：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
这已是一首五言绝句。近体诗经庾信的发展，对唐人来说，称得起“模范是出”。
徐陵、庾信还把沈约的四声学用到文章中去，便有了陈朝有名的“四六文”。程果《以孙梅四六丛话》说：“四六盛于六朝，庾（信）、徐（陵）椎为首出，其时法律尚疏，精华特浑……唐兴以来，体备法严，然格亦未免稍降矣。”他说得对，四六文虽说盛于六朝，实则到庾信、徐陵，才被推为首出。且法律尚疏，要到唐朝才体备法严。今举徐陵的《玉台新咏序》及庾信的《哀江南赋》以见。
《玉台新咏序》云：“夫凌云概日，由余之未窥，千门万户，张衡之所曾赋……亦颍川新市，河间观津，本号娇娥，曾名巧笑。楚王宫里，无不推其细腰；卫国佳人，俱言讶其纤手。阅涛敦札，岂东领之自媒；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
《哀江南赋》云：“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况复君存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
&庾、徐四六文之所以推为首出，正是因为他们“好为新变”。正因为他们“好为新变”，又和“吴歌”和乐府发生了联系。很多民歌乐府都被棣陵选编进《玉台新咏》，从而保留下来。
南朝乐府诗歌主要是民歌，关于它产生的地点，说法不一致。郭茂倩说“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陈梁，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乐府诗集‘吴声歌曲》）。沈约说“吴歌杂曲并出江东（《宋书。乐志一》）。《晋书·乐志下》又谓“吴歌杂曲并出江南”。
南棚乐府民歌有《吴歌》、《西曲歌》、《神弦歌》等类。例如《吴歌》：“朝日照北林，初化锦绣色。谁能不春思，独在机中织。”（《春歌》）春日、春花、春闺、春情融成了一体。"渊冰厚三尺，素雪复千里。我心直如松柏，君心复何似？”（《冬歌》）以索雪和松柏反映了诗人的高尚情操。（二诗据《玉台新咏》卷一）
又如《西曲歌》：“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此石城在郢州竟陵郡）。艇子打两桨，催送其愁来。”（《莫愁乐》）写得何等清新活泼。“春蚕不成老，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作蚕丝》）。徐陵的《玉台新咏》把此诗列入《近代杂歌》中，题名《蚕丝歌》，以蚕丝比喻情丝，昼夜常怀，虽死何惜，多么富于表现力。
除了民歌，南朝乐府中文人的作品也不可忽视。《玉台新咏。清商曲辞》所载梁王金珠乐府诗有《子夜四叫歌》八首，《子夜变歌》一首，《上声歌》一首，《欢闻歌》一首，《欢闻变歌》一首，《阿子歌》一首，《丁督护歌》一首，共14首之多。《秋歌》第二首写道：“紫茎垂玉露，绿叶落金樱。著锦如言重，衣罗始觉轻。”《冬歌》写道：“寒闺周黼帐，锦衣连理文。怀情人夜门，含笑出朝云。”（此首除第一句外，与《玉台新咏》卷一O所载梁武帝《秋歌》第一首相同）。这是五绝。《秋歌》写得金碧辉煌而又注入儿女爱好轻装的情怀。《冬歌》虽云寒闺，而夜月、朝云使全诗无冬寒之&&&
感，却只有儿妇的情思与喜迎朝阳的笑靥。似乎红云影中，那人正在奔来。这诗情与景写得既成为一体，而又简洁有层次。
总起来说，南朝乐府诗清新，秀气，与近体诗互有影响。吴声歌曲与西曲歌在乐府中都属于清商曲辞，西曲歌舞诗很多，能歌能舞。无疑乐府诗到南朝进入了它的一个辉煌时代。这与江南的开拉、美学的进人、歌与舞的要求都有关系。
&陈叔宝作为文人是有才的，他酷爱文学，应该说在宫体诗方面址有一定成就的，陈后主既酷爱文学，亦友善文士。“文学且列筵，罗绮令陈后”，因其生恬奢侈，日与妃嫔、文臣游宴作艳诗，作品多为靡艳词，原有文集39卷，明人辑成《陈后主集》，但文学成就并不高。现存诗集抄本一卷，据逯钦立辑本《陈诗》卷四，有99首，分乐府和诗两类。乐府有35题共69首，其中五言57首、七言5首、杂言7首；诗30首，其中杂言1首，其余均为五言。
宫廷游宴诗起于南朝齐、梁，陈叔宝在东宫时就大力提倡蓄文士、才女于宫中，日相游宴唱和。及嗣位，又大造宫室，在光昭殿前造临春阁自居，又建结绮阁供才女张丽华居住，建望仙阁供龚、孔二贵嫔居住。三阁凡窗牖．壁带、悬楣、栏杆等均以沉香檀木为之，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设器物珍奇瑰丽。陈后主于其间及皇宫后庭“使诸贵人及女学士押客抟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选进，持以相乐”。其间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春江花月夜》亦传为陈后主所作艳曲之一。这就使当时盛行于民间的以吴声歌为主的清商新声浸染于廷。陈后主则"于清乐（即清商乐）中造《黄鹂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鬓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绮艳相离，极于轻薄。男女唱和，其肯甚哀”。其自制诗作大多为艳丽轻薄之作。除上面提到的，流传的还有五言乐府《三妇艳词》（1l首）．《舞娟娘》（3首）、杂言《罗敷媚》等。
&《罗敷媚》是陈叔宝为太子时所作，专门写给后来的张贵妃张丽华的。时张丽华为东官侍婢。一日，陈叔宝与孔妃饮酒，张丽华捧卮以进。陈叔宝后赞为“国色”，当即赋《罗敷媚》：
&海棠初试，胭脂嫩、翠巩蒇蕤，体态难支。不许金风用力吹。新妆时样慵梳掠，淡淡蛾眉，欲护蓝芽不自持。
虽整篇浮艳调情，却是俯抬即得之作，且合音律，赋以长短之句，描摹恰当，又富有动感，他所欣赏的“国色”跃然纸上。《玉树后庭花》则是以“亡国之音”著称的传世之作。
丽宇芳林时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筻相迎。妖姬脸似花台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南朝新体待至陈代，在陈叔宝推崇下又前进了一步。其所作七言乐府诗，如《玉树后庭花》、《乌栖曲三首》、《东飞伯劳歌》等，已趋于七言排律。其杂言乐府诗，如《长相思二首》、《古曲》等，可谓发端于唐、盛于宋的词的先声。
&长相思，久相忆，关山征戍何时极。望风云，绝音息。上林书不归，回纹徒自织。羞将剐后面，还似初相识。（《长相思》第一首）
&可以看出，其句式、韵脚和声调，都已接近后起的曲闻．陈叔宝的诗，也不乏妙句，如：
春江聊一望，长洲沙汀起。（《三洲歌》）
雾带城楼开，啼侵曙色早。（《洛阳道》）
菱花指度航，抵荷乱翠影、，（《采莲曲》）
丝调听鱼出，吹响间蝉声。（《七夕宴玄圆各赋五韵诗》）
此处不留凡，自有留人处。（《戏赠沈后》）
陈叔宝的游宴诗中，自一首《幸玄武湖饯吴兴太守任忠》：
寒云轻重色，秋水去来波。待我戒衣定，还咏大风歌。
别具一格于艳靡之外，倒有几分汉高祖刘邦击筑而歌《大风歌》的丈夫气概。诗风浓丽雕饰、华靡浮艳的陈后主叔宝，有一部分乐府旧题作品却独标异彩，清新雅致。其中以边塞诗称著。如《陇头》、《陇头水二首》、《关山月二首》，也是边塞许中的名篇。古陇头在甘肃一带，地高天寒，戍守将士是十分苦的。这是古乐府常见的题材．《陇头》：
&陇头征戍客，寒多不识春。惊风起嘶马，若雾杂飞尘。
&投钱积石水，敛辔交河津。四面夕冰合，万里望佳人。
&这首边塞诗的独到处，在于由戍边之苦引发，不单纯抒发将士的愁苦心情，而是浓缩于鲜明的对比，即陇头边域的寂寥与将士情感的炽热间的对比，戎马战伐的恐怖与夫妻合欢的幸福的对比，准确把握了人物内心痛苦的复杂性。
《陇头水二首》和《关天月二首》这四首边塞涛，是陈叔宝异彩风格的代表作。《陇头水二首》：
&塞外飞蓬征，陇头流水鸣。漠漠扬沙暗，波中燥叶轻。地风冰易厚，寒深溜转清。登山一回顾，幽回动边情。
&高陇多悲风，寒声起夜丛。禽飞暗识路，乌转避征蓬。落叶时惊沫，移沙屡拥空。回头不见望，流水玉门东。
& 《关山月二首》：
& 秋月上中天，回照关城前。晕殃随灰减，光满应珠圆。带树还添桂，衔峰乍似弦。复教征戍客，长怨久连翩。
& 戍边岁月久，恒悲望舒耀。城遥接晕高，涧风连影摇。采光带岫徒，冷色含山峭。看时使人忆，为似娇婶娥照。
前者用“征蓬”、“暗沙”．“厚冰”、“悲风”、“夜丛”等边成之地最悲凉景物衬托将士的形象，然后写他们“登山一回顾”、“回头不见望”，于是“幽回动边情”，思念起“流水玉门东”的亲人。后者将幽而美的月亮从痛苦忧郁的戍边将士心中道来，从向糅人悲凉的美感，“晕缺随灰减”、“冷色含山峭”等描写，拌和着将士冷酷的幽情。这两首边塞诗，对唐代盛行的边塞诗是有影响的。
陈氏宗室，善于文者推陈叔齐、陈叔慎、陈叔达三兄弟，陈高祖霸先重孙慧纪及其子陈正中，陈后主叔宝长于陈胤，以及陈睛等人。
陈叔齐，字子肃，长城人，陈宣帝陈顼第十一子。“博涉经史，善属文”。太建七年(575)立为新蔡王，官至国子祭酒、侍中将军、佐史。入隋，大业中为尚书主客郎。亡国后，“触身世之感”，“推屈原之旨著《籁记》三卷”，“上述庙社，下伤宗亲，虽洋寓乎兴替，尔自见其劣愁”。其在《籁记自序》中这样写道：“予遭变故以来，骨肉淹已漂沦，气焰顿乎消歇。裸将京邑，梦床丘陵。既惭瓜美青门，只笑黍离白下。故虽强对妻孥，都非旧态，行坐卧起.触耳成悲--爰取庄子‘三籁’之义，制采史传八风之言，附诸有声，汇为一简。将以上继出秀之音，下摅离骚之感。冀同遇者之览欢，非欲语于中和之君子矣。”确实是寄托亡国之哀和异乡之痛的。其文辞端丽，且于俪采中泛情。徐陵的儿子徐仪也是陈国的亡国之臣，祯明初官尚书殿中郎、东宫学上，陈亡后入隋，开皇九年(589)至隋炀帝大业书初隐居于钱塘赭山。见了陈叔齐的《籁记》，感而泣曰：“亡国之戚，岂唯一人！种豆之祸，要宜三省。”陈叔齐于是将《籁记》秘藏不宣。可见，《赖记》确实言为心声，写得十分有感染力。
陈叔慎与兄陈叔齐、弟陈叔达都能诗善文，少时陪伴陈后主游戏文章、随赋诗。陈叔慎（571一589），字子敬，长城人，宣帝第十六子。“少聪敏，十岁能属文”。太建十四年(582)，立为岳阳王，时年ll岁，至德四年(586)拜侍中、智武将军、丹阳尹，与叔衡阳王陈伯言、兄新蔡王陈叔齐等日夕陪侍后主游戏文章，“每应诏赋诗，恒被嗟赏”。祯明三年(589)拒隋军，被俘斩于汉口，年仅18岁。
隋文帝杨坚曾对陈叔宝有过一个评价：“如果陈叔宝能把作诗和喝酒的心思用来治国，又怎会有今凡呢？”杨坚要感谢历史赐予他的机遇。仅凭统一天下的功绩，杨坚就能够名垂青史。但是，杨坚也爱好文芝，曾作过两支曲于，一支叫“天高》、一支叫《地厚》。其意思址赞美帝王之道和后妃之德，可惜缺少点艺术才能，曲子的内容和韵律早已杏无踪迹了。两个皇帝，一个写诗自才，一个治国有方，给后人留下多少迷惘、多少思绪啊！
崛起于梁而影响于陈的画祖张僧繇及儿子张善果、名家陆探微、戴逵等，颇得王羲之书法之艺的丁觇、智永和尚和陈文帝一家，以两部史书名扬天下的姚察父子、陆琼，以破镜重圆一诗遗留后世的永昌公主，以山水诗和经典诗遗留下千年的谢灵运和后代比如谢安九世孙谢贞……他们的诗画之作不少被后人千古传诵；徐陵和江总也有好诗传下来，姚最的《续画》、章华的谏文等等。陈朝文人辈出蜂拥，文如群星灿烂。相反，在隋文帝原处的北方，由于鲜申人、匈奴人、蒙古枭雄和胡人铁蹄，真正把许多汉人文化、文学和艺术击成碎片，踏成残叶，使文化支离破碎。这也说明了陈朝建立的意义。
隋文帝的功劳是：把南北朝时期分别发展的南北国士、南北民旅和南北文化整合到了一起，让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了一个更广阔也更深厚的发展空间。唐朝人在谈到南北朝经学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南学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其实这句话不仅可以概括学术，也可以概括整个社会发展。在南北朝分裂期间，南朝就像树的主干，保持着中国文化的根本；而北朝就像大树被撕碎的枝叶，使中华文化破碎而向四周张扬。现在，南北统一像大树有了树枝，终于使树干和树叶长到了一起，这才是完整的中华文明之树。隋唐两朝文化的枝繁叶茂不就建立在这棵大树之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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