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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玺:即印章。古多作封发物件，把印盖于封泥之上，作信验。秦汉以后多称帝王之印为玺。《管子君臣上》:&符节、印玺、典法、策籍。&尹知章注:&符节、印玺，所以示其信也。&
外文名称 Yin Xi
最高等级 玉玺(皇帝的印章)
即。古多作封发物件，把印盖于封泥之上，作信验。秦汉以后多称帝王之印为玺。
印玺起源极早，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物部云：“三代之为信者，符节而已，未有玺也。周礼九节，玺居一焉。玺亦所以为节。郑康成谓止用之贷贿，盖亦用以钤封，恐人之伪易也，称印而已。”最早的印玺为铜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早在春秋中期，印玺已应用于社会活动中。人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印章大多是战国古玺。战国时的印章，称为“玺”。战国私玺形状较官玺小，适宜佩带；以方形为主，还有各种不规则的形状，内容除姓名、官职外，还刻有吉语和生动的动物图案以及大型烙马印等等；材料上有金、玉、陶等。秦代建立起来的印章制度，到汉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并奠定了玺印“盛于汉”的历史地位。汉印种类繁多，显现出方正、质朴、平和、博大的整体风貌，汉印的特点是容量大，在金、银、铜、玉、石等各种材料上，印工用琢、铸、凿等多种制作方法，让印面产生不同艺术效果。篆刻承汉印之风，但趋于瘦挺方直，率意为之，不及汉代印章精整严谨，沉穆雄浑。魏晋南北朝官印各朝均有定制，印材仍为金、银、铜、玉纽，除龟纽、驼纽、鼻纽、瓦纽外，出现了辟邪纽。其时最具特点的印章有四种：多字印、多面印、悬针篆印和朱文印。隋唐至宋元，是中国印章艺术的相对低潮时期，官印存世极少。印玺有阴文、阳文之分，古代印章大多为阴文。
古代的印玺是中国文物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收藏、鉴别、研究对中国文字的产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中国古代印玺包括了鸟篆、大篆、小篆等各种字体，虽然它的体积都很小，却是文物收藏的重要项目。印玺的产生年代很难考据，普遍认为它始于三代之时。印玺的用途、形式各有不同，是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变化、发展而形成的。它最初产生于装饰作用，用玉石做成，佩戴随身，没有一定的定制；后来对美观的要求越来越高，印玺的花纹、文字也就越来越复杂，个人的姓名、官衔也都成为必须的内容；随着配饰风气的增长，印玺成为一种信物，作为一种凭证的出现是到秦代的事了。到的年代，只有皇帝的印章才能成“玺”，而官民成“印”。古印玺为官印或姓名印，到唐宋开始出现表字、堂号、斋名等内容。汉印的主要目的已经发展为铃盖，文字比前代有所改易，古朴典雅，有很高的艺术性。汉代印玺的使用，更加明确了级别定值，如皇太子用金印龟钮，诸侯王用金印骆钮，二千石以上官员用银印龟钮，六百石以上官员用铜印鼻钮等等；再如太子将军称作“章”，其他人员为“印”等等。六朝开始出现朱白文，产生较大的变化。唐代印章多变化创新，但许多文字偏离了六义，无古法可循。宋代崇尚纤巧，字型、印形开始出现较大的变化，异形闲章出现。元代的一些著名文人力图复古，多作朱文。明代开始有人较系统的整理、研究古代印玺，一些收藏家把收集到的古印进行拓印刊行，使古代印玺文物的收藏和研究逐步走上正轨。印玺的名称各有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 玺三代以前诸侯大夫之印通称玺，秦始皇以后为王者独用，以后历代皇帝御玺体形、文字各有变异，但绝大部分都为螭虎钮。2） 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印的名称，但不普及，秦印时期的官印通称“印”。六朝时朱文、白文并行。传世文物中汉印较多，据考证起源于封泥。3） 章汉代印和章并称，而称章的地位更高些，如传世文物“广武将军章”、“御史大夫章”等等。4） 记与章并称，都有识记的意思，如传世唐代观音“大毛封记”、宋代的“永定关税新记”等等。5） 印章印和章连称，汉武帝时期有这种叫法，如传世文物“校尉之印章”封泥“丞相之印章”等等。据考证这与当时尚五行说有很大关系，喜用五字，“之”、“印”、“章”有时是用来填数的。6） 宝皇帝用玺的别称，武则天觉得“玺”的发音接近于“死”，就改称其为宝，以后历代皇帝就沿用下来。7） 关防明太祖时，为防止官僚之间用空白官方文书舞弊，加强关防，就采用半印公文制，如同战国时期的合符一般，来勘测公文之真伪。后来尽管这种半印制度废弃了，但官员们仍称官印为“关防”。印玺的质地、材料差别较大，夏、商、周及三代以前均为玉印，与当时的道德观有联系。秦汉时期只有天子才能用玉印，所以秦汉以后玉印传世很少，是非常珍贵的文物。金银、银印在汉代是出现，从文物、艺术鉴赏的角度看，其材质上的贵重还在其次，它只不过是印玺拥有者的身份地位之象征而已。按照当时的规定，汉代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员，使用银印龟钮，而更小的官员只能使用铜质印。古印当中有极少数印章使用宝石、玛瑙刻成的，于文字艺术无益，只是因为印料贵重罢了。瓷印大约出现于唐宋之间，质地坚硬不易刻制，有点类似玉印的效果。石印在古代未曾出现，宋代才开始有私印出现，传世极少，宋代石质印章很普遍，易于镌刻，效果古拙。象牙、犀角都是汉代低级别官员使用的印章料后世的私印也经常使用，但这些骨质材料较粗软，时间久了字形会变。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之出现，是随着唐宋文人画的勃兴而兴起的。诗、书、画、印的整体艺术观念，是画家、书家们注重在作品上钤盖姓名、别号、斋馆名号等印章。所以即使是那些优秀的篆刻原件已不复存在，我们依然可以欣赏到印章的图像。文、何为明代杰出的家，占据着印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文彭（）是明代大画家的长子，他的巨大贡献是开创了“石章时代”，书画家亲自操刀治印，石章风行印坛，明清篆刻艺术继秦汉古印以后至复兴，文彭功不可没。何震（？—1604）与文彭亦师亦友，其风格多变，整体面目苍劲古拙，在印坛有极高声望，在当时的许多文臣武将都以得到何震一印为荣，待何震死后有片石与金同价之说。邓石如是清代最优秀的、篆刻家以及艺术理论家之一，生于1743年，卒于1805年，著有《完白山人印谱》，其书法被时人评为“国朝第一”。邓石如独具一格的刻风是把篆书的变化运用到印章当中，婉转流畅、婀娜多姿，成为当时印坛上的重要流派“邓派”，与另一支流派“浙派”形成中国印学史上的两个重要派别。吴昌硕（）是活跃于清代晚期的画家、书法家和篆刻家，自成一体，有《苍石斋篆印》、《齐云馆印谱》、《篆云轩印存》等多部印谱传世。他从十几岁开始从事篆刻的学习和创作，对篆法、章法、刀法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尤其讲究布局意趣，刀法老辣，钝刀硬入。他的篆刻艺术风格对近现代日本印学有很大影响。
古印玺鉴赏
石质印的鉴藏印章一般用金、银、铜、玉、象牙、角、骨、石、木等材质制成，其中不乏贵重之物。很多作伪者便以假的或质次的材质冒充真的贵重的质地，从中牟利。对此，只要能从质地上识破，便不至于为其所蒙骗。在质地作伪的印章中，以石质和铜质的为多。石质印，作伪者多以鸡血石、田黄石为对象。如有人将北京房山的房山石用杏仁水煮泡，三番五次之后，黄色浸入石中，以充田黄石牟取高价。但仔细辨认会发现，石软腻松嫩，不如田黄石光洁细润。铜质印的鉴藏铜质印，主要从铸造质量来鉴别。秦汉及先秦古印，铸造印坯用青铜，质地细腻，而伪造者为赚钱常用黄铜，砂眼很多;印章在使用之后，印色仍附着于其上，经过千百年，印色一般变得干凝、灰暗，深浅、明暗不匀，局部有自然脱落，整体给人的感觉是古老和陈旧。印制大小、形状以及纽制都与时代有一定的关系，印章的字体风格、印文的布局、边框的宽窄等也都有着时代特色，如秦代有呈“日”字格布局的半通印;汉印有朱文、白文相间现象;隋唐官印笔画曲折叠绕，发展到宋代形成“九叠篆”;元官印形制加大，不再穿孔佩带，纽变成短钜形把手;元代印边框较前代宽。印纽的形式对于判断印章的真伪更为重要。古代对印纽有一套制度，同一纽不同时代有不同特征。作伪者如果对此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则伪作必然是错乱的组合，易于辨认。印纽的辨识古代公印的纽式，各朝各代都有明确的制度规定，所以在对印章进行鉴定时，首先的着眼点在于此印章纽式是否与这些制度相符合。对公印的纽式作出严格的等级规定可能起始于秦汉。据文献记载，汉代公印纽式是：皇帝、皇后的玺、印用虎纽，诸侯王印用橐驼纽，皇太子、列侯、丞相、太尉、三公、前后左右将军、中二千石等的印章用龟纽，二百石至千石的印章用鼻纽。汉代这种定制对以后各代影响很大。到北宋时，皇帝用玺改为盘龙纽，其他王公大臣和各高级官员用印都以龟纽为多见。明清时期的帝王印都用龙纽，公侯伯和将军印都用虎纽，这一点与汉代不同。古代印章的多种纽式，有些出现的时代也前后不一。即使为同一纽式，在各历史朝代，也会有不同的造型变化，把握其各时代的变化规律，有助于在鉴定中为其断代。
阎氏铸刻铜艺
昌乐阎氏刻铜艺术，源于清朝康熙年间。康熙十五年进士、皇太子讲官阎世绳（1633——1706）与王士祯等文化名流共同研究刻铜艺术。阎世绳精心刻制的铜制品倍受康熙皇帝珍爱。康熙皇帝曾多次将阎世绳刻制的文玩作为奖品赏赐给大臣。许多高官学者也以得到阎世绳刻制的文玩为荣。阎世绳之子阎愉（康熙三十九年同榜进士、工部主事）之孙阎廷佶（雍正二年进士，广西宾州知州）曾孙阎循琦（乾隆七年进士，太子太保工部尚书）玄孙阎学淳（1760——1834乾隆四十九年进士，宁国府徐州府等六府知府）五代进士皆为篆刻名家（阎氏五代七进士）。之后近百年刻铜工艺曾一度失传。直至清末，阎志超整理阎氏遗著，重新发现了阎氏刻铜艺术的文献资料，阎氏刻铜工艺方幸续传承。阎志超（后改名阎少璞）城西门里人，清末民初篆刻家、书画家，中共地下党员。他出生在文化艺术经商的世家，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和创新思想启蒙，所创作的仿古铜工艺作品独树一帜，别有风味。后不幸被日寇逮捕入狱，在狱中有幸结识了北京前门外著名刻章老字号七县馆的老艺人，两人共研篆学，相见恨晚。阎少璞因祸得福，篆技大增，在狱中将毕生制印技术整理成书，秘传给长子阎光崇。阎光崇继承父业，70年如一日深入研究，改进了传统的砂模，将北京篆艺与古代阎氏铸刻铜艺的方法结合起来取得成功并将其毕生技艺全部授之后人。第三代掌门传人阎小平（1958年生人）自年幼便跟随其父习文练字，十一岁时已熟练掌握铜印的所有制作流程。承祖艺之基，习名师精华，得国外专家指点而悟得黄铜落款绝技。落款之字，清晰明朗，简约淡雅，流畅自如且灵动奔越。铜印落款之技，古今未之有也，此为胜人处之一；新技法之于印底篆刻，使得字口深峻可及2毫米，字迹整齐规范，此胜人处之二；经其三十余年反复试验，将失蜡真空铸铜技术发挥至极，所铸刻各种金、银、铜印玺表面处理无坑无疵光滑细腻，此为胜人处之三；又其将铜印多样化，有各类生灵、仙灵亦有抽象、象形等类，一改前人铜印清一色呆板无味的外态风格，并精雕细刻加以抛光，所成之印皆灵气萦绕栩栩如生；此四技一改旧法，铜印亦焕然一新，可誉铜印制作史之大手笔。刻篆字于印底，行落款于印侧，铸雕兽钮于印上，黄铜全身，金光闪耀，甚为大气亦不失精美。曾与著名的刘乐一教授联手攻关，多次为中国领导人铸刻铜印玺，并为韩国总统金泳三，孔子嫡传后裔，台湾著名学者孔德成等诸多及大陆名流铸刻过铜印。其作品之于各界名流中收藏五千余方，乃以求者所需为本，定做各类金银之印，因经济实惠，求印以铜质居多，世人皆称其作品精美非凡。随着社会发展，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思想精神和内容，阎氏工艺在精进的同时不断创作出“龟”“兔”“母子情”，“中华魂”“华人万岁”“无与伦比”等京字印系列，情侣印系列，十二生肖印系列，瑞兽系列，系列，成语印，人名印等无不使新一代年轻人深感好奇与喜爱。清后期社会皆用石质印章，铜印制法从此失传。阎氏刻铜艺术三百年历史，锦华无数，其续传为之家幸，更亦为国幸。自此中国金属印制法在“石章时代”不但幸运的保存下来，而且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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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list && list.length}}中国最早的一批“皇帝印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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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行玺”金印,小图为其印面。泰子金印泰子金印-印面赵u封泥汉南越王博物馆馆长吴凌云表示:有学者曾撰文称“宋代时出现龙钮”,但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龙钮“文帝行玺”似乎把龙钮出现时间往前推了上千年。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长吴凌云接受收藏周刊记者采访时直言:“ 文帝行玺 用龙做钮是目前中国玺印最早的实例。”学者肖华称:“把龙与代表最高权力的帝玺结合起来是南越国的创举。”南越王墓出土了 最早一批“皇帝印玺”收藏周刊:南越王用玺印的情况如何?吴凌云:要讲岭南地区出土的玺印是回避不了南越王的,作为岭南印章的始祖,南越王有独特的意义。岭南的开放从秦始皇开始,而南越玺印文化具有非常浓厚的秦印风格,例如有一枚“泰子”印,这里的“泰”,又通“太”,汉代后才写成“太子”。南越王墓出土的印章,在印文上可谓极尽中国最强盛时代的“文字之美”,现在无论是篆刻还是治印,都在“宗法秦汉”。无论如何学习,都要在秦汉时期寻找源泉。所以,南越国的玺印是“宗法秦汉”最好的模证。南越国恰好是承接了秦朝到汉武帝这么个强盛的时代。收藏周刊:从秦到汉,玺印有怎样的变化?吴凌云:从玺印制度来看,秦始皇的功劳非常大,他规范了玺印的使用,到了汉武帝时期就出现了玺、印章的不同使用方法。而从南越王墓出土的玺印来看,根据“文帝行玺”用“玺”,“帝印”用“印”,“夫人玺”又用“玺”的特点,可以看出当时玺印在规范上还处于摸索阶段,还处于相对混沌的状态。从科研角度看,南越王的这批玺印很有实证意义。收藏周刊:从目前南越王墓出土的玺印来看,它为中国玺印研究提供了怎样的参考价值?吴凌云:南越王墓出土了中国目前可见最早的一批“皇帝印玺”。众所周知,皇帝这个称谓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秦始皇的印尚未发现。而作为秦始皇属下的大将南越王赵佗,(从合理的逻辑推断)应该见过秦始皇的印章。所以,南越王墓出土的皇帝玺印便可为我们了解秦代皇帝印或秦汉皇帝玺印的源流提供了最好的实物依据。这也是中国目前见到年代最早、规格最高的一枚金印。且用龙做钮也是目前中国玺印最早的实例。十字界栏是南越王玺印强烈的符号收藏周刊:早期玺印均没有用龙做钮的现象,为什么南越王却用了?吴凌云:我们推测秦始皇使用的玺印也可能是用龙做钮的。龙是中国古代真命天子的符号或是象征,秦始皇更有“祖龙”之誉。所以,这批印章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皇帝用印的基本情况。再看这个龙形已经基本具备了“中国龙”造型上的特征。收藏周刊:这枚玺印还有哪些特点?吴凌云:这枚印章是目前见到的最大的(秦汉时期)皇帝玺印。因为在汉朝时有规定印章大小,为什么印章叫“方寸天地”,就是在一寸之间施展才华。一寸在汉代是2.3厘米,所以大家都是用这个尺寸,有的更小,仅1厘米或0.8厘米。而皇帝会大一些,有的是寸二,即2.5厘米到2.8厘米间。可以跟南越王这枚玺印媲美的是1967年在西安发现的“皇后之玺”,但那个玺印比“文帝行玺”要小,只有2.8厘米宽,而南越王的是3.1厘米,因此,这枚玺印是目前发现同一朝代中最大的。收藏周刊:为什么要做得这么大?吴凌云:与自尊号“文帝”概念一样,说明他内心自大,不满足封王,而要自称帝,包括用龙做钮这一点,都说明南越王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效法秦始皇,达到与秦汉帝王平起平坐的野心。也因此,可以推测赵佗自称“武帝”。同时,这枚玺印可以证明《史记》记载的南越第一、第二代主皆称帝的事实,同时,通过这枚玺印可以看出南越国与中原皇帝用玺制度的区别。“行玺”,即“天子行玺”,这枚玺印也佐证了“天子六玺”的说法。而关于“皇帝信玺”有一块很小的封泥,是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里的,原为民国时期山东藏家所有,估计是战乱时期流落海外。这一小块封泥有很多人推测应该是秦始皇的用印。那么,两者间就可做类比了。另外,南越王的玺印有个很强烈的符号,就是边栏界格。而徐州狮子山里出土了一批年代比南越王墓还早的印章,但那些印章全都没有界栏。因此,收藏界和鉴定界便把边栏界格作为秦印跟汉印的本质区别。所以说,这批玺印在我们了解秦始皇时期的玺印制度时,有非常好的坐标意义。收藏周刊:好奇的是,为什么这里出土的“夫人玺”以龟作为造型?这样的情况在同一朝代多吗?吴凌云:不同的钮会反映出不同的地域和时代特征。例如有些少数民族会用蛇、骆驼的造型等做钮。汉代官印里边用龟做钮的印章是非常多的,因为古人认为是长寿吉祥的象征,是北方之神。这里更值得一提的是,南越王墓出土了一枚以鱼做钮的印,那是一枚少见的太监印。简介吴凌云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长、研究员。记者手记汉代十二枚金印中 南越王墓占了四分之一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展厅中,我们可以看到南越王墓共出土玺印23枚,质料为金、玉、铜、绿松石、象牙、玛瑙、水晶等。其中金印3枚、玉印9枚、铜印5枚、绿松石印3枚、象牙印1枚、玛瑙印1枚、水晶印一枚。23枚玺印中有印文的为12枚、无印文的为11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已发现的汉十二枚金印中,南越王墓便占了四分之一。所谓“方寸天地展才华”,这些玺印体型均较细小,直径多数为2-3厘米之间,有说法推测当时由于主要使用竹简,每条竹简较窄,因此,玺印不能太大。而作为当时随身携带的信物凭证,也许体型细小会更为方便。“文帝行玺”作为我国目前考古所见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也是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其印面阴刻篆书“文帝行玺”印文书体平正、布局整洁、蟠龙做钮、龙首微昂,作欲腾跃疾走状,堪称时代杰作。学者肖华认为,这充分反映了南越国在承袭秦汉之制的同时,还具有浓郁的本地区文化色彩。“把作为皇帝象征的龙与代表最高权力的帝玺结合起来,可谓是南越国的创举”。知多D封泥封泥是古代抑印于泥,用以封缄的遗迹。古代的印章,在纸发明以前,主要用于证明身份和盖印封泥。盖印封泥这一铭记方式始于西周,终于纸已通行之晋朝。封泥的原料是柔软、光滑的黏性泥土,制法为取黏性土进行筛选、过滤、冲洗,制成澄泥浆,然后将稠泥浆贴在捆好书绳的财物或简册的锁扣处,在其尚存软性的似干非干之时,用刻好的印章在封泥上盖印(压印),从而留印迹于封泥之上,人们为了保护封泥不易破碎,还发明了封泥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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