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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俸禄考
著名历史学家全汉升认为&中古自然经济&是自汉魏以后开始出现的,可是种种迹象显示,自然经济化情况在两汉之际已开始出现.两汉俸给由西汉时以钱币为主转变为东汉时的半钱半谷,汉晋以后则发展为以实物支付为主的模式,可见,中古自然经济的发展有其历史渊源,而战争及币材不足只是当中较表面的原因,更重要的可能是受到当时货币思想倒退,甚至出现反货币思想的影响.
ZHAO Shan-xuan
作者单位：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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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认可”新一轮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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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流弊张宗刚新世纪五年以来,当代散文领域问题颇多。本文意在通过个案分析与整体观照,揭橥其问题所在。 窃以为,当今散文特别是大散文,更多需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书写而非文人化书写,是知识分子书写而非士大夫书写,是思想者书写而非名士书写。但综览余秋雨、贾平凹的创作,包括老一辈的张中行、汪曾祺以至孙犁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文人书写、士大夫书写、名士书写的特点,而鲜有文化书写、知识分子书写、思想者书写的特征。譬如首倡“大散文”的贾平凹,其近年散文呈现出的造作的口吻,拿捏的风情,畸形的审美,龌龊的性意识,恰恰对其闳深可观的散文主张形成一种逆向解构。余秋雨则缺乏对人、时代、现实的深入体察和永恒关注,行文姿态优越,在对大众的刻意迎合中回避批判,漠视民生,亮丽的现代包装,掩不住才子佳人的陈腐气。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大散文的代表人物,应是韩少功、史铁生、张承志、张炜、朱学勤、南帆、筱敏等人,绝非余秋雨、贾平凹等辈。因为韩少功们的作品中,不乏天问式的情怀,不乏面对世界和现实的勇气,不乏拷打一己灵魂的惨痛酷烈;大散文的首要衡量标准,即是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情怀。 孙犁才高情洁,独立于文坛,晚年更以众多的散文、随笔、杂感、序跋、札记、书信、笔记小说引人注目,他也常被一些论者奉为散文宗师。孙犁作品色调不一,但总体上偏于黯淡乃是公论,这与孙犁本人的气质性情禀赋有关。孙犁的散文世情阅遍,铅华尽洗,不论记人、叙事、抒怀,格调均趋于清冷端庄,在对丑恶的规避中,显示出纤弱敏感的人性底色;其内心世界的枯槁、伤感、自闭,抗争精神的匮乏,也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世故心态的映射。如《谈自裁》写自己因为优柔寡断的性情,在浩劫期间几度萌生死念而未遂,由此叹息:“我乡有谚语:好死不如赖活。虽近平庸,仍不失对轻生者之一劝也。”可谓艰辛历尽风尘压身后的沉痛语。作者写“文革”造成的精神创痛,欲言又止,不见斗士风骨。孙犁的确有一种文字洁癖,明乎此,则其作品色调的黯淡,格调的清冷,生命热度的缺乏,也就不难理解了。巴金那种“与民族同忏悔、与大海共气魄”的烈火情怀,孙犁身上几乎是看不到的。 新千年以来,张中行先生已基本辍笔,但其“负暄”系列散文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及《流年碎影》等影响力不减。张中行对于中学、西学、金石书画、文物古董皆有精研,下笔信手拈来,火气褪尽,在回忆沧桑旧事、书写文化乡愁中,呈现出陈年老酒式的美丽情感。《负暄琐话》开启了新时期以随笔文字回忆近现代学人之先河,允为经典;至《负暄续话》渐露油滑琐屑迹象,文字亦由简洁利落渐转冗长,出现了部分充数之文;《负暄三话》则气象衰飒,思力式微,往往将旧事琐闻,不加提纯,随意连缀成篇,既无文史价值,亦乏艺术价值。从《负暄琐话》的明朗凝练,到《续话》、《三话》的饣豆饣丁成篇,“负暄”三书的一蟹不如一蟹,几乎成为中国文人个体创作历程中摆脱不掉的宿命――无论身负多高的才华,多大的学问,一旦为写而写,总不免堕入魔道,菁华流失。尤需指出的,是张中行文本中总有一股割舍不断的名士气,意态悠然,时时可见。 这些年,汪曾祺的散文作品一版再版,走红不衰。汪曾祺的文字风度散淡,温馨静美,有名士之风,又不乏人情味与烟火气;其人生态度与文化态度,看得出儒释道交融的影迹,体现出中国特色的随遇而安。汪氏散文与明清小品文颇见渊源。某种意义上,他的文本可视为士大夫精神的化石。应该说,汪曾祺那些化沉痛为跳脱的文字,更多的是中国特色的乐感文化的体现,而非西方式的以崇高美为主体的痛感文化的映射。“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殆矣。”(《泰山片石》)的确,汪曾祺偏好中国特色的小桥流水,东方风格的风花雪月,宁取热闹,不喜冷清。如在《天山行色》一文,面对荒凉的赛里木湖那铁灰色的水,灰黑色的巨浪,汪曾祺写道:“赛里木湖是超人性的,它没有人的气息……湖边很冷,不可久留。”表现了对崇高美的拒绝。这正是一种世代相袭的以中庸平和为审美风范的士大夫风习的薰染沾溉所致。汪曾祺师承沈从文,已见精神的退缩:沈氏文本中固有的蛮野之力,传至汪曾祺则少之又少,几至于无;后世写手学汪曾祺,只怕得其皮毛者多,得其骨血者少。汪氏散文对于白话汉语的运用几臻炉火纯青,客观上表现为一种反崇高、反英雄、反宏大气象的格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杜甫《戏为六绝句》),尽管汪曾祺不乏现世情怀,但其文本深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儒家文化精义和中庸文化要旨,总体上缺了金刚怒目、邢天舞干戚式的张扬,缺了那种不平则鸣的血性、拍案而起的雄烈、特立独行的峥嵘、呼天抢地奋不顾身的文化情怀,终究难以构成火山喷发式的强悍冲击力。汪曾祺散文是百花齐放之一枝,却在一轮轮的推崇热浪中,几欲被尊为牡丹式的“国花”,这是一种悲哀,某种意义上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一个民族对宏大叙事的疲惫与拒绝。中国文学不仅需要曲径通幽的苏州园林,需要美仑美奂的鼻烟壶、景泰蓝,更需要金字塔、兵马俑、万里长城、需要商彝夏鼎、汉柏秦松。正如张中行一样,汪曾祺文本中那种随处流露的名士风度,读得多了,难免让人生隐逸之念。 贾平凹早期的散文笔墨老成,旨远意深,善以情感脉络作线而随物赋形,清丽阴柔,对于80年代散文的革故鼎新功不可没。贾平凹90年代至今的散文,专意于谈吃喝玩乐,琴棋书画,鼓噪名士风流,张扬自恋情结,消解了原本无多的理性精神和现代意识,审美心理亦趋于病态畸形。仅以其近年创作的长篇“行走散文”《西路上》为例。该文贴着新鲜的标签,充满自恋自夸的个人情怀和恶俗的商业气息。全文拉杂琐屑,将眼中所见和一些浅薄的个人体验流水账一般写下来,几乎成了废话大全;贾平凹不谙章法、不懂剪裁的弊端尽显。而朽念绮思不断,竟成为结构文章的红线。在贾平凹,这种“行走”,是为了莫须有的“失恋”而行走,且是乘车(优质越野车)行走,乘机(飞机)行走,而非用脚行走。作者津津乐道于剽香窃玉式的美艳意念,通篇充斥着暧昧的情色言说,弥漫着委琐格调。常识性的历史错误在文中屡屡出现,如把昭君出塞和班超从戎的时间搞错,把飞将军李广与另一历史人物冯唐混淆,还将汉武帝派李广征讨大宛的时间安放在霍去病征讨匈奴之前,等等。尤其作家对龌龊不洁之物情有独钟,笔下动辄出现“痔疮”“大便”“拉屎”等词,几成一种嗜痂之癖。测字,算命,调情,黄段子,如此污七八糟的杂烩,竟串联起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散文。贾平凹在文中尽情展露自己的才子气和情种本色,毫不掩饰形而下的肉欲骚动。这些都可能是“真”的,但决不是善的,更不是美的。“要永远记着一个女人,就必须与这个女人做爱。如果要彻底忘却一个女人,也就必须与这个女人做爱……女人站起来是一棵树,女人趴下去是一匹马,女人坐下来是一尊佛,女人远去了,变成了我的一颗心。”如此本色,不展示也罢。 《&平凹散文&序》(见《五十大话》一书)说:“皇帝养活一国的人,我才养活了几个呢?”表现出一种本末倒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200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推出了《贾平凹谈人生》,全书26万字,内容几乎全是贾氏旧作的杂烩与翻版。书中凡人生、故乡、城市、测字、收藏、健康、足球、爱情,无所不涉,依旧鸡毛蒜皮,谈玄说幽。贾平凹尤其嗜谈私密体验,如称自己有特异功能,“夜里做梦,做到夜半起来小解,只要闭眼不让梦断,梦就不断……”等等,煞有介事。因了生命激情和创造力的衰退,贾平凹整日收藏古董,迷恋石头,卖字画,索润格,谈测字,论风水,装神弄鬼,自鸣得意,如此行状,简直成了现代巫师,还指望他能有多大出息呢?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自拥有不同的人生,但并非人人都享有在公共空间里谈论一己人生的权利。说到底,这有资格“谈人生”的主体,应当葆有一种现代意识和博大胸襟,惟此方可给读者以人生指导。贾平凹显然并不够格。才子气、名士气、小农气的杂糅,使其作品散发出某种不良味道。 余秋雨语言天赋不凡,行文开合自如,声情并茂,集怀古幽怨、现实感伤、古典雅趣于一炉,对于普及历史、文化、文学的常识功不可没。《文化苦旅》是在一种相对无功利的状态下写作的,俗气尚少;《山居笔记》余势不衰,但已体现出令人隐忧的自恋情怀;之后的《霜冷长河》则显出了养尊处优的名流派头。余秋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刻意追求戏剧效果与惊艳效应;在他那里,语言成为一种魔方,可以随心所欲,自由组合。余秋雨相对出众的语言才华和相对高明的叙述策略,使得他笔下所写虽属常识,但经过一番语言的妆裹,总有其动人处。如《千年一叹》中的《元气损耗》谈埃及人的得过且过,《我拒绝说它美丽》对印度文明的审思,都有可取的视角。余氏文本,多的是清词丽句,文采风流,少的是内心的真实――倘有其“内心的真实”,那也是一种士大夫式的优雅自得,顾盼自雄。在我们寄身的这个问题丛生的时代,作为知识分子的余秋雨自然清楚他更应该关注什么。可惜,余秋雨的写作变得越来越精明、下笔越来越有所选择了,他早已自动放弃了《家住龙华》、《酒公墓》式的优秀现实主义路数,为文不从博大的时代与普遍的人性出发,多是沉溺于一己的才子情怀的书写。文化立场的保守,思想的贫弱,浓厚甜软的文艺腔和名士气,导致主体性的丧失。 2004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余秋雨40万字的“记忆文学”《借我一生》。这是一部具有自慰和粉饰性质的传记文本,夹杂了不少个人恩怨。对于一个名作家,读者更为关注的是他字里行间透出的人文情怀、人格力量,这一点余秋雨令人失望。他在书中把自己写得几近完人,屡屡借港台人之口自夸为“铁汉子”、“第一魅力男子”,对批评者则一律无情回击,统称为“市井文人”。书中还不时冒出“我在从未做过一天副教授的情况下已破格晋升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十多年前,那时我已经是正教授了,他好像还是讲师”等语,显示出洋洋自得的浅薄。余秋雨以“衣着潦草的古先生”指称与他打官司的古远清,流露出以貌取人的势利作派。对指出他书中文史差错的金文明,余秋雨写道:“全国那么多报纸都刊登出他赳赳勇士般的肥硕头像”,不惜将对方小丑化。作者在书末写道:“会让祖宗不悦的是,对我的诽谤者和对盗版的辩护者中,竟然也有两个余家子弟。对此我会求告祖宗,不必动用家法,挥手摒逐便了。”这里的“两个余家子弟”,显然指与他有过笔战的余开伟和余杰二人;何等的轻描淡写举重若轻,又是何等可笑的精神胜利法。 作为典型的个案,余秋雨的人与文充分印证了,一个作家,无论如何才情横溢,表现于文本,最终起作用的终究是人格的力量――人格决定文格,决定了一个作家在文学征途上到底走多远。在张扬名士气和功成名就感方面,余秋雨与贾平凹可谓殊途同归,只不过,余秋雨看起来像一位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绅士”,贾平凹更像是一个身着长袍马褂再加中山装再加西装的小农与知识分子的奇妙混合体。 近几年,李国文发表了大量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散文随笔,结集为《大雅村言》、《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等多部著作。其中《大雅村言》获鲁迅文学奖,《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李国文的随笔嬉笑怒骂,言之有物,对历史知识驾轻就熟,但却在对人物的随意调侃臧否中,流露出历史观的虚无与价值观的错位;他那些借古讽今的文字,颇多“嬉皮”色彩,而往往丧失了宽厚与包容。 《金圣叹之死》一文称金圣叹为“脓包型文人”,写道:“他到玄庙观哭庙去,是不是有点弗洛伊德因素,想在漂亮的女道士面前露一手,也未可知的。文人,一抓住能在异性面前表演的机会,无论老者少者,在性激素的催情作用下,便禁不住要搔首弄姿,引人注目,这也是古今通病了。”《牵犬东门岂可得乎?》以艳羡的口吻提及晋代文学家陆机:“这位风流才子型的、知名度又非常高的公子哥儿,我想他一定很自负,因为他具有名气、才分、金钱、权势四大绝对优势。我遍数当代作家,兼备者简直找不到,不是有才无名,就是有名无才,不是有钱有势而无才无名,就是有名有才而无钱无势,当然,勉勉强强,降低条件,也不是不能挑出几个,可不是地瓜,就是土豆,不是獐头鼠目,就是歪鼻斜眼,真有黄鼠狼下豆鼠子,一代不如一代之憾,让人扫兴得很。”一腔莫名其妙的心火,读来灼然可感;一副求全责备的口气,让人满头雾水。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中,某种浓厚的怨怼之气澎湃而来,这使得作家的借古讽今不无含沙射影之嫌。 《从严嵩到海瑞》把清官海瑞说成“屁事不顶”的“道德大主教”;《李太白之死》说李白“渴嗜权力,追逐功名,奔走高层,讨好豪门”;《王安石之死》说王安石“他相当小人,而且,很伪君子”,是“以怪待价而沽,以怪欺世盗名,以怪招摇过市,以怪不可一世的文人”;《方孝孺之死》说方孝孺“傻不叽叽”,“偏执,拘谨,认死理,不知好歹”;《唐朝的声音》调侃嵇康“想在杀头前作闭幕秀”……诚所谓恶俗之气,弥漫文本。《王国维之死》则说王国维投湖的缘由“是那些仨瓜俩枣的银钱往来,是那些油盐酱醋的生计家事,是那些牵涉到个人、家庭、儿女等等狗屁捣灶的成堆问题”,认为王国维死得“油渍麻花,不干不净,搅七念三,卑微困顿”,“但他没有想到,由于这样一种死法,效果倍增,影响弥远……一下子,拥有了很大的知名度……王国维从此成为比所有国学大师都要大师的圣人。”作者不去挖掘王国维之死所体现的悲剧精神、抗争意识、文化意义,反而一味消解神圣,亵渎死者。尤令人瞠目的是这样一段话:“50年代的政治运动,60年代的‘文化革命’,多少学者名流,教授权威,文化大师,学术泰斗,被折腾得痛不欲生,可从未听说有人起而效仿王国维,毅然跳湖。其实,他们住得离颐和园都不远,即使没有洋车,腿去也就半个钟头。”在不加节制的冷嘲热讽中,流露出鲁迅笔下衍太太式的阴暗心理。李国文每写到文人倒霉,分外来劲,必欲冷嘲热讽而后快。《方孝孺之死》也说,“无论如何得想方设法活下来,哪怕当癞皮狗,哪怕当三孙子,也在所不惜”。《张居正之死》则提倡做人“留有余地”、“见好就收”、“激流勇退”。这类发散着市侩气和犬儒气的话语,无疑远离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与王朔《无知者无畏》中《我看老舍》一文的不谈人格、气节、精神,一味崇尚活命哲学的痞子腔调何其相似――在对严肃的知识分子精神的解构中,彰显创作主体人文情怀的缺失。《从严嵩到海瑞》分析明王朝普遍的贪污现象时说:“既然贪污是官员的一种生存手段,贪污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贪污是这种病入膏肓的社会的必然伴生物,不贪白不贪,贪也不为耻,还有什么必要洁身自好呢?芽“这样一种刻意为之的反讽语调,极易引起歧义和误读。李国文先生的失误,大约就是沉溺于正话反说的快感中不能自拔,终至于随心所欲而逾矩,忘乎所以而失度,得意洋洋而失控,引得读者侧目。何况李国文的随笔,往往只是围绕既往历史以曲笔做文,貌似激昂高亢,实则并不敢真正直面现实正视黑暗。在避重就轻、大言讨巧、安全优雅地保持批判距离和自我身份方面,李国文很像余秋雨。 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观念。尽管历史上这些仁人志士不乏时代的局限性,但他们那种敢怒敢言热血澎湃的“有知者无畏”的精神内涵与风骨气节,毕竟体现了求真向善崇美的精神。指出历史人物身上的不足并加以剖析批判是完全可以的,但无视特定的历史语境,率尔操觚,轻薄为文,统统作一刀切式的调侃,某种意义上便与王朔那些只求口腔快感式的文字相通了。平心而论,李国文那些挖掘文人阴暗面的随笔文字不乏大气,对于当下文化人的人格建构也不无镜鉴,但一味追求淋漓痛快,笔无藏锋,难免词气浮露,思想的冲击大为削弱;尤其李先生行文的油腔滑调,刻意将历史人物小丑化、漫画化,使得在他那里,历史与历史人物成了小孩子手中的变形金刚,全无一点正经。在指桑骂槐指鸡骂狗中,古人很不幸地成了李国文的箭靶子。在一种源于文章自信的倚老卖老心态的支配下,李国文无往而不反讽,处处黑色幽默,悍然解构了知识分子身上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立功立德立言的人文精神。这无异于在倒洗澡水时,连澡盆中的婴儿一同倒掉。 《得意与忘形》写北魏重臣崔浩在编撰北魏《国史》的时候,“务从实录,以彰直笔”,惹得皇帝大怒,尽诛清河崔氏,作者崔浩的悲剧在于他个人的得意忘形:“这个得意忘形的崔浩,路便走到头了。其实在作家中,也有类似的人物。还记得在‘春风得意马蹄’的时候,即使坐在沙发上,也是四肢展开,呈‘大’字形的张狂,眼睛抬得很高,凡人不理,谁也不在他的话下,连地球也看扁了。等到大难临头,灾祸迭生,风云莫测,吉凶未卜时,便魂飞魄散,六神无主,瑟缩发抖,惶惶然不可终日;请他坐在沙发上,也只敢欠着半边屁股。”将现代“沙发”中的当代作家中的轻狂之徒,和历史上秉笔直书不畏强暴的崔浩相提并论,把私人急愤与历史公义一锅烩,可谓南辕北辙。《阮大铖之死》写道:“吴应箕、陈贞慧、侯方域、黄宗羲等复社名士,又贴出联署的《留都防乱分揭》,彻底揭发阮大铖为奴、为蟊贼、为乡愿、为赃官的罪行。这实在是中国文人互斗史上最奇特的一篇文字。窃以为‘文革’期间的大字报,若是溯本追源,老祖宗应该是在这里。”几位正直的复社名士则被李国文称为“红卫兵”。这种把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与寻常文人间的勾心斗角硬性对接、正邪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荒唐甚矣。 李国文的文章还存在着严重的身份歧视问题,尤其对于草根阶层颇为不屑,一律斥之为“小农”“农民”,流露出市侩式的清高刻薄。《美人计》嘲笑历史上那些农民政权的统治者是“昨天的庄稼汉”、“腿上泥巴还未洗净的农民”。《假如阿Q当作家》说:“草根阶层的性事,更多缘起于动物本能。刘宗敏进了北京,第一件就是找陈圆圆,恨不能当场按住,宣泄他的性饥渴。那个洪秀全还未打到南京,弄了许多美人共眠宿,其性行为与踩蛋的公鸡无异。”《唐朝的声音》说,“出身于农民阶层的统治者,天一黑,通常就使出全部精力于室内的床上作业。”这是一种“唯出身论”,一种想当然。 《和王申跌倒嘉庆吃饱》也说:“和王申,作为小农,鼠目寸光,作为穷人,惜财如命。”《李后主之死》则说:“中国皇帝平均文化水平较低,而且大部分出身农民,这也是中国文化人屡遭皇帝蹂躏的原因。”《李卓吾之死》更表现出市侩式的成见:“来自穷乡僻壤的外省青年,更是生命力特强,存活率特高的一族。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敢于投机,敢于冒险,敢于钻营,敢于巴结,甚至敢于无耻的精神,比之在优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同龄人,强上百倍。由于出身清苦,处于底层的原因,这些人对于财富的冀求,权力的渴慕,往往表现得非常贪婪,有时达到病态的癖嗜。……这种干劲,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城市人所不具备的。”这是何等赤裸裸的身份蔑视。 作家推想王安石如何对苏东坡“文人相嫉”(《王安石之死》),万历皇帝如何对张居正怀有“男人的嫉妒”(《张居正之死》),李清照公爹赵挺之因为“诌不出几句像点样子的诗词”而对他的儿媳妒火中烧(《花自飘零水自流》)……李国文推人度事,不从崇高处想,专从低俗处想,不从正面着眼,专从反面揣测,让人看不到亮色、光明与希望,看不到任何神圣的可能性;故其文字虽圆熟老辣,纵横捭阖,却因了荒腔走板,时时散发出市侩气息。究其实,作者衡量评骘历史人物,用的不是知识分子话语和人文眼光,而是市井话语、世俗眼光。也许在李先生看来,人文精神有真有假,但用市侩意识来消解他所认为的“假”人文精神,总不免流于以毒攻毒。多少年前,李先生的后辈王朔早已将这方面的文章做猛做足。 时下,李存葆的大散文常常以招眼的篇幅出现于一些文学名刊,它们短则一两万言,长则四五万言,连以蟋蟀为题的《国虫》一文竟也达到三万五千言,可谓洋洋大观。李存葆近期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大河遗梦》,所收《鲸殇》、《祖槐》、《大河遗梦》、《飘逝的绝唱》、《东方之神》诸文,表现出对重大题材和社会轰动效应的执着追求。作者忧黄河断流、汾河污染、物种灭绝,努力思考环境保护与生存发展、爱的迷失与情感危机、现代文明进程中人的异化等等和历史、生命、自然相关的大题旨大命题。这些年,为了创作大散文,李存葆搜集资料,钩沉历史,埋首典籍,忘情词赋,孜孜研习中国传统文化;其文本垂青宏大叙事,标举浩然正气,得“赋体散文”之誉。“十年辛苦不寻常,一篇写罢头飞雪”,李存葆的苦吟精神可嘉,但其作品选材、资料、分析、考证、构思、创意均不脱传统的骚人墨客之思,缺乏独立的生命意识、生态意识和人类意识。尤其李存葆下笔文白缠杂,寻章摘句,雕肝琢肾,远不能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常常以呆板的书面语代替了典雅的文言,以乏味的大白话代替了活泼的口语,给人的感觉是在用方块字堆砌七宝楼台,看上去眩人眼目,拆开来不成片断。这使他的“赋体散文”,既得汉大赋式的铺张扬厉,也得汉大赋式的呆板凝滞。若论贯通古今纵横中外的气势,余光中式的大手笔美文允为翘楚;李存葆那些追求骈散并用的精致、高古幽深的含蓄的文字,相形之下就寒伧多了。 李存葆喜欢从简单的故事中升华出精神的追寻与人性的叩问。作者在形式上追求大气磅礴文辞华丽,讲究对仗排比音韵结构,试图达到纵横有致气象万千的佳境,却因了主体意识、文化思想和审美价值的匮乏,在对大主题、大题材、大情感的追逐中走向大而空,连篇累牍竟翻不出新意花样,有的只是语言的藻饰、文字的叠罗汉。兜售大路货以求出彩,这是一种奢望。若无高屋建瓴的文化视角和精辟见解,纵然词句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亦不免沦为一种文字填鸭术。《大河遗梦》试图集天文地理、历史文化于一体,追索远古以来的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祖槐》试图沿波讨源,论真去伪,展示作家的学者功力;《东方之神》不惜搬取庞杂的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知识来诠释关公这一传奇人物;《永难凋谢的罂粟花》更围绕古典名著《金瓶梅》大作文章。作者正襟危坐,旁征博引,但通篇多是常识常理的重复,所思所谈不出读者预想,密不透风的资料堆砌和词语藻饰遮蔽了作家的文心,损害了散文的本真,流露出的恰恰是一种文化的不自信,更惶论新鲜的思想冲击和审美挑战了。 同属生态环保主题,张承志两万字的大散文《匈奴的谶歌》典雅而沉雄,愤激而从容,渗透着自觉的文体意识和生命意识,比之李存葆为赋新辞强说愁的《鲸殇》、《大河遗梦》诸作,便有斫轮老手与文章学徒、世家公子与暴发户之分。刘长春《大地笔记》中的一些篇什,如两千余字的《蓝色的黄河》,写来干净,自在,随意,纯粹,亦不下于李存葆的长文《大河遗梦》。“黄河,这就是‘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的黄河吗?黄河,这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吗?黄河,这就是‘天生圣人为万世,惊涛拍岸鸣春雷’的黄河吗?黄河,这就是‘劲催双橹渡河急,一夜狂风到海边’的黄河吗?黄河,这就是‘桃花水涨冲新渠,船船满载黄河鱼’的黄河吗?……”(《大河遗梦》)如此呆板无味的排比句式,除了证明自己读过几句古诗词外,又有什么意义呢? 张炜的散文一向倾力于书写思想者的心路历程,抗争世俗,自明心志,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严肃的精神思考和执着的入世情怀。但与其小说一样,张炜散文在对农业文明的眷恋中,表现出了对工业文明的抗拒,在对精神向度的追求中,也一直存在着简单的二值判断问题。时代飞速发展,社会日新月异,作为时代和社会的观察者的作家在对时代、社会进行文化评判时,尤需一种全局观念和包容心态,如果纯然从个人视点出发,而不从人类的普遍经验出发,对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结构缺乏关注的兴趣,过于倚重个体的力量、道德的自信,就会在价值观上偏执一端。事实上,张炜的个体经验常常只是作为特例而存在,无法与大众相通。如《我跋涉的莽野》说自己从小怕人,“我对这个越来越吵闹的成人世界是反应强烈的。我当然不喜欢,不习惯,本能地要躲避和反抗。……我对付它的方法就是不断地靠想象返回自己的过去,进入我的那片莽野。”这是一种对实在世界和现代文明的病态拒绝。《世纪梦想》担心高科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网络垃圾无法打扫,核威胁鲠在心头,电视衍生的大面积低俗文化”,作家更多关注技术的负面效应,而较少看到技术造福人类消灾弭祸的正面事实,流露出义和团式的偏执。《有一个梦想》写道:“宏论已经太多,先是应该打住,然后去大街上,去寒风里,扶起垃圾堆旁摇摇晃晃的饥汉,给无衣无被漏屋破锅的贫民想个办法。”其悲悯情怀固然可嘉,字里行间却也流露出“新左派”式的简单思维。在一个消解启蒙的时代,张炜以启蒙者的姿态昂然出现,但启蒙主体原本良好的文化理念,倘不能与当下的中国社会现状相结合,则于世无补。我们期待张炜能够解开他的农业文明情结和道德主义心结,真正做到视野博大,境界高远,思想深厚,智慧从容。 张承志近年出版了《一册山河》、《谁是胜者》、《文明的入门》、《鲜花的废墟》等散文著作。十年来,张承志作别了小说,专事散文随笔的写作,这一点与鲁迅后期的专攻杂文仿佛,看来,他是找到了一种批判社会人生的更为直接有力的武器。但张承志有鲁迅式的激情,却无鲁迅式的理性,有鲁迅式的尖锐,却无鲁迅式的深刻。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怀遮蔽了他身上本应有之的现代意识和博大视野。在文化立场上,张承志既反封建、反专制,亦反现代、反文明,呈现出奇妙的悖反。这使得他常常如黑旋风李逵一般,化笔为斧,不分青红皂白排头砍去。必须承认,张承志的散文奇崛、高傲,充满历史厚度和生命激情,富于情感冲击的语言和呐喊般的句式节奏,对当下散文创作中出现的消费化、快餐化、帮闲化倾向构成强力反拨。他以奋不顾身的姿态,张扬正义、崇高、血性,痛斥物化与俗化,在以笔为旗的愤激里,蕴含着浓黑之色,发散着阳刚劲挺,显出汉民族难得一见的决绝气质。只是这种拜伦式英雄的桀骜不驯,也往往使他自己偏离了健康的民众意识及平和的文化立场。 读张承志近年的文本,明显感受到作家对回族兄弟那种“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式的炽烈情怀,可惜,作家有时未能将这种同胞挚情扩大为人类之爱。于此,张承志显出了局限。诸如,面对为争夺草场发生纠纷的藏回农民和裕固农民,作者调侃被称为“特有民族”的裕固族:“只听说民族有少数多数,没听说还分特有稀有――好像说的不是民族,是熊猫。”流露出明显的狭隘情绪。“在你我寄生的现世,在这个失义的古国,难道不是只有小人的欢奔,而断尽了志士的狭路么?”斯语固然精辟,但现代人总不能退回古代去。在“破”与“立”方面,张承志字字如钉如铁,破得精彩,却也立得虚无。他不停地感慨“古代太洁雅,今日过恶俗,彻底的相悖使人难忍”(《水路越梅关》);渴望“充满魅力的古代”,“那时不会存在如此的土壤:猿猴沐冠,懦夫取胜,小人欢奔,下流载誉,高贵受辱”(《两海之聚》);均在对历史的简单怀想中表现出一种复古和倒退。“今天是第三世界面对新法西斯主义的侮辱、屠杀和文明灭绝的时代。对阿富汗的侵略硝烟未散,对伊拉克的杀戮又悍然实行。”(《两海之聚》)作者评价近年发生的美阿(富汗)、美伊(拉克)战争,无视复杂的情状,完全站在单方面立场妄下断语,虽关注弱势,却因为感情至上,不免遮蔽了事件真相。 这几年,周国平先后推出了《周国平小语》、《今天我活着》、《享受生命》、《安静》、《朝圣的心路》等多部散文集。在一番番“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式的炒作下,周国平屡屡成为媒体焦点,作品也较为畅销。周国平的散文善以语录体与格言体谈论艺术、人生、爱情、婚恋、信仰、理想等,追求文采与哲思,智慧与超然,外观颇为清高雅致,却因哲理的提炼不足而显得矫情,流于琐屑平庸的人生说教。平心而论,他那些人生感悟、读书感言、诗意哲理类文字,更多呈现出的是白领化、趣味化、世俗化特征,与一度盛行的绵软浅薄的“小男人”体并无本质差别。究其实,周国平《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之后的散文随笔,失了特有的生命体验与人性深度,在一种导师心态的支配下,不自觉地走向商业化写作。于是,当他试图以高深精妙的大道至理点化世俗时,仍不免为世俗同化,让人感慨于所谓哲学的深厚,文学的灵秀,与商业化写作是不可兼容的。仅以《安静》为例,该书收集了周国平年的散文,多是些牧师宣谕式的文字。试看其文章标题: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成功的真谛、小康胜大富、智慧和信仰、灵魂的在场、上帝眼中无残疾、在维纳斯脚下哭泣、爱使人富有、婚姻如何能长久、恋家不需要理由、夫妻间的隐私、用什么报答母爱、不再轻信、海滩上的五百六十二枚贝壳、人生的哲学难题、与中学生谈写作……这种煽情的文艺腔,在思想和价值上无足可观。――苛刻而言,这样的文字类似市场上的大白菜,多一棵不算多,少一棵也不算少。 新千年之初,王朔的第一本个人随笔集《无知者无畏》出笼,书中二十余篇文章,或谈论自己的创作与追求,或评论文学与文化现象,表达个人喜恶臧否,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倒也痛快淋漓。王朔批老舍,批金庸,也半真半假地批自己,其风格姿态颇为新奇,但作者有限的学养,使得其文字好读而不耐读,流于偏激、轻率与情绪化;某种意义上,以痞子语体参与文学评论,以随笔方式对所谈对象作零距离攻击,王朔开了当代文坛恶先河。继《无知者无畏》后,王朔又推出《美人赠我蒙汗药》,在书中,王朔与一位来路不明的学人“老侠”谈天说地,谈俗论雅,遗憾的是所谈内容多流于常识乃至陈词滥调。王朔的这类随笔更多表现出的是对文化的亵渎,而不具备多少文化意义。 新千年以来,王蒙出版了散文集《王蒙散文》、《印度纪行》、《访日散记》、《我爱非洲》等。王蒙的散文随笔,本质上是一种杂拌的艺术,彰显蝙蝠的心态――一种在鸟类和兽类之间游移徘徊试图谋求最大安全值的心态。丰富多变的人生道路历练了王蒙,但察其近年文本,几无对个人灵魂的叩问,更遑论民族灵魂的叩问、知识分子命运的自省了。200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王蒙在书中倡导道德原则、良知原则、合法原则、公开原则、尊严原则,探讨“术”与“道”,传授“黄昏哲学”。王蒙一方面标举“无为而治”、“逍遥”、“不设防”,一方面又颇有看到敌手倒霉而禁不住拍手称快之态,彰显自相矛盾的心灵图景。《不设防:我的一枚“闲章”》写道:“为了明朗的生活就要对万事万物采取一种光明、透明、敞开、开放的态度,永远不搞得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神神经经。我有一枚闲章,叫做不设防。我特别喜爱‘不设防’这三个字。”但写着写着,王蒙笔势一转:“最后,不设防还是最好的防――在一旦需要防一家伙的时候。我还很欣赏一个成语,叫做防不胜防。防永远是有漏洞有破绽的,能防就能攻,防的严密未必顶得住攻的犀利。而由于不设防而形成的明朗与坦白、交流与信赖、好感与打成一片、好脾气与容易接近,以及由于诚信而得到的了解与支持,这不是最好的防,而且是无处不在又无具体设施可打可拆可成为攻击炮火的靶子的防线吗?当一些别有目的的人企图伤害你的时候,你不是更会博得同情而使那些对你不好的做法陷于孤立吗?……那些想加害不设防者的人,常常觉得无从下手;那些意欲批倒不设防者的人,常常觉得没个抓挠;那些咬牙切齿地整不设防者黑材料的人,常常埋怨材料整得不好。妙哉!善哉!”看来,在“不设防”的表相下,王蒙自有其森严城府。“兵者,诡道也”,王蒙的处世之道,更多体现为中国传统的权谋之术,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世俗哲学。全书行文既直白坦荡,又闪烁其辞,仿佛一座文字摆下的八卦阵,于散漫随意中暗含阴阳五行、奇门遁甲,令人望而生畏。王蒙的这种人生哲学,其核心仍为东方式的老谋深算,并不具备形而上的价值和意义。 人情练达的王蒙,主张宽容、多元、和解,喜欢兼容并蓄,试图心平气和,然而终究心难平气难和;“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尤其当他试图把一些水火不容的东西化合在一起,比如把崇高与平庸化合,把神圣与世俗化合,把和解与批判、深刻与世故化合时,结果必然非驴非马。王蒙文本体现出的知识分子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和解,确是一种衰老的表征,一种暮年心态的映射。 同是谈世风论人情,将王蒙与鲁迅稍稍比较,便觉有天壤之别。如:“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做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鲁迅《而已集?小杂感》)读来忍俊不禁,又深长思之。再如:“在幼小时候曾有一个老于世故的长辈告诫过我:你不要和没出息的担子或摊子为难,他会自己摔了,却诬赖你,说不清,也赔不完。这许于我似乎到现在还有影响,我新年去逛火神庙的庙会时,总不敢挤近玉器摊去,即使它不过摆着寥寥的几件。怕的是一不小心,将它碰倒了,或者摔碎了一两件,就要变成宝贝,一辈子赔不完,那罪孽之重,会在一座博物馆之上。”(鲁迅《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见《华盖集续编》)虽是尖刻语,但穿透力强,辐射面广,体现出知识分子对人性的深入观察和清醒批判,闪耀着个性的光芒。这才是真正的世事明洞者的人生哲学。向公众发布自己的“人生哲学”,须以本色的笔触,亲切的态度,深邃的思想,来总结经验体悟,揭示大道至理。 置身一个平面化时代,放眼四顾,多的是风花雪月,浅斟低唱,轻歌曼舞,软玉温香;高歌大江东去、长啸楚天风云者,似乎很为一些人发哂了。而一旦对生活妥协,与世界和解,没有了批判与质疑,没有了灵魂的冲突,还能剩下什么呢?《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中便有这样的话:“作为写过小说也写过诗的人,我知道各种对于愤怒、忧愁、痛苦、矛盾、疯狂乃至自毁自弃自戕自尽的宣扬与赞美。我熟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愤怒出诗人’、‘知识分子的使命是批判’、‘智慧的痛苦’、‘痛苦使人升华’、‘我以我血荐轩辕’、‘生老病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以及‘文章憎命达’、‘从来才命两相妨’之类的名言。我无意提倡乃至教授廉价的近于白痴式的奉命快乐。我所说的快乐、健康、坦然、清爽与光明,不是简单地做到如老子所说的‘复归于婴儿’,而是另一种超越,另一种飞跃,另一种人生境界……”(《代序》)耐人寻味的话语,体现出的仍是王蒙内心“消解神圣、躲避崇高”式的固有情意结。王蒙的失误,正在于试图以世俗观念挑战并“超越”那些千百年来形成的中流砥柱般的崇高理念。然而他这种“超越”之虚妄,正如人类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难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就不能“超越”、“飞跃”了吗?讲究宽容与坚持正义其实并不矛盾。王蒙未能将自身的不平之气化入艺术创造中去,却一任激情的多向挥发和智力的多元耗散,念兹在兹的终究还是红尘俗务。从他的文本,我们明显感受到一种试图超越凡俗而不得的痛苦,一种欲振乏力而不甘的困顿,一种强自支撑的尴尬;感受到一种矛盾的人格结构范式和驳杂的生命底色。 20世纪90年代至今,小说家和诗人构成蔚为可观的散文异军。该群体的写作大多呈现为玩票性质,如莫言、余华、苏童、叶兆言、朱苏进、王小妮、林白、翟永明等;也有一部分是双栖并重的,如刘心武、李国文、贾平凹、韩少功、史铁生、张炜、张承志、周涛、筱敏等。比起真正的以散文为专职的作家,这批由小说家和诗人转化而来的散文作家,行文大致能够典雅稳妥,气定神闲,切近散文本色,且又多了些传统散文不具备的放荡跳动的质素。小说家和诗人的身份,使他们长于形象思维,下笔活灵活现,行文跳荡飞扬,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某种程度上对传统散文创作构成良性冲击,促进了散文的扩容。但也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利益驱使下的商业性写作,导致数量泛滥,质量滑坡,如刘心武的散文,常常东拉西扯,不痛不痒,立意、结构、语言均流于平庸无聊。再就是行文放浪失检,无视法度,仿佛青草地上驰马,破坏了散文的纯洁性。这种问题,在上世纪末贾平凹的长篇自传体散文《我是农民》中表现得尤为典型――文中写青年农民引生无钱娶妻而性欲旺盛,干脆用一把剃刀将自己的生殖器割掉,以了却烦恼;写作者来到渭北塬上,“弯腰捏起一撮泥土塞到嘴里嚼起来”,并感叹“这土多香啊”,均大违常理,怪诞不可信。贾平凹近年创作的《西路上》,写西部某油城到处是歌舞厅、按摩房、洗头屋,“前天一个小姐给她的家乡姐妹拍电报,电文是:人傻,钱多,速来。”把现实中发生的真实细节信手植入文本,混淆了小说与散文的边界。作家莫言未曾去过俄罗斯,也以亲历者的身份活灵活现地写出了散文《俄罗斯散记》,对此他说:“咱家从来没去过什么俄罗斯,但咱家硬写了两篇长达万言的俄罗斯散记……咱家的经验是,越是没影的事,越是容易写得绘声绘色。”(莫言《人一上网就变得厚颜无耻》)完全把散文与小说划等号,有失“修辞立其诚”的精神。散文允许一定限度的虚构,但散文毕竟不是小说。仅仅凭感性写作,没有对生活的尊重,对艺术的崇敬,重美轻真,因文害意,无异于对真诚心灵的亵渎。 与散文的表面繁荣、全民参与相比较,近年一些散文大赛、散文排行榜的做法,多已沦为哥们姐们间互送秋波式的自娱自乐。比如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个人的排行榜”系列丛书中的《中国优秀散文》,不无特色,但炒作跟风的性质颇为明显。再如《北京文学》半年一评、坚持了近十年的“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其上榜的散文随笔也问题不少。以近几期为例,2003年上半年:梁衡《乱世中的美神》、徐迅《阳光照得最多的地方》、阎红《底层男人的爱情》、朱增泉《朱可夫雕像》、王宗仁《可可西里的白房子》;2004年上半年:陈忠实《原下的日子》、朱增泉《新闻部长萨哈夫》、吴迪《中西风马牛》、詹克明《孤树与林木》、路也《1976》;2004年下半年:阎纲《三十八朵荷花》、李钢林《原木在移动》、朝阳《父父子子》、唐朝晖《我在石灰窑的青春年华》、马步升《家庭秘史》。这些上榜作品影响力大都有限,在艺术上也未必篇篇经得起锻打。与此相似的还有《散文选刊》组织评选的数届中国散文排行榜,试看其2001年度上榜作品:季羡林《九十述怀》、阎纲《我吻女儿的前额》、贾平凹《西安毕竟是西安》、朱增泉《居延海》、张抗抗《感悟珍珠港》、雷达《秋实凝香》、梁衡《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袁鹰《沈园柳老不飞绵》、卞毓方《妩媚得风流》、冯骥才《古希腊的石头》、李存葆《散文三题》、周同宾《饥饿中的事情》、祝勇《衙门》、李木生《圣地三女性》、马力《走吕梁》、冯秋子《我跳舞,因为我悲伤》、朱以撒《时光堆积的地方》、唐兴顺《大道是水》、谢宗玉《谢宗玉散文》。显然,这个名单里缺少真正的经典之作,一些作品面世后只恐连基本的反响都没有。《散文选刊》之后数年的排行榜无不大同小异,这种而因人论文的俗套,委实无趣。 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后散文文丛”、“后散文书系”,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布老虎散文丛书”,南帆、周晓枫主编的《七个人的背叛》,以及《人民文学》的“新浪潮”栏目、《大家》的“新散文”栏目,推出了一批新锐散文作者群,展示出散文写作的多面可能性。这些新锐散文家更多的是凭敏锐和直觉而非经验和阅历来创作,试图以其前卫与个性冲击传统的散文样式。部分作品打着探索的旗号,存有故弄玄虚的倾向。他们在创作中能够走多远,尚待时间的考验。 职业散文写手往往刻意为文,专以丽辞巧语为能事,难掩境界的逼仄和内蕴的空虚。近五年来,跨职业写作诞生的文坛外高手,成为散文一景。如电影导演陈凯歌的长篇自传体散文《少年凯歌》,研究员章诒和的长篇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画家陈丹青的艺术散文《纽约琐记》、《音乐笔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等,比起那些拿着正宗架子、打着“新”、“后”旗号的散文要强出许多。其实,散文随笔类文体,最应持一种业余心态,信手拈来,随意涂抹,于潇洒无意间反能开出新境界。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似更切合散文本性。《少年凯歌》讲述作者“文革”中的成长历程,富于人性的深度和社会学的高度,下笔举重若轻,哀而不伤,强烈的艺术个性和出色的叙事才华,足令职业写手汗颜。陈丹青的散文头角峥嵘,尖牙利齿,文字如行云流水,骁野率性,既调侃戏谑,又省思鞭挞,字里行间流溢着人性的尊严与生命的自由,体现出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其他,历史学家朱学勤的随笔立意高远,辞气酣畅,达到了灵动的文字和深刻的思想交融的境界;小说家韩少功的散文继承中国古代文史哲三位一体的“杂文学”大传统,拓展了汉语写作的文体空间和心智空间;评论家南帆的散文起落无迹,洒脱放达,体现出智者本色。庄周的《齐人物论》一书成功地复活偏废的文言,间以活泼的白话,在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印象式点评中,随意挥洒点染,而能遍地风流。近期涌现的无名作者春儿的《臭臭,我想你》、树儿的《娘,我的疯子娘》(均见《2004年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长江文艺出版社),从生老病死中,升华出人间大爱、悲悯情怀,极具穿透力,堪与90年代周国平的《妞妞》、徐晓《永远的五月》等亲情、悲情、伤悼类文本比美。《臭臭,我想你》写父母与不幸早夭的孩子之间的亲情沟通与悲情体验,交织着爱的幸福与恐惧,生的期待与无助。《娘,我的疯子娘》是散文,亦可视为小说,称之为小说化散文或散文化小说也许更为恰当;作品通过一段特殊的母子情,尽展底层民众的悲与喜、苦与乐、爱与恸,具备了心灵与情感的真实,让人读来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爱与死是文学永恒的母题,作为亲情散文的极致,悲情散文尤为动人。 说到底,散文不是刻意为之的产物,散文是散淡的,自然的,质朴的,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当然也不妨是凌空蹈虚的,但一定是空而不空,虚而不虚。散文未必与宏大叙事有关,但必须与心灵有关,与灵魂有关,与精神有关。“真人之心,如珠在渊;众人之心,如泡在水”(苏轼),这“真人之心”与“众人之心”,正是高贵与平庸的分水岭。如何处理好散文的现实关怀和终极追求、书斋化写作和生命激情等范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散文不应仅仅是文学的小园香径,也可以是巍峨的崇楼宏厦。关注社会进程,强调良知道义,有益于散文精神的构建。高扬人文立场、秉持批判眼光的知识分子写作,并非小说专有,也是散文领域一种常青不凋的开阔的创作手法。 中国是一个散文帝国,有着辉煌灿烂的散文传统;我们对散文创作现状的不满,乃是源自一种更高的期冀和希望。当代散文何时才能迎来真正的中兴格局?我们翘首以待。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原载：《文艺争鸣》200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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