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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贵族”且慢潇洒
优质期刊推荐农村大学生的数量正在减少,你如何看待农民子弟不愿意上大学的问题？_中华文本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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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就连我省一本重点线的学生也是少之又少,大部分学生只是停留在 3A 线以及二 本分数线。就改革开放之初几十年间我市学子凭借自己的努力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但如今高考制度的改革以及城乡之间的差距使得教育出现不平衡的现象。 相对于其他 中小城市来说我县与他们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 更不用说与大城市相提并论了。 这种 情况对于其它落后地区也存在相同状况。
同时,大学毕业后,就业难的问题,工资低的问题,也困扰着学生们对大学渴望 成度。
4 农村孩子渴求上进,但成绩依然不如城市学生的成因以及毕 业后工作难的分析
在与几位来自栖霞市某村的高考学子交谈中我们了解到一些情况 :
(一 ) 家庭压力大,读书环境恶劣
在他们学校, 60%的学生都来自偏远的小庄,由于农村很小的孩子要去数十里外 的学校上学, 每天起早贪黑, 年纪幼小的孩子由于长期长途跋涉因此就开始厌烦上学, 觉得上学是一件很辛苦并且没有一点乐趣的事情,到了初中孩子们由于要到县城读 书, 由于父母不在身边陪读, 因此在生活上和学习上如果不能自我约束和管制的学生 往往会形成逃学旷课、外出上网、加入组织、吸烟、早恋、厌学等等坏习惯,这种情 况在我县是屡见不鲜。 然而到了高中, 由于从小基础不好, 因此读高中也就是做一天 和尚撞一天钟罢了。
(二 ) 学校教学资源有限,教师水平不高
农村教学课程可谓是再简单不过了, 在小学五年级前只设立语文、 数学这两门课 程, 英语课程只有到了五年级才作为主课程, 因为对于乡镇来说教师工资低, 英语教 师相对缺乏, 上了初中高中他们学的只是理论上的东西, 由于教学设备不全, 所以实 验课不能动手操作,如今除了勤奋之外,师资力量、信息资源、教学设施、培训机构 等等, 都不可能被忽视。 因此, 相对于当年农村学生考试竞争中如今的优势已逐年下 降。
(三 ) 精英教师和优秀学生的单向流失造成教育不均匀发展
农村精英教师和优秀学生流失必定带来教育的不均匀发展, 这两者这间存在着必 然因素,农村精英教师由于当地地区欠发达,其工资不能满足其生活需要,待遇低, 环境恶劣, 所以很多有潜力的教工都力争到大城市就职, 对于学生来说由于大城市教 学水平远远高于农村, 教学质量教学设备等要比农村好得多, 因此他们家长也是花了 很大劲才能让他们的孩子在城市中就读, 而且一些有名的高中学校每年都会在各个乡 镇招收尖子, 这样一来使得乡镇农村里唯一好的学生都被招收到市区里, 和我交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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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更多 ""　　4 “矛盾”从农村移到城市　　现在的农民工是“农二代”。他们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眼界比较开阔，遇到难以忍受的不公正，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或采取行动，一些群体性事件由此发生　　新京报：还有农民工二代的问题，你曾说他们忍受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的心理没有原来老一代人那么强。为什么？　　杨继绳：如今，在一些大城市，农民工成了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离开了农民工，社会生活就要瘫痪。但是，他们不能融入城市主流，被迫处于边缘地位，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　　新京报：大量的“农二代”生活在城市里，如果城市不能接纳他们的话，恐怕也会产生不和谐，甚至是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吧？　　杨继绳：原来的城乡差别没有因农民进城务工而消失，而是也带进了城。不仅在职业选择方面，无法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地位，而且在住房、医疗、劳动保险、就业稳定性、孩子教育等一系列方面，都无法和城市居民相比。甚至有些地方，每逢重要节日或重大活动，还要粗暴地侵犯农民工的人权：将他们赶出城市。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同在城市的屋檐下，而且很不公正地处于极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这个屋檐下是很不安全的。　　现在的农民工基本队伍是“农二代”。他们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眼界也比较开阔，他们遇到难以忍受的不公正，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或采取行动，一些群体性事件由此发生。　　新京报：城市怎样接纳“农二代”呢？　　杨继绳：从长远看，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为了使几亿农民顺利完成进入城市的过程，当前应当做的是：（一）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二）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三）强化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培训。（四）稳妥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五）逐渐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和子女教育问题。（六）扭转对农民工的管理的指导思想，由防范和管制式的管理改为服务和接纳式管理。　　我们不能等待漫长的城市化来化解面临的矛盾，必须从制度上、政策上采取措施，迅速消除“二元城市”（一元是原有城市居民，另一元是进城务工农民）里极不平等的状况，给农民工以社会公正，给城市居民以安全。最近两年，社会上一直在呼吁提高农民工的待遇，政府现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的力度远不足以缓和面临的尖锐矛盾。　　5 “阶层固化”易产生社会摩擦　　一个有合理阶层流动的社会是有弹性的社会，一旦固化，社会就失去了弹性。阶层固化的社会是容易破碎的社会，是不能经受震动的社会　　新京报：《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是研究社会公平的，阶层固化也是不公平吧？　　杨继绳：当然是。阶层固化是社会不公的重要方面。如果个人怎么努力都无法提高社会地位，家族地位世袭，哪有公平可言？一个有合理阶层流动的社会是有弹性的社会，一旦固化，社会就失去了弹性。玻璃是没有弹性的，一有震动就会破碎。所以，阶层固化的社会是容易破碎的社会，是不能经受震动的社会。在日常表现中就是阶层摩擦、阶层冲突。　　新京报：当前流行的“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是不是不公平造成的？　　杨继绳：我是不同意“仇官”、“仇富”的，因为官中有好官，富人中有很多是靠自己的努力而致富的。实际上，人们仇视坏官，对好官还是尊敬的。袁隆平有钱，人们不仅不仇视，反而高兴。因为他的发明对社会贡献大。人们仇视的是那些得到不义之财的人。　　当今，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谋得的财富，就是不义之财，这跟偷盗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恶。　　“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是怎样产生的呢？“仇官”的背后是官民矛盾；“仇富”背后是劳资矛盾，如果是靠权力发财的，也是官民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某些官员的为所欲为。为什么一些官员能够为所欲为？这后面就有制度性原因：权力不受制衡。当然，资本过度肆虐，其背后也有一个资本不被驾驭的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成为社会强势，这种强势为了保持和扩大既得利益，就阻碍社会合理流动，于是就出现了“官二代”、“富二代”和“穷二代”。“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就是这样形成的。“仇官”、“仇富”会加剧社会震动，表现为规模不断扩大、数量日益增多的群体事件。　　6 “阶层流动”需要新思维　　要解决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就得制衡权力，驾驭资本。而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体系　　新京报：你曾谈到，阶层固化会影响社会稳定，那么，怎样保持社会稳定呢？最近两年，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稳定，一再提出加强社会管理，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杨继绳：谁都希望稳定，谁都不希望动荡，关键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稳定。　　通过改革，原来集中于中央政府的许多权力，正在向各种利益集团、自治团体以及独立承担风险的个体身上转移。因此，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也开始分散。　　这样，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制，而在协调和规范。政府要把不同阶层的利益协调起来，要创造各种条件使各阶层沟通、协商和妥协，政府规范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在市场失效的环节和场合显示政府的作用。　　其中，保证社会公正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利益多元化以后，要允许各种利益主体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才能相互沟通，通过沟通达到理解、协商和妥协。大众传播媒介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保持这个渠道畅通无阻，就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新京报：很多底层民众缺乏利益表达渠道，这恐怕不利于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吧？　　杨继绳：是的。如果堵塞言路，各个社会群体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不同阶层之间缺乏沟通渠道，这当然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言路不畅，只好通过群体事件这样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诉求。　　现在有些地方政府花钱,不是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用来阻止和打击老百姓上访。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精力“截访”,私人办的“保安公司”就应运而生。这些保安公司和一些地方政府签订合同,通过暴力强制，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　　新京报：如你所言，仅仅采用社会控制的手段来维持稳定并不足取。那么，应当怎样保持社会稳定呢？　　杨继绳：现在的情况是，高压锅里压力正在增加，你是慢慢放气呢，还是再拧螺丝呢？如果采取传统的稳定思维，就是拧螺丝，如果采取新的稳定思维，就是放气减压。拧螺丝可能暂时稳定，到一定时候可能就要爆炸了，所以还是要减压，即采取向低层倾斜的再分配政策，减弱不平等程度等。　　当然，放气减压也只是暂时措施。最根本的是要釜底抽薪，从制度上解决社会不公问题。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公权部门尚未得到有效的约束与制衡，资本力量尚未得到有效的监管与驾驭。这样，不断扩张的行政权力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共同施压于普通大众。这是社会尚不公正的制度根源，也是当今一切问题的渊薮。　　所以，要解决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就要将公权部门和资本力量纳入到更为有效的监管体系之中。而制衡公权和驾驭资本，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体系。　　本报时事访谈员 张弘 (来源：新京报) &社会底层向上流动须有公正清廉开放的社会机制 身份背景对后天发展的影响加大，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专家称，普通人家子弟，因为父母没有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可轻松获得体面工作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人民日报》9月16日）　　举凡阶层向上流动，大致需要同时满足两大条件——有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个人发展机会，有公正清廉和开放的社会机制保障个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向上流动。例子不胜枚举，美国在建国初期和经济扩展时期，社会流动就充满着良性循环，那时的美国，将“阿尔杰童话”效应演绎得淋漓尽致——通过个人奋斗由赤贫变成巨富，很多贫穷移民就是这样成功致富的。正因如此，那时的美国迅速在经济、政治上领先了欧洲。　　再如我国香港地区，如社会学家吕大乐所言，大量中产阶层之所以能在1970年代的香港产生，实现阶层向上流动，不外以下原因——经济进入飞速发展期；社会因成立廉政公署日益走向公正、开放和廉洁；政府开始推行公屋、义务教育、新市镇等系列民生政策。也就是说，那时的香港，各阶层特别是底层民众依靠勤奋努力和聪明才智去改变命运成为一种可能，门第裙带等不再是底层向上流动不可逾越的鸿沟。　　以此标准审视内地的阶层流动就可发现，阶层向上流动的两大条件均遭遇“肠梗塞”的尴尬。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言，1980年代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带来自然而然的社会改善和显而易见的社会进步，大家几乎都能从经济增长中“分一杯羹”。但到了1990年代，经济增长不再具有普惠性，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每次改革，都是固定的既得利益阶层受惠。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为底层提供的个人发展机会越来越少。而且，这种机制也造成了机会垄断和利益通吃，纵然个人再勤奋努力，阶层晋升之路也横遭阻断。　　本来，公正清廉和开放的社会机制是阶层向上流动的保障，但在我们这里呢？“暗箱社会”之下，“潜规则”甚嚣尘上——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录，官员子弟往往通过“内部招录”等途径“近水楼台先得月”；高考，权势阶层不是变着花样“加分”，就是直接搞“冒名顶替”，“独木桥”本就难过，何况还有人使绊？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觉得非常遗憾，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总体上看，渠道有变窄的趋势。”读书求学本是“阳光大道”，却几乎成为“畏途”。单单社会上流行的“拼爹游戏”一词，就将身份背景的重要和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时权钱通吃的现状暴露无遗。　　几乎可以肯定，我国未来依然会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能否惠及底层民众，能否为底层人群提供依靠勤奋努力实现阶层晋升的机会，就全赖于能否建立一个公正清廉和开放的社会机制。那句“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曾经道出了令人心酸的阶层差异局面，而未来的可能或许是，即便“我奋斗了18年”，也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释均）&代际公平、向上流动与“穷二代”大学生的职业发展——以湖南的分析为例豆小红 黄飞飞【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经验事实和实证研究，通过对湖南的典型分析，探讨规模日益庞大的“穷二代”大学生群体的生存态势、职业发展和地位提升问题，并从公平正义、代际流动与社会分层视角进行思考。研究发现，“穷二代”大学生群体的职业发展状况不乐观，就业质量不高，非正规就业居多，职业地位低，职业提升机会少。 　　【关 键 词】代际公平/代际传承/向上流动/“穷二代”大学生　　　　一、相关概念与理论视角　　（一）“富二代”与“中二代”　　所谓“富二代”（Rich second generation）是1980年后出生，继承了或即将继承父辈丰厚家产的富家子女，即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一代民营企业家和创业者“富一代”们的子女，如今他们靠已有家产，拥有丰厚财富，靠父辈的经济资本而获得的优越地位和奢华生活的青年。　　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引入了“中二代”（“中间阶层二代”）概念，泛指家庭生活条件、经济状况一般，其父母社会地位处于中间阶层的青年群体。据此，我们把大学生群体宽泛地分成“富二代”（本研究把“官二代”等强势群体也归于此类）、“中二代”和“穷二代”大学生。　　（二）“穷二代”与“穷二代”大学生　　“穷二代”（Poor second generation），是相对“富二代”而言的，是指在改革开放环境下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社会分层，在改革开放中的产业工人、农民以及未能享受政策带来财富的部分人依然贫困，将这类人称之为“穷一代”，他们的子女（称之为“穷二代”）由于成长环境差，发展机会少仍未摆脱贫穷，仍属于弱势群体，“穷二代”群体广泛存在于城市和农村之中。　　本文研究的“穷二代”大学生，是泛指家庭贫困、父母社会地位较低、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大学生。“穷二代”大学毕业生一般在21－32岁之间，本文重点调查了八年来的毕业生，即年毕业的大学生（因为2003年是高校大规模扩招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其就业是真正意义上的双向选择），他们有大专或本科文凭，在校时是贫困生（来自城乡贫困家庭，但不含因父母残缺、离异或天灾人祸导致的特殊贫困家庭类型），难以负担学费，进入了学校的贫困生档案，一般获过贫困奖助学金，大多数申请过国家助学贷款，从事过校内外兼职，毕业后不在党政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大型外资企业工作，年收入低于2万。他们的父母处于较低社会阶层（中下层或下层），主要从事服务业、工业、个体业、农业或自由职业，父母两人年收入低于3万。　　（三）公平理论、分层理论和流动理论视角中的“穷二代”大学生　　为了更好地理解“穷二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我们可借鉴公平理论、社会流动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　　“穷二代”大学生面临的困境，实质上是社会公正理论（Social justice）所关注的问题，该理论的任务就是要揭示“经由什么形式的政府来分配以及如何分配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正如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综合当代国内外公正理论分析社会问题，有几个要点：一是“最大平等自由原则”，即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二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约翰·罗尔斯，）；三是基于人的差异性正义要与基于人的同一性正义相结合，双重正义共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易小明认为，对于正义的追问最终要归结到对于人的理解上，人是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现实统一，所以对于正义的理解也就包括从人的差异性着眼和从人的同一性着眼这两个不同的角度，从而产生了基于人的差异性的正义与基于人的同一性的正义。这两种正义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易小明，－119）。用公正理论反思“穷二代”大学生的发展问题，要求减少先赋性因素导致的社会成员地位的过大差距，实现代际公平（不同年代的人）和代内（相同年代的人）公平，所有成员享有充分的发展机会，共享社会改革成果。　　流动理论认为：社会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常态，是开放型社会的特质，是实现社会地位结构调整的主要手段，也是社会个体改变职业、获取社会地位、财富和声望的必要途径。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意味着个体依赖自致性地位的程度大大超过依赖先赋性地位的程度，能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交换、消费进行良性调节，能弱化和消除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差异，缓解社会隔阂与冲突，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向上流动（指从较低的社会阶层向较高的社会阶层晋升，流动主体的社会地位、收入、社会声望、权力等发生质的好转）指标是衡量社会文明的重要尺度，表现为代内向上流动（社会个体一生中社会地位的提高）和代际向上流动（家庭中两代人即子辈较父辈的社会职业、社会地位有较大提高）。“穷二代”青年群体的大量存在，实质上属于代际的平行流动甚至向下流动，即子辈继承了父辈较低的社会地位，父辈对子辈的地位提升产生了明显阻力作用。这一现象反映了社会封闭式分层体系状况未根本改变，由于机会不均等，阻碍了社会下层人士通过努力进入中上层社会，难以破除“仕之子恒为仕，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的僵硬社会结构层次，使个体容易安于宿命或心理极度失衡，隐藏着巨大的道德风险和社会风险。近年来我们非常关注的农民工群体和大学毕业生群体，根本问题是要实现他们的向上社会流动（陈成文，－236）。　　分层理论告诉我们，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划分通常是以一些客观的社会经济指标为标准的，马克思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划分阶级，韦伯以市场能力来划分阶级。其中，韦伯的三维分层理论很经典，他以经济资本、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社会阶层；他认为精英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交换乃至联姻，社会阶层结构越稳定，其代际传承越明显；依据客观经济指标（人们在市场中的位置—市场能力）划分的阶级，与依据价值认同分类的身份群体，往往是不一致的；社会分层也受到其它身份归属（种族、民族、宗教信仰、性别及社会政治团体等）和行为实践（如生活方式和消费实践）的影响（李春玲，－112）。　　国内学者陆学艺吸取了韦伯分层理论的精华，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为主要标准，依据对三种资源的占有量和权重，按其地位等级高低排列，划分出十大社会阶层。依次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它们分属五种社会地位等级：上层、中上、中中、中下、下层（陆学艺，）。“穷二代”青年的父辈，一般处于中下层和下层等级，属于后面四种具体阶层，又称为社会弱势阶层。“穷二代”青年与父辈相比，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的阶层地位也较低，由于出身、受教育、家庭资本、发展机会有限，起点、过程的不公平导致了结果的不公平，出现了所谓的代际继承、代际复制现象。　　二、调查方法和研究背景　　我们于2010年9月进行了实地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毕业于湖南省高校的“穷二代”大学生，且留在湖南城市工作的群体。湖南省是我国中部崛起的重要省份，2009年人口6845.2万，有14个市州，经济较发达，高等教育水平较高。本次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抽取了经济发展好的城市长沙、株洲、湘潭，经济较好的城市岳阳、衡阳、益阳，经济较差的城市娄底、邵阳、吉首，再从抽中的9个城市中按高校数量等比例抽取了13所高校，然后在各高校（根据学校贫困学生数据库）抽取一定数量的往届毕业生，同时按专业、性别、年龄、毕业年份等变量，随机抽取了500名32岁以下（绝大多数是80后出生）的“穷二代”大学毕业生作为调查样本。　　调查场所在被调查者的住所或工作单位，资料、信息的收集采用了访问与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实际发放问卷550份，回收500份，有效回收率90.9％。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从性别构成来看，男性280人，占56％，女性220人，占44％；从年龄结构看，21－24岁占40％，25－28岁占36％，29－32岁占24％；从文化程度看，本科占65％，大专占35％；从生源地来看，70％是湖南本省学生，30％是外省学生；从来源地看，来自农村的占66％，城市的占34％（见表1）。由于样本数量与特征的有限性，调查获取的数据难以精确推论总体，但我们仍能从中了解“穷二代”大学毕业生的生活状况、职业发展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三、“穷二代”大学生的生存状况和职业发展　　（一）穷二代大学生的生存态势　　1.规模庞大，居住条件差，居住区域边缘化，生活安居成本高　　“穷二代”大学毕业生规模庞大，根据各年度贫困大学生的数量保守推算，这一群体比例占大学生总体的30％左右。统计得出近八年全国穷二代大学毕业生总人数达万，湖南的数据是48.7585万。　　这一群体的空间分布、居住状况具有一些明显特征。形成以房屋租赁方式为主导，以城郊结合部、城市边缘地带和拆迁安置片区为区位选择的居住模式。其分布特点是，主要集居于“校园周边”“城中村”“旧社区”“背街小巷”的场所。这些地方环境、治安、服务条件差，在社区关系上一般也多游离于市民。以省会长沙分析为例，渔湾市社区、天马安置小区、望月湖、高桥大市场、红星社区等地许多“穷二代”大学生租住其中，暂住人口多于本社区居民。调查数据表明，选择租房（个人或多人合租）居住的占63.5％，居住单位集体宿舍的占25.7％，二者合计达89.2％。在租房居住中，又以租赁私有房屋为主，占75.9％，租住公有房屋（一般是单位代租）占24.1％，其人均住房面积16平方米，而2010年长沙市民人均住房面积42平方米，住房成套率89％。　　调查对象（调查样本500个）的年平均工资为22410元，月均收入1850元左右，这说明长沙市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水平较低，是正规就业者平均水平的70％左右，而长沙的消费水平却居全国城市前十位。由于城市生活成本高，“穷二代”大学生的生活、居住状况较差，其80％的收入要用来维持基本生活（见表2）。　　　　更甚的是，“穷二代”大学生要真正成为长沙市民门槛很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需在市内购买65平米以上的商品房，按2010年10月市区商品房均价6500元/计算（市中心均价约8000元/、二环附近约5900元/，三环附近约4800元/），购买最小面积的商品房要40万左右，加上最简单的装修约5万，则要45万左右。这相当于一个“穷二代”大学生20年的总收入（不花费）；另一条途径是要有稳定的工作（单位）、稳定的收入，即正规就业（正式职业），一般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大中型私营企业。实现这一目标，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奢望，难以逾越。　　2.不太自信，敏感脆弱，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道德问题突出　　调查得知，“穷二代”大学生大多数来自农村，家庭贫困，兄弟姐妹较多，其家庭（很多属于超生家庭）平均子女数为2.6个。在校时他们背负着过高的家庭期望，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很大，精神面貌不佳，不得不奔波于课堂、兼职单位和社会。他们自尊心强，敏感脆弱，不太自信，对未来缺乏憧憬。“贴标签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常常给某些群体贴上带有身份意义的特定标签，并对该群体形成思维定势、社会偏见和社会歧视，常使这些群体成员由于得不到社会认可与社会支持，而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与自我认同，影响了群体内个体的机会获得与自由发展，如农民工群体、同性恋群体。　　“穷二代”大学生工作后对自己的处境、职业、发展不满意，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强烈，甚至有仇富心理，容易怨天尤人或自甘消沉，表现出努力抗争或宿命心态，特别是男生群体，比较偏激，处理矛盾时容易冲动。调查与访谈得知，未顺利就业和就业质量不高的大学生对学校、单位和社会评价较低，比例分别是62％、68％和61％，他们认为是社会的和制度的因素导致了自己的困境。令人意外的是，就业质量较好的穷二代毕业生对学校、单位和社会的评价也较低，缺乏感恩心，他们认为自己就业的成功是个人努力的结果。直接和间接了解得知，他们有很多潜在的道德问题和道德风险（如道德认知偏差、道德偏离行为、去道德倾向和道德冷漠），社会风险（如群体事件、社会越轨行为、反社会倾向、社会边缘化），其潜在的反社会秩序的能量很大。具体来说，其道德偏差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婚姻恋爱方面（游戏心态、颓废放纵和性行为开放）、为人处世方面（丧失原则、缺乏责任）、人际交往方面（自我封闭、不讲诚信、感性冲动）、理想信念方面（短视功利、目标缺失、兴趣低俗）和职业道德方面（对单位认可度低、敬业心不强、透露单位商业信息、擅自离岗、违反公司财务纪律等）。　　（二）穷二代大学生的职业地位　　1.职业类型多样，但就业质量不高，职业地位较低，非正规就业居多　　“穷二代”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类型多样，分布在60多个行业和部门，但在高收入（优势）行业的比例占就业大学生总体的16.2％（“富二代”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为38％），52％的人在中小企业就业，还有31.8％的人没有正式工作（兼职或无业状态），反映了该群体的就业率低，就业质量不高，职业地位较低。调查得知，近三年毕业的穷二代大学生年平均工资为21380元（只统计了在市州城市和县城工作的毕业生），低于湖南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24625元（数据参考了《2009年湖南统计年鉴》），工作三年以上的“穷二代”大学生年平均工资为25382元；相比之下，“中间阶层”二代的数据分别是29400元和34280元；“富二代”的数据分别是34204元和42600元。这说明“穷二代”大学生在校时属于“弱势群体”，毕业后仍未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困境，只有16.2％的人能在优势行业就业（职业地位、社会地位高），而大部分人在中低收入行业就业，年平均工资为22842元，比湖南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少1783元，反映了高校扩招后对“穷二代”大学生的就业冲击很大，而扩招前（2003年前）毕业的大学生有56％能在优势行业就业，属于社会精英群体。　　　　2.就业机会少，就业渠道不宽，变换工作频繁　　高校扩招后，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很大，我们对湖南师范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和长沙商贸职业技术学院2010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统计得知，到7月中旬本科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为62％，专科生是55％，“穷二代”本科毕业生是49％，专科生是45％，明显低于平均水平。除了少数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比较好外，大学生人均就业资源量（工作岗位数量）较少，为1.21个，“穷二代”毕业生是0.87个。这说明很多大学生没有太多的就业单位或就业岗位可供选择。而2002年，湖南省大学毕业生人均就业资源量为2.15个，即每个大学生有2个以上工作岗位可以选择，扩招前后对比发现大学生的就业资源较为缺乏，对“穷二代”大学生的冲击更大。　　调查得知，“穷二代”大学生“获得就业信息的主要渠道是：通过学校获得信息”的占58.5％，“通过家庭、父母获得信息”的占10.4％，“通过人才市场获得信息”的占10.1％，“通过同学朋友获得信息”的占9.2％，“通过网络获得信息”的占7.3％，选“其他渠道”的占4.5％。这说明“穷二代”大学生就业信息的获得渠道比较单一，他们更喜欢、更信任传统的渠道，其就业主要是依靠高校的力量，主动性不够。而家庭富裕的大学生“通过亲戚、父母获得就业信息”的比例达30.1％。特别是一些好的单位，如银行、电力行业、事业单位、大型国有单位，说明“富二代”大学生的家庭资本和社会资本丰富。另外，我们对“穷二代”大学生找到工作的方式（已签约）进行了调查，结果基本上与上述情况吻合（见表4）。　　　　能获得较稳定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就业的质量与正规就业的程度，如果初次就业单位好，大学生一般不会轻易跳槽。为此，我们对比了三组大学生的职业（工作）变换情况，“一直在原单位工作、没换过工作”的“穷二代”大学生的比例是18％，“富二代”大学生的比例是47％，“中间阶层二代”的比例是38％；“换过一次工作”的情况，三组大学生群体相差不大，都是35％左右；“换过两三次工作”的情况有较大差别，“穷二代”大学生的比例是32％，“富二代”大学生的比例是19％，“中间阶层二代”的比例是22％；“变换工作多于三次”的情况，其比例分别是14％、2％和6％。上述情形，反映了“穷二代”大学生变换工作频繁，特别是工作的前三年，其对工作期望值较高，跳槽的几率更大，对原工作单位不满意、对自己的命运不甘心，迫切想找寻更好的工作，也反映了他们没有很好地调整心态、没有很好地融入社会、单位。（见表5）　　　　四、“穷二代”大学生职业地位的代际流动　　（一）家庭因素影响大，职业发展呈“宿命”趋势　　为了检验家庭资本、父母职业地位和家庭社会关系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是否明显，我们依据500个调查样本的数据，运用社会统计学方法，建立了因变量的解释模型（见表6），计算出其回归系数为.256，即在所有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中，家庭因素的解释力最强，约有26％的正确率解释结果（原因与结果的关联度）；个人层面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学历、技能、专业、性别等）对总体的影响不明显，具体来说，学历（专科和本科）、个人能力、性别和专业因素对大学生的就业率无明显影响，但对就业质量有一定影响。调查得知，专科生更倾向于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本科生更倾向于较正规就业，导致其就业率相差不大。他们的工资期望值存在一定差异，2010年毕业的本科生工资期望值为每月1800元，专科生是1500元左右。另外，社会环境因素特别是社会供需状况对大学生的就业率有较大影响，如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全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就低于年度。　　　　（二）子辈职业地位的代际继承特点明显，呈现出阶层平行流动倾向　　为深入了解大学生的职业与父母职业的相关程度，父母职业地位对大学生职业的影响程度，子女职业地位的代际流动是否明显，我们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对结果进行了整理（见表7）。　　　　由以上结果，我们可知父辈的职业地位与子辈的职业地位相关性很强，即父辈的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辈的职业地位，子辈职业地位的代际平行流动现象明显，即子辈职业地位的代际继承特点明显。并且这一抽样调查的结论，能够推及总体，即认为总体也具有样本的这一特征。　　（三）向上流动的机制不畅，阶层提升机会不多，社会保障明显匮乏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农村居民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主要是通过升学，参军途径。现在虽可通过经济地位的提升来改变社会地位，但这只是极少数人能够实现的。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要想在特大、大城市找到稳定的工作，高学历（硕士、博士或博士后）、好专业、较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很重要，而这正是“穷二代”大学生所缺乏的。这也反映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社会结构日趋稳定，阶层自身出现了代际复制现象，特别是他们的职业地位、社会地位的代际继承现象（父辈的弱势地位严重影响了子辈地位的提升）明显。　　“穷二代”大学生享受的福利待遇不全面，正规的社会保障匮乏，处于“保障缺位”状态，特别是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他们亟须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和生育保险方面的。由于这一群体现在还年轻，养老保障方面的需求矛盾不突出。他们除了能获取每月固定收入外，是否还享受企业、单位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我们做了统计（见表8）。　　　　从表8可知，享受住房补贴（一般是租房补贴或提供住房：免租金或低租金）和用餐补贴的人数比较多，而享受其他福利待遇的人数少。一些企业在用人时能够考虑员工的吃住，主要与企业性质有关，所调查的企业、单位很多属于家族企业、个体户、私营单位，福利待遇根据雇主、企业、单位的需要和经济状况而定，没有明确的规定。另外，大学生在第一份工作中享受的各项福利待遇的人数普遍高于目前工作享受的福利待遇的人数。&&社会流动性与阶级固化1、我认为，阶级流动性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甚至根本动力。我有不少同学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总在抱怨，每天12小时以上的工作、家常便饭的加班、没有假期，等等。与此相反，美国人民却悠闲自得，想工作了上两天，不顺心就走，用人单位还不能随便解雇；欧洲就更甭提了，法国人一天恨不得上5个小时班还半年去搞游行示威。当然，与此相对应的，还有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日本社会的僵化、经济增长的缓慢。比如我有个老师说，20年前到美国留学，去年故地重游，结果发现一点没变样。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我上了大学后差不多一月回一次家，就这样常常在晚饭后的散步中发现某某建筑没了，某某地又新建了什么。2、人天生都是懒惰的，没有哪个民族天生的就勤劳。可是现在为什么美国、日本、欧洲的人那么懒？还有非洲人、拉美，似乎全世界就中国人在累死累活、拿自己的血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难道真是中华民族天生的勤劳？3、我认为，缺乏阶级流动性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懒惰、不能发展的根源。很简单，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工作不工作、干多干少一个样，那谁都选择偷懒混日子，因为他知道我干也是白干。比如今天的印度，一个厨子下辈子还是主人的厨子，那些中产明白自己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进入寡头中。4、想想一两个世纪前资本主义发轫时的欧洲。西班牙的第一批殖民者，哥伦布麦哲伦们在没有地图、没有蒸汽动力、没有现代医药的情况下走向了茫茫大海，一个月找不到岛屿补充淡水就会死亡，各种未知的疾病，他们图什么？他们怎么就那么勇敢？颁布了大宪章的英国，怎么还有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弄那么多羊毛纺织干什么？英国人自己不够穿么？为什么非得让农民背井离乡倾家荡产？马克思笔下的英国、瑞典工人，每天16个小时以上的劳动，那时怎么不搞劳动法？那时的英国人怎么那么玩命？美国的牛仔们为了淘金走向了鸟不生蛋的西部和一根火柴点不着就躺下的阿拉斯加，为什么？人人都称颂的明治天皇，征收极为沉重的农业税，连最能忍耐的日本农民每年都爆发几十次起义，明治天皇下个诏书免除农业税不就得了？后来，一个甲午战争平息所有国内矛盾，一个日俄战争全国空前统一。19世纪50年代的德国和今天的中国差不多，面对周边已经实现工业化的英法，只能生产廉价劣质的工业品抢市场，傲慢的英国人要求德国商品必须标上made in Germany以示劣等。为什么俾斯麦推行了第一个福利制度、养老制度？国内工人实在受不了剥削啊。归根结底，要搞工业化，没钱怎么搞？先发国家能去海外殖民地掠夺，后发的国家就只能靠自己的发展。一如今天的中国。你只看到今天欧美各国悠哉游哉，不干活拿大钱，你同样也要想到他们的祖辈为了今天付出了多少的血汗劳动。5、在这个资本积累过程中为什么人会迸发出如此巨大的动力？因为伴随着工业化带来的是旧秩序的彻底崩溃，向上的通道骤然打开，每个人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只要努力，就可能取得成功。封建社会瓦解，什么原来的国王、贵族都和普通百姓一样，人们都看到了自己走向上层的机会。我们常常看见这样的励志小故事：说19世纪某某小时候家穷的不得了，给某工厂打工挣微薄的工资，挣了两年钱后自己开了个小工厂，然后滚雪球一样，然后成了大亨，然后他就是某某企业的创始人。为啥今天欧美没有这样的故事了？因为所有行业都发展完全了，已经没有了你靠个人奋斗成功的空间。比如，我有一个朋友，高中毕业了就去工作，在长三角一个纸箱厂跑业务，在那这样的厂子遍地都是。如果你能拉到业务，那一个月你能提到1、2万甚至更多，如果你拉不来那就只有800每月的死工资。朋友在刚去时真是豁出命去跑业务，为啥？除了这样的制度本身，他说，你一个月1、2万，我干两年就能攒下点钱来，有个10来万20万我就能自己开个这样的厂子了，然后我就能扩大再生产，一步步做大。。。。。。你放到现在的欧美可能吗？这样的产业发展的早期都是自由竞争市场，利润极低，进入成本低，竞争空前激烈，然后逐渐在发展中兼并重组，最终形成几个寡头垄断市场——像今天的欧美，这时你揣个10万想创业还可能吗？面对行业中几个庞然大物你所能做的就是当一辈子的业务员。6、1978年后，中国面临着相同的境况：工业化开始。与此同时，文革涤荡后所有人都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今天的局长、老板、董事长30年前和我爸一样都是工人农民。正是在这种向上的道路打开下，中国开始了飞速发展。7、为什么欧美各国天天研究教育公平性问题，在我看来，在目前欧美的环境中，教育似乎是仅有的能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行途径。中国经历了30年，这中情况也开始初露端倪了，官二代富二代都已经出来了。但是一般而言工业化过程需要两代，所以目前流动性虽然下降，但还是可以的。8、我常常想起大明：在那个时代，科举为所有人提供了实现梦想的机会。无论你是谁，都可能一夜翻身。哪怕你是个一无所有的农民，你可以想多干点活，交了租子有点积蓄，然后也许干一辈子就能给自己的儿子买一块地了；儿子有了自己的地，也许就能有了供一个孩子读书的钱了；而孙子只要读过书，只要他能够进入那个考场，静静的答完那份决定他命运的试卷，那么就可能彻底改变命运，哪怕他的对手是宰相、尚书的儿子，在这张卷子前都没有丝毫区别。而且这考试的内容也不带有丝毫的歧视性：教科书和教辅书都给你制定好了，你和所有人用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谁也不可能比谁有什么信息优势，皇帝的儿子和你学的都是一样的东西。教育已不能实现弱势阶层向上流动教育本是弱势群体改变命运、实现向上层流动的关键通道，但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接受基础教育条件较差，与城市家庭子女取得同样高考分需付出更多努力，这就造成了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在教育资源与高校录取上的双重弱势。一个开放的社会，应具备强有力的机制去调校由社会竞争带来的社会分化，让“愚智贤不肖”各得其所，处于与自己能力相应的社会地位。这个机制就是建立社会公平，包括教育公平、人才选拔任用的公平和社会分配体制的公平。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还任重道远……近日，“麦可思 -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从大约50万人的调查样本中得出结论：大学生所处的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准入与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尽管这一结论其实是不言而喻的生活经验，并不需要反复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此项调查丝毫没有意义——它至少提供了基于调查的统计数据，更加直观地呈现了“出身”对一个人教育和就业的影响——结果再次佐证了社会分化的“马太效应”：优势和劣势社会阶层的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日益强化。在平均主义盛行的年代，人与人、家庭与家庭、职业与职业乃至官与民之间，差异都不是很大。这种平均主义显然不值得留恋，因为“大锅饭”严重地损害了社会效率，打击人们创造出类拔萃成就的积极性和进取心。在开放和竞争的时代，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的分化是追求社会效率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一大动力。但现在的问题在于，贫富差距畸形放大，我国基尼系数已接近0.5，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趋于滞涩，甚至出现“板结”，弱势阶层成员的“上升渠道”受阻。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教育市场化的背景下，农村孩子通过上大学实现“鲤鱼跃龙门”越来越难，不单上大学的机会少（我国城乡人口基本对半，但去年在校农村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比例为1:4.65，比上世纪80年代的1:2放大倍余），就算有幸完成大学学业，其就业和发展也面临更重压力。2004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显示，“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要比常人高2.1倍，好职业的父亲更有可能帮助子女调换到好的工作”，而此次“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的结果，只不过再次验证了不同社会阶层在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上的不平等。教育本是弱势群体改变命运、实现向上层流动的关键通道，但调查发现，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接受基础教育条件较差，与城市家庭子女取得同样高考分需付出更多努力，但高校在录取的时候，同等院校录取农民工子女分数高于城市家庭子女，这就造成了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在教育资源与高校录取上的双重弱势。他们要付出大得多的代价才能获得同等的教育机会。在就业方面，竞争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更为严重，有“门道”往往比“能力学识”更重要——社会底层家庭子女只有凭能力去竞争，而权势阶层和富裕家庭可以通过权力和财富去为子女就业获得特殊优势。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往往以公权部门的“制度化”面目出现。最近，江西九江武宁县一些事业单位提供的岗位仅允许本县干部子女或家属报考；浙江媒体日前披露，2003年温州市龙湾区组织了一次针对该区干部子女的公开招录，录取了干部子弟22名。这类现象绝非个例，如任其泛滥，势必形成“变相世袭”，进一步堵塞下层民众的“上升渠道”。现在有关身份上的“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甚至是职业上的“写二代”、“星二代”等说法广泛流传，正是社会流动滞涩、固化的舆论反映。重在打通阶层向上流动渠道文/王方杰&　　很多人至今仍以为今年农民报考公务员是史无前例的首创，非也。早在2002年，山东省就率先在考选乡镇机关公务员时，将招考范围由非农业人口扩大为农业人口。&　　同样，2005年，安徽省也在招考公务员时打破报考人员的身份、地域限制，不拘一格降人才。&　　事实证明，这些选拔出来的干部由于“出身卑微”，大多勤于学习，不仅工作能力强，在语言表达，写作能力等方面也并不比科班出生的“正宗干部”差。&　　这一创新的人才选拔制度最终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可以证明两点：其一，农民工中也有优秀人才，在制度平等的语境下，一样可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其二，旧的选才制度具有强大的惯性，很难以用新的制度革故鼎新。&　　笔者认为，2011年的公务员考试，从国家的层面将工人和农民纳入可报考的范围，是国家选材制度的自我修复和完善，值得期待。&　　这一改革，起码从制度层面打通了不同阶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渠道，有逐步消除人才歧视的端倪。凭什么说农民就不可以当干部，就只能在农村一亩三分地呢……&　　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需要有能够保障不同群体和阶层向上相流动的机制，向上流动的渠道不畅，向下沉沦的可能性就会加剧。国家改革公务员选拔制度，除了选才的考量，其折射出来公平正义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历史无数次证明，无论什么单位和企业，如果人为地造成一部分的特殊或高贵，惟身份论、惟文凭论、惟职称论必将导致工作停滞不前，与现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　　有理由相信，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改革照耀出来的平等和法制精神，必将更多地惠及中国近10亿农民兄弟。&　　网友观点1&　　山东枣庄网友指环王：不限制学历才是真正的公平（虽然我是本科生），只要是中国公民都可以报考，如需专业知识，则可以加专业科考试，只要他（她）能在成千上万人的竞争中胜出，就是没有学历，也能说明人家的水平。&　　重庆万州网友逗逗乐：中国很多优秀的高级官员，都是从基层的工人、农民成长起来的。在成为官员之前，他们也是普通的工人、农民。但是工人、农民的身份并不妨碍他们对事业的追求和理想的实现，反而工人、农民的经历和实践，成为了一种促使他们不断思考、不断积累、不断奋进的财富，而这种财富，显然不是可以从书本上学到的，而是需要亲身的经历和曲折的实践积累出来的。&　　北京网友一点就明白：从基层选拔公务员，尊重了公务员的成长规律，有利于保证公务员队伍的质量。公务员有了足够的基层工作经历，作决策更能契合底层民意，办事情更能体恤民生疾苦。&联系实际说明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有哪些？一、制度因素对个人社会济动及获得的影响
是对人们影响最为明显也是历时最长的宏观性因素。它不仅制造着国民福利待遇的区别，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限制了社会成员的发展机会。对职业流动而言，非农户口者，自其出生起就比出生于农村的那些人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较好的工作，并升迁到较高的;而出身于农村的社会成员，其命运就被限定在乡村务农。对教育资源而言，城镇与乡村人口无论在义务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的机会获得和教育条件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别。户籍制度还具有代际遗传性，父母的户口身份一旦确定，也就基本规定了子女的命运途径。我们的研究资料发现，以后，对应于其他限制性制度的废除及削弱，户籍制度成为惟一计划时代的制度遗留，它对人们的影响作用反而更为凸现了。
家庭阶级出身也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影响社会流动的主要宏观因素。，是中国革命打碎旧世界社会等级、创建新社会的政治秩序的必然产物。但是阶级在经济上被消灭以后，仍然在政治上被赋予了"敌"与"我"的标签。阶级成份也是讲血统的。父母亲在I949年之前的阶级状况就决定了子女阶级出身，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发展机会。我们的研究显示，在1957年之前，国家对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和富农采取了相对宽容与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式，这些旧社会的上层阶级还得以保持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机会。1957年到I978年文革结束，工农阶级的国家的主人地位逐渐牢固，工、农、革命干部等好的人及子女往往有更多的机会在职位提拔和单位调动中向上流动，而失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等则成为被监管、控制和专政的对象。随着改革开放，这种的阶级成分导致的社会地位差别不复存在了。
二、社会组织对个人社会流动及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产生的，是计划时代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单位所有制性质决定着人们来自工作组织的获益，单位也影响着人们的福利水平。我们的研究显示，首先，对于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历程而言，进入好的单位就等于获得好的社会职业地位;其次，好单位也为个人进一步的地位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最后，单位资源带有一定的"代际遗传性"，从业于全民单位的父母亲，都想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子女安排或调动进大全民单位——改革开放前的单位"顶替制度"便是如此。因此，父母受益于好的单位部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下一代能获得好的单位地位。单位制对人们社会地位的影响有其历史轨迹。建国初期(I949——I956)由于户口制度对人们社会地位的影响尚未明确，单位的作用就显得极为突出;到文革期间，单位的重要性几乎达到极致:I978年以后，伴随着的引人，单位的资源独占性被打破，其影响力也开始下降。I992年以后，单位的好坏逐渐沦为一般性的影响因素，甚至出现倒转——原属于好单位的人们反而更有可能流向较低的社会阶层，比如国营企事业单位人员的下岗。
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础的社会化单元，也同样承付着向下一代提供社会地位资源的功能。社会流动研究最为关注的是父代的各类资源，如职业、教育、权力、单位等对子女社会地位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首先，子女的教育程度，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显示着来自父亲的影响:父亲职业地位与教育水平越高，就越有可能激励和安排子女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即使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这个趋势都被艰难地维持了下来。家庭背景就是通过这一合法的传承渠道，将自己的优势或者劣势向下一代传递。其次，家庭对单位制资源的利用可以影响子女职业和单位地位的获得。主要体现在:好单位的父亲更有可能将子女安排到好的工作岗位。第三，家庭的权力资源和权力关系也会传递给子女。建国以来各个时期，干部子女都有更多的机会当干部。这一趋势从I949至1965年期间开始明显，到文革时期极为突出，干部子女做干部的机会是普通人的4倍。改革开放后这一现象有所降低，但代际之间的影响力却仍然显著存在。第四，在计划体制时代，父亲的职业对子女的社会地位影响不大，到了I078——1991这一时段发生了明显的转折:市场化的进行，使得职业占有的能力逐步胜过户口、出身、单位等旧有的制度安排，因此，"父亲职业地位"对孩子谋得好的职业地位、提升到好的职位发生了显著的效力。1992年之后，在市场化进一步加深的过程中，父亲的职业地位的作用就更为加强。 三、个人自身因素对社会流动及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考察建国以来人们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影响因素，我们可以发现，个人的后天努力仍然至关重要，体现在个人拥有的教育资本和政治资本不管是体现个人能力和素质的“受教育程度“，还是体现政治忠诚的“党员身份“的重要性，一般也都单个大于上述的那些先赋性要素。但具体分析其作用的大小和历史性的变化，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文革“前及“文革“时期，政治资本的作用大于教育资本;改革开放之后，教育资本对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作用则日益提升。
党员身份重要的制度基础，是党在整个中国社会中极其重要的地位。人党经常是对个人政治忠诚和业绩的褒奖。一旦获得党员资格，就会变成进一步流动的资源这在关键的身份提升中极为重要，比如工人提干，比如从一般部门迸人机要部门，从副职提拔为正职等。所以，党员资格既不是轻易可以取得的资本，也不是会随时间贬值的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政治挂帅的时代，这种政治资本要比教育资本更有用。 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和竞争机制，它激励人们以个人才能换取市场回，教育作为个人能力的体现因而凸现，政治表现的重要性因此下降;市场经济体制还逐渐缩小了计划权力的势力范围，使得权力资本也有所贬值。现在，人员数量迅速上升的体制外非公有机构内，不管是工资标准的制定，还是职业岗位的安排，学历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在国有单位，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那些有较高的学历的党员、干部，才有更多的机遇进入高层岗位。因此，官员的知识化和知识阶层的官员化，治理阶层的知识化和技术专家发言权的提高，是我们的社会在新时期表现出的重要特色。 当我们的时代列车进人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历所代表的教育资本就更加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中国也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一个“文凭社会“。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熟悉到，假如有什么项目的投入可以帮助后代万无一失地提高社会地位的话，那么，对任何一个社会阶层的人们而言，教育资本都是可供选择的项目。
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诸因素的考察，可以归纳出以下特点：第一，个人的后致性因素始终是支撑人们社会地位提升的基础性动因。建国以来的5C余年时间，无论有何种宏观结构和制度上的变化，个人的后天努力在计划体制下表现为积极要求政治上的进步，在市场化时代表现为要求努力成才都会在这些制度规定下，体现个人能力，拓展发展空间。第二，制度性安排与代际传承作为先赋性因素交织地影响着人们的地位获得。西方社会中宏观的制度结构和家庭传承是作为两个独立的成分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而在中国独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下，制度是以家庭的代际继续关系为媒介，影响几代人的命运。户籍制度、阶级成分、单位制这些重要的制度因素，都通过家庭来影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命运。第三，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流动的开放性影响因素增强。那些标志着社会区隔的重大制度和政策，诸如阶级成份、单位制、城乡二元体制，在I978年以后，或者退出历史舞台，或者逐渐式微。在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得上，个人的教育程度和先赋性要素的作用力产生了明显的消长转化，这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对个人才能的重视以及相应的绩效回，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传统计划经济所塑造的那种社会结构已被调整，体制外已造就了相当规模的新型流动渠道。现在，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们而言，他们越来越少地依靠政府、单位等既有资源，而更多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来决定自己的事业的局面。这一切都使我们做出这样的断言：中国社会的开放性程度正逐步提高。1 浅析教育对个体社会流动的影响07教育学& ***摘& 要:教育影响个体社会流动的产生，但是由于现实的种种原因，它的作用程度又是极其有限的，怎样通过改革教育制度和完善社会竞争体制从而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成为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关键词:社会流动；个体升迁；学校教育；社会公平&一、教育是个体升迁式社会流动发生的主要动力&&&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传统的就业方式，即受教育后就可以获取一份好职业而受益终身的时代已逐渐成为过去。知识与技术的不断更新必然加快职业变换的步伐，这在某种程度上为个体不断完善自我提供了较多的机会，当然这也会导致那些工作积极性不高、能力不足的人遭到社会的淘汰，社会流动速度的加快使他们随时有失业的危险。面对这种现实，最迫切并必须的，就是跟上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新陈旧的知识。接受再教育是实现这种愿望的有效途径。这种接受教育后从事工作，又因工作需要再次接受教育的过程，多次重复形成了一种循环。社会发展越迅速，知识技术更新越快，这个循环运行的频率就越高。这也就形成了终身学习的理念。&&& 由此可见，教育在知识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已成为决定个体发展程度的主要因素，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也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之一。可以说，一个人接受的教育越多，教育程度越高，其完善自我、实现自我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整个社会阶层中向上流动的机会也越多。简言之，教育决定着个人的社会地位。发达的社会增加了许多受人尊敬的职业，而这些职业往往需要很高的资历，尤其是一些高新技术型职业需要从事者接受长期培训，这就离不开较高层次的教育。由于这些职业的社会地位与报酬较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通过提高个人的教育程度与知识技能水平，不仅能提高经济效益，而且能增添个人社会地位升迁的机会。&&& 社会学家哈维格斯特曾经指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教育将成为个体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缺乏教育、教育失败将成为个体向下流动的基本原因。他的观点显然反映了工业化使教育对个人的社会地位升迁产生了决定性作用。二、教育对个体社会流动的影响程度是有限的&&& 教育程度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升迁，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正如许多原理一样，它仅是纯理论的论证。现实社会中许多影响教育过程的因素使这种由教育决定的社会流动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教育对个体社会流动的影响作用是很有限的。&&& 第一，赞助性流动的选拔方式限制了部分人才的升迁&&& 社会到底依据什么进行人才筛选，让部分在某些领域有特殊才能的“英才”接受特别的教育.其内在运行机制是什么?对此，教育发展的历史上有两种相一互对立的做法:一种是“赞助性流动”。“在这钟制度中，英才的新成员由公认的英才或其代理人挑选，英才的地位依据某些假定的德行标准而授予.它不可能靠努力或策略来获得。向上流动就象个私人俱乐部，一个候选人须由一个或多个成员的保荐”。另一种是“竟争性流动”.“在这种制度中，英才地位是一种依据某些公平原则在公平竞争中获得的奖品。竞争者在可运用的策略方面享有广泛的自由”。当今社会，虽然教育政策上规定每一个教育对象不分性别、家庭出身、社会地位，一律公平竞争，但实际上少数阶层、部分社会成员仍享有一定的优先权，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歧视女童入学等，现实中由金钱、声望、权力等因素所决定的社会地位的悬殊，使得个体的社会纵向流动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同样，每个人的工作起点也存在极大差别。毫无背景的人必须赤手空拳，从最低层干起，而父母职位和社会地位高的人可能无须奔波就有优良的环境施展才华。这种赞助性的人才选拔模式使得个体社会地位升迁更加复杂化。看待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不仅应看到它的表象，更应深究其产生的原因。&&& 社会的不平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是不可能消除的，因此，教育的完全平等、个人发展的完全平等也同样难以完全实现。此外，社会分工本身就需要有差别的成员，人的发展的差异性恰好适应了这种需求。教育部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弊端，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缩小其影响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第二，教育机会均等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 教育机会均等问题长期以来是人们的视觉焦点。理论与现实都告诉我们：教育机会完全均等是不太可能实现的。首先，个体所处家庭背景如父母的职业、收入、家庭文化氛围等，都影响着个体受教育的机会及受教育的效果。其次，学校环境如教学设施、教师质量，以及该地区的整体教育发展水平也会对个体受教育的水平有影响。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甚至不同教师所教的学生都有差别，相比而言，地区落后、学校差、教师素质低，其受教学生在教育机会上就相对较弱。最后，教育制度、人才标准等也影响个体的受教育程度。&&& 第三，当前学校培人才养模式的僵化与滞后影响教育对个体社会流动的作用力&&& 知识经济强调知识的生产力价值，而现有的学校教育所传授的许多知识本身缺乏实用价值，课程的开设与社会需求彼此错位，学生走上社会后需花费很大精力重新适应，即便是社会需要的专业，其课程内容本身仍存在知识老化现象，许多教材是几年甚至十年前的。教师本身缺乏实践经验，讲起课来单调乏味，致使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种种因素削弱了教育对个体发展应有的影响力。三、加强教育对个体社会流动影响作用的实施策略&&& 为了促进个体充分发展，为个体升迁创造更多的机会，从而间接地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需要采取的策略是:发展教育，为个体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改革人才选拔机制，尽可能地减少教育的不平等与赞助性社会流动的影响。现提出以下几点解决策略。&&& 首先，为了保障教育机会均等的实现，切实推广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应由国家主办，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应只看宣传力度，还应采取实质性措施，尤其是解决资金问题。。义务教育不仅应保证普及性，还应确保其教育质量。只有这样，作为社会公民的个体才能获得较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为以后的发展奠定好的基础。&&& 其次，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增强高等教育课程的应用性。要注重学生个性与创造力的培养，培养应用型人才。学校教学内容要与社会需求相联系，不断更新课本的新知识，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在教学方式上，采取多媒体教学、远程教学，开设讲座等多种方式，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转变教育观念，建立新时期的人才观。再次，重视发展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全民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成人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延伸，不仅可以改变人的职业生涯，促使个体升迁式社会流动的产生，也能够使人的个性得到更加完善的发展。&&& 最后，改革竞争机制。社会提倡的公平竞争是彻底解决个人升迁存在种种弊端的根本途径。只有每个个体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整个社会才能更加协调进步。公平竞争是促使个体显现才能的关键。所谓公平竞争，是指依据某些公平原则，在平等、公开的竞争条件下，通过个体自身的努力取得社会地位。最高社会地位属于最有才能者，是公平竞争的最终结果。公平竞争能加强个体通过受教育得到升迁的信心，使其提高受教育的兴趣，增强求知欲。每个个体都尽自己所能地发展，整个社会也会因之进步。 孙立平：不怕贫富差距大 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在迅速发展，我们也不能否认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在改善，但是同时我们不能否认近些年来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实际上有恶化的趋势。为什么?简单地说，即是弱势群体已经被这个社会分离出来，在社会中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今天的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往往是以牺牲弱者的生存生态为代价的。马路上的摊贩实际上涉及到了几十万人的生计。当我们对有碍观瞻的“城中村”“贫民窟”“城乡结合部”进行改造时，可能有无数的人要丧失立锥之地了。但实际上，我们都是“脏乱差”“城乡结合部”的受益者。比如，有人说现在的蔬菜价格贵，但我说却算是便宜了。因为运菜、卖菜的人就是生活在“脏乱差”的环境中，生活成本很低，才能用这个价格把菜卖给你。如果运菜的都住在二居室里，菜价提高一倍也是不够的。说现在的房价高，但现在建房子、搬砖头的人都是睡在工棚里。如果他们都住在二居室里，那房价又将是个什么水平?我想强调的是，这样说，并不是指城市不需要秩序。但是问题就出在我们的管理上。马路上没有秩序行吗？北京一年机动车增加40万辆，现在上班，路上没有小摊小贩，车都走不动，如果都是小摊小贩就别上班了。但有没有这种可能，在平时不怎么塞车的特定路段，早晨上班过去后，10点钟开始可以摆摊，但到下午4点收摊，且要打扫干净。如果这样，一个大城市，可能一下就能多为几十万人提供生存的机会。因此，关键在于管理。现今社会，如何来保护，甚至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生态，已显得非常重要。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就业问题。而更重要在于要优化社会结构。通过社会流动，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你可能贫困但不至于绝望。社会当中有弱势群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弱势群体应当是一个虽然贫困但还有希望的群体。其实，一个社会当中，仅仅是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就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一种绝望的感觉。但是，应当说这样的一种趋势在我们当前的社会当中是存在的。(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不要堵塞低学历者向上流动的宝贵通道 保监会1月15日发布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规定，自7月1日起，保险销售人员应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并通过考试取得全国通用资格证书(1月16日《新京报》)。　　新闻中，某大型保险公司分公司的副总说，该公司的销售人员70%来自乡镇和农村，有的只有小学文化，却取得了非凡的业绩，并深得消费者喜爱。该公司去年评出3个销售业务标兵，其中两个标兵没有大专以上学历。不知保监会看到这样的事实作何感想，在出台规定之前，征求过各保险公司的意见吗？　　有些工作需有学历门槛，比如当大学老师，高中文化者恐难胜任；但有些工作并不需要学历门槛，在没必要设立学历门槛的就业领域构筑学历壁垒，剥夺一部分人的竞争机会，就是一种就业歧视、学历歧视，何况是政策性歧视、政府部门主导的歧视，尤其荒谬。另一方面，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明明有很多优秀的低学历销售人员，政府却不允许保险公司雇用，这不仅蛮不讲理，而且是行政干扰市场秩序、干涉企业自主经营权。或者说，哪种岗位需要哪种学历应由企业做主，用不着政府部门操心。　　确有许多人呼吁提高保险从业人员的素质，但人们所呼吁的“素质”，是指保险销售人员要诚实守信、服务周到、不夸大其词、不靠欺瞒哄骗卖保险，而绝不是对他们的学历提要求，保监会不要偷换概念、曲解民意。学历高未必有职业道德，未必有高素质。　　总有一些年轻人，由于各种原因过早辍学，没有像样的学历，在这个盛行“学历崇拜”的社会，处处存在学历限制和歧视，他们四处碰壁，尝尽了苦头，堪称弱势群体。低学历者要想获得较高收入以致出人头地，除了自己做生意，剩下的选择就是到企业去做销售，凭自己诚实可靠、吃苦耐劳、风里来雨里去、热脸贴冷屁股去获得业绩，弱势者的奋斗精神何其可贵！除收入较高之外，他们还可能获得向上流动的通道，在企业里一步步晋升——这大概是他们唯一的上升通道，如果这个通道也被学历门槛所阻隔，这些“70%来自乡镇和农村”的销售人员，大概只能一直在社会底层彷徨苦捱，看不到希望，失去信心和前进的方向。　　社会差距拉大，阶层板结固化，人们为此忧心忡忡。弱势群体的上升通道本就既少且窄，作为行政主管机关，应极力疏通之，切不可人为堵塞之。&中国社会向上流动通道壁垒犹存 户籍仍是重要因素将我国社会向上流动通道存在的“壁垒”暴露在阳光下，有助于公众的监督和对策的制定　　近年来，“顶替入学”、“萝卜招聘”等有违社会公平的事件屡遭质疑；官二代、富二代等“二代”群体的形成，引发了新的社会关注点。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指出，尽管我国社会的向上流动通道渐趋明朗与透明，但还存在着些许有违公平的灰色地带。如何创造机会平等、畅通向上的社会流动通道，将成重要课题。　　社会公平底线不断强化　　来自山东省济南市的章涛(化名)毕业于浙江省某著名大学，2008他备考上海市公务员，经过严格的初审、笔试、面试，毫无“背景”的章涛最终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职位。 　　在就业压力不断增加的社会中，和高考一样，公务员考试已经成为了确保社会公平和人才流动的重要机制。而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的求职目标，令章涛感到“虽然没有背景，但知识依然能够改变命运”。　　“公务员考试有的程序越来越明细和透明化了，可能在偏远的城市考公务员会比较复杂一些，在大城市等比较规范的地方，考公务员还是得先具备一定的实力。”章涛说，“虽然入职后也听说一些凭关系进来的，但都只是猜测。”　　“现在招考公务员都必须通过笔试，面试‘打招呼’也越来越不容易。”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遐龄指出，公务员招考趋于公平和透明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显示出中国社会的公平底线正在公众的监督和呼吁声中得到捍卫和强化。　　高考作为人才向上流通的重要渠道也让无数城乡普通民众子弟圆了成功之梦。陈敏(化名)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个小山村，2006年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由于家境贫寒，依靠助学贷款和助学金完成学业。“高考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考上后国家还给经济支持帮助完成学业，我对未来充满憧憬。”陈敏说。　　“教育是人才向上流动的最重要的渠道。”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胡守钧表示，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保证了机会的公平，教育贷款等又从经济上给予支持，这让社会底层的穷人也看到发展的希望，增强了对社会的认同感。　　针对目前正在热议的高校自主招生，胡守钧表示，在重点大学少量地实行可取，但不宜在全国范围内推开，还是应以统一的高考为主。“对于经济较落后的地区，信息不完全等因素可能影响招考的公平性。”胡守钧说。　　相对于招聘公务员等进入体制内的通道而言，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则的外企招聘也在推动机会均等化。　　来自山东省枣庄市的陈红(化名)2010年通过网申、笔试、面试的层层选拔，进入某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工作。2011年，她又通过这一程序申请到了某著名外企的市场管理培训生。　　看到了就业希望而浑身充满冲劲的陈红认为，进入外企的机会还是比较透明和均等的，关键是看个人的能力和知识储备。“虽然也有少许VIP，但总体来说机会均等，而且晋升的标准也比较规范和畅通。”　　在受访专家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日益推动我国人才流动的机会均等化。因为追求高效与财富最大化，“养懒人”的空间就日益狭小，“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企业才能在竞争中存活。　　社会流动壁垒犹存　　尽管近年来上下层的社会流动通道更加畅通，但还存在一些社会流动的壁垒，阻碍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阻塞了向上流通的渠道。　　2010年12月底，一份名为《请求安排子女工作的报告》的文件在网上流传，报告人为湖南省冷水江市人事局长曹长清。报告请求该市市委、市政府领导“将儿子安排到市财政局工作”。报告上还附有冷水江市委书记刘小龙、市长何志光、常务副市长陈伟志的亲笔批示，同意并安排了报告事项。调查显示，曹长清的儿子是常州大学本科生，2011年才毕业，但冷水江市编办已同意将其录用至事业单位冷水江市财政工资统发中心。　　近期，全国还有多个地方也相继被发现“萝卜招聘”事件。在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的“2010年乡财所和社区招聘简章”中，报名条件中有“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在鹤城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等三项，被舆论质疑是为了照顾“官二代”。　　此外，不少网民质疑，垄断国企为什么不公开招聘大学毕业生？搜狐社区中网名为“水缇花”的网友写道：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员工收入高、福利待遇好已是公开的秘密，也正因为此，垄断国企的招聘多是只对内、不对外，河南郑州曾经有垄断国企在招工时出台了“接收职工子女，要看亲子鉴定”的荒唐规定，起因就是“年年有人造假乱安插非直系亲属，出此下策也是被逼”，由此多少可以窥出垄断国企在用人上并不是公开招聘、公平竞争，而是“近亲繁殖”，唯亲是举，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表示，“拼爹”、“萝卜招聘”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流动的制度障碍较少的劳动力市场。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还存在城乡分割、地区分割和人群的分割，在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安排上还存在不少障碍。　　左学金表示，在社会保险体制方面，目前不同的人群享受不同的社会保险，保障程度相差甚大。目前公务员、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不同，养老金属地统筹和管理，不同地区的社会保障待遇也有较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的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　　左学金认为，目前，许多人将注意力集中于“后果不平等”上，但机会不平等更值得关注，主要体现在教育等公共服务上。在高等教育方面，目前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无法在居住地参加高考，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而不同地区间的高考资源和升学机会很不平等，这就造成了机会不平等，“高考移民”也应运而生。义务教育方面，目前不同地区生均教育经费的差距还很大，且不说沿海省份和西部省份之间的差距，即使在同一城市内，中心城区和郊区的生均财政经费也有差距。　　左学金认为，这些因制度问题产生的劳动力流动障碍是我国在“十二五”期间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虽然不能指望一蹴而就，但现在就需要制定详细的改革目标和步骤，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完善。　　透明是公平的前提　　谢遐龄表示，目前民众不满的不仅在于一些“以权谋私”现象，还有一些“共同体”抱团的现象。在遵守普遍性规则的前提下，共同体内的人有所偏向是普遍现象。但一旦越过公平的底线，就会引起民众的不满。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从管理着手。谢遐龄表示，关系招聘的根源在于某些企业还存在一些“养懒人”的职位，应加快国企改制，提倡建立高效的公务员队伍，消除了“闲职”才能杜绝“关系户”。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不少‘上升通道’中的灰色地带正被不断曝光。”胡守钧表示，这是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将存在的“壁垒”暴露在阳光下，有助于公众的监督和对策的制定。　　撬开人才流通“壁垒”，政府部门大有可为。左学金表示，将于今年7月1日生效的《社会保险法》规定，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但目前这种转移接续办法的可操作性还比较差。所以，目前的社会保险体制在客观上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目前完善社会保险转移接续办法的基础上，更长期的改革目标，应该建立全国统筹的、低费率的、覆盖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基础平台，这样才能促进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在义务教育方面，目前已做了多方探索。如上海已通过优先安排进入公办学校就读、政府向民办学校购买学位等方式，实现了47万余名农民工同住子女全部享受免费义务教育，至2010年秋季开学，共有47.05万名农民工同住子女在沪接受义务教育。　　针对农民工子女在务工地就学不能参加高考的问题，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最新发布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中建议，可以在部分地区先行试验“普通中等教育临时性户口”制度，将那些已经在父母务工地连续就学达到一定期限的学生纳入当地高考。　　此外，胡守钧表示，户籍仍是阻碍人才平等流动的重要因素，应用身份证和居住证来取代户籍，将公共服务，比如就业服务、教育等和户籍制度剥离开来。　　“民众是否认同在于民众对未来是否抱有个人发展的希望，因此必须有透明的、公平的向上流动渠道。”胡守钧表示，目前我国已经迈出了改革的步伐，但教育均等化的改革还需要走得更快些，社会保障的平等化也需要走得更快些，最关键的是提供机会的公平。(黄安琪 陆文军)&给底层人群以向上流动的通道 &广东选拔优秀工农和外来工担任基层公务员,是促进社会阶层有序流动的积极尝试。通过公平竞争的流动机制获得向上晋升、升迁的条件与机会,有助于消除阶层之间存在的隔阂,有益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广东将选拔250名优秀工人、农民(优秀外来工120名、优秀本地工农130名),到基层担任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被选中的120名优秀外来工中,将有60名担任基层机关公务员、60名担任事业单位职员,主要是与服务管理外来务工人员相关的部门或岗位。去年,广东省首次从珠三角地区企业的优秀外来工中选拔50名基层公务员。(7月17日《中国青年报》)　　广东降低门槛选拔优秀工人、农民担任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是促进其向上流动的有益尝试,其积极作用将会持续显现。　　其实,此类尝试并非广东独有。去年底开始,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已开始探索从优秀工人、农民等生产一线人员中考录公务员的办法,并在海关、国税、铁路公安等直属机构县级以下职位进行试点。今年3月,云南省公务员招考也出现了新变化:乡镇、街道的部分岗位,可以允许从业2年以上的工人、农民和村干部、社区干部报考,对他们的学历要求也放宽到中专或高中。这些改革与探索目的就是为基层农工提供向上流动、改变身份的机会与条件。　　我国当前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社会转型期,与此同时,包括基层农工在内的社会底层流动受阻的问题也日益显现。去年9月,新华网曾刊载的特稿《如何打通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通道》指出:当前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已基本形成并趋于固化,阶层向上流动性减弱,个体发展机会相对减少。　　另据统计,到2010年中国全国农民工总数已超过2.4亿。数目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的权益诉求正发生着明显变化。他们中的许多人进城务工已不再追求单纯谋生,而是开始追求归属感,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实现身份的改变和人生价值的体现。如何积极回应他们的合理新诉求,也是全社会面临的新挑战、新任务。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要维持和谐稳定,一个重要前提是实现公平有序的社会流动。因为,社会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尤其是人数众多的社会底层能够通过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通过公平竞争的流动机制获得向上晋升、升迁的条件与机会,将会形成正向激励,这有利于加强社会阶层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消除阶层之间存在的隔阂,有益于社会的和谐稳定。相反,如果不能在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和阶层间的冲突。　　有序的社会流动不仅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更有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优秀人才的健康成长。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能不能实现伟大复兴,要看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更要看能不能让各方面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施展才华。”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就要通过制度安排促进公平有序的社会流动,构筑人才流动的平台、管道,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破除种种不合理的障碍以及歧视性的政策措施,尤其要打破各种就业壁垒,畅通晋升渠道,最终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放到这样的现实语景下,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广东招录基层农工的重大现实意义,此举不仅是关怀基层农工的具体行动,也是打造新型产业工人、培育新农村建设人才的有益尝试。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地方也积极行动,给基层农工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进一步激发生产一线广大工农群众的学习和工作热情,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推进社会建设。（尹于世）底层青年向上流动要越几道坎 作为公开选贤任能的公务员考试，其蕴含的公平诉求不言而喻。所以当招考中，出现因权势介入而人为设置的障碍时，都会引爆舆论。这倒不是所谓的“仇官”心理作祟，而是这事摊在谁头上，都让人憋屈愤懑。比如倒霉的陕西女生张竞——她考试拔得头筹，且已被录取为公务员，却至今无法报到。张竞被“暂缓接收”的原因，竟是考了第二名的张洋的家长举报张竞所学专业不合要求，并屡屡闹事，甚至以“跳楼”相迫。张洋父母均为官员。这次逼得张竞单位“暂缓接收”所使出的“缠访闹访”、“网上发帖”、“跳楼相胁”等“七种武器”，也多是出自张洋父亲张文祥之手。只是不知起作用的是“七种武器”的威力，还是张文祥的个人能量？因为这也是因人而异的。身份不同，相同武器的杀伤力却迥异，有时还可能杀敌不成反伤己：你“缠访闹访”可能会被认为是泼皮无赖行径而遭截访；“网上发帖”没准遭跨省追捕；“跳楼相胁”也可能被认为是冲击机关扰乱秩序而遭拘。上述悲剧的一大共性，就在于行为人的平民弱势身份。张文祥能打破这一魔咒是纯属巧合，还是以其官员身份从反面佐证了上述论点？张文祥下面这句话，或可释疑——他承认自己与西安城改办主任很熟。而城改办正是张竞张洋竞聘的单位。香港中产阶级观察:底层人士可通过努力向上流动&《瞭望》文章：香港中产阶级观察　　中产阶级大规模形成需具备两大土壤：一是快速的经济增长为个人发展提供更多机会；二是公正清廉开放的社会使多数人依靠自身努力向上流动成为可能。1970年代香港社会分层时的政策环境，对今天的中国内地具有镜鉴意义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潘燕　　位于香港岛北角一带的太古城社区，是较为典型的中产阶级聚集区，漫步其间会发现，区内密度会相对较低，楼群环绕间有相对宽敞的花园休憩地，社区内多西式餐饮店、咖啡馆和休闲娱乐场所等。由此起步，《瞭望》新闻周刊走近了香港的中产阶级。　　香港的中产阶级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依据较宽的标准，目前中产家庭数超过香港全部228万户家庭的50%。采访中，多位受访者分析认为，1970年代香港中产者的大量产生得益于两点：一是经济飞速发展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遇；二是当时推行的一系列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使这种向上流动的机遇成为现实可能。　　也就是说，1970年代的香港，使各阶层特别是底层依靠勤奋努力和聪明才智去改变命运成为可能，门第裙带等不再是底层向上流动不可逾越的鸿沟。　　而中产阶级的大量形成，无论对稳定社会、缓和矛盾，还是促进消费、形成奋发向上的主流价值观，都具有相当正面的价值。　　也正因此，1970年代香港社会分层时的政策环境，对于今天的中国内地具有镜鉴意义。　　宽标准：香港中产占比超过50%　　对于何谓中产阶级，香港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的标准有所不同。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雷鼎鸣认为，应以收入为主要标准，同时辅之以教育程度、职业和住房(香港的住房是最贵的资产)。依据这一较为宽泛的标准，雷鼎鸣认为香港的中产家庭至少占全港家庭的50%以上。　　而在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看来，收入并非确定中产的主要标准。“在香港，月收入在2万到5万港币(现1港元约等于0.87元人民币)完全可以列入中等收入之列。但属不属于中产阶级，还要看你的职业、学历，生活消费方式及价值观。”　　所以，吕大乐界定中产的最重要标准是其职业分类，即是否属于行政、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士，是否具有中产共同的成长历程。依此标准，吕大乐认为香港的中产家庭约占家庭总数的20%～30%。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高楼价，香港中产人均住房面积相对较小。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曾撰文称，香港统计中的中产，只要有500平方英尺(不到50平方米)的住房就算达标，这与人们心目中“住洋楼养番狗”的生活有相当的差距。　　至于香港中产家庭的收入，有两个来自香港统计处的资料可供参考：2009年第二季度香港雇员收入中位数为1.15万港元；2008年香港家庭月收入中位数为1.75万港元(当年香港家庭平均人口为3人)。　　如果按雷鼎鸣50%家庭为中产的标准，现家庭月收入在1.75万以上、受过高等教育、有自住房的香港家庭，都可归入中产之列，但当属香港中产金字塔的底部。　　雷鼎鸣告诉记者，香港中产阶级的比例远低于美国。根据美国的中产标准，家庭年收入在3万～20万美元即可归入，依此，美国80%以上的家庭属中产阶级。　　描述：两种典型的中产家庭　　采访吕大乐先生时，吕先生特意将我们安排在比较典型的中产阶级聚集区，即位于港岛北角一带的太古城社区。　　社区主要楼盘在年间建成，区内建筑较高，楼群环绕间有相对宽敞的花园休憩地，楼盘底座多为西式餐饮店、咖啡馆等。从小区步行到太古城地铁需7～10分钟，地铁上盖为大型综合商区，内里集成日资JUSCO超市、大型商场、电影院及各类健身、娱乐休闲场所。　　记者到中原地产查了下太古城售价，今年5月每平方米均价在7万至8万港元，所售住房面积为60平方米到100平方米不等。　　吕大乐告诉记者，他自己的成长经历，是典型的香港中产阶级成长轨迹——1950年代出生于从大陆移民来港的草根之家，在公共屋村(廉租房，一般约40平方米)长大，小时曾被父亲带到中环的陆羽茶室(香港中产及富豪出没的茶楼)励志，青年时期赶上香港经济起飞的1970年代，期间读港大、到英国念博士，回港后在大学教书。吕大乐的家庭结构也非常中产，夫妻两人育有两子，现一子在英读书，一子在港上中学。　　属香港战后“婴儿潮”一代的雷鼎鸣，与吕大乐的中产轨迹类似。据他介绍，现在香港大部分中产人士小时候都有“住公屋、串塑料花(家庭手工作业，类似内地80年代的糊纸盒)”的经历。吕大乐、雷鼎鸣都属通过受教育改变草根命运的中产。而1970年代的香港，为他们提供了通过个人努力向上流动的机会。　　记者采访的另一中产人士，是在港岛湾仔经营一家二楼理发店的苏女士。　　苏女士全家6口——公公婆婆、丈夫和两个儿子。理发店从公公开始即在湾仔经营，现已40余年。目前主要由苏女士和丈夫理发，一个尼泊尔雇员帮着洗发；人多忙不过来时，苏女士的公公会再执剪帮忙；苏女士的两个儿子一个在新西兰读大学，一个在港上高中。　　苏女士成为中产，与父辈早在1960年代买下两套湾仔住房有很大关系(一套自住，一套经营理发店)。据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