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次作业本被同桌收走了，同桌是到老师家做作业，那个老师看见了我的本子说，我作业应白纸，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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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你…………吧
能说为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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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诗社（第一章，修正版，2月13日）
（本小说全部情节和人物皆为虚构，若有雷同，不管程度如何均属巧合）
2012年是世界末日。这个说法，现在被指是对玛雅历法的误读。事实上，相信它的人总共没有几个，一则新闻说有人在绝望之余挥霍了几千块钱造成家庭矛盾。要是在童年，我会相信这个说法，并且愉快地接受它，因为2012年实在是过于遥远的地方，居住在那个地方的人似乎跟我没有关系。小时候，对于超过横陈于窗外的旷野和天空的东西，我都没有能力去思考，就像新石器时代的人不会越过眼前的果实和野兽去思考秦汉和唐宋。
现在，2012年已是眼前的果实，或者野兽，我却什么都不相信了。有一种理论说，导致世界末日共有二十种途径，外星人入侵，地质和生物灾难，等等。我能接受的是最后一种：一觉醒来，发现我们误以为十分坚固的世界仅是幻梦一场。
但是，对于我的朋友臧书云来说，2012年，就是世界末日。元旦刚过，他托人在网上某个论坛发布帖子，重金招募十二位志愿者用任何方式抬他去雪山，他要跃入山谷，葬身于即将来到的他认为必有红白花自深雪之中开出的春天。
这个帖子在论坛上放了几天，没有人跟帖，估计见到的人都以为他在开玩笑。管理员把帖子删除，午饭后，帖子闹鬼似地被恢复，并且自动置顶。他再次将它删去。他气急败坏地删了六次，帖子却依然站在论坛的峰顶就像铁了心要把某事做成的人。很快引来围观者，有人说这无异于谋杀，有人说这是浪漫主义的安乐死，也有人为可能的效仿者忧心如焚。
我看到这个帖子已是五天后。论坛宣称，共征集到二十四名志愿者。这其中，只有三个人知道臧书云是美人公司（濒临破产的模特经纪公司）老板，一人知道他曾经是诗人。也许，在他们看来，有意思的是这件事，而不是替谁做这件事。
我拨通臧书云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他舅舅。他也姓臧，他们村上的人都姓臧。据他说，臧书云是在半年前得的怪病，到处求医，不见收效，现在大面积肌肉萎缩，在经历了十七次类似于电刑的痛不欲生的治疗后，医患双方都决定放弃。
半年多前，也就是2011年的五一节假期，我见过臧书云。他来上海找金子，想把美人公司卖给她。在大拇指广场的一间西餐厅，我问他，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本·拉登？那时他看上去并不像个生命垂危的人，只是脸色不大好，喝酒时，频频叹气。我记起一个细节，餐后散步走到张家浜的一座木桥，因为桥面踏板是悬空的，底下的流水被隐藏于两岸垂柳间的灯光装置照得光怪陆离，他不敢上桥。
电话那头，传来长一声、短一声的叹息。最后说，漆唯你不用来南京，即使来了，臧书云他也未必认得出你。他说现在他只认得他。
放下电话，我的眼前是一张白纸。然后是一行字。两三行字。更多文字和画面。我记得臧书云出生于1956年，他的舅舅并不比他大。以前两个人相互瞧不起，一个写作，一个经营小作坊。臧书云的舅母，那个叫臧静的和蔼可亲的村妇，原先是他的妻子。
我和臧书云相识于1985年秋。那时我是大学四年级学生，忙于论文和恋爱。11月7日，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在南京大学宿舍区11幢302室，我靠在窗边等人。发着呆，看月光把轻晃的银杏叶的阴影投在桌上，构成精神分析学或者思维怪异的谋杀案推理者感兴趣的图案，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我想，应该是我要等的人从苏州回来了。那天清早，夏含枝坐火车去苏州，说是要给母亲过生日，约好晚上赶回来一起看电影。电影是裘子清老师布置的作业。影片的名字，最初记得是爱德华大夫，但我的记忆在后来出了错，把这部电影记成西北偏北。现在，在你们的火车上，车窗外高高低低的景物犹如倒带使我的记忆像一个深夜返家的微醺的人，我认为，这部在当晚没有看成的电影是火车上的陌生人。
任何人的记忆都会出错。这是夏含枝的母亲对我说的。她住在苏州网狮园附近，经营一间古董店；旧书般暗黄的木门前栽有一棵柚子树。她摘下套在食指上的戒指，用嵌在上面的绿宝石磨我的脸。她说冰不冰？她说，这枚戒指出生于俄罗斯，是她外祖母的祖母传下来的。后来有一次，她纠正说，戒指是她祖母的外祖母传下来的。她叫吉莱，十七岁时生下夏含枝。隐约的俄罗斯血统导致的雪白肌肤总在遮掩她的年龄。在我初次见到她时，我看不出她和女儿之间存在明显的代际痕迹，她们有着相同的结构，细部，以及气息。只是后来，当吉莱不断来信要我去苏州帮她把古董店清仓，我才听见她的呼吸变得浑浊。
敲门的人不是夏含枝，当天晚上，她没有从苏州赶回来。我起身，开了悬在头顶的两条日光灯，正要把门拉开，一个身材高大、披着土黄色风衣的男人就推门进来。他把一个黑色文件夹摆在桌上，在对面的床铺的边沿坐下。他是来找人的，但那种理所当然的气势，让人觉得他是宿舍的一员只是出去买个烤红薯在路上忍着烫啃完后，回来了。
他就是臧书云，那年二十九岁。在南京文学界，或者更大范围的爱好分行文体的圈子，至少以我当时的认识看，他算得上是颇有来头。他是首届青春诗会的桂冠诗人。那首给他带来荣誉的诗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56行的长诗叫做希望的田野。不过，此后，他对有人提起这首诗感到恼怒，他总是很大声地岔开话题，好像这是不堪回首的往事。
臧书云来自南京郊外的臧村，没有上过大学。他说他牧过羊，养过猪，种过小麦。他并不避讳自己农民的身份。认识他的人，包括他自己，都知道，他的气质和谈吐无法让人与农民产生联想。他的样貌斯文又不失活泼，发声充满磁性，喜欢比喻，信手拈来；嘴角的浅笑有一种天才的邪气。谁也不知道他的诗歌天赋从何而来。事实上，与他成为朋友后，我从未亲眼见过他写诗，但他的作品总在你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像某个下午突然摆在你面前，让你惊叹不已。他的诗越写越深奥到后期我们称之为纯粹语言哲学。
他坐在我的对面，等我说话。窗外银杏叶在月光下的投影因为屋内开了灯从桌上消失。他来找野月，这一点我在他忍不住报了姓名后就猜到了。野月是我的同学宋晓波的笔名，因为诗作城墙在杂志发表，成为骄傲的校园诗人。不过，这几天他忙着一件不怎么骄傲的事，为教授比较文学的毕老先生创作于六十年代的诗歌写评论。我对臧书云说，宋晓波住在304室，此刻正在白鹭电影院看电影。
臧书云说，你为什么不去看电影？
我说，我在等人。
他的嘴角动了动。打开文件夹，又合上。他说你等的人不就是我吗？
这句话听上去很俏皮，但若干年后回想这段历史，应该说，此话有它的道理。臧书云在宿舍坐了将近两个钟头，电影早该结束了，但不见宋晓波回来。他留下地址，告辞了。我拿起地址：估衣廊17号。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地址对着几亩废墟。
臧书云找宋晓波是要商量组建诗歌社团的事。据他说，他有个姓徐的深圳诗友正在策划全国诗歌流派联展，邀他加入，但他与任何流派都没有像样的接触，自己也是孤军作战，不能以流派的名义加入，除非临时创建一个。他说，周围写诗的人不少，有水手、果农、兽医、裁缝、矿工、摆摊的、贩洋烟的，还有屠夫和僧人，他们谁也不服谁形不成流派。他说他比较喜欢学院气质，看了野月的诗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他打开文件夹，拿出几张纸，给我看他写的诗。他的字很漂亮，每一行诗句都工整清楚地誊写在白纸上，仿佛被日光照耀的断壁残垣。我读到与野月相似的长句式诗歌。他说写长句式很吃亏。我说为什么？他说诗歌的稿酬按行计，一个长句顶得上七八个短句。他说有些人投机取巧，两三个字就分行，像食草动物一边食草一边拉屎。
他问我，你们学校除了野月还有谁写诗比较好？
我说法律系有个叫路崇文的散文诗写得比较好。又补充说，他是学生会负责宣传的，你进门时看到的黑板报上的字，就出自他的手。
他似乎没有注意黑板报，接着问，你呢？你研究什么方向，写不写诗？
我说，我研究现代作家，所谓感伤文学或者颓废派；写诗是一种时髦，我也不免俗，无病呻吟过几篇。
他要看我的诗。我说，写诗的本子被女朋友拿走了。他说你女朋友写不写诗？我说她搞诗歌评论。他说好啊，我们需要诗歌评论。我说她评的是清诗宋词。他要看我的手。他用食指划过我的手掌，说，从手腕到中指有一条纹我给它命名为艺术线，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条线也不是每个人的这条线都像你那样清晰并且贯穿始终，说明你可以成为很好的诗人。我说我来看看你的这条线。他说，他的这条线也很有力，不过走着走着就累趴下了。
多年以后，我看到芒果台的一个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请来一个姓魏的神人给众人看手相，他并不通过掌纹看你有没有艺术潜质，而是看你有没有病，结果每个人都有不便明讲的病。臧书云的艺术线坚定地走到手掌的四分之三处，就感到疲倦了，停在那里休息。我想这条线养足了精神还会继续往前走。但是，它没有在诗歌道路上走到底。
1993年，他与臧静办了离婚手续，跟一个叫安楠的女博士去了云浮。不到两年，他就从云浮回到南京，给我看他的几卷诗稿。说实话，看完那几卷诗稿，我惊呆了。记得当时我没有说出一句评语，窗外中央商场的大钟一直停在下午三点半。直到今天，我还认为，我在那天看到了世上最好的诗，它们也许不是某人写的，是从神殿的基石下挖出来的。那些诗没有变成铅字。很有可能，除我之外无人见过。
事实上，还没有进入新世纪，写诗就在中国由一种时髦演变为一件羞于启齿的事。写出了最好的诗、被女博士抛弃并且倍受物质生活折磨的臧书云，他不再写作，1997年我在上海见到他时，他已改头换面扮成莫里哀的模样带着几个女模特转型为优雅的骗子。
现在想来，我在中学里就开始写诗了，只是那时没有人跟我说这种长短不一、喘气似地急于换行的文体叫诗歌。我用这种文体写日记，记录做过的梦。
我的第一篇日记记的是一个小女孩，她可能是我的邻居，也可能是从景溪镇坐船到村里来作客的小红。她在屋角的楝树下撒尿。秋天的时候，楝树果渐渐泛黄，枝叶间的碎花是稀疏的紫色。我正好经过那里，她告诉我，她的外公在昨天夜里死了。我看到她的眼睛里有一个老人慢慢走远。她提起裤子，牵我到面北的窗下，我们垫了一块石头看到几个人围着一具尸体哭。那是1976年，小女孩并没有因为失去亲人而伤心。她要我摇那棵楝树，把果实摇下来。她说楝树果变黄了剥去它的皮就可以做肥皂。
我六岁就上学，十一岁去邻村读初中，开始记日记。日记本是窄小的，粗糙的黄色。在写日记前，我在上面记录夏天的梦。第一个梦是路上的一条蛇，像被丢弃的绳子随意地盘着，我把它拾起，由于在梦里我相信那不是蛇而是一件古老的首饰所以并不害怕。另一个梦是我骑着绿色的怪物在高空颠簸。还有一些梦，从远处望见圆形屋顶，闪光的硬币被浪头推到河滩上，疯狂旋转的风车，一座桥塌了而桥下的水很脏，说话的房子，荒凉的果园和果园深处一头猪吃着坠落的果实。有个姓金的知青对我说，他也经常做梦，并把梦记下来。他说这等于经历了两个世界，生活了两遍。梦并不连贯，所以写梦的文字只是词语和残缺的意象。此后我在写日记时，那些萌芽的日子被风吹乱有了梦和诗的外形。
小女孩在树下撒尿，她告诉我她的外公死了，然后我们通过面北的窗看到一具尸体，然后我把楝树果摇下来。这件事听上去像一个梦。我把它复述给夏含枝听，也在江堤或者明代的城墙下讲给宋晓波听，他们都说是梦。
我一直认为，我的第一篇日记记的是真事。我记得写日记的时候是在煤油灯下，除了数里之外隐约的狗吠，那个秋夜真是万籁俱寂。我的眼前浮现的不是尸体，而是近景的小女孩撒尿的姿势，她一边说话一边往高处挪动，大概是为了避免淌下的尿弄脏她的鞋子。我的心情使这篇日记处在慌张的气氛里。
为了证明日记是真实的，我在大学里的某个寒假回到村里找日记本，每个地方都找过了，就是找不到。1976年到处都在躲避地震，连续几个月不敢在屋里睡觉，我把日记本放在书包里，挂在瓜架下，一天夜里下雨了所以翌日我把它埋在某个地方。我把它埋在冯家大院的青砖下。冬天下雪时，我翻开十几块砖才找到它。冯家在解放前是村里的地主，他们一家人看我翻砖，当我翻出日记本，他们有些失望。我在重见天日的本子上写的第一件事是，村西寺庙的和尚死了。之后我去县城读高中，不再写日记，那个日记本就不见了。
关于在屋角楝树下撒尿的女孩，没有人能给出真实的记忆。也许它就是一个梦。而且，是我在长大后做过的梦。一位经验丰富又非常天真的老人在他的书里说，童年时的那个孩子始终在梦里观察你，看你有没有实现他的梦。1988年夏秋之交，我和电视台的同事去秋那桶拍摄纪录片，两年后，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就叫秋那桶，里面有当地女孩在开满鲜花的坡上撒尿的描写。2005年我写了另一个小说，叫杀人记忆，也有类似描写。有人说，这些描写很美好，很别致，也有人说很变态。对我而言，美好和变态没有实质性的分别，它们都是记忆的灰烬。
真正接触现代诗歌并对之发生兴趣，是在大量阅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如岩浆般喷发的那些苦闷的作家之后。我在一个黑封皮的硬面抄上抄满他们的名字：闻一多，何其芳，卞之琳，戴望舒，徐志摩，朱湘，李金发……。学校图书馆的这一类书，包括影印件，研究资料，我都读过，大段大段摘录过。
我和夏含枝第一次约会（在一条漆黑的小巷不知从哪里传来流水声）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借阅卡上我的名字。她说，某一类图书的借阅卡上都是你的名字。她问我漆姓的来历。我说祖先是个油漆匠吧。走到巷尽头，她说，其实她查过资料，神农第四十一代孙隐居漆水之东又迁至商丘漆园，所以改姜姓为漆；另一种说法，是周代吴国太伯的后裔姓漆雕，后来复姓被简改成单姓漆。我说后者可能性大，我们都是吴国人。从巷尽头返回，我们说到戴望舒的雨巷，说到乌衣巷和网狮园，说到诗词里的一些地名。她说你读过这么多诗，有没有写诗的冲动？她说她小时候就读李清照，还照猫画虎写过词。我说最近我在读小说，鲁迅，郁达夫，以及他们提到的日本小说。
暑假即将结束时，夏含枝陪我去富春江看郁达夫墓，又去绍兴看三味书屋。她在书屋旁边的小店里买了一个仿鹿皮的笔记本，送给我。她说：
送你一个鹿皮本，不过，写在里面的字都要给我看。
在回南京的火车上，她靠在我的身上，睡着了。看着她瓷一般白和静的脸，雨林睫毛和月光滑过的轮廓，我在鹿皮本的第一页写了首诗：济慈的村庄。火车快到苏州时，她醒了，她说这首诗像宋词。
我和夏含枝恋爱五年，鹿皮本上共有四十七首诗。1993年9月，我把她约到鸡鸣寺附近的防空洞，问她要回鹿皮本，她摊摊手说，早就把它丢了。很多年后，我去苏州看望病中的吉莱，才知道鹿皮本并没有丢，它一直在苏州像所剩不多的古董那样保存着。重读那些甜蜜破碎的诗句，我流下眼泪，我不可能再次写出那样的诗，因为我不可能再次拥有纯洁的心。吉莱说，她经常翻开鹿皮本，读着诗句也流泪。她说这些诗是为她写的。她说她梦见自己是诗中所说那个在村庄形状的星辰后守着一株植物等候的女孩。那时夏含枝已经去法国，后来在马赛定居，很少回国。
一些现代诗人也是很不错的诗歌翻译者。卞之琳翻译瓦雷里，冯至翻译里尔克，查良铮翻译艾略特，艾青翻译维尔哈伦。他们的译诗被收入多种选本，比较重要的，我认为是1980年到1985年上海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四册八本。这套书的发行量在现在看来是很大的数字。日，我用第一份月薪买了一块电子表，还有这套书。电子表早就不知所踪，这八本书，以及夹在书里的发票，还在。泛黄的随时准备变成碎屑的发票夹在第一册的第51页，那页是里尔克的布里格随笔摘译，我用蓝墨水在一句话下画了横线：如果回忆很多，我们必须能够忘记，我们要有大的忍耐力等着它们再来。
1987年秋天，我在南方某杂志发表了一组非常现代派的诗。夏含枝看到后，生气了。她说这组诗怎么没有写在鹿皮本上？晚上，我把她拖到曙光电影院，看的是温柔的怜悯，或者十字小溪。走出电影院，感到超出季节的寒冷，我们找了棵背风的梧桐树站在树下，看旁边光秃秃的路灯（没有灯罩的路灯我说它们是秃头歌女）。我们站着，接吻，把手塞进对方的衣内取暖。她突然说，那种让人费解的诗放在鹿皮本里也不合适。
从那时起，鹿皮本再也没有回到我那里。夏含枝说，你就学臧书云，在没有条子的白纸上写东西。她的意思是，只有那些她认为合适的诗，才有资格搬去鹿皮本。我在白纸上写诗，写了几行就歪斜，一个孩子走在迷途的雪野。
某一天，好像快到春节了，臧书云到电视台来找我，告诉我他已搬去燕子矶住。我说是朱湘跳江的燕子矶？他说南京就一个燕子矶。并把公交线路，怎么换车，到站后怎么走，都画在纸上。他特别强调不远处有个小酒馆，说那里很潮湿。我的同事纪大奎插话说，燕子矶是幕府山的余脉，在民国那里是自杀首选地，陶行知先生在矶上立过木牌：人生为一大事来，当做一件大事去。
臧书云不屑地看了他一眼，胖子，你为什么大事来？
在纪大奎思考的时候，臧书云说，还有比死更大的事吗？纪大奎扛着摄像机，要去夫子庙和莫愁湖拍些热闹的镜头。臧书云对他说，在明清的时候，跳秦淮河，跳莫愁湖，是南京女人的自杀首选，今天很可能被你碰上。
纪大奎说，这么冷的天，不会有人往水里跳，要跳就跳金陵饭店。
几年后，不知因为什么事，纪胖子从大桥北面的一家化工厂的高塔往下跳。那时我已经离开电视台，听人说，他那一米八的个头落地后，缩成一米六。
1990年底，在燕子矶江边的大石上，旁边是刻着死不得三个字的石碑，臧书云送给我一本书：土地。作者海子。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海子的诗，第一次看到非叙事性诗歌可以写到这么长。我也才知道，年轻的诗人于一年多前在山海关卧轨自杀，随身带着圣经。
海子没有见到自己的长诗终于变成书，在店里出售。这本土地，是他生前的一些朋友捐资出版的。以后，我读到海子的其他长诗，所谓太阳七部书，它们是他多年来从晚上七点到早上七点在漫漫长夜里写成的，耗尽他的心力，但是，他的仰慕者们似乎更喜欢他的短诗。有些人，在每年三月要去安庆的一个村庄在海子墓前献花。这是深处冬季的中国诗歌界仅有的春暖花开的记忆。
诗歌史上自杀的诗人很多，古今中外都有，各种原因都有，没有原因的也有。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的开头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其他问题，诸如世界有三个领域，精神有九种或十二种范畴，都是次要的，不过是些游戏而已。
下雪的时候，我和宋晓波讨论这个问题，那时他在母校研究生院攻读比较文学。他拿屈原、王国维与西方一些自杀诗人做比较，认为中国诗人的自杀缺乏绝对精神价值。他还说，一个诗人在创作旺盛期是不会自杀的，哪怕他的作品没有读者，相反，当他江郎才尽，即便有众多仰慕者，也可能会自杀。他说终止写作也是一种自杀。
我不能同意宋晓波的观点，但对诗人自杀的问题，也没有更好的观点。
日，我和宋晓波、路崇文一起去估衣廊17号。夏含枝也跟着去了。那里真有一片废墟，被冬夜的月亮照着，嶙峋，苍凉。作协搬迁后留下一间半屋子，臧书云就暂住在里面，他说这屋子有很多你们看不见的裂缝。他说安德鲁·怀斯的画里布满这种裂缝。他说，他像个守墓人一样守着面前的废墟，要等到新建筑有了模样才撤离。
在这之前，我和宋晓波在军人俱乐部斜对面的和平咖啡馆与臧书云碰过一次头。那里是南京非主流诗人和作家经常聚会的地方，咖啡很便宜，味道并不纯正，到处高谈阔论，用南京城南或者城北的方言朗诵诗歌，烟雾腾腾（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女人吸烟）。我们坐了半小时就离开，出来后，感觉终于远离了这个城市的肺部。此后我对咖啡一直没有好感。
那次，我们合计着组建诗歌社团的必要条件，当然不是章程、宗旨之类，而是人选。臧书云提到一个叫李贺的十五岁少年，他说这个人搞不好是中国的兰波，而且长得酷似兰波。
我在学校图书馆的一本书上见过兰波的照片，所以在估衣廊第一次见到李贺，我说你比兰波还兰波。李贺疑惑地看着我，大概不明白我的这句话是何意，也不知是好话还是坏话，桔黄色的朦胧灯光下他的两腮可见细弱的寒毛。
社团成立之日到场的是七个人。臧书云只邀请了李贺和王艾，那天在和平咖啡馆他说的其他人选最终被他放弃了。王艾十七岁，高中毕业后在家门口的邮局做报务员，她的诗简短，突然，像电报。身材玲珑，话不多，从不表现出热情，在她不熟悉的人讲话时她望着某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它从废墟上爬上来），我和她都绝对不会想到，数年之后因为赌气她把痛楚的初夜献给我。
夏含枝没有想过要参加诗社，所以对我们的谈话不感兴趣。她翻看臧书云的书。那些书都在桌上放着，有不少是外地社团邮来的诗集，有油印的，也有通过誊印社打印的。社团名千奇百怪，撒娇派，呼吸派，莽汉，少女，达达，非非，她忍不住笑了。诗集下面，是三本比城墙砖还要厚的书，分别是意大利文版的存在与时间，意大利语和希腊语辞典。这使她深感意外，肃然起敬。她说，老臧你要把存在与时间译成汉语吗？
臧书云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站起来，把桌上的书还原成混乱的样子，然后说，听漆唯说你懂法语，我有一本法语诗集你有没有兴趣把它译成汉语？
夏含枝说，我哪敢翻译法语诗，如果真的要译诗，也是先把李清照翻译成现代汉语诗。
也许因为她的这句话，臧书云决定把夏含枝拉进社团。在给诗社起名时，他说我们这个诗社就叫七人诗社。李贺说如果今天在这里的是九人，是不是就叫九人诗社？他说是的，有什么不妥吗？
要是十一人呢？李贺说。
当然是十一人诗社。臧书云说，十三人就是新约诗社，一百零八人就是水浒诗社。
路崇文说，七人诗社不如七星诗社，北斗七星多好啊。他看了看宋晓波。宋晓波说崇文的老家有个七星岩，所以才这样想。他说七人诗社很不错，魏晋时不是有竹林七贤吗？其实社团名字并不重要，越偶然越有意味。又说，前面有个废墟，叫废墟诗社也未尝不可。
李贺同意叫废墟诗社，理由是，以后诗社肯定会扩大，再叫七人就名不副实。他说诗人就是从废墟中吸取精华，在废墟上播种恶之花。
路崇文说，梭罗的原话是：死亡诗人致力于吸取生命的精华。他说就叫死亡诗社。
夏含枝和王艾极力反对，异口同声：太恐怖了。夏含枝说，看你文绉绉的，原来内心比谁都恐怖。路崇文辩解，这不是恐不恐怖的问题，是给诗社起个让人过目不忘的名字。夏含枝看看我，又看看宋晓波。我说，梭罗还有一句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可以考虑绝望诗社这个名。
离开估衣廊已是深夜。臧书云最后拍板，对外称七人诗社，以后诗社成员不管扩到十四人还是缩到三个半人，都叫七人诗社；在私下里，你们愿意叫绝望诗社、死亡诗社，还是废墟诗社，随你们高兴。说完，他拿出一个扁平的酒壶，灌下一口。
我们沿着那片废墟的边缘返回学校。一只猫，它穿越月光废墟，回头看。街上空无一人，梧桐叶在寒风中拍响，地上落满乱影。我和夏含枝故意落在他们的后面，越走越慢，等他们拐过长江南北货商店我们就不走了。她说天气这么冷，会不会下雪？
挂在枝头的月光泛着潮意类似于雪。她说这么冷的天你也发情？我说不是发情，是爱你。她说真的？我把皮带松开，好让她伸手进来。她说手凉，早知道刚才应该把老臧的酒喝掉。我说那个壶里没有酒，是隔夜的茶水。她把手搓热，往手心里呵热气。她的手上渐渐充满我的体温，越来越娴熟。在我想着要对她说出更多情话时，她却说：
其实吧，绝望比死亡更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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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对生产力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有其负面影响。据说日本人由于依赖汽车的缘故，腿部力量在逐年退化。电脑打字既速度快，又美观，还方便修改，但这却给中国人的书写能力带来毁灭性打击。现在学生的书法水平每况愈下，已是不争的事实，乃至一些成人由于久疏笔法，写出来的字惨不忍睹，汉字的美被电脑戕害的不浅。我儿子上高二了，才认识到自己书写的差距，现在正在恶补，但收效甚微。写字是童子功，小时候写不好，以后很难改变。
我上学的时候，虽然还有毛笔书法课，但已经不是主要的了，主要的还是铅笔和钢笔。铅笔和钢笔可以磨出笔锋，能写出汉字的粗细刚柔种种变化来。记得小学的时候，有位邓老师，粉笔板书写得方正秀美，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受了一位同学的影响，写很长的仿宋体，特别是数学作业，每个数字都很修长，显得既清楚又美观。我一个小伙伴的母亲是个河南人，虽识字不多，却能用铅笔写很方正大方的字，在白纸上写出来的字就像是在田字格上写的一样，我也曾仿照她的写法写过作业。那时也练毛笔字，但没有字帖，往往是套着一个固定的影格写，也没有人讲结构、笔法什么的，所以始终没有什么大的进步。但即使这样，我的毛笔字相对于其他同学还是属于好的，记得有一次写大字报，我抄了参观其他学校的一篇，又在后面续上报纸上的一段，竟然被老师推荐在全校大会上发言。有一年放假了，我突然想到一个法子，用毛笔在用过的本子上写大字，一页一个字，写得兴起，不一会儿就摆了一地，房子摆不下了，就让一个伙伴往院子里摆，直到把墨汁写完，方才罢休。有一次，我到老家里去，一个叔父要我写几个字，他看后说：“好好写，以后肯定有出息。”
上初三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姓王的同学字写得很好，也能画画，后来听说拜平凉的书法家葛纪熙练毛笔书法，书艺精进。他很有天赋，学画时间不长就可以给同学画肖像，书法狂放不羁又很有法度。可是这位同学因打架失手打死了人被判死刑，英年早殇，令人扼腕。上高一的时候，班上有一位叫张敬德的同学，字体珠圆玉润，作业整洁优美，成为老师表扬的对象和我学习的榜样。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王天均字写得很好，他说他写信的时候，只要写错一个字就撕了重写，目的是教育我们写字一定要认真。这深深影响了我；我工作后写材料，只要改动太多，就写不下去，必须撕了重写。
我上中专的时候，教导主任（后来成为校长，现在是平凉书协主席）何清荣先生善书法，也倡导大家练字。学校还举办了一次书法比赛，我也交了一篇钢笔书法，得了三等奖。有位姓侯的同学擅书法，尤爱赵孟頫，字体潇洒倜傥。他常用淡墨练字，有时整个教室和宿舍飘散着墨香。还有一位姓党的同学钢笔字写得好，何校长专门把他叫去询问，问他爸是干什么的，党同学说，农民，又问他爷是干什么的，党同学说，还是农民。何校长大约以为这位党同学家里肯定有善书的人，是家传的，结果一问之下显得很失望。我们的毕业证就是这位党同学填写的，有时翻出来看看，睹物思人，感慨万千。
毕业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刘昭先生特意提醒大家，一定要把履历表填好，字要工整；并说这对分配工作很重要，于是几个字写的不好的就找人代填。当时，市政府办公室要调写材料的人，在老师的推荐下，主任看了我写的文章，我想肯定也看了我写的字，就把我调去了。先是跟着一些有经验的同志写，他们边讨论边说，我执笔手录。有时他们就说不下去了，我就按自己的理解说一两句，有时还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以后他们写材料都喜欢要我抄。一次，一个同事给我说，他们说你还不错，虽然年龄小，但行不行敢说，有时能启发他们的思路。刚工作那几年，我材料没少抄，再后来就材料没少写，从此就走上了文字生涯。我计算过，用正楷抄材料，标准稿纸（225个），一小时最多抄四页，不到一千字。我写的字特别大，有时经常出格，一位字写得圆而小的老同志还善意地批评过我。可是秉性难移，再抄还是老毛病，但我觉得字大看起来不吃力。
以后，我曾暗下决心，准备好好练练字。先后买了几十本字帖，但偏爱颜真卿，临过《多宝塔》、《勤礼碑》、《麻姑仙坛记》等帖子，直到现在写的字还脱不了颜体厚重阔大的影子。后来，大约在1994年，我感到工作太忙了，一个人只能专心干一样事情，就决定放弃书法练习，好多字贴也送了同事。但以后看到好的字帖，还是忍不住买，虽然不练，但看看也觉得过瘾。
我觉得，练习书法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修身养性。现在的社会是个浮躁的社会，人也显得浮躁，都想一夜暴富，一夜成名，岂不知事业、生活都是不容易的。练书法能磨性子，心浮气躁练不好书法。练书法，能潜心静气，能培养人的认真精神，能陶冶情操，能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以为，一个书法不好的人，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士人。二是能强身健体。书法能调节人的情绪，活动人的筋骨。书法家一般长寿，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我一直有个想法，等退休的时候，还是要重续前缘，再操毛颖，练习书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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