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批判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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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批判书（转）
写下这个系列文章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甚至一遍遍的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是什么力量驱使着我，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对中国足球，对我们的职业化足球始终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这是一个让我困顿不已的问题，是我本身就对我们的职业化足球不信任，还是我们的职业化足球一次次摧残了我的激情和渴望，以至于到了“哀莫大于心死”，这是一个极其矛盾的问题，这一瞬，我犹如网络上的那句颇经典的话里描述的一般：“我是一只趴在窗子玻璃上的苍蝇，前面一片光明，却找不到出路。”
那一瞬间，我想起顾城的那句著名的诗句：“黑夜里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让我用来寻找光明。”
从1994年开始的中国职业化足球，如今已经走过了十四年的历程，十四年的风云跌宕，十四年的潮起潮落，十四年的波澜壮阔，十四年的愤怒困惑，这一刻凝聚笔端，千言万语，万语千言，或许当真是：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我们梦着，醒着，醒着，梦着。人生的苦恼莫过于梦醒了之后无路可走。我的朋友曾经这样对我说，你所有有关足球的文字，貌似理性，批判多与歌颂，所以，你注定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为什么呢？难道我们都用教会的唱诗班的虔诚去歌赞中国足球才是唯一的正解么？在整理这个系列的时候，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调取了大量的文字，我始终认为，我们的职业化足球，从开始到今天，始终缺乏一种理性的声音，缺乏一种冷静的思考。在十四年的时间里，曾经被球迷热情烘烤的职业化足球，从冷到热，从热到冷，在十四年的时间里，我们目睹着一批批着职业球员外衣的球员，在绿茵场上成名立万，成为社会的一个富有阶层，而这十四年的时间里，他们并没有给中国职业化足球带来质的提升，而围绕他们所出现的负面新闻却比比皆是。
2003年中央电视台《足球之夜》栏目组，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十年疑似》，这本书对前十年的职业化足球算是做了一个批判性的总结，有关这本书的书名，我记得他们在题序中曾经说过，他们曾经被这本书的书名所困扰，一度想用《现代垃圾》《十年一哄》作为哪本书的名字。
一个朋友看完了我的这个系列，对我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总象一个很不合时宜的人，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场合。”我大惊，求解，他说，现在08奥运在即，国足南非世界杯外围赛冲击在即，你这个时候出来对足球说三道四，是不是不合时宜？
是，我记得鲁迅笔下的那个人，去给人家孩子祝贺百岁，说了一句：“这孩子迟早是要死的。”结果换来一顿暴打，活该啊，实话实说，当然要分地点场合。
就在今年的5月22日，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在“国际足球竞技潮”开幕致辞时表示，希望能通过这次论坛学到西方足球的“前沿技术”和“最新理论”。随后一名英国人旗帜鲜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叶公好龙、好高骛远的做法拯救不了正在退步的中国足球，根治中国足球顽症的药方在“草根足球”之中。这位英国人名叫罗万&西蒙斯，北京万国群星足球俱乐部的董事长，是个能说一口流利汉语、情急之下还会用中文骂娘的中年男子。他在一篇名为《中国足球的草根解决方案》的演讲中称：“中国足球的巨大投资没能制造一支成功的男子国家队……自上而下的模式不可能产生世界足球冠军，也不可能培育忠实的球迷群体。”
我不知道被一个外国人当众在脸上掴了一记耳光的谢亚龙先生是一种什么感受，但是，我相信罗万.西蒙斯的真诚，起码他直击了中国足球的要害。
被政绩足球，出线足球困扰的我们，十几年来一直在寻找着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十几年过去了，我们找到了那条路了么？答案依然是两个字：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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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足球批判书（一）
掀开已经结痂的伤疤是一件痛苦而残忍的事情，但是，当你如果不能拿出关云长刮骨疗毒的信心和勇气的时候，你就无法获得再生的希望和机会。如果我们在平和的阳光下，享受着快乐足球，感受着足球带给我们的视觉美感，或者是比赛带给我们的跌宕刺激，那是一件快乐而惬意的事情，可惜，今天的中国足球，从来没有让我有这样的感觉。
优秀的前国家队守门员李富胜，因为一次意外而不治，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们在痛惜的同时，依稀记得他那神勇的身姿，那矫健的扑救。我在一篇怀念文章后面跟了一句话：那是一个没有铜臭，没有功利的年代，那一代的足球运动员，即使没有惊天的“伟业”也照样让我们肃然起敬。孰料有人不喜欢这句话，在后面很刺眼的跟了一句：“那你还是回到从前吧。”这是一种很抬杠的说法，我们怀念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不能简单释怀的过去，回忆并不等于回到。
其实我知道，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对中国足球“说三道四”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我也不是神医扁鹊，有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的本事。当我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回头看近十年来，我写下的有关中国足球的文字，至少有几百万字，极少歌颂，大都是批评或者批判，或许我伊始的定位，就误导了我这十几年的认识，也或许是这十几年不争气的中国足球，让我充满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概和无奈。
在当年“十强赛”大连金州的那场比赛后，我在当年国家队下榻的东方宾馆前所看到的那一幕，已经永远的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在深秋的凛冽寒风里，几个操着北方口音的球迷，赤裸着上半身，半跪在地上，把自己的套票和烧纸一起烧掉，冷风中不时传出低沉的呜咽和咒骂。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一九九二年六月。在北京的红山口，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召开的日子。无论什么人为中国足球作传，我想都不应当遗忘“红山口会议”，因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正式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发展方向，足球职业化开始正式在中国的足球的赛场上，正式启航。那次会议的细节我没法赘述，但是，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告诉我，红山口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将专业的足球运动队推向市场，建立职业或者半职业的足球俱乐部，并在俱乐部的基础上进行主客场制的职业联赛。而经过了两年的准备后，一九九四年，足球职业化开始了它正式的脚步。
没有人会对“红山口会议”的决策感到不解，事实上，在我看来，这是中国足协为数不多的明智抉择之一。其实，足球走职业化之路，是一种必然和大势所趋。
－19日，中国足协在大连棒槌岛举行工作会议，即“棒槌岛会议”，会议讨论、修改并原则通过了《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草案》、《中国足球协会章程草案》和《足球俱乐部章程草案》等文件，决定把1994年甲A联赛作为联赛的改革试点，促进球队实行俱乐部制并向职业化过渡。到1993年 12月31日，全国11个足球发展重点城市都分别成立了不同程度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几乎涵盖了参加1994年甲A、甲B联赛的24支球队。无论是“红山口会议”还是“棒追岛会议”对中国职业化的足球，都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和意义。
日，经过重新包装的万宝路杯全国足球甲A联赛正式开幕，开幕式在成都举行，揭幕战由四川队对辽宁队。6个赛场观众踊跃，共有约15万人观看了首轮比赛。
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足球，对突然到来的职业化显然是茫然的。在那一段时间里，足球和俱乐部之间发生了很多“离婚”事件，笔者不一一赘述。著名足球记者毕熙东曾经对那一段足球的情况有一篇很有条理的分析文章《为什么这么乱》，其中我记住了毕熙东的一句很精辟的话“体制改革没能够提供科学的法规依据，机制建立运行就必然混乱。”事实上，对于同样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职业化足球”我们没必要求全责备，毕竟它迈出了职业化的脚步，可喜可贺。
改革初期之乱，至少说明中国足球正在迈入改革，至少是在改变。而这种初期的混乱也算是为改革付出的代价，其实，这种付出代价的意义本身已经远远超过了足球，因为在中国的体育界，足球改革算是吃螃蟹的第一人，所以值得称道。
我对创建了中国职业化足球的第一任专职足协副主席，王俊生先生表示足够的敬意。因为职业化足球从他那里开始，他是一个真正的“足球人”。但是，因为中国足协是隶属于国家体委（现在的体育总局），所以改革伊始，人们对它的“合法性”的质疑就从来没停止过。我记得有人公开指出，足协是政策的产物，而非法律的产物，事实上这是一种很清晰的观点。承载着官办体育的中国足协，在进行全国足球运动项目管理的时候，其权力却来自于国家体委，体育总局的授权，足协行使的是一种行政权力而足协挂着两个牌子，一个是“中国足球协会”一个是“足球管理中心”，其实它是在行使双重身份，亦官亦民。这边是社会团体，与众家兄弟协会俱乐部协商，那边就是官老爷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两张面孔，一直延续到今天，算是极赋中国特色。
在“十强赛”兵败卡塔尔后，面对记者的追问，主教练戚务生曾经说过两句近乎于名言的话：“我是国家干部，我该负什么责任由领导决定。”另一句是“我们何去何从有组织安排。”戚指导的这两句话曾经被无数次的挖苦指责，其实，他说的就是一种现实。“组织”没发话，坐在火山口上的戚务生们就要老老实实的在那里火烧火燎。因为他是国家干部，是组织上派去做主教练的。
很多年后的一天，我和朋友在一起聚会，因为戚指导是我朋友的挚友，所以那天戚指导也在，尽管这是一个让他敏感的话题，但是，大家还是忍不住说起了这段往事，唏嘘之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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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足球批判书（二）
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说，改革者的初衷和愿望一定是美好的，谁也不想种下龙种收获跳蚤。
在中国体育界最早开始改革探索的是足球，而得到关注和非议最多的也是足球，难道是因为出头的椽子先烂，还是人们的思维定势更喜欢枪打出头鸟？其实都不是。我在反思和审视我们十几年的职业化足球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源于，因为足球是一项受众最广泛的体育运动，无论从它的参与性还是从它的观赏性来说，它都是人类体育运动项目中，最具看点，最聚敛人气的体育运动项目。而随着传媒技术的普遍提高，网络媒体，电台电视台把世界各个角落的足球运动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我们，让我们自欣赏到高质量高水准的足球比赛的同时，惊讶的看到“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的残酷现实。所以，对中国足球的期望值，期待值提升，也导致了人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在足球运动项目上。
所有经历过那个岁月的人们都应当记得，当年女排三连冠的时候，带给国人的震撼和鼓舞，我记得当时有一句口号，“学习女排，振兴中华。”其实，当体育运动承载了太多政治的因素后，一切都将变得复杂。
作为体育界第一个吃螃蟹的中国足协，从把足球作为职业化推向市场那一刻起，他们就陷入了一种困顿和迷茫的探索之中。事实上，就算是在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不应当对蹒跚起步的职业化足球持有更多的怀疑和责难，但是，当我们目睹我们的足球，一次次的跌倒，目睹我们的职业化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的时候，保持沉默是一种妥协。哲学家的名言名句：“一个人不应当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而不幸的是中国足球偏偏就在同一个地方，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姿势，一次次的摔倒，一次次的鼻青脸肿。唯一令我们啧啧称奇的是，那些掌管着中国足球命脉的人士们，若无其事，厚颜无耻的继续着他们的口号和虚无缥缈的梦幻。
掌管着联赛，国家各个级别赛事，掌管着联赛赞助等若干重大决策权的中国足协，从改革伊始没就没忘掉自己的“官本位”，以至于后来有人叹息：在职业化改革进程中，中国足协确实很有智商，因为他们既拉开了职业化足球的帷幕，又坚持了自己才是中国足球唯一“龙头老大”的地位和身份。所以，改革者不能伤及自己的基本利益的说法，笔者也比较认同。
一九九四年职业联赛的第一年，大连万达在客场2：0战胜广东太阳神，提前登顶，夺取了职业联赛的第一座冠军奖杯，而江苏迈特和沈阳东北六药双双降级跌入甲B。应当说，职业化的第一年，中国足球还算循规蹈矩，皆大欢喜。但是，转过年来，一九九五年的职业联赛，足球赛场上就出现了有关裁判，赛场，球员的种种问题。一九九五年九月作为惟一一支我国西部地区的甲A代表，四川全兴队面临降级的边缘，《足球》报提出了“保卫成都”的口号，在全国球迷间引起强烈反响。同年十月在四川队主场同延边队的比赛中，延边队认为主裁判“执法不公”，故意消极比赛，以0：6负于四川队，中国足协通报批评延边队。这算是职业化足球争议的开端。那场球让我记忆深刻，在下半时最后的二十几分钟的时间里，吉林延边完全摆出了一副放弃的姿态。
因为足协在赛场的管理，在赛事的承办，在裁判员的任用方面存在明显的问题，所以，对足协的质疑从来就没停止。从一个君临天下，号令八方诸侯的龙头老大，转瞬之间沦落成为千夫所指，口诛笔伐的对象。当人们普遍对足协的“权威”和身份死产生怀疑的时候，让我们不妨看看足协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机构。它不过是中国体育总局授权的足球管理机构，是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的二级单位，是国家体育总局的权力延伸。是一个彻底的“衙门”，它的决定权，决策权来源于更高一级行政单位的授权，行政权力的实施或者说实现，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命令手段”。写到这里就不难理解中国足协为什么很习惯以命令、指示、决定的方式出现，因为他们承载的是国家行政赋予的行政权力，所以时至今日，俱乐部，球员，新闻媒体，球迷谁也奈何不了足协，无论我们有多少口水，或批评或表扬，最多影响一下他们的兴趣而已。
面对质疑，中国足协第一任专职副主席王俊生先生说过一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我本来就是中国球迷集体利益的代表。”事实上，王专职说的一点没错，在行政的龙套上，中国足协就是至高无上的“神”。
但是，面对中国足协的种种不作为，人们的愤怒可见一斑，我熟悉的网友叼得一以一篇《中国最大的黑社会组织----足联帮》为题目，愤怒的嘲笑和宣泄了对足协的不满。因为该文的篇幅较长，我就不转载了，把该文的地址提供如下
在冷静的思辨和写下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思想情绪，在我看来文字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表述，更多的是表述的文字能不能引起人们同样的共鸣与思考。我所以把这个系列定位于《中国足球批判书》，当然是有我自己的考虑。但是，我友南山樵夫看后却颇不以为然的告诉我：你这有点文革的遗风，动辄批判。还好，算这个老东西嘴下积德，没把它看成“西单MZ墙上”非法的广告。
从理论上说，中国足协只不过是一个行业协会，是一个社会团体，并非政府的职能部门。但事实上，他们却是挂着两张牌子，行使着“通吃”职能号称自己是“改革者”的权力集大成者。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开，拿着刀子在自己身上割肉，那不是常人能做出来的事情，足协在体育总局的眼里，只不过是诸多运动项目棋子中的一颗棋子而已。我们翻阅从九四年职业化伊始到今天有多少企业俱乐部介入足球，投入资金后，又无奈的退出。企业是一个以赢利为目的的实体，他们组建足球俱乐部，养活足球队，更多的不仅仅满足精神诉求，还要期待着有物质回报，可惜，面对中国足协这只铁公鸡，他们任何一次拔毛都是徒劳的，只出不进，入不敷出，财务危机必然困顿着他们撤资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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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批判书
伪足球批判书（三）
在足协一次球员问卷调查中，大连万达的球员王鹏，在答卷上毕恭毕敬的写下了“足协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答案，我不知道足协的官员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是在捂着嘴巴怕笑出声，还是哈哈大笑？
站在一个理性的角度，我始终认为在官办和官僚的体制下，足协象一个有着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他们秉承着国家体育总局那种带有计划经济模式的“指令性计划”，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面对俱乐部，球员做出一副行业协会的姿态。我对中国足协曾经的“壮举”表示相当的钦佩，比如曾经每年一度的海埂集训。能把数十支职业化的球队，成百上千名专业足球运动员集中起来，外面用警卫，用大狼狗守卫，这个行业协会的力量和手段，确实令人惊异。
我一直很想找个机会，和球员王鹏面对面，多少年过去了，王鹏依然驰骋在绿茵赛场上，但是，我相信假如今天把一份同样的问卷放在他的面前，他不会写下这样的答案。王鹏应当知道谁才是他和他的队友，他们这些足球人的真正的衣食父母。
我一直认为，足协的官员们在管理和调控所谓已经走向“市场化的足球”的思维方式是混乱的。但是，混乱之根本来自于足协高层。我曾经在很多文章里，不止一次的质疑过足协的官员的基本思维和行事的方式。
王俊生专职卸任之后，阎世铎先生把“功利主义足球”演绎到了极致，推向了顶峰。在政绩足球的招牌下，在“出线足球”的蛊惑下，阎世铎先生和他的幕僚们，一次次的肢解联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关于这方面，本文其后将有专述）
从职业化的第五个年头开始，我们看到了在绿茵场上种种的不和谐此起彼伏。而假球黑哨，以至于演化成一种公然的，明火执仗的行为。当一些投入了高额资金，见不到回报的企业选择退出的时候，阎世铎先生还在风情万种的用莎士比亚的诗句为足协做着一种看似风度优雅的姿态——“当爱情的小船被风浪打翻，让我们友好的说再见。”你能相信这样的语言么？曾经一个足球俱乐部的高层工作人员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足协就像放高利贷的庄主，而我们都是佃户，我们把全部的血汗钱都砸在足球上，可是，我们得到的和自己前期预计和期待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再不退，我们会被足协玩死。”按理说，足球俱乐部是足球比赛的直接组织和参与者，俱乐部可以通过自己的规模运作，正当获得利润。这其中可以包含联赛场次的票务收入，临赛场地的广告收入，以及球队俱乐部的广告收入，因为这一切的投资都是俱乐部自身完成的，但是，足协确是这个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受益者。唯一能彰显足协还没忘记各个俱乐部的是到了每年联赛结束后，足协和各个俱乐部按照联赛的积分和排名进行的“坐地分赃”。一年，两年，N年，俱乐部不仅仅没有盈利，甚至是血本无归。理论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俱乐部，更多的成为诱使社会投资的诱饵。
阎世铎先生在一次会议上有过这样的话：“中国足球存在着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肤浅，浮躁和急功近利。”从这句话上可以看得出来，阎世铎先生并不是一个糊涂人，他能看到问题的所在，可悲的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照样在走着急功近利的足球路线，让肤浅的中国足球越发肤浅，让浮躁的中国足球更加浮躁。
可以这样说，在足协和地方足球俱乐部的关系上，始终存在着理不顺的头绪。俱乐部当然期待足协能够放权，让俱乐部能有更多的，独立自主的空间。但是，足协从基本的经济利益和官本位的意识角度出发，当然不会轻易的交出手中的权力，所以，可以这样说，俱乐部和足协之间的矛盾，其实从职业化伊始就存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矛盾日益突出。
“十强赛”金州兵败之后。作为承办这个赛事的大连万达俱乐部老总王健林分外失望，面对媒体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足球体制不改，下届世界杯还是没戏。”事实上这句话的背后有太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东西。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商品化的足球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契约经济的组成部分必须有民主化、法制化，和一系列强有力的规章制度。而作为管理者，更多的应当行使的是服务职能，而不是以主人和老大的姿态出现。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当年年轻的王鹏对足协答卷的回答，才知道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而王鹏的这个答案曾经在大连万达俱乐部的黑板报上，在媒体上出现过。球员把足协当成了衣食父母，那么足协的衣食父母又是谁呢？错位，导致了思想意识的偏差，这种错位已经不是简单的足协没摆正自己的位置，更多的是足协已经端着一副“家长”的面孔，所以，王鹏的回答只不过是一个被扭曲的灰色幽默罢了。
职业化的足球，就是一种市场经的行为，既然是经济行为，就要受到经济规律和法律法规的制约。法律法规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一种基本保障，缺乏了这种基本保障，而试图用一种行政性的命令形式，或者是用一种违背基本经济规律的长官意志去左右，其最终结果必然是悲剧。时至今日，足协对各个俱乐部，或者球员，最直接的处理方式，就是高额的罚款，好像除了收钱敛财，足协在没有别的方法。如果有人，有俱乐部能和足协较一把“真儿”让他们拿出高额罚款的法律依据，以及这些罚没款项的最终去向，足协又该如何应对呢？
管理者不行使管理者的职能，不做好自己的份内服务工作，而是用一种发号施令的姿态，足协错位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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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足球批判书（四）
让我们用规范的，法制化的眼光审视中国足球协会，发现这个“衙门”有着来历不明的血统和基因。
我在上文中曾经说过，中国足球协会，是一个挂着两张牌子的机构，对国家体育总局而言，它是一个下属的二级单位，一个行业的管理机构，对各个足球俱乐部，球员管理，联赛承办而言，它是一个应当起着协调，策划，指挥的职能协会。
今天我们回过头看足球职业化的进程，恍然会感悟，原来足协从改革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丝毫下放自己的权力，还政于民（各个俱乐部）的打算。这就可以用时髦的话来诠释：“当改革触动了自身利益的时候，没有谁愿意在自己的身上动刀。”
因为足协从一开始就是官方的，官办的，所谓协会，只不过是他们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而打出的一张牌而已。如果从单纯的行业协会的角度上理解，足协的管理机构，上至各个专职副主席，下至各个部门，都起码应当在各个会员俱乐部意见和建议中选举产生。而事实上，他们自始至终也没有，也不可能褪下“国家干部”的那身尊贵的皮毛。当年沈阳海狮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章健曾经在媒体上公开发问：“据说足协有很多专制的副主席，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其实，章健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怎么来的？当然是“上峰派来的，专搞足球工作的。”没有哪个神经病愿意自封自己为主席，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去足协总部大楼，扯着嗓子喊一句：“主席”，至少会有四五张面孔如约而至。
作为一级专业协会，起码有自己的章程，有自己的运作方式。按照《中国足协章程》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足协的最高权力机关，同时还规定“中国足球协会代表大会由常务委员会召集，每四年举行一次。”明白无误地章程，和足协事实的运作根本不搭界。唯一让我们知道的是足协每年都要召开的“足球工作会议”，但是，按照法定程序，在这样的会议上研究重大决策，甚至进行换届选举，或者是什么领导人追认我以为都是非法的。我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那些参加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的代表具备足协章程里的代表权力么？如果不具备，那么足协不是在违规操作，又是在干什么？按章程行使自己的职能，按民主的程序产生领导人，这其实就是写在足协章程里的乌托邦而已。甚至令人可笑到，一个叫做刘盈福的人，靠着给足协的捐款，为自己捐出了一个副主席的名号，后来该人因为诈骗东窗事发，锒铛入狱，不知道足协是否履行了法定的程序，将该人予以罢免？
无论是阎世铎，还是南勇，薛利，张吉龙他们都是国家体育总局任命委派的干部，这才是实质。就像当年戚务生兵败金州后，面对媒体的穷追猛打，只能说出“我是国家干部，何去何从听组织上的。”
2007年7月，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的张吉龙先生在首届中国国际足球博览会.21世纪足球论坛上发表了《论中国足球产业化》的眼睛，在哪个演讲里，明确提出“尽管成立职业联盟”。我不知道这是张吉龙先生个人的即兴而为的信口开河，还是秉承了上峰旨意的一次“真情告白”，但事实是，七年过去了，中国足球职业联盟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臆想。
舆论一直很清醒，因为他们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足球的种种弊端的根源在于体制。这就是中国足球协会的行政体制和俱乐部市场经济碰撞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一旦激化，必然会把矛头直指足协。
对中国职业化足球大联盟的呼唤，事实上也是各个足球俱乐部期待着真正参与足球事业的民主决策，参与联赛的管理运作，让足协一手把握的，缺乏透明度的财政变得透明。世界上足球运动发达的国家，无一例外的都有职业联盟。比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就有独立的职业联盟，在这个职业联盟里，保留国家足协应有的权力外，把管理经营联赛的权力归属给俱乐部，让俱乐部真正拥有自主权和经营权，从根本上缓和了俱乐部和足协之间的矛盾，而作为足协可以起到宏观调控和指导的作用，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国家队各个级别的赛事组织和管理上，极大限度的调动俱乐部的积极性，使职业联赛拥有一种良性的循环。
但是，一旦成立职业联盟，足协现有的利益毫无疑问会受到损失，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足协副主席张吉龙发自肺腑的“尽快成立职业联盟”，另一方面却看到足协的龙头老大阎世铎先生，操着“首长”的腔调发问“什么是职业联盟？”在利益面前，足协用一种毫不退让的“姿态”，保持了自己土围子不被攻破和充公的决心。你说阎世铎们是土豪劣绅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喜欢圈钱和好大喜功的中国足协，当然知道一旦“职业联盟”的后果，所以，阎世铎先生也用一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样子，“天真”的发问：“什么是职业联盟？”
当然，领导的发问还需要舆论的配合支持。于是在1998年国家足协机关报纸，《中国足球报》上，由高层授意捉刀的大作，把“成立足球职业联盟”定义为“另起炉灶”“于法无平”就差一点定义“足球职业联盟”是非法组织了。
坚持着自己尊贵血统的中国足协，在其位谋其政的事情不多，但是，一旦牵涉到自己的具体利益，那是一种绝对的针锋相对，不让毫厘，锱铢必较，这种认真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我整理这个系列文章的过程中，不断地听取来自各方的建议和意见。我敢负责的说，这不是一个即兴而为的东西，我更想用严肃的文字，表述自己严肃的想法。如果，在这个系列文章里，能触动足协，或者能让他们暴跳如雷，我很欣慰。
当然，把“足球大联盟”流产的责任全部推给足协也不客观公正。事实上，在那段日子里，俱乐部们不是在谋求共生共长的利益，而是对即将到来的什么“委员会”“主席”之类的位子争夺的不可开交。
呜呼！足球大联盟，死于难产，死于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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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足球批判书（五）
批判的目的在于思索，思索的目的在于探求明天的路。
自从王俊生接手足协，开始足球改革起，中国足协曾有过一个十年发展规划。计划中国国奥队，1996年杀入奥运足球赛8强，中国足球队1998年世界杯杀进世界杯决赛圈，2002年世界杯进入世界杯16强。雄心壮志诚可贵，但缺乏科学依据，只有主观愿望。同时对职业足球改革，进入市场环境后，会发生哪些变化，遇到哪些困难缺少思想准备，致使这一豪壮的规划成了人们的笑柄。面对这个流产的规划，我们今天是要哭还是要笑？如果说“红山口会”决定了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方向和道路，那么“棒锤岛会议”中所展示的这幅蓝图，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狂想。
无论我们怎样好高骛远，我们都不能不认同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的足球基础和底子是很薄弱的，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广泛性的足球。足球协会的职能行使并不明确，让我们在面对奥运会，世界杯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妄和浮躁，以及和残酷的现实之间猛烈的碰撞，必然让中国唯一的足球管理结构，中国足协陷入难堪的地位。
阎世铎上台后，把职业联赛改了，把甲A改叫中超了。又提出了个设想，即2008北京奥运会上，男足进前八，女足进前四。新总局领导上任后，强化了奥运金牌战略，甚至有人引用了老蒋当年在庐山发表的抗日言论：“只要战端一开便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皆有抗战守土之责。”改成了“皆有摘金夺银之责。”中国足球本来就急功近利，领导给他们又加了个“更”字。于是又提出了新目标：“2008北京奥运，男、女足都进前四，力争摘牌。”如果说王俊生时代的十年规划我们可以戏称为“马希尔计划”，那么面对即将到来的08奥运我们的目标是不是有点痴人说梦的味道？
我在整个系列中的第一个部分，只要是针对足协，所以，在这方面倾注的文字，一直没有离开足协。
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的老总王健林曾经对媒体公开表示他对足协失望和不满“现在联赛中的一些重大决策没有征求各个俱乐部的意见，对俱乐部的经营也是独断专行。足协的官运应选举产生，现在的这种任命体制，各俱乐部力不能及，更多的只是失望。”我相信对足协的这种观点绝非王健林一个人所有。
通过我上面连续的文字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足协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的结论。按照“存在即合理”的哲学观点，足协当然是一级合理的组织。问题是，这个合理的组织，是不是做了合理的事情。
进行了十几年职业化的中国足球，不能说没有经验，也不能说依旧是茫然和探索。但是，看看我们在国际足联的排名，在亚洲的排名，我们会有怎样的感觉呢？如今在亚洲我们居然排名在越南之后，这真是一处让你笑不出来的现代幽默。而靠着资格赛和缅甸对决，谋求一个去往南非世界杯外围赛小组赛的份额，其窘迫令人汗颜。无论是国家男足，还是国家女足，在近几年的赛事之中几乎全部铩羽而归，这种糟糕的成绩，难道还不反忖出足协的无能和不作为吗？
联赛联赛没管好，国家队国家队一塌糊涂，这样的国家足球管理机构，如果在足球发达地区，不被舆论骂死，也会被球迷的口水淹死。在欧洲杯预选赛上，英格兰人失去了晋级的资格，主教练麦克拉伦很快就被英足总解除兵权。当年英国参加世界杯的时候，因为成绩太差，主教练泰勒的名字，在英国许多媒体被放大，然后标注了“泰勒----狗屎”的字样。而我们的国家队亚洲杯失利之后，主教练朱广沪的辞职过程颇为耐人寻味，还要写出总结，如此惨败，有什么值得总结的？下课就是了。这样失败的经验，中国足球积累了多少筐，一次次的跌倒，一次次以同样的方式跌倒，一次次的灰头土脸，一次次的体无完肤，只总结不提高可，这样的总结有什么意义？足协给国家体育总局的奏折上是不是也应当有“臣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字眼？
改革伊始就存在的种种弊端，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化成种种矛盾和事件。在联赛的第五个年头（1997年）对足协质疑和不满的声音几乎充斥了所有主流的，非主流的的媒体。中国足球几十年来却一直在重复着同样的错误，一直徘徊不前，甚至日益倒退。足球技战术水平在倒退；市场化的职业足球改革在向计划经济倒退；足球的基础在日益缩小；足协的领导水平也在日益倒退。中国足球的症结其实很清楚，概括起来说，中国足球的部分决策者，不懂足球规律，不懂体育运动的规律。他们出台的政令，采取的措施，不是从规律出发，而是从官本位的理念出发，因而多年来使得我们的足球业务从普及、选材、培养、竞训多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反科学的系统。而且积重难返，代代相承。这是因为他们没把足球运动看成是老百姓喜欢的运动，只把足球当作自己的政绩工程，急功近利，又屡战屡败。也因此，他们永远不会客观真切的总结反思。因为他们永远不会否定自己。是因为中国足协部分决策者，不懂市场经济规律只尊重上级领导，不尊重市场规律。因此，对职业联赛从理念、政策到行为方式上，从来是随心所欲，想改就改。认为官多大本事就有多大，致使多年的职业联赛断断续续，支离破碎。质量无法提高是肯定的，而且还因此影响了足球产业开发的正常进行。今天乞讨，明天裸奔，而与他们同在一个总局领导下的中国篮协的领导，在篮球职业化改革中，CBA联赛很少中断。篮球市场开发上也保持了相对开明的做法，不懂市场不装懂，请专家来开发，篮协配合，并创造条件。使得CBA联赛几年来搞得日益红火，涌现出姚明、易建联这样的国际级球星。
作为一级管理机构，面对这十几年的现状，足协应当有深刻的自我反思。在官本位思想意识的影响和制约下，足协的官员们太看重和偏爱自己手中的那个权利了。如果说作为足球改革的创始人王俊生至少是一个足球行业的行家里手，那么从他之后的阎世铎、谢亚龙，更多的喜欢转动着“权利的魔方”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中，企图玩蹩脚的“大变活人”的把戏，在他们的思维和眼睛里，他们就是中国足球至高无上的“神”，所以，他们肢解联赛，所以，他们漠然失败，所以，他们煮熟了鸭子，煮不熟自己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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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批判书（一）
当突然有一天，人们面对职业化的足球俱乐部的时候，不仅仅是新鲜感，更多的是期待。
作为中国足球职业化构成部分的主要力量，足球俱乐部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支撑了中国职业联赛的脊梁，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对所有的曾经参与中国足球职业化建设的企业，实体表示深深的敬意。
按照中国足协足球市场化的基本理想，通过俱乐部和职业联赛，建立新的体制和机制，在俱乐部内实行竞争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打破过去的那种足球员动员隶属于地方各省市体育主管部门的做法，打破大锅饭，铁饭碗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引入风险机制，调动运动员，教练员的积极性。同时，通过俱乐部和联赛，使足球彻底走向市场化，商业化，做大足球市场，增强足球运动的感召力和活力，实现足球的产业化经营，为足球的良性发展积累更多的资金，改善足球设施，加强各梯队层次足球人才的培养，以满足社会对足球运动的观赏需求。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通过俱乐部和职业联赛，彻底打开封闭的中国足球，引进国外高水平的教练员，运动员，以及先进的足球理念和先进的足球俱乐部管理方式，市场运作方式。
十几年的潮起潮落，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回过头审视中国职业化足球俱乐部的时候，尽管有着成绩，但是更多的是不足和差距。
从开始的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后来的失望，牢骚，不满，退出。如果把全部的责任一古脑的推给中国足协显然是缺乏公正客观的。从这些年的联赛看，一些足球俱乐部更多的把自己的精力投放在市场宣传和造势上，为了达到宣传企业的目的，而进行的超乎常规的大投入，足协当然高兴，球市一度繁荣，球员收入也日见超常规递增，造成一种恶性的循环，终于有一天，大家都支撑不住了，所以必然要选择撤资，逃跑。
足球是一种高投入的运动项目，而且连续性的投入要求很高。一个足球俱乐部，如果不能维持一种均衡的投入产出，不能有足够的资金储备，那么这个足球俱乐部必然是短命的。我没有仔细统计过，从九四年足球职业化以来到底有多少足球俱乐部参与，又有多少足球俱乐部退出，还有多少足球俱乐部正在挣扎。但是，我想，这些数字起码是很有说服意义的。
当年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是国内甲A诸强中首富。在造就第一个冠军的一九九四年，按照俱乐部当初的合同约定，万达需要投入400万，但是，在联赛尚未结束的第22轮，俱乐部就已经投入了600万，结果到赛季结束，捧起冠军奖杯，一算俱乐部投入超过800万。从400万到800万，一个简单的倍数递增，但是，我知道哪一个赛季，大连万达的主客场收入，场地，广告，商业比赛等等根本无法和投入持平，更别说盈余。
曾经有一个传闻，当年万达客场挑战广州太阳神，老板王健林提着一密码箱子的人民币，告诉他的队员：拿下比赛，坐地分钱。可是万达还是客场不敌对手，气得王健林破口大骂，提着钱箱子愤然而去。这场面很容易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一个电影《突破乌江》，那其中一个国民党军官，挥舞着手枪在喊“弟兄们，冲上去，冲上去每人五两大烟土，不！十两大烟土。”王健林曾经说过：我们不能把足球产业理解成很窄的概念，足球一面能滚动出经济效益，另一面能滚动出社会效益。王健林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深谙这种经营之道。所以，如日中天的万达足球时代，或许足球并没有给王健林带来什么球场上的直接效益，最多是一些冠军奖杯，但是，凭借着万达足球这个品牌，万达集团得到了大连市人民的认可，得到了市政府在政策上的直接倾斜和支持，这种潜在的效益是难以用简单的数字表达出来的。万达，算是一个在足球俱乐部运作上有成功的典型。可是，这种典型并不具备代表意义。在多数的足球俱乐部里面，或许也只有当年的上海申花可以和大连万达相提并论。
就在我写下这个系列的时候，有清醒的网友在这个系列后面跟帖留下了这样的话：“其实谁很清楚中国足球要拯救，必须从体制改革，彻底的改革。但是，改革的决策权在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手里，这是一个专制的，毫无道理可讲的集团。没有谁能傻到费力去触犯自己利益而获得一个虚无称赞的地步，更尤甚在现有的这种国情体制下。批判是没有用的，拿刀架它脖子上也不一定有用，因为它后面还有更深厚的利益链等着坐吃呢。”我非常感谢这位清醒地朋友，因为他看到了所有问题的核心所在。
现在我回忆，一九九四，一九九五这两个赛季，我们的足球联赛很火爆，尽管也出了一些问题，但是，那时候，还没有谁对我们的联赛，对足协，对俱乐部提出最直接的批评。大家更多的是用一种温和的观点，认真地探讨联赛中出现的问题。到了一九九八年前后，淫荡说经过五年的摸索，我们的足球市场已经有了雏形，而足球投资的呼唤和蛊惑，让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大企业，中小企业都禁不住地跃跃欲试。那真是“相当壮观”，企业大把大把的资金砸向足球，大小俱乐部都在比阔，你投1000万，我就敢投2000万，那情景令人惊诧。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和朋友聊到这个话题，我问了一句：“他们的钱都是哪里来的？”朋友哈哈哈大笑：“哪里来的？人民银行来的。”这些钱的来源很简单，国有企业养活的足球队，投入的资金，必然是国有资产链条里的，诸如当年的云南红塔，济南大将军，以至于今天的鲁能莫不如此，更有甚者就是靠着国家贷款养活足球队。而民营企业的投入也大多和贷款有关。
因为我们的职业化足球，从开始就有着半计划经济，半市场经济的混血而导致的先天不足，所以对足球盲目的，不加限制的投入，不仅没有为中国足球的改革事业提供相应的发展动力，反而滋生和助长了运动员，俱乐部置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而不顾，疯狂追逐个人或者俱乐部的小团体利益。充满着短期行为和盲目投入，极大地刺激了假球黑哨等不良的绿茵风气的滋生。
事实上，还以所谓“成功”的大连万达为例，尽管董事长王健林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于媒体，大谈什么“高投入高产出”，但是，除了高投入，事实上俱乐部在内部的运作上，在市场的开发上，在球迷的培养上，在后续梯队的建设上，万达未必成功。当然，靠着大连连市人民政府的支持，靠着足球市长的支持，万达这张名片，确实显赫一时。但是，一场比赛，上万观众中的一半是靠着赠票而免费观看，俱乐部敢说效益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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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批判书（二）
面对着急功近利的足球俱乐部行为，在疯狂的投资潮面前，人们失去的不仅仅是金钱，而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和作用一直在祸害着今天的中国足球。
在完成《俱乐部批判书一》的那天晚上，当我把这个帖子贴出去后，遭到了我的一个媒体的朋友的激烈反对。他对我说，我现在看明白了，你是想全面否定中国职业化的足球。我反问他，那么你觉得我是一个喜欢站在枝头唱喜歌的喜鹊么？他凛然回答：“不，你是一只乌鸦。”我欣然接受他的这个说法，如果说我就是一只乌鸦，那么我多么期待我呱噪的声音能引起足球人的反感，或许这才是我写下这个系列的原因和目的所在。
朋友给我扣了一顶很大的帽子：全面否定中国职业化足球。我汗颜，自己还没有这个能力，况乎一家之言，针孔之见。
上文我说到，在职业联赛的第五个年头，中国足球俱乐部的投资狂潮此起彼伏。已经投入在足球上的继续投入，没有投入到足球上的，削尖了脑袋，也想把大把的钞票甩到绿茵场上。仿佛那一刻，绿茵就是金钱复印机，是一种“包赚不赔”的买卖。实际上，这种疯狂的投入确实刺激了足球市场，让联赛变得火爆，让球员更加卖命，让足球俱乐部春风得意。但是，笑的人一定哭过。从染指足球的那一刻起，足球所带来的快乐，远远没有足球财政所带来的危机更加刺激，更让人无奈。
缺乏理性的足球俱乐部，缺乏理性的投资人（企业），错误的估计了形势，也只能将错就错的选择挣扎，选择硬挺，以至于后来的选择逃亡。著名体育记者李承鹏曾经写过一篇非常出彩的文章《中国足球“资本论”》，在那篇文章里，李承鹏引用了雅琪俱乐部老总周建国撤出时说的话：“足球是能赚大钱的可，但中国环境不行，足球与市场的关系根本就没建立起来——说来说去，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根本就不是一路的。”而因为一场比赛以婚姻法冲天之怒宣布退出的万达俱乐部董事长王健林先生的话就更充满着火药的味道：“黑哨太多，假球太多，中国足球要多黑有多黑。”今天我们把玩这两个俱乐部老总的话的时候，会有一种找借口，借坡下驴的感觉，但是，事实上也就是面对恶化的足球大环境，足球俱乐部高额的投入不仅仅没得到相应的回报，反而陷入了投资无底洞的可怕状态。李承鹏在那篇文章里很精妙的分析了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在资本这个环节上的挣扎，以及所带来的赤裸裸的问题。
资本成为“足球大鳄”疯狂砸钱的冒险游戏，在资本横扫足球市场的同时，冰凉的资本也冻僵了自己。面对媒体王健林愤然说：“足协把我们俱乐部、把我们这些企业当成了提款机。”所以王健林决定不给足协当提款机，而踏踏实实卖房子。王健林的万达足球俱乐部的退出并没有刺痛中国足球，但是却埋下了中国足球资本失落的伏笔。
但是，抱着有利可图心态介入足球产业的企业家，企业，个人首先是自身缺乏理性的分析，也缺乏对足球俱乐部运作，经营，开拓的基本思路。把足球市场看的过于简单，把资本想象的易手反掌。盲目的资金投入，不加限度的给球员发放薪金，结果是自己抽紧了自己的资金链条，自己把自己装进了资本的牢笼而不能自拔。
职业联赛的升降级制度，事实上也直接把俱乐部推向了一面是海水，一面是火焰的双重境地，俱乐部如何生存，是所有投资人必须面对和考虑的话题。一旦球队的成绩不好，不仅企业的投资回报成了泡影，俱乐部的谋生手段都将荡然无存，直接危及到投资者的利益和俱乐部的生存。所以，为了生存，也是为了投资回报，俱乐部开始了“盘外招”，也就为“假球黑哨”提供了最直接的土壤。
还记得沈阳海狮客场战胜前卫寰岛保级成功后，在重庆主场球迷的“假球”怒斥声中，客队俱乐部老总章健面对着媒体打着哈哈说“天气不错”的那一幕么？还记得当年徐根宝的“谢天，谢地，谢人”么？因为绿茵场上不断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为足协对这一切的漠视，因为足球俱乐部欲罢不能的投入，所有的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俱乐部的职业化水平，职业化运作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情急之下的被动游戏。
缺乏自身造血机能的俱乐部，凭着发热的脑子和大把的票子，企图营造一个“足球帝国”，就像王健林当年春风得意的宣称“大投入大产出”的观念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打造一种不伦不类的中国足球，因为俱乐部自身不能自立，只能靠着输血生存，而昂贵的输血，终于有一天让王健林的口号伴着发自内心的恐惧，让大连万达这面曾经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旗帜，轰然倒下。足协杯赛场不公，就是一个撤退的借口而已，倒霉的当值主裁判俞元聪从此不见了身影数年。
狂热的投资，绝望的现实，在短短的数年时间里，中国职业化足球这个黑洞，吞噬了多少资金，我没有详细的数据，不敢信口开河，但是，起码可以算是一个天文数字。记得当年四川水井坊的许姓副老总面对媒体，几乎要哭出声来：“再不退？再不退就被足协给玩死了。”其实，玩死俱乐部的岂止是足协，难道俱乐部自身没有责任么？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听到俱乐部入不敷出，依然能听到俱乐部欠薪，职业化的中国足球，走了十几年，难道就是那头在磨道里转圈的驴子么？
足协缺乏因势利导，俱乐部缺乏对职业足球的根本认识，以为几座冠军奖杯就可以笃定自己是什么“百年俱乐部”是中国的曼联，阿森纳，利物浦，事实证明，这就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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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批判书（三）
在资本的博弈游戏过程中，不仅仅需要理性，更需要保证资本合乎常规运行的政策法规。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大连金州体育场，足协杯半决赛第二回合，大连万达队对阵辽宁天润。经过点球决胜负，结果大连队被淘汰出局，让大连万达的双冠梦破灭，赛后对本场比赛执法主裁俞元聪不满的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冲进新闻发布会会场，声称：“万达要退出中国足坛。”次日，万达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对中国国足球发展前途失去信心。”万达集团决定，“在半赛季全部比赛结束后，永远退出足球圈，并全部转让万达足球俱乐部的股权。”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万达退出事件。
现在让我们回头审视这样一个震动中国体育界，让中国足球行业震撼的事件，你不能不惊讶的感受到，作为一个商人，王健林的聪明和机敏。他用了一种最好的借口，选择了一种最好的方式，很体面的完成了他的“资本大逃亡。”没有了口若悬河的激情，没有了一掷千金的豪迈，当王健林们提着钱箱子的手感到麻木，感到恐慌，感到绝望的时候，选择逃跑是一种最好的出路。
我一直非常钦佩原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老总戴大洪先生，因为他始终用一种理性的声音，用一种实事求是的观点，为自己的俱乐部，为真正热爱足球的人们伸张着一种声音。作为一个民营俱乐部，建也不可能有万达等俱乐部的手笔。但是，在这些大头大阿哥的一掷千金面前，他们也只能咬着牙东施效颦。所以，当有一场比赛河南建业不敌对手的时候，外援尤里安面对记者的镜头，愤怒的做着手势，喊出了：“Money，Money！”这个咆哮的镜头，曾经永久的定格在我的记忆之中。
曾经对足球事业豪情万丈，曾经和中国足协有着甜蜜的婚姻的大连万达，突然在一夜之间与足协反目为仇，并表示了自己坚决退出的信心。是什么动摇了万达人的豪情可，是什么让这支曾经国内足坛的虎狼之师，偃旗息鼓？我记得央视曾经做过一个王健林先生的专访，可惜时间太久，已经查不到这个专访的详细过程。但是，大致上我能记住，面对电视镜头，坦诚的俱乐部老总王健林先生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足球的失望和绝望。曾经的足球大鳄，曾经的“高投入高产出”理论的创建并身体力行者，难道仅仅以为一场貌似有失偏颇的比赛，就会彻底动摇自己对足球事业的热爱，对足球事业的热情？显然不是那么简单。说到底，还是一个资本的问题。
无论今天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解释去开脱，我敢说，我们的足球俱乐部在资金运作上，没有一个俱乐部可以称作“成功的范例”。说得难听一点，打肿了脸充胖子的有之，打掉牙往肚子里咽的亦有之，强颜欢笑者有之，痛不欲生者亦有之。
唯有资本决定一切。
作为成功的，精明的商人王健林当然知道，不能总做那种赔本赚吆喝兼着给足协做广告的事情。而拿到了若干联赛荣誉，承办了世界杯外围赛金州“十强赛”，并拍出了据说八百万给中国队壮胆的王健林，终于绝望的看到，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切。“十强赛”成为中国足球的一个耻辱的代名词，期待着盆满钵溢的商人王健林，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就是“高投入低产出”。由此所带来的震动和愤怒显然是可想而知的。我并不欣赏和推崇著名记者李承鹏的文字，但是，我很钦佩他一语中第的观点。他在《中国足球“资本论》一文中辛辣的指出：王健林们在苦心孤诣数年之后，陡然发现，居然无利可图……他引用了一个马克思讲的笑话：皮尔到澳洲去淘金，货币、绵羊、奴仆什么都带了，但最后皮尔依然一贫如洗——因为他忘带必要的生产关系。”
王健林声称渴求的“公平竞争”其实就是一个资本逃亡的借口。在资本的无限扩张面前，王健林作为商人当然要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他不是那个为博美人一笑，不惜千金烽火戏诸侯者的王，就算整座城市的人们都知道万达是“常胜部队，是王者之师”，他也要不断地挥舞出票子，才能维持这支豪华军团的颜面。这个时候，“节约每一个铜板，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这样的教诲我不知道会不会在他的耳边响起，但是我知道，作为一个集团的老总当他面对一个只投入不产出的项目的时候，他必定会绝望和烦躁。
九月二十七日，面对媒体万达宣布“永远退出中国足坛”，并准备连夜进京，直接向国家体育总局反映情况。而一向办事拖沓的中国足协表示出少有的机敏和高效率，足协专职领导信誓旦旦的向万达保证保证妥善处理。果然两天以后，足协的怀柔政策显示出来可，一方面代表足协就裁判问题向大连万达致歉，同时足协也开始了自己的反击，指责王健林违背中国足协的章程云云，声称“中国足协绝不掩盖事实真相，绝不手软，一经查明，严惩不贷。”在足协的高调太极推手面前，王健林的冲冠之怒，显得那么不堪一击。
从满腔热情的投入，到无比愤怒的退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万达的退出，归咎为资本的逃亡。但是，我敢说作为商人的王健林先生，在若干年后一定不会为自己作出的这个选择而懊恼和后悔。俱乐部试图和足协博弈，试图和足协叫板，其下场可想而知。
当年王健林曾经否认自己是因为俱乐部的资金出了问题，才萌生退意的。我相信王健林这句话的真实，按照万达集团的资金实力，继续硬撑下去也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这种包赔不赚还时不时地惹一肚子气的生意，谁愿意做啊？面对中国足协“豪门沉沉深似海的城府”王健林此时不逃亡，更待何时？
我的手头有一份不算太全的统计资料，从职业联赛开始先后有几十个企业相继从足球圈子里退出。他们除了撒下了大把的票子，收获了悲凉和绝望还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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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批判书（四）
在资本的游戏和制衡之中，最先倒下的，或者最先退却的不一定是失败者，而是最聪明的人。
我决心写下这个有关中国足球的系列长文的念头由来已久。或许，这篇长文结束后，我将不再关注中国足球，但是，如果我们连思维的基本权力和义务都“沉默”了下去，那真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哀。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这个长文将有五大板块，二十五篇文章组成。现已完成的《中国足球批判书—伪足球批判书（1-5）》《中国足球批判书---俱乐部批判书（1-4）》。其间会夹杂我近十几年来，在各类媒体上发表的有关足球的评述文章。算是我对自己看足球的一个总结。
这个系列的文章就是一家之言，也就是从我的角度和观点去审视中国足球。我知道，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我不可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但是，我相信，在我们面对中国足球的时候，除了悲伤，震惊，激愤，无奈，还应当拥有思考和冷静。
人，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了之后无路可走。我们在职业化的道路上跋涉了十几年，蹒跚了十几年，摔打了十几年，拼搏了十几年，可是回头看去，满目疮痍，满眼荒凉，这究竟是谁之过？！这才是我们需要思索和回答的。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对足球俱乐部也批判？我的回答是，面对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的百病缠身，最直接的责任当然是中国足协，但是，俱乐部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足协最直接的帮凶，或者是助纣为虐的从犯。
心怀着捞钱获利的念头，进入足球圈的企业。当他们面对残酷的现实的时候，不可能看到前程似锦，资本的枷锁沉重的桎梏着他们原本渴望自主呼吸的冲动。而在中国足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派面前，他们甚至连基本的申诉权利都变得微不足道。当一次次的高投入换来的是一次次的失败和失望的时候，他们除了选择逃亡还有别的办法么？
从现有的足协管理机制上看，足协就是说一不二的王。而各个俱乐部，在更多的时候，就是扮演着掏钱听命的角色。而这种运行机制十几年来没有变化，足协牢牢地把握着最直接的权力，并依此从容调动“各方诸侯”。这是一种相当不健全的运行机制，在这种运行机制面前，什么民主化，什么俱乐部利益共享都是彻头彻尾的扯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与国家体育总局有关，与足协有关，更与各个俱乐部有直接的关系。十几年来，俱乐部为了追求所谓的“利益”用一种低眉顺眼的样子，提首听命于中国足协，而没有相互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最终能演化成什么自不言而喻。
中国足协和各个俱乐部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一种行业协会的关系，还是一种上下级的关系，没有人能从结构上说的清楚。足协的官本位意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用一种相对民主的方式解决职业化足球以来出现的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在，诸如决定联赛的升降级，更改联赛的赛程等等重大问题上，足协都是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我记得在一年足协在昆明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时任足协一把手的阎世铎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将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不是自由市场，谁想来就来，谁想走就走，兜里有几个钱就到这儿来试一把。我希望明年老总们不要指责足协。如果再在重大问题上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中国足协将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是纪律。”这话说得掷地有声，真是对俱乐部，对俱乐部老总有震慑作用啊。但是，阎世铎先生的打出的这张含着高压味道的“牌”于情于理都存在着漏洞。鉴于本篇幅主要分析批判俱乐部，故不再对阎世铎的高论深究。
很多年过去了，当小品舞台上，范伟哭唧唧的冲着赵本山说：“大哥，我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来地，我就想知道我是怎么没地。”这一幕或许符合很多俱乐部老总的心迹。
很多年后的一天，我和一个资深的体育评论人谈中国的足球职业联赛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让我感触颇颇深：“我们的足协缺乏面对真诚的厚道，我们的联赛缺乏厚度，我们的俱乐部缺乏厚重，我们的球员更是缺乏职业球员的基本素养。这就是中国足球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职业体育的本意，是将有商业价值的体育运动社会商品化。但是，我们的职业化足球，从一开始就有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不是把足球运动作为体育运动商品化，而是把它政治化，赋予了一些原本不属于足球的东西，所以足球俱乐部建设，从一开始就和政府纠缠不清，什么“足球市长”“足球省长”，这些政府行为介入足球的表现，也为俱乐部的成长和发展设定了必然的障碍。俱乐部“官方化”以后，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实体，本来应当按照基本的商品经济规律运作，但是，他们不得不听命于政府的行为，甚至连一个俱乐部的主教练的任命，都要得到政府领导的首肯，这简直是天字一号的笑话。而当一个球队的成绩甚至与城市建设的“精神文明”指标相挂钩的时候，你说这是在踢足球，还是在搞政治活动？！
还以大连万达为例，在万达最火爆的时候，门票的收入以及各种广告的收入，其他的杂项收入，显然无法冲抵俱乐部高额的投入，当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的实质是，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买卖的意义究竟何在？
当我们今天面对绿茵场上一切丑陋的时候，居然有对中国足协“不作为”的愤怒，但是，也对制造这些丑陋的俱乐部们表示深深的失望。在急功近利的思想前提下，为了追求成绩，高年薪为了留住球员，他们公然贿赂裁判，公然支持球队打假球，公然默许球员的放荡无羁。
足球职业化以来，所有表现在绿茵场上的一切负面新闻，或者是见不得人的丑恶，都与各个足球俱乐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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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批判书（五）
一个职业化的足球俱乐部，不仅仅要追求球队的竞赛成绩，还要注意自身的形象和机制建设。
如果说以一九九四年开始的职业化联赛的前几年，我们的职业足球就是在探索，在摸索，那么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继续用这样的话题，来搪塞我们的失误和不足么？我在上文的结尾曾经说过：“足球职业化以来，所有表现在绿茵场上的一切负面新闻，或者是见不得人的丑恶，都与各个足球俱乐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更简明的表述自己的观点，我归纳了“中国足球俱乐部十宗罪”。
第一罪 动机不纯，急功近利
无论是现在依然在足球行业里继续的，还是已经退出的，凡是经过中国足球这个泥潭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着动机不纯，急功近利的倾向。职业化之初，当足球作为一种商品推向市场的时候，很多介入其中的企业，更多是想通过足球大打自身的品牌，这个动机应当说没什么错误，但是，在这个动机背后，其实包含着俱乐部更多利益上的诉求。而他们错误地以为凭借着几座冠军奖杯，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宏图”在追求成绩的时候，俱乐部进入了一种无法维系的恶性循环。
第二罪 管理混乱，滋生丑恶
很多年以后，我们即使是面对今天的中超俱乐部，甲A俱乐部，依然看不到一种有序化的管理手段和措施。而许多俱乐部的混乱管理，不仅仅让正常的俱乐部运作陷入畸形，更多的时候，在这种混乱管理下，派生出来的无序和丑恶比比皆是。为了谋求所谓的成绩，俱乐部无限度的提高球员的工资，甚至使出了“盘外招数”，其丑陋就不一一诉说。
第三罪 疏治标本，缺乏公信
俱乐部在运行的过程中，为了所谓的成绩，可以漠视俱乐部，球队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而在用无度的薪金刺激球员不成后，有些俱乐部干脆与一些不职业的球员，不职业的裁判员沆瀣一气，公然明火执仗的进行假球、黑哨的不光彩交易。其行为令人不齿。一来二去，俱乐部在球迷心中的威信，球队在球迷心中的分量，球员在球迷眼中的好感，荡然无存，完全是一种咎由自取。
第四罪 拉帮结伙，派系嫡亲
以大连实德为例，在他们公开收购四川足球后，把原来独立的四川足球，变成自己派系下的“二奶”，肆意妄为，靠着派系，靠着不正当的竞争，实德的足球托拉斯，显得人神共愤，令千夫所指。而可笑的是，中国足协面对这一切丑陋居然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让这原本不合理的派系，合理的存在了若干年。这种派系嫡亲的存在，让足球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含义，也让本来就混浊不堪的中国职业化足球更加浑然不堪。
第五罪 放任球员，滋生丑陋
对球员的疏于管理，对球员缺乏自律性，自觉性的教育，对球员除了要求比赛除成绩，球队和俱乐部似乎再没有别的责任和义务，长此以往，结果造成了一批所谓的职业球员不仅仅没有职业球员的素养，他们的所做所为与社会渣滓，社会混混并无异同。职业联赛十几年，发生在中国职业球员这个群体上那许许多多丑陋的事件，最直接的印证了俱乐部在球员管理上的失败。而近些年来出现的“血光之灾”“嫖妓丑闻”“赌球事件”“吸毒”等等，俱乐部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六罪 自以为是，好大喜功
很多俱乐部，一旦有了成绩，就迫不及待的宣布自己要与世界顶级足球俱乐部接轨，要进入世界三十强云云，更有甚者，还自以为是地把自己区区数年的职业足球定位于什么“百年豪门”又是煮书，又是立说，打着企业文化的超牌，自己为自己营造一个虚无飘渺的梦。而所谓的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成为让人们贻笑大方的口实，茶余饭后的谈资。
第七罪 虚假繁荣，外强中干
在俱乐部的运作模式之中，所有现有的中国职业化俱乐部，没有几家能给我们一种令人信服的运作机制。而靠着所谓的一掷千金，靠着所谓的“高投入高产出”的大跃进理想，到头来撞的口鼻出血，狼狈不堪。甚至有很多俱乐部靠着用假账，用黑色收入来维系自己的日常运作，这种人为制造的虚假繁荣，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就会水落石出，原形毕露。翻开钟国足球职业俱乐部的账本，你除了看到混乱，看到千疮百孔，还能看到什么？而一些所谓一流的俱乐部，到了洲际赛场上，就显示出自己的外强中干，丢尽颜面。
第八罪 违背规律，肆意妄为
我们说过，足球作为一种体育运动的商品，进入职业化的市场，必然有商品经济的味道，以及商品经济都有的运行规律，违背了这些规律的最终就是自找苦吃。事实这些年来一件件，一桩桩的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有很多职业足球俱乐部，是从来不讲市场机制运行的合理性，以及尊重商品经济特有的规律性，在很多时候，完全就是俱乐部老板个人的喜好，决定着俱乐部的走向行业未来，而更加混乱的是，中国足协对这一切采取了熟视无睹，纵容的态度。
第九罪 缺乏理性，自以为是
当上海滩头，上海联城和上海申花合二为一以后，人们原本期待的1+1≥2，可是一个赛季下来，上海滩头一地鸡毛，大嘴巴的老总朱骏端着超级老总的架势，好不风光，好不快活，可是俱乐部居然欠薪，他以为农民工工资不能欠，球员的工资可以欠？纵观朱骏这些年来在足球的上的做派，完全是一种缺乏理性，缺乏深度思考的行为。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乱点鸳鸯，最终两手空空。
第十罪 沉疴缠体，几近膏肓
理不顺内部的关系，外部运作又被资金和环境诸多因素困扰，在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俱乐部，就像一个沉疴缠体的危重病人，靠着输血，扎吗啡勉强度日。透过体制上先天不足，看得到俱乐部内部的疮痍满目。不危言耸听的说，如果我们的足球俱乐部不能正视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一意孤行，最后的结局必然是面对着失败的苍凉，无可奈何的离开。
请看下一编：职业球员批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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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有翅膀，我就要飞飞飞飞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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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球员批判书（一）
什么样的路都是自己走的。
我连续写下这个系列文章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的问自己，为什么连篇累牍的为中国足球大唱衰歌，是不是自己的眼光就是喜欢看着阴暗，盯着负面，为什么就看不到南山樵夫所说的那种积极的“主流”。
一天，一个朋友问我：“你那个系列的批判文章还会写下去么？”我说“要写，一定要把它写完。”这是我做事情的原则，决不半途而废。
站在理性的角度去看中国足球，不再充满着极端，也不再充满着幻想和忧郁，你会看到很多原本简单的东西。所谓的批判，只不过是一种托词，如果说所有认真看过这个系列的人，那些真正关心中国足球的人，能有一点认真地思考，能有一点认真地感悟，我想这些文字是值得的。
不想用掘坟的残酷，也不想用鞭尸的无情，我们就用理性的刀子，用理性的思考去揭开中国足球那些皮袍下见不得人的“小”，这才是我的本意所在。
我认真地查阅着有关什么叫作“职业足球运动员”的说法， 如果非要给职业球员下一个简单的定义，“把踢球当做一种职业”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可是真正做起来绝非易事。国内足球职业化这么多年了，可是球员们在业余时间违规的事件却屡禁不止，足协领导说破了嘴皮子，球员们依然我行我素。归根结底，大家都没真正将踢球当做一种职业，用自己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去完成。大家都没有职业操守，原本很严谨的职业足球就变成了游戏，低水平的训练和比赛也就再无法约束球员按照真正的职业精神去训练和比赛。这是一种很温和的说法，看起来解释的也很合乎情理。
就在我写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在媒体上看到，原陕西国力的门将江洪在媒体公开承认自己曾经有过吸毒的历史。感谢江洪的坦诚，因为面对灰暗的过去，揭开疮疤是需要勇气和付出代价的。从我们知道的原辽宁队的门将刘建生，到从津门走出流落上海的刘云飞，以及今天我们知道的江洪，这些吸毒者的历史都伴随着他们曾经的足球生涯。好像不能用简单的“堕落”去给这个群体的这些人定义，我们其实应当更深层次思索的是，为什么，是什么让这些冠着“职业化球员”的年轻人们，如此不爱惜和如此放纵自己？
数天前我和一些朋友聚会，席间大家谈到了我们职业球员的文化素养问题，于是有人提出了：“我们的球员文化素养上不去，所以就会出很多问题。”我觉得这种说法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是，未必能全部诠释我们面临的问题。在我看来，是环境培育了一批价值观和思想道德畸型的“职业球员”这才是全部问题的核心。
职业化十几年的历程，虽然不能不说我们的足球有些进步，但是，作为职业化足球的最主要核心支柱——职业球员这个群体，存在的种种问题，都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与他们所受的教育有关。职业化之门开启之后，有些球员几乎目不暇接，一夜之间身价倍增，一个赛季下来成为“百万富翁”，这种巨大的利益冲击，并没给他们带来正面的有益思索，而恰恰成为这些“职业球员”“挥斥方遒”的无聊资本。写到这里我讲述一个我曾经亲眼目睹的故事。
一个小有名气的职业球员开着一辆车在路上追了别人的尾，走下车后我看到他满脸涨红和一脸酒气，被追尾者当然不干了，你酒后驾车不算，还追了我的尾，于是报案，交警出了现场，而这个“职业球员”拿起电话也不知道联系了谁，就在交警处理事故的当口，另外一辆沙漠风暴疾驶而来，下来的是一个据说是该球队老大级别的人物，拔开围观的人，他看了看现场，告诉他的小兄弟“你的全部责任，赔人家就是了。”被追尾者一看这来头也不敢多说，现场估计了一下自己的车损在一万多块，这时候追人家车尾的那位，拉开自己的车门，从座位上拿出一个皮包，拉开拉链，两捆钱（足有两万块）递给对方，很不耐烦，“够了吧，把事故报案撤了。”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交通事故就这样不了了之，而那个人拿着两万块还在目瞪口呆，人家早就驾车扬长而去。这是许多年前发生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今天依旧在上演。比如大连籍山东鲁能的球员崔鹏的这次交通事故后面所蕴含的东西，都是不言自明的。
盆满钵溢的“职业球员”在更多的时候，成为拜金的信徒，成为金钱的奴隶，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而踢球，还是在为那一叠叠钞票而奋斗，当目标迷茫的时候，选择迷失和堕落就是一种必然。
功利的俱乐部，功利的球员，在片面追求成绩的时候，想到的就是漫天飞舞的钞票，他们何曾想过自己的职业操守，想过自己的奋斗目标，自己的职业生涯？曾经效力于大连实德许多赛季的外援扬戈维奇走了，临走前面对媒体，他留下了一段发人深思的话：
“我希望中国的球员多一点职业精神。在中国，好像每个队都有球员吸烟的，还有些队员特别爱喝酒，个别的还有去夜总会的。一个职业球员应该保持自律，烟伤肺、酒伤肝。球员是靠身体吃饭的。一个职业球员如果不自律，他的职业生涯会缩短。另外，不自律会导致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变化。球员的运动生涯是有限的，当你踢不动之后，你会做什么呢？”
我相信说出上面的话杨戈是发自内心的，我所以认为这段话是忠告，是因为在杨戈的这段话中包含着一个职业球员在中国职业赛场上的亲历亲为，他没有危言耸听，没有放大事实。
什么样的球员是职业球员，在我看来，职业球员是吃青春饭的，在有限的运动生理年限里，如果自己不珍惜自己，那就是一种自毁前程的行为。可是明知是自毁前程，我们很多“职业球员”却趋之若鹜的追求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多年前，我曾经听过郝海东的一次谈话，那是一次宴会后，面对记者媒体，烟酒未动的海东，对于当时很多球员的不自律，深感痛心，当时他的观点和今天的杨戈的观点几乎是一模一样：你就是靠着这个吃饭的，怎么能无度和不加节制自己的酒色？怎么能和酒吧，和灯红酒绿纠缠不清？
事实上，老杨临走的肺腑之言，未必能打动多少“大款”球员浮躁而驿动的心。很多沉溺其中的球员，虽然冠着“职业”的招牌，其实早被酒色淘空了身子，所以，他们的运动生命就是昙花一现，毫不奇怪。
还是一个我曾经很熟悉的球员，他左路的技术特别好，但是，这个年轻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不知道自爱，他放荡自己的青春年华，他沉溺于声色之中，所以他很快就凋零和沉寂了下去。很多年后，我和这个知名球员的叔叔聊起他的这个侄子，他叔叔一声长叹“太不自爱了，他自己亲手毁掉了自己。”
当球员酒后追着主教练打的时候，当球员密谋做掉主教练的时候，当球员屡屡被血光之灾负面新闻缠绕的时候，当他们和毒品，和酒色攀亲的时候，他们早就没有了职业球员最起码的职业操守，更像是一堆行尸走肉而已。
深情的杨戈，未必能打动那些不自律的球员，但是，起码有这样一个忠告，会让有良心和自律性的球员认真地对待自己，善待自己。当老杨能严肃的告诫那些不自律的球员，这样下去无疑是自掘坟墓的时候，他们会为此感到振聋发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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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球员批判书（二）
当职业化成为安身立命的依靠的时候，如何珍惜自己是一个问题。
就在我写下这个系列的第二篇的时候，我看到了中国足协当家掌门人，谢亚龙先生代表足协就有关国家队的管理和比赛，发表的许多高论，看着那有些色厉内荏的“管理措施”以及效仿秦始皇时代的保甲连坐，我不仅仅哑然失笑，更多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当年海埂集训期间，高墙大院，保安牵着大狼狗，都无法阻止我们那些向往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款爷球员们，他们一次次的违禁，一次次的越轨。你甚至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一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的职业球员找到一家酒吧，或酒店，剩下的就是伴着刺激的烟酒，可以通宵达旦。
“中国职业足球运动员，是我见过的最没有职业素养，最缺乏职业自律精神的一个团体。”我忘记了这是哪一个著名的评论人说过的话，但是，我觉得说的真好，切中时弊，一语中的。
在职业化足球迷幻的光环下，在大把金钱的刺激下，在灯红酒绿的感招中，年轻人是很容易迷失自己的，如果我们的职业化俱乐部在球员的管理上更加完备，在球队的建设上建章建制，或许我们不应当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23岁的曲乐恒在2000年3月的超霸杯上连中三元一夜成名，但经历过4月的一场车祸，曲乐恒只能坐在中国康复中心的轮椅上，要面对的是可能从此瘫痪的命运。辽足曾经承诺对曲乐恒负责，但是诺言有变质的倾向。曲家忍无可忍，终于向媒介控诉。车祸的肇事者张玉宁也被推到舆论的风头浪尖上。边峰，一个被曲家说 成是“黑社会”老大的人，也一度站出来为自己的名誉而战。许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靠着轮椅无可奈何的曲乐恒，而有关这场车祸前后所牵扯的是是非非，成为一个除了当事人别人永远解不开的谜底。
沈阳金德的二线队员王子等人，就因为在烧烤得时候买一包烟的纠纷，就将烧烤店老板失手杀死，毁掉的不仅仅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也彻底葬送了自己原本很好的前途和明天，十几年的职业化足球，我们总是挥之不去那些血光之灾，那些血淋淋的故事。深圳球员陈永强在乱刀下夺命狂奔，免于一死，如果不是凌晨还在酒店，如果与人口角后能理智撤离，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么？
大连实德权磊的血色四溅，更惨烈的告诉了我们一个远远比情杀更耐人寻味的故事。尽管人们一直试图掩饰这个故事，但是，作为主人公付出的仅仅是鲜血和痛么？那么一个有潜力，有发展空间的左路球员，几乎就此销声匿迹。在中国职业化足球这块布满着血色的天空，滴下的不仅仅是鲜血，更是不自律，不自爱的悲哀和绝望。
我很多次看到过我所熟悉的职业球员那种种不职业的行为。他们纵情声色，他们放荡堕落，他们在纸醉金迷的日子里，早让酒色掏空了身子，成为行尸走肉。我在上文中曾经说过那个曾经很有希望的左路球员，他的叔叔是我的好友，如今每每谈起他的这个侄子，叔叔都是一声叹息，不自爱毁掉了自己。我曾经与很多人谈到过我们的职业球员这个群体所面临的问题和方向。在我看来，职业化以来，作为职业足球运动员这个群体，他们首先接受到的是强烈的物质冲击，是俱乐部的“金元政策”，而在球员的思想教育方面，各个俱乐部往往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即便是对有问题的球员的处理，大都采用了“罚款”“三停”之类的行为，真正缺乏对事物的本质分析，以及对问题的追根溯源。
其实，我们的职业球员所欠缺的绝不仅仅是职业素养与职业操守的问题，因为这批当打的球员，大都是在文化层次上相对低下，因为文化和所受教育的欠缺，导致了他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面对巨大的物质诱惑和利益的冲击，他们轻而易举的就选择了迷失。如果说酗酒滋事仅仅是所有丑陋中的一些表象的话，那么当我们面对刘建生等人的毒品，安琦等人的情色，权磊等人的惨案的时候，我相信谁都不能说这些都是不具有代表性的偶然事件。
一些球员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于球场上的呼风唤雨，更热衷于球场外见不得人的交易，这些年来，人们对假球，对买球卖球的质疑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事实上知道内幕的人们都很明白，这根本就不是空穴来风。个别买球卖球的球员，一个赛季几场关键的比赛，黑色的收入就可以盆满钵溢，而为了黑金，他们早把职业道德和操守抛弃的无影无踪。
当年海埂训练基地的高墙狼狗守卫不住一颗颗驿动的狂躁的心，曾经一度海埂训练基地周边那充满情色的风景，和灯红酒绿的纸醉金迷，都真实地彰显了中国职业化足球最无奈的风景。所以，当今天我们面对国家队，国奥队集训首先要进行军事化管理和训练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是应当哭还是应当笑，这种世界足球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绝对带有“中国特色”。
很多年前，一个球队的主力球员，在一次酒后耍酒疯，踹坏了基地二十多个门扇，声称要废掉主教练，而当某球队的主教练被球员轰跑的时候，我们的球员面对着电视镜头居然喊出了“天亮了”，就差欢呼雀跃“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是何等的滑稽和荒唐。再写这个系列的时候，我手头有太多的素材，坦率地说，没有什么积极的东西，大都是负面的东西，说实话，我实在没有去散布这些东西的兴趣，如果不是文章的需要，我甚至都不愿意去提出这些事例。
作为一个团体的运动项目，球员在足球这个与动项目中的地位和作用子不言而喻，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可能作了很多探索，但是，在职业球员的培养和教育上是无比失败的，所以也就有了还算有点文化的王鹏面对足协答卷的时候，写上了“足协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这样令人捧腹的答案。
江洪是坦诚的，至少他敢于直面自己曾经灰暗的过去。在职业足球运动员这个群体里，还有多少“瘾君子”？这个数字恐怕只能是谁也说不出来的秘密。温俊武锋利的刀子刺中了一个生命，也划破了他人生原本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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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球员批判书（三）
种瓜得豆是一种歪曲，在中国足球这棵歪脖子树上，你现阶段甭想看到“正品”。
我一直在断断续续的写着这个系列的文章，我从来没有动过停止的念头。我也一直在关注着我把这些文章发表在网络上后，热心的朋友们留给我的各种“忠告”。
我所以把这个系列定义为“批判”是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不全面的揭示中国足球见不得人的负面，依然在好大喜功的招牌下歌舞升平，甚至自欺欺人，中国足球照样没有任何希望。我们都有一种善良的愿望，期待着中国职业化的足球能够真正进入它名副其实的“职业化”。但是，我们用一种认真地目光，去关注我们的“职业化”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再有二十几天，我们即将在大年三十的除夕夜，迎来中国国家男足出战南非世界杯外围赛的小组赛。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目光去关注这样一场比赛，期待是一定的，但是谁知道最没有谱的国家队能带给我们什么？国家队的领队蔚少辉日前对媒体信誓旦旦的声称“这届国家队是三年以来最强的国家队。”我们中国人凡事儿都愿意图个吉利，宁愿相信蔚领队不是那种揪着自己的头发就觉得自己是脱离了地球引力的人。
当辽宁队前们将刘建生被抓获的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人，内心会有怎样的感受：绝望？失望？还是别的什么？我很多次目睹着我们的职业球员在每一次比赛之后那种放纵，他们沉溺于酒色之中，他们在烟酒的刺激中麻木自己。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毫无疑问的是，这个职业群体总体上文化素质的偏低，所受教育的欠缺，让他们在四肢发达的时候，人格和心理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缺陷。
我曾经问过一个职业球员，他的终极目标或者是人生追求是什么，他漫不经心的吞吐着烟雾回答我说：“在球队和上上下下处好关系，比赛之后就出来放松，能踢当打之年就踢，踢不动了，能自己做点事情就做，做不来就想办法考教练证，教不了高水平的，起码教小学生没问题。”我相信他这是实话实说。尽管这个职业球员的人生目标看起来拨弄不高，但是，起码还算有点人生追求。更多的“职业球员”连这种起码的追求都未必有。
职业化的中国足球，十几年来，始终在一种下行的曲线上跌宕。我们可以用一种宽容的心态，允许这种情况的存在，因为现代足球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毕竟还很幼稚，这种幼稚包括我们观念上的幼稚，体制上的幼稚，各个层面上的幼稚。但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是作为“职业化足球”的核心骨干层面，职业球员的堕落和无耻。他们对自己职业的漠视，对自己从事职业的轻薄，对未来和前途命运的茫然.，对自己的放纵。
缺乏自律的球员，对自身的要求本身就缺乏职业，而俱乐部在职业球员的使用管理上出了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比赛成绩的考虑，几乎没有别的什么。毫无疑问，我们的认知程度是需要时间的，我清晰地记得日就在国奥队即将出征越南的前夜，当时国奥的三个球员张玉宁、隋东亮、李彦因为夜里10点半还在酒吧而被披露，从而引出人们的一片惊诧和口水。如今，十年的光阴过去了，但是这种事情依然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我们甚至见怪不怪。唯一不同的是，现在的国家队，国奥队据说采取了“准军事化”管理，这种靠着外部的“管压措施”是否能从根本上端正职业球员的职业意识，不得而知。
大牌的郝海东，孙继海等人都因为在洲际比赛的赛场上冲着裁判吐口水而遭遇到亚足联的严厉处罚，我相信那是他们职业生涯最灰暗的时刻，但是，他们把充满着侮辱的口水吐向裁判的时候，他们可曾有过职业球员的反思和忏悔？
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足球发展启示是缺乏理性的，急功近利几乎成为职业化足球以来中国足球的代名词，但是，剥开职业化急功近利的外衣，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在足球上的全面滞后，这种滞后不仅仅表现在俱乐部，也表现在足协，乃至球员。一个职业的球员，把自己赖以生存的职业都不看重，那么我们还敢期待着这样的职业球员，带给我们职业化的足球么？
丑闻，血腥，暴力，毒品这些惊骇的字眼，用时下最时髦的词语叫做“很黄，很暴力”可以概括。如今我们依然无法忘记当施连志飞踹高峰的那一瞬间，忘不掉忻峰铲断对方外援腿骨的清脆咧响，也忘不掉班古拉那颗被踢爆的眼球，我不知道做过这一切的球员们有没有一种罪恶感，也不知道当他们不再“职业”的那一天，他们会不会为这种“暴行”而懊悔。
我一直很固执的认为，真正关心中国足球的人，应当为中国足球整理出一本《足球忏悔录》，因为它足可以收集到中国足球所有的丑恶，黑暗和反思。
当安琦无法阻挡媒体的闪光灯而丑态百出的时候，折翅的不仅仅是这个曾经的“天使”，那一刻他是魔鬼么？或者是魔鬼附体？在他的身后如今站着吸毒贩毒的刘建生，江洪，还有曾经传说中的刘云飞，这些曾经的国字号门将，失落的到底是什么？是精神还是思想。
堕落的是肉体，不可挽救的是精神。
当我们曾经目睹着中国足球一次次象一幕荒诞的活报剧上演的时候，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信心，也是一种无奈的愤怒和绝望。如今，面对空旷的看台，谢亚龙和他的助手们依然有着“范进中举”的狂热，周身疮痍的中国足球，试图被一身貌似华丽的外衣，遮住肮脏和丑陋，可是在瑟瑟的寒风中，谁还能拽住这不遮体的外套？
就像这几天动荡的股市，中国足球早就跌破了它的基准线，谁来“救市”是谢亚龙的口号和诗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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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有翅膀，我就要飞飞飞飞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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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写的很深刻,很直接啊,应该要那些踢足球的人看看啊还有那些管球的人也看看啊,中国队的足球真的看起来没劲,我已经伤透了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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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建议取消足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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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建议消灭足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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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太精辟深刻了。不论是足球、体育界的内外人士，只要是处于社会改革时代或事业中的人，都值得阅读此篇文章。支持你去竞选足协主席，不，我也差点范错误了，足协只是个二极单位，足协主席是上级指派的，解决不了问题。你至少要竞选国家体育总局领导才有点效用。谢谢你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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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对此文的支持和理解，我将把这篇文章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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