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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数:3&分页:lagrange@kyxk发信人: hahalagrange (lagrange@kyxk), 信区: Geography
标&&题: 中国才多大哦，这点地域差别真心小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hu Feb 25 18:25:01 2016), 站内 && 胡焕庸线东边有五百万平方公里么？ 英帝国占了那么多地方，大家拿，土澳，马岛这些
远隔万里，都没吵得这么厉害。&&国内那些城市，市政布局餐饮，差别不算大。
-- && ※ 来源:·水木社区 ·[FROM: 109.171.137.*]
鑫森淼焱垚发信人: anisotropic (鑫森淼焱垚), 信区: Geography
标&&题: Re: 中国才多大哦，这点地域差别真心小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hu Feb 25 21:08:53 2016), 站内 && 标准化包括物资的标准化和人的标准化 && 物资的标准化不光是全国，也是全球的事情，比如你的手机在全球大部分地方都可以打电话。市政、房屋、汽车之类的硬件同质化，也是物质标准化的组成方面。 && 人的标准化最难。美国是全球大国里面，“人的标准化”这一块做得最好的，甚至美加人员是同质化的。 && 俄罗斯、中国算第二档次 && 印度更差一些 && 欧元区也相对差些，不如中俄 && 所谓的现代化，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宏观法制化，中观模块化，个体标准化 && 即使说古代中国同化外族同化得好，也不是指血缘上的（这个没法改变），而是把融入的外族人用“古代汉族的模板”给标准化了。而美国标准化人的能力，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 &&&&&&&& 【 在 hahalagrange 的大作中提到: 】
: 胡焕庸线东边有五百万平方公里么？ 英帝国占了那么多地方，大家拿，土澳，马岛这些
: 远隔万里，都没吵得这么厉害。&&国内那些城市，市政布局餐饮，差别不算大。
&& -- && ※ 来源:·水木社区 ·[FROM: 222.85.144.*]
鑫森淼焱垚发信人: anisotropic (鑫森淼焱垚), 信区: Geography
标&&题: Re: 中国才多大哦，这点地域差别真心小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hu Feb 25 21:28:41 2016), 站内 && 转进一下，“宏观法制化，中观模块化，个体标准化”程度可以作为长期判断一个国家潜力的重要参考，抛开自然资源是否丰富不谈 && 比如朝鲜，如果废除金家独裁，进入共和制政体（可以是寡头共和，但特征是法制化），则朝鲜的经济会恢复很快，可能最后不亚于韩国。因为该国的中观模块化和个体标准化做得很好，自然资源也并不算差 && 叙利亚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宗教之争不可能让宏观法制化实施，战争摧毁了中观模块化，个体标准化更无从谈起，种族之间都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即使停战，未来也是悲催的，除了少量寡头能够大发石油财，国家也会弱得一逼 && 呆湾走下坡路也可以有反映：虽然宏观法制化和中观模块化还没有动摇，但无休止的党争和意识形态人为强化固化，导致社会撕裂，换句话说是人的标准化越来越差了。如果影响到了中观模块化（行政体系、企业体系与科教文卫体系的完整有效性），那就会进入急剧衰落期。 &&&&&& 【 在 anisotropic 的大作中提到: 】
: 标准化包括物资的标准化和人的标准化
: 物资的标准化不光是全国，也是全球的事情，比如你的手机在全球大部分地方都可以打电话。市政、房屋、汽车之类的硬件同质化，也是物质标准化的组成方面。
: 人的标准化最难。美国是全球大国里面，“人的标准化”这一块做得最好的，甚至美加人员是同质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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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奖到手软！将狂欢进行到底！[转载]不是老逼养的就是小逼养的，没有几个是人养的
曾经在电视里看到有两位歌手唱道：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这歌声唱得歇斯底里，唱得听众潸然泪下。北京的春天，总是那么动人。前几天沙逼北京，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不见那挂在城楼上的毛泽东的画像。然而北京人民并不在意，幽默如故，坊间流传着两则笑话：一是说刘备要在北京盖房子，诸葛亮掐指一算说：只买水泥，沙子今天傍晚到京。二是有记者在街头采访：“大妈，您觉得沙尘暴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被拜访者：“影响的太大了！首先就是你得看清楚，我是你大爷！”
我有一个侄子叫小明，是个不着调的熊孩子，经常在课堂上惹老师生气，然后就被滚粗教室。我还有一个二大爷，也是个二百五十六，前半生以打渔为生，把小鱼小虾都给捕捞绝了，被迫上岸谋生。做过传销，卖过假药，当过老中医做过老同志，装过逼碰过瓷，混的风生水起，吃得红光满面。最近削发为僧，行走到一家寺院做了住持，给善男们开光，给信女们破处，给贪官们消灾，为污吏们解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一个字：忙！
前些日子有一个青年上山进寺院拜访我大爷，虚心问道：“大师，昨天我扶了一个老人被讹了两千块，今早上开车被人碰瓷又赔了一千五，你说这个世界咋了？”我大爷取了一只杯子让青年拿在手上，后倒入108度的开水，青年被烫得拿不住时，咣当一声杯子掉在地上化为碎片。青年恍然大悟：“大师，您是说只有痛过之后才会懂得吗？”我大爷摇摇头说：“NO，这个杯子是宣德年间的，你赔五万块就好了。”青年下山之后冲我狂吼一声：操你大爷！我嘿嘿一笑：那是咱大爷！
春天是地球上的动物们发情的时期，人类也不能免俗，年轻人纷纷拜天地入洞房。沈阳有个结婚的，男方安排了几辆斯巴鲁和比亚迪去接新娘子，新娘子的大姨妈眼里不揉沙子，说道：这以后的日子不就是撕逼大战么，没法过！然后新娘子拒绝上车，最终愤然离婚！还有一个大办喜事的，男方安排了奔驰和尼桑去接新娘子，二姨夫说了一句：这不是奔丧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离婚是必须的！我觉得年轻人要引以为戒，在大喜的日子里，先把大姨妈和二姨夫给屏蔽了，让他们闭上那张二B的嘴！
在网上流传着一个女教师写的一封据说是最有情怀没有之一的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据说被校长含泪批准。有个老板在微博上说，以后公司辞退员工的时候，辞退信一定这么写：“世界那么大，我想让你去看看。”有人愤怒表示：你不喜欢鸡汤，别往锅里吐痰好不好？有个哥们非常实在地说：到哪里去都无所谓，别忘了带上我！然后有人回复他：我带着你，你带着钱！尼玛，我发现多么有情怀的事情，一沾钱字，立马就显得俗气了，而且还特伤感情！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文艺青年和二逼青年只有一步之遥。有个女网友非常文艺，爱写博文，三番五次地邀请我去看她的博客，在确认我看过之后问我她属于青年中的哪一类，我直言不讳地告诉她：你属于二逼青年！她问：为什么？我说：文艺青年讲别人的故事，二逼青年讲自己的故事，而且是所谓爱情故事。二逼青年有所不知，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美丽的传说，二逼的所谓爱情只不过是一脸的狗血！
中国人有句话，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这是美德的具体表现。我基本能坐到这一点，对于不容置疑的东西我绝不质疑，他们故意撒谎，我就假装相信。关于志愿军战士邱少云之死，我就不说废话了，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当年老师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讲邱少云的故事，是想教育我们做一个坚守革命纪律的好少年。尼玛，克拉玛依一场大火，288个孩子死于火海之中，一个无耻的声音至今在我耳边回响：让领导们先走！老逼养的们没有一个做邱少云的，必须对他们竖起一根中指，永不放下！
说邱少云，想起了小时候我家对门院子里有个大妈，一张嘴巴特别厉害，谁也不鸟，革命居委会的大妈们都惧她三分，从来不敢主动去招惹她，因为这位大妈骂起人来一点脸不给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怒骂至今记忆犹新：你们一家子都是邱少云！你们一家子都是黄继光！你们一家子都是董存瑞！被烧死的东西，堵抢眼的烂货，粉身碎骨的玩意，我操你姥姥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这位大妈的嘴确实太恶毒了！
看到一条微博，博主应该是个女人，她这样写道：我曾对儿子说，假设你我犯罪，在任何情况下，必须不出卖对方，也不允许出卖其他有血缘关系的人。儿子道：书上不是说大义灭亲么？我说：书上是狗屁，你我是最亲的人，你把我出卖了，老妈被枪毙了，你以后还能心安理得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么？你就成了行尸走肉啦！大义灭亲是违反人性的，完全是他妈的扯淡！
看到这条微博之后我是百感交集，觉得有些话如鲠在喉欲吐为快。我跟帖评论说：博主就别为难自己的儿子了，样板戏《红灯记》鸠山太君威胁地下党员李玉和：宪兵队里刑罚无情，出生入死！李玉和大义凛然气贯长虹：共产党员钢铁意志，视死如归！如果儿子不是在组织的人，因为出卖你而得到些许好处，你这做母亲的也应该含笑九泉了，大义灭亲虽然不是个东西，可是这国的传统文化里，有是东西的东西么？
有人发文披露：前央视节目主持人沈冰面对办案人员的讯问时，她承认自与公安部的高官以及宣传部的多位高官都有性关系，但是她说自己不是自愿的，而是被上级领导逼迫的。她还揭发说，她在进入央视之前就有男朋友的，可在进入央视时，就被迫与宣传部主管发生过性关系，否则根本无法进入央视。
不知道沈冰美女是否被刑讯逼供，也不知道这条信息是否属实，想象着美女那性感的小嘴被灌辣椒水，雪白的大腿被上老虎凳，真的让人心疼。但愿法治的中国不会出现这地狱般的景象。不过我还是想说一句口冷的话：宇宙真理电视台，前后左右，没有一个屁股是干净的，大裤衩就是一个淫窟，你们他妈的好意思腆着狗逼当人脸在那忽悠不明真相的群众，我真不好意思看。毕福剑实话实说，一句“老逼养的”惹恼了一干傻逼，被迫离开大裤衩，傻逼们难道不知道么，在那座大楼里面，不是老逼养的就是小逼养的，没有一个是人养的！
近日有某中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为了让学生们勿忘国耻，展出了侵华日军使用过的几把军刀。其中有一把武士刀格外引人注目，据说是当今日本首相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的，刀鞘上的春宫图特别吸引观众眼球，各大媒体纷纷给予报道。有冷兵器爱好者发出嘲笑之声，说你们别开国际玩笑了，拉磨之前先穿条短裤，别转圈的时候屁眼外现，真跟你们丢不起这张人脸！其实，武士刀上春宫图，情调高尚寓意深远，俗话说：春宫刀下死，做鬼也风流，欢喜佛也是修来的正果！
有人发微信说到胡兰成，听说过这个人，看过他写的文章，此人不仅是张爱玲的最爱，而且还头戴着汉奸的光环。看到胡先生的照片，让我有惊艳的感觉，我知道他帅，没想到他这么帅，我知道他文章好，没想到如他的容颜，我知道他被人誉为汉奸，没想到做汉奸的必须是大帅哥，否则真的没资格。你要是特么的长得跟个猪头似的，也只好恬不知耻地假装爱国者了！
胡兰成与张爱玲，徐志摩与林徽因，这都是民国时期的风流人物。林徽因做《人间四月天》很多人以为这首诗词是写给徐志摩的，连林徽因他儿子都这么认为，长大之后被他父亲告知：孩子，这是你妈妈写给你的！徐志摩死于一场空难事故，最终没能与林徽因勾搭成奸成为眷属，世人为之遗憾。徐志摩留下一首诗词广为流传，就是《再别康桥》。这首诗词怎么读怎么念都觉得是写给情人的，可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却说作者在表达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不是扯蛋么？回想起十几年的读书情景，在语文课上收获最大，可以说我爱老师如初恋，老师只教我扯蛋！
四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记者陈强先生的文章，批评这种语文教学中的曲解行为是“偏离生活”，文章还引述了前教育部发言人，现任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的话说，把《再别康桥》感情基调硬说成是“热爱祖国”，是典型的“假语文”。有读者特别撰文发问：《再别康桥》被可以曲解，徐志摩若在天有灵，是否会尴尬？我想徐志摩不会尴尬的，他早就透视和预言了红色政权的本质和景象，语文老师们如此曲解他的这首诗词，他应该无动于衷，如果非让他发表感言的话，我想他会温柔地吐出两个字来：傻逼！
胡兰成和徐志摩是民国时期的文人，据说那是个大师林立的黄金时代。跟几个朋友聊天，其中一说起某国学大师，满脸崇敬之色，说要考他的研究生得精通几门外语，话音刚落，另一个哥们说话了：吹牛逼！老子要是精通几门外语，我考他的研究生？让丫挺的滚一边去吧，别耽误老子的时间了！想想也是，不少人替当年的国学大师吹牛逼，说谁谁谁精通多少国语言，就跟大家都没学过外语似的。你特么精通这么多国语言，不为这国家的文明进步做一点贡献，回来装国学大师的逼范儿，你特么是人吗？
有人给我发了一篇文章，是高华先生的，标题是《我为什么要研究延安整风》。关于延安整风我看到过不少资料，在老同志们对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所做的回忆录里寻找着残酷的血色真相。延安整风是红色政权第一次打击和整治文化人的政治运动彩排，别说你对延安的政治有异见，就是对红色天空之下的生活内容说三道四也不被允许。此后的一系列政治斗争运动都是延安整风的延续，在历次运动中多少人死于非正常，这是个未知数，肯定触目惊心。如今这国的所谓知识分子们却只拿出来反右和文革说事儿，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一样，我说他们一句都是老逼养的，过分吗？
有人发言字正腔圆一本正经，字字句句闪金光，跟特么名人名言似的。比如这段：“
无论西方的民主国家谁执政，都会保持几个不变：第一，宪政不能变，民主规则不能变；第二，无论执政和在野，正常平等竞争不能变；第三，竞选的钱都从社会中来，不能从国库里出；第四，竞选都要公开运作，玩阴的不行，暗箱操作更不行；第五，谁都不能自称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公民手中选票永远排第一位。”我在字里行间找了半天，没有发现宇宙真理，顿觉若有所失，内心充满惆怅，仰望星空，觉得挺没劲的！
朋友家住着一个留学生，有一次跟我们一起聊天，他说在语言学校里读书，有个老师是个漂亮的鬼妹，对中国学生们说她有个到中国去旅行的计划，请同学们给她一点忠告，到达中国后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同学们非常热情热烈的发表建言，最后有个学生告诉这位老师：在中国，见到老年人倒地不起，千万别去扶，连碰都不能碰！鬼妹老师忽闪着美丽的大眼睛迷惑不解，其它中国同学纷纷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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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 'inlay-fix'汉族中国版图到底有多大
&汉族中国版图到底有多大
自秦开始，以汉族为主的中国历朝的首都，大都建在北方。宋之前，长安、洛阳、开封都曾做过都城。其中以长安的时间最长。南方如金陵、杭州、扬州等处，亦曾做过都城。奇怪的是，在南方建都的王朝，大都短命。而都于北方者，大都国祚长久。这皆因在漫长的历史中，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汉文明，始终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的冲击。在冷兵器时代，汉人的温文尔雅怎抵挡得住“胡人”的铁马金戈。建都北方，主要是为了抵御异族的入侵。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中国的版图基本上仅仅局限在长城以南，长江以北。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灭齐，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结束了中国长达五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并且使中国的版图第一次达到了历史的颠峰。“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至此，中国的地域北到长城以北，南至两广地区和越南北部，形成了中国现在地图的雏形。
虽然秦朝对很多边疆地区未进行实际有效的统治，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但是秦王赢政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政策，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秦始皇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实行“车同轨”，推动了全国各地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进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
第二，废除诸侯制，设立郡县制，推行郡、县、乡、亭四级行政组织，这不仅有助于消除封建割据，有益于中国政治的稳固，而且对中国的行政区划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至于今天我们仍然采用着这种行政区划的模式。
第三，秦统一中国以后，开始修筑万里长城，连接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长城，使其成为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天然分界线。长城成为以后历代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略的天然屏障，在保卫中国的疆域、维护汉人统治和保护汉文化等方面功不可没。
总之，秦始皇实行的这些政策，为中国现在的版图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国秦汉以后虽经几次分裂，但仍然能统一的主要原因，这是西南少数民族虽历经叛乱，但仍能归服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中国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西欧为什么分裂为多个国家的关键成因。
东汉西汉500年，北部边境是万里长城，然而长城外的匈奴始终不断突破长城天险，到中国北方烧杀抢掠。汉将李广曾多次到长城外打败匈奴。卫青霍去病二人以抗击匈奴的青年将领形象著称于世。卫青7次出击匈奴，斩获5万余级；霍去病4次出击匈奴，斩获11万余级。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卫青、霍去病两路出击，大胜匈奴，奠定了汉匈战争胜利结束的基础，这一年卫青不到40岁，霍去病不到30岁。
五代十国400多年，以北京为主的北方主要是胡人控制，特别是北魏学习汉文化加强农耕进行胡服改革，而且大建佛教寺庙，确定了中华文化以佛家为中心的地位。这400年间，中国北方基本是稳定的，没有特大战事，北方经济实力大增。
&隋炀帝统一中国
隋炀帝，自古以来是以暴君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他在位以后，又大兴土木，生活奢靡腐化，残暴不仁。在全国各地修建行宫，而且个个都是穷奢极欲。而且他又穷兵黩武，发动了对高丽的三次侵略战争。人民的徭役十分繁重。而且他在位十三年间，大部分时间用在巡游上，在京城呆的时间，还不到一年。从北巡突厥，到西狩，最后再到巡游江都，消耗了大量的财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当时王勃曾经在说隋炀帝的罪恶“决东海之堤，六遏难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他的胡作非为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使得隋朝很快就灭亡了。
公元589年，年仅20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富裕、强盛的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在公元590年，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并平定了江南高智慧的叛乱。杨广学江南方言，娶江南妻子，亲近江南学子，重用其中的学者来整理典籍，为当时民族的融合提供一个确实的榜样，完成了南北从对立走向统一。20岁的隋炀帝杨广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结束了上百年来中国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
隋炀帝修建千年运河：公元605年(大业元年)，隋炀帝即位第一年就征发百万士兵和夫役，修造通济渠。同年又改造邗沟。公元608年，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开凿永济渠。公元610年沟通长江河。至此，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基本完成。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隋炀帝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还有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从京口（现在江苏的镇江）到达余杭（现在浙江杭州）的江南河；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现在的北京）的永济渠。这些渠南北连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隋炀帝在修运河同时，运河两岸筑起御道，种上杨柳树。从长安到江都，沿途建造离宫40多处，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它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大运河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的军事与政治统治，而且使南方的物资能够顺利地到达当时的洛阳和长安，在有利于军事和政治的同时，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有力的加强。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中国自古的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
千年运河是劳民伤财，可正所谓“伤在当世，功在千秋”，更何况运河对隋朝统一后的巩固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它奠定了中国一千多年的的政治，经济的规模和格局，开万世之利，客观上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南北人民的在文化、政治、艺术等多方面的融合，加速了中国多民族统一的进程，适应了当时中国政治中心东移和经济中心南移的需要。对于后世的作用更是无法估计，现在的运河上还有不少货船南来北往，承担南北物资交流的重担。
隋炀帝三征高丽用尽了举国财力，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里有起自身的原因，他梦想开疆拓土，成为旷古一帝，建立伟大的功勋。在当时高丽的确是隋朝的一个心腹大患，欲染指我中原大地。隋炀帝最初的战争是符合民心的。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对高丽用兵就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南北对立后人民十分渴望过安定的生活。隋炀帝过多重大的项目都在一时共举，国家财力和人民都负担不起。我们说他的本意是好的，但结果是惨痛的。激起了人民起义，动摇了国家的基石，最终导致了隋朝的快速覆灭。
隋朝灭亡开创了李世民二百年大唐盛世，确定了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国版图。
&蒙古人打败了汉人
蒙古人的直系祖先是和鲜卑、契丹人属同一语系的室韦各部落。隋唐时，他们分布在契丹之北、鞑靼之西、突厥之东（洮儿河以北，东起嫩江，西至呼伦贝尔）的广大地域。曾受突厥的统治，突厥人多称之为达怛（鞑靼）。唐朝贞观年间，突厥势衰，室韦人一度称臣于唐。继突厥而起的回鹘政权崩溃后，室韦—达怛人大批进入大漠南北
大约在9至11世纪，其中的一支蒙兀室韦，从望建河下游之东逐渐西迁，到了斡难河、克鲁伦河和土剌河三河的上源一带，分成尼鲁温蒙古和迭儿列斤蒙古两大支，合称为合木黑蒙古，其中包括许多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合木黑蒙古之外，当时在蒙古高原活动的，还有蔑儿乞、塔塔儿、克烈、乃蛮、斡亦剌等部。所有这些氏族部落，先后都受到辽和金的统治。
蒙古部落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到12世纪时，大部分从事狩猎游牧，只有少数部落经营农业。不过这时，他们通过同中原的贸易获得了大量铁器，从而推动了生产的发展，阶级的分化更加明显。为了掠夺更多的财富，各个部落的奴隶主互相展开战争。
蒙古高原地区的众多蒙古部落原为金国的臣属。随着金朝的衰落，
蒙古部落也开始壮大起来，逐渐脱离金国政权的统治。金泰和四年（1204年），蒙古诸部领袖铁木真通过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金泰和六年（1206年），铁木真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政权于漠北，蒙古国成立，国号蒙古国。从此，蒙古草原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
蒙古汗国成立后，不断发动侵略战争扩张其疆域。蒙古军队的对外战争具有征服性质，为了减少蒙古军队的伤亡，加快战争的进度，蒙古军队在战争期间对敌人采取了残酷而野蛮的政策。向蒙古军队投降的地区遭受的破坏相对较小，而大量敢于英勇反抗的地区破城之后人口被屠杀和奴役，无数财产被掠夺损毁。这一系列的征服战争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大陆众多古老文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众多民族受到了残酷而不公正的民族压迫，难以记数的人口和财产在战火和随后的瘟疫、饥荒及自然灾害中损失，对战火涂炭地区而言也是少有的黑暗时期。现在东欧有的国家还有老人们吓唬孩子的俗语“蒙古人来了”，就与中国汉族俗语“狼来了”同一种含义。&
蒙古汗国大汗蒙哥于1259年在四川攻打合州时暴死，终年52岁。1259年11月，阿里不哥在宗王等大多数蒙古正统派的支持下于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通过“忽里勒台”大会即大汗位。与此同时，忽必烈与南宋议和后返回开平府。1260年3月，忽必烈在汉人地主阶级及部分蒙古宗王的支持下称大汗；4月，忽必烈设立中书省，总管国家政务；5月，忽必烈颁布《即位诏》法令，并建元中统。引起了阿里不哥和蒙古正统派的强烈不满，阿里不哥与忽必烈随即展开了四年的汗位战争。
1264年阿里不哥大汗战败，忽必烈夺得蒙古汗国的最高统治权。
忽必烈推行的“行汉法”主张，明显违背了蒙古传统，却造成许多蒙古贵族的不满，拒绝归附忽必烈汗国，结果导致其他几个蒙古汗国纷纷敌对。这场内战让四大汗国先后脱离独立，直到元成宗时期才承认元朝为宗主国。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称帝，公布《建国号诏》法令，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大元。
元朝的前身为蒙古汗国，1206年元太祖成吉思汗成立时领有大漠南北与林木中地区（贝加尔湖一带）。
经由成吉思汗等蒙古诸汗的经营，以及三次西征之后，蒙古汗国东达日本海与高丽、北达贝加尔湖、南到安南、西达东欧、黑海与伊拉克地区。成吉思汗时期分疆裂土给东道诸王与西道诸王，东道诸王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大多分封于塞北东部与东北地区，从属性很高。西道诸王是成吉思汗的儿子，独立性很好，其中分封长子术赤于咸海、里海以北的钦察草原，后由拔都成立钦察汗国；封次子察合台于锡尔河以北的西辽旧地，史称察合台汗国；三子窝阔台分封于乃蛮旧地，后由海都建立窝阔台汗国；蒙古本部由幼子拖雷获得，后由蒙古大汗直辖。至于又称汉地的华北地区、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伊朗地区与吐蕃由蒙古大汗直辖。
1279年元世祖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建立元朝后南灭南宋，一统南宋地区，当时的疆域是：北到西伯利亚南部，越过贝加尔湖，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包括库页岛，总面积超过1300多万平方千米。
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所写的。当时边境的具体情形有限，大概是，今天的内地、满洲、新疆、西藏、内蒙古、外蒙古、澎湖，朝鲜半岛，济州岛及南海诸岛，都在蒙元统治范围之内。
在西北方面，1268年窝阔台汗国的海都意图夺回汗位而联合钦察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反元，史称海都之乱。直到1304年元成宗时期，元廷与这三大汗国达成和议，并与伊儿汗国一同承认元朝的宗主地位，成为元朝的藩属国，而元朝设立的行政机构（如行中书省和宣政院）也未包括这些领土。而且元成宗并赐伊儿汗国君主刻有“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等汉文印玺，实质上也承认其独立性。到1310年元武宗时期，元朝和察合台汗国先后攻灭窝阔台汗国，于元文宗年间编纂《经世大典》时，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与伊儿汗国作为元朝的藩属国。
元朝统治汉人不足百年。为维护蒙古贵族的专制统治权，采用“民分四等”的政策，把中国人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主要指西域人，是最早被蒙古征服的，如钦察、唐兀、畏兀儿、回回等，另外，蒙古高原周边的一些较早归附的部族，也属于色目人，如汪古部等），三等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国境内的汉、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较晚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大理）人，东北的高丽人也是汉人），四等南人（最后被蒙古征服的原南宋境内各族，淮河以南不含四川地区的人民），这一政策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
早在大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攻占中原后有位大臣提出将当地汉人驱赶后把中原变成蒙古人的大牧场。但成吉思汗的谋士契丹人耶律楚材以可以向汉人征收大量税收为由反对这个计划，该提案没有实施。
元朝存在等级歧视制度反映在一系列不平等的政策和规定中。比如禁止汉人打猎、学习拳击武术、持有兵器（例如数家才可共用一把菜刀）、集会拜神、赶集赶场作买卖、夜间走路。“杀蒙古人的偿命，杀色目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毛驴的价钱。汉人如当兵则不许充宿卫，如当官也往往只能做副贰（虽然实际上存在很多例外情况）。这些法律规范对于汉人均不平等。遇到征伐战争，差别待遇较平时更甚。像1286年，为了进攻安南，征用全国马匹，色目人三匹马中只征两匹；而汉人的马，无论多少，全部征收。以后不断征马，每次如此，汉人的马就成为珍品。
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像奴隶一样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南宋灭亡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农田，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汉人打败了蒙古人
元朝野蛮的民族政策和暴虐的统治，直接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
汉人朱元璋灭元之后，却没有将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直接定为首都，仍然选中金陵营造他的皇城。这大概是因为朱元璋出生淮右，而且骨子里头视“胡元”为异端，因此对元朝的都城从感情上厌恶。但是，从洪武二年起，他就对定都金陵产生了动摇。
朱元璋的迁都念头，虽然从没有打消过，但也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为解决西北和东北的异族入侵，他不是采取迁都北方就近指挥防御的办法，而是改用“封王”制，即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到北方各边，担负起剿抚夷狄的任务。
北方，包括东北和西北，都有虏患。朱元璋于此分封九个儿子，统兵御虏。天下的军权，多半都在自己的儿子们手上。这九位亲王，都曾经与虏敌交过手。但真正对稳定北方控制强虏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时为北平燕王的朱棣。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在朱元璋的二十六个儿子中，他是最能干的一个。北京之所以成为明朝的首都，清朝继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继之，其发脉者，就是这个朱棣。
朱棣十一岁被封为燕王之后，朱元璋安排他同另外几个未成年的藩王一道回到老家凤阳读了几年书。他二十一岁就藩，所谓就藩，就是前往分封地居住。朱棣到了北平后，经常率兵从这里出发，到东北或西北与“戎虏”作战。多年的沙场生涯，培植了他君临天下的胸襟。
朱元璋驾崩之后，传位于太孙朱允炆，是为建文帝。这位年轻人斯文儒雅，但缺乏谋略与胆气。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秀才治国，同样也会弄出纸上谈兵的悲剧。因此，朱棣对侄儿登基后的所作所为，不但嗤之以鼻，而且深为不满。传说朱允炆即位的第一年冬天，朱棣在北平的燕王府邸大宴宾客，其时天寒地冻，朱棣出一上联让人对：“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在座的姚广孝应声而对：“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是主。”这好比挠痒痒挠到了正处，一直有夺位之心的朱棣听罢大喜，便暗地里进行着夺位的准备。
不管怎么说，朱棣夺位是为“篡”，情形与唐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差不多，但朱棣给自己篡位下的定义是“靖难”。那些跟着他从北平打到南京的将佐，个个都变成了靖难功臣。
朱棣夺位成功，改年号为永乐。在其执政期间，做了几件大事。如派遣太监郑和下西洋，编纂《永乐大典》等，还有一个最大的政绩，便是迁都北京。
北京在唐代之前，一直属于幽州。赵宋政权期间，辽国占据燕云十六州，北京在其内。经宋一朝，北京一直为少数民族的政权所控制。公元938年，也就是辽太宗会同二年，幽州改为南京，亦称燕京。金与宋共同灭辽后，金占据燕京，直到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定都于此，改名中都。元世祖忽必烈先灭金，后灭宋，建立统一的元朝，分裂了数百余年的国土再度统一。忽必烈再次更名为燕京，到了至元元年（1264）又恢复中都称号。后来于此扩建皇城，改称为元大都。
元朝国祚短暂，不到一百年，但对于北京的建设，却是功不可没。有一个叫刘秉忠的汉人，既当过和尚，也当过道士，还精通《周易》，因此得到忽必烈的信任。1256年，他受命在滦河上游修建开平城。他在建城中显露的才华深得忽必烈赏识。于是在1267年刘秉忠再次被任命为元大都的营缮官，即建城总指挥。1276年，元大都建成。这一年，南宋都城临安（杭州）陷落，赵宋政权灭亡。
刘秉忠敢突破旧制，提出独特的建城方案，当时民间都知道刘太保（秉忠）设计的章法是哪吒城。哪吒是佛教传说中的护法神之一，又称哪吒太子。刘秉忠把元大都设计成长方形。如果从高空俯瞰，会发现元大都形似三头六臂双足蹬着风火轮的哪吒形象。
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元顺帝弃元大都逃走。八月徐达攻入城中，改大都为北平府。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改北平府为北京。
朱棣迁都北京，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北方虏患不绝，建都在北京，便于就近制御。当然，西安、开封都可选择，但朱棣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年，对这里有感情。而且，到了明朝，西北的少数民族如匈奴、回纥等都已式微，而东北地区的契丹、女真、鞑靼都仍存在着骚扰中原的能力，对付东北的“虏患”，北京显然比西安更具有地理优势；第二，由于“靖难”之役，朱棣在南京杀人太多。建文帝的支持者，多半是江南士族，朱棣对他们大开杀戒，因此结怨于江南。再继续呆在南京做皇帝，已经失去执政基础。因此他从取得皇位的那一天起，就有了迁都的打算。
迁都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是北京经过元末的战火，毁坏严重，重建皇城，并非朝夕之事；二是初登皇位，立刻提出迁都，会让人误会他“胆怯”，而不敢在南京皇宫内号令天下；第三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北京定为首都，所需钱粮，还得仰仗江南，以当时的运输条件，这也是个不易克服的困难。
不过，朱棣确实不喜欢南京，从永乐七年开始，他让太子留在南京监国，自己时时跑住下来。当时的情况是南京仍作为首都，而北京则成为行在。实际上，早在永乐四年，朱棣就开始了北京的建都工作。
据传，明北京城及皇宫的设计者是姚广孝。这个姚广孝同元朝的刘秉忠一样，也是和尚出身。所不同的是，姚广孝到死也没有还俗。
姚广孝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扩建和改建北京城。他没有保持“哪吒城”，而是按儒家的观点，把北京建成一座方城。而皇城（紫禁城）则在方城的正中央。
北京城的建设，整整进行了十五年。这期间，为配合迁都，朱棣做了两件事，一是从江南各地向北京大量移民；二是疏浚运河，打通南北的运输干线。据记载，洪武三十年，通过海运由南输往北方的粮赋只有七万石，永乐六年，就增至六十五万石。永乐十二年，由运河输往北京的粮赋增至五十万石，另还有四十万石由海运输入。到了十六年，由运河输往北京的粮赋就已高达四百六十万石。
当北京的财赋供给与人口都不成问题时，朱棣就发出迁都的诏令。北京不再是“行在”而变成了首都，南京则变成了留都。
朱棣迁都，促使北京成为了中国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带动了中原地区的发展和与东北、蒙古地区的联系，这是有利的。
但是，北京过于靠近边境，对国家安全有不利的一面。现在说迁都北京是为了防御蒙古，是“天子守国门”，其实朱棣是为了进攻蒙古而选择这样一个军事基地，是攻而不是守。只是朱棣的子孙没有他那种进攻精神，使得明朝的边防过于被动，皇帝也被人俘虏。如果朱棣以后的明朝皇帝连续发动进攻，那么蒙古被拿下也不是不可能的，明朝也不会落个积贫积弱的名声。
1370年，蒙元势力衰落，蒙古人被明将徐达逐回蒙古高原哈拉和林一带。但明朝始终无力收复蒙古地区，大将徐达倍受朱元璋迫害。有记载说徐达背上生痈，不能吃鹅肉。朱元璋偏让其吃鹅，结果“痈发”，抑郁而死。
& & 满人统治汉人268年
明末农民起义从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至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农民军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流动作战到运动流动作战，终于推翻明朝的战争。
明朝末期，土地兼并等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天灾人祸不断发生。明末因为满清皇太极在边外的威胁，明政府被迫削去驿站，无数人家破人亡，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明末农民起义首先爆发于陕北。这儿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所以率先引起农民起义。这场起义直至清顺治年间才基本结束，被称为明末农民起义。
明朝将领吴三桂“一怒为红颜”引满清八万铁骑进山海关。多尔衮用一年多的时间打败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和大明朝南方建立的政府，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大清朝，统治中国268年。
满蒙联姻从它产生之初，就明确服务于一个目的：与对方结成政治性联盟，进而将蒙古造成一支清朝在政治斗争中可以直接借助的力量。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借助军事上的胜利，对蒙古采取和亲政策，以建立和巩固政治联盟，为夺取中原，击败自己的主要敌手——明朝，创造先决条件。同时，他们通过与科尔沁部的“互为娶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笼络科尔沁的封建王公，双方结成巩固的联盟，借以驾驭骁勇善战的蒙古军事力量，为实现其征服女真各部，进取中原，统一全国的政治目的服务。清朝是想利用与蒙古贵族之间的姻缘关系，依靠蒙古势力，以顺取逆，以治攻乱，来达到巩固统治、稳定政权之目的。同时，也为了安插亲信，随时掌握该部落情况。
此外，影响满蒙联姻的，除了政治因素外，还必然会有许多相关因素起作用。关于满蒙和亲地域分布与生态条件、家族分布——血缘与亲属以及社会环境——习俗与观念等对满蒙联姻产生影响的一些因素，最后得出了如下结论：由于相近的地理条件，使联姻的满蒙两大部族都具备了相近的生存物质条件，从而造成两大部族共有的生存方式，即社会所必须的物质资料的谋取方式；对满蒙两大部族来说，就都是间或从事牧业与农业生产。这种相近的生产方式，形成相近的经济制度。在共有的地理环境与相近的经济制度下生活的部族，其观念与习俗上趋于同一，是很常见的。这些都为满蒙联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只有当满蒙明三方势力的消长发生重大变化时，政治利益的动因，才能为联姻的实现提供契机。
在满清政府统治中国期间，由于满蒙和亲成为一家人，消除了蒙古人入侵中原的威胁，中国的万里长城失去了抵御蒙古人的左右，清代就再也没有对长城进行过维修。
康熙时，新疆一带蒙古汗厄鲁特葛尔丹有抱负，不服康熙权威，康熙御驾征讨。路过喀尔喀蒙古，获得支持。康熙嘉许喀尔喀蒙古，勒碑纪念，蒙古纳入满洲势力。
1660年，与满清信仰相同喇嘛教的蒙古库伦活佛，决定摆脱沙俄，归附满洲。蒙古地区再次纳入中国版图，除贝加尔湖东、南现在的布里亚特共和国、赤塔州等约70多万平方公里被1689年《尼布楚条约》割让沙俄外，其余蒙古土地都是中国领土。内、外蒙古统称为塞北或塞外。今蒙古国被满清称作“喀尔喀蒙古”或“漠北蒙古”，设“乌里雅苏台将军”（省级行政区）。今内蒙古之南部并入满清内地省份，未建省，保留“盟”、“道”建制。
公元1912年中国走向共和
建立中华民国的首位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从统一全国各民族角度考虑，提出“五族共荣”的治国政策，“五族”即汉、满、蒙、回、藏，他提出的“优待皇室”的政策得到满清最后一位执政者裕隆太后的认可，公元日满清最后一位年仅6岁的皇帝溥仪正式退位。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皇族统治制度从此寿终正寝，中国从此走向民主共和的共和国体制。
回国7天就抢先在南京当上临时大总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势力，在与袁世凯北方势力的南北和谈中，被迫放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策，同意用“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的国旗。
中华民国的疆土就是大清帝国统治的范围，包括外蒙古，尽管外蒙古王爷在俄国势力的支持下在1911年11月借“武昌起义”内乱时机，宣布独立建国。
收复外蒙古的一代悍将徐树铮（1880—1925年），皖系军将领，字又铮。江苏萧县人。秀才出生。1905年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段祺瑞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
中华民国成立后的1912年，徐树铮任陆军部军学处处长等职。袁世凯称帝时，力劝段抵制，被袁免职。1916年袁死后，任国务院秘书长。1917年策动了张勋赶走黎元洪，事后又讨平张勋的军事行动，任陆军部次长。
徐树铮积极主张武力统一全国。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徐树铮把目光投向了长期分裂的外蒙古，创造了中国二十世纪初国家统一的一番惊天伟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但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也把外蒙古送回到了中国面前。当时，中国正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对德战争。徐被段任命为参战处参谋长兼西北国防筹备处处长。徐树铮从日本借款和武器，编练参战军。1919年，德国战败，参战军被改为西北边防军，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为彻底解决外蒙问题作准备。
由于俄国发生“十月革命”而全境赤化，以哲布曾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了靠山，又害怕俄国的赤化运动波及蒙古，因此决定回归中华祖国以维护自身利益。于是，北京政府驻库伦（今乌兰巴托）都护使陈毅总督与外蒙王公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了《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三条》，但立即遭到了外蒙“议会”的否决。这使北京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快速度解决蒙古问题。
1919年10月，37岁的徐树铮率领一旅边防军，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他一路上旌旗招展、浩浩荡荡，大有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气势。徐树铮一到库伦，立即让陈毅回内地，也否定了他的什么《六十三条》。他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并将其他王公及哲布曾丹巴活佛加以软禁。在威风凛凛的祖国军队面前，外蒙古伪政权的高官们顿时没了威风。
1919年11月17日，历史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国总统，呈请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国怀抱！同时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徐树铮将军队派驻外蒙各地，如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完成了对外蒙古的统一！尤其是唐努乌梁海，被沙俄侵占达七年之久，终于回到祖国怀抱，这也是徐树铮一项伟大而短暂的功绩。
1919年，尽管有巴黎和会的阴影，但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当年中国人民最喜庆的大事！
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很快又失去了！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内地军阀的可耻混战，徐树铮被迫离开外蒙，造成国防空虚（假如他对军阀混战置身事外，一心经营外蒙古，可能外蒙古不会这么快就丢掉）。二是外蒙境内本身的混乱。在外蒙这块土地上，不但有中国的军队，还有蒙匪和白俄的匪帮并没有来得及完全清除，外蒙古革命党也开始活动；徐树铮过于采用军事手段，未得外蒙民心，外蒙还有许多人在为重新“独立”蠢蠢欲动。三是苏俄干涉和长期以来侵占我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的野心不死，使得外蒙古革命党再次在苏俄的卵翼下宣布“独立”，而苏俄更赤裸裸地将唐努乌梁海加以霸占！
徐树铮在外蒙古做了许多有益于蒙古的事，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
1925年12月30日，在北京前门火车站，民族英雄徐树铮被多变军阀冯玉祥因报私仇派人暗害，英年43岁！也许，他在这几年最后悔的事就是不慎离开了外蒙，造成外蒙的重新失去，而他本人已经无力回天了！
1921年7月，共产国际在中国完成“建党伟业”的同时，也帮助蒙古完成“建国伟业”。
1921年7月10日，列宁、共产国际策划“蒙古人民革命”，7月11日成立君主立宪政府，后废君主立宪，自称“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仅次于“苏维埃俄国”的“第二人民共和国”，比中国共产党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国还早。
冯玉祥决心杀徐树铮，除了徐树铮杀死冯玉祥的恩师陆建章缘故外，还因为徐树铮这次出国考察同法国、意大利签订的购买军火的协议，是为了重新武装自己的力量。徐树铮还在政治上提出建立奉系、直系、皖系的同盟，共同拥护段祺瑞为总统，这当然是已控制京津的冯玉祥所不能容忍的。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冯玉祥一定要杀徐树铮。
没有一个民国时代的军阀像冯玉祥的名头这么多：草莽将军，丘八将军，基督将军，布衣将军，反戈将军，模范军阀，在这些繁杂的称号后面，是冯玉祥的多变，利益与理念，是考察冯玉祥多变的两个指标。
综观冯玉祥一生，他曾多次背叛上司：1923年卷入驱逐黎元洪的活动，次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又发动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后来又推翻段祺瑞政府；中原大战期间，他与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等人不间断地合纵连横、勾心斗角、敌友无常；在思想观点上，皈依基督教、亲近过苏联到后来的三民主义，这使得一些人认为他反复无常、翻云覆雨。
国民军系将领徐永昌曾批评冯玉祥历来是“论变不论常”，“显得多少有点时髦肤浅”。而冯氏的追随者们认为，这正是他思想进步的表现，“是主张正义，不得不尔；是顺应潮流，跟着时代前行。”
1924年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和段祺瑞、孙中山结成“三角联盟”，对付吴佩孚。
第二次直奉战争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延续。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当中打输了，他不认输，卷土重来，报仇雪耻。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失败，是因为吴佩孚的部下猛将冯玉祥的倒戈叛变，而冯玉祥的倒戈，并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主义，而是因为冯玉祥收受了张作霖的120万大洋的贿赂。
历史见证人曹汝霖说：“……自从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当中战败之后，张作霖回到沈阳，整军改革，准备雪耻……这时在南方，原本同属革命阵营的粤军和桂军交恶、继而开打，孙中山在广州不能安居。这时则出现了段祺瑞、张作霖、孙中山三角联盟联合对抗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时机成熟，张作霖果断出兵，以‘讨伐贿选’为由，攻打曹锟。奉军从山海关入关。直军则并分三路迎战，王怀庆、胡景翼为中路，冯玉祥为北路，吴佩孚则驻秦皇岛，自任总指挥……。不料，在关键的时刻，冯玉祥和段祺瑞、张作霖互通款曲、收受了张作霖、段祺瑞的巨款贿赂，从怀来（京郊的一个县）突然倒戈，第二天就杀入北京。同时，直军在山海关、九门口都打了败仗。至此，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胜出……”（摘自香港春秋杂志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1966年1月初版，第244—246页）
曹汝霖短短几百字的描述，已经在大体上讲明白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来龙去脉。
冯玉祥北京政变赶走了溥仪，为以后给外蒙独立和东北分离种下了口实。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经南北各方的博弈袁世凯斡旋下“五族共和”，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优待清室的八项条款，使得末代皇帝溥仪等人仍然居住在故宫，沿用宣统年号，享受皇帝的生活。但是这个末代皇帝宣统年号是“五族共和”大家心理上的“禅让者”，有那个紫禁城的皇帝，中国各地就名正言顺的由大清过度到中华民国。
冯玉祥北京政变后，内阁会议决议修改清室优待条件，修改后的优待条件共有五条：一、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专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二、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另拨200万元开办北京平民工厂，收容旗籍平民；三、清室即日迁出宫禁，自由择居，民国政府仍负保护之责；四、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卫兵妥为保护；五、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其一切公产则归国民政府所有。
1925年11月5日，鹿钟麟向溥仪等人宣布了修改后的优待条件，并限令溥仪即日出宫。
当日下午，溥仪带着妻妾，一部分太监和宫女搬出故宫，先是住在什刹海溥仪父亲醇亲王载沣的故居醇王府，后又移居天津日租界的张园，再后来堂堂中华民国军队还去东陵抄了皇帝祖坟。
汉族人自己把“五族共和”大家心理上的“禅让者”给摧毁了，“五族共和”失去了正朔。这下好了，日本正好利用这点，把溥仪带到东北，带着清朝遗老遗少建立满洲国。
蒙古也是，以前嘛，还有个大家的皇帝，这下没了，那就独立吧。西藏，新疆都是这种心态。
就像英国女王，虽然没有实权，但是对国家稳定还是很有帮助的。
冯玉祥简直一届莽夫。
1924年苏共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时，最先去北京找吴佩孚，可惜吴已经和英国人来往密切，于是又到广州找孙中山。被苏联武器武装起来的孙中山在广东占领一隅，还成立了黄埔军校，与赤手空拳的共产党结盟。苏共还想在北方再找个朋友，在北京政变后锁定了冯玉祥。
苏联决定支持冯玉祥，最重要的因素当然还是国家利益。苏共取得政权尽管已有8年，但仍然面临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包围，外交上打不开局面，希望争取远东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支持。冯玉祥也正想就近找苏联做靠山。1925年3月21日，苏联政府通过了向冯玉祥的部队援助武器装备和派遣顾问团及教官的决议。后来，日本和苏联互相较劲，张作霖决定以武力解决冯玉祥部。冯玉祥自知不敌，于1926年元旦通电下野，想让对方失去动武借口。政变果实落到别人手里，冯玉祥自然不甘心，想亲自到莫斯科争取更多军事援助。不料，冯玉祥走到库仑（今蒙古乌兰巴托），国内发生了由苏联煽动反对段祺瑞政府李大钊组织的示威游行，遭到段祺瑞政府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冯玉祥的部将、时任京畿警卫司令的鹿钟麟未阻止警察镇压学生，使苏共怀疑冯玉祥的革命精神，遂让他暂缓赴苏。
1926年5月9日，冯玉祥终于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红军总参谋长和莫斯科卫戍司令迎接，规格不可谓不高。接下来的3个月，苏共为“赤化”冯玉祥，可谓煞费苦心。一是不少高级领导人都会见了冯玉祥；二是为冯玉祥安排大量参观活动，让他看到苏联军队强大，经济发达，人民幸福；三是对冯玉祥进行再教育。为了使冯玉祥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想，苏共特别安排中山大学的中共党员去做工作，包括蔡和森、刘伯坚等。
冯玉祥抵达苏联前，所属国民军已被奉军逼出北京。身在莫斯科的冯玉祥得知消息，心急如焚，可他想要的武器装备还没有得到完全满足。3天后，苏共有所松口，加之广东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冯玉祥认为自己扩张的时机到来，于8月17日启程回国。9月16日，冯在绥远西部的小镇五原誓师，与南方革命军遥相呼应。苏共对冯玉祥的表现十分满意，增加了援助力度：子弹2735万余发、步枪27970支、机枪140挺……之前，冯部还在使用1871年出产的山炮，1902年出厂的步枪是冯军最新装备，枪筒都生锈了；之后，这些苏联新式武器至少可以装备40万人的部队。
回国之初，冯玉祥言必称马列，还在会议室挂列宁像。其实，他在骨子里根本不认可苏联模式，更担心苏共顾问团控制自己的部队。在所需武器装备到手后，冯玉祥无论在公开还是私下，都发表了不少“反赤”言论。最后，苏共失望地发现，“实际效果与我们预期的目的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我们的希望犹如肥皂泡破灭了”。更糟糕的是，苏共不久发现自己被利用了。冯玉祥羽翼丰满并渡过危机后，尤其是国共合作破裂后，抛弃了苏共，转而与汪、蒋另结新欢，并驱逐共产党人。
汪、蒋策动北伐时，冯玉祥在西北响应。随后，冯玉祥邀请共产党人到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如刘伯坚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等。中共认为冯玉祥是穷苦出身，对冯期待甚殷。不过年轻的中共似乎没看清冯玉祥与自己合作的真正原因：1926年4月至5月，20万冯军被50万北洋军打得一败涂地，唯有通过中共与苏共取得联系，弄到枪炮才能渡过难关，撑到北伐军到来。换句话说，冯玉祥把共产党请进军营不过是权宜之计。果然，中共不久就被下了逐客令。原来，蒋介石于1927年6月和冯玉祥在徐州会面时，提供了比苏共更具诱惑力的条件。因此，蒋介石在东南“清共”，冯玉祥随之也在西北“逐共”。
苏联对日宣战的1945年8月8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了蒋介石的代表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宋子文。
1945年6月30日，宋子文抵达莫斯科，同行的还有胡世泽、沈鸿烈和蒋经国等。当天，双方举行了礼节性的会谈，而且气氛也相当友好，“苏联欢迎礼节极隆重”。宋子文强调，中苏关系对中国特别重要，因此，恢复中国同苏联的密切关系，“实为重要”。斯大林表示，苏联现在已经是新人在位。以往，俄国同日本结盟以瓜分中国，现在，“俄国欲与中国联盟以遏制日本。”
但是，7月2日的会谈就显得十分紧张了。据当事人回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斯大林拿出一张纸向宋子文面前一掷，态度傲慢。随后说道：“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子文知道是雅尔塔协定，说“只知道大概内容”。斯大林强调：“你谈问题是可以，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斯大林出于苏联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了外蒙古问题。他直言不讳：外蒙古要求独立，中国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现状，苏联不打算吞并外蒙古，亦希望中国准许外蒙古脱离。苏联虽然多次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但是，现在为苏联国防着想，不得不在外蒙古驻军。以往日本曾试图从外蒙古进攻西伯利亚，所以，我们盼望外蒙古能独立并且同苏联结盟，以保障苏联领土安全。斯大林还声称，如果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得不到满足，这次会谈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协定。
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宋子文在会谈中不准备着重讨论外蒙古问题。他说，中国政府目前可以不向苏联提请商议外蒙古问题，希望斯大林亦不提这个难题。因为中国任何一个政府如果丧失土地完整，必为国人不谅。宋子文认为斯大林没有理解中国政府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外蒙古，因为这样做将会使西藏问题复杂化。如果割让外蒙古，中国人民对政府将失去信仰。
关于旅顺问题，斯大林出于“顾念中国政府地位”的考虑，同意不用租借方式，由中苏共管使用，期限为45年。他表示，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只限于干线，平时不运送军队。斯大林还提出，铁路也由中苏共管，利益均享，期限为45年。
双方还讨论了国共两党问题。宋子文强调，国民党政府愿在军权、政权统一之下，容许共产党参加政府，但领导权属于国民党，而且不能有联合政府。斯大林表示同意，他说，以国民党的历史关系，应该居于领导地位，但是，如果国民党政府不容纳中国共产党，将难以克服其困难。斯大林声明，这是为中国利益着想，并非有意袒护任何党派。
当天的会谈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从宋子文给蒋介石的电报来看，双方在东北三省问题上“比较满意”，但“外蒙问题则成僵局”。
由于宋子文的强硬态度，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斯大林未能迫使中方接受他的要求。事后，宋子文告诉哈里曼，中国人民虽然知道中国目前不能对外蒙古行使主权，但是，如果某个政府放弃中国在这个区域的权利，人民是不会拥护它的。事后，宋子文讯问哈里曼，罗斯福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如何，他请哈里曼立即致电华盛顿询问美国政府的实际看法。
可是，美国的回答使宋子文有些失望。7月4日，杜鲁门通过国务卿贝尔纳斯电告哈里曼，美国在目前莫斯科的讨论中不愿对雅尔塔协定中的任何一点充任解释者。但哈里曼可以“非正式地”向宋子文说明他的了解：就美国方面来说，雅尔塔协定中关于外蒙古地位所用字句的解释，没有任何讨论。既无讨论，那么按照大家对这些写下了的字句公认的意思，就是外蒙古目前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地位应当保持下去。
由此可见，美国在这个问题显得小心翼翼，不愿意刺激莫斯科，所以它的解释实际上偏向于苏联。杜鲁门在致哈里曼的电报中还说：只限你一个人知道：“我们对现状的了解是，虽然在法律上外蒙古的主权至今属于中国，但事实上这个主权未被行使。美国政府，按照1922年的九国公约，一向谨慎地没有丝毫表示，它认为中国边远的属地，如外蒙古，与中国其他部分具有不同的地位。”
第一次谈判陷入僵局之后，蒋经国以私人名义拜访了斯大林。会见时，斯大林开门见山地问道：中国为什么坚持不让外蒙古独立？
蒋经国解释说，中国抗战七年，就是为了要把失去的土地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里，反而把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那岂不失去了抗战的本意？中国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种情况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俄国”。
斯大林很不客气地说，“你要知道，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
蒋经国反问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斯大林直言不讳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假如有一支军事力量，从外蒙古进攻苏联，西伯利亚铁路被切断，苏联就完了。
对于斯大林的担忧，蒋经国信誓旦旦地保证：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苏联如果参加对日战争，日本打败之后，它就不会东山再起了，也就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并以此作为侵略苏联的基地。你担心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军事力量，除了日本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并不赞同蒋经国的解释，他说，虽然日本打败后，不会重新占领外蒙古并进攻苏联，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会起来。他甚至称，条约是靠不住的。中国现在可能没有力量侵略苏联，但是，只要中国能够统一，就会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会谈中，斯大林坚持“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他还为此辩解说，日本和中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但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这样做。而这个所谓第三个力量，实际上就是指美国。
7月5日，蒋介石看过宋子文的电报后得知斯大林坚持要求外蒙古独立，否则达不成协议。经再三考虑，蒋介石意识到苏联对外蒙古的要求“志在必得”，决不是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的方式能够满足其欲望的。如果不答应斯大林的要求，那么“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产党问题“更难解决”。况且，外蒙古“事实上已为俄占有”。如果只为虚名，而受其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在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决心“忍痛牺牲”，同意外蒙古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以作为同斯大林协商解决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的交换条件。
于是，蒋介石已不再犹豫了，于7月6日致电宋子文，明确了国民党政府处理外蒙古问题的原则。他表示，如果东北与新疆问题“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那么“外蒙独立或可考虑”。他还提出三项具体的交换条件：第一，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和行政必须完整。即：旅顺军港的行政管理权必须归中国主管之下，与苏联共同使用而非共同管理。大连为自由港，其行政权归中国。中东铁路干线可同苏联共同经营而不是双方共管；第二，新疆伊犁及全疆各地被陷地区完全恢复；第三，中共军令政令必须归国民党中央。
关于外蒙古问题，蒋介石希望由“外蒙古人民投票方式解决”，如果外蒙古人民投票“结果为外蒙独立”，中国政府将正式提请国会，由国会通过后，“政府乃正式批准予以独立”，但必须在抗战胜利之后。现在只是作为对苏联的承诺，“不能订立任何秘密协定”。蒋介石在电报中还说，如果苏联能协助中国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并且对内切实统一，中国政府“可忍此牺牲”。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委托赫尔利将上述条件转告了杜鲁门，并且声称，这是他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由于蒋介石的让步，外蒙古问题的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斯大林接受蒋介石的“折衷方案”，终于就“事情的实质取得一致”，而“剩下的只是形式问题”。
蒋介石得知后，感到苏联提出的条件比沙皇1896年的条件更为苛刻，“明知其为讨价，而寸衷刺激不堪”。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所受侮辱，亦云极矣。”7月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指示对苏交涉要点，尤其强调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与行政的完整：（1）关于旅顺、大连及铁路问题。旅顺军港由中苏两国在同盟期间共同使用，对于纯粹军事部分，委托苏联管理，但行政权属于中国。大连港必须为纯粹自由港，其行政权必须属于中国。中东南满铁路所有权完全属于中国，但允许苏联在同盟期间共同经营，铁路警察权应绝对属于中国。（2）中苏互助同盟期限定为30年。（3）旅大以外区域中国所派主要行政人员应得苏联同意一节，中国决不能承认；中东南满铁路苏联恢复权益的相关产业应以机车车辆工业机厂建筑物为限，其土地应归中国所有；沙皇时代在铁路沿线开采的煤矿及森林不包括在内；重申中东南满铁路平时不能运兵。（4）关于中共问题，苏方所作的承诺应列入谈话记录；苏联不仅不能向中共提供武器，即在宣传经济与交通等方面亦不得支持中共。（5）条约签订之后，苏方应发表宣言保证尊重中国东北主权与行政完整。
在当天举行的谈判中，斯大林同意中国在战胜日本和公民投票后承认外蒙古独立，但中方必须作出让步，在相关的声明中说明外蒙古人民已经多次表明他们的独立愿望。斯大林还表示，苏联在对日作战胜利后二三个星期开始撤军，二个半月撤完。
至此，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外蒙古边界、中东铁路所有权、苏联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以及铁路董事长局长人选等。由于若干问题已“圆满解决”，所以，当天的谈判显得“稍见和洽”。
两天之后，即7月13日，中苏谈判因斯大林出席波茨坦会议而中断。宋子文返回重庆同蒋介石进行磋商。随后，蒋介石通过彼得罗夫向斯大林转交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中国在大连、旅顺和中东铁路问题上可以作出让步，但由中苏军事委员会联合使用旅顺港的事宜，中国行政人员的任命，“不能先征得苏方同意”。大连作为东北的主要港口，“须置于中国行政管理之下”。而且，“大连以及由长春至大连之铁路不得划入军事区”。
蒋介石对外蒙古问题一直耿耿于怀。因为他对维持外蒙古现状的理解是“中国有宗主权”，所以，在宋子文赴苏谈判之前，国民党中央对外蒙古问题并没有认真研究。结果，苏联方面提出外蒙古问题，多少有些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一再承认，外蒙古独立对于中国牺牲太大，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内部“都会反对”。7月19日，蒋介石同彼得罗夫谈话时明确表示，为了让苏联保证中国东北主权完整，帮助他解决中共和新疆问题，他才有可能“排除一切反对意见，解决外蒙问题”。
鉴于中方在满足苏联条件方面“已尽最大可能作出了让步”，但蒋介石担心斯大林还会提出使他无法接受的要求，于是，他希望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能够按照中国政府的意愿向斯大林施加一点压力。
7月20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尽管中国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但你应该体会到我们已经最大限度地履行雅尔塔协定。“在外蒙古问题上我们甚至超过了这种限度，我们作出了中国舆论所许可的最大让步。”这种让步“可能已经超出了中国人民所能支持的范围”。蒋介石要求杜鲁门在同斯大林会晤时，“向他指出我们采取的显系合理的立场，使他不要坚持不可能做到的条件”。
8月10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以致中方不得不考虑日本投降对中苏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不迅速达成一项协定，一旦苏军占领东北，斯大林就会更加强硬。此时，美国已经放弃了在中苏谈判中的克制态度。哈里曼奉命向斯大林通报了美国的立场，认为宋子文提出的方案符合雅尔塔协定，希望苏联方面不要再强迫中方让步。同时，杜鲁门要求斯大林不得强迫中国给予更多的租借地，尤其不要把大连划入苏联军事区。
会谈中，双方围绕外蒙古边界的划分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苏方既不肯接受中方提供的地图，亦不愿意对换文作任何关于疆界的声明。宋子文担心，如果不明确划分外蒙古边界，那么将会涉及到新疆阿尔泰地区一部分领土的归属问题。这部分领土在1911年前属于外蒙古，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该地区又划归新疆。1940年苏联出版的地图却把这一地区划入外蒙古。1944年阿尔泰地区发生暴动，并且引发了边界纠纷。因此，中方不能不考虑到，苏联有可能将这一地区视为外蒙古的一部分。于是，中方只好拿出1926年苏联出版的外蒙古地图作证。
斯大林在会谈中曾推测过中方的意图，他说：如果中国政府寻找借口，以划分边界要求收回已作出承认外蒙古的要求，就应该“直截了当地和坦率地讲清楚”。斯大林坚持认为，外蒙古边界十分清楚，25年来，外蒙古同新疆的边界一直没有发生纠纷，因而拒绝了宋子文提出的由中苏联合委员会堪定外蒙古边界的提议。斯大林还向中方施加压力，重新提出关于立即承认外蒙古的要求。他甚至说，如果中国再纠缠外蒙古边界问题，内蒙古的疆界将会消失于外蒙古，成为一个更大的蒙古共和国。斯大林还警告宋子文：中国政府最好尽快同意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就要进入满洲了。
尽管双方经过激烈的争论，但在外蒙古的边界问题以及旅顺口、大连和中东铁路的行政管理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据王世杰分析，斯大林始终没有拿出苏方地图，原因在于：一是苏方预计其地图既包括新疆一部分领土，中方可能不会接受；二是唐努乌梁海等地方，原属外蒙古，现已成苏联的一个属国。但王世杰认为，苏方这种态度“似非蓄意与我为难，其欲藉此次缔约，改进中、苏关系之心，似属相当诚挚。”
此时，苏军已经深入中国东北腹地，斯大林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变得十分强硬。8月11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表示：“恐再难强苏方让步”。但是，蒋介石一连两次回电坚持在承认外蒙古独立之前“堪定界线”，否则“外蒙问题之纠纷，仍不能解决”。蒋介石要求宋子文、王世杰“抱定此决心与态度”，即使停止谈判，“亦所不恤”。宋子文、王世杰在商量之后认为，这个时候还谈论堪界问题显然已经不现实了，遂于8月12日致电蒋介石：中苏条约必须缔结，“倘再迁延，恐易引起意外变化”，对于外蒙古及其他未决事项，“可否授权权宜处置”。王世杰在电报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中方要求先堪界，而后承认外蒙独立，则“为故意延宕，苏方决不能同意”。外蒙古问题谈判毫无结果，王世杰感到“不胜惶恐”。他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此次缔约，可以明中苏之间关系，保证苏军撤退，限定苏方在东北的权益，“凡此皆为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倘再停止谈判，则形势必立变，前途隐忧甚大”。8月13日，蒋介石回电宋子文、王世杰，准其“权宜处置”。
在8月13日至14日的谈判中，宋子文宣布，蒋介石同意承认外蒙古“在现有的边界内”独立。这样，中苏谈判的最大障碍被清除了。
8月14日，中苏双方终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四个附件。
条约签订之后，蒋介石承认，国民党政府在下列涉及国家权益问题上，“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1）承认外蒙的独立自治；（2）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3）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之货物，免除关税；（4）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基地。
尽管如此，蒋介石“总体上对条约是满意的”。他还坦言，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准备帮助他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支持国民党建立政府。
当然，斯大林对条约感到更加满意。苏联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了在法律上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以及恢复了沙皇在中国东北的大部分特权，从而大大改善了苏联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斯大林曾洋洋得意地说：“旅顺口是我们的，大连是我们的”，而且“中长铁路是我们的”，中国、蒙古，“一切都已正常”。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全民投票，98%同意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当时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华民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为换取苏联不出兵中国，不提供武器给当时的“土匪”（指林彪部队）。
1950年，新中国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从此，外蒙古就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内了。
1952年2月1日，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控告苏联违约，联合国大会通过了505号决议案，支持中华民国政府的要求。蒋介石宣布不承认外蒙古独立；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55年8月，外蒙古要求加入联合国，当时的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还是台湾当局，投了反对票，外蒙古没加入成功。1961年10月27日，当时的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的台湾当局，受美国控制，没有到场，没有投票，联合国大会通过1630号决议，接纳蒙古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成员国。
下面是现在台北发行的《中华民国地图》。
2011年7月11日，乌兰巴托举行庆祝蒙古独立100年、蒙古建国90周年活动。“蒙古”原意是不灭的永恒之火，首都“乌兰巴托”意思是“红色英雄”（乌兰是红，巴托是英雄）。一看名字，就知道和红军、红色苏维埃、红色共产国际密不可分。在列宁共产国际支持、领导下，1921年是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的丰收年，远东地区的建国伟业、建党伟业风起云涌。
在蒙古建国90年大庆集会上，穿“保尔·柯察金”制式服装的蒙古红军骑兵再现历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配合列宁的共产国际、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契卡给远东落后地区洗脑。
2011年7月11日，蒙古建国90周年大庆，纳入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蒙古骑兵。1945年，雅尔塔协议，斯大林以蒙古独立为出兵抗日条件，英、美屈服，并强迫国民政府服从。老毛子肢解中国的计划，终于假共产国际之手、借“伟大卫国战争”完成。是为苏联的“建国伟业”。
但真正使“蒙古人民共和国”获世界承认，还是1945年雅尔塔会议。斯大林以“对日作战”要挟英、美，蒙古独立获世界承认。二次大战结束后，苏联红军名义上把东北交给蒋介石，实际上把军火和伪军交给了共产党，是林彪迅速聚集起百万军队，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下基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宣布废除之前的条约，但苏联坚持外蒙独立。毛泽东也继续承认外蒙之独立。但蒋介石台湾中华民国政府以“苏俄摒弃承诺”为由，拒绝承认外蒙独立。
1950年2月24日《人民日报》的头版文章《蒙古的独立是民族自决》中写道：蒙古的独立，就是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一个新国家的诞生，给世界的和平民主阵营增加了一份力量。承认蒙古独立，不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指示，同时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只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事后又大肆造谣，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与伟大的世界领袖斯大林，并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反动派这样说原也不足为怪，可怪的是，我们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国的情绪，似乎蒙古也非得划在中国“版图”上不可以似的，这实在是中了大汉族主义的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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