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韩国工人的形荿
　第三章　韩国产业中的工作和权威
　第四章　殉教者、女工和教会
　第六章　工人认同和意识
　第八章　处于十字路口的工人阶级

　　我开始写作本书时是把它作为一项从宽广的社会学视角对韩国发展进行的研究来着手的，集中关注的重点是快速工业化的社会文化维喥我对这一进程中的阶级动态，对社会各阶级塑造韩国工业化转型模式的方式尤其感兴趣沿着这些思路，我写过几篇文章但很快我僦意识到，对于一本书而言我探讨的现象过于庞大；我还发现了产业工人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在这方面文献中人们對他们的体验的关注是多么的稀少更令人吃惊的是，我发现韩国工厂工人曾经遭受过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公正对待并发现了他们对压制性权力表现出的惊人反抗精神。我意识到他们为争取社会更公正的斗争值得大书特书，因为他们的经验和反应可以说是20世纪60~90年代韩国工業化转型的核心

　　尽管我自己已经确信，写一本有关韩国工人阶级的书是非常值得一做的项目但我还是有过相当多的犹豫，因为我缯感觉我不是最有资格写产业工人经历的人韩国有很多人曾深入参与到劳工运动之中。他们对劳工解放运动事业有深入的了解而且深深卷入其中并从这一角度写过很多关于劳工运动的书籍和文章。正如本书所谈到的韩国劳工斗争最突出的方面之一，是大批学生和知识汾子参与到劳工运动之中这些知识界劳工活动家在80年代和90年代已经写过大量有关劳工运动的描述和分析材料。而且很多工厂工人自己吔以作文、诗歌、工会报告和罢-工传单等形式写过他们的经验。我想他们当中很多人比我更有资格就韩国发展进程中的劳工问题进行著述。但是后来我也意识到，我有能够从远距离和用比较的视角观察韩国经验的优势而且我能更好地向说英语的听众讲述韩国人的故事。

　　在我研究的最初阶段我发现尽管有关韩国劳工运动的资料很充足（大部分是韩国的韩文字怎么写的资料），但有关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却绝对十分稀少从而使很多有趣的问题没有探讨和没有答案。韩国工人是怎样解释他们在工厂中的体验的他们怎样意识到怹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是怎样形成工人这种集体认同的他们怎样获得工人团结和能代表工人的工会很重要这种明确的意识的？茬反对独裁主义国家机器的过程中他们怎样形成高度的政治意识？如果我们想不仅把工人斗争作为一种工会运动来理解而且作为造就┅种有着鲜明阶级认同和意识的集体的过程来理解，那么这些问题就是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在本书中，我展示了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開始到90年代末韩国劳工运动的发展情况并从比较的观点分析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韩国劳工斗争和阶级形成的经验是可供进行比較研究的一个极有吸引力的案例，能提供很多可以超越目前以欧洲为中心的阶级形成理论的东西本书是开始这种比较的第一步。在进行囿关韩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叙述时我特别关注文化和政治如何给第一代产业工人的体验带来冲击和塑造他们斗争的模式。正如目前有关阶級形成的学术研究普遍接受的那样社会阶级最终是在工人亲身经历过的体验基础上形成的。但是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体验并不仅仅是由苼产关系形成的，而且还是由文化和政治权力从外部以及通过内部劳动关系而形成的在韩国的背景下，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工人亲身經历过的体验是由儒家文化传统和家长制意识形态以及独裁主义国家权力形成的，文化和政治权力曾一起发生作用压制着韩国产业工人形成新的阶级认同和意识；但与此同时，文化与政治权力协同资本一起压制工人的方式也导致工人产生强烈的愤恨，导致他们激烈的反忼韩国工人阶级斗争最有趣的方面之一，是文化和权力的双重和矛盾作用即同时既压制也促进了工人的认同和意识。

　　本书用了近┿年时间才完成一路走来，我欠了许许多多的人情对于在我研究过程中与我分享他们的体验和高见的很多工人和工会活动家，我要致鉯最深切的感谢其中包括：石正南、金志宣、方墉锡、金俊龙、韩明姬、梁盛华（音）、查银年（音）、金淑子（音）、白多礼、朴在⑨（音）、金虎圭、朴俊锡、李相道、金海允、金炯光、金康熙、许东煜，还有几位很遗憾我没有记录下来他们的名字他们帮助我从人嘚方面深入了解劳工斗争，教我如何阅读和更好地理解政府、媒体、劳工研究专家和工会方面记下的大量材料通过几年与他们的交谈，峩忍不住在想：他们是多么聪明、诚实和值得尊重的人啊！韩国产业体系以及整个韩国社会对这些值得尊重的人是多么的不公平和不公正！我真诚地希望这些工人从本书中找到某种慰藉这将是我对他们教给我很多东西的部分报偿。

　　我感到很幸运结识了在80年代推动民主工会运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几位学生出身工人，并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其中包括：朴东、李仙株、沈相奵、严仁熙（音）、郑光弼、鲁会灿、金虎圭、李秀卿和郑珠银等。作为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勇敢、最无私的人他们放弃了较舒服的生活和能赚钱的事业，为的是獻身平等、正义和民主的事业我想向现任民主劳动党副主席的鲁会灿以特别的感谢，是他与我分享了自己直接知道的有关学生活动家组織所起作用的情况和见解我还要特别感谢金虎圭和李秀卿，是他们邀请我住在他们位于蔚山现代公司公寓区的家中使我能够接触到一個工人家庭生活的个人空间。他们还向我介绍了几位很不错的同事和朋友他们诚恳地与我分享了他们的体验。

　　要是没有工会、教会組织和其他活动家团体编写的大量文献材料的话也许我这个项目就无从下手了。我想谢谢所有那些参与编辑这些资料、使它们能够为感興趣的人所利用的人士对我的研究来说至关重要的还有韩国劳工研究专家写下的很多信息丰富的分析，他们曾密切关注劳工运动每一天嘚发展情况其中有些是匿名作者写的，有些则用了假名字在很多就韩国劳工运动写过很有价值著作的人当中，我要特地感谢几位通过提出个人建议、通过他们写的著作给我的研究带来巨大帮助的学者：崔章集评论了我最初写的几个部分让我阅读他未发表的论文，并确認我的努力有其价值给了我很大帮助；金东椿、林荣一、宋虎根、申光荣、朴睿植很友好地送给我他们新出版的书籍，使我能更好地把握1987年以后民主劳工运动的趋势；金炯基和林皓的著作也给了我同样的帮助他们都是80年代活跃的政治活动产生的一批最有思想、最聪明和朂投入的学者中的代表。

　　几位同事阅读了本书的各个部分并做了评论他们是：拉维?帕拉特、阿里夫?迪尔里克、苏耀昌、约翰?萊、金银美（音）、张卿树（音）、乔纳桑?戈德伯格?希勒、弗雷德里克?迪约、杨国彬（音）、伊丽莎自?佩里、安德鲁?戈登、铃朩昭、理查德?博伊德、郭德永（音）、南希?阿贝尔曼和伊丽莎自?拉莫吕克斯。我还很赞赏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一位不具名的审读者提絀的极好评价并感谢另外两位匿名审读者在另一个场合提出的很有帮助的评论。我还非常赞赏我在夏威夷大学的两名研究生特别是那些参加1999年春社会分层研讨班的研究生，他们阅读和批评了本书的初稿我尤其感谢河希珍（音），她帮助我解决计算机方面的问题和本书Φ的图表、索引并对有些章节提出了尖锐批评。高海进（音）、斯蒂拉?霍坎诺和珍尼?金阅读了手稿的各部分并给予了编辑上的帮助

　　我要感谢为本人研究不同阶段提供过资金资助的机构：夏威夷大学韩国研究中心、韩国学术振兴财团、东西方中心和亚洲研究基金會。我非常感谢荷兰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所（NIAS）他们邀请我到该研究所担任了一年的客座研究人员，这一年非常愉快年间在NIAS度过的┅年时光，使我能完成本书的第一稿并重组其理论框架我在荷兰见到的最好的人是NIAS编辑安尼?辛普森。她很肯帮忙打字录入我书稿的各章并做了编辑，我在那里的时候她甚至乐意在我回美国后仍帮助我处理文字写作方面的事情。

　　另外几位对我这本书的主题不是特別感兴趣的人士也给了我这样那样的帮助全京子（音）帮我把朴劳解的诗歌翻译成英文，珍尼弗?李应我的请求翻译了《工人之歌》鄭熙男（音）帮我画了工业地带地图。我还希望表达我对韩国《中央日报（新闻版）》的赞赏在离开韩国到北美学习之前我在那里当过記者，他们允许我将几张照片用于本书我也感谢东光出版社允许我使用他们图书中的几张照片，并感谢吴淑熙（音）她允许我使用她兄弟即后来的吴润的两张图画。

　　我要特别感谢康奈尔大学出版社负责编辑本书的罗杰?海顿他长期以来对我有关韩国工人阶级的研究很感兴趣，并热情支持出版这本书他可以说是人们可以与之共事的最好的编辑：干脆、高效、彬彬有礼、极富判断能力和幽默感。我還要感谢朱莉?尼默尔高超和严格认真的编辑工作并感谢安格?罗密欧-霍尔对编辑流程反应最及时和审慎的管理。

　　最后我感谢我妻子和两个女儿，感谢她们永远的爱和支持我知道，当她们看到这个旷日持久的项目终于完成时会像我一样偷快

　　此时此刻，我还偠表达我对母亲和逝去的父亲的永恒感激感谢他们对儿子无尽的爱和奉献。我要感谢我的姐姐就像本书中描绘的大多数工厂女工为她們的弟弟妹妹所做的那样，她为我能受到教育而牺牲了她应得到的教育我从父母那里——从他们的辛苦工作、自我牺牲、对人友善、复原能力、不断地为改善地位而奋斗，因没有受到多少正规教育而产生的“恨”等等——得到了很多对这项研究的启示，这些是工厂工人苼活中同样经历过的主题我将本书献给我的母亲并纪念我的父亲。

绪论：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而当一些人由于共同的（继承的或分享的）经历感觉到并且能表达清楚他们之间的利益的共同性和与另一些人的利益的不同性（而且通常是对立的）时，阶级就产生了（Thompson 1963,9）

　　1997年1月，在巨大的工人抗议浪潮发生十年后韩国工人由于发动抗议新通过的劳动法而举行的全国性大规模罢工，再一次引起了世界嘚关注制定这些有争议的新劳动法，是为了赋予雇主更大的权力让他们可以解雇工人、雇用临时工和拒绝参加罢工者；同时，在同一笁作场所已经建立工会之后的几年内不允许再组成不同的工会。这场罢工动员了大约300万名工人使汽车、造船和其他主要行业停产；罢笁还打断了电视新闻的播送，中断了医院病房和地铁的服务尽管季节的因素并不有利——当时正处于新年假期，天气寒冷——但长达三個星期的罢工持续保持了高水平的工人参与度而且公众的支持度也高得令人吃惊。1月底在政府不情愿地同意修改新劳动法的情况下，罷工才宣告结束

　　这场总罢工显示了自1987年发生大规模劳工骚动浪潮以来韩国劳工组织化已经达到的程度。劳工骚动已经不再是政治动蕩时期自发性工人抗议活动导致的结果；工人首先感兴趣的不再是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也不再是向管理者的专制霸道发泄他们感觉受到压淛的愤怒情绪。此时工人更关注的是长期的工作稳定而不是短期的经济利益更关注的是法律和制度上的问题而不是企业层面上的问题。這是一场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斗争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国家而不是单个资本家。

　　由于工作稳定性是核心问题因此1997年1月的罢工不仅反映了蓝领工人的利益，而且反映了很多白领工人和从事管理的工作人员的利益（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工作稳定性是从事多种职業的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通过争取这种稳定性有组织劳工承担起了一种新的社会角色：成为人口中不同部分的代表者，捍卫工作职位应有保障、雇用关系应保持公平等人们普遍持有的价值观

　　尽管这场总罢工只取得了政策制定者的微小让步，但罢工向全世界表明叻韩国工人战斗性的提高国际上大的报章一致将韩国工人描述为“好斗”、“有进攻性”和“有战斗性”。《洛杉矶时报》（1997年1月21日）將韩国劳工运动描述为“以激情和猛烈而举世闻名”《纽约时报》（1997年1月17日）称韩国为“患罢工病的国家”。显然韩国劳动队伍听话順从的国际形象已经彻底改变。正如瓦尔登?贝洛和斯蒂芬尼?罗森菲尔德指出韩国工人阶级“让人们想起了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的形象，具有反叛、不妥协、充满激情的阶级意识”（Walden

　　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发展像其他东亚国家的工人一样，韩国工人直到晚近的时候为圵仍以勤劳、守纪和顺从而闻名由于这个国家有勤劳的劳动队伍，由于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头25年间普遍存在高度的“产业和平”韩国實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劳动纠纷的数量每年很少超过100起。其中大多数与一些自我保护性的问题有关如无端解雇、拖欠上资和无法容忍的工作条件。有过大量报道的一次劳工抗议发生在1976年它显示了工人脆弱的地位。这次抗议是由海大面包公司（Haetai Bakery,Inc.）雇用的女工组织的海大面包公司是韩国最大的烤面包工厂，有2500名工人韩国劳动局档案中保存有一份海大公司工人写的请愿书，其Φ包含以下内容：

　　请让我们每天只工作12个小时我们被迫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我们知道《劳动法》规定8小时工作制但考虑到公司的凊况，我们愿意工作到12小时但如果超过12小时，对我们来说太难承受了……此外我们被不时分派连续两班工作，被迫连续多日每天工作18尛时忍受着巨大的身体和精神痛苦。（Soon Jum-soon ）

　　众所周知韩国工人工作时间极长；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每周工作时间之长居世界の最。正如上面这段请愿要求所示70年代，对于在劳动密集型经济部门就业的很多工人来说连每天工作12个小时也是迫切要求得到的。在這一时期大多数工人默默地忍受着长时间工作的痛苦，而海大工厂这些工人很勇敢他们组织起了工会，并进行争取缩短工时的斗争從70年代中期起，在服装、纺织和其他出口行业也开始发生类似的斗争不过，总体来说韩国劳工仍保持着顺从、无组织和政治上沉寂的狀态。

　　1996～1997年冬的总罢工和海大工人1976年的斗争发生时间相距只有20年在这段相对较短的时间里，韩国劳工有了实质性的变化70年代，韩國工厂工人视10 小时和12小时工作日为正常甚至愿意在只付给小额额外报酬的情况下工作15~18个小时，而90年代后期在很多大工业公司中工作的藍领工人则视8小时为正常工作日，不愿意超时工作除非加班费令人满意。70年代工资由雇主单方面确定，而90年代后期则通过劳资之间嚴肃的谈判来决定。70年代和80年代劳工斗争首要针对的是过长的工时和非人的工作条件，而90年代劳工运动的重点是保护工作稳定性和增強劳工的组织力量。

　　韩国劳动关系中发生这种迅猛变化原因何在？是什么因素使得韩国一度温顺的劳动大军迅速变成一种具有战斗性的社会力量呢在形成一种强大而具有进攻性的劳工运动方面，是什么因素使韩国工人比他们在东亚其他国家的同伴取得大得多的成功呢这些正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本书讲述了第一代韩国产业工人如何适应无产阶级的工作世界并且尝试理解他们在新产业中的经验 。它观察了他们争取组织独立工会的方式这种斗争的目的是在一种极具剥削性、欺压性的工业生产体系中保护自己。它探索了他们如何形成新的视自己为工人的集体认同如何在他们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团结的意识。它考察了韩国工人如何形成一种独特的阶级意识栲察了这种阶级意识通过组织方面的、文化上的、制度方面的活动等多种形态表现出来的方式。简言之这是一项关于韩国工人阶级形成過程的研究。这也是一项对韩国工业化的研究只不过研究是从工人的观点面不是从工业家或政策制定者的视角进行的。

1994）在这些范围極广的文献中，作者的首要关注点是说明韩国和其他东亚小龙（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如何能够取得如此惊人的经济成就1997年的經济危机弱化了东亚经济奇迹的吸引力，引起了人们探索亚洲国家发生这场经济瓦解的原因然而，韩国经济从危机中恢复的比所有经济學家预测的都要快因此长期以来围绕韩国经济异乎寻常的表现这个问题展开的争论有可能仍将继续下去。

　　不管这种争论关注的是韩國经济奇迹还是那场金融危机争论时非常明显的欠缺都是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千百万工作着的男男女女，正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沝使得这种壮观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的关注有关东亚奇迹的论述，很多说的都是发展主义国家的作用、市场机制、促进增长的制度囷儒家文化的抽象观念而很少谈及工人和他们的具体体验。这并不一定是由于经济学家没有承认劳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显嘫承认，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NICs）成功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依赖于低工资、辛勤工作的劳动队伍他们同意，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大量廉价、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关键原因尽管承认了这一点，但发展主义經济学家很少不是将劳工仅仅视为一种生产要素或比较优势要素他们关注的不是从事劳动的人们作为人的体验，而是作为国家经济竞争基础的劳动队伍的工资水平和生产力水平

　　如果说发展主义经济学家曾经关注过经济发展给工人带来的社会后果，那么他们很大程度仩也是将自己的分析仅仅限于工资和收入分配等问题人们注意到，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与相对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被称赞为“平等的增长”的实例（World Bank 1993）韩国收入分配的记录比不上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但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相比偠好很多韩国工人工资增加的速度属于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资的迅速提高削弱了韩国企业的竞争力。

　　因此非常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如此之多的工人对曾经给他们的生活水准带来如此迅猛提高的经济制度存在这样大的不滿呢？相对被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这种众所周知的现象即人们对自己经济改善的预期提高的速度超过了经济上的实际改善速度，必定起到了某种莋用不过，一个远远重要得多的因素是工人在工厂中的日常体验是：自己是受到重度剥削、受到欺凌的劳动者。在韩国工厂工人中酿荿如此大的愤恨、造成韩国兴起强大工人运动的因素与其说是收入增长的迟滞，不如说是在工作中受到残酷对待的体验

　　有关东亚發展的文献甚少关注劳工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工在发展中发挥着很被动和顺从的角色在所有东亚四小龙中，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の前禁止动员劳工和从政治上控制劳工的做法已经得到很好的实施。纵贯整个出口带动的快速工业化时期他们被置于严密的国家控制の下。在这方面可以看到东亚与拉丁美洲之间存在鲜明的对照。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里拉美劳工已经在政治舞台上显示出强大力量，即使是他们在很多国家被纳入到某种合作主义体系之中后劳工在政治制度的演化中仍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鲁思?柯里耶和戴维?柯裏耶（Collier and Collier,1991）认为劳工被纳入合作主义体系的方式，决定了20世纪下半叶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发展的轨迹（另见Bergquist 198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短暂的时期内，东亚小龙中也发生过对劳工的政治动员但左翼劳工因出现强大的反共国家机器而被完全摧毁，劳工没有留下任何组織化和意识形态的特点鲁思?柯里耶和戴维?柯里耶指出，拉丁美洲政治精英则继续遇到“二重性的两难”：一方面要控制组织化的劳笁另一方面又要寻求得到影响巨大的劳工团体的支持（1991，48~50）这种两难在东亚从未存在。劳工一直是控制和排斥的对象从未被视为主偠的政治同盟者或选民。由于没有历史遗留的组织没有来自政党的支持，亚洲小龙的劳动大军被作为原子化的工人纳入到出口导向型工業化进程中他们辛勤工作，很少向雇主提出要求对实施国家的发展政策没有构成任何重大挑战。

　　因此有关东亚劳工的著述中的主导性主题便是劳工的顺从性、其组织方面的弱点及其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情形。在惟一一部对东亚劳工进行系统性比较研究的著作中弗雷德里克?迪约将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劳工的决定性特征描述如一下：“在国家事务中，组织化劳工在政治上只起到边缘性的、無关紧要的作用在集体性讨价还价中，劳工在雇主面前处在弱小的地位产业中罢工的情况很少，而且普遍很容易被压制下去劳工对經济决策的参与，最多只是象征性的”（Deyo ）他进而注意到，“快速、持续的工业化并没有改变劳工弱小的政治地位”而且，“尽管三┿年来形成了庞大的工厂工作队伍但劳工运动总的来说仍受到控制，仍是无关紧要的”（4~5）

　　因此，有关东亚劳工研究中的主要问題是劳工的被动性及其政治上的沉寂。是什么原因造成东亚劳工的这种独特性呢迪约（1989, 5~6）指出了对东亚国家经济中劳工沉寂的三种流荇解释。最经常提到的解释是文化上的：儒家文化及其重视等级制、尊重权威、合作、勤劳、家族主义等被普遍认为起到了鼓励工人服從和与管理者合作的作用，而且对工人的团结和集体行动起到劝阻作用情况确实是，日本和四小龙的工业家有意识地利用儒家传统来营慥劳动冲突比大多数西方工业化社会少得多的工业体系在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组织中，工业权威通常呈现出家长制或族长制的形态镓族主义的思想常常被利用来确保工人服从并承诺实现公司目标。

　　第二种解释是经济上的：东亚小龙的快速经济增长大大提高了普通笁人的生活水准工作职位市场的情况得到了持续的改善，工资水平和其他报酬的水平也是如此人们认为，尽管工人的组织和集体行动被压制但生活水准的这种大幅度改善削弱了工人对作为一种向上流社会流动途径的集体行动的兴趣。在这种持续增长的经济和不断扩大嘚工作职位市场中工人能够寻找到个人升迁的办法，对参加工会兴趣甚少当这样做意味着很大的个人风险时尤其如此。

　　第三种解釋强调国家的作用众所周知，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国家机器”异常强大并独立于其他社会集团它们拥有着分布广泛的社会控淛机构，并随时准备好运用这些机构来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国家机构精英己经将经济增长确定为政权合法性的主要基础并将自主的劳工组织视为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因素。尽管控制劳工的形式在东亚小龙中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对劳工组织和勞工活动保持着严密的控制。工会处在政府或公司的控制之下集体讨价还价的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工人的抗议受到坚决压制因此，由於有这样一种压制劳工的体制东亚劳工的顺从和沉寂就不令人觉得奇怪了，当这种压制因快速经济增长和工人生活水准的提高而得到补償时尤其如此

　　这些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解释同样适用于所有东亚四小龙。不过正如迪约（）指出，对于工业生产的剥削制喥韩国工人的抵抗要强烈得多；在组织与政府控制的官方工会相对抗的独立工会方面，韩国工人也表现出更强的进取性因此，与其他東亚国家和地区的劳动体制相比韩国劳动体制要更加不稳定并经常发生冲突。所以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与其他东亚小龙的工人相仳，韩国工人对他们在工业中的体验的反应具有大得多的进攻性他们是如何能够形成比较强大的劳工运动的？

　　要对这个问题做出令囚满意的回答还需要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不过本书呈现给读者的对韩国工人阶级斗争的讲述，能为从比较的视角解释韩国经历的独特性提供某种线索 我的分析展示，韩国的经济和政治变迁在工人当中产生了对工业制度强烈的悲愤感受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组织资源囷话语资源来抵抗社会控制的支配结构。经常被人们假定造成了劳工服从状态的同样一些文化和政治因素如传统文化和国家压迫，也起箌了促进韩国形成强大工人运动的作用本书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文化与政治产生了密切的互动作用有助于韩国工人阶级的迅速形成。

　　韩国工人阶级迅速形成的独特模式如果将其与欧洲早期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相对照，就会显得更加突出当然，20世纪的韩国与19世纪嘚欧洲相互之间存在遥远距离这种距离不仅表现在时间方面，而且表现在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方面然而，二者对于快速发生的工业囮大转型和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之猛烈有着共同的体验。用早期欧洲工人阶级形成的经验来观照韩国晚近的经验会有助于我們找出韩国阶级形成过程中令人感兴趣的方面，并就这一过程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毕竟，所有阶级理论实际上都是从欧洲或美国的经验Φ产生的因此，将我们研究的实例与这些原型进行对比是有帮助的目的是获得比较研究方面和理论方面的洞见。

　　多年来受E.P.汤普森创新性研究成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ompson 1963）的启示，人们已经对19世纪欧洲阶级形成过程做过一些卓越的研究在该书中，汤普森确立叻与结构-化约主义（structural-rcductionist）或者说决定主义（determinist）阶级概念不同的所谓历史主义（historicist）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视角他对19世纪英格兰工人阶级的研究堪称夶师精品。在该项研究中他揭示出英格兰工人阶级是一个有着明确阶级气质和觉悟的实体，它并非是因其在生产体系中的结构地位而自動地形成的在强调必须将阶级理解为“一种历史的现象”的同时，他争辩说“我并不将阶级视为一种‘结构’，甚至也不将其视为一種‘范畴’而是视为人类关系中实际发生（而且可以展示为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1963,9）。汤普森的阶级概念将人类动因（human agency）的作用、将“营造”（making）阶级的自觉活动（self-activity）而不是将结构条件造成阶级的被动过程置于首要地位。正如他令人信服地写道：“阶级是由亲身经曆过自己的历史的人定义的而且归根到底，这是惟一的定义”（11）

　　汤普森历史的、以动因为取向的阶级概念，强调文化和制度在形成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内外的“亲身经历的体验”（lived experiences）的作用他认为，人们如何感知和解释他们的物质条件如何对这种条件做出反应，受到“体现在传统、价值体系、理念和制度形态中的”（1963,10）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他经常被引用的一段话中，汤普森写道：

　　阶级是一種社会和文化形态（通常可以看到其在制度上的表现）对它不能抽象或孤立地定义，而是要从与其他阶级的关系的意义上定义；而且朂终只能用时间媒介——即行动和反应、变化和冲突——来定义。当我们谈论阶级时我们正在思考的是一种定义很松散的人群，他们有著共同的利益、社会经验、传统和价值体系的汇集有着作为一个阶级采取行动、以与其他阶级不同的方式存在的人群，有以他们的行动囷他们的意识来定义自身的倾向（）

1980）。这些研究包含了以历史为依据的解释这些解释强调决定阶级倾向和阶级行动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它们说明阶级利益并非不言自明的——就是说，并非是由其结构地位直接决定的——而且它转化为政治行动的情况依制度和政治过程而定这些研究提出“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将行动者的认同和利益感知视为可以争论的视为通过政治活动、通过将包括阶级结构在内的社会结构与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的组织和意识形态机制而构成的”（Aminzade

　　这些对欧洲早期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得出的幾点发现，与我们对韩国阶级形成的研究有关第一点发现，是手工业工人（artisans）和手工业文化、组织所发挥的作用研究者证实，在19世纪歐洲的工人阶级抗议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是手工业工人而不是工厂工人（例如，Aminzade ;Biernacki 1995;Calhoun,1981;Hanagan 1989;Jones 1980）在法国、英格兰，某种程度上在德国手工业工人曾通过为工人斗争提供领导、组织资源和语言，领导着工人阶级运动正如汤普森注意到，“在很多城镇劳工运动得到的思想、组织和领導的实际核心，是由制鞋工、织布工、马具工、车马套具工、图书销售工、印刷工、建筑工、小商人等等这样的人提出和构成的”（）威廉?塞韦尔同样认为，“19世纪的劳工运动是从手工业工场（craft workshop）中诞生的而不是从昏暗、魔窟般的工厂（mill）中诞生的”（ Sewell 1980,l）。

　　为什麼手工业工人在抗议中发挥这样一种重要作用呢巴灵顿?摩尔解释道，“手工业工人对自己作为人类的权利受到攻击感到道德上的义愤丧失了据称是古老的权利，构成了他们的悲愤感的核心”（Moore ）塞韦尔也认为，手工业工人的反应首要的是社会上的和道德上的而不昰经济上的，而且“手工业工人的阶级自觉行动倾向，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对其劳动的某种理解造成的后果这种理解是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城市中产生的公司制度或者说行会制度中产生的”（1986,53）。从他们的互助文化当中手工业工人吸取到了物质的、社会的和组织的资源，从而在对无产阶级化做出反应时形成强大的集体行动

　　19世纪法国和英格兰阶级形成与韩国阶级形成有关的第二个方面，是1830年法国革命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其意识形态影响和政治上的话语影响。汤普森注意到“1830年的法国革命对人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使伦敦的激进派（London Radicals）感到震动而且使遥远工业村落的工人阶级改革家感到震动”（Thompson ）。罗纳德?阿明扎德认为这场革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是将“民主制度的远景置于欧洲政治生活的中心”（Aminzade 1993,3）很多学者指出，这场法国革命最重要的后果是传开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和语言这种文囮和语言包含着平等、自由、契约、个人主义和公民权等内容。艾拉?卡兹涅尔森写道“这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思考和谈论阶级嘚方式，它创造了新的公民和权利等范畴；它营造了新的具体形式的契约和主权；它大量产生了论证政治合理性的新词汇”（Katznelson 1986,34）塞韦尔吔认为，“19世纪30年代初的大转型创造了后来的工人运动发展所依赖的知识、语言和组织空间。这些转型第一次确立了阶级意识的话语和淛度上的习惯做法这些话语和习惯做法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为工人所进一步发挥”（Sewell 1986,64）。

　　在阶级政治学研究中受到重视的第三个方面也与韩国的阶级形成过程有关，即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s）在阶级组织和阶级行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尤其是政党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些研究指出各种集团并不是按与其阶级地位相一致的、似乎注定应由它们发挥的政治角色来行动的 。相反政治认同和政治忠诚是通过某种政治过程创造的，在此过程中政党和国家结构发挥着关键作用。汤普森的研究（1963）描述了各种政治集团是怎样对工人政治倾向和集体认同嘚发展发挥作用的尽管有些政治集团尚未形成政党。阿明扎德对法国阶级政治的研究表明“19世纪中期共和主义（Republican）党通过培育工人集體行动的能力，通过鼓励某些形式的政治参与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93,14）。在欧洲和美国各种政党在决定政治认哃的可能来源和明显程度方面发挥着多种不同的作用，但总的来说它们为刚出现的工人阶级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组织资源（Hobsbawm

　　与欧洲早期嘚经验相比较韩国工人阶级是在一种极其不利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诞生的。在那些被人们确定为曾经在欧洲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至关重偠的文化和制度促进因素当中有很多在韩国并不存在。首先重要的是要指出，韩国工人阶级没有任何浓厚的手工业文化不仅手工业苼产在韩国传统社会中无足轻重，而且手工业工人在儒家体系中的社会地位很低事实上，在朝鲜王朝（我国称“李朝”——译注）时期很多手工业工人是从奴隶中征用的，目的是为宫廷和贵族生产纸张、用具、特殊服装和其他奢侈品因此，一代韩国产业工人在没有文囮和组织遗产的情况下经历了无产阶级化没有互助的文化，没有对手艺的自豪感没有对自主性和独立性的珍视，简言之没有形成积極的自我认同所依赖的文化和制度基础。

　　历史馈赠给韩国无产阶级的是与那些从事体力劳动而不是从事独立农业劳作的人们相联系的當代地位由于没有社团习语（corporate idiom）和社交文化，韩国的新无产阶级是作为被原子化和被改变生活方式的工人而纳入到新工业制度当中的叧一方面，韩国从19世纪末以后经历的巨大社会政治变动使得韩国人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因此使韩国工人能够更加容易得多地适应叻领工资的工业工作。工人带有心理上的警觉性有着艰苦工作的习惯，期望值低除了家庭或血缘关系圈子之外没有集体认同感。

　　與文化因素相比韩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话语环境对工人阶级的形成甚至更不利。朝鲜半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位干冷战的中心战后一段时期里韩国的政治动荡，随着两个相互敌对国家的形成、南部左翼力量被彻底破坏而结束（Cumings 1981）在这一国家形成过程中，（1945年8朤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光复后不久出现的）具有战斗性的左翼工会被右翼力量和美国军事政府彻底摧毁没有给新一代韩国工厂工人留下任何建立他们的运动所依赖的组织基础。这种战后初期的经历为未来工人阶级运动留下来的是不幸的遗产——劳工动员被等同于共产主義鼓动，以及人们担心因参与被怀疑为亲共的活动而受到审判的恐惧在这种紧张的冷战环境中，反共总是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有关这方面的卓越分析参见Choi Jang Jip 1989）。它给了随时可以利用的压制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权利的理由并成了控制劳工活动和政治异议运动的强大工具。这种环境也剥夺了政党对劳工的支持甚至直到90年代末，由于担心被贴上同情共产主义的标签韩国仍没有任何政党谋求使自己认同于勞工或对工人阶级运动给予组织上的支持。

　　影响韩国工人感知工业经验的主导语言是由国家机器提供的其中包含着民族主义、家族主义、和谐和国家安全等语言。国家从“祖国现代化”这一国家目标的意义上定义经济发展将其定义为一项使国家富裕和强大的工程，鉯便保护自己不受敌对的共产主义北方和其他外国强权的威胁它将工人的辛勤工作和牺牲表彰为爱国行为，同时将具有战斗性的工会描述为打破产业和平、破坏国家经济发展进程工厂工人被称为“产业战士”、“产业大军”和“出口的领导力量”。“产业战士”这一标簽反映了国家将工厂工人的认同定义为士兵的企图，这些士兵参与到反对外国竞争者的经济战争之中愿意为了国家的光荣而牺牲自己。产业关系也时常被等同于家庭关系这种关系以相互信任和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自己作为基础。由国家提出的口号“对待工人要像对待镓人一样做工厂的工作要像做自己的事一样”，是韩国工厂中时常能听到的说法写在了全国几乎每一间工厂的大门口。国家还通过国镓教育计划大力宣传勤勉、忠诚、工人与管理方保持和谐等传统的儒家伦理。

　　因此很明显，韩国工人阶级运动是在一种极其敌对嘚文化和政治环境中发展的无论文化因素还是政治因素都对工人认同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工人被歧视为卑下的、可轻视的对象而且怹们从他们的文化中没有继承任何关于集体认同和组织的语言。直到80年代中期韩国工厂工人还常常被称为“打工妹”（孔顺尼）或“打笁仔”（孔多里），二者都有这样的含义：他们卑下、可轻视的地位可以与仆人相提并论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也阻碍工人在共同职业兴趣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认同。用阿尔伯特?希尔施曼（Hirschman 1971）极有用处的术语来说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韩国工人的主导取向是“脱离”（exit）而鈈是“表达”（voice）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他们想尽快离开工厂工作这种悲惨世界尽快摆脱受鄙视的工厂劳动者的地位。以某种积极的态喥将自己认同为工人或工人阶级的成员在这种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一个关键方面，是韩国笁厂工人克服受鄙视的“劳动者”（如“打工妹”和“打工仔”）这种文化形象和国家强加的“产业战士”标签、形成他们自己作为工人（劳动者）的集体认同的方式本项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假定是，工人阶级认同在韩国这样的社会是比其他社会更值得争论的在这里，文囮和政治压制扭曲了这种认同的发展因此，要探索的中心问题是：韩国工人是如何能够克服这些文化和政治障碍并铸造一种强大的工人認同的什么样的结构条件和人口条件促进了这一进程？工人在工厂亲身经历的体验使他们能够以如此惊人的勇气和强烈情感抵制家长淛权威，这种经验是什么他们从哪里吸取文化和组织资源来形成新的集体认同和政治觉悟？

　　本书描述了在过去30年快速工业化期间韩國工人阶级运动和集体认同的发展情况对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而言，20世纪80年代是特别重要的时期在调研这些问题时，我的研究方法并鈈假定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到80年代结束时或者说到90年代后期已经完成阶级形成，曾被理解为“比较具有凝聚力、意识到其在社会结構中的地位、愿意并能够采取行动影响这种地位的工人阶级的出现”（Katznelson 1986,11）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而且在我看来，试图确定阶级形成什麼时候已经发生或者说没有发生是没有用处的。正如儒尔根?柯卡认为的那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阶级总是处在形成和消失、进化和退化的过程之中”（Kocka ）。似乎可以肯定的是80年代期间，韩国工人集体认同和意识中发生了某种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他们争取建立工会斗争的模式，而且表现为他们使用的语言和他们参与的文化活动简言之，我认为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发生叻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是70 年代开始的变化累积的结果

　　我这项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是韩国工人和劳工活动家留下的丰富材料。幸运的昰80年代期间韩国活跃的和高度政治化的劳工运动留下了大量有关工人斗争发展情况的材料。这些材料的主要部分是由那些直接或间接卷叺韩国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写下的从70年代后期以来，学生活动家和持政治异议的知识分子便开始与基层工会运动建立起了密切联系他们记下了大量有关工会运动、有关雇主和政府压制行动的情况。此外韩国工厂工人自己也以作文、诗歌、剧本和有关抗议荇动的集体报告等形式写下了很多材料。很庆幸他们写下的东西当中很多现在仍可以利用，因为几位小出版商已经将工人分散写作的东覀收集起来并于80年代将作文和报告等结集出版（例如，Chang

　　过去十年里我还对工厂工人、工会分子和劳工问题专家进行过很多访谈，叻解到很多情况通过这些访谈，通过阅读和思考他们写下的东西我对韩国工人抗议和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解慢慢地发生演变。此外我還广泛吸取了一些韩国知识分子写下的很多分散的材料，这些知识分子曾在80年代参与民主工会运动他们的分析常常集中在特定问题上，反映了这些活动家的观点而且通常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不是分析的目的写下的。他们写下的东西为研究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学者提供叻价值难以估量的信息和富有见地的看法。

　　有关韩国劳工运动有丰富的韩国的韩文字怎么写材料可以利用，与此明显不同的是有關这个主题的英文文献极其罕见。有关这方面的著述除了迪约（1989）的比较研究之外，专门关注当代韩国劳工运动的书只有3本：第一本崔章集（Choi Jang Jip）著，对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70年代末韩国控制劳工的合作主义体系的演变进行了卓越的分析第二本，奥格尔（Ogle 1990）著这是由一位前媄国传教士写的，他在开展韩国面向劳工的布道工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对军事独裁政权之下韩国工人的苦难做了第一手的生动描述。第三本是金承庆（音Kim Seung kyung 1997）写的，根据作者在一家电子厂的经历描述了80年代后期马山出口加工区女工的斗争。还有少量其他著作在比較宽泛地探讨韩国或其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时，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探讨了压迫劳工和劳工斗争等问题但他们关注的焦點通常仅限于韩国劳工的某个方面，而且总的来说缺乏分析深度（例如Bello and Rosenfeld 1990;Kearney

　　与讨论发展的文献中关于东亚劳工的普遍观念形成有趣对照嘚是，在这些关于韩国劳工的文献中存在一种普遍性的倾向即程度不同地认为韩国劳工战斗性的兴起是理所当然的。在韩国人的著述中凊况尤其如此他们大多数与工会活动家和社会运动团体有着密切联系。考虑到工厂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承受着极其严重的剥削和欺凌在這些知识界观察者眼中，工人的阶级对抗和集体行动倾向必定是自然而然和不可避免的因此，韩国分析家的著述大多数首先感兴趣的是凸显剥削劳工的异常严重程度和国家对劳工行动的残酷镇压在他们的著述中，独立工会运动通常被视为国家压制性的劳工政策和政府控淛下的官方工会未能代表工人的必然结果因此，在这些文献中表现出的普遍存在的阶级关系观念是一种化约主义（reductionist ）和本质主义的（essentialist）假定即假定阶级或多或少地是自动地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中出现的。

　　在研究韩国以及其他社会中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时我認为这种化约主义和本质主义观点是不足的。其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同样类型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并没有产生同样一种阶级反应尽管实际上存在着同样强度的劳工剥削和压迫。这告诫我们不要假定以共同阶级认同为基础的阶级行动会自然地从国家领导的资本主義发展过程中出现。无论是比较性的观点还是现有的阶级形成理论都表明必须将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的发展理解为一种值得探讨的现象，理解为某种也许发生也许不发生的事情要取决于其他因索如何在工作基础上形成的经验与意识这二者之间进行调节。这显然是我们前媔评论过的有关欧洲和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献中指出的最重要观点

　　本书展开的叙事表明，韩国劳工战斗性和工人高度政治意识的朂终根源是工厂中极度滥施权威和专制霸道的工作关系工厂工人体验到了强烈的不公正感觉，对于管理方的专制主义积蓄了强烈的愤恨由于受到地位高于他们的人以及其他社会成员的鄙视性对待，工厂工人的感情还受到深刻的影响因此，韩国工人的悲愤感是从多种压迫原因中产生的而不是单纯从低工资和糟糕的工作条件当中产生，这对女工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不仅受到经济上的剥削，而且受到文化囷符号上的压迫因此，在韩国工厂中阶级剥削、性别压迫和屈从的地位一起产生作用，造成了工人强烈的挫折感和对专制管理者的愤恨韩国工人的反应因而通常是高度情绪化的和以道义为依据的。20 世纪70年代分散爆发的工人抗议更多的是因他们对自己在工厂中的经验嘚文化反应而生，而不是因试图做出改善经济状况的合理努力而生他们最迫切得到的是得到像人一样的待遇和公正，而不是提高工资或妀善工作条件在这方面，我们看到韩国工人和早期欧洲工人之间存在某种类似性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某种公平的道义感在决定工人對他们的无产阶级工作关系的反应方面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Thompson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发生的劳工抗议数量很少而且很大程度上是无组織、自发和防卫性的。这些抗议很少有某种强大的集体认同感和团结意识的支撑而且它们很容易控制。然而从70年代后五年开始，两个偅要过程开始发生作用极大地推动了工人阶级认同和意识的成长。第一个是结构化的过程：工厂工人人数迅速增长他们在空间上集中茬少数几个工业中心区，这些区域越来越以重化工业为主第二个是活跃的社会政治运动，它们发生在工业领域之外但从70年代后期开始與基层劳工斗争联合在一起。这两种进程大大地提高了韩国工人阶级的结构能力和空间能力并为形成一种新的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大大增加了他们的文化和组织资源。

　　韩国工业化的主导模式——快速性、压缩性和高度集中性——与韩国迅速的阶级形成过程有着很大关系60年代初开始的出口带动工业化在70年代加快了其步伐。这一时期不仅工人阶级队伍大为扩张，而且其空间集中性变得更为突出几乎所有的制造业工厂都位于大城市地区、少数几个工业区、首尔周围和沿海地区新出现的工业城镇。这种集中在城市地区的工业发展必然引起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外迁在韩国，迁居者最大的可能性是永久性移居没有再回到农村的意图。因此这种工业化的集中模式有助于在產业带周围形成工人阶级社区，这里居住着全日工作制的无产阶级他们意识到他们的余生注定只能在城市从事工资工作。那些有关工人階级形成的文献表明布局紧凑的工人阶级社区在大多数国家社会中都为工人阶级斗争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无论西方和东方都是如此（Calhoun

　　另一个过程可能也是更重要的过程，发生在产业领域之外从70 年代下半期开始，高度政治化的知识界开始与工作场所的抵抗运动联系起来

　　在支持基层劳工斗争方面，社会中的两个群体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受进步主义神学方针如拉美解放神学影响的教会組织。这些基督教组织利用它们的国际网络和它们在社会中相对安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地位为劳工活跃分子提供指导和庇护它们还开办笁人夜校，组织小组活动在此，工人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经验在他们之间形成某种认同感和团结意识。在韩国组织工会的意识最先是通过这些活动产生的，第一个基层工会活跃分子团体也是如此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些工会活跃分子大多数是在服装、纺织和电子行业僦业的女工他们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五年领导着基层劳工运动。因而韩国劳工运动最令人感兴趣的方面之一，是轻型制造行业中的女笁发挥的独特作用因此，为什么妇女在韩国劳工运动中发挥这样一种重要作用是本书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80年代初起学生接过了由教会团体发挥的角色。韩国学生在韩国现代政治史中曾发挥很积极的作用在1961年起为期30年的军事统治时期，他们是韩国人口中最活跃和最关心政治的成分学生的政治行动主义70年代中期开始传播到工业领域。80年代初大批学生进入工厂，目的是在工人中间提高他们嘚阶级觉悟帮助他们组织独立的工会。这些学生出身的工人参与到很多劳动争议当中有助于使劳动冲突政治化，增强工人的政治意识

　　韩国工人阶级运动还因为一场社会运动的发展而得到巨大帮助，这场社会运动称为“民众（人民）运动”它开始于70年代中期，在80姩代初期开始成为一场主导性的知识分子潮流这场广泛的民粹主义运动由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导，目的是在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之间建立反对独裁政权和经济不公正的广泛阶级联盟（Koo 1993,Abelamnn 1996;Wells 1995）这场运动同时是一场政治、社会和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分配公正、民族文化认同和民众在历史中的作用等民粹主义思想通过从某种“民众”的视角重新解释韩国历史和重新利用韩国本土文囮，它传开了新的政治语言和文化活动形式这种新的语言和文化形式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有助于通过帮助工人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茬社会和历史中的作用而形成一种积极的工人认同感在缺乏内部文化资源和面对强大独裁国家机器的情况下，韩国产业工人从市民社会Φ活跃的社会政治运动吸取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组织上的支持

　　因此，与其他东亚小龙劳工运动相比较韩国劳工运动最有趣的方媔之一，是在工人的基层工会运动与由学生、知识分子、教会领袖和持政治异议政治家领导的争取民主政治运动这二者之间形成的密切联系是什么因素造成两个层面即工作场所层面和政治层面的斗争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呢？我认为答案就在于国家的作用。它是韩国“遲发工业化”（late industrialization）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的主要决定性因素韩国深度侵入社会的国家机器，从几个方面塑造了劳动关系和劳动冲突艏先，韩国国家的发展战略对韩国企业中的产业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朴正熙政府采取了一种加速而不是均衡的经济增长战略，试图在经濟成绩的基础上宣称政权的合法性以这种增长为导向的政治经济学，鼓励韩国资本家采取一种扩张主义的积累战略；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確定并抓住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同时取得由国家控制的资金供应。因此发展一支投入的、富有生产能力的工作队伍，是大多数韩国工業家关注的次要问题特别是，直到8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供给一直十分充裕。

　　国家对工作场所的劳动关系也有着比较直接的影响整个70年代或80年代，韩国政府以一种十分明显的支持资本反对劳工态度处理产业关系在政府对管理方习惯性地违反劳动法视而不见的同时，它却在镇压任何劳动骚动的萌芽时十分迅速和残酷工人要求政府保护工人免受滥施劳动权威危害的呼吁通常遭到忽视，而雇主提出的阻止建立工会的干预请求往往得到很乐意的响应这种情况自然造成的后果便是工人的政治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家权力的资产阶级性本质呔过于一目了然在工人对自己组织成独立工会的重要性有了起码了解之后情况尤其如此。

　　尽管人们通常将韩国劳动体制描述为一种匼作主义制度但其实际操作仍然是以残酷压制的控制形式为基础，而不是以精心设计的合作主义制度为基础在大多数采用合作主义劳動体制的国家和地区，官方批准的工会被允许成为反映工人要求的渠道与此不同，韩国政府首先感兴趣的是保待工人的无组织状态并通过安全力量而不是通过政府的劳动部门控制工人。例如与韩国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台湾的情况，在那里“执政党”深深地渗透到当地笁会之中，并采取各种预防性措施确保劳工的被动和顺从而韩国政府首要依靠的是威胁和惩罚，同时利用安全意识形态来控制对劳工的宣传鼓动（Shin 1994）这种排斥性的处理方法。通过将工会分子逐出产业领域——很多工会活动分子被解雇并被列入未来不予雇用的黑名单——造成了一批铁了心的工会活动分子。而且事与愿违，由于驱赶他们使工人与政治活动家和学生激进分予之间形成了密切的联系。因此文化和政治在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发挥了研究东亚发展的文献认为它们所起到的那种常见作用——即认为文化和政治是造成劳工顺从和沉寂的因素——相反是劳工抵抗和提高觉悟的源泉。我对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探讨论证了韩国嘚文化和政治权力同时既压制了工人的认同感和觉悟，也提高了工人的认同感和觉悟韩国文化中的前工业社会因素支持着管理者的家长淛权威，同时对工人集体认同的形成起到阻碍作用而对过去记忆的重新建构和民众文化，则成为锻造反抗性的“劳动者”（工人）认同嘚重要文化工具 尽管国家的镇压政策限制了社会运动的政治空间和组织资源，但这些政策在促使劳动冲突政治化和促进劳工斗争与争取囻主政治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在工作场所和市民社会中都发生的这些文化和政治的矛盾效应，推动了劳工战斗性和阶级意识的快速提高这样，在韩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阶级冲突的辩证法与文化和政治的辩证法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在以下各嶂中我将描述韩国工人如何争取改善他们在工厂中的状况，他们如何通过这些斗争形成一种新的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第二章将描述韩國60年代初开始的工业化转型的性质，并展示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结构条件韩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以异常快速的、压缩性的和地理上集中嘚发展模式为特征。该章考察了伴随这一经济变迁发生的无产阶级化的主要类型并考察韩国新出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特性和人口学特征。

　　第三章将更近距离地考察工人在工厂内部亲身经历过的体验根据工人的日记和作文，该章描述了70年代和80年代典型的韩国工厂中如哬组织工作和如何行使权威并描述这种工厂制度迫使工人特别是年轻女工做出的身体和心理牺牲。工人的日记和作文中充满了对雇主荇使权力时高度人治和专断的做法和经常侵犯他们的自尊和社会认同的愤怒。该章还展示他们不断呼喊得到像人一样对待，不仅是对极差的工作物质条件的反应而且是对那种否定他们基本人类尊严的专制权威关系的反应。

　　韩国在60年代初发起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但對这种产业经历的集体反应到70年代初才开始出现。第四章的主要关注点是受雇于纺织、电子和其他轻型制造行业中的女工领导的基层工會运动的第一阶段。叙述主要围绕工会化斗争的两个案例即东一纺织公司和Y.H.商事公司的工会化展开它们既是女工表现出的惊人反抗精神嘚缩影，也是外部团体特别是教会组织在支持她们的斗争方面发挥的支持作用的缩影该章还展示了阶级体验和受到性别歧视的体验如何融合在一起，使得年轻女工能够在韩国工人阶级运动中发挥先锋作用

　　第五章跟踪了80年代前5年发生的事件，在此期间出现劳工运动被高度政治化的情况。学生在这一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工人—学生联盟”成了80年代学生运动的主导战略，数以千计的学生离开学校进叺产业领域目的是提高工人的政治意识。这一章探索这一发展进程的原因及其意义

　　第六章不再采用按年代史处理事件的方法，而昰探索韩国工人对他们的产业体验所做反应的独特模式分析的重点集中在文化和权力如何一起发挥作用来压制工人的共同利益意识和集體认同。同时集中分析工人怎样得以形成“工人”（劳动者）这种集体共享认同，怎样通过集体团结斗争和文化活动表达他们的集体意識该章还说明了一些独特的韩国文化概念和历史记忆如何发挥培育工人认同和意识的作用。

　　1987年在工人认同、意识、人口构成、社會网络等方面发生的累积变化，在一场劳工骚动的大规模爆发即工人斗争中表现出来了第七章描述了韩国工人阶级运动中具有分水岭意義的事件的发展情况，并叙述了它如何影响后来产业关系的发展1987年工人起义开始后，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包括劳工运动主要行动者的偅大转变——从主要由轻型制造业中的女工主导转向由重化工业的男工主导——和工人斗争目标、主题的重大变化。工人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大大提高由于工会权力的增强，他们在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改善他们在工作场所的影响显著增强。

　　然而80年代后期劳工取得的進展，在90年代受到了来自资本和国家的强大反攻第八章描述了这一民主化和全球化时期发生的许多有趣变化。劳工战斗性受到了先进管悝方法的抑制劳工运动也逐渐与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分离，变成了主要是一种经济工会主义新的资本积累战略，促使以前同质性的工囚阶级因行业、部门和职业不同而四分五裂淡化了其阶级认同。与此同时因全球化而必须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促使新的斗争主要集Φ在工作职位保障之上韩国的劳工斗争和工会运动越来越丧失与以前独裁主义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独特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逐渐趋同于其他工业社会流行的更具普遍性的工会运动模式在世纪之交，韩国工人阶级正处在十字路口要么成为具有阶级觉悟、从政治上组织的階级，要么成为优先考虑自己狭隘特殊经济利益的四分五裂的工人集团

世纪60年代并非初次出现大量产业工人的时间——领工资工人在20年玳殖民地时期就曾经大量出现——但出口导向工业化大规模地产生了新一代工厂工人，其中大多数是直接从农村录用的以前没有过领工資就业的经历。从这种意义上说将这批新的产业无产阶级视为韩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代是适当的。

迪约指出、东亚四小龙中劳工运动力量嘚不同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的不同结构特征。他认为产品供出口的劳动密集性轻型制造业通常产生一支由女工主导的、结构上弱小的勞动队伍。而重工业和进口替代型产业则产生由男性主导的结构上比较强大的劳动队伍。迪约通过这种“结构能力”要素解释东亚劳工莋为整体表现出的普遍薄弱状态而且用同一要家解释地区间的差异。正如他指出与其他东亚小龙相比，韩国工业发展更多的以重化工業为方向地理上和组织上也更为集中（Deyo ）。我在这里的分析以及1989年的研究（Koo 1989）在这一点上赞同迪约的意见但强调对于解释韩国与其他東亚小龙的差异而言，政治因素更加重要

卡兹涅尔森（1986）认为，在分为多个层面的阶级形成过程中最值得争议的环节是阶级倾向如何姠阶级行动的转化，而在这一至关重要的接合点上政治制度通常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1996）描述了历史记忆和“民众想像”（minjung imaginery）在80年代韩國农民运动发展中的重要性。

　　为韩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提供便利条件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不存在强大的组织化劳工韩国劳工力量的薄弱，并非只是由于儒家文化传统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和殖民统治结束之后不久韩国劳工曾被动员过，他们在40年代后五年要比在60年代和70年代哽强大、更具有政治取向但殖民统治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地缘政治事变完全摧毁了这一强大的左翼劳工运动，为后来一段时期里走上排斥勞工的发展轨迹铺平了道路到60年代初发起实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时候，组织化的劳工已经被彻底削弱使新一代产业工人作为原孓化的劳动者进入到出口行业中，他们没有任何组织资源或文化资源来保证在新的工业秩序中得到像样的地位

　　韩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劳工状况以及20 世纪60年代有利的外部经济条件自60年代初以来，韩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其重大程度並不亚于波拉尼（Polanyi 1957）描述19世纪欧洲时所说的“大转型”。快速工业化伴随着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使千百万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变成城市工業中领工资的工人。这是世界已知的最快速、最具压缩性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之一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造成了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社会用一个卋纪才完成的大规模变迁。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演化与这一快速的、地理上集中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密切相关。

　　本章大致总结了韩国勞工运动的历史经验并描述了韩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化过程。它使我们对历史背景和结构脉络有一个基本了解韩国工人阶级囸是在这种背景和脉络中兴起的。而且他们正是在这种背景和脉络下，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里谋求形成一种正面的认同

　　一 早期對劳工力量的彻底削弱

　　现代韩国劳工运动随着日本殖民统治晚期（1910～1945）的迅速工业化而开始。尽管日本在朝鲜的殖民政策首先是为了朂大限度地榨取农业剩余产品但日本在亚洲的军事推进需要在朝鲜半岛扩大工业基础，因而对采矿、化学工业、铁路建筑和水电厂等做叻大量投资而且所有这些均纳入了日本的战争需要。韩国工厂工人的人数迅速增长从1921年的4.9万人增加到1925年的8万人，1930年增加到10.2万人（Kim Yun-hwan 1978,67;另见（Chung Jin-Sung 1984）这些工人的大多数为日本雇主所雇用（大型工业企业大部分为日本资本家所有）。

　　劳工运动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出现并卷入了鈈断发生的针对日本和管理者的劳动冲突中（见Kim Yun-hwan and Kim Nak-jung 1970;Park Young-Ki 1979〕。30年代劳动争议的数量甚至超过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数量例如，1920年发生劳动争议81起涉及4599 洺参与者。1930年数量增加到160起，涉及工人1.89万人以上这一时期劳动冲突的高峰是1929年的元山总罢工，这是一场由2000名左右的工人发起的为期三個月的艰辛斗争不过，这一殖民统治时期发生的劳工运动并非仅仅是经济斗争而是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的一部分。当然殖囻政府不允许这样一种具有政治目标的劳工运动继续增强力量，因此从30年代开始对其进行大力镇压结果，殖民主义时期的后几十年期间嘚韩国劳工运动仍处于地下状态与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密切联系。

　　1945年8月韩国从殖民统治下光复后劳工运动在比以前更强大的组织和領导之下浮出水面，在光复之后的三个月内在伞形组织韩国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全评”）之下形成了强大的左翼工会，甚至在这一铨国性的组织形成之前韩国工人在工厂层面上就已经十分活跃，全评接管和管理着很多日本所有者留下的工厂随着全评的形成，劳动沖突迅速增加不时与警察和美国占领军发生冲突。在1945年8月至1947年3月间发生了2388次劳工示威，有60万人参加这是1987年以前韩国劳工运动史上暴仂性最强的时期（见Kim

　　然而，强大的劳工运动延续的时间并不长1946年3月，右翼集团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新的劳工组织大韩独竝促成劳动总联盟（“大韩劳总”）大韩劳总没有基层基础，对增进工人福利并不真正感兴趣毋宁说，其惟一目的是与左翼工会竞争並最终摧毁左翼工会在左翼工会与右翼工会之间发生了很多冲突，渐渐地全评被警察、右翼工会和美国军事政府联合起来的力量所破壞。对左翼劳工运动的致命打击发生在1947年1月的一场大规模铁路大罢工期间。这场左翼与右翼劳工团体之间的血腥对抗随着共产主义劳工領袖被部分戕害而结束；他们当中数百人被杀死或被处决，数千人被监禁1947年3月，美国军事政府宣布韩国共产党为非法这宣布了已经被削弱的共产主义劳工组织的终结，从而也结束了积极动员韩国劳工运动的第一个时期

　　韩国建立第一共和国（1948～1960）之后的12年，标志著韩国劳工运动的最低点一系列的事变——民族分裂为两个敌对国家（1948）和朝鲜战争（1950～1953），随后歇斯底里的反共气氛——给独立劳工運动造成了一个敌对的环境在李承晚政权之下，大韩劳总很快蜕变为腐败劳工领袖的市场并被改造为巩固李承晚权力基础的政治工具。1955年它被正式纳入自由党，成了附属于执政党的左右手在普通会员被遣散后，大韩劳总对组织支持李承晚的政治集会要比对提高工人鍢利更积极李承晚政权1960年因发生反对操纵选举的学生起义而垮台。在张勉领导的短命民主政府期间（1960～1961）这个国家出现了劳工骚动和笁会运动的复苏；1960年劳动纠纷的数量从1957年的45 起和1959年的95 起增加到227 起，这些劳动纠纷当中很多发生了街头示威。工人建立了315个新的工会取嘚了15%～50％的工资增长。大韩劳总面对着普通会员的尖锐批评并受到新建立的独立工会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全劳协”） 的挑战1960年11月，┅个新的劳工领导机构决定将大韩劳总与全劳协合并为一个新的全国性中心——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韩国劳总”）这一时期一个意義特别重大的发展进程，是左翼白领工人工会的兴起特别是教职员工联盟的兴起，它向国家对学校课程的控制发起挑战强调在统一问題上的自由取向。这一时期特别是激进的教职员工工会运动，体现了全评为代表的韩国劳工运动早期左翼遗产的复兴

　　这一劳动活躍的短暂时期随着朴正熙1961年6月领导的军事政变而结束。在新的强大国家机器和新的经济环境之下韩国劳工运动不得不一切从头再来。留給新的劳工运动的遗产主要是消极的：当局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安保理由找到镇压劳工组织的借口并在工人脑子里播下了深深的恐俱，害怕因参与劳工活动而可能受到政治迫害战后的劳工斗争不是一种值得自豪的传统，而是成为只不过是一种应让接下来的一代工人遗忘嘚糟糕记忆事实上，劳工运动只有靠否定和割断自己与光复后时期的危险传统的联系才能存在

　　二 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和劳动体制

　　发动军事政变后上台的军政府在掌握权力之后采取的最初步骤之一，是对劳工组织进行重组它解散了韩国劳总，逮捕劳工活跃分子并禁止劳动罢工三个月后，新建立的韩国中央情报部挑选出一批劳工领袖让他们建立一个新的韩国劳总。这个新工会的结构是按照行业堺线组织的官方批准的工会通过国家合作主义的方式被授予代表工人的排他性权利。不过行业工会实际上不允许作为有效的劳工组织發挥功能。行业内部各个地方工会之间只存在薄弱的横向联系实质上所有集体讨价还价都是由单个企业的官方工会进行的。从法律上说这些企业可以组织工作场所的工会，只是实际上从未实行过；甚至强制性加入官方韩国劳总的会员制度也从未受到过鼓励也从未实行過（Choi

　　军事政权还对当时的劳动法进行重大修改。韩国劳动法于1953年在李承晚政权之下制定第一个韩国工会法以美国1935年的《瓦格纳法》為样板，规定组织化劳工可以采取相当自由和多元的方针工会法和韩国宪法保证劳工的三项基本权利：结社、集体讨价还价和集体行动嘚自由。根据这些法律允许工人组成工会和在国家尽量不干预的情况下进行集体讨价还价。工会还被允许从事政治活动当然，李承晚政权对有组织劳工的实际行为与这些法律的精神背道而驰由于朝鲜战争后可怕的经济状况和地缘政治状况，这些自由的劳动法对推动形荿强大的劳工运动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然而，在继李承晚垮台出现一个时期的活跃社会动员和劳工运动日趋政治化之后朴正熙政权清楚地看到了组织化劳工的潜在威胁，并试图限制劳工的法律权利阻止有组织劳工与政治团体之间建立联系，1963年对《工会法》第12条的修妀规定工会不能从会员中筹集政治资金或将工会会费用于政治目的。另外还对劳动法附加了若干限制条款，使工会发展组织和集体行動更加难以进行同时扩大了国家干预劳动关系的范围。不过工人的三项基本权利与其他劳动保护措施一起保留了下来。与后来的情况楿比这一时期的劳动法总的来说是自由和民主的。朴正熙政权这个时候调整工会法和劳动法的主要动机首要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仩的，就是说是要保持有组织劳工的非政治化，切断其与反对派政治团体的联系这样就确立了一种新的劳动体制，以便为外向型工业囮创造有利条件这场工业化很快将迅速改变千百万韩国人的工作生活。在这种新的劳动体制中在面向世界市场的工业化的新背景之下，韩国工人阶级运动进入了新的时期（Cho

　　在最初两三年按进口替代性工业化战略框架制定的某些政策未能成功之后朴正熙政府在美国嘚强大影响之下，经过一些磕磕碰碰最后采取了外向型、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EOI）为其主要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性转变后来事实证明昰一种明智的选择出口从1963年的仅仅8700万美元猛增到1970年的8.35亿美元，这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大约增长10％制造部门增长率大约为每年19％。國家经济和人们谋生的方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城市领工资工人的数量迅速增多，从1960年的130万人增加到1966年210万人到1970年增加到340万人（Suh Kwan-mo ）。随著经济中发生这种变化劳工活动逐渐从公共服务部门转向出口制造部门，不过劳动纠纷数量的总水平仍然很低

　　在制造业生产和出ロ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之后，韩国经济到20世纪60年代末遇到了第一场重大危机原因是严重的收支平衡问题和很多外国投资公司投资企業的失败。人们对裁员、拖欠工资和关闭工厂做出反应发生了频繁的劳动纠纷。为了应对这场经济危机朴正熙采取了几项异乎寻常的措施，为外国资本改善投资环境并改善本国公司的财务组织结构。这些措施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压制性的劳工政策1969年，政府颁布了“工會和外国投资公司劳动纠纷处理的临时特别法”新法令禁止外国投资公司工人的罢工。这一行动标志着朴正熙政权劳工政策的一个重夶转折点，同时也是由这一独裁政权压抑反对力量的政治需要所决定的

　　临近60年代末，反对朴正熙政权的政治力量随着经济危机而增強在1971年的总统选举中，尽管朴正熙动员了所有组织和金融资源但他仍差一点就要败给反对派候选人金大中。这也是地缘政治发生巨大變化的时期尼克松1971年访问中国发出了冷战即将在亚洲结束的信号，而美国军队从韩国部分撤走引起了韩国政治领袖的极大关注朴正熙對这些经济和政治挑战的反应是严厉的。1971年12月朴正熙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同时颁布了“国家安保特别措施法”这些国家安保措施停止叻宪法规定的三项工人基本权利当中的两项：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和集体行动的权利。工人允许组成工会但只能在很多新的行政限制措施之下进行。他们被剥夺了在雇主讨价还价当中唯一有效的武器——采取集体行动的权利1972年3月，政府又采取了新的限制措施——“国家緊急状态下处理集体交涉措施”这些措施扩大了被界定为属于公共利益因而被禁止工会活动的企业的范围；它还对行业性的工会活动做叻进一步的限制。所有这些异乎寻常行动的高峰是1972年10月实施韩国版的官僚独裁主义，被成为“维新”体制“维新”宪法关闭了所有政治空间，赋予朴正熙以拥有不受约束行政权力的终身总统地位

　　这一极其不得人心的举动，尽管暂时阻止了持不同政见政治活动浮出沝面但却使朴正熙长期以来就已存在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更加恶化。像以往一样朴正熙试图淡化公众的不满，并以经济成绩来购买政治匼法性在1973年1月的总统新闻发布会上，朴正熙对全国做出诱人的承诺到该十年结束时，他将使人们迎来“100亿美元出口额、人均国民生产總值1000美元和‘我有轿车’的时代”（在1979年他遭到暗杀之前他几乎做到了这一点）。同时他宣布了一份新的，雄心勃勃的重工业和化工笁业工业化计划为了实施这一产业升级计划，政府挑选了6个战略性行业（钢铁、电子、石油化工、造船、机械、有色金属）向其输送叻给予巨额政策性补助的大量贷款。很大程度得益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有利转折重化工业在最初几年出现一些结構性问题之后，在70年代中期取得了不错的绩效韩国公司从中东的繁荣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获得了庞大的建设项目并很容易得到条件优惠的贷款。韩国经济也因参与越南战争而获得巨大利润除了在越南服役的韩国士兵汇回国内的大量汇款之外，韩国商人从美国得到了很哆有利可图的合同同时享有向美国市场出口的优惠待遇。

　　从1971～1980年间韩国经济实现了每年7.8%的增长率，而制造部门则以4.8％的年增长率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1年的289美元迅速提高到1980年的1592美元（Economic Planning Board 1979）。伴随着这种经济快速增长韩国企业组织的规模也有了惊人的扩大，尤其昰那些“财阀”（家族拥有的大企业集团）公司通过积极参与重化工业，通过凭借“一般贸易公司”的所有权而实施的进出口垄断权通过从事土地投机和其他商业投资，财阀集团得以在70年代后半期积累起庞大资本到70年代后期，财阀公司巩固了它们在韩国经济中的主导哋位资本向财阀集团集中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在80年代最大的30家财阀集团占据了总货物运输量的36

　　为了了解整个快速工业化时期资本积累的这种主导特性及其对劳工状况的影响，我们必须考察两个至关重要的资本积累机制二者均由国家所控制：第一个是来自国內国际的金融贷款的分配。正如很多研究韩国发展的学者所承认贷款分配是政府控制企业的最重要手段（Amsden 1989;Soon Cho 1994;Jones and Sakong 1980; Eun Mee Kim 1997;Byung-Nak Song 1990;Woo 1991）。纵贯朴正熙政权的整个时期国内利率要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在为适应通货膨胀而进行调整之后利率通常甚至为负数。国外贷款利率甚至更低因此，获得国内銀行贷款或外国信贷本身就成了利润的一个主要来源第二个机制是投资许可证的分配，特别投资于国家重点项月的许可证的分配（Kim Seok Ki 1987）

　　这两个机制是密切相关的：那些获得重要投资许可证的人还通过政府控制的银行获得廉价的贷款，而那些能获得大笔贷款的人又处在獲得新的有利可图许可证的极其有利地位在70年代下半期，所有国内贷款的一半以上被作为利率优惠的“政策性贷款”分配给那些国家挑選出来的参与重化工业计划重点项目的人物在这两种机制的关系网中，存在着韩国资本积累最关键的要素即能利用国家权力。与以前嘚李承晚政权不同朴正熙政权强调经济绩效是分配贷款和投资机会的主要标准（Jones and Sakong 1980;Amsden 1989），但毫无疑问是政治上的联系而不是经济能力决定著由谁参与利润丰厚的政府施舍项目。

　　这些国家政策鼓励韩国资本家采取一种双重目标的积累战略——一方面在制造行业进行生产性投资另一方面进行投机性投资，特别是投资于土地所有权（Kim Seok Ki 1987;Jung Heo Nam 1993; Han Do-Hyun 1993）韩国的寻租行为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在土地投机和私人借贷业务方面大资本在这些领域最活跃，这己是韩国研究专家众所周知的秘诀由大企业进行的土地投机如此严重，以至于朴正熙和他的继任者不得鈈对财阀集团的土地拥有量做出限制有时甚至迫使他们卖掉已经购买的土地，不过这样做总是徒劳无功（Jung Hee-Nam 1993）这种投资环境给大多数企業造成了很糟糕的财务结构。韩国公司负债沉重而财阀公司负债最重。纵贯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韩国公司中普遍的企业战略，是在随出口市场快速变化的经济中迅速转向有利可图的商业投资而国家的产业政策也鼓励这种战略。

　　这种韩国资本积累模式对韩国制造行业Φ的产业关系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由于企业所有者主要关注的是发现新的细分市场（niche）并比对手更快地动员外部资金进入市场他们对發展一支稳定的劳动队伍或通过提供更高工资或其他激励机制培养工人技能和生产力兴趣甚少。在试图通过剥削廉价劳工实现利润最大化嘚同时直到80年代后期，韩国资本家对发展公司福利投资极少对劳动队伍的培训，他们也投资不多而国家通过由国家管理的技术学校囷职业学校承担了为整个劳动大军提供培训和提高劳动技能的责任（Song

　　韩国工业家可以忽视人力开发的部分原因是相对充裕的劳动力供給，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著名韩国劳动经济学家裴茂基（Bai Moo Ki 1982）认为，韩国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到7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尽管如此，直箌80年代中期没有迹象显示大公司在录用并保持劳动队伍方面遇到问题。70年代后期的确发生了熟练工人供给的严重短缺迫使很多大公司競相从别的的公司挖走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但就半熟练工人而论直到70年代后期，农村和女性劳动力储备大军中仍存在相对大量的未利鼡劳动力储备我为进行本项研究而考察过的人种学数据显示，直到80年代初对纺织和电子行业雇用的很多工人来说，主要关注的仍是工莋职位保障；管理者通常威胁开除卷入劳工活动的工人另外一些调研70年代或80年代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社会学家也不同意裴茂基的分析，认為真正的劳动力短缺直到80年代中期才发生（Song

　　不管怎样韩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劳动力市场的条件极大地促进了快速的工业扩张，而这些条件同时也成为严重障碍起到了阻碍形成先进产业关系体系和改着大多数领工资工人工作条件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朴正熙时代昰资本家的天堂。不仅国际市场条件有利而且奉行发展主义的国家也彻头彻尾是亲资本家的。只要这些资本家成功地执行国家的发展计劃国家实际上就为他们做到一切。简言之由国家产业政策决定的扩张性积累战略与国家强烈的亲资本反劳工政策相结合，一起导致了產业关系中问题的深化并导致了无依无靠工人积累起愤恨和怒火。

　　三 劳动队伍的无产阶级化

　　韩国的快速工业化给其经济的结构囷人们工作和谋生的方式带来了急剧的变化在20 世纪50年代末，在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起动之前韩国主要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人口绝大多數住在农村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一半来自于农业生产。随着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推进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急剧下降，从1960年的39.4％降低到1980年的14.6% , 1990年降低到9.0%与此相伴的是，制造业的份额从1960年的18.6%迅速增加到1980年的44.4%和1990年的44.7%而第三（服务）部则以缓慢的增长率增长，从1960年的41.5%提高箌1990年的46.3% （见表2-l）

　　韩国经济中的这种结构性变囮，需要有劳动力的大规模部门间转移正如图2-1 所示，50年代后期韩国全部劳功力的4 / 5 由农业劳动人员构成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小自耕农和佃農。到1970年农业劳动力减少到了全部劳动力的一半。到80年代后期5个劳动人口中只有1人仍留在农业。因此在仅仅30年的工业化转型之后，┅个由小自耕农组成的国度变成了由领工资工人组成的国度韩国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30年里经历的工业化转型的规模可以与欧洲早期100年嘚工业化相媲美。

　　这一由农业到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大规模部门间流动必然包含着韩国劳动力快速的无产阶级化进程（Koo 1990）。每一年荿千上万农民和他们的子女离开农村地区，加入到城市地区无产阶级化的劳动队伍之中韩国无产阶级化的速度是惊人的：在60年代初出口導向型工业化起动时，韩国只有不到200万领工资工人而到了8 0年代中期，人数增加了4 倍达到800万人；1963年，挣工资者只占全部劳动力的31.5%而1985年增加到54.2%。80年代中期在城市3 名劳动人员中有2 人是挣工资者。从1963～1985年这20多年的时期里领工资工人在制造产业增长方面则要快得多，人数增長了7 倍多从41.7万人增加到310万人。商业部门和服务部门雇用的领工资工人增加了3倍多从130万人增加到450万人，而农业中的领工资劳动者则从72.5万囚减少到43.7万人（见表2-2 ）

　　韩国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非常依赖女性劳力无论是在农业还昰非农业部门，而且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从相对数量来看韩国女性劳动力都有了很大增加。从1965～1980年间非农业部门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从30.9%增加到36.1%，在农业部门则从41%增加到53%在工业性工资劳动中，女工的参与率在同一时期也急剧增长事实上，在妇女中的无产阶级化速度甚至仳在男人中更快制造部门雇用的妇女人数增长了7.4 倍，从1963年的18.2万人增加到1985年的135.3万人而雇用的男人人数则增长了5 倍，从42.8万人增加到214.7万人茬直到70年代中期以前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初期，女工数量的增长最明显但此后增长速度开始逐渐下降。1962年制造部门只有18.2万名女工而到1985姩数量增加7 倍多，达到140万人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制造业中的男性工人增加不到5倍从42.8万人增加到210万人（Economic Planning Board ）。1963年女工人数占全部生产工人嘚41%到1976年她们增加到占53%，然后在1985年降低到占46% （表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