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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禁书精彩的一章 尤其是关于那场事件的评述
～）&一、多梦时节
十七年前的回忆就如同生锈的闸门，被我一点一滴地开启。当时读了这首诗，不知道为什么，我禁不住泪眼朦胧。从那一刻起，在我的记忆中只要一想起一九八七和一九八八年，眼前就总是浮现出那一幅夕阳在朦胧中融化的图景。
红五月文化艺术节，开展辩论赛、节徽设计、篝火文艺晚会等活动。太谷人方言重，说普通话不利索；而我所在的铁局家属院多半是东北人，又走南闯北，常年讲普通话，因此讲起普通话来字正腔圆。我试着报名参加了辩论赛，一上场发挥出奇的好，发言时妙语连珠，博得听众掌声连连，把对方压得根本无还口之力，结果一举夺冠。接着，我又画了个节徽，试着投稿，也被选中了。顿时我在学校里有了不小的名气，那个女孩对我也是刮目相看。
乔家大院，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外景地就在这里。那年五月中旬，我们班组织集体活动，到乔家大院参观，当时乔家大院的名气还并不很大，我们去时参观者就我们那一帮人。其实乔家大院并非晋商中最大的宅邸，太谷县还有一个富豪曹家，其宅邸三多堂比乔家大院要大三四倍。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慈禧太后往西安逃跑路过这里，没钱了，还要向曹家借钱。
～）&二、惹了黑老大
呀，你可真厉害呀，敢跟红年单挑。我当时还不知道红年是谁，连忙问他们。原来，这位红年就是太谷县当时黑社会的大哥，手下有一大帮亡命之徒，好多次打架打出血案来。骑自行车的就是红年，打我的是红年的一个铁哥们。我一听，心想坏了，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了，就连下午的课也没上，匆忙又去找保安队的那个同学。那同学一听是红年，顿时也楞住了，说你惹谁不好，偏偏要惹他？这个忙我可不敢帮了，要帮你我以后小命都保不住，你还是赶紧到公安局报案吧。
阿诗玛香烟（「注」当时阿诗玛香烟是太谷市面上最贵的香烟，比红塔山还要贵，一条要六十五块），他就劝红年罢手；如果我敢报案，就要我小命。
阿诗玛香烟来到电影院门口，发现红年竟然召集了四、五十个流氓守侯在那里。见到我，红年搂着我坐在马路沿子上，掏出一把刀在我脖子上晃悠，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算你有种，竟然敢一个人来，你看看我给你带了多少人来，你就一个人，拿我寻开心不是？让我怎么招呼我的弟兄们？说完手一挥，围上来几个流氓亮相，每个人怀里、袖子里都藏着大砍刀。还有几个推着自行车，每个自行车上都绑了两个大箩筐。红年说，瞧见没有，那是准备往医院里送人的。此时我只好拣好话说：小弟我错了，有眼不识泰山，得罪大哥了，今个就是来向大哥赔礼道歉的，我把烟已经带来了。红年一面把烟收下，一面把眼一瞪，说，一条烟就想要摆平啊，我这么好打发？别的我也不要，今天你当众给我磕个头就放过你。说罢抬头看着手下的几个喽罗，那几个喽罗也开怀大笑起来。
要我磕头，我死也会不干的；但是我佩服大哥讲义气，想做大哥的小兄弟；这条烟就孝敬给大哥和其他弟兄抽好了，算做小弟的见面礼。另外我跟大哥交个底，学校这次向公安局报了案的，附近就埋藏了公安，都在等我用手揪耳朵当信号来抓你。我也不打算让公安得逞，咱们算扯平了。地痞流氓一般都喜欢别人说自己讲江湖义气，红年听了这话觉得挺顺耳，又看看四周，仿佛有便衣在走动，眼睛不断往这边瞅。红年那帮人武器都是大刀斧头，肯定敌不过公安的手枪，于是也很识趣，说道：算你会办事，也有点种，这条烟我收下，今后算你一个小兄弟，要是谁敢欺负你，你找我。然后，那帮人就分散撤了。
年年初，红年等几个流氓劫持并轮奸了一个太谷师范学校的女学生，正好碰到严打，不久就被枪毙了。闻听此讯，我心想这家伙早晚都会有这么一天的。枪毙红年的法院布告我也看了，那法院的文书写报告时肾上腺激素分泌得一定很多，把强奸的细节写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让看了的人禁不住浮想联翩。其运用文字描述的功底，丝毫不逊于描述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绯闻的那份《斯塔尔报告》。
～）&三、涨价、盖楼和腐败
其实在一九八八年就结束了。那一年，一股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风潮在中国大地弥漫开来。瞬时间，商店里物价飞涨，老百姓人心惶惶。本来，建国后中国的物价除了一九六年大饥荒前后有比较大的波动以外，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期间也有一九八年、一九八五年两次小规模通货膨胀，但好在幅度小，还没有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
金色的八十年代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以后，全国各地大兴土木，楼堂馆如雨后春笋一般。太谷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就是那时建成的，当时是太谷县城内最宏伟和富丽堂皇的建筑。太原市也在大盖政府办公楼，其中位于迎泽大街和新建路十字路口的山西省委办公楼，外表全部用大理石板装修，据说造价高达二个亿。二个亿、大理石板装修，在今天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可在一九八八年，老百姓是闻所未闻的。
走后门，八十年代初期叫不正之风，到了八十年代末，愈演愈烈，已经成为腐败了。腐败的滋生导致政府部门在群众心目中的下降，老百姓逐渐地开始嘲笑、咒骂政府。一九八八年元宵节，我们和几个同学一起到街上观灯，走到太谷县人民法院门口时，恰好看到法院门口挂了两个红灯笼，一个里面亮着灯，另一个则不亮。一个同学见状大笑道：这法院真是会挂灯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喝人血的地方；而腐败、官倒的孳生蔓延，导致老百姓对当官的产生了普遍的厌恶、憎恨情绪。这就是一九八八年的社会形势，山雨欲来风满楼，已经为一场社会动荡积累了足够的能量。
～）&四、我的一九八九
。那时，我一听到有人反对就气得眼冒金星，跳起来跟他们辩论，论据就是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没有腐败等等。当时由于我年纪尚小，父母也没有把他们经历的历史真相完整地告诉我，只是偶尔在他们的谈话中透露出只言片语。而那些他们亲身经历的悲惨世界，我并没有切肤之痛，因此在我眼里也就成了要奋斗就要有牺牲。除了崇拜，我还崇拜希特勒，波尔布特，金日成，成天梦想着跟美国打一仗。在自己当时写的一些日记、作文中，也充满了这种狂妄的自豪感。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在那种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年轻人，自幼就被灌输种种谎言洗脑，最初往往会是这个样子。因此，如今我看到有那么多愤青，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当一九八九年事件来临的时候，我是作为一个毛派愤青，而不是民主支持者来看待这个事件的。
的猝死，北京在哀悼时发生了游行示威。其实在一九八九年之前，老百姓已经积聚了很多不满，却无正常渠道发泄，只有慢慢地积聚着能量。恰好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造成官员从下到上的层层欺骗，社会危机被担心自己乌纱帽的官僚们精心地掩盖起来，最高层根本就看不到底层百姓不满的积聚。因此，的逝世就成了一场大的政治事件的导火索。
官倒，与农民相距甚远，官倒有与没有，和农民种地关系不大；至于大学生们所倡导的民主自由精神，对中国农民们来说更是曲高和寡、闻所未闻。整体而言，农民们对一九八九年事件的态度是冷漠的。
崇拜者，惟恐天下不乱，自然比较热衷于看到满街大字报和游行的场面。有两次，有人说南大街有农业大学和师范学校学生示威，我就赶紧跑去看了，也想跟着人家喊两句口号，结果赶到时，人家都已经走了，没赶上。山西农业大学成了一九八九年事件在太谷县的焦点地区，当时在农大食堂旁边的广告栏上，上贴满了支持北京大学生、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和打倒官倒之类的大字报和标语，每天中午都围了很多人看。我记得当时有一首打油诗，好象开头是这么写的：
集团，横行十年，小平你真能干，但也蹦达不了几天
牺牲的消息，农业大学的学生们就在很多宿舍楼门口贴出了悼词，仿佛还在一个什么地方搭了个灵棚。当时消息一日数惊，谣言漫天，很多大学生连吾尔开希这几个字都不知道怎么写，写作渥尔开西和沃尔凯西。我到现场转了转，觉得大字报多了，没有讽刺漫画，就自己画了几幅贴上去。正巧几个大学生围在那里看大字报，见了我的画，纷纷夸奖我画的好。
共和国卫士称号，当时到处宣传，以后就逐渐被人忘记了。但我却始终记得他们几个名字：刘国庚、崔国政、马国选、李国瑞、刘艳坡、徐如军、王锦伟、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而那些死难的学生们的名字，我却始终无法知道。
局的工人们气愤的是，戒严部队在开枪时竟然打死了在铁道部大楼内值班的全国铁路总调度。虽然这位不幸死难的总调度跟铁局的工人们非亲非故，但毕竟是一个系统的人，多少有点阶级感情。直到一九九年，还有工人来串门时在骂：王八蛋，（那个总调度）门都没出就被打死了，你说那当兵的不是瞎开枪是啥？
革命或人民起义，我也不同意官方将它定性为是一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说法。我感觉一九八九年事件是一场十足的悲剧，一场在全民族心灵上撕开难以愈合的伤口的悲剧。冲突的双方，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生，都犯了不理性的错误，都在用极端的方式来解决原本可以用其他方式解决的问题。如果学生在表达了反对腐败与要求民主的愿望后就适可而止，如果学生不占据天安门广场，如果学生不冲击戈尔巴乔夫访华，如果学生在戒严实施后主动撤出，那么这次事件很可能不会演变成最后那个样子。
引起的抗议浪潮刚刚出现平息的苗头时，《人民日报》那个《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无疑起了火上浇油的恶劣作用，使得本已平息的局势再度紧张起来。本来官倒腐败、通货膨胀和楼堂管所就已经引起了老百姓的反感，表达一下愤怒和不满，有什么错？难道政府自己做错了事情，群众连表达反对的权利都没有吗？为什么非要在头上扣一顶动乱的帽子？在此后的将近一个月里，官方对示威群众的要求和呼声置之不理，派出袁木这么低档次的官员去应付，即便是一国的最高领导人，去见一见示威的人民群众有什么可怕的？有什么丢脸的？就这样一拖再拖，导致混乱局面蔓延全国。到五月十九日，又杀气腾腾地宣布戒严，用军队来对付和平示威的老百姓，这又是什么逻辑？因此，我认为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控制者，官方应当对悲剧发生承担更大的责任。
强盗的资本主义。要民主，也要社会主义，这是我所接触到的中国底层老百姓的心声。因此，我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身上，希望他们能够正视我们这个国家苦难的历史，也希望他们能够带领老百姓走过这遍布泥潭的艰难岁月，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一个公正自由的光明未来。
以往在我心目中类似神一样的地位，仿佛在瞬间就不存在了。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在奇怪，从小被灌输的、原本看上去根深蒂固的理念，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烟消云散。
群众纷纷支持平息反革命暴乱，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公开场合，人们只是被镇压的利斧吓得不敢说真话罢了。在私下场合里，我所碰到的每一位工人、农民和学生，没有一个对镇压说好的。有一些工人则编出一些顺口溜来嘲笑官方：，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还比如：初级阶段是个筐，出了问题往里装。这些顺口溜都是来家里串门的工人师傅说给我们的。工人们对邓小平的称呼，则变成了带有明显贬义的邓小个子（「注」东北人喜欢用人长相的一些缺点来作为外号，表示对该人的贬义，如吴大舌头、王大嘴等）。工人们对被免职也甚为不满，都说邓小平不是东西，刚把免下去了，又把免下去了，弄了个，谁知道这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打倒李鹏之类的反动标语，并且威胁学生们这事情已经来了公安要破案。如果自首了，可以从宽处理，如果不自首被侦破了，就要判刑。虽然心里的确为贴在山西农业大学的那几张漫画感到有点怕，但我没有在饭菜票上写反标，在学校里也只是议论一下罢了，应该没什么问题，想到这里我就没有自首，也没有被人揭发。实际上，那一次动员是完全徒劳的，全校既没有一个人自首，也没有一个人被揭发出来。老师们在组织学生们互相揭发时，完全是例行公事的态度。
动乱的重灾区。他面对的是一群十六七岁、还很不成熟的孩子，碰到这种风浪应当去保护他们，结果他反而鼓动自首和互相揭发，弄得人人自危。人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真是难以理解。
党的感情，搞起了爱党、爱社会主义教育，全校十八个班完全停课政治学习一个月，连高三毕业班的学生都不能幸免。在政治学习时，某某书记亲自上马，大谈美国民主的虚伪。他说道：你们知道美国总统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吗？四十万美元！当总统一年能赚这么多！再贪污上一点，那就是百万富翁你们看，一个月才五百多块工资这就是这位书记的政治水平。
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轮流唱，反复唱十八次，还竟然要评名次。我当时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地唱着，真觉得无比荒唐可笑。一边唱，一边诅咒：唱吧，唱吧，看你还能蹦达几天。
～）&六、城市户口
户口还是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姐姐的心理负担很重。我母亲担心她的户口问题解决不了，一是会影响她第二年的高考成绩，二是万一考不上大学想接我父亲的班到铁局的话，没有城市户口也是不行的。因此，我母亲决心为姐姐解决户口问题。
～）&七、向右转，向左转
美国之音和的新闻广播。当时官方用强大的无线电信号干扰这些电台，多数时候几乎完全不能听清楚里面究竟说什么。于是，我转而收听苏联电台的广播。当时苏联跟中国刚刚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不大播放不利于中共的消息。但是苏联当时进行着民主改革，因此他们的广播内容倒也十分有趣。我每天都注意着苏联的政治进程，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充满了希望，认为苏联改革要是成功了，那么就会对中国产生很有力的影响。
刘晓波三个字上，却被人用碳素墨水写了四个字：真的勇士。当时我一看到这四个字，顿时觉得非常亲切，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一点也不假。
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当时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一时间，党改名、国变色，柏林墙倒塌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瓦解了，日夫科夫被软禁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分裂了，布拉格之春平反了。我从中欢欣鼓舞，亲手绘制了一幅东欧地图，每天在地图上标出风暴的进展，把已经明显出现转折的国家用彩笔涂成蓝色。看着那一片越来越大的蓝色地带，当时我心里就想：只剩下一个罗马尼亚了。
坚若磐石。那一段时间，我国电视节目里也大放罗马尼亚电影，例如什么《沸腾的生活》等等。然而仅仅几天之内，罗马尼亚形势的发展就表现出比一般的东欧国家更加激烈，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中旬，罗马尼亚小城蒂米什瓦拉出现了示威，接着波及到布加勒斯特，又席卷全国。
喉舌，要当仁不让地掌握舆论导向的时候，这种新闻媒体就没有了任何可信度。可是，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快，纸里已经包不住火了，所以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电视台才不得不报导了一个有关罗马尼亚的新闻，那个新闻的主要内容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号召人民团结一致，挫败国内外少数敌人的颠覆阴谋。当时电视还播放了群众对齐奥塞斯库讲话欢呼的场面，看上去还挺热闹。不过，后来才知道，那些群众是在喝倒彩，喊打倒齐奥塞斯库，当场就遭到军警镇压。中央电视台欺负中国老百姓不懂罗马尼亚语，就拿这玩意来糊弄人。
罗总统齐奥塞斯库被罗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已执行。没有图象，没有详细介绍，只有播音员呆板的表情。这则新闻对我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使我既兴奋、又震惊。而当我的父亲看完这则新闻，却并没有显得兴奋，而是坐在那里半天不动，后来才缓缓说了一句：咋说枪毙就枪毙呢？齐奥塞斯库对中国挺好，对罗马尼亚也是有功劳的呀
静悄悄的思想变化，但很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过来，齐奥塞斯库之死，正是我政治倾向的转折点，开始向左转了。从那时起，我虽然还继续听美国之音，继续为东欧的政治变动喝彩，继续反感当局，但已经跟原先的心情不太一样了。
～）&八、辍学的半年
最爱，我没有什么心思读书，成绩到了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就排到班上四十多名了。这个名次也不算最靠后，如果再努一把力也许还能有点起色，但当时自己心里已经失去了信心。这时我已经不想上大学了，而是想和家属院的其他孩子们一样，接父辈的班，当个铁路工人。
我怎么养了个这么没出息的儿子啊！我一看，吓坏了，也连忙哭着劝母亲，可依旧不愿意去上学。
年，有从商丘回来的工友带了一些外国香烟回来卖，赚了点钱，母亲看着心有点动，就带着我一起到商丘去贩香烟试一试。
局很多工人家庭都在从事这一买卖。当时香烟买卖的主要品牌是良友牌，在商丘拿货的价格是一盒两块八，在山西脱手价格是一盒三块，每盒挣两毛钱。这么点利润，如果带货带得少，买火车票肯定赚不了钱；如果带得多，那一旦查出来损失惨重。但铁局工人有一项福利：凭单位开出的铁路免票，一定时间内坐火车不花钱。（「注」铁路免票是铁道部系统内部对职工出差、通勤实行的一项便利政策，如有职工出差，单位就在一张铁道部印制的铁路免票上注明起止地点和起始日期，在此期间和区间内，可以乘坐除特快列车以外的所有列车）很多工人及家属就凭借这张免票，往返于山西和商丘之间，每次带十条二十条良友牌香烟，一个来回挣个十块二十块的辛苦钱。
良友烟，做一次试试。
烟在太谷县是没有渠道的，只能到太原市的渠道去卖。四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和母亲带了十条烟，想坐火车到太原卖。我们那时也太没经验了，弄了个书包装烟，一看书包的形状外人就知道那里边装着香烟。到太谷火车站时，母亲看到站前有个小卖部，就问了问人家要不要良友烟，回答说不要我们就离开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商店本身就是铁路缉私警的一个侦察点，这一问等于是自投罗网。
爸，不好了，我妈遇见匪了！父亲一听，也着急起来，可是当时也没有电话手机，只好心急火燎地在家里等消息。打算要是万一当天回不来被拘押了，第二天再上太原营救。
大姐，并且保证：以后尽管做这个买卖，他来保驾护航。但是，缉私警上车前已经跟太原方面打了电话，那边警察等着呢，他还要去交差，于是就在快到太原的北营车站（「注」北营当时是太原市郊区，现已并入太原城区）放我母亲下车，自己去太原交差。母亲在北营下车后天色已晚，没有回太谷的公共汽车了。恰好有一辆汽车团的解放军军车路过，母亲就搭了个便车回家。
城里人的报复。那时侯我每天要全靠人力搅拌几十吨的混凝土，握铁锹的手掌都被磨破了。碰到下雨天农民工们自己就躲在房子里抹灰，让我到雨地里用车装石灰。那天中午我父亲接我回家吃饭，看到就我一个人浑身上下被水浇透了还在雨地里干活，心疼坏了，说咱们不干了。可是母亲坚持让我干，我自己也想买手风琴，也就咬着牙坚持干下去。
嘿！大学生！地叫我。他们也没有别的想法，干活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吃婆姨（「注」太谷县方言，意为娶个老婆）。休息时，大家聚在一起，开下流玩笑；只要看到有个城里女人从身旁经过，就贪婪地盯半天，然后再幻想和她发生性关系，还讲出来给大家听。看到我总是一个人沉默不语，他们总是问：大学生，每天你都在想啥呢？每天下午夕阳西下时，总有一个人叹息着说：唉！又一天
小虎队、张雨生、童安格的歌声，读着琼瑶、金庸、古龙迈入十八岁的，而我则是听着《小路》、《灯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读着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迈入成年。我在那一年形成了苏联情结，热爱苏联这个国家，热爱她广阔的国土，热爱她勇敢的人民，热爱她悲壮的历史，热爱她博大精深的文化。到了那一年夏天，我在情感上已经彻底完成了向左转的过程。
～）&九、知耻近乎勇
年新年时，我托一位同学给她送明信片，被原样退回了，连信封都没拆。遭到这个打击，尽管我很心痛，但还是把她对我的冷淡看成是一种考验。在建筑工地打小工时，我总是在她放学后躲在远远的地方，就为看她一眼，就很满足了。尽管心中无比挂念，但是整整半年我没有去找过她一次。因为我想：她快高考了，不能打扰她。
年七月十三日，高考结束后的第三天，我兴冲冲地去找那个女孩。半年没见面了，我有很多话要对她说，告诉她我这半年的变化、成长和决心。当时也凑巧，我去她家里时，她正好站在门口。我兴高采烈地连忙叫她，发现她脸上露出一种不屑和惊异的表情。她没有让我进门，得意洋洋地告诉我她考得很好。当我向她表达这半年的思念时，她粗暴而冷漠地打断了我的话。她说：您这个人的感情那么古怪您让我感到恐惧请您走吧，不要再纠缠不休我顿时惊呆了，以为自己在做噩梦。可是，这一切都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距高考还有天和知耻近乎勇。那个女孩对我的羞辱，竟然意外地激发了我的自尊心，促使我迸发出一种从未有过力量。因为我无论如何不相信自己永远这样软弱、被人瞧不起。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能够一鼓作气用这种力量冲破一切牢笼，飞向自由。
～）&十、新的一页
五十六班。刚去时因为以前基础也不好，又辍学半年多，成绩并不怎么好。我的班主任叫邢锡宁，是个五十来岁的矮小的中年人，很严厉。一开始邢老师对我并不怎么看重，因为一个被太谷中学这个全省重点中学踢出来，到太谷二中这个一般学校就读的学生，往往不是劣迹斑斑，就是成绩特别差。因此，我来到五十六班的最初几个月里，都是坐在最后一排。因为曾经被石灰灼过眼睛，那时我已经很近视了，坐在最后一排看不清老师黑板上的字，经常跑到前面蹲在地上抄笔记。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每天早晨六点起床看书，晚上十二点准时睡觉，甚至用功到了连课间十分钟都不出去的地步。由于长期坐着苦读，屁股上都长了疮，有一段时间上课都得站着听讲。我母亲心疼我，给我用海绵缝了个小垫子带着上课。我终于明白，读书所用的辛苦，比在建筑工地打小工要厉害多了。
功也是要用的，但下课还是活动一下的好。
～）&十一、出了一个大学生
年，我姐姐补习了一年以后参加了高考。姐姐这个人平时成绩好，但一到高考时就发挥失常，连续好多天睡不着觉。结果那一年，姐姐只比录取分数线低了九分，再次落榜了。姐姐落榜以后，每天都偷偷地哭，母亲怕她在家里窝出毛病来，就领着她到西安、临潼去旅游了一圈散散心。在登骊山时，母亲在山上一座太上老君的庙里磕头，一是求太上老君开恩给姐姐一个出路，二是求第二年我金榜题名。
英秘专业，正在招收计划内自费生，铁局分配到了一个名额。
局子弟中，我姐姐分数虽然最高，但我父亲只是个普通工人；还有几个局里的处级领导干部子女也想上。所以，招生办的老师们有些为难，没有答应我母亲把名额给我姐姐。我母亲一看这个名额有可能被别人占了，非常着急。母亲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即使是饿肚子的时候也不会做出让人小看的举动，此时为了孩子，什么都顾不上了，当场就给人家招生办的老师跪了下去磕头。招生办的几个老师都是好人，一看这样，一个个都感叹可怜天下父母心。凑巧我姐姐的高考分数是那批学生里最高的，局招生办就顺水推舟把名额分配给了我姐姐。
～）&十二、破镜重圆
一年中第一天怎么过，这一年就会怎么过。因此我一直到一九九一年元月一日凌晨两点才睡觉，在学习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同学不是别人，正是我为之心碎并深深伤害了我的初恋情人。原来，那一年她落榜了，离分数线差了一百多分。她认识到自己不是学理科的材料，只好改学了文科。可是当时她没有基础，迫切需要人的帮助，于是想到了我。
～）&十三、一念之差
复印纸大小的单词，为此把右手食指关节处都累出了一个硬硬的神经纤维瘤，伴随了我十二年，一直到二三年春天才通过手术割除。
大学。当时，大学的招生简章上弄了几张照片，有一张的风景是几幢仿古式的房屋，高高的台阶和云雾；另一张则是茂密的竹林和幽静的林中小路。我看了以后觉得这个学校校园还挺美的，有山有林，校园肯定很大，于是也就违心地同意了，选的是国际金融专业。几个月以后，等我到大学报到时才发现，那个仿古建筑只有一幢，人家弄的是重复暴光的手法，让我看成了几幢，而且这幢楼根本不在校园内，而是在学校对门的蛇山上，是学校的涉外招待所；至于那茂密的竹林，只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所以后来我一进大学的门就后悔不迭，大呼上当。
真心相爱，永不背叛八个字作为我们的誓言。如今，花开花落已经十三年过去了，不知道这些字还在不在。
～）&十四、外公病危
望京楼是河南民间流传的一个孝子的故事）、大要劲（「注」河南人也称大跃进为大要劲，意思是要老百姓出大力、受大苦）、粮食关。我听故事的时候，特别喜欢摸外公那硬硬的、白花花的胡子。直到一九八九年，因为我祖母来信说要到我们家住，为了怕老实的外公受祖母的欺负，我母亲才送外公到大姨家住一段。外公一直怀念着我们家，一九九年我辍学期间，曾经到郑州去看望外公。外公见了我特别的亲热，一晚上都没睡觉，还给我讲那些我已经听了一百遍的故事。那时我已经懂得孝敬老人，一边摸外公的胡子，一边装做很有兴趣听的样子。外公这人嗓门大，大姨家又住的是棚户，因此全家人都听得到外公讲话。第二天大姨告诉我说，外公在他们家住了一年，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如此兴奋地谈一个晚上，即便是自己的孙子来了，外公也没有几句话。那次临走时，我问外公愿不愿意再回我们家住，外公说，当然愿意了，一百个愿意。因此我们家早商量好了，等我高考一结束就把外公接到我们家来。
～）&十五、郑八的晚年
报应，这就是报应啊！老天爷可公平着哩！一九九一年秋天，我的外公去世后出殡的那一天，这个在村子里曾经叱咤风云的郑八也死了。郑八的尸体被他的儿子用草席一包，挖个坑埋了，连个一个墓碑都没有。
～）&十六、工人子弟
高考成绩已下，见报速归。接到这份电报，母亲和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因为我父亲的电报没有说清楚，究竟是否考上大学，当时也没有电话问个明白。我舅舅说，上学的事情大，这里有我呢，你们先回去看看吧。于是，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外公，和母亲回到了太谷县。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惴惴不安，一是担心外公的病情，二是担心自己的考试成绩。
百灵牌八十贝司的手风琴。由于忙着给女友补习功课，我也没工夫认真学。有了手风琴，父亲就经常给我们弹奏一些苏联歌曲，《喀秋莎》、《三套车》、《第涅伯河的波涛》等等。我父亲一边弹，一边感叹：同是一架手风琴，既可以弹出《手风琴伴奏红灯记》之类的丑剧，也可以奏出人间最优美的旋律。
有求必应几个字的镜框。火车路过风陵渡黄河大桥时，父亲指着黄河南岸的沙滩对我说，当年他们修这座铁路大桥时，曾经有几个牺牲的工人埋葬在这座沙滩上。等火车过了桥走了一会儿，就来到当年我父母工地所在的上城子村。火车在上城子车站停了一会儿，附近的村民就围着火车卖凉开水，一角钱一杯。这些村民也不知道从哪里灌的脏水来卖，等火车一开他们就笑着在铁路上把水倒掉了。其实上城子吃水是相当困难的，村民们这么不爱惜水，说明这些水肯定不干净。我母亲伸出头问村民，当年我父母借住过的房东一家还在不在，村民们还都认识。母亲感叹道，几十年前上城子的村民是那样淳朴，今天全都变坏了。后来火车过了几个隧洞，都是父亲他们当年开的。
局太谷办事处主任高叔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你是咱工人的子弟，上大学是咱们全家属院工人的光荣；今后你上了大学，无论当上多大的官，你都不要忘记你自己父母对你下的辛苦；也不要忘记，为咱们穷工人说话，替咱们工人办事。从此以后，我牢牢地记住了高叔叔的话，始终把自己看作真正的工人子弟，为工人说话，替工人办事。
～）&十七、八一九事件
现在播送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告苏联人民书》我当顿时目瞪口呆，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听完了公告的全部内容，生怕漏掉一个字。我明白了，苏联发生了政变，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台。
爸你快来！戈尔巴乔夫下台了！正在客厅的父亲赶过来，站在收音机旁，全神贯注地听完了全部新闻。父亲的脸上充满了错愕与疑虑，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好，不愧为苏联，不愧为！
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他的多一些社会主义渐进过渡的理论，他的民主与公开性的原则，以及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让我们耳目一新，给我们以无比强大的吸引力。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当初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很多话，都印在一九八九年版的高中《政治常识》教材上。很遗憾，这本教材发下来还来不及使用就作废了，因为发生了一九八九年事件和东欧演变。
年以后苏联事态的演化，我们对戈尔巴乔夫逐渐产生了疑虑。因为经过五年的改革，苏联形势不但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反而开始加速滑向危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武装冲突、第比利斯的流血事件、波罗地海的独立风潮、旷日持久的矿工罢工，各个加盟国家的主权宣言，战后国民经济的第一次下滑，废除大面额卢布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以及戈尔巴乔夫忽左忽右、优柔寡断的处事方式，特别是对叶利钦等反共反苏分子的节节退让，使我们对苏联改革的前途充满了担忧。当然，这种担忧不是一夜之间就形成的，而是缓慢地、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因此到八一九事件发生之时，我们都怀着一种很复杂的心态看待这件事，既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命运给予关注与同情，又对紧急状态委员会能够结束混乱、恢复秩序寄予某种期待。
苏联卫士，恨不得把戈尔巴乔夫描绘成一个钻到苏共内部的叛徒、特务、内奸、工贼。是的，这些人就是这样，非常善于痛骂已经倒台的人物，非常善于向落到井里的人丢石头，也非常善于向一堵本已倒塌的墙再踹上一脚。
八一九事件不但没有挽救苏联，反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进程。八一九以后，越来越走向没落的苏联国运，我越来越忧虑，全然冲走了高考上榜给我带来的喜悦。从此，苏联的解体成为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和永远的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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