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解放成为中华民族最紧迫的历史重任。但在日本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不断的政治诱降面前，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抗战信心动摇，亲日势力不断抬头。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携众从重庆叛逃至越南河内，不久在香港发表“艳电”，赞同日本《近卫声明》，公开叛国投敌。消息传出，举国震惊，成为抗战以来中国最严重的政治事件。
与日方秘洽“和平”事宜
“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即在庐山发表谈话号召“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向全国表达其抗战决心。在政治上，他同意与中共合作，联合抗日；军事上，设置了战时机构，划分了战区，并调动军队在华北、华东战场展开大规模积极作战。蒋介石这一对内对外重大政策的转变，受到举国上下一致的欢迎和拥护，中国抗战迎来了新的局面。
但这样的局面却使身处国民党最高核心层的汪精卫坐立不安。面对全民族抗战情绪日益高涨，汪精卫不断竭力散布民族失败主义，主张对日妥协。他认为日强中弱，抗战必败，所谓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是不说“老实话”与不“负责任”的表现，唯一之途，就是停止抗战，求得所谓中日“和平”。他还联合周佛海等人在南京暗中成立“低调俱乐部”并四处活动，视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为唱“高调”。
为了实现破坏抗战的企图，汪精卫竭力挑拨国共关系，破坏两党合作。他认为，国共合作抗日，中国不亡于日本，也要亡于共产党，甚至诬蔑共产党是“以抗日为倒蒋的工具”，是“利用民族意识”来“摧残民族断送国家”，并顽固地宣称：“余之反共，中外所知，余决不恤膺反共之名，而谋中日和平之实现。”
汪精卫还直接对蒋介石施加“言和”压力。他多次当面找到蒋介石，主张对日和谈，也曾连续给蒋介石写了十几封信劝其与日言和。南京沦陷后，国民党内部出现一片主和之声，汪精卫觉得有机可乘，即向蒋进言，由他“以第三者出面组织掩护”，被蒋当即拒绝。这令汪精卫十分难堪，心情极度沮丧。
汪精卫在国民党内资历甚深，自视为孙中山的接班人，然而在与蒋介石的长期斗争中，他始终处于下风。尤其在战争的特殊条件下，军事统帅的先天优势使蒋介石的威望和权力与日俱增，汪精卫的地位却日益尴尬。特别是1938年3月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改变了国民党的领导体制，实行总裁制，蒋介石被选为国民党总裁，从法理上确立了蒋的领袖地位，使蒋成了孙中山的正统继承者，而汪精卫虽被选为副总裁，但政治地位从原来表面上与蒋介石并驾齐驱降为名副其实的仆从地位。对此，汪精卫牢骚满腹：“我只有总裁不出席中常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简称——编者注）时，代为作主席，此外我负不了什么责任。”更让汪精卫难堪的是，这次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等文件，坚持抗战，坚持联共。蒋还在大会《闭幕词》中声称：“本党同志要站在当政党的地位，发扬这种固有的精神，宽宏大度，至公至正，在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之下，来接纳各党派人士，感应全国国民，使共循革命正道。”蒋的这些意见都和汪精卫相反，汪自觉“和平”希望毁灭，对蒋失望之极。
1938年10月，国民政府自武汉撤退，汪精卫更加丧失抗战信心。而此时的日本在中国军民的奋力抵抗下消耗巨大，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便在军事进攻的同时，配合政治诱降。日本最先的诱降对象是蒋介石，因为蒋并未放弃“由和平的外交方法”以解决中日战争的幻想。但日本提出的条件极为苛刻，而蒋介石面对党内、全国军民强烈的抗日呼声，在民族大义面前始终不敢越雷池。于是，日本不得不转向亲日的汪精卫，希望借助汪在国民党的地位及以往的声望，把他拉出去以造成国民党严重分裂，这样，蒋介石即使不妥协，也不能指挥全局。当日本“扶汪弃蒋”策略一抛出，汪精卫便迫不及待地表白愿意充当傀儡，紧锣密鼓地进行反对抗战活动。10月12日、21日，汪精卫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时表示“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他还多次公开发表谈话和文章，诬蔑抗战是“消耗民力”，共产党是假借抗战“保全实力”、“颠覆政府”，并借国民党火烧长沙一事攻击抗战是要将“一切物资烧光”、“一切人的生命杀完”，将“大家都变成大贫”。
不仅如此，汪精卫还指使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在香港、上海等地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10月22日，梅思平由香港回到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他与松本重治（时任日本驻上海新闻联合体“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局长——编者注）会谈的结果。汪精卫大喜过望，急忙又与周佛海、梅思平等人根据这次会谈再次密商对日投降的具体条件和办法，决定授权高宗武、梅思平再往上海和日本代表举行秘密谈判，并由还在香港的高宗武通知日本方面。在日本方面，松本与梅思平会谈结束后，便将所谓的“梅思平方案”带回到上海，最终交到今井武夫（日本陆军少将，抗战期间经常出没于南京、上海、香港、东京等地，参与筹划建立汪伪政权和对蒋介石的拉拢、诱降活动——编者注）手里。今井为此专门返回东京，向日本陆军部作了报告，陆军部根据这阶段日本政府正在确定的日华新关系方针，对该方案进行了若干“修订”。接到高宗武的通知后，日本陆军部参谋本部召开专门会议，决定派今井武夫为日方交涉员、伊藤芳男为助理人员前往上海与汪精卫的代表谈判。
11月9日，今井、伊藤抵达上海，为避免泄密，特意挑选了上海虹口公园北侧东体育会路七号的一所空房子作为谈判地点（后来这所房子被日本人命名为“重光堂”，史称“重光堂会谈”）。11月12日，梅思平经香港抵上海，当晚即开始与今井、伊藤进行密谈。13日，高宗武由香港抵上海参与了会谈。20日，双方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等文件，规定双方的“合作”条件有“缔结防共协定”、“实行经济提携”、“中国承认满洲国”等6条。其行动计划为：汪精卫在约定之日期，借机潜离重庆去昆明，飞越南河内转赴香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相机发表招降声明，公布“和平解决条件”，汪则发表声明响应，“与蒋介石断绝关系”，“见机成立新政府”。
会谈结束后，梅思平回重庆向汪精卫汇报。11月29日，汪急召陈公博到重庆，告之“中日和平已经成熟”，“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还向陈透露，准备离开重庆，以个人身份出面，与日本交涉。汪随即召集周佛海、陈璧君（汪精卫之妻）、梅思平等会商，决定接受“重光堂协议”。当日下午决定：汪于12月8日赴成都，10日到达昆明，日本近卫首相于1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互相呼应。与此同时，日本内阁和参谋本部也对在上海达成的协议没有异议。至此，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行动计划完成了。
寻机逃离重庆
按照计划，汪精卫应在12月8日离开重庆，但恰遇蒋介石从抗战前线返抵重庆，还通知汪于9日到黄山官邸谈话。与蒋见面后，汪精卫仍坚持对日主和，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蒋的到来，使汪不得不改变计划，而近卫也只好一再推迟发表声明。
12月18日，汪精卫终于觅得出逃时机。这天，他以赴成都演讲为名，偕陈璧君、曾仲鸣等人直飞昆明。之前，汪还通知陈公博，让他务必于18日到昆明，并派陈春圃先将其幼女汪文恂、幼子汪文悌送往昆明，让他们转赴香港，陈春圃则留昆明，负责与龙云和周佛海联络，布置汪到昆明的事宜。在逃离重庆的飞机上，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当时，汪精卫一伙登机后发现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也在机上，心里暗暗叫苦，担心事迹败露。陈璧君连忙上去主动解释：“汪先生是应云南龙云主席的邀请，去昆明讲演的。”飞机起飞后不久，周至柔径直走进驾驶室亲自驾机。汪精卫等人大惊失色，担心周把飞机开回重庆。汪的秘书曾仲鸣立刻示意同伴密切监视航向，随时准备应付突发局面。又过了一会儿，陈璧君透过机窗往下看，以为是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不由大惊：“周司令！你为什么把我们送回重庆？”曾仲鸣等人将右手插入口袋，紧握手枪。周至柔大笑：“那是沱江与长江的汇合处，是泸州，不是重庆。”一场虚惊。飞机抵达云南上空，周至柔离开驾驶室，笑问：“报告汪主席，您看我这个航空兵合不合格？”汪早已一身冷汗，强装笑脸说：“合格，合格。”
下午1时多，飞机抵达昆明。之前，陈春圃曾通知龙云，为了“不引起日寇注意，避免敌机中途截击”，只请他一人去机场迎接，不要让其他人知道，龙满口应允。但汪到昆明时，省府各厅、署、局长，都在机场列队迎候，满街挂了旗帜，军乐队也大吹大擂起来。龙云此举，本是为了讨汪欢心，但汪做贼心虚，一见当时的场面，大不高兴，害怕阴谋暴露，于是佯称“因飞机颠簸太甚，脉搏时有间歇”，身体不适，拒不见客，只与龙云作了数小时的密谈，并透露他将到香港与日本人商谈“和平条件”。龙云请汪一行在昆明多留数日，但汪认为留在昆明危险，怕夜长梦多，要求越早越快离昆为好。于是19日下午，汪精卫等人便由昆明逃到了河内。为制造假象，汪在起飞前还曾打电报给蒋介石，佯称赴昆时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
日本在确悉汪精卫等人已经逃到河内的消息后，于12月22日由近卫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公布“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项招降条件。28日，汪精卫从河内致函蒋介石，认为日方的三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要蒋把握“不可再失之机”，以之作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29日，陈公博、周佛海等携带汪精卫响应近卫的声明前往香港，通过国民党宣传部驻香港特派员、汪系《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发表了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诸同志公开信（即“艳电”），公然主张对近卫声明“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赤裸裸地向重庆国民党当局建议“和平”，劝蒋介石向日本投降。“艳电”一发表，举国哗然，激起全国人民强烈愤慨。
国民党对汪叛逃事件的反应
蒋介石在接到汪精卫飞往河内前从昆明发来的电报时，并不知其真实意图，还于12月20日飞赴西安主持军事会议。直到22日蒋再次接到龙云的电报后，才比较具体地了解到汪此行的目的。对汪的出走，蒋介石不得不慎重处理，因为汪在国民党内资格老、地位高、关系多。经过反复谨慎的权衡，蒋决定对汪表明态度。26日，蒋介石发表驳斥近卫的长篇声明，称：“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同时，他否认了汪精卫的行为与政府有关，并说汪是“请假”去河内养病，不久即可返渝。汪此行“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他还号召中国人民“认定目标，立定决心，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全国一心，继续努力”。
但汪精卫“艳电”的公开发表戳穿了蒋介石为汪的掩饰。蒋深知事态严重，连忙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处置办法。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以汪“匿迹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谬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为由，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考虑到要尽量减少汪叛逃的影响，特别是党内还有不少汪派分子，蒋介石并未将汪的回头路堵死，仍望其“翻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
不久，蒋介石派汪的老部下谷正鼎赴越南，同时送去护照和旅费，劝汪去法国等地疗养，而“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在此前后，蒋还通过汪的朋友彭浩然、驻英大使郭泰祺及驻美大使胡适等人多次劝汪不要投敌，可以赴欧游历等。但当谷正鼎到达河内时，汪精卫早已鬼迷心窍，高宗武正与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等人谈判成立以汪为首的“新中央政府”的具体办法，结果不言而喻。
在派人劝汪赴欧的同时，蒋介石也密令军统人员做暗杀汪精卫的准备。1939年1月17日，汪的亲信、《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香港被刺。就在谷正鼎游说失败后不久，3月19日，陈恭澍（国民党军统著名特工和杀手——编者注）等在河内的军统人员于凌晨接到戴笠的“行动”命令。21日夜，军统人员越墙进入汪在河内的住所，向汪的居室内猛烈射击，可惜阴差阳错，误杀了汪的助手曾仲鸣。刺汪不中，军统人员策划再次行动，不过都没有下手机会。曾仲鸣遭暗杀，使汪精卫异常惊恐，深感处境危险，他急忙要求日本将其护送到安全地点。4月25日，汪精卫在日本特务的严密保护下，由河内到海防，秘密乘船前往上海。5月初，抵沪后住进了日军严密守卫下的土肥原公馆。
曾仲鸣事件导致了汪、蒋之间最后的决裂。为反击蒋介石，汪精卫于3月27日写成《举一个例》，公布了由他主持的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务会议记录。据该记录显示，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情况。其中谈到1937年12月2日，蒋介石、顾祝同、白崇禧、徐永昌等人会商日方所提和平条件时都表示可以接受。嗣后，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相信德国及感谢德国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汪企图以此说明，主和并非自己一个人，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他质问说：何以别人可以“主和”，而他汪精卫不行？
针对汪精卫的《举一个例》，蒋介石立即进行了回击。4月5日，重庆《大公报》刊登汪精卫、平沼骐一郎的协定。6日，蒋介石草拟《驳汪言要点》。同日，吴稚晖（同盟会元老，近现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编者注）发表《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指责汪精卫“泄露职务地位上所管的秘密文件，已经够犯罪；又把公家文件，随意添改伪造”。17日，蒋介石接见中外记者，再次揭露近卫“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实质，宣称“在这种情形之下，绝对无和平的余地，绝对不是什么巧佞虚伪的投降理论所能动摇我们全国的决心于万一”。这里所指斥的“巧佞虚伪的投降理论”就是汪精卫的言论。6月8日，国民党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对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等首要分子也先后通缉。
7月9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谈话，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以汪精卫为“主席”的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军部的导演下，汪精卫在南京宣布“还都”，成立伪中华民国政府，并自任行政院长、代理政府主席，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其施政纲领，演出了傀儡登台的丑剧，最终沦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
中共南方局推动国统区“讨汪”
汪精卫叛国使得原本艰难的抗战时局更加复杂，中共方面也始终高度关注此事件。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深刻指出蒋介石驳斥近卫声明及汪精卫的逃跑与被开除党籍，表明了中国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公开决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部分动摇分子已由亲日派转向汉奸集团；并指出下一阶段的任务是拥护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抗战和将汪精卫开除出国民党的进步行动，坚决打击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批判其汉奸理论。作为中共在国统区的代表机构，中共中央南方局对于帮助各界群众及时认清形势、反击投降势力的分裂阴谋，肩负着重要的历史重任。1月2日，周恩来在重庆对记者发表谈话，声讨汪精卫的叛国罪行。《新华日报》也连续发表《汪精卫叛国》、《拥护政府重申惩治汉奸条例的命令》等社论，揭露其叛国实质，批判其亡国论调。在周恩来等人积极推动下，1939年1、2月，国统区的“讨汪”运动形成了一个高潮：新闻界写了大量批判汪逆的文章和社论；各民主党派和各界进步人士、各群众团体和机关学校、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等都纷纷通电“讨汪”，拥护抗战国策，反对妥协投降。5月，周恩来与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商谈国共两党共同进行“讨汪”运动的问题，并加强了对国民党中进步人士、主战派将领等的统战工作。为进一步引导舆论、动员群众，《新华日报》在处于停刊的情况下，未经国民政府允许，于7月7日至12日，出版发行了《“七七”抗战二周年纪念特刊》共14版，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八路军全体将士通电》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博古、凯丰、董必武等撰写的纪念文章，使各界群众及时了解到国内外形势，认清当下所面临的抗战局势。
在南方局的推动下，一些香港的新闻人士主动返回内地宣传“讨汪”，以实际行动扩大“讨汪”运动的声势。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积极领导香港三报（《南华日报》、《天演日报》、《自由日报》）反汪罢工工友组成“回国服务团”。他们一行22人，于1939年12月22日回国，一路步行经广东淡水、惠阳、和平以及江西信丰、广东南雄到韶关，每到一地都积极地写标语、出壁报，给当地的报纸写稿，进行“讨汪”反汉奸的宣传。到桂林后，还在《救亡日报》上出了特刊。他们行程数千里，历经粤桂黔川4省。1940年3月下旬，到达重庆。4月3日，新华日报馆全体职工（包括重庆“八办”工作人员）为他们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香港三报反汪罢工工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他们的行动极大地促进了沿途各地的反汪声势，使华南各地的反汪宣传更加深入人心。
“讨汪”运动的一个重点是沉重打击汪派骨干分子。1939年4月6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卖国贼不容逍遥法外》，提出除汪精卫等一批公开的民族叛逆必受惩处外，为其奔走之喽啰也应受到制裁。5月，中共中央专门就“讨汪运动”指示南方局不仅要提高反汪声势，而且还要扩大到反对一切投降势力，并通令全党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一切妥协投降的群众运动。在南方局的精心发动下，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重庆等地掀起了打击汪派汉奸的群众运动。
南方局还十分重视在政治上集中力量打击汪派势力。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上，中共参政员林伯渠等提出了《拥护蒋委员长严斥近卫声明并以此作为今后抗战国策之唯一标准案》。在一届四次会议上，董必武等又提出《拥护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声讨汪逆，肃清汪派活动，以巩固团结争取最后胜利案》。经过包括中共参政员在内的许多参政员的共同努力，一届三、四、五次会议分别通过了《拥护政府抗战国策决议案》、《声讨汪逆兆铭案》、《声讨汪兆铭南京伪组织电》，重申抗战到底的既定方针，历数汪精卫叛国罪行及其倒行逆施行为，表示了参政会“全体一致决议声讨”、“一致斥伐，以昭大义”的严正立场。
“讨汪运动”中一个较有影响的活动是给汪精卫夫妇铸造跪像。1939年11月从广东韶关、广西武宣等地开始的给汪精卫铸跪像、制泥像运动，在许多地方开展起来。重庆成立了由冯玉祥、张继分任正副主任的铸像筹委会，准备在都邮街建无名英雄墓，铸汪精卫夫妇像长跪于墓前。贵州、四川、湖南、云南等地都塑了汪精卫跪像。其中在湖南，长沙各界群众出资塑铸汪精卫夫妇铜像跪于南岳忠烈祠前；湘桂铁路员工用石头雕成汪精卫夫妇跪像，设于衡阳火车西站广场，供过往旅客唾骂，以警醒国人。
1940年3月成都“抢米事件”后，南方局鉴于各地党组织在“讨汪”运动中有所暴露的倾向，适时调整了“讨汪”运动的方式。云、贵、川、湘等地的中共组织随即紧急实行隐蔽精干的方针，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发动。因此，南方局所辖地方的大规模群众“讨汪”集会也就逐渐少了。5月以后，国内的“讨汪”运动基本转为零星的群众活动。
历史是公正的，汪精卫集团成员及其他日伪汉奸在抗战胜利后受到了严正审判。汪精卫逃亡日本后，于1943年11月病死于名古屋，日军将他的尸体移葬于南京梅花山下。1946年1月，蒋介石派士兵挖开墓穴，焚尸扬灰。陈公博于1946年夏被执行死刑。周佛海病死狱中。1948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宣布，各省共审判办结25155件汉奸案，共有14932名汉奸被判刑，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这些中华民族的罪人，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图片来源：除注明出处外来源于网络）
（责任编辑：杨山山）
编辑：红色春秋 【】平沼骐一郎
义项指多义词的不同概念，如的义项：网球运动员、歌手等；的义项：冯小刚执导电影、江苏卫视交友节目等。
平沼骐一郎（日—日），日本帝国时代老牌政治家，第35任内阁总理大臣，二战甲级战犯。
外文名称 ひらぬま きいちろう
民族 大和族
出生地 冈山县
出生日期 日
逝世日期 日
职业 首相、内务大臣
毕业院校 帝国大学
平沼骐一郎(~)，，一张长长的驴脸，额头宽长，眼珠外突，挂着一副金丝眼镜，鼻子下长着像芝麻点一样的胡子，嘴唇肥厚，身材细长。终生未婚。天皇制司法官僚的总代表，他所创立的专制主义思想理论和专制主义，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制度保障。
平沼骐一郎是执日本帝国主义官僚界牛耳的帝大法学部毕业生的佼佼者。1926年任枢密院副议长，同年被授予男爵勋位，1936年担任，其后当过总理大臣和内务大臣。是日本政界元老，极右势力的祖师爷。天皇对他十分器重。东京审判期间，他的辩护律师坚田忠实替他向总检察长韦勃提出了一份请愿书，上面充满了溢美之辞:&平沼骐一郎早在日法庭成立法施行时就被任命为法官，1907年成为法学博士，1911年升任司法次官，1912年成为总检察长，1921年担任大法院院长，1923年担任;在司法部从业37年，并担任总检察长10年，统率日本的检察事务，为日本的司法建设建立了不朽功业。他是日本制定的核心人物，这一法律一直延续到现在。平沼不仅精通法律，而且精通儒学。其学说大部分深入国家事务和国民生活，是使集中涣散的国民精神，达成正义国家、和平国家的思想指导。他对部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自身行为展示了作为公务员应有的品行。&
在天皇专制主义统治下，当然平沼骐一郎可以作为一个英雄人物，但这个英雄是建立在天皇专制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他的行为实际上只是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对内镇压的工具，正是在平沼骐一郎之流所创立的专制主义思想理论和专制主义的保障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才得以大发展的。
1867年，平沼骐一郎出生在日本津山藩(今)一个藩士家庭，祖上是津山领主松平家的家臣。平沼是地地道道的侍卫的儿子，4岁起学习汉学，5岁到东京游学。1878年入预备学校，后东京大学改名为，于1888年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当年进入司法省工作。他本人的志愿是进内务省，但因学生时代他是司法省的给费生，即由司法省出资资助他上学，毕业后必须为司法省服务。给费生是明治维新后新设定的培养官僚人才的制度。先后任东京地方法院法官、东京控诉院法官、东京控诉院部长等职。1899年升迁为东京控诉院检察官，1907年升任大审院检察官，后任司法省民刑局长，从此进入政界。
天皇的总检察长
平沼骐一郎一生作为军国主义的鼓吹者，犯有许多罪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以下两件事。 一是 ，日开始对&大逆事件&的揭发检举。当时正当日本政府活动吞并朝鲜，将朝鲜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平沼骐一郎作为司法省民事局长和大检察院检察官的身份，参与了此事。 预审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了八个月，法庭公开审判两个月，共计10个月，1911年1月，等24人被判处死刑，后其中的12人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关于这次事件，平沼在回忆录中说:关于审判事宜，了解审判进程的，只有、内务大臣、警保局长和作为司法省民刑局长的我，此外，还有最高法院的板含松太郎检察官，地方法庭的小林芳郎检察官，除此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 实际上这是一场违背法制精神的乱七八糟的审判。为了掩人耳目，宫内大臣提议给在此次审判中为天皇立了功的检察官们授勋。但平沼骐一郎却反对授勋，他心里清楚其中的奥妙，30年后他在一次谈话中道破了玄机:&此事只是为了增强国民对天皇的敬重。&授勋没有必要。但他索要奖金，他认为自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多得奖金。 这场审判完全是平沼骐一郎等检察官们的胡作非为。审判实际上是在天皇本人及其亲信大臣的操纵下进行的。平沼每天早晨6时准时到首相的官邸汇报前日审判的情况，桂太郎再向天皇汇报，根本不存在司法独立。
西门子事件
日，英国路透社刊发一条消息，说德国西门子公司东京分公司的一个叫卡尔的职员从东京分公司盗取了一份秘密文件，用来敲诈西门子公司。柏林地方法院以恐吓罪将其判处两年徒刑。但这份秘密文件已经卖给了的一个军官。第二天，日本的《时事新报》全文转载了这个消息。 这个事件发生时，日本正在审议海军1.5亿日元的军备补充费问题，在野党抓住这一事件发难，与议会外民众运动相呼应，展开了对政府的攻击。攻击的矛头直指当时的首相萨摩藩军阀、日本海军之父和海军大臣。两人均有受贿嫌疑。 在议会的追究下，海军大臣才不得不向提交了请求调查的文书。但调查却是虎头蛇尾。5月29日，海军高等军法会议判处海军中将三年，海军少将藤井四年零六个月徒刑。7月18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处三井公司董事长饭一一年零六个月徒刑，三年缓刑;其他相关人员也受到了惩戒，但山本权兵卫和斋藤实的受贿问题却被掩盖了。 帮助山本和斋藤掩盖事实真相的便是平沼骐一郎。3月23日，天皇下诏书停止了正在追究山本和斋藤的，山本内阁总辞职。随后，身为检察总长的平沼骐一郎也停止了对山本和斋藤的追究。这件事在时过40余年后，即在平沼骐一郎死后才披露出来。平沼在生前的一次谈话中曾经承认，当时的调查材料中有海军大臣收受10万日元的事实，但被平沼秘密掩盖了。该事件发生九年后，第二次出任首相，将的位子送给了平沼骐一郎。就因为在西门子事件时，平沼以权谋私，帮助山本逃脱了法律的惩罚，山本借此以报答他当年放自己一马的恩情。可以说，平沼骐一郎昧着良心给自己换来了一个高官职位。此次事件败露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正与德国争夺在青岛的利益，所以平沼抓住这一问题对此事进行了辩解，他说这个事件是德国皇帝打击日本山本权兵卫内阁的阴谋，从而使他的渎职行为合理化。其实平沼主要考虑的是天皇的权威和地位，因为海军是天皇的根基，对山本和斋藤过分追究，将引起民众对海军的批判，伤害海军就会伤害天皇。 当时的贪污腐败成风，很多人通过贪污发了大财，而则是海军中最大的富翁。有一位叫片桐酉次郎的海军军官曾在《法律新闻》上披露了海军干部贪污的手法。&那些老牌的负责采购军舰的军官们，其贪污状况十分令人震惊。在每年从国外进口的材料中，他们公然将佣金加到经营费里面。也就是说，在购入军舰时，本来八九百日元一吨的造舰费公然加到千元。例如一艘30000吨的军舰，按每吨850日元的价格计算，应为2550万日元，可他们竟然按3000万元作预算。其中的450万差额，自然就落入了他们自己的腰包。& 海军军官们大量盗取国库，中饱私囊，养肥了自己。他们从贪污的公款中拿出一小部分，用来在政界行贿，收买政府要员，获得了更多的预算，用以购买军舰，再开始新的贪污。当时，海军的预算增加了10倍，这与海军官员的行贿有很大关系。平沼骐一郎对海军的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为他后来的飞黄腾达打下了基础。
1925年，在第一次内阁时期，日本通过了一个《治安维持法》。这个法后来成了日本军事独裁政权压制迫害日本民主主义的有力武器。当时平沼骐一郎任加藤内阁的，他为在议会上能顺利通过这个法案耍尽了手腕。他把这个法和普通选举法混在一起，一揽子交国会审议，并最终蒙混过关。平沼骐一郎在多年后的一次谈话中，谈到了通过《治安维持法》的过程。他说:&在日本，防范赤色思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治安维持法。这是我在司法省工作时就时常考虑的问题。我曾对当时的司法大臣讲，因为欧洲已经允许共产党结社，我想日本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最重要的是要用法律的手段，严加禁止。但这很难做到，其中普选法一旦在日本实施将会对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山本内阁时，是普选法的积极倡导者，他巧舌如簧，山本难以反驳。犬养知道我反对，于是到我这里来做工作。当时的形势，实行普选已是大势所趋，于是，我便借机提出条件，说我同意，但要搞一个禁止共产党结社的法律。犬养当即表示同意。普选制的问题一直拖到内阁时期。此时，枢密院也施加了压力，威胁说不禁止共产党结社，就不同意普选，若槻礼次郎也只好同意了。&平沼在司法界的10年里，相继任大审院院长、检察总长等要职，同政界的联系越发密切，同时着意培植个人势力，联络显贵，巴结，1923年终于拜相封爵，进入内阁担当法务大臣。然而，就在这一年，发生了难波大助暗杀摄政宫裕仁(即后来的)未遂的&虎之门事件&，对平沼来说是一大冲击。他决意利用团体的力量捍卫日本的&皇统&---这也是他由来已久的神国史观和天皇史观的表露。平沼被日本政界称作&敬神家&，他敬畏和崇拜天皇，推崇日本的，宣扬日本是&神之国&，主张天皇亲政，所以，于1924年创立一个和的右翼团体，称为&国本社&，顾名思义是以国家主义为根本，维护日本的&国体&。在平沼影响下，司法界的、、，内务官僚，海军界的、，陆军界的、、等人都汇聚在他的旗下，这些人大多是狂热鼓吹扩张主义的分子，尤其是人物，后来都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成员。平沼骐一郎不仅害怕共产主义，而且对军部，对也不放心。在他的眼里，大政翼赞会也可能赤化。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防止赤化、消灭赤化。他的主要干将是萱野军藏、桥本清吉、村田五郎以及。前三个人是领导特高警察的警保局的干部，后者是专门负责意识形态领域的检察官。平沼就是利用这些组织来维护他的天皇制的。 从1924年平沼任枢密顾问以来，到1936年，他一直是右翼思想团体&国本社&的会长，其成员最多时达20万人。到1939年这个团体才解散。这以后，平沼在政界扶摇直上，先后任贵族院议员、枢密院顾问，又被赐为男爵，1926年升任枢密院副议长。平沼如同政坛上的一颗&新星&，引起朝野内外的关注，入主内阁魁首的呼声也日甚一日。但是，元老派对其陈腐的政治观念不以为然，认为平沼从敬神的立场主张天皇亲政是与时代不合拍，所以当退职后，极力反对平沼接替议长职务，他曾对近卫文说:&平沼骐一郎这个家伙是个疯子，不能让这样的人呆在天皇身边。&直至后任议长因病去职，因平沼明确表示自己反苏反共的立场，才被元老们接受，终于登上枢密院议长的宝座。
1939年1月，近卫内阁宣布总辞职，在军部和右翼团体的支持下，平沼骐一郎被近卫推荐组阁，当时，日本已经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陆海军的主力陷在中国战场不能自拔，日本的人、财、物等战争资源日见紧缺，亟待政府出台对策，扭转局面。平沼上台伊始颁布了《扩充生产力计划要纲》，决定动员日本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扩大军工生产规模，藉以维持侵华战争。随之，又修改了兵役法，废除短期兵役制，延长国民服兵役的时间，把一批又一批青壮年送上战场。1939年3月，平沼内阁又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由文部大臣、陆军大将出任委员长，实施更残暴的警察统治制度，把全国的人、财、物都集中到统治当局的手中，驱使全体国民都必须无条件地为战争效力，建立起军事的战争体制。但他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方针，只能延续前任的政策。政府内对&&仍然争吵不休。陆军的驻德大使和驻意大使主张加入，而和海军则表示反对。平沼骐一郎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外交战略问题。这一方案在内阁产生两种不同的意见，以坂垣征四郎和为代表的陆军派积极赞同三国军事结盟;而有田八郎及海军一派则认为苏联是日本的主要敌人，主张回避同英美的冲突。3月22日，平沼内阁召开有、、、藏相、外相参加的五大臣会议，提出一个模棱两可的方案，即德意同英美开战时，日本原则上予以支持，但目前和不久的将来碍难参战。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坚决反对这一方案，坚持与德、意缔结军事同盟的主张，最后竟以辞去陆军大臣的手段倒阁，同时还爆发了事件，关东军在中蒙边境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结果一败涂地，被苏军吃掉一个，日方只好坐在谈判桌上，同苏联签订了停战协定，平沼骐一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丢下一句话:&欧洲的情势复杂奇怪&，遂宣布总辞职，结束了平沼内阁在政坛上的短暂生命。
1940年7月，平沼骐一郎又出任近卫内阁的内务大臣和，作为近卫内阁的重要成员，他积极推动内阁走向扩大战争、对美开战的道路。平沼骐一郎还利用企划院事件迫害政治对手。 所谓企划院事件，是指1941年1月到4月，以企划院的和田博雄为首的稻叶秀三、佐多忠隆、正木千冬、八木善次以及胜间田等几个人被控同情共产主义，企图实现。这几个人当时都是日本军部及官僚推进战争，实行国家总动员体制的主要依靠力量--大政翼赞会的主力成员。这个事件纯属于捏造，而捏造者就是当时任内务大臣的平沼骐一郎。通过这个捏造事件，可以看出平沼对天皇，对天皇制是多么的痴心。近卫与平沼具有共同点。他们都认为，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军部的已经大体&赤化&，而对反体制的则持有亲近感。 当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时，平沼骐一郎积极主张早日向联合国投降，并积极奔走于各重臣之间进行游说工作，对于把东条英机从首相的宝座上拉下来，发挥了作用。但他的主要目的并非真的想对日本的军国主义现状进行改造，而是担心天皇的地位。因为当时国际舆论以及美国高层的观点都是要取消天皇。平沼认为，早日媾和对保留天皇制有好处。 由于平沼骐一郎对军部和右翼势力的误解以及积极宣传早日停战，招致军部和右翼对他也产生了误解，认为他是亲英美派，欲杀之而后快。日和日，右翼势力曾两次对平沼下手，但均未成功。 1945年4月，平沼又任。此时，日本已经一败涂地，不可收拾，除了放下武器彻底投降别无出路，但是，在天皇召集讨论日本何去何从的多次会议上，平沼从维护&国体&的立场出发，顽固坚持保存国体，反对无条件投降，甚至痛哭流涕，力反众议，誓死维护他的&国体论&。
1947年11月，因其对中国、美国、英国、的&侵略战争罪&以及发动诺门坎事件的责任，以&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罪&判处他终身监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终判决书上对平沼骐一郎作了如下描述:他并不是用枪炮进行作战的军国主义者，他是用思想和智力进行战斗的诡辩家。他作为枢密顾问，协助制定并实施了日本的扩张计划，并且在宪法问题、外交问题、敕令发布以及由内阁提出的一般性法律的制定上发表了意见。 作为内阁总理大臣，他在议会休会期间，以发布敕令的形式行使了行政权，议会制定的法律大部分是由他起草的。作为国务大臣，他负有辅助天皇的任务，负有宪法上的义务。作为重臣，他具有推荐新总理大臣的权力。在任何时期他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应负有重大政治责任。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最后判决。此时的平沼骐一郎已年过八旬，头发、眉毛和胡须都是银白色。他驼着背，走路踉踉跄跄，由一个宪兵搀扶着走上被告席，两手撑在桌面上才站稳。他身子摇摇晃晃地听到韦勃宣判他为无期徒刑后，没有卸下耳机就鞠了一躬，随后仍由宪兵搀扶着退庭。
平沼骐一郎终身未婚，到晚年才领养了一个女儿。 关于他独身的原因，世间有很多传说。有的说，他在青年时期曾痴迷地爱上了一位将军的女儿，但那个女孩眼光很高，嫌平沼钱少，将来没有前途，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哼，说我没前途?走着瞧，我一定要做出个样子给你看一看。&从此平沼便一心读书，不近女色。过了大约10年，平沼已经出人头地，而那位女子挑来挑去，总也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于是又来找平沼。平沼愤怒地拒绝了她。还有一种说法，说平沼在20多岁时曾结过婚，但他的夫人爱慕虚荣，生活铺张，不到一年就花光了平沼的钱，随后两人就分手了。第三种说法是，平沼在学生时代就有一位女子深爱着他，俩人虽未结婚，但终生都在相爱。对于种种说法，平沼不置可否，但他自己解释说，他年轻时得过肺病，误过了婚期，后来因为健康的原因，始终没有结婚的欲望。就在法庭宣判的头一天，平沼骐一郎的养女娴子来监狱看望他时，他对娴子说:&我这么大年纪，又被判处终身监禁，没有生还的希望了，你以后每两个月来看我一次，也算是给我一点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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