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陈伯达晚年生活 《陈伯达传》幕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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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76岁的陈伯达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沉寂多年的他，成为众多的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聚焦之点。通过报纸、电视、广播，人们得知他被押上法庭的被告席，第一个直觉式的反应是：“哦，陈伯达还活着!”
被告席上站着10名被告，陈伯达排在第五个，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在10名被告中，最年轻的是王洪文，45岁；最年长的，便是陈伯达。那9名被告都是自己走上被告席的，而陈伯达则是由两名法警左右挟扶，步入法庭。
他的中式棉袄外，罩了一件旧的咔叽绿军装，戴着一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看上去目光呆滞。虽然步履蹒跚，头脑还算清楚。
经过审判，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被告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
判决书上还对刑期作了明确的注释：“以上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的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因此，陈伯达的刑期，实际上便是从日软禁之日算起。也就是说，在宣判时，陈伯达已经服刑十年多。再过七年多——到日刑满。
此后，陈伯达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在公众传媒上露面。人们以为，陈伯达大约是在北京秦城监狱里服刑。
其实，在判决后不久，陈伯达就获准保外就医。所以，陈伯达的晚年，是在北京东郊一套三室一厅的民宅中，与儿子、儿媳、孙子一起生活，安享天伦之乐，直至日去世。
一次又一次，我访问了那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我写出了《陈伯达传》。
在《陈伯达传》出版之后，听说我们的一位文友要来看我，《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非要一起前来不可。我的文友给我来电话，问我是否同意，因为我与《人民日报》的这位记者并不认识，而且他前来我家也不是为了采访，仅仅为了看一看叶永烈是什么样的。
我有点纳闷，我有什么可看的呢?但我还是对这位记者的来访表示欢迎。
后来，我才明白，他就住在陈伯达家前面一幢楼!
他想弄清楚，我为什么会从上海千里迢迢一次次前去采访陈伯达，而近在咫尺的他，居然错过了这么重要的采访机会——他在读了我的《陈伯达传》之后，感到十分懊悔。
其实，他当时就知道陈伯达住在他家对面。他没有去采访陈伯达，不是“疏忽”，而是怕出了什么问题，说不清楚!
正因为这样，他十分欣赏我的眼力和勇气。
在陈伯达晚年，我是独家采访陈伯达的人。
那时，北京的朋友常常见到我在北京，但是谁也不知道我在北京干什么。
那时，上海的朋友也知道我常常去北京，但是谁也不知道我去北京干什么。
直到《陈伯达传》面世，朋友们才恍然大悟。
很多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去采访陈伯达呢?
其实，我去采访陈伯达，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我采写《“四人帮”全传》，很多内容都涉及陈伯达：
江青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第一副组长；
张春桥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副组长；
姚文元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
陈伯达则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
所以，在写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第一副组长、副组长以及组员之后，进一步去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当然顺理成章。
我十分注重作品的“原创性”。能够直接采访陈伯达，可以了解诸多第一手的高层情况，我当然以为非常值得。尽管在采访之后，能否出版，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我当时曾说，即便十年之后才能出版，我以为也值得去做——我曾再三说过，我不求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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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陈伯达之命运：狱中高呼“我救过毛主席”后伙食改善
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城楼（资料图）
　　日，傍晚时分，一辆轿车悄然驶进北京西单西绒线胡同，停在一个四合院前。这个四合院以前的主人是黄炎培先生，现在，住着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
　　从轿车里走出一位年近七旬的清瘦老人。他就是曾经显赫一时、后来身陷囹圄的陈伯达。此时的陈伯达，仍处于保外就医状态，并未刑满释放，所以“陪同”他前去周扬住宅的除了司机，还有两位公安人员。
　　根据陈伯达儿子陈晓农的回忆，陈伯达与周扬的交谈长达4个多小时。在交谈中，陈伯达讲述了当年拯救毛泽东的事情：
　　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如果晚一步是很危险的……
　　陈伯达还谈到，1971年，他被押往秦城监狱服刑，曾在狱中高呼“我救过毛主席”，后来伙食果然改善。陈伯达就是以如此独特的方式，显示他与毛泽东非比寻常的关系。
　　陈伯达命运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陈伯达第一次遇见毛泽东，是在1938年的延安。彼时，这位三十出头的青年已经携带妻儿辗转来到革命圣地一年多了。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爱国人士向往的地方。1938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在一次讲演中感慨地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所以我说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
　　陈伯达也是其中的一员。只不过，早在10年前白色恐怖笼罩中国的时候，他就经人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度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到延安来更像落叶归根，而非投奔光明。
　　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说一口难懂的闽南方言。初到延安，中组部安排他在刚刚创办的陕北公学任教。上课时，陈伯达在上面滔滔不绝地讲解，下面学员面面相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有不断在黑板上书写，学员才明白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后来，马列学院成立，首任院长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洛甫)担任。张是陈伯达留学苏联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两人关系很好。他将陈伯达调来当教员，还介绍给毛泽东认识。不过毛泽东并未在意这位其貌不扬的教员。
　　陈伯达在马列学院授课，语言依然是一道坎。以至于轮到他上课的时候，要带一名“翻译”，将他的闽南方言翻译成普通话。这种日子过得当然辛苦。好在不久他就熬出头了。1938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马列学院举行一次孙中山思想讨论会。会上，大家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发生了争论。有人说孙中山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有人说应该是“民族资产阶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在大家争论得不可开交时，陈伯达发言了。也许是汲取了讲课的教训，陈在发言时尽量说得很慢，便于大家理解。他显示了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巧妙地运用了“辩证法”，强调孙中山思想既有“小资产阶级”属性的一面，也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面。
　　陈伯达的发言引起了在场另外一个人的兴趣――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讨论会。毛泽东不一定完全听懂了陈伯达的话，但他敏锐地看出，这位教员比其他人的理论水平明显高出一筹。会后，毛把陈伯达留下来，了解他的情况。当晚，还请他一起陪一位美国记者(作者按――是否埃德加?斯诺?待考)吃饭。吃饭时，毛泽东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教过“先秦诸子”，非常高兴。因为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也很有兴趣。两人有了共同话题，越说越起劲，竟把美国客人晾在一旁。
　　这是陈伯达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交往，也成了陈伯达命运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因为没过多久，一纸调令就将他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首席政治秘书。1
责任编辑：张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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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晚年陈伯达不为人知的生活
红潮导语:在1981年判决后不久，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所以，陈伯达的晚年，不是在秦城监狱里服刑，而是在北京东郊一套三室一厅的民宅中，与儿子、儿媳、孙子一起生活，安享天伦之乐，直至日去世。
陈伯达最后的照片，7天后陈伯达逝世
日，七十六岁的陈伯达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沉寂多年的他，成为众多的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聚焦之点。通过报纸、电视、广播，人们得知他被押上最高法庭的被告席，第一个直觉式的反应是：“哦，陈伯达还活着！”
被告席上站着十名被告，陈伯达排在第五个，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在十名被告中，最年轻的是王洪文，四十五岁；最年长的，便是陈伯达。那九名被告都是自己走上被告席，而陈伯达则是由两名法警左右挟扶，步入法庭。
他的中式棉袄外，罩了一件旧的咔叽绿军装，戴着一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看上去目光呆滞。虽然步履蹒跚，头脑还算清楚。
经过审判，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
判决书上还对刑期作了明确的注释：“以上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的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因此，陈伯达的刑期，实际上便是从日软禁之日算起。也就是说，在宣判时，陈伯达已经服刑十年多。再过七年多DD到日刑满。
此后，陈伯达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在公众传媒上露面。人们以为，陈伯达大约是在北京秦城监狱里服刑。
其实，在判决后不久，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所以，陈伯达的晚年，是在北京东郊一套三室一厅的民宅中，与儿子、儿媳、孙子一起生活，安享天伦之乐，直至日去世。
从炙手可热到突然“消失”
在毛泽东的30多位秘书中，陈伯达的职位升得最高。
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泽东、林彪之后，位于康生之前。
当然，彼时炙手可热、风光八面的陈伯达，并不知道仅仅在一年后，自己的政治生命就将彻底终止，且被冠以“反共托派分子”的罪名，堕入秦城监狱。
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林彪第一个发言时，不顾大会议程，大谈特谈“天才”问题，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第二天，陈伯达在参加华北组会议时，不点名地指责有人(实际上就是指康生、张春桥等人)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同时陈在中央委员中鼓动要设国家主席。此外，吴法宪、叶群、王洪文、邱会作等也分别在西南组、中南组、上海组、西北组发言，附和林彪的讲话。当天，华北组还出了简报，刊发陈伯达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编为全会第六号简报在全体中央委员中散发。
毛泽东的反应怎样呢?他在8月25日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宣布停止讨论林彪8月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做检讨。继而，由毛泽东找林彪谈话，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向中央做检查。
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会前，陈伯达摘录了很多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称天才”的材料，为庐山会议造势。日，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写了一段话，这就是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文章不长，全文照录于此：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地配合了。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显然，为了挽救、教育林彪，毛泽东仅仅批评了陈伯达一人。而且，特意点明“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
以毛泽东的身份和影响，这篇700多字的文章宣告了陈伯达政治生命的终结。接下来的会议上，陈伯达就被控制了，他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主席台上。所有的新闻、简报都不再点到他的名字。从外界来看，曾经地位颇高的陈伯达，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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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中关村 邮编：100081& &京ICP备号“文胆”？“影子”？——踏寻陈伯达故居日记（上）
2013年12月28日，时间：上午10：00，地点：福建省惠安县岭头村陈伯达故居，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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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4日，时间：上午10：00，地点：福建省惠安县岭头村陈伯达故居，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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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们没有立足的地方！
似这般地布满了荆棘。
啊，我们不能生存了！
似这般地充满了豺狼。
哦，我觉悟了：
快磨我们的快刀，
把荆棘伐尽；
哪怕无立足的地方？
哦，我觉悟了：
快造我们的子弹，
把豺狼杀尽；
哪怕不能够生存？
我同志们哟！
向前哟向前！
不要骇怕！
不要退却！
不久就要达到我们
所理想的所希望的一切了！
按：这首是为我的桑梓——惠安——而作的
赤潮澎湃，
晓霞飞动，
五千余年的沉梦。
四万万同胞，
同声歌颂，
神圣的劳动。
猛攻，猛攻，
捶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
奋勇，奋勇，
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
何论黑，白，黄，无复奴隶种！
从今后，福音遍天下，
文明只待共产大同。
光华万丈涌。
2014年2月20日，晚上，泉港，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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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21日晚，泉港，晴。
2014年2月23日晚，泉港，晴转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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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陈伯达。人们关注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已经沉寂了10年的陈伯达。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倒台时，他已经66岁了，他那时已进入晚年。晚年的陈伯达，又经历一段特殊的生活。
& & 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经公审，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这样，他实际上还有8年刑期。
& & 此时，邓小平和胡耀邦了解到当初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态度，认为后继者也应该照样处理。于是，他们对陈继续采取了优待政策，不仅保持同以前一样好的生活待遇，而且，判决之后的第二年，即1981年的8月，陈就获准保外就医。
& & 当时，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针对如何对待林彪集团主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问题，提出这样一个意见：他们过去有战功，虽然犯了罪，但与“四人帮”不一样，应当给以很好的生活待遇。中央采纳这个意见。而且对陈伯达还要宽大一些。
& & 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曾经在陈伯达保外就医后多次采访陈，在他写的《陈伯达传》中，对陈出狱后的情况作了记述：
& & 陈伯达在获准保外就医后，把他安置在一座新楼的顶层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把他原在河北省工作的一个儿子一家三口调进北京安排了工作，这一家三口与陈伯达生活在一起，照顾陈伯达。陈家的隔壁住着公安人员（实际上是陈伯达的警卫，兼替他做些杂务）。
& &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有十几平米，整洁而简朴，地上铺着地毯，两个大书柜里放满书。许多书是他让儿子买的新书。读书看报是陈的乐趣所在。他订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北京晚报》等报纸，每天读报很仔细，很注意国内外形势。他与邻居关系很好，如果陈的儿子不在家，没有去取报纸，他的邻居就把报纸带上楼来，插在他家的门把手上。
& & 他的小孙子常到他的房间去，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欢慰。陈伯达晚年的视力和听力都还可以，他每天晚上必看电视新闻节目，也看电视里播的京剧或古装故事片。陈的阅读兴趣很广泛，有马列著作，毛的著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文选，中外哲学、文学、历史书籍，《本草纲目》、《诗经》、《易经》。此外，他还研读西方一些学者的新著，如《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
& & 他每日读书，也写点东西，晚年生活平静，儿子随和，儿媳妇贤慧，待他很好。他居住的地方十分宁静，除楼内居住的一个歌唱家的女高音偶而飘过来之外，没有任何人打扰他的生活。陈住到这里后，几乎足不出户，关起门来专心读书。他锻炼身体的惟一方法就是练书法，他还向来拜访的一些工作人员和叶永烈赠过字。
& & 陈伯达晚年的生活俭朴，总是穿着铁灰色的中山装，戴一顶藏青色的干部帽。冬季屋子里有暖气，他也要穿厚厚的衣服。工作人员经常来看他，问他有什么需要，但陈伯达从不提任何要求，但工作人员总是为他想到很多事情，预先为他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也经常来给陈伯达检查身体，一有小病，就及时给他治疗。
& & 1988年10月，早已保外就医的陈刑满，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专门给陈举行获释仪式。当时陈因患前列腺肥大症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这位公安部副部长向他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他还让陈伯达讲了话。之后，党和政府还是让陈伯达照样过平静的生活，并且指定陈伯达为某个单位的人，由该单位负责照顾他。此后，逢年过节，单位都派人来看望陈伯达，每次都带来一些礼物（以上内容见叶永烈著《陈伯达传》）。
& & 此时，陈伯达已经是一个自由而平静地生活的老人了。获释那年，他88岁。
& & 陈伯达保外就医后，生活方面是有保障的。中央给他安排较好的生活条件，加上他的儿子一家与他一起生活，大小事情都由他儿子、儿媳妇来办，中央安排的专门联系和照顾陈的单位，也经常派人去看望他，帮助他办一些事情。所以，陈生活得很是平静。
& & 陈伯达除受到上述照顾之外，中央有关部门经常派人去征求陈的意见，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没有。陈一向生活俭朴，在生活方面没有什么更多要求。他一生只有两个嗜好，一是读书，二是吃水果。陈保外就医后，中央每月给他一定的生活费。这笔生活费数目不小。但陈总爱买书，特别是新出版的书，他很愿意买。买的书多，花费自然就大。陈伯达每月的生活费几乎全部用来买书，有时还不够用。
& & 当生活费不够用时，他就让他儿子买。他的吃和穿很简单，但要满足他的另一个嗜好----吃水果，就很难了。陈吃水果吃得很多。这个习惯他早就有。每天，他早、中、晚都要吃一些水果，别的时间里有时也要吃一些。买书的花销太大，吃水果的开支就没有了。有时干脆吃不上水果。尽管中央经常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他总是说没有任何要求。后来征求意见的次数多了，他才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给他一点吃水果的钱。中央当即同意在他的生活费之外，另给他200元钱，供他买水果。这是晚年陈伯达提的惟一一个要求。
& & 研究与写作
& & 陈伯达1981年保外就医后，中央除对陈的生活给予优待外，还曾经请他做一些研究工作。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胡耀邦曾经提出：陈伯达已经保外就医，他学问好，研究能力强，应当发挥他的这个专长，安排他为中央做一点研究工作。我们现在的改革和建设，遇到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让陈搞一点研究，研究出来的成果，我们可以参考。当时，中央领导人都赞成这个意见。
& & 于是，胡就对邓力群说：你过去和陈伯达一起工作过，和他较熟，可由你代表中央去和陈谈一谈中央的这个意见，征求一下陈的意见。几天后，邓和几个人一起约陈，谈了中央的这个意见。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 & 从那以后，陈伯达更关注国内外的一些重大问题了，读的书也多为新近出版的中外政治理论书籍，他思考的重点，也转向现实问题。陈伯达爱读书，爱研究。此后，他每天吃过早饭后便开始读书、研究资料、写作。他像一架机器一样，又转了起来。陈过去就有思考问题严密、下笔慎重、文笔老到的特点，现在他写作时仍然保持了这个特点。
& & 陈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头脑也清晰，研究问题也比较深入。他勤于动笔，把研究的心得写成文字，由工作人员交给中央。中央把这些研究成果印出十几份，有的用8开大纸印，有的用16开纸印，有的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有的没有标作者名字，发给中央领导人作参考。
& & 晚年的陈伯达先后提交给中央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黑格尔反对绝对……》等等
& &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关于“电子学革命”问题，是陈伯达早在1958年就潜心研究的课题。当年，陈伯达曾就这一问题写出了一篇很长的报告稿，他拿这个报告稿，在中国科学院给高级研究专家们作过一次报告，很受欢迎。毛当时也对陈的这个研究成果给予肯定。
& & 陈伯达能在1958年就选择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并且提出了电子工业将对今后生产力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今后人类科技革命时期的主导工业的论断，可见他当时还是有一定的先见之明的。20世纪80年代初，当陈伯达又捡起这一课题继续研究时，西方的高科技革命已经发展起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突飞猛进，而中国在这方面还处于落后状态。
& & 陈伯达在新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中国要加强研究力量和投入，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用较短的时间在高新技术方面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样，中国就不愁在生产力和经济实力上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了。他的这些见解，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也是有价值的。
& & 在让陈做研究工作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小插曲。80年代中期，有人提出，不该让陈伯达这样的人做研究工作，更不该把他的所谓研究成果印发给中央领导作参考。意见反映到胡耀邦那里，胡一时忘记是他布置让陈做研究的，就责问起邓力群来。邓觉得事关重大，就把胡交待他办这件事时的谈话原始记录找出来，又找到当时和他一起与陈谈话的在场人证明此事，才算搞清楚。说明此事的材料送到胡那里，胡才想起，是他建议让陈搞这些研究工作的。指责者也不作声了，陈的研究工作也就照常进行下去。
& & 《求知难》中的自省
& & 晚年的陈伯达十分敬仰毛，他常说：毛主席确实英明、伟大，他是个民族英雄，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有意思的是，陈伯达一直认为，批判他鼓吹“天才论”的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他说：毛主席确实是个天才，许多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他能发现，许多别人想不到的事情他能想到，除了理论、政治等方面外，在军事、书法、诗词等很多方面，毛主席都有天才的创造。
& & 他说：我是永远感念毛主席的，就个人关系而言，是毛主席发现了我，把我调到身边当第一号政治秘书长达30多年。
& & 他还说毛曾经对他十分信任，交给他很重的工作担子，给他以主管全国意识形态的权力；是毛提拔他，使他从一个文人，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在30多年中，毛给他以很大教育；是毛引导他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他才能写出《评“中国之命运”》、《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文章；是毛的教导，才使他稍微懂得中国革命的某些道理；在毛的帮助下，他才有一些研究的条件和成果。
& & 他把自己当作毛的一个“小学生”。他说：我这个“小学生”后来犯了大罪，不成器，是怪我自己没有走好路，不能怪先生。他对毛和周恩来在林彪自我爆炸后能保护他，使他得以保全生命，更是十分感激。他说：没有毛和周的保护，我可能早就没有性命了。
& & 陈伯达在晚年对自己的一生进行深刻的反省，总结自己的教训。他经常说：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我对自己的过去是自责的。他对党和政府在他的晚年能给他较好的生活条件由衷感谢。叶永烈在《陈伯达传》中曾记载，陈晚年曾给他写过一幅字：“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幅字，充分体现陈当时的心境。
& & 陈伯达于1982年5月写《求知难》一文，投到《读书》杂志上。陈发表此文用的笔名是“纪训”。《读书》杂志的编辑们都知道陈的这个笔名，知道这个笔名的意思是记取教训的意思。当年的《读书》杂志全文发表《求知难》。这篇文章，是陈总结自己一生教训之作。他在这篇文章中，把人比喻为一个求知者，而求知是很难的。他均以《西游记》的故事为例来谈他的认识。从陈的这篇文章中，可以概括出他所总结的人生求知有“六难”。
& & 一难，就是求知者的苦难多。陈有感于有志去西天取经的唐僧所受的苦难之多，写道：“《西游记》所写的，就是唐僧灾难的簿子。”《西游记》第十四回至九十九回都记载了他去印度途中遇难之事，“九者究也，物极于九，故有八十一难。”实际上，毛多次说过，人要经受挫折，经受磨难，才能成大器。陈借读《西游记》，将这句话加以发挥，认为人要求知，遭受的苦难必然要多，但求知的人却仍要去求。
& & 二难，就是求知者要吃苦。吃苦，当然是一件难事。文中借述《西游记》中的事，来表达他已经感悟到：求知者必吃大苦，要吃得起苦。
& & 三难，就是求知者自我反省难。陈在文中没有借用唐僧自我反省之例，而是借用孙悟空自我反省之例来说明这个道理。孙悟空回花果山之后，八戒回来请孙悟空，终于把孙悟空感动了。孙悟空在回来时，在走过东洋大海时，他“下海去净净身子”，“用现代的用语来说，也有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他说：'我自从回来，这几回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气了。师父是个爱干净的，恐怕嫌我。’”孙悟空能下海净身，自我反省，才能生出许多本事，才能一心一意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最终成为齐天大圣、“斗战胜佛”。
& & 四难，就是求知要经历很长的时间。陈写道：“人类经历无知、愚蠢、迷信，到会有所知、会有所启发、会有某些清楚，这是一个长期的、非常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只能由各国具体的历史来决定。有的由东向西走，有的由西向东走。结果会碰到一起。”他还在文中举例子说：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讲过：一位日本学者，为了帮助人们战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605种药品，可见求知是长时间的事情。求知者要能够熬过这样的长时间，要经受此难。
& & 五难，就是求知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陈认为，求知的过程，要走很多弯路，这不以求知者的意志为转移；走了弯路，求的结果，又可能背离了自己原来的目的，这也不以求知者的意志为转移；求知者得到的知，往往是片面的，不全的，而片面的知，不全的知，不是求知者所追求的，这就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 & 六难，就是求知者实践难。陈写道：“'行动在先’，'原始为动’。如古代人说过，'人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实践开辟着求知的道路。求知的过程，即在实践——首先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只能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探索，逐步打开知的眼界。”
& & 从陈的这篇文章中所包含的他对求知者必经的诸多苦难的认识来看，他对自己的罪行还是进行认真反省的，而且，他虽然已是暮年，却愿意改过自新，努力把自己当作一个求知者。
& & 1989年9月，陈在北京病故。香港和台湾的报纸首先报道陈病故的消息。陈的遗体被送到八宝山火化。据在现场的陈过去的一些部下讲，火化时，没有讣告，也没有悼词。遗体被安放在按照惯例只安放病故的高级首长遗体的第一告别室，他的遗像也挂在那里。只有40多位他的亲属、老朋友、老部下、学生，前来为他送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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