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一步之遥啥意思姜文示范的立位体前屈方法是什么样的?我想试试

姜文的第二次“死”——《一步之遥》之“遥”
姜文的第二次“死”——《一步之遥》之“遥”
看完《一步之遥》,几乎没人说看懂了的。
有吐槽剧情的:这算是什么片子?一开始来段歌舞剧,中间插一侦探片,结尾又蹦出个枪战和爱情......这两个小时仨台阶,真让人受不了。有吐槽线索的:《让子弹飞》主题清晰,线索明了,有好人有坏人,观众一看就知道是啥,可是《一步之遥》的主题是个啥?姜文的爱情?可是姜文的爱情就是死了也不娶老婆吗?只恋爱不结婚?......
看着这些吐槽的评论,也真是让人醉了。
坦白说,第一遍看完,我自己也没怎么明白,所以又去看了第二遍、第三遍。(这是我对姜文电影一贯抱有的态度。莫说装逼,莫说痴迷,没办法,喜欢,愿意,就是这么任性。)
我一直坚信,一部作品,总有其自己“本来”的意义。也就是说,作者想透过作品表达什么。作品总是要表达些什么的吧?没话要说的人是不会说话的,而开口说话的人总是有自己的逻辑和意图的,总不会东西南北摸不着头脑地扯上一堆毫无意义的话吧?不信你自个说上一段话试试,说的话越多,话里面就越有逻辑,因为没有逻辑的话是说不下去的。
同样,没有逻辑的电影也是看不下去的,因为导演根本拍不下去。《一步之遥》的难以理解,并非在于它所讲的故事没有逻辑,而是它没有按照通常讲故事的逻辑去讲这个故事。“通常讲故事的逻辑”是种什么样的逻辑?就是《让子弹飞》的逻辑:开始、发展、高潮,原因、经过、结果......一目了然,从张麻子进城那一刻基本就能看到故事的结局:张麻子不服黄四郎,黄四郎不服张麻子,两个人接下来肯定要干起来,最后肯定是张麻子干掉了黄四郎......从故事的结构上来看,它有着通常故事所具有的完整性、稳定性和封闭性,所以观众一看就知道它要讲什么。(虽然各人对故事的看法不一样,但都从自己的理解角度觉得故事好。)
但《一步之遥》没这样。
《一步之遥》一开始就是高潮——人造的高潮,就好像春晚要在春天的晚上演,可它偏偏给放在了春天的早上。所以,清楚了这点的观众应该明了:电影一开始的高潮,并非电影所讲故事本身的高潮,而仅仅是故事的开始。
说到电影所讲的故事,不得不插一句,整部电影其实是以马走日的自述开始的,考虑到马走日在片尾已死,所以整部片子其实是死人在给活人讲一个故事,一个他最终被枪毙了的故事。而电影——在电影院上映的电影,本身就是故事。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一步之遥》是个完整的故事,《一步之遥》中的马走日自述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马走日自述中武六的《枪杀马走日》又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种故事套故事、电影套电影的呈现方法颇似两面对立的镜子,呈现出一种三重映像层层显现的韵味。(当然,你在这里说我过度解读也无所谓,因为我对这种有意思的故事结构向来抱有兴趣,就像当年读完《苏菲的世界》觉得很奇妙一样。)
《一步之遥》一开始,冒出俩主角,马走日和项飞田,马走日的身份是满清的皇室贵族(贝勒),项飞田是他的发小。但是时代变了,马走日喝完酒醒来就民国了,所以旧日的一切都已不在,如今混迹在“时尚之都、摩登之都、冒险家的乐园”——上海。而武七——这位在王朝鼎革中的新贵,来求马走日办件事,而且是全上海都说只有马走日能办成的事。这是件什么事呢?是把new
money变成old money的事。
money”,新贵,翻成当下的语言,就是暴发户(项飞田后来也指明了这点——“我们都是暴发户”),暴发户武七因为不知道什么是“锅气”而被一个意大利娘们嘲笑是“小刺喽”,顿觉受奇耻大辱,要把这个面子捡回来,所以来找马走日这个老贵族帮忙。马走日从一开始就显现出跟项飞田截然有别的贵族特质:第一,武七要杀王婆,马走日不同意,说王婆不该死。也就是说,和武七这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暴发户相比,马走日是非分明,谁不该死就不能杀;第二,马走日很在意“您”和“你”的称呼区别,说明和不懂礼仪的暴发户武七相比,马走日脑子里有极强的长幼尊卑等礼节意识。
对是非的分明和对礼节的尊重,正是古典贵族精神的一种表现。满清已亡,贵族身份已然不再,但贵族精神尚未消失,残存在像马走日这类遗老遗少之中。而和马走日相比,项飞田的出场则颇有意味。项飞田出场,是因为武七说到他很有钱,而项飞田第一句话就是迫不及待地问:有多少钱?项飞田对金钱极其灵敏的嗅觉和马走日对是非、礼节的在乎构成了一对鲜明的映照,两个人的性格及接下来的命运,开场即已隐隐可见。
而影片接下来就是“春晚”式的人造高潮。高亢的音乐、华丽的舞台、惊艳的服装、白晃晃的大腿,以及苍白夸张的台词和虚浮空洞的赞美......这一切让荧幕前的观众感到疲惫和厌倦。而事实上,疲惫就对了,厌倦就对了。仔细想一下,这场景不正是当下在我们每个人周围日日上演着的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聚会、派对、GALA、庆典、晚会、开幕式......?如果先知查拉图斯特拉(完颜英获胜加冕时的背景音乐选的即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会向荧幕前的观众宣讲,他或许会这样说:你们看了这些不是感到疲惫吗?不是恶心吗?不是厌倦吗?那么我告诉你们:你们每天就是生活在这样让你自己都恶心、厌倦、奢华却空洞现实中。你们每天就是这样恶心地赞美着你的领导、上司和朋友,同时也被别人恶心地赞美着。
影片的这一部分,简直就是眼前当下生活的浮世绘。它热闹,它喧嚣,它高亢,它华美,它自负地认为自己“就是历史本身”,它自以为是地认为“人类终于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然而,在这一袭“华丽的袍子”下面,不过是一片精神的荒芜和苍白,里面“爬满了虱子”。
我私以为,这段剧本的风格更接近王朔。王朔有嘲讽中国暴发户的前例。王朔曾在《非诚勿扰2》中借秦奋之口对穿梭于红酒宴会、社交场所的衣冠楚楚之士报以轻蔑和嘲讽:“冒充上流社会,哪有上流啊?我看全他妈是下流。”
作为在新中国的部队大院里长大的王朔,身份像极了影片中的满清贵族。众所周知,新中国的旧体制历经“改革”之变局,踪迹已然难觅——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无异于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正如满清经历的那场革命一样,催生了无数的新贵——new
money,也促生了形式上的old
money。王朔嘲讽中国的暴发户,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这群暴发户不仅在精神上一片蛮荒,在价值取向上也和影片中的武七没什么两样。
不要以为王朔真是个“一点正经没有”的“痞子”,王朔的“不正经”,其实正像影片中马走日说的那样:是装出来的。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假正经”,都在“装正经”,所以真正“正经”的人只有装“不正经”。(参看鲁迅:《魏晋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
甭看王朔批知识分子批的那么猛,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向来不屑——王朔“不屑”的,只是“假正经”、“装正经”的知识分子,从骨子里来说,王朔正是一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并对中国的new
money群体抱有绝对的文化精英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从王朔评金庸武侠的一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国资产阶级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们可以学习最新的,但精神世界永远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梦之中。”而影片的地理位置,从北京(《阳光灿烂的日子》)转到上海,其实是从一个时代转到了另一个时代,从满清转到了民国,从前三十年转到了后三十年,从阳光灿烂的“小时候”转到了拜金盛行、物欲泛滥的中年。
扯完王朔,继续扯电影。需要插一句的是,正在我扯这篇文字的时候,看到了余亮的一篇影评(二十世纪的所有美丽泡沫……与悲歌——评《一步之遥》),专门分析马走日和项飞田在舞台上的台词,颇有意思。这段“二十世纪的所有大话”我倒是没有看出来的,钦佩之余不得不再生感叹:姜文的电影,果然细致讲究、耐得住回味。就这点来说,也不枉自己暂停手头的工作,费时费晌地扯这么一篇长文。
影片接下来讲完颜英和马走日。完颜英是谁?前清的格格,仍是旧贵族的身份(从完颜阿骨打——这一大清王朝前身的开国始祖暗示可以看出)。但时过境迁,如今混迹在上海的花际圈,并“自食其力当上了总统”。完颜英的际遇,暗示了在商业化浪潮的挟裹下,旧体制赋予其特殊地位的“old
money”为了生存,也不得不自降身份、参与到这场全民狂欢的金钱游戏中。
但,完颜英并非像“new
money”那样,为了金钱和利益不择手段毫无操守。完颜英虽是个舞女,却是个有底线的舞女,这个底线,就是旧贵族身份所赋予她的对高贵的持守和深藏在她内心当中的对真爱不惜一切的追求。虽然置身于这场狂欢式的拜金游戏之中,但金钱却不是她所要追求的目的——她要把自己的所有彻底地、全部地统统捐出去,贵族气质的品质才是——“我低三下四过吗?我曲意逢迎过吗?”,奋不顾身的爱情才是——“我八岁那年许过愿:要是哪个男人因为我把别的男人打了,我就嫁给他。”......完颜英的死,也是因为爱情,因为心中那个期盼已久的婚礼——“见着喜欢的(婚纱),我就悄悄买下来,见着喜欢的,我就悄悄买下来”,以及婚礼上一个男人的浪漫誓言——“我就是要你说‘I
不过,以“装不正经”混迹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的马走日,拒绝了完颜英的求婚。他自己的理由是:“因为我还是个孩子。”(注意:影片中马走日两次提到孩子,下一次是向武大帅说:“您摸到了孩子一样的笑容。”)而当完颜英没好气地反问他“有你这样大的孩子吗?”的时候,他认真地回了一句:“孩子不分尺寸。”
马走日关于“孩子”的这段话,可以理解为跟完颜英的“不正经”之言,也可以理解为马走日拒绝完颜英的真实想法。“孩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童心未泯,意味着天真和良善,同时也意味着弱小和需要保护。为什么一个武七少爷都要求着帮忙的人还需要保护?因为在这个为了权力和金钱无所不用其极的“魔都”生态环境中,有底线的马走日远不是没底线的项飞田之类人的对手。
武七少爷要“体面地”把钱花了,需要马走日这个旧贵族帮忙——因为暴发户对“体面”茫然无知。但至于说如何挣钱,旧贵族马走日却一点忙也帮不上。如他自己所说:该花的钱花出去了,该挣的钱也花出去了。
所以马走日说了一句:“孩子不分尺寸”,这里的孩子,显然指的是孩子身上的品质,就像影片中马走日“满清贵族”这一身份其实指的是贵族式的品质一样——没有人会愚蠢地为逝去的身份贵族或血统贵族招魂,姜文的用意也显然不是在怀念过去斗鸡遛鸟的八旗子弟,而是别有寓意:贵族已死,但贵族精神和贵族品格不能死。或者说,传统的道德礼法社会已死,但道德和礼法不能死。(影片后来齐赛男介绍马走日:这是我的学生,信奉什么“一日为师,终生为母”,其实指的就是马走日在“魔都”这个礼崩乐坏的社会仍然持守着逝去的伦理道德。)翻成当下的话就是:做人得有节操,挣钱得有底线。而事实上,也正是这个底线,最终让马走日断送了性命。
完颜的死,把故事推入了另一个波澜:枪毙马走日。
马走日带完颜兜风,抽过鸦片之后情绪高亢神情恍惚,完颜不幸命丧野外。完颜丧命的现场,任何人一看都更相信是场谋杀而并非车祸。马走日思忖着自己如何是也解释不清了,想起找武六帮忙,因为武六的妈是他老师。故事到此,另一个接续完颜角色的核心人物——武六正式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武六,大帅和齐老师最疼爱的女儿,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留洋出国,热爱电影,一心想成为中国的卢米埃尔。虽然生活和追求上无忧无虑,但是却从小生活在谎言和欺骗中,“魔都”圈里的游戏规则,对她而言早已司空见惯。她母亲(齐校长)为了她专心学习,把她喜欢的男生全部转走了,而她也已同样将计就计的方式骗她母亲。
和完颜英一样,虽然生活在这样一个连婚姻都是一场赤裸裸的交易的家庭中,武六却未受家庭的影响,仍渴望着一份属于自己真正的爱情。她父亲教他娶小老婆的战术,她母亲教他找男人的战略......她一怒之下斥其母亲和父亲真是“一丘之貉”,而事实上,也正是对自己内心真爱的追求,导致了武六和家庭最后的决裂。(像极了巴金《家》里面奋不顾身追求理想和爱情的青年。)
那么,武六追求爱情的标准是什么?
和武六相比,完颜英的标准清楚明了:是一个“为了她把别的男人打了的男人”,武六的标准却并不那么明显,但却可以从武六对马走日的态度转变中看得出来。
这首先还得从影片的开始说起。影片一开始就埋下一个伏线:武六全场拍摄了马走日策划的这场选举,但却一直作为暗线伏在完颜英和马走日的故事下面,直到完颜英死去,第一个故事圆满结束,这条暗线才成了明线浮出水面,开始了第二个故事,可以说,正是这条暗线,让整个影片的故事情节元素繁多而不失条理。故事从完颜英的死开始,彷佛转了一个90度的弯儿,却转的合情合理、流畅自然。
事实上,不少观众抱怨情节转的太快的原因并非真正在故事情节上,而是对片中人物的态度和选择上:完颜英为什么突然向马走日求婚?武六对马走日的态度为什么有180度的转变?马走日为什么明明已经选择了变成“信封中的安南人”活下去却最终又选择了死?......正是人物这些摸不着头脑的举动和决定,让多数观众对影片的寓意大为不解。
而不解,就对了。
什么是“不解”?就是用通常的情理理解不通的行为。通常的情理是什么?就是项飞田的情理、武大帅的情理、齐赛男的情理、武七的情理、荧幕前面观众的情理......试想:如果马走日、完颜英、武六也按照项飞田、武大帅的情理行事,观众绝对不会感到难以理解。
影片的核心就在这里:马走日、完颜英、武六是“魔都”里的另类人。而故事的所有冲突、剧情的所有发展,都是因这几个另类人而起:完颜英的死、马走日的“舍己救人”、武六和家庭的决裂、马走日大闹剧场以及马走日最终的死......都不过是这群另类“不通情理”之人和另一群“情理中人”的冲突。
那么,问题又来了:这几个“魔都另类人”的“情理”是什么?
在完颜英,它是对高贵的持守和真爱的追求;在马走日,它是对项飞田舍己救人的侠义、对完颜英一世清白的舍命相搏;在武六,它是对完颜之死真相的执着、对父母之间“爱情买卖”的痛斥、以及对马走日侠肝义胆的惺惺相惜、和最终抛弃家庭的富贵显赫而愿陪马走日“一起去死”的义无反顾。
武六,恰似《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所不同的是,贾宝玉是一个从头到尾都连贯一致的形象,始终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而罔顾其它,而武六却是一个身处两个世界、同时用两种方式对付不同种类之人的形象。和马走日一样,武六有一个从模模糊糊到自我激烈斗争到最终下定决心这么一个逐渐“觉醒”的过程。
武六的“觉醒”,是一个为了“常理”认为的虚无缥缈的“价值”而舍弃现实利益的过程,是一个为了“精神”舍弃“物质”,为了“理想”舍弃“现实”的过程。而马走日从一个整日“装不正经”的人、不认认真真活着的人,逐渐成为一个为了完颜的尊严而宁愿去死不愿苟活的人,为了不愿再拖累武六而在临终前的“忏悔”时再次撒谎(“武六被我绑架了”)的人,也是一个“觉醒”的过程。
和《鬼子来了》里的马大三一样,觉醒的人最终都要死去,想认真活着的人最终都得死去。熟悉姜文电影的观众应该会发现,这是姜文在自己电影中的第二次“死”。
马大三的死,本可不死,是觉醒后的马大三自投罗网自己主动选择的死。马走日的死,仍本可不死,仍是觉醒后的马走日自投罗网自己主动选择的死。马走日舞台上挥舞大刀四处乱砍的画面,和马大三雨中持刀四处冲撞砍杀的画面,何其相象!
最终激怒马走日豁出性命的,是无法忍受完颜受辱的场景,因为“她是一个体面的人、她是一个要强的人”,正是对完颜这种气质和精神的共鸣相惜,让马走日最终没有选择变成“信封中的安南人”忍辱苟活,而是为了道义、尊严、以及捍卫被王天王这个公众人物歪曲了的事实和真相。
而武六,也正是在马走日这场情绪异常激动的砍杀后,开始重新看待“枪杀马走日”这件事情以及马走日本人。马走日带着面具对风车画下的武六坦言相陈的事实,触动了武六。要知道,武六的摄影机全程拍摄完颜英和马走日,但恰恰对完颜英如何死的画面没有拍到,所以在此之前就心存疑问:“谁看见他杀了?他怎么杀的?这些都没有,电影就没法拍。”
而武七的回应是:“姐,马走日杀没杀人很重要吗?”
这正是有底线的武六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武七——这两个同父异母兄妹的根本区别。
武六在听完马走日的自白之后,犹疑不决又终下决心地问了一句:“马走日,我能相信你吗?”要留意,武六在听马走日这段自白是表情异常的严肃和认真,因为这关系到武六对整个事件的看法以及马走日本人的看法。可惜的是,大多数观众在看到马走日SM的造型时,一直沉浸在娱乐化的情绪中,对最后武六一把撕下马走日的面具,居然是一片笑声(至少我在影院听到的是这种反应)。
如同对完颜的惺惺相惜最终让马走日宁愿死去也不愿苟活一样,对马走日的惺惺相惜,最终也让武六愿意舍去一切“常理”中的富贵身份和显赫地位而决意跟马走日一起死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整部影片讲的就是:在权钱世界的汪洋大海之中,几个未被其污浊之气彻底腐蚀的幸存孤岛彼此确认并最终做出超越此岸意义上抉择的过程。也正是如此,马走日在临死前最关心的是:武六后来怎么样了?——她最终的命运是同完颜英和自己一样悲剧性地死去?还是同项飞田和武七一样逐此汪洋的潮流而去?又或者是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鲁迅《故乡》的结尾:“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这不仅是导演对影片人物的追问,也可以理解为是对荧幕前观众的追问——“魔都”社会的生态环境,不正是眼下每个人所置身其中的生态环境么?从这个角度讲,整部影片就是对当下现实的隐喻——如果非要讲隐喻的话。
影片至此,又回到的最开始的问题:To be or
be?(“这本是大家伙的问题”)正是对这一终极性问题若隐若现又不懈不息的追问,赋予了影片超越个人视角(《阳光灿烂的日子》)、超越民族视角(《鬼子来了》)、超越国家视角(《让子弹飞》)的罕见思考深度。从这个角度而言,《一步之遥》的视野是世界性的。(这点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详细解读。)
也正是这些影片内在的精神气质,构成了这部影片的“灵魂”——如果没有这个,那么这部影片真的就像一些观众所说的只是个漂亮华丽却毫无价值的个人主义“大杂烩”。影片所有对物质世界淋漓尽致的呈现,都可以理解为对精神世界的一种反衬和暗示:华丽的舞台表演和奢靡的风月场跟完颜英简单执着的爱情观构成一对反衬,武六父母赤裸裸的婚姻交易和武六对马走日的爱情也构成一对反衬……说到武六对马走日的爱情,必须得多说几句。
武六对马走日的爱情,是纯精神层面的爱情,是对马走日气质和精神的惺惺相惜。它发生在纯精神领域,是“士为知己者死”的爱情,所以武六才对她妈说:“我是带走了他,可是我没睡他,因为我爱他。”也就是说,在武六眼中,它父母那种各怀肚肠的婚姻,不过是有名无实的肉体交易和买卖,根本谈不上什么爱情。
影片正是通过对物质世界奢靡繁华的“浮世绘”,反衬和暗示了精神世界的苍白和贫瘠。在这个没有精神的世界里,追求精神的人只能窒息或者死去。
马走日和项飞田,同样也构成一对反衬。马走日“舍己救人”(救了项飞田),项飞田“恩将仇报”(追捕马走日),马走日坚守贵族精神不渝初心,项飞田随波逐流八面玲珑,马走日为了朋友的尊严可以豁出性命(大闹拍摄现场),项飞田为了飞黄腾达可以“大义灭亲”(要枪毙马走日),马走日对眼前这个拜金社会适应的慢(仍信奉着“一日为师终生为母”的传统旧道德),项飞田则能迅速地适应了新的身份(“我现在是法国人,布鲁诺·项”)……两个人的差距,正如武七对马走日说的:“人家走一步,顶你走两步,俩日。”
影片的名字——《一步之遥》的“一步”之谜,在此也被揭开:马走日和项飞田,之间永远差着“一步”,但这个“一步”,却是要不要迈过底线的一步,要不要明辨是非的一步,要不要为了升官不惜出卖朋友的一步,要不要为了利益不惜抛弃礼义廉耻等价值操守的一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人虽然只相差“一步”,却是天壤之别的一步,“遥”不可及的一步,最终也是分开了生与死界限的一步……这正是《一步之遥》之“遥”的深刻寓意。
说到“明辨是非”,不禁又想到了《让子弹飞》。
和“天生就是装糊涂的高手”汤师爷相比,张麻子是个“自打娘胎里出来就不会装糊涂”的人。如果把两步影片放在一起对比,就会有趣地发现:姜文还是那个姜文,葛优还是那个葛优,两个人只是换“外”不换“里”,身份和片子变了,性格和情操却大类相似。只不过在《让子弹飞》里面,姜文一身戎装,跃马高呼“枪在手跟我走!”,酣畅淋漓地过了把英雄主义的瘾。相比之下,《一步之遥》中姜文的形象显然没有那么完美、那么精彩、那么无可挑剔。马走日并非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绿林英雄,而更像“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只想做一个人”的寻常人物。
而多数观众抱着对“张麻子”的期待,结果看到的却是一个“马走日”,失望之情,可以理解。但作品不是要宣泄读者情绪的,作品是要读懂作者意图的。对作品挑剔的姜文,几乎从不重复自己,如果再拍一部《让子弹飞》,的确过瘾,导演过瘾,观众也过瘾,但明显的,这样的电影太廉价,太虚假,太不真实。现实中想当英雄的人,大都是马大三和马走日的结局,张麻子是个让大家YY的英雄人物,但他不真实。所以来了个马走日,外壳是马走日,灵魂和气质其实还是和张麻子类似——不愿跪着生、不愿忍辱活,只是所遭境遇却大为不同。观众若不能看到这一点而只是一味地宣泄自己的情绪,实在是有点可惜。
理解到这里,影片的核心寓意基本已清楚。而各个人物的形象和行为也不再难以理解和琢磨不透。它是一场华丽的挽歌,一声无奈的叹息,一丝掠过心头的悲凉。而核心寓意既已明了,有必要对几个人物和几个画面的解读做点补充。
1、武大帅。
这并非一个项飞田之类的负面人物形象。事实上,他更像一个正面人物,虽然取了9个小老婆。
他务实、开放、有原则。
他跟武六讲的一通娶小老婆的战略,并非只是借口和托词,或许真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实,从他娶白俄公主这一事件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听说美国有个西点,就想在中国办个东点,训练中国的军人,虽然听上去有点好笑,却是一种积极学习他人优点的表现。
他要求大家饭前唱军歌,歌词就是“知道就是知道绝对不能装”。说明他本身也是一个实事求是、讨厌“装”的人。
他听了马走日“赛先生”(科学)的建议果然摸到了地,欣喜地决定“以后饭前唱军歌饭后就摸脚”,说明在事实面前他毫不掩饰、能接受新事物,思想开放。
他把武七和项飞田关在马棚中要处死,因为项飞田带武七嫖去了。说明他对儿女教育严格,虽然身为大帅,并没有放纵对子女的管教。
他说项飞田“不配做人”,让项飞田逆向进化从人变成猴。(这其实不仅是大帅的话,更是导演想说的话:项飞田这种靠出卖灵魂左右逢源的人,其实早已失去做人的尊严,“不配做人”。)
总体而言,武大帅在这个“魔都”的生态圈中,务实、进取、观念开放,并非一个像项飞田
“恩将仇报”、“大义灭亲” 那样有着根本性缺陷的人物。他唯一的缺憾就是“40多年都没笑过”,这是一个很好地适应了眼前这个新生社会的成功者,并且不应受到任何道德的指责,但是,由于对眼前的物质社会投入过度,精神世界对他而言显得陌生。
2、齐赛男。
和武大帅一样,这也是一个顺利地适应了眼前这个新生社会并也不应受到过分道德指责的人物。
她出身名门,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从读拉丁文一幕可以看出),并且年轻时也像武六一样,“如花似玉”,“喜欢那些倒霉的忧郁少年”。但之后却违其初衷,看中了大帅的前途,委身嫁与这个于“文化”一窍不通的武夫。
齐赛男的这一形象,颇有趣味。她是个怀抱理想但最终却向现实妥协的人。她年轻时,像现在的武六一样叛逆:“你说的这些话,我也对我妈说过哦。”从这点出发,同样可以理解马走日临死前为什么要关心武六的前途——她有可能也像她母亲那样,重走她母亲走过的路。想到这里,分明感受到:影片浓墨重彩的繁华背后,一股苍凉绝望之意跃然荧幕。
而有意思的是,影片最终选景选在了福建,从一个一个的土楼建筑可以看出。土楼建筑很有意思,整体上是一个环形,让人一看就想到一个词:“围城”。对,影片结尾紧张激烈的车战其实就是两个人力图冲破重重围城的努力。马走日死了,武六还活着,这是否意味着武六仍要重回到围城中重复她母亲重复过的生活?或者武六别有选择?影片到此结束,留下了耐人寻味的开放式悬念。而荧幕前的观众呢?荧幕前的年轻人呢?这是否就是对现实中你我的寓意:年轻时要反抗家庭反抗社会反抗齐赛男这样的父母前辈,到头来,结果是不是又都成了齐赛男反过来教导自己的子女呢?
围城,令人无可奈何的围城。
3、王天王。
这个人物前文几乎没分析到,但他却对马走日的死至关重要。
若非王天王饰演《枪毙马走日》这一剧目,马走日就不会义愤现身被警官制服,也不会最终真的被枪毙的结局。
王天王是个摇唇鼓舌的公众人物。他不问事实真相,不像武六拍电影那样追问:“谁看见他杀人了?他怎么杀的人?”,他也丝毫不去理会马走日给他的意见——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而只是一味地迎合大众的口味,引导舆论的导向。
他哗众取宠地造势,熟练地操纵着观众涂抹事件的真相,以至于让一件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情在人们心中却已“真实地”发生了——“我已经被枪毙两年了。”既然马走日已经枪毙了,那么马走日杀人的真实性就更无人去追问了。如果说马走日的死在主观方面的原因是自己最终忍受不了羞辱和苟活,在客观方面的原因则是大众舆论和媒体的宣传。
这里面有无影射的意味呢?想必是有的。
舆论能杀人,媒体能涂改真相,这些都并不新鲜,也是在当下几乎每天都上演着的事实——对历史“翻案”的冲动在中国向来颇有市场,并由此衍生出形形色色的“翻案”、“反翻案”、“反反翻案”等蔚为大观、精彩纷呈的景象。
新鲜有趣的是,就《一步之遥》这部电影本身而言,上映后却也遭遇了这样一种反讽的现实:姜文坦言,大家都忙着扮演王天王的角色,而根本没兴趣去看这个电影本身。
《一步之遥》的内容是当下现实生活的“浮世绘”,每个角色每个场景几乎都能反衬出现实中的对应物,而更让人感到意外和耐人寻味的是,它本身的遭遇居然也成了“现实”中的电影、电影中的“现实”。它想让观众明白王天王罔顾真相煽动舆论的“愚民之术”,可观众却偏偏演起了王天王。
好一个意味深长的悖论。
4、武六的“六”
有“索隐派”癖好的观众喜欢在数字上做文章,又是5加6,又是5加7……看得我也是惊呆了:一部电影要是让观众这么解读,导演真有点自虐的倾向。
我理解的“六”,虽说也带点自我解读的成分,却并非完全是信口开河。这个“六”,和《让子弹飞》里面张麻子的养子“小六子”有着某种暗合。
在《让子弹飞》里,“小六子”看到张麻子当上县长之后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威风之事,就跟张麻子说自己以后也想当县长。可张麻子却教导他不能当县长,也不能当土匪,而是要“有出息”:
“作学生、读书、多听这个(莫扎特)。”留洋:“西洋三年,东洋三年,南洋三年。”
《让子弹飞》的核心和寓意是:“没有你(黄四郎),对我很重要。”因为有黄四郎这样的官匪式人物存在,张麻子这样有精神追求的人就不得安宁,想“作学生、读书、听莫扎特”的人就活不好,说白了,就是在官匪霸道的社会,想专心搞艺术的搞不好,想专心追求精神的也追求不了,因为这些都统统只能匍匐在权力的面前奴颜婢膝。(想想本国的文化实力为什么一直不争气,想想其中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想想官本位是如何渗透到大学、教育、文化各个领域的?……我想说,一部电影能做到这里,已经相当不易。)
为了自己的尊严而不惜剖腹自尽的“小六子”未能留洋读书听莫扎特,这个理想的形象在《一步之遥》的武六身上实现了:武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留洋出国,热爱专注于电影艺术,不想着当县长也不想着当土匪……所以如果非要就武六的名字做一番内涵式的解读,我倒觉得,她是“小六子”的另一形象的显现,当然,这并非是要生硬地把两个形象两部电影拼在一起,而是说,这样理解,充满了趣味性,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读小说的人应该知道,有些小说家会经常在自己的一部作品中隐晦地提到另一部作品中的人物(虽然两者并无血缘、情节的关联),其中充满了阅读的趣味,对电影而言,也是如此。
说到武六的名字,顺便也提一下电影中其他人物的名字。
电影中每个人物的名字其实都很考究。比如马走日、项飞田,两个人的名字隐藏着片中揭示的“一步之遥”;比如齐赛男,看过影片的观众应该对“赛男”这一名字不难理解;比如完颜英,和历史上真实的“阎瑞生案”中的“王莲英”谐音,并且“完颜”一姓暗指完颜英的贵族格格身份;比如武大帅,“武”姓暗示了大帅的武夫形象……因此可以推断,武六、的“六”,必非随意起的名字,而是别有深意——况且这名字毫无女性气质。
结合这样的分析,或可对武六的“六”做出上面的理解。
如果说整部电影都是对当下现实的“隐喻”,是当下现实的一种“浮世绘”,那么钩姐儿这一形象对应的就是现实中教育体制下塑造出的大学生群体。
复旦外文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却去了风月场当经纪人,问其为什么,答曰:“学以致用”。
好一个讽刺意味十足的“学以致用”!
可这明显不正是你我眼前上演的现实么?现实中的“学生妹”难道不比电影本身更具讽刺意味么?
6、火车和周韵
影片最终的结束画面,是姜文从火车窗中探出头来回望在向自己张望的周韵。要注意,周韵的这个画面,在两个人聊“去泰山拍日出”时曾经出现过。其中寓意何在,我也并不十分的清楚。只是想到火车是姜文偏爱的镜头——在《让子弹飞》的结尾出现,在《太阳照常升起》的结尾出现,在《一步之遥》的结尾又一次地出现……觉得总有种说不出来的奇妙意蕴。
7、马走日的“忏悔”
马走日最终是在临终告白中死去的。在这个忏悔式的告白中,马走日说自己对不住武六,还骗了武七,最终念念不忘的,仍是老佛爷,仍是剪辫子,仍是那个改变了这个满清贝勒一生命运的大雪之夜。
马走日的忏悔,也是马走日精神的一次升华。须知,剧中人物,没有人像马走日这样活在忏悔精神之中的。马走日是一个连朋友“恩将仇报”这一行为都能设身处地地抱以善意理解的人:我也不能怪他,这是他的工作呀!而马走日的说谎、吹牛、说大话,其实都属“无害”的玩世不恭,并非毫无底线的过分之举。但即使这样,忏悔的也只有马走日,或者说,正因为是这样,马走日才能忏悔——这是一个追求人格完美之人必然的选择。
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朋友打电话,说他最近很纠结,工作上的、家庭上的、朋友间的……涉及到各种选择的困境。我听之后跟他说:你纠结至少是好的。只有看重某些价值的人才会对你这些问题纠结,纠结说明你还醒着,还未麻木,还未彻底被眼前的物欲社会所吞没。
扯了这么多,总算结束了,自己想说的也总算扯完了。
当然,电影本身还不止这些,它炫丽的服装造型、妙趣横生的人物台词、多种语言之间的穿插互换、经典电影镜头的模仿……都构成了其自身独特的魅力。而本文所做的,也仅仅是从故事切入,对电影做的一种解读。
扯了这么多,累吗?或许有点。或许在别人眼中,推却手头紧张的工作、用三四天的时间敲出个这么一篇长文,值吗?
没有值不值的。对一个写作者而言,表达的过程即是“痛并快乐着”的过程,清晰完整地表达完自己的想法,有一种“妙处难与君说”的轻松和愉悦。
我想,对以任何方式表达自我的人,这个道理都适用。
最后,想扯得再远点,扯一扯上文提到的“世界性”视角。今天不是圣诞节吗?圣诞节也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节日——只不过人家在宁静的圣乐中怀想耶稣,我们在热闹的狂欢中奔赴派对。
趁着节日也感慨一句吧:人类需要梦啊,耶稣的诞生就是人类最美的梦。
而姜文喜欢拍梦——作为一个导演,这个爱好充满雄心。
小说家写小说,有的喜欢直白铺陈,有什么说什么,读者一看就懂,几乎用不着多么吃力。有的却偏喜欢跟读者捉迷藏,和读者玩智力游戏。耐不住性子的,往往看不懂、读不下去。文学史上此类现象不胜枚举,没有人会怀疑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写作才华,但并非每个读者一开始就能读懂。
读不懂,再正常不过。多数人又不是从事这个的,术业有专攻嘛。
读不懂,却不求甚解,只发牢骚:“写的什么玩意儿,我都看不懂。”这并不是什么好的态度。
西方的话剧,长段长段的独白,语义却并不直白,需观众去仔细体会理解。这情形放到中国,早被窝在沙发上嚼着薯条看娱乐片的观众砸台了。
这里也并非刻意地要贬低国人——不负责任地骂两句中国人丑陋,早过时了。但就世界范围来看,国人的艺术欣赏水平确实不敢恭维。
都改革了,都开放了,人民币都准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了,咱总不能在艺术素养上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吧?
姜文的电影仿佛是个谜语,“横看成岭侧成峰”。要理解姜文的电影,并不容易。
但,不容易并不意味着不可以或不可能,更不意味着作品的不成功——如果说商业意义的不成功就是作品本身的不成功,那么请问:一本《论语》能卖多少钱?
思想家创造思想,音乐家创作音乐,诗人则创作诗......属精神的艺术品不同于属物质的实用品,客户多、市场大就一定意味着商品好。人类社会自晚近以来所产生的市场化,本质上就是民主化,就是用票子投票,就是大众说了算。
民主的现代社会和古典贵族社会的区别,并不仅限于经济交往的形式,它对人类更为深刻的影响和意义在于:由贵族精英们所塑造的价值体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何为“美”?何为“善”?(台词:什么是美的真谛?什么是善的意义?)在古典社会,由贵族统治者们说了算,由知识精英们说了算,由《论语》和《圣经》、夫子和教士说了算。市场化的发生,彻底打破了这种稳定的、明确的价值结构。何为“美”?何为“善”?由市场说了算,由消费者说了算,由用脚投票的票子说了算。
当然,现在谈论“在市场化的社会古典价值体系崩溃”这一事件,并不新鲜,倒更像旧事重提。至少一百多年前,尼采就为此发过疯。作为尚处于19世纪的哲学家,尼采早已敏锐地看到:眼前轰轰烈烈崛起的商业社会,必将颠倒整个人类延续了几千年的价值体系。
哲学家尼采在自己的书中化身为波斯先知查拉图斯特拉,向广场的群众宣讲“超人”的道理——因为“上帝已死”、从柏拉图到中世纪延续千年的神圣价值体系已死。(影片中完颜英获得花域总统时,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做背景音乐,私忖或并非巧合。)
那么,市场化有什么不好?商业社会有什么不好?连跟资本主义死磕到底的马克思都承认:它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财富,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财富还要多、还要大(大意)。而本人的意图,也并非是要呼吁回到已经远逝的田园牧歌或乡野村落。在财富和物质创造的效率上,市场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根本不需要任何的置疑。
那么,以尼采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后来的如萨特、福柯、本雅明、马尔库塞等人,为什么对资本主义明显没有多大好感呢?因为这些在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者们,在这样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都明显感受到了人类精神的普遍蜕化和萎缩。说的夸张一点,资本主义所能生产出的一切最好的艺术,都是对其本身进行批判的艺术。
电影的世界性视角也在这里:在金钱化的世界中追求价值的困境,在物质化的世界中追求精神的困境,这不仅仅是个上海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个中国的问题,而是商业化浪潮下资本主义社会全球性的问题。
那么,To be or not to
姜文的回答有着无可奈何的悲凉:To
be的人在这个生态圈中必须得死。被打死,被冤死,被迎合观众要求的刽子手杀死。而且,临死前还不忘颇有深意地告诫纯粹的艺术家、听不得别人说谎和吹牛逼的武六:你干嘛醒过来啊?你不醒过来不就少挨这一拳吗?
To be必须得死,not to
be可以活着,可以在金钱、权力和地位上都如鱼得水地活着,但面对的,是肉体交易的无爱婚姻、纸醉金迷的精神苍白和创造力的衰竭、粗滥的艺术品和贫乏的审美趣味(看过《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单向度的人》、《美丽新世界》的读者应该对这些会深有体会),所以,马走日之所以关心武六的结局,逼格升高点说,其实是在关心人类目前的这种文明未来将会怎样?
很明显,这已不仅仅是某个国家或某民族所要面对的问题,而是在全球化一统天下时代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正如影片中王天王说的:“电影是什么?是全世界的观众都看得懂的艺术。”姜文的这部电影,自己都说了:是拍给“全世界的观众”看的。
那么,问题又来了,作为荧幕前的你,作为“全世界观众”之一的你:To be or not to be?
一个17世纪提出的问题,留给21世纪的你我深思。
最后:Merry
Christmas!(“世界语言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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