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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媒体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双重影响
要】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既给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带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挑战和风险。如何更好地发挥新媒体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正面作用，避免由于“数字鸿沟”等特点造成的不良影响，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问题。期刊网 关键词 新媒体
互联网络的发展带来了两种值得研究的现象：社会网络化和网络社会化。在对于社会影响的深度与广度上，博客、微博、微信以及社交网站等新媒体远远超越了传统媒体，新媒体因其庞大的受众参与、便捷的沟通方式、丰富的交流载体，在成为信息传播重要平台的同时，也成为了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活跃的载体，并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新媒体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促进与推动作用新媒体具有网络的去中心化特性，同时在传播内容和形式上也有着碎片化的特点，这些特性使得新媒体打破了传统的一元传播模式，推动了舆情民意向多元决策模式的方向发展。“网络社会使得社会权力分散化，分权、民主、多元决策成为网络时代民主的题中之义。在这种扁平化趋势下，享有权力、民主的人也是同方向增长的，分权越发展，享有民主权利的人也就越来越多。”①从参与和变革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新媒体对民主政治建设表现出以下积极影响：1、新媒体拓宽了人们的政治参与渠道对民主政治建设而言，保证人民足够的政治参与是关键所在。传统媒体盛行时期，人们的表达渠道并不畅通，因此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方式都十分有限。新媒体则凭借其独有的优势，成为人们政治参与的一种优良渠道。如：一些法案的出台，先将意见稿通过新媒体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公共节假日的安排制定，也通过新媒体广泛征求民意。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人们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并且这种广泛的政治参与也反过来促进了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产生了良性互动。2、新媒体提升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新媒体丰富多样的政治参与形式，便捷迅速的参与途径，在提升民众政治参与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其政治参与意识。新媒体时代，人们开始学习使用新媒体向社会传递来自“草根”的意见，更多的政治参与直接带来了人们“主人翁”意识的增强。开放的新媒体无疑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进一步提升了其政治参与的意愿。3、新媒体汇总舆情促进改革随着人们政治参与途径的扩宽和政治参与意识的提升，舆情民意在社会政治中逐渐凸显出重要性。新媒体正逐渐成为汇集舆情民意的公共空间，人们怀着极大的责任感和热情，通过多样便捷的形式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表达心声，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和建议。以孙志刚事件为例，新媒体在此事件的传播和讨论中，显示了其巨大的公共话语力量，并且反思社会的不足、政策的漏洞和相关部门的失职等等，直接导致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正式公布，以及原《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4、新媒体推动政府行政变革对于政府来说，新媒体最初是作为新型宣传工具使用的。但是新媒体很快突破了单纯宣传工具的定位，并推动政府对其应用的方式按照“单向不定向——单向定向—双向互动—媒体反作用增强”的阶段性变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行政公开、服务社会的政治理念不断增长，民众也由被动的行政相对向主动的政治参与者的角色转换。②新媒体同样发挥着媒体“监督政府”的作用，而且这种监督由于具有了新媒体特性，使其更加便捷和广泛。近来广受关注和热议的“微博反腐”正是其生动写照。同时，新媒体促进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政府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适应着社会的发展，变革着自己的职能，更多地放权于民。“小政府，大社会”成为一种呼唤，也逐渐成为一种现实。二、新媒体对于民主政治建设的负面影响我们在欣喜于新媒体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这背后隐藏的非理性、浮躁等不良现象。1、数字鸿沟阻碍公民更广泛的政治参与数字鸿沟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通俗来讲，数字鸿沟就是在信息的获取和传播上能力和水平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对于中国这样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问题显著，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状况来说，其负面影响尤其突出。较低的社会阶层或弱势群体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在信息传播中天然地处于劣势地位，导致他们在民主政治的进程中民主参与的程度、能力和意识处于弱者地位，继而使其群体利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数字鸿沟产生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信息贫困者被阻挡在网络民主的大门之外，利益诉求无法得到表达，信息穷人与信息富人之间的权益差距越来越大。③新媒体本身为人们的政治参与拓宽了渠道，但是社会群体意愿并未因此而完全得以表达，甚至可能由于媒介受众的偏向性而受到压抑和制约。2、无序的网络环境可能降低人们的政治参与意愿新媒体的匿名性、自由性等特点使得人们以此为载体的政治参与也存在相同的特点。新媒体环境中，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见，较少受到审查和把关。海量的数字信息使得这种把关和监控变得愈加艰难的同时，也给广大民众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进行良莠信息甄别加大了难度。因此，新媒体信息传播中，虚假信息的泛滥常常使得人们无所适从。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团体，故意在网络上发布不实信息，引发社会恐慌或动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不仅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更容易引发人们彼此间的猜疑和不信任，失去民主政治的参与意愿和信心。3、警惕“媒介审判”等的“多数人的暴政”新媒体是舆情民意的汇集平台，但并不能因此就认定新媒体上所有的意见表达都应该得到实施。鉴于新媒体在民主政治的进程中愈发强大的威力，以及“数字鸿沟”带来的民意基础窄化等隐忧，更应该审慎、理性对待新媒体环境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一是多数人的暴政；二是“街头政治”——动辄闹上街头，游行示威或暴力破坏；三是“文革”式的“网络大字报”。④除此以外，诸如“李某某案”中出现的“媒介审判”现象也应该引起媒体的深思和关注。当人们凭借新媒体平台，通过舆论的力量干涉了司法的公正，这种行为对于民主政治的伤害也就不言而喻了。三、如何加强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身处新媒体环境中，民主政治建设呈现出新气象、新面貌、新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需要面对的挑战和风险。新媒体是社会和科技进步的结果，是发展的潮流和方向，但不能因噎废食。因此，正视问题以早定良策，当为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选择。1、国家层面：善用新媒体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1）积极发展新媒体，保障民众言论自由。随着科技进步，新媒体的形式会进一步丰富，功能也会进一步加强。政府在民主政治的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充分意识到新媒体的作用，给新媒体的发展以较大的空间和宽松的环境，同时注意合理引导，防范方向性的错误。政府还应该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特性，进一步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这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只有民众的言论畅通无阻，舆情民意才能真实地被反映出来，才能更大程度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利用新媒体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民主政治建设越深入，公民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需求就越高。在国计民生方面，作为政府机构，理当接受人民的监督，阳光、透明地进行政府信息公开。而在新媒体时代，合理利用新媒体，能够有效快捷地实现政府信息公开。这既是政府增强服务意识的表现，也是公民更好实行民主政治参与的方式和途径。（3）充分发挥新媒体在政策咨询方面的作用。国家各项政策的制定实施，要想都经过全民讨论和协商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注重发挥新媒体在政策咨询、社会评估等方面的作用就显得尤为必要。新媒体可以较迅捷、广泛地反映舆情民意，形成较大程度上的社会共识，从而利于国家政策的实施和执行。发挥新媒体在政策咨询方面的作用，关键在于健全舆情民意收集与反馈机制，构建社会讨论平台。制度化、常态化、系统化，方能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建设提供可靠的智力支持。（4）注意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民主政治的建设应该最大范围地保障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数字鸿沟”现象的出现，使得弱势群体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而且这种弱势群体被侵害的现象愈发隐蔽和不易察觉。因此，需要政府和国家建立相应的应对体系，采取合理的弥补措施，让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保障，这才符合公平正义的民主政治要求。2、民众层面：提升新媒体素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1）提升民众的新媒体素养。所谓媒介素养是指在人们面对不同媒体中的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面对新媒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正确、有效地使用以促进其民主政治参与。因此，需要不断提升民众的新媒体媒介素养，也就是要理解新媒体的传播特性和规律，学会利用新媒体进行更准确的意见表达，更好地对新媒体中潮水一般的信息进行甄别和判断，善于利用新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等等。（2）更多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新媒体中，个人可能出现情绪化等非理性现象，而且纷繁复杂的个人意见难以形成合力，反而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不利于民主政治建设。因此，新媒体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应用要走向专业化、组织化的方向。更多建设社会组织，探索社会非盈利组织的发展，并发挥其化解矛盾、自我纠正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减少政府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本文是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微博客传播形态与影响机制研究》（2011SJD）的成果之一】期刊网 参考文献①聂德民，《网络舆论与社会引导》 [D].上海大学，2009②刘阳，《从宣传工具到政策指针——新媒体政治功能发展及政府应对》[J].《兵团党校学报》，2012（2）③李晓红，《新媒体：民主政治发展的双刃剑》[J].《湖北社会科学》，2012（9）④胡正荣，《权利表达与协商民主：辨析新媒体时代的公民网络社会参与》 [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1）（作者：周家旺，中国传媒大学学院2013级学研究生；金梦玉，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责编：姚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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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思想再思考　来源：人民论坛　&　　作者：南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张炳兰　　学术界对毛泽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的研究多集中于民主政治制度及其相关理论的概括，对党内民主的实现形式、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则较少。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贡献，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诸多有重要价值的思想，同时在党内民主的实现形式、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本文拟从这三方面对毛泽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思想进行再思考，为新形势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借鉴汲取的经验教训。　　党内民主的实现形式　　从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进程来看，实现党内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是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关键。党内民主的建设，必将有利于人民民主的推进，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整体建设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在党内民主的实现形式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有如下贡献。　　党代会常任制。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内民主的根本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根据列宁倡导的思想，明确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届代表任期五年，每年召开一次全会。同时，新章程对各级地方党委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也做了相应的规定。虽然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制度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甚至在文革中一度遭到破坏，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制度建设方面奠定了规范的基础。　　党内监督制。加强党内监督，“党要管党”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报告在讲到党内监督时，明确指出，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既需要来自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的监督，其目的都是为了党和国家的民主发展。同时，中共八大党章在1955年《关于成立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的基础上增加了各级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对上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关系也做了规定，并将七大党章关于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设立党的监察机关的规定修改为“党的中央委员会，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委员会和县、自治县、市委员会，都设立监察委员会”，从而把党的监察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用党章的形式固定下来，推动了党内监督的制度化。　　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能充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增强党的战斗力。毛泽东指出健全民主集中制对于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性，特别强调党的各级组织中必须无一例外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我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在党委会内部只能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党委制是集体领导的重要制度，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讨论，做到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统一，真正实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后，民主集中制曾得到很好的贯彻，可惜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没有能够坚持下来，被“文化大革命”的逆流所淹没了。　　党员的权利。党员的权利是党内民主的逻辑起点，每个党员都平等地享有党章所赋予的一切权利。毛泽东认为，我们党的事业是一项宏伟而艰巨的事业，仅仅依靠少数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的，只有充分保障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才能促进党员与干部之间的沟通与理解，营造出自由民主的氛围。在他的领导下，我国的党内民主建设出现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但反右派斗争对党内民主危害极深，不但破坏了党内民主，而且也破坏了人民民主。　　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高形态和根本目标，是实现高度的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通过建国后的继续探索和实践，毛泽东带领全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立和完善了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石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保障了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民主选举。党的第一届领导集体曾思考过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扩大人民民主的思想主张。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毛泽东认为，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共和制、伪宪制等不符合中国国情，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只会是死路一条。因此，他得出的历史性结论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国体，只能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与之相对应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只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采取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实现了真正形式上的人民当家作主。通过普通的民主选举，人民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大都需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同时，在选举方式上，毛泽东认为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方式肯定是要推行的，但不可能也不应该立即采用，因为“中国大多数人民群众，主要是劳动人民还不识字，过去没有选举的经验”，“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①　　民主参与。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民主管理，确保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的真正实现，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毛泽东提出人民不仅要享有广泛而自由的民主权利，而且要参与民主管理。社会主义的民主参与，要求大众传播媒介向普通民众开放，允许公民个人和群体的自主参与。像报纸刊物、广播、电视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任何个人都拥有知晓权、传播权、对媒介的接近和使用权、接受媒介服务的权利。　　民主协商与民主决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体现了民主协商与民主决策相结合的独特机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参与制订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应当说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建国大纲，都是民主协商与民主决策相结合的伟大成就。此后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继续实行同民主党派民主合作的政策。在土地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等重大事件和决策上，党和国家都坚持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真诚的广泛协商，并且创造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民主形式。1954年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人民政协作为社会各界参与国家事务、促进民主发展的主要组织机构，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责任编辑:蒋正翔]1&&&&&共3页相关报道猜你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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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哪些重大成果
日 08:20:48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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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治的新发展，体现着人类社会普遍的政治价值，从根本上说，支撑这些政治变革的普遍价值，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
&&& 近年来，“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政治进步的成果在我国宪法修正案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图为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有关条款。&&&&政治意识形态的这些重大变化，直接导致了现实政治的变革。从民主治理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的创新直接促使或极大地有助于中国政治在以下这些方面的重大变化。&&&&其一，党和国家开始适度分离，党的活动被限制在国家法律范围之内。党和国家不分，党与政府不分，是传统政治的最大特征。毛泽东把这种政治体制称作“党的绝对一元化领导”。改革伊始，党的领导人就把“党政分开”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一度甚至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经过20年的努力，我们虽然还没有达到党政分开的理想目标，但毕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打破了“党的绝对一元化领导”模式。这方面最重要的两个进展是:第一，中国共产党自己正式宣布，党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必须在国家的法律范围内活动，没有任何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二，党不再代替政府作为直接的行政管理机关。中共的十三大政治报告还专门论述了党政分开，党不得代替政府直接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国家政权、群众团体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党应当保证政权组织充分发挥职能，应当充分尊重而不是包办群众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并且重申，党对国家的领导不是简单的行政领导，而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其二，依法治国，初步建立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悲剧之所以能在中国发生，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法制不健全，政治统治依靠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鉴于这一惨痛教训，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在改革一开始，就特别强调法制建设，并且提出了建立“法治国家”的长远目标。首先是修改宪法，并在1982年颁布了新的宪法。接着开始修订和制定一系列新的法律。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确立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过程。从1979年到2005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通过了400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650多件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7500多件地方性法规。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到2010年，基本上建成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其三，扩大直接选举和地方自治的范围。改革开放后，中国领导人把民主的重点放在基层，强调基层民主。在基层民主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发展当属村民自治的广泛推行。198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在中国农村逐渐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国家权力机关不再直接管理农民事务，村长和其他村干部完全由村民自由选举产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参选率在80％以上。截至2004年底，中国农村已建立起64.4万个村民委员会。中国目前13亿多人口中有8亿多是农民，率先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四，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治透明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开始重视政务公开。所谓政务公开，即指党政领导机关主动地、及时地向人民群众公布重要的政务信息，特别是及时发布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重要政策法规信息和政务活动信息。政务公开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及时公布政府的立法和决策信息，政府在制定法规或政策时，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民众公示，让利益相关者提前知悉，并且尽可能地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二是发布重要的政务信息，政府要主动地、定期地向公众发布政府机构的设置、部门职能、办事程序等相关的政务信息，使公众享有足够的政治信息知情权。三是公开重要的数据信息，政府开始定期公布本地区的社会发展计划、专项规划、国民经济统计信息、预算方案和决算执行情况等。四是司法公开，即在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治安、户政、拘留、审判、起诉等问题上，政府相关部门要使相关当事人知晓这些警政事务，并进行相应的司法警务监督。五是任前公示，即党政权力部门的领导人在正式任命前，将拟任人选的有关情况公布于众，在规定的期限内听取公众对候选人的意见。六是全面实施“电子政务”，各级政府开始普遍设立官方网站，并在互联网上发布政务信息，进行网上办公，直接处理公务和接受公民访问等。&&&&其五，建立服务政府，改善公共服务质量。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在建立服务政府方面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主要有:一是大大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方便公民。二是普遍推行“一站式”办公，缩短审批时间，减少行政成本，大大地方便人民群众。三是强化行政责任，实行各种形式的承诺制度和问责制，避免过去经常出现的相互推诿和“踢皮球”，对失职的政府官员进行行政处罚。四是应急管理和急事急办制度，在“非典”危机后，中央政府带头建立了政府应急管理制度，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逐步建立相应的危机管理制度。&&&&其六，实行听证制度和协商制度，推进决策民主化。中共十三大就正式提出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要求，随着近些年“听证制度”、“咨询制度”和“协商制度”的推行，各级政府在决策民主化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听证制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引入中国，开始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鼓励进行政策听证和立法听证。&&&&中国政治的上述这些发展，都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它们本身都属于国内的政治改革。所有这些政治发展和政府创新，哪怕最初源于对西方文明的借鉴，也都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都是与中国具体的国情相结合的结果。中国政治的所有这些新发展，都体现着人类社会普遍的政治价值。从根本上说，支撑这些政治变革的普遍价值，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中国正在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政治模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理想目标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既明显不同于过去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更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模式；相反，中国正在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政治模式，中国共产党把这种政治模式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理想目标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这种政治模式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因此，我把它称为“增量民主”。我在这里提出的增量政治改革和增量民主，有以下八个方面的主要特征。换一个角度看，这八个方面也将是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主要趋势。&&&&其一，中国民主的发展将是一种“增量式”发展。中国的民主改革将以“存量”为基础，即以已经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经验为前提，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发展民主政治的速度和力度将与既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按照增量民主的理论，旨在推进民主治理的重大改革，必须拥有现实的政治力量，取得大多数人民群众和政治精英的支持，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这些改革应当最大限度地符合现存的政治法律框架，不能违背现有的宪法及其他基本法律。&&&&其二，中国的民主政治将在渐进发展中有所突破。中国的政治发展在过程上是渐进的和缓慢的，但将不时有突破性的变革。根据增量民主的逻辑，中国的政治发展从总体上看将是渐进式的。这种渐进改革或渐进民主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它不能离开先前的历史轨道，是历史发展的某种延伸。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这种新的“增量”，不是对“存量”的简单数量增长，而是性质上的突破。突破性的政治改革并不是一种休克式的政治突变，它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是长期积累性改革的结果，是一种厚积薄发。&&&&其三，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政治利益。下一步的政治改革将着眼于调整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缩小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基层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及困难群众最大限度地享受到改革带来的好处，将是未来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重点所在。&&&&其四，动态的政治稳定将逐渐取代静态的政治稳定。所有政治改革都必须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但增量民主所要达到的不再是一种传统的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而是现代的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动态稳定的实质是它绝不是像文革时期那样的无序状态，而是使秩序由静止的状态变为一种过程的状态，达到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其五，政治改革将持续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形成一种有序的民主。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人民的政治参与，人民的参与过程是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因此，积极鼓励公民的政治参与，将是贯穿中国所有政治改革的一条主线。但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必须是合法的、有组织的和有秩序的。发展增量民主的基本途径，就是致力于“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尽可能地将公民自发的、零散的、无组织的政治参与，纳入到党和政府主导的政治框架之内。&&&&其六，推进民主与加强法治将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从邓小平开始，中国领导人一直认为，民主与法治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法治，就没有民主。要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先就必须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法治的实现程度，几乎也就是民主的实现程度。中国民主政治的每一步发展，都将离不开法治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理想目标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发展民主与建设法治，将是中国未来政治发展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倡导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其七，培育公民社会，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让民间组织更多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政府更加主动积极地与民间组织合作，共同管理社会政治生活，扩大公民自我管理的范围，提高社会自治的程度，是民主治理的方向。因此，改革现行的包括社会保障体制、社会治安体制、户籍制度和社区治理制度等在内的社会管理体制，扶持和培育公民社会组织，让各种社会组织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八，通过三条途径，全面推进增量民主。在可见的将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将沿着以下三条路线图稳步地向前推进:第一，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拥有7000多万党员，聚集了广大的社会政治精英。没有党内的民主，中国目前的民主就是一句空话。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推动全社会的民主，是推进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第二，逐渐由基层民主向高层民主推进。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中央集权传统的大国推行民主，当然必须上下互动，由下而上与由上而下同时进行。但是，中国现阶段民主政治的重点和突破口是基层民主，一些重大的民主改革将通过基层的试验，逐步向上推进。第三，由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不论何种形式的民主，都离不开人民对政府领导及政府政策的自由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人民政治选择的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是由更少的竞争性选择到更多的竞争性选择的过程。中国的民主之路也将遵循这一规律。&&&&总之，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推进增量民主，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长远利益和根本价值，是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不可变移的直接目标。&&&&主题?链接&&&&中国近年来一些重大的政治进步&&&&●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原来的“两个文明”被扩充为“三个文明”，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终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道被正式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的基本目标。&&&&●1997年十五大政治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不久，这一目标又被写进宪法，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转变为国家的政治目标。&&&&●中共中央2003年提交的修改宪法建议中，明确地提出了“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的条款，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将这一建议正式转变为宪法条文。日通过的《物权法》则明确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意味着，国家像保护公有财产一样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从1979年到2005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通过了400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650多件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7500多件地方性法规。&&&&&&&&作者小传&&&&图三:俞可平:1959年出生，浙江诸暨人。政治学博士，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本观点”课题首席专家。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教授。出版《民主与陀螺》等著作30余种，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治、公民社会。&&&&&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指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随着经济社会不断推进，努力与我国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当代中国发展的全部历史已经表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疑是这个正确政治方向的真正要义，而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及其合法性程度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效利用“执政资源”的程度。目前各国执政党普遍认为，执政合法性已经成为既定政权治理国家和整合社会的重要政治资源。由于合法性问题具有如此重要的政治作用，因此它必然成为我们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政治领域的成就是中国不断地在往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和现代政党的方向发展，三者归结到一点，就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政治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1978年以前，权力过分集中，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来说，是权力集中到国家；从政府与政党的关系来说，是权力集中到政党；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说，是权力集中到中央；从领导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来说，是权力集中到个人。邓小平同志在号《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正确地指出了权力过分集中是政治制度的总病根，随后，在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上，不断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从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到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再到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从中可以看出，30年改革在政治领域的一大成就，是公共权力运行的理性化、制度化。 &&&
&&&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已经召开了50多次会议，研究决定关于党和国家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各次政治局会议，或者对我们党执政兴国、治国理政的方略进行筹划，或者破解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议题包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涉及教育发展、医疗卫生、社会公正、惩治腐败、民主法制等直接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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