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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部长的梁启超
2012年10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8篇
　　一 中国论文网 /5/view-4894858.htm　　在北京城的一个角落，东直门南小街，梁启超拥有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大四合院。我没有查到梁启超购买这座宅院的准确时间，但梁启超在民国政府内两任总长期间住在这座院子里，应是无误的。这条胡同自北向南沟通大菊胡同和东四十四条，长300多米，明代称“学房胡同”；清乾隆时称“官学胡同”，宣统时称“北沟沿”，因胡同临近水沟而得名。这座四合院位于这条胡同的23号，旧时的门牌是北沟沿13号，在胡同南段西侧，街门朝东。街门是被称作“西洋门”的屋宇式街门，街门内外各有一座“一字影壁”，透露出主人的身份。影壁往里，是垂花门及正房、花厅等建筑。院内各屋均由走廊相连，西部是花园，有土山、花厅和山石。 　　自从在戊戌年的秋风落叶中仓皇离开北京，梁启超就再也没有回到过这座城市。他逃亡时的惊险，在以后的岁月里时常闪回于脑海，让他感到痛苦和伤感。那年，在京城一片搜查的马蹄声中，他匆匆忙忙地逃到日本使馆，在那里，与决心一死的谭嗣同见了最后一面，在谭嗣同的头颅在菜市口被一刀剁下的时候，梁启超已经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的陪同下，瞒过严守城门的帝国军警的眼睛，逃出北京城。郑永昌在缎带日本外务次官鸠山和夫的密信中，回忆了当时惊心动魄的一幕：他们是在政变后的第6天，9月25日，换上猎装，登上一艘中国船，准备离开大清帝国的。黑夜的海面，反射着锡箔似的光，此外，什么都看不见了。世界仿佛消失了，只有他们粗重的喘息声。终于，有马达的声音隐隐地传来，由远及近。那是一艘船，他们后来知道，那是一艘名叫“快马号”的大清帝国的小蒸汽快船。凌晨2点，它追了上来，他们的表情变得严峻起来，呼吸凝固了，没有人说话，心却越跳越快，与越来越近的机船声相呼应。即使在黑夜中，他们也能看到“快马号”上清国军警刺刀的闪光。军警们叫喊着，说是怀疑康有为在船上，要求上船搜查。郑永昌拒绝了，军警就用绳索将郑永昌、梁启超等人乘坐的中国船缠上，向天津方向强行拖去。梁启超几乎已经成为帝国军警的阶下囚了，尽管军警们并不知道梁启超就在船上。过了很久，天亮了。晨雾飘散的时候，一艘巨大的日本军舰露了出来，那是停泊在塘沽的日本军舰“大岛号”。郑永昌看见了自己的救星，拼命地向“大岛号”挥动他手里的帽子，终于，“大岛号”上的水手看见了他，舰载快艇从船舷上放下来，迅速向他们驶来。大清士兵看见了，不敢上前，知趣地离开了。梁启超就这样，逃出了帝国军警的手心。 　　梁启超坐上日本人的军舰，孑然一身，什么都没有带，舰长送给他一本书，名叫《佳人之奇遇》，供他排解寂寞，在船上，他慢慢把它翻译过来，后来登在《清议报》上。 　　船到横滨之前，他还写下一首《去国行》，表达他逃亡的痛苦与茫然： 　　…… 　　潇潇风雨满天地， 　　飘然一身如转蓬， 　　披发长啸览太空。 　　前路蓬山一万重， 　　掉头不顾吾其东。 　　那一年，梁启超25岁；再次回到北京，他将至不惑之年。 　　他在1912年的9月里启程，几乎是循着逃走时的路径返回中国的。同样的秋天，眼中的景物甚至都没有变化，只是此时的心境，早已不复当年的凄苦。帝国的通缉令，在革命中消失了，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快乐： 　　在京十二日，可谓极人生之至快……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拱北辰，其尤为快意者，即旧日之立宪党也。 　　他在北京的住宅，自早到晚宾客不断，每天早晨七点，访客就已经麕集在他的客厅，他只好从被窝中被强拉起来，循例应酬，转瞬又不能记得访者的名姓，而夜里，直到两点钟，客人缓慢地散去。但梁启超不怕说，就怕不说，从前那个令他封嘴的帝国消失了，在这块土地上，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的言论。他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说： 　　吾在京旬日，无一日不演说，吾素不善演说，然在中国内，人人几以为闻所未闻，咸推我为雄辩家，中国人程度亦太可怜矣。 　　吾演说最长者，为民主党席上，凡历三时，其他亦一二时，每日谈话总在一万句以上，然以此之故，肺气大张，体乃愈健。 　　他经常与上一年归来的孙中山、黄兴暗中比较，他的信，不止一次地重复了这样的比较： 　　日来所受欢迎，视孙、黄过数倍，彼等所受欢迎会不过五六处，吾到后已十余处相迎矣。 　　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时过之十倍，各界欢迎皆出于心悦诚服，夏穗卿文引《左传》言，谓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盖实情也。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此来最合时，孙、黄到后，极惹人厌，吾乃一扫其秽气），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所及。 　　他在乎别人的态度，暴露了他内心不易为人察觉的一面——在这个革命后的国度里，他怕别人瞧不起他，对革命党人耿耿于怀。正是他心中的这份芥蒂，使推崇两党政治的梁启超，对国民党也不能宽容相待。 　　无论怎样，初返北京，是他政治生涯中辉煌的岁月。他也动了在北京住下来的心，他对女儿说：“吾极喜欢北京房子。”他需要自己的舞台，司法部后来成为他的政治舞台，而“北沟沿”的住所，是他思想和生活的舞台。 　　梁启超在北京住下来，表明了他结束自己漂泊生涯的决心，和他对故国政治的信心。在他身后，无数只书箱尾随而至。书是他的契约，书证明他不会跑，因为在北京有了书房的梁启超，绝不会丢下卷帙浩繁的书自己跑掉。书是他的老婆，书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20世纪的前20年，许多文化名人纷纷离开故乡，投奔北京，这当然与北京的地位有关，这座城里不仅云集了大量的官员、议员，也囊括了不可数计的文化精英，其中除我们熟悉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胡适等，也包括画家齐白石、京剧名伶梅兰芳等，他们的故迹至今可寻。连20年代应梁启超之约来华演讲的印度诗哲泰戈尔，都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他在演讲中把世界所谓大都市指责为“巨大的丑怪”，然后说：“你们的北京没有那样凄惨的现象，这个城子是人类集合的一个极美的表现，在此地平常的店铺都有他们简单的装潢。”这段岁月，不仅是北京的房产经济的活跃时代，也是城市文化史上最生动的一笔。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对于这座古都的热爱，不知是否从南长街这座四合院开始。
　　梁启超曾对友人说：“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 　　二 　　日，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本来，进步党是准备推袁世凯为党首的，但袁世凯为了避免与国民党的博弈表面化，没有接受，但为了与国民党抗衡，同意给进步党20万元的拨款，梁启超当即表示，要50万。 　　1914年初，袁世凯把国民党和刚满周岁的第一届国会一股脑地解散了，以革命派为班底的国民党一下子成了在野党，把政治真空留给了以立宪派为班底的进步党。8月下旬，北京的进步党人成立了“宪法案研究会”，还有一部分进步党人则组成了“宪法研究同志会”，两会虽然名称有别，宗旨却无异，都把精研宪法、推进宪政当作自己的政治目标。9月12日，进步党亦将两会合并为一会，即“宪法研究会”，集合了参、众两院的进步党议员160余人，这些曾经热衷于立宪运动的士绅阶层，本是有理想的一群，他们有一个“引导论”，即“引导”掌握政治实权的人走宪政之路。他们曾经将“引导”的对象指向袁世凯，现在，袁世凯有了新的替身——段祺瑞。 　　袁世凯死了，孙中山跑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留给了以段祺瑞为首的武人集团，和以梁启超为首的文人集团。这时的梁启超，决心“争取”段祺瑞，就像他当年试图“争取”袁世凯一样坚决，这是因为文人精英的力量太微弱了，他们需要时时看枪的脸色行事，他或许不会想到，以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就是在这时走上历史舞台，开始用思想与钢铁的枪管博弈。 　　梁启超的老朋友周善培不解，找到梁启超说：“我同老段（段祺瑞）有些交情，这个人自己是没有脑筋的，左右又是一班垄断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的人。我避之尚且不及，你这样一个与他毫无交情，又不免分取他一份权力的人，怎会去同他共事呢？” 　　梁启超说：“老段反对洪宪称帝，我们不该佩服他吗？” 　　的确，完成“三造共和”的大业之后，段祺瑞在梁启超心目中的地位陡然高大了许多，以至于他用这样的话称赞段祺瑞：“其个人短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与比。”在所有的幻想一一破灭之后，与段祺瑞合作，成为梁启超的心中唯一的选择。护国战争结束后，梁启超为恢复战前的统一竭尽心力。但他心里，还是把北洋当作中央的象征。从实力上讲，北洋军阀的力量胜过南方的护国力量；从历史渊源上讲，进步党人则与北方政府关系更深。因此，梁启超所求的统一，当然是在段祺瑞麾下的统一。此前，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此时，护国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曾在这场战争中与北洋军阀分道扬镳的梁启超，便与他们站到了一个战壕里。敌友关系的瞬息万变，唯有这段时期，表现得最为彻底。有人攻击他“善变”，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段祺瑞也对梁启超敬重有加，因此，尽管梁启超与段祺瑞在民国二年共同成为熊希龄内阁的成员，分别担任司法总长和陆军总长，但两人的真正携手，是从1917年打败张勋后段祺瑞组阁开始的，段祺瑞新内阁中，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在9席中占了5席，即财政总长梁启超、内务总长汤化龙、外交总长汪大燮、司法总长林长民、教育总长范源濂，可谓大权在握，前途一片光明，段内阁成为名副其实的“进步党内阁”。 　　民国二年（1913年），梁启超在熊希龄内阁时，就想做财政总长，被袁世凯阻止了。此时，在段内阁，梁启超主持财政部，抱着很大的希望。复辟政变刚刚平定，又逢对德宣战，国内纷争不息，军事支出不断增加，财政问题很是棘手。几年前立下的誓言“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似乎真的到了兑现的关头。 　　几乎与梁启超入阁同时，胡适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人问今日国事大势如何。答曰：很有希望。因此次革命的中坚人物，不在激烈派，而在稳健派，即从前的守旧派。这情形大似美国初年的情形。……” 　　周善培对梁启超说：“我也因为佩服老段这一点，所以继续做朋友。” 　　梁启超疑惑不解，问道：“为什么做得朋友又不能共事呢？” 　　周善培说：“当然是两回事。做朋友谁也不侵占别人权利，一共事，权利问题就来了。你连这种极浅显的政治利害都分析不明白，还谈什么政治呢？你既然认定他能共事，我不敢妨害你的自由。我只看你最后长叹一声下台就是了。” 　　梁启超没有听从周善培的劝告。 　　书生的心，不容易死透。 　　知识分子究竟是应该成为一个知识的存在还是一个道德的存在？是苦苦维护学术的独立与尊严，“为往圣继绝学”，还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去“为万世开太平”？这始终是纠缠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两难，连梁启超这样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摆脱这种纠缠。他在书信和日记中，记录下他在两难之间选择的艰难。到了20世纪末，这一问题仍然困扰着中国知识分子。北大学者陈平原说：“那种以‘社会的良心’、‘大众的代言人’自居的读书人，我以为近乎自作多情。带着这种信念谈政治，老期待着登高一呼应者景从的社会效果，最终只能被群众情绪所裹挟。”孙郁则反驳说：“学人要‘纯粹’起来，确实太难，读陈平原谈治学之道的文字，多的是与学界之外的因素的抗争之气，真正的静观，谈得容易！”没有答案，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答案。 　　梁启超希望自己像俄国财政大臣维特那样，以西方的体制点石成金，通过改革让国家起死回生。梁启超为民国财政开出的药方是：利用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因而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他的第一步是统一硬币，第二步是统一纸币，从银本位引入虚金本位，具体做法是购买金镑，裨益国库，然后再发行公债，别辟利源。
　　时任财政部司长的贾士毅说：梁启超的见解虽高，效果却只是维持现状，民国的国库仍然库空如洗。张勋乱后，军费及善后费，急于星火，无法应付。各省已成割据一方之势，尾大不掉，中央命令，不出京城，国税难以解到，中央专款，也被悉数截留。梁启超仰屋兴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梁启超整顿金融和重建国会的理想只维持了几个月，就彻底垮了。与他的政治热情比起来，他的政治空间过于狭窄。他上任未久，就收到讨逆军总司令部送来的一份账单，要求财政部支付讨逆军费185万元。在讨伐张勋过程中，段祺瑞动用军队不过两个师和一个混成旅，共2万多人，战事也只进行了四五天，军费竟如此庞大，更可笑的是，所谓讨逆军总司令部不过屈屈几人，竟然报账85万元。这笔资金落入军阀首要的腰包是确定无疑的。只是梁启超不会想到，从他手底下流走的银元，有些竟然成为安福俱乐部用来对付研究系的资本。此后，一系列的“军费”开支账单如雪片般飞向财政部，令梁启超应接不暇。梁启超估计，到1918年6月，经常费用不敷已达5000余万元，再把已经垫付的各种临时军费加上，总赤字将超过6000余万元。梁启超煞费苦心编制的财政预算全面崩溃。 　　这个秋天，梁启超每天都到财政部，只是办公时间不多，坐一会儿就走。梁启超给国外的朋友写信说：“国内种种紊乱腐败情形，笔难能罄，吾在此日与妖魔周旋，此何可耐。” 　　时任财政部官员惠隐回忆说：任公本大权在握，可施展其抱负。不料到任多时，一筹莫展。任公本是一介书生，与金融家格格不相入。财政部权力所及，竟只有一家中国银行。孰知该行金库，也空空如也，自救不暇。与其他交通银行及各野鸡银行，一向缺乏感情，不免碰壁，妙手空空。每天坐此针毡，不是任公所能忍受的，不到半年的光景，任公就废然求退，很快就辞职了。任公当财长，任内未能兴一利，革一弊。 　　研究系天真地以为自己初步掌握了政权，而事实上此后的国务会议上，身为总理的段祺瑞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等回到府邸后才与徐树铮商议国是，通电各省。正像徐树铮私下对段祺瑞说的那样，“梁、汤辈只能利其虚声，点缀北洋门面，实在事，还要我们自家有办法”。徐树铮曾说过一句重话：“我辈冲锋陷阵，始奏联功，结果乃为几个文人造机会，恐必有愤慨不平者。” 　　梁启超与汤化龙也逐渐明白，“北洋派把我们当文案老夫子，不是国务员”。日，梁启超上书请辞，他在辞职书上写道： 　　窃启超一介书生，二十年党锢，功虽迂于牖国，志实切于挽时。属际艰虞，重承鞭策，使膺计部，重备阁僚，奉职以来，精诚殚耗，乃竭拘墟之见，未穷应物之方，时变环乘，赞襄无状。…… 　　这一天，梁启超头痛欲裂，他在给张仲仁的信中写道：“或是用脑太过，刺激太甚所致。”几天后，梁启超收拾好东西，返回自己的书房。 　　三 　　梁启超没有从政坛上完全隐身，他手里还捏着一张王牌：研究系。 　　然而，梁启超并不知道，金钱可以把一切变成商品，包括忠诚、理想、信念，当然也包括国会的选票。而小徐，则是一掷千金的买主。 　　徐树铮信誓旦旦地说：“自民元以来，政府为国会操纵，闹得天翻地覆，曷若自个组织，简直和编练军队一样，我有子弟兵，则操纵在我。” 　　1917年8月，被称为“小徐”的徐树铮突然变得无比忙碌。在任命梁启超为财政总长之后不久，重掌内阁的段祺瑞又任命徐树铮为陆军部次长。徐树铮对段祺瑞说：“民元以来，政府办事，国会捣乱，往往事情办不成，还闹得天翻地覆。因此，不如我们搞一个组织控制国会，就像编练子弟兵一样，可收指臂之功。” 　　这一“创意”立刻打动了段祺瑞。它再一次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徐树铮的价值。段祺瑞要他们尽快筹办，并答应从对日借款中拨出80万元作为筹备费。不久，徐又私自从奉军司令部提款150万元充作开办经费。 　　尽管段祺瑞跟梁启超、汤化龙主持的“研究系”合作，组成了临时参议会作为临时代议机构，然而，对于段祺瑞来说，根本的解决，还是选出一个听话的国会。在这个三权分立的结构中，段祺瑞从来没怕过总统，扫平张勋，“三造共和”之后，段祺瑞试图以责任内阁限制总统权力，这是他把总统职位送给冯国璋这位北洋兄弟，自己甘居总理的原因之一。总理大权在握，总统不过是橡皮图章，黎元洪如此，冯国璋亦应如此。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做袁世凯的替身，不愿意继承袁的负资产。而国会就不同了，国会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与那些不听话的脑袋与不安分的嘴巴打交道，从来都是一件头疼的事情，连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都无可奈何，最终只能悍然解散国会，也把自己变成了众矢之的。段祺瑞不打算这么做，曾在德国留学的段祺瑞，比袁世凯更知道国会的价值，它的存在，是民国与帝国最重要的界限，它是民国的门面。 　　段祺瑞需要一个可以控制的国会，一如他需要一个可以控制的总统。但冯国璋不愿意做傀儡，国会想必更是如此。于是，这个历史性的任务，就落到徐树铮的身上。那一年，徐树铮37岁。 　　1901年，22岁的徐树铮在济南与段祺瑞初次相遇。段祺瑞给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职务——总办记室（秘书）。徐树铮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在段祺瑞的提携下，徐树铮34岁时就当上了陆军部次长，是中华民国当时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袁世凯称帝时，因力主段祺瑞抵制，遭袁世凯罢免。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徐树铮第二次担任陆军次长，同时兼任国务院秘书长。在府院之争中，又被革职。1917年，他策动了张勋赶走黎元洪的“张勋复辟”事件，没想到张勋借这个机会复辟帝制，他又策划了讨伐张勋的“讨逆军”行动，成功后，第三次担任陆军部次长职务。短短的3年中，徐树铮“三落三起”，几度变脸，唯独对段祺瑞，他肝脑涂地，至死不渝。 　　徐树铮这员武将，就这样在民国的政治舞台上唱起了文戏。他是如何把目光投向安福胡同的，我们不得而知，有一种说法是，胡同里住着民国的重要人物梁式堂，此处离段祺瑞住的府学胡同不远，便于及时沟通，所以他们选择了这条胡同，至于梁式堂与徐树铮的关系，已很难考证。总之，在这里，他迅速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名曰“安福俱乐部”。南海胤子在1920年由北京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安福祸国记》一书中写道：“当时是一个寻常俱乐部，请宴召妓，皆用安福胡同梁宅名义，不用安福俱乐部名义。”吃喝嫖赌为他们的政治交易保驾护航。南海胤子形容当时的场面时说：“安福胡同内，车如流水马如龙，人如蚁赴，门如市。”安福俱乐部的成员中，不乏国民党和进步党的老党员，许多人还是第一届国会的议员，无需问路，凭借嗅觉，他们就能准确地找到安福俱乐部的地址，这些人，每月都会从徐树铮那里领取300元的津贴。那些曾经慷慨激昂、志存高远的党人，一朝迈进这个俱乐部，就无不成为五毒俱全的赃官，金钱享乐的效用，让人不觉心惊。
　　近百年后，在共和国的街景里，那条属于民国的胡同依然存在着，这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就在长安街的南面，以它老旧却结实的墙，庇护着它内部的居民。从胡同走过，一抬头，就可以看见中南海新华门。新华门，是由清代建筑宝月楼改建的。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中华民国政府接管了清室的西苑三海，并将中海和南海作为总统府，从那时起，中海和南海被合称为“中南海”。根据中国传统的建筑观念，总统府要面南背北，于是，袁世凯将位于中南海南墙内仅几米处的宝月楼下层当中三间打通，改建为总统府大门——新华门。中华民国政府还将新华门前的一段西长安街命名为“府前街”，将中南海西侧新开辟的道路命名为“府右街”。所谓的“府”，皆指总统府。此后，又将六部口以南的排水沟上改建的道路命名为“新华街”，还在新华门对面的“府前街”南侧砌筑了一道西洋式花墙，以遮挡背后杂乱破旧的老房，改善总统府前的观瞻。开通新华街时，安福胡同被分为东、西两段，北新华街以东叫东安福胡同，以西就叫西安福胡同。 　　似乎一切尽在小徐掌握之中。因为他有段祺瑞的支持，可以动用政府公帑，段祺瑞个人生活俭朴，但在这方面却出手大方。在这次大选中，段内阁毫不含糊，共支出了1000万元的选举经费进行贿选。 　　他甚至直接把他草拟的国会名单直接发给各省督军——在袁世凯时代，地方上的军政民政还是分开的，袁世凯死后，北洋军人索性把持了一切。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小徐在7月17日致湖北武昌参谋长何佩璇电文，为什么会如此露骨地讲明： 　　顷闻研究系拟加入数人，该党野心不死，万不可引虎入室，致坏全局。祈严加注意，勿为所惑为要。 　　1918年7月间，上海《申报》有一则报道说，湖北选出的安福系参议员，“大多数为研究系改嫁者”。江苏省原为研究系地盘，但该系当选的议员多为安福系所收买。 　　在段祺瑞的支持和徐树铮的领导下，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选举，成为宪政史上最烂的一届选举。这届选举，依旧采取复选制，即选区选出额定的初选当选人，再由这些当选人互相投票选出议员。这是一次商业化的选举，在商业原则下，任何违反宪法准则的行为都可能发生，比如，在江苏宁垣（今南京）参议院选举时，城内符合选举章程要求的选民人数为1400余人，四乡为1300余人，共2700余人。选举前，四乡的头领们，挑选出张大衡等46个人，每人冒充10人，进城投票；对于四乡的这种做法，南京城里的士绅们针锋相对，干脆把秦淮旅馆、第一春、长松东号等旅馆菜馆包下来，专供代人投票者吃喝；在江宁，出现了投票人哄抢投票纸的状况；在江北阜宁县，一人填数十票、上百票，也不是新鲜事，一个名叫顾培芝的投票管理员试图阻挡，却受到严厉的恐吓，在惊恐万状之际，居然上吊自杀了。 　　最终选举结果揭晓，在两院总共472个议席中，安福系得到335席，占71%，研究第仅得21席，不足5%。这届以安福系为主的国会，干脆被人称为“安福国会”。“安福国会”，是中华民国的第二届国会。 　　即使是花钱买来的国会，也需要一个体面的开张仪式。8月12日，北京宣武门大街到象坊桥一带，军警林立，沿路的民宅，都遵照警察厅的命令，挂上了国旗，象坊桥国会大楼的门前，彩牌高筑。上午9点15分，会堂铃声响起，开会了，这一天，参会的参议员106人、众议员358人，超过两院议员之半数。会议由参议员李兆珍任临时主席。冯国璋和段祺瑞相继致祝词，新国会宣告正式成立。同日，临时参议院改选国会的政治使命业已完成，宣告解散。 　　20日，众议院开会选举议长，安福系王揖唐以262票当选。副议长安福系原本已内定为王印川，但刘恩格不服。张作霖坚持，必须由刘恩格担任副议长，他斩钉截铁地说：“国会用我奉军军费200余万，而这些事竟要与我较量，我定有相当办法。”安福系慌了，只好紧急运作，王揖唐在安福胡同大办筵席，宴请议员200余人，希望能在觥筹交错之间划定政治版图。经过一系列繁琐的讨价还价，22日，众议院开会补选副议长时，刘恩格如愿，以176票当选，王印川被选为秘书长。22日，参议院开会选举议长，梁士诒当选议长，朱启钤当选为副议长。 　　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成立了，但各种荒唐行为并没有终止，转眼之间，众议院的办公人数猛增到500人。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秘书厅的办公人数总共只有100人左右，已经人浮于事，此时仅众议院的办公人数就多达500人，文书、议事、速记、会计、庶务五科，每科人数都多达四五十人，以至于每间办公室内，都拥挤着数十人，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有时为了争抢座位，竟动起手来，喧闹之声，传遍整座大楼。徽章也不够发，办公人员与门口警卫多次发生冲突，王印川秘书长想出一个高招，就是在他们的名片上，盖一款小印，作临时证件使用，至于办公场所不足，就只能要求各位科员，在家“办公”即可，不必前来画到，而薪水一文不少，这样的美差，自然受到拥护。 　　不到一个月前，孙中山接受了革命军政府的总裁职务，19日，南方非常国会决议否认北京政府之权力。 　　我们无法知道1918年的8月，当梁启超看到公布的选举结果的时候的心情——他是会哭，还是会笑？只能从他的书信里查到，8月、9月间，他生了一次病，医生诊断为肋膜炎，微带肺炎，咳中带血，服了很长时间的药，病情没有好转，只是不再加剧而已，他的面色，却一天比一天憔悴下去。 　　不知此时，梁启超对于两党政治的信仰是否有所动摇。本来，在他看来，一党在朝，一党在野，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在朝者组织内阁，在野者担任监督，可将政党政治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安福国会”成立这一天，进步党彻底沦为小党，为民国宪政画出了一整套路线图的梁启超，终于无力回天了。 　　此时，那些持有明确的宪政信仰的进步党人，会如何看待他们理想的主义与不理想的现实？而辛亥革命前用自己的生命祭献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理想的牺牲者们，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死亡换来的是这样一个不堪入目的政权，他们又会做何感想？他们以死亡，承担了对于国家的责任，而在这个国家，又有谁为他们的死负责？他们流血而死，而更多的人，则把人血馒头视为自己的最佳营养品，他们试图以死来唤醒民众、根除腐败的制度，他们死了，而制度依旧腐败，人民依旧麻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牺牲的价值，颇可怀疑。但长久以来，人们不敢，或者不忍这么说，只有鲁迅够狠，敢于说出这样事实，他不仅写了秋瑾的死，更写了吕纬甫的彷徨。吕纬甫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这说的并非仅是酒楼上的对谈者，是民国—— 一个飞起来，又跌落的国家。对于那些牺牲者来说，寂寥凄惨的民国意味着他们的又一次死亡，一次真正的死亡，比死亡更残酷的死亡。
　　张朋园说：“进步党以釜底抽薪的办法将国民党赶出北京的政治舞台，岂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反遭徐树铮的暗算。”梁启超绝对没有想到，进步党的价值，是依托国民党而存在的。在民主政治这个平台上，任何政党，包括敌对政党之间，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当进步党帮助北洋集团将国民党赶出国会，它的使用期也就过了，兔死狗烹，是它唯一的结局。这让我想起国会本身就是不同政治派别角逐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只有尊重和保护不同政见者，自己才能得到尊重和保护，也才能使政治博弈在一个正常的规则下进行。而那些党同伐异、企图将对手赶尽杀绝的人，必将逼起暴力反抗，将自己逼上绝路。 　　四 　　9月4日，安福国会组织两院联合选举委员会投票选举总统，到会议员436名，徐世昌以425票当选。继黎元洪、冯国璋之后，段祺瑞急需一个既是北洋系，又手中无兵的总统，徐世昌是不二之选。 　　1917年深冬，已经从财政总长任上下野的梁启超写了《人生目的何在》一文，刊载于北京的报纸上。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只提出了问题，没有提供答案，而请大家来答复他。梁启超没有得到任何读者的答复。 　　梁启超不会料到，自己苦心孤诣地奋斗，换来的只是现实的一地鸡毛，理想像灯影里的繁花，在他面前迅速萎缩，凋谢。他胸中虽有千军万马，手中却不过一支笔；他试图与政客妥协，与军阀合作，却一次次被利用、被愚弄、被抛弃；他无法撼动混乱的政局，反而被拖进泥淖。 　　周善培与梁启超相交多年，知之甚深，周善培说梁启超“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 　　梁启超当时愤然回敬说：“你难道不晓得今天不能办事吗？” 　　周善培却反问：“你难道早不知道今天不能办事吗？” 　　梁启超叹口气没说话。 　　周善培又接着说：“你讲了一生政治，你有几天是愉快的？” 　　梁启超没有回答他，只是沉默不语。 　　有一次，贾士毅办事到天津去，顺便去看望梁启超。谈起旧事，偶然问他近来为何没有政论发表，他回答说：“从民国二年秋间参加熊内阁主持司法部，直到民国六年夏天在段内阁担任财政总长，对于政事都没有一件收到积极的效果，可说是自己没有做好，所以也就不愿再发表什么政论，免得给人家说闲话。”说得非常谦虚，弦外之音，却包含了无限的感慨。 　　日，梁启超率丁文江、蒋百里等人，乘坐日本轮船横滨号起航前往欧洲。在长年的流亡生涯中，梁启超已经习惯了海上旅行的漫长和颠簸。洋面上波涛汹涌，恰如思潮滚滚，许多种朦胧的选择，不断出现在前方，刺激着人们的好奇心，也加剧了人们的迷惑。 　　一战后的欧洲之旅，梁启超亲眼目睹了“西方的没落”。他没料到，曾让无数国人艳羡不已的欧洲物质文明，竟在自相残杀中毁于一旦，陷入“一片沉忧凄断之色”。 　　在伦敦，他下榻的高级酒店连暖气也没有，甚至连火柴与糖也成了稀罕物品。好吸纸烟的他，自叹“没有钻燧取火的本领”，“只好强迫戒掉了”。 　　年近50的梁启超，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试图从西方的强盛中寻找中国的救亡之路，最终却感叹：“谁又敢说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动摇起来？” 　　欧游途中，他彻底放弃了科学万能的迷梦，主张在中国文化上站稳脚跟。归国之后，梁启超著成了《欧游心影录》一书，这本著作，是他告别唯科学论，从而倡导“中国不能效法欧洲”的告白。 　　他在书中写道：“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后来，在谈到革命派和立宪派时，梁启超说：“从前有两派爱国人士，各走了一条错路。”他说立宪派“想靠国中固有的势力，在较有秩序的现状之下，渐行改革。谁想这主意完全错了，结局不过被人利用，何尝看见什么改革来。”而孙中山的革命派“要打破固有的势力，拿什么来打呢？打军阀的还不是个军阀吗？排官僚的人还不是个官僚吗？” 　　政治上的穷途末路反而成全了他在学术上的纵横驰骋。学术照亮了他的道路，使他阴郁已久的心情终于明媚起来。自1918年3月开始，梁启超着手中国通史的写作。他经常连续写作三四十个小时。《戴东原的哲学》一文，就是他连续34个小时写成的。一次，他下班坐包月车回家，一路上专心地酝酿一篇文章。回到家时，文章腹稿已成，烟头却把棉衣烧了个小洞，他自己竟然丝毫没有察觉。梁启超的听差曹五曾经告诉梁的外孙女、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吴荔明：当梁先生在书房写作时，经常是左手拿着茶杯饮茶，右手拿着毛笔写字，若想起一件事情，杯笔不放，叫声：“来人啊！”等在门外的听差应声而入，他交代好事情后，立即继续写作。 　　中国现在运用较广的专业名词，比如政治、哲学、经济、文化、艺术、民主、干部、组织、宪法等都是梁启超首次使用的，其中大部分，是他在日本与革命党论战期间，通过日文转译的，从书房里挑起来的战斗，无意中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新学问，梁启超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拓荒者。梁启超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师，一生著述1400余万字，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完成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一系列重要著作，进入一生中的学术黄金期。政治领域的梁启超，不过是袁世凯、段祺瑞手里的一颗棋子而已，而在书房里，梁启超却找到了自己的杀手锏，那就是学术、思想、言论。在20世纪伟人的名录中，梁启超是极易被遮蔽的一位，但梁启超的伟大，无论怎样形容都不算过分。且不说他在戊戌变法、民国初建、讨伐袁世凯和张勋复辟，乃至后来巴黎和会外交这些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以他的瘦弱之躯挺身而出，仅从思想学术上讲，他对于中国的持久影响力，权力再大的人也比不过他。 　　1916年来到北京担任法国驻华公使馆三秘、196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圣琼·佩斯，把梁启超誉为“知识分子里的王子”。学者梁启超，与政客的勾当隔着永远的距离，因此，他永远不会知道政客在干什么。他有一个温暖的家，每天晚饭后，全家人都聚拢在一起，听梁启超讲他对历史和人生的看法，温厚的声音如丝如缕，进入子女们的身体和未来的人生，后来，从这扇门里，走出了3个中科院院士——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一个西点军校毕业生——后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炮兵校官的梁思忠，其他子女皆各有成就。
　　五 　　1920年，吴佩孚率领他的直系军队一路高歌，直捣北京，“安福系”的末日来了。在直奉军阀宣布的战犯名单中，徐树铮荣登榜首。原因很简单，这个“合法”产生的国会，除了段祺瑞执掌的皖系军阀，谁也代表不了，连北洋的其他派系都代表不了。皖系军阀这个利益集团，过于看重自身的利益，从而失去了全部的利益。他们把既得利益群体的范围划得太小了，从而把大多数人排斥在外。他们排斥的人越多，他们受到的排斥也就越多。这样的事情，从晚清到民初，已经一遍又一遍地重演了，但没有人引以为戒，是因为权力如同金钱，一旦拥有它，就立即会变成守财奴，没有人愿意给别人施舍毫厘，最终只能等着别人来抢。 　　紧接着，传出段祺瑞下野的消息。 　　但段祺瑞有种，留在北京等着吴佩孚来抓，他的胆气里，透着轻蔑；但吴佩孚更有种，始终没碰段祺瑞一根毫毛，他以同样的轻蔑回敬老段。 　　中国的百姓为自己及时地寻找了一位新的“救星”。日，吴佩孚成为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成为第一个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这似乎表明吴的威望不仅在国内达到高峰，在国际上也受到普遍认可。甚至还有一位名叫露娜的德国小姐，怀揣着一纸从北京德国使馆的亲戚那里得到的一纸介绍信，以及对英雄的敬畏之心，千里迢迢赶到洛阳，要求嫁给这位“黄澄澄几根鼠须，乌糟糟两排黑齿”的吴大将军。 　　著名报人徐铸成后来回忆说：我的一位做小学老师的堂兄，因为报上的报道，特别崇拜吴佩孚，说吴是了不起的英雄，神机妙算，用兵如神。吴打败了卖国政府，总算有救，不会亡国了。 　　日，另一直系军阀曹锟在保定迎来了61岁的生日。茶余酒后，曹锟的弟弟曹锐以闲聊的方式说出了他三哥的心里话：“咱们三哥与冯（国璋）、段（祺瑞）都是北洋派的同期前辈，冯、段做总统和内阁总理，三哥年过六旬，做做总统有何不可！” 　　马克思有句名言：历史总会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是闹剧。在梁启超的悲剧之后，曹锟的闹剧果然开始。北京甘石桥，又一个俱乐部应运而生，这是新一轮大选的筹备机关——议员俱乐部。在这里，曹锟这个早年的津门布贩子经营起了他的政治生意。这一俱乐部为议员们准备的收买费为每月600元，比安福俱乐部涨了一倍。这一经济手段果然见效，在经济杠杆的作用下，那些理直气壮的离京议员又理直气壮地返回，而主张“先宪后选”的议员也纷纷收回成命，改为主张“先选后宪”了。 　　日，曹锟期盼已久的总统选举会终于在北京举行。选战前夜，众议员邵瑞彭突然向北京地方检察厅告发贿选行为，并出示了相关证据。但北京地方检察厅置若罔闻。邵瑞彭见势不妙，迅速将家属送出北京，自己也转道天津，前往上海避祸。 　　甘石桥大选机关如临大敌，门前停放的汽车达几百辆之多。与此同时，拆台派也在六国饭店唱起对台戏，用钱收买议员不投票，价格一路涨到每人8000元，终因财力不继而败下阵来。他们先后只收买了40名议员，这40人中，还有两面拿钱的。 　　5日上午，一场载入史册的政治闹剧拉开了帷幕。这一天上午，北京军警出动了大批人马，北自西单牌楼，南至宣武门外大街成为他们漫长的战线。“宪兵警察在象坊桥东西两口夹道排队，除议员及参观人员外，任何人不能通过。……无论国会人员和旁听人员，入场前必须经过人身搜查，女宾由女侦探担任搜查。旁听席限制很严，必须取得议员的介绍证件，并规定入席后不得擅行退出。这些情况，分明是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战时紧急状态，哪里像个选举总统的庄严会场！” 　　总统选举会召开的法定人数为583人，由于国会议员们的故意拖延，原定于上午10点开始的总统选举会，到11点40分，才有400多人签到。吴景濂急得团团转，派他信任的议员分头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强令每人至少要拉一人回来。为了吸引议员，临时提高了收买议员的价格，只要参加，即使不投票，也一律发给5000元。经济杠杆再度显出了威力，参会议员很快超过法定人数，选举得以如期举行。 　　如同当年段祺瑞操纵的大选一样，选举取得了圆满的结果，在590张选票中，曹锟如愿以480票的“高票”当选。耐人寻味的是，选票排名第二的，是一毛未拔的孙中山，共得33票。 　　第二天，在“选举”中排名第二的孙中山就对记者发表了他对曹锟的态度：“曹锟串同无耻议员，谋之已久，今日之事，早在人人意料之中。日前我曾通电宣言警告曹氏，冀其觉悟，今竟冥顽不灵，甘冒不违，只有重行兴师北伐之一法。”10月7日，中国国民党发表申讨曹锟贿选窃位宣言。 　　面对曾被段祺瑞视为深渊与陷阱的总统职位，曹锟心急火燎跳了进去，果然劫数难逃。陶菊隐写道：“曹锟未做总统时，当然是个威风凛凛的人物，而跨入新华宫不久，就开始尝到了以前历届总统所尝到的各种苦味，如兵不能裁，督不能废，军饷无法应付，财政无从整理，等等。他不但不能统一全国，而且不能统一直系内部……北洋派元老王士珍看了这些情况，曾经意味深长地叹息着说：‘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曹自己也向手下人大发牢骚：‘你们一定要捧我上台，却是叫我来活受罪！’” 　　曹锟的政治交易总共破费了1356万元，当然，这不是他自己的钱。 　　1925年底，冯玉祥设局邀请出国考察归来的徐树铮北上，段祺瑞未能阻止。段祺瑞的这位多年部属与知交，被冯玉祥部属张之江截停火车，枪杀于廊坊。 　　“三一八”以后，段祺瑞下野，火车经过廊坊时，他打开车窗西望，历10分钟之久。这里正是徐树铮被杀之地。许多年后，段家后人祭祖时也要给徐树铮上香。 　　这是段祺瑞的遗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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