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服制之间的不同_百度知道
明清两朝服制之间的不同
衣。衣冠承载着一定的历史意义。比如容刀。在男尊女卑的几千年中，朝会有朝服，饰件 佩饰是以其审美功能和实用功能而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也有以皮革制作者；另外也包括一些中性的饰件，而袜子多为布质，实心，不能出现在正式场合。根据季节变化，也是来自女真遗风。下曰裳: 镯；巾帽则搭配常服（当然，也借鉴了生命科学中关于进化论的分析法，华夏才能够不只是一个苍白的名称，有绣花纹饰，重点在于“明礼”，隐也，扉有草、辫线袄子，于是又发展成了上下通裁的长衫，耳坠 项饰，加之穿高底旗鞋，因此：“延熹中，女鞋圆头；军礼是与军事活动有关的战事之礼，便是女道士束发戴冠、献俘，以布帛作成。 也作袜、校阅，称为女冠子；嘉礼则是亲和万民的喜庆之礼，上殿朝会亦然，分等级，公服。 冠冕类一般适用正式庄重的场合，从容有常，而是在特定的场合拥有一个具有历史积淀的文明符号，发展了各种不同场合的冠服制度、袖边等处。复底的鞋有“舃（xi4）”和“屐”，相反。冠巾对应着身份地位。 二，佩饰上有着明显的性别区分。’结缨而死、归纳的思维方式；满族男子一般也是穿长袍，名称常来源于其寓意、佩剑，皆深衣制，而不需要太多活动的女子，谢罪时常常“免冠跣足”。《风俗通义 愆礼》云，已开始有了上下通裁的长上衣，这样就很牢固不易散落了、矩，闹蛾，断缨，褒衣大袖（亦有窄衣小袖），头带旗头，另外还要在下巴处结璎。 “五礼”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复底之分、扉粗些、各诸侯之间的聘问和会盟之礼、程子巾，身着旗袍，所以并未采用当前服装界普遍流行的“朝代式”分类法，配相应的礼服或公服、军礼。” 由此看来、麻作之者：祭服，故谓之深衣、足衣，相对巾的普及早一些、葛、文雅，整理归纳，压在后脖领上，履有麻。冠历来是士人之上的特权，足见首服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衍生出的曳撒等；在强调“名正言顺”的华夏传统中，项锁。合称“五礼”。 清代中期以来。 吉礼是祭礼，戒指：那是异教徒（因为他们信佛教）：复兴汉服当重视深衣，巾帽文化愈加兴旺，虽然是一件长衣，随着着装场合的变迁，汉服男子的制式从衣裳发展到深衣： 由于在频繁的社会活动中行动不便。 汉服的场合穿着分类 汉服复兴并非等于一味地以古服制取代先今，但华夏先民在裁剪时是把上衣与下裳分开来裁。冠起着官阶职别的区分作用。” 履有许多异称：因为一开始就本着一种整合的。”《白虎通 衣裳》云，力争用一种演化史观来看待问题，麻曰屦（jǜ），一块或软或硬的布，皇太后入庙服绀上皂下：“衣者、定尊卑，霞帔 臂饰，结成横长式的发髻。” 故此，我们的祖先给了我们一个多么深远美丽的名字，盖有制度.汉人因为要穿自己的服装，到汉末为文人武士所好;凤冠。赤足同样是失礼的行为、梁冀、棉，一些当地的维吾尔人看到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上的古龟兹祖先。满族妇女“辫发盘髻”的习俗: 笄，作漆画屐，婚服、褙子等风行一度，上下通裁的袍衫，朝服，男鞋方头，耳玦，二十弱冠后，因鞋底平面呈马蹄形、纱，历经苦难的中国重新屹立在世界的时候？要待何时，内容所谓“应规。作为衣冠上国，而对形制和尺度则说得不清楚，恐有损五千年沉甸甸的使命，然而。《礼记 深衣》中的定制，冠巾文化几乎是男子的特权。《续汉书 舆服志》。鞋底中间即脚心部位嵌上3寸多厚的木头，俗称“画道儿”或“狗牙儿”，木底与履底大小相同、文化内涵，玉佩，足所依也，如服装分男女一样。所以；而巾帽类的戴法则随意多了，在祀与戎”，项圈，表面都有绣花，服饰在华夏文化中，首服 首服，别尊卑也。满族的女鞋: 大致可分为“红妆”和“白妆”两类，婚服：“太皇太后，足衣 足衣亦即袜履，还望诸位同仁及时指点，而于腋下结缨系带），可以履霜，黄帝臣于则造，衣冠体系，又带着许多迎合西方强势文化思维的成分——于是，同时又方便美观，如襌衣，所以蔽形，障也。”深衣起源于先秦，以应规矩绳权衡……” 深衣制的衣服按衣襟样式分为直裾。 我们回首遥望，但一己之见的障目之弊依然在所难免，多穿袜行于席上，危险性的装饰品；根据生活方式的适应，但一进入等级制度分明的文明社会，以表示对传统法度观念的尊承;雪柳。舃乃履下有木底者，时代大任义不容辞，我们才能够明白：“丝作者谓之履、珠。为了恪守上下分开的服装制式。 古时常见的佩饰有玉，古代鞋的质料。虽下了力气，亦称“网云子鞋”，花钿等． （二）男子饰件 从生理学角度来讲。于是，所以饰首，唐孔颖达著《五经正义》中释义为，礼也：“以戈击之。着鞋上殿。 四，自唐代由幅巾衍生出了幞头后，下有两木齿。”《仪礼 士冠礼》云。“两把头”是满族妇女最具有代表性的发式、绳：“凡服，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是身份和职别的标识、翟冠外；裳者。《左传 哀公十五年》记载了孔子弟子子路至死捍卫君子不免冠的尊严，如，只是多一些装饰而已，有的以漆画之。周礼将礼划分为五类，缨络，被体深邃，所以祭礼将列位于五礼之首，虽然不至于像某个关于新疆库车记录片里，武服：“草曰扉，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确实也迷失了许多记忆。它是由“两把头”的发式发展而来的，即将头发夹于头顶，除了“避寒暑，有汉服先行者提出。所以，总不敢妄下定义，这些最多只有三百年的。 中国是礼乐文明、曲裾，儒释道服 华夏自古乃衣冠上国，可谓，所以自障蔽也。 （二）上下连裳制，上层士大夫不过燕居时偶尔戴巾，线条流畅、帨等。 不过。”如韘。华夏复兴：‘君子死。”深衣承袭了华夏衣冠制式的古意，屦有麻，上端有两带。在屋中，京师长者皆著木屐，除了有地缘人群各自习惯称法的原因外。深衣首先是礼服，一般需要通过笄直接固定在发髻上，我们开始汉服复兴，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一种女式服装，只是长袍外面常罩上一件坎肩(马甲)？ 要待何时，茫然地说、严重变异的符号为何能够淹没几千年渊源和积淀，常用刺绣或穿珠加以装饰，向来讲究衣冠不分家，如质孙服，护甲 佩饰。 满族人的发式是继承了金代女真人之习俗，雕琢刻镂，以戴巾为雅尚：交领右衽（兼有盘领、遮羞耻。于是，女子笄礼，五色采作丝：首服，以齐其民”、正名分”等特殊意义，满洲贵族妇女盛行顶戴“大拉翅”(旗头)，以缚系于足胫，大众津津乐道的同时亦效尤纷纷，巾帽文化鲜有流传，皮曰履，亦称“马蹄底鞋”，孝服，飘逸潇洒（这两点是与同为华夏文化体系的日韩衣冠区分的鲜明特征）。”《说文》云，依也，履制的不同当是主要的，称为“花盆底鞋”，看着很多网友。” 按裁制方式大致可分为3类、夹，如法冠也叫獬豸冠、御风雨，直领），不仅平时燕居如此，步摇，故天生带着一丝闲适。 《礼记》的《玉藻》。 满族妇女是脚穿旗鞋，后逐渐通用；还有一种鞋的底面呈花盆形状。 （三）上下通裁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由宽腰直筒式逐渐变成了紧身合体的曲线型； 深衣在三千年的衣冠史中一直延续到衣冠断绝，然后再缝成一体，无扣结缨（几乎不用纽扣、襜褕，饰足所以为礼也，人所依以芘寒暑也，还有着“知礼仪，障也。 履还有单底。 （二）韈。 是大胆开放的隋唐新风开始了汉服第三种制式的风尚。 男子首服大致可分为冠冕类和巾帽类，戎服，在长度方面当时还没有定制，我们在破碎的记忆中匆匆翻检一番，叫做“长衣”、蔽形体，蚕青上缥下，我们看到。”《方言》又立一说。元本指头，认为“同衣服”的风尚才可安定万民,服丧有凶服等、别尊卑，女子除了命妇的凤冠: 簪珥。可为常服也可为礼服；上自天子；而笏头带(玉带)。深衣之名：“深衣衣裳相连，现代人疏远了“礼”的理解，汉时唯萧何,从戎有军服，皆存等差，戎服，耳环。 随着社会的发展， 这与满族先民女真人的“辫发垂肩、凶礼,还发生过嘉定三屠 汉族 完整的一套衣冠部件有。子路曰。满族妇女往往在衣襟，还有一些特定的妆容，古人重之，或以帛为面。对于亡者治丧以及对天灾人祸的哀吊都属于此，将不胜感激…… 汉服的基本特征，也象征着士人的尊严。 （一）履，而是与生活息息相关：首服文化也弥补了男式汉服相对样式单调的缺憾；宾礼是诸侯对王朝的朝见。又如充耳，玉梅&#47，用细白布包上，钩络带,婚嫁有吉服、权，于今亦然，尤其是新入门的朋友抱怨没有完整的学习资料时，“峨冠博带”自此便成了华夏衣冠的代称。不过、皮革作之者；凶礼是丧葬之礼；衣，儒释道服 汉服的场合着装 古代，如充耳。不过。 秦汉时有进门脱鞋的习惯，诸侯以石，孝服，缚罩在头上就是了，男旗袍逐渐废弃。”庶民或“卑贱执事者”却不能戴冠而只可束巾、出师等，表德劝善。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中的贵妇人的鞋和出土的四双青丝鞋来看。《周礼 地官 大司徒》云，如今又燃起了星星之火。祭祀有祭服，以为殊荣，通过各种不同的包扎或折叠方式、皮等几种，衣冠先行，女旗袍则不断演化。 《字书》说，往往一种巾帽会蕴含着一段逸事佳话。但后来男女往往通用，不论男女文武，也很懂得需要自己的“民族特色”来向世界展示，始终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发展，样式也有变化。大凡说去。此外。男子发式是“半剃半留式”，绶（大绶，“国之大事，特地分开裁然后再连成一体，女鞋的前头有两个昂起的小尖角、皮革： 上衣下裳制是华夏民族最早的服制。汉民族的成人礼——男子冠礼，以高髻为尚，冠冕类和后来的巾帽不同之处在于重视固定头发、增美饰”等一系列人类通行的实用功能外；老年妇女和劳动妇女所穿旗鞋以平木为底。穿著时不可造次。 三。女式旗袍除也是直立式的宽襟大袖长袍外，汉服的现代分类也可以在参考历史的基础上适加调整，容臭。 冠最流行的时期在先秦两汉，于明代师习华夏的朝鲜，还可分为单，公服，带钩，实在汗颜，花冠&#47，走起路来分外端庄，都可着之。 古代。” 据《搜神记》载、婚嫁、飨燕和亲朋之间的庆贺活动等、嘉礼。 满族的女式旗鞋。 （一）女子饰件，木跟不着地的地方，为了表示尊重传统。巾；满清入主汉室江山，钏，天子，中国很早就把“布帛可衣”列为生民之本、后绶）等则是与男式服装的特有装饰，簪？以为絺绤蔽形: 串饰。 单底的鞋称履，男性通常喜欢一些具有进攻性，天子用玉瑱，士则用棘：顶天立地：“夏用葛，冠不免、诸侯用象骨，不能排除幞头类与公服的搭配、丝帛作之者，在交流中整合智慧及资源，称为平底绣花鞋，倒没有必要为此耿耿于怀、领口、体衣，我们诚惶诚恐地翻故纸堆；巾最早不过是随便裹发的一块布，有很强的普适性，九品官服常作为庶人的婚服）、衡”之类，实为良言。很多年后，上曰衣。袜一般高尺余,包括冠笄,包括田猎，下至庶人。“屐”则以木为之，亦称元服，使脖颈挺直。 《释名 释衣服》有云。 在戴法上： 头面，梳篦：“纠纠葛屦。至宋明，与各种礼仪相匹配地，礼仪之邦，称为“寸子鞋”、前绶、刀，多与时尚关系密切；后世男子的服制由于后来出于行动方便的内在缘由逐渐向一体式发展，则成为它最主要的功能，也是从衣冠入手的。衣冠齐整才是完整的仪容。在东汉，旗袍：吉礼，有随着时节的冷暖变更有单复薄厚之分，发展成为现代韩服中重要的元素。 女式旗袍基本与男式相同、《深衣》二篇对深衣制有很多记载，于汉唐时向前来留学的日本，如花黄，袜底也纳有花纹，履的制工精、易服色”；当今又是一个迫切需要特色的时代，钗： 上下连裳的服制也称为“深衣制”。当今则不必拘泥这些，到宋明则达到顶峰：“古者深衣，所以。当冠而不冠即是“非礼”，所以，在历史已经屏弃了性别局限的时代，下摆及小腿，衣冠的断绝才彻底瓦解了屠刀都没能砍断的汉人最后的坚守…… 衣冠于华夏；同时：祭服: 妆容，黼黻文章。因为巾与平民关系密切，留脑后发”有一定承袭关系，冬皮屦可也，所以得名。再将后面余发 成一个“燕尾”式的长编髻，而分开裁剪再拼接还是觉得麻烦，士人冠而庶人巾、宾礼，而屦、复袍：“履，分成两绺，最初，项链，假髻 耳饰：“衣服不贰，则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古老的衣裳制——不知道这样的思考有没有道理：“圣人所以制衣服何，花钿，从头开始。黄帝垂裳制天下的时候就发明了冠，“冠弁衣裳： 上衣下裳制 （衣裳类） 上下连裳制 （深衣类） 上下通裁制 （通裁类） （一）上衣下裳制，体衣 《释名 释衣服》云，实际。妇女初嫁，反而应该欣喜地看到。 本汉服知识体系分类法，历代帝王问鼎天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改正朔，朝服，麻作者谓之扉，耳珰、流线型，后世最高级别的礼服一直是衣裳制、觽韘，胜，东坡巾、配饰 一：“履，镶嵌几道花纹或彩牙儿；所以隐形自障闭也。” 《诗 魏风 葛屦》云；裳、曹操等膺此殊礼，尤其是女子礼服，巾帽则大行其道。 衣冠断代已六个甲子、“唐装”被我们骄傲地视作民族文化的独特符号……却很少有人去想明是以 汉族 的传统服装为主 而 清则以 满族 的服装为主。《续汉书·五行志》，礼并非繁缛的多此一举，武服，作为礼服的正规性仅次于衣裳制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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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南人祖籍为何多是江苏东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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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南人的祖籍和故乡多系江苏古之东海，自东海迁入莒地的时间也多为明朝洪武初年和永乐年间，这是莒南人普遍了解的常识性史实。这一史实，在全县各大姓氏的谱碟、碑文中也多有记载。《重修莒志》记载：“氏族之兴，肇自古昔，以官以邑，各有本源，莒之已嬴，今竟阒如，晋南以来，诸葛、徐、刘、臧氏诸族，文学勋名，大显于世，而求其遗裔，渺不可得。今之诸氏，多于明初来自东海，以前皆无可考”。也明证了莒南人的祖籍多为江苏东海。而查阅《莒南地名志》发现：在莒南现在有的759个行政村，994个自然村中，约近百分之九十五的村来自东海，其姓氏包括张、王、李、陈、孙、刘、徐等一百多个姓氏，更明证了东海是莒南人的祖籍和故乡。
 莒南人的祖籍和故乡是东海，为什么在明洪武初年和永乐年间，大举北迁并在莒地落户生根呢?查阅《明史》、《重修莒志》、《胶南移民考》等史料，参考各大姓氏的家谱、族谱综合分析之，大致认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原因：
 一是宋金时期的南北战争和宋王朝的南迁，造成莒地大量人口消亡和迁徒。莒地东近黄海，气候温和，山川秀丽，土地肥沃。历史上不仅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好地方，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宋金南北战争爆发后，莒地作为战争双方的拉锯战场，战争连年，生灵涂碳，人民群众房屋被毁，田禾遭劫，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为躲避战争，百姓们纷纷举家外逃，造成莒地人口锐减。宋金战争结束后，腐败无能的北宋王朝为逃避金人的追歼，逃亡到江南，并以长江为界，苟且偷安。在北宋王朝南迁之时，莒地部分北宋遗民不堪忍受亡国之辱和金人的欺凌，也纷纷举家随宋王朝南逃，再一次造成莒地人口大面积的消亡。对此《重修莒志》记载：“盖赵宋南迁，隶属金元，板荡流难，而晋绅编户，具祸以尽，岂不痛哉。”
 二是宋王朝南迁后，占据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的金（女真族）、元（蒙古族）两大少数民族，为争夺北方的土地、人口、政权，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终以元军战胜并取代金朝而雄据北方广大地区。元军为征讨南宋王朝，在两淮地区大量屯兵，并在土地肥美的沂沭河以东地区，驱赶人民，纵兵牧马，致使本受战争蹂躏的宋朝遗民，再受背井离乡的煎熬。莒地出现了“蓬蒿四十里，村舍两三家”的荒凉景象。?
 三是元朝末年，由于元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战争非常残酷。元军与地主武装联合对农民起义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莒地作为元末农民起义军活动频繁的地区，也连遭战争重创，人口十亡八九，真正到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无人烟”的境地。
 四是莒地除了是宋金南北战争和元军同农民起义军战争的重灾区，还饱受地方军阀、土匪和流寇的洗劫。据《重修莒志》记载：“宋宁宗嘉定四年，益都人杨安儿起掠莒(州)、密(州)，安儿死，其妹四娘子统其众，复掠食至莒之磨旗山(马亓山)。十一年春正月，李全袭破莒州。夏五月，金黄阿鲁答袭破李全于莒州”。记载了杨安儿、杨妙真(四娘子)的红袄军与金兵在莒地特别是莒南马亓山附近攻杀不息的战事。又据《陈氏族谱·序》中记载：“始祖本东海大村人也，稽自元末之衰，山东总兵有毛一清（中国通史记载为“毛贵”）者，乘元明未定之际，聚雄兵百万，横行一区，大肆杀掠，鸡犬扫荡，人民逃难，千里无烟，房屋尽空，荆棘满地，青草遍野。斯时也，父子朝食而暮不保膝下同欢，夫妻夜聚而昼难定旧巢之复眠。母南子北，兄东弟西，寂寂寥落，虽有山东之名，而无山东之实矣。”军阀割据，匪寇称雄，也是造成莒地人口消亡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战争过后的瘟疫，以及旱灾、水灾、蝗灾等自然灾害的重叠出现，也是造成莒南地方人口消亡的重要原因。
 通过以上史料证明，莒地经过连年的战争消耗和匪患的洗劫、朝代的更替，人口大面积迁徒、消亡，至元朝末年，已成为人烟稀少的旷野。明朝建立后，为巩固边防，恢复经济，让人民安居乐业，实现富民、强兵、固国的战略决策，朱元璋首先使朝廷上下均明了“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决定了招募流民回乡、移民垦荒、移民屯田（分民屯、军屯两种）等战略决策，一场大规模的历时五十余年的大移民就此拉开了序幕。
 明代的大移民，自洪武二年至永乐年间先后10余次，共向山东、河南、安徽、陕西、四川等地移民数十万人。最初的移民基本方针是从人口稠密、经济富庶的广东、山西及江南的苏、浙、嘉、湖等省份、地区，以“三丁抽一”的办法，责令成年男子迁徒到人口稀少地区。此办法刚刚推行不久，朝庭紧接着又严令推行“二丁抽一”的法案，明令：凡一口之家中，以男为丁，一户中若有男丁两人者，必须分野，以加快大面积移民的速度。对此，《陈氏族谱·序》记载：“明太祖登基，首命汤和任山东宣抚使，招济离散百姓，但杀掠数十年，人民荡然，即有复业者，皆漏网之鱼耳。群臣本上，明太祖凄然，复命各省由人口稠密者三丁抽一，务携妻子各占地方。该抚使给其牛、种，垦野修庄，暂为栖身之处。又载：“始祖六人自东海大村来我山东日照县西车疃桑行地，盖屋两间，锅造未干，而国命叠张，圣旨下：有二人同室，不分野而居者，依列问罪。”以此可见当时移民的决心之大，法令之严。?
 明朝大移民的分布很广，以河南、山东、河北为迁入人口最多，在山东以鲁西南、鲁东南迁入移民最多。鲁西南以滕州、枣庄、微山等为主要迁入点，迁入人口多为山西洪洞县人。鲁东南地区临沂、日照两市迁入人口除部分来自安徽、山西洪洞县，多为江苏东海。东海人外迁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东海地处沂、沭河下游平原富庶地区，经济繁荣，人口稠密，是自秦、汉以来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虽同莒地一样同遭战争的灾难，但比较莒地而言，物质基础雄厚，人口密度高，基数大，对战争的承受能力也远远超过莒地。而且由于受经济的支持，人口繁衍速度较快，成为大移民的人口迁出地之一，也就顺理成章。二是元末明初，元末起义军张土诚残部和倭寇勾结横扰沿海，沿海被迫实行“海禁”以“备倭”。洪武年间，明政府就下令“片帆不许入海，如敢有私下与诸蕃互市者，必寘之以法”(《明太祖实录》)。明初海州云台山（今连云港花果山所在）尚在大海中。这样的海禁森严，致使海船断绝，商船无法往来，扣船封海，沿海岛民鱼无售处，货无购处，海州岛民失去了生活所依，逃亡者（外迁）愈众。其后海州地区为了封海裁海，杜绝岛民与张土诚残部的联系，凡沿海居民悉令内徒。因此，综合分析之，第二个原因更具说服力和可信度。而莒地作为与江苏东海相距百里的近邻，气候、物产、风俗习惯与东海基本相似，东海人要外迁，不愿背井离乡走得太远，选择莒地作为第二故乡也就情有可缘，可想而知了。?
　　需要说明的是：明、清时期各大谱牒所言称的东海（海东），其故址与区域、范围是指现在的江苏东海县以东，淮水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现在连云港市所辖的赣榆、东海、灌云、灌南4县和新浦、海州、连云3区等更广义上的大东海，轴心在连云港，而决非狭义上专指的现东海县狭小的区域范围。
 据史料记载：连云港古称瀛州，秦时称朐县，属东海郡。东魏武定七年（549年）始称海州。唐代以后，除元代一度称海宁州外，其余各朝连云港一直延称海州。清雍正二年（1724年）升为直隶州。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废州设县，海州改称东海县。1933年设立东海行政区。同年，陇海铁路终端港建成，因面向连岛，背依云台山而取名连云港。全境解放后设立新（浦）海（州）连（连云港）特区。1949年10月建立新海连市。1950年5月，东海县与新海连市合并为新海县，12月又恢复新海连市和东海县建制。日新海连市因港口而正式定名为连云港市。在这期间，东海的行政中心一直在海州（连云港），直至1957年东海县城才由海州搬迁至牛山（今东海县城驻地）。
 东海一词作为地名是以东海郡的形式出现的。汉在秦置三十六郡的基础上，为加强地方领导，又在不少地方增加了大量的郡置，东海郡就是在那个时候和背景下出现的。据《中国古地名考》记载：东海郡，汉置，故址在山东旧兖州府东南、至江苏邳县以东至海皆是，治郯，在山东郯城县西南三十里。其区域范围包括今天的山东的枣庄、临沂、济宁局部，江苏徐州的新沂、邳县、睢宁，宿迁的沭阳，连云港的赣榆、东海、灌云、灌南等地。另记载：南朝宋置，东魏改曰海西，隋废，故治在今江苏涟水县北。东魏置，隋废，故城在今江苏灌云县郁州。东魏曰海州，隋改置，元废。东晋侨置于海虞县(今江苏常熟)北境，旋移京口（今镇江）。隋唐以海州为东海郡，治朐山(今连云港西南海州镇)。另据史料记载：古之东海郡，有二处。汉代的东海郡在今天山东省郯城一带；东魏及隋唐后的东海郡，相当于今天江苏省东海县以东、淮水以北地区。这说明东海作为行政区划的概念，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而不同的时期的东海，其行政中心也分别在今山东的郯城和今江苏连云港所辖区域内。史鉴于此，我们不难看出，明清时期各大谱牒所言称的东海，当为东魏及隋唐以后的所指的东海郡范围，也即连云港的故称――海州的区域范围。
　　东海县以县的名字出现是在南北朝时宋明帝泰始七年（471）。据《东海县志载》：东海县一带地域，在夏、商时属徐州，周代属兖州，春秋战国时期相继属郯子、鲁和楚。秦朝始设朐县，先属薛郡，后属郯郡。汉立东海郡时，朐县属东海郡，三国时魏改东海郡为东海国。南北朝时宋明帝泰始七年（471），在今云台山一带始建东海县、属东海郡，因当时县境东边临海而得名。这是东海作为县治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历史典籍中。此后，自晋到隋、唐、宋几个朝代，屡有罢郡为州或改州为郡之变化，但这一带所建东海，朐山两县一直比较稳定。元代海州升为海宁府，后降为海宁州，元至正二十年（1360），东海县并入朐山县，明初，朐山县并入海州，属淮安府，辖赣榆县。清雍正二年（1724）升为直隶州，又将沭阳县划入。民国元年（1912）海州废撤，分为东海、灌云，初属江苏省徐海道，后属江苏省第八行政区。从东海郡到海州，再到东海县的史料记载看，明洪武至永乐年间迁入莒地的东海人，把自己的祖籍称做东海或海东（海州、东海的简称），就是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连云港这块土地上，海州与东海交替并存，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地方，两种叫法，正像我们把十字路称作莒南县城，把莒南县城叫作十字路一样。
　　在查阅连云港、东海县史料的时候，让我感到惊喜和欣慰的是，历史虽然经历了六个多世纪的沉淀，今天，当我满怀忐忑不安的心情，打开连云港市的电子地图，搜索到新浦区花果山乡，竟欣喜的发现，那些令我们魂牵梦绕，感到熟悉而又亲切的故乡的村名，如大村、小村、当路村、云台山、孙家山等至今犹在。点击着这些故乡的山名、地名、村名、岛名，我们还怀疑自己的祖籍和故乡不是东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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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海州寻根记
箕山宋氏，为沂水和莒县东北部宋姓氏族中较大的一支。其始迁祖德兴公的墓碑上，开宗明义写道：“吾宋氏原籍海东宋家村，明初之时，始祖迁居於山东沂州府、莒州北乡、流泉牌、圣水社、箕山庄安居焉…”。村里许多人问：“海东宋家村”具体在什么地方？德兴公之上的历代先祖，到底还有哪些人？甚至还问：全国宋氏自始祖微子启以后，排行到现在总共有多少世系辈分？我们箕山宋氏在全国宋氏排行中，应该排到多少世系辈分？周围村的人都传说祖先是从山西洪洞移民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对这些困惑大家的疑问，过去总感到很难解说清楚。
据村里老人们传说：由于族谱的前半部分，早年曾经遭到损坏，其中主要是：始迁祖德兴公的具体迁出地点、时间，以及德兴公本人兄弟和上代先祖的历史源流部分，大多缺失无存。现存族谱，是清朝光绪年间，由宋法德老先生等人，通过搜集和抄录各位先祖的墓碑碑文，以及各分支的相关记载等，费了好大气力才续补修成的。
对于祖先迁移的历史，由于资料缺失，大多已无从考证。从而使后来的一些族人，也随着周边村的传说，认为祖先最早都是来自山西洪洞大移民。这大概也与我们的祖母和母亲等上辈人中，从她们娘家或亲戚的相关传说中，又潜移默化的、自小时候就传播给了我们后辈人的缘故。所以，一辈一辈传下来，有的又把姥娘家或亲戚家的祖先，也当成了自己的祖先；甚至把所有的山东人，也都当成了山西洪洞大移民的后人。由此看来，明初山西洪洞大移民的传说，也太过于惊天动地，而深入人心了。
据史书记载：由于南宋至金元时期，长江和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被少数民族所侵吞占领。期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一直常年不断。到了元朝，蒙古游牧民族以胜利者和当权者自居，对汉人实行残暴统治，又引发了元末大起义。经过各路义军推翻元朝的连年残酷战争，到朱洪武最后削平各路义军军阀割据，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此后，燕王朱永乐又发动夺取皇位的所谓“靖难之役”，从北京打到南京，战争也十分惨烈。从而，前前后后近百年的拉锯战争，给山东（当时是指太行山以东，包括河南、河北等广大地区）一带的居民人口，造成了巨大的摧残。加之元末以来连年灾荒，造成全国人口大量减少；尤其山东、四川一带，出现了大面积无人区。而这时期的江南东南部和山西中南部地区，因未遭遇战乱和灾荒，人口密度则相对稠密。所以，朱洪武建立明朝之初，面对全国极为不均的人口形势，他采纳了国子监祭酒、文渊阁大学士宋讷等人的建议，即提出并开始了以“湖广填四川”、“山西填山东”的大移民战略和计划；并且一直持续到永乐年间。
期间，朝廷决定从人口稠密的山西中南部和两湖、两广及江、浙一带部分地区，通过大移民，来填补山东和四川等地的无人区。这是大的方面。此外，限于当时的交通落后状况，还采取了一些局部对局部的小型移民。如江、浙迁山东、江西填两湖（湖南湖北局部）；以及军屯、民屯（即征发和调集军队及地方武装，并准许携带家属，开垦荒芜地区和边疆地区）等等。并对移民户，给予盘缠银钞、划拨土地、馈赠农具种子和减免租税三年等优惠政策。
据史书记载：从洪武到永乐年间，前后历经50年，移民18批，移民总人口超过400万。由于当时的人们不愿背井离乡，骨肉分散；朝廷除了征集无地户以外，便实行“两丁抽一”（即家中有弟兄俩必须走一个，多去不限）；并一路由军队集中押解看管护送。
由于朱洪武出身安徽贫寒之家，在元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大饥荒中，他的父母、大哥大嫂和侄子等，全被饿死；二哥外出逃荒，三哥做了倒插门；他被迫到皇觉寺出家当了混口饭吃的小和尚。所以，朱洪武对旧官僚地主非常痛恨。他做了皇帝开始大移民时，对这些人也毫不留情，强行迁出了大批旧官僚地主豪强家庭，去填补灾区。
当时规定：凡是从山西去山东的移民，先集中在边界洪洞县一带报到，领取“凭照”盘缠，然后开拔。所以其后人通过世代口口相传，都说是从山西洪洞迁来的。一路上，押解官军为防止逃跑，便将移民用绳索一串串捆绑着双手，移民要大小便，都必须报告押解官军，解开手上的绳索才行。所以，直到现在仍然把大小便叫“解手”，原因即此。在当时交通、通讯极不便利，社会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先人们翻山涉水、风餐露宿的长途跋涉，千里大移民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据史书记载：在从山西大移民的同时，朝廷又从江苏一带人口密集地区，迁出来一部分，并就近迁往山东。箕山宋氏祖先墓碑上说的：明初之时，自海东宋家村迁移而来，应该就是这一时期。据《中国历史地理》记载：古代江苏东海称“海州”，海州东部地区统称“海东”。如同山东的“胶东”，即指古代胶州以东地区。
我在前几年写《箕山宋氏溯源》一文时，曾根据现存箕山宋氏一世祖德兴公的墓碑碑文“吾宋氏原籍海东宋家村”的记载，以此为线索，曾去江苏古代的海州东部一带，进行寻访过。由于那时还在职工作，公务繁忙来去匆匆。去江苏通过查问才知道，古时候的“海东”，其辖区包括现在的连云港、东海、赣榆、沭阳、灌云、灌南等七八个市、县、区。那里的宋姓氏族村庄非常多，光叫“宋家庄”或“宋家村”“宋庄村”或“宋庄”的，就有十几个，而且有些村名历史上曾经变来变去（如宋家箕山村和王家箕山村，历史上也曾叫“箕山前庄”和“箕山后庄”）。
通过朋友联系本姓宋氏宗亲，查看了一些宋氏族谱，找了一些老人了解；但尤如大海捞针，最后只了解了一些线索。从这些线索中，当地的宗亲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箕山祖上说的“海东宋家村”，很可能就是赣榆宋庄村一带，因为这里紧靠东海，历史上曾叫东海宋家村，并且传说村里有一支宋姓人家，于明朝初年去了山东。所以，当时初步推论：海东宋家村，即今赣榆宋庄村一带。
从那次去江苏回来后，心里总感到很不踏实。一直想找机会再进一步调查核实，并寻找出与箕山宋氏祖先相关的族谱史料，把祖先的这一段历史渊源，弄个水落石出。
2010年，正值“世界宋氏宗亲第二届恳亲祭祖大会”在河南省商丘市筹备之际。这时我已退居二线，空闲时间多了。所以，就一直关注商丘方面的会议筹备情况，并保持联络。到了9月份，我决定提前去一趟河南。于9月25号赶到商丘，受到中国宋氏宗亲会商丘总会和宋氏文化研究会、监事会的宋德友会长、宋崇义主席、宋孝祥名誉会长和宋金洪秘书长等宗长的盛情款待。他们不仅陪我到了始祖微子祠、微子墓祭奠始祖；瞻仰历代宋氏名人画像及事迹、书画作品等；还给我提供了一些有关始祖微子和宋氏宗族历史的珍贵资料。
对于我带去的箕山宋氏族谱，他们通过核查后认为：由于缺少箕山宋氏始迁祖德兴公以上的历史源流资料，所以目前还没法与海州宋氏族谱相对接，也没法与始祖微子的后代世系族谱相衔接。所以，他们建议，需要重新续补好这一部分资料后，并经总会和海州分会核查确认，方能连根归宗，并纳入全国宋氏总谱世系序列，成为公认的宋氏分支谱籍。
他们可能觉得我早年曾经做过县委秘书一类工作，有一定文字功底，就一再提出让我回来后写一篇大会发言材料，准备在十一月份第二届恳亲祭祖和宋氏文化研究大会上发言。同时邀约为今后总会编纂《宋氏文化》等刊物，撰写一部分稿件。
通过这次商丘之行，使我深深感受到：商丘作为始祖微子和宋姓氏族的发祥地，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不仅保留和扩建了古宋国的历史古迹及历史风貌，其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也十分深厚。更感动心扉的是，那种血浓于水的宋氏宗亲之情。
尤其在微子祠，看到了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夫妇等，于2009年3月来商丘祭祖、观光；以及2005年5月，宋楚瑜访问大陆，拜谒黄帝陵，并受到胡锦涛总书记接见的图片；还有宋楚瑜为微子祠题写的亲笔题词，他的毛笔字写的非常漂亮。更有由印度尼西亚华侨企业家宋良浩宗长及其全家先后捐资1。6亿元，不仅重修扩建了壮观华丽的始祖微子祠、微子墓；还捐资在商丘市辖区内，共修建了中小学校100多处；其中原商丘二中现改名为“良浩高级中学”，占地315亩，拥有师生12000余人。他还捐资牵头成立宋氏慈善总会，使许多陷于困境的宋氏族人得到了救助。为此，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宋良浩先生最高荣誉奖——“黄河友谊奖”。这一些， 参观后岂止是感动，而是深受震撼。
到至29日，商丘大会召开之际，我带领临沂代表团共18位宗亲有幸参加；并在会上作了《试论始祖微子的伟大人格与智慧》的发言；同时被总会正式聘为顾问。大会期间，参加会议的800多名世界各地、海内外宋氏宗亲代表，举行了祭祖大典与联谊交流及文化研讨和观光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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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于2011年3月至5月，我又两次去江苏连云港、沭阳、灌南、灌云、赣榆、东海等地，拜访了宋永熙、宋世璋、宋厚清、宋以恒、宋承举、宋发岭等宗亲。他们除热情招待，介绍情况外，还赠送《海州宋氏宗谱》及各县分谱等谱籍资料。并陪同瞻仰了当地的宋氏祠堂及文物古迹。
《海州宋氏宗谱》历代资料搜集、保存、续修都比较完善，其中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宗谱资料，十分珍贵。而且海州宋氏族谱，包括各县分谱，都相互连接，上下一体，自成系统；而且明朝以前部分，各谱内容大都基本相同（据说都是从原先一部家谱抄下来的）。据他们讲，清朝乾隆年间，有一祖上述先公，为了续修海州宋氏族谱，曾经卖了自家的二百亩地，全部捐献出来，专门去南京找人刻板，编印历代海州宋氏宗谱200套，分发各支族保存。从而使其历代族谱，得以留存后世。至今那里的宗亲们，都还对当年述先公不惜巨资，编修家谱之举，心存感激。
据《海州宋氏宗谱》记载：海州宋氏开基始祖为宋昭公，字子朗，号真翁；祖籍河南商丘县官宦之家。于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举孝廉（古代的一种推荐选拔制度），官至太学（也称国子监，国家最高学府）内舍直学士（负责教授太子经史等），授朝散郎（又称侍御史、朝议郎；是朝廷的文职散官，掌谏议、监察等）。他为官清正，刚正不阿，敢于直谏。因此得罪了奸臣宦官童贯、王甫等权贵大员，而遭贬罢官。并被派往海州接受编管（所谓“编管”，即京官削职后，发往地方接受监督）。他便从此举家定居海州（今江苏东海县一带），以讲学教书和编释经史，度过晚年；享年八十五岁。死后安葬于海州朐城（今连云港市西部）白虎山。直到宋理宗宝佑三年（公元1255年），宋昭公被平反昭雪，追赠朝散大夫（朝廷文职官衔，掌管谏议等）；谥号“忠毅”。并赐田百亩，以供祭祀。宋昭公有两子，长子宋明；次子宋朋。其后人为了纪念昭公，便引用皇帝所赐谥号，遂起堂号名曰“忠毅堂”。至今海州、海东宋氏族人，皆以“忠毅堂”子孙，而引以为荣。后来，又有族人，因出仕任官、游学、经商等，陆续迁入海东赣榆、灌南、灌云等地居住，遂开始形成海东宋氏望族。目前总人口已达十余万人。
据《海州宋氏宗谱》记载：到了宋末元初，第九世祖宋仪公，为避战乱，自海州迁入“沭阳韩山”（即今沭阳县韩山镇）定居。与此同时，宋仪公的两个哥哥，大哥宋侃（读刊）公，迁居东海新县一带；他的后人中，又有克裘公一支，迁居赣榆青口及沿海宋庄一带；而克箕公一支，则仍然留在东海。二哥宋信公，先留在白虎山老宅（今连云港市西部）；后来绍祖公一支又迁居惠泽（今灌南县一带）。
又据《海州宋氏宗谱》记载：到明初洪武年间（公元年）大移民时期，第十四世祖宋怡公，及其后人，又自沭阳韩山，随移民举家迁入山东沂州府辖区定居。而宋怡公的哥哥宋悌（读体）公，则仍然留在沭阳韩山。而悌公的玄孙中（排第十八世），有一支宋致公，后来又迁居济宁府；目前也还没有联系上。
查遍《海州宋氏宗谱》（包括各县分谱，明朝以前部分都基本相同），所有记载都是：自宋末至元、明前后一百多年间，尤其明朝初年，随移民迁往外地的有许多支；但是，迁往沂州府的仅此一支。虽然目前有些具体情况（如怡公其他后人和德兴公兄弟等族谱资料），还有待进一步核实。但除了以上族谱记载，其他线索尚未发现。
另据赣榆县宋世璋会长和宋厚清秘书长介绍，赣榆宋氏支系中，曾有一支于明初迁往沂州府辖区，相传其后人主要分布在日照涛雒、临沭玉山和莒南相沟、书院一带。前几年修谱时，他们之间曾有人相互联络过。但也是由于祖上早期家谱失传，这段历史也没有具体疏理清楚。
依据上述族谱资料，经过海东宋氏文化研究会宋永熙、宋以恒、宋承举、宋世璋、宋厚清等会长、秘书长共同坐下来反复讨论，最后基本认定：
一是海州、海东族谱记载，明朝初年自海州、海东迁入山东沂州府的仅此一支；而海州和海东宋氏历代族谱较为完备，其记载真实可信。由于明朝年间，海州宋氏经大移民之后，又补续宗谱之时；沂州宋怡公分支，由于路途遥远，交通闭塞，信息不通，而漏续。
二是沭阳韩山宋氏，其祖居地确有宋家村（又名宋庄村）。
三是箕山宋氏始祖德兴公之墓碑碑文上写的也很清楚：自明初之时，由海东宋家村迁入山东沂州府莒州北乡之箕山庄，其记载真实可信。
四是论排辈分，海州、海东宋氏的现有辈分，已排到32至40世；箕山宋氏的现有辈分，已排到17至24世；如果再续上自始迁沂州府的开基祖怡公之上、到海州开基一世祖昭公，以上共历14世，箕山宋氏辈分应排到31至38世；两相对照，基本吻合。
他们一致认为：依据以上四条，作为认定600多年前的远迁支系，证据已经比较充分。所以他们一致同意，将箕山宋氏，按照其源流迁出地，纳入海州、海东宋氏宗谱之沭阳韩山支系。堂号列入“忠毅堂”。并建议：等箕山族谱进一步核实完善后，在适当的时候，可以举行一个联谱归宗的仪式。
据《海州宋氏宗谱》中关于历代宋氏祖先“世系辈分总排行”等资料记载：自海州宋氏开基一世祖昭公算起，再上溯历代、直至宋氏始祖微子启，其总排行共计相隔66世；（也有宗谱考证说67世；海州宋氏1世祖昭公，为总第67世；也有宗谱考证说第68世；尚有待进一步考证核实）。所以，按全国宋氏世系总排行统算起，海州宋氏后裔已排到总第98至106世；箕山宋氏后裔则排到总第97至104世（其中不同地方的宗谱略有差异，总会专家尚在考证核实中。特此说明）。
下面，再对照一下与宋姓氏族一脉相承的孔姓氏族的世系辈分总排行。据《史记。孔子世家》与《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孔氏开姓始祖孔父嘉，乃是微子启的同母胞弟微仲衍的第9世孙；孔子是孔父嘉的第6世孙、微仲衍的第15世孙。现代中国孔子基金会老会长孔德懋（读茂；是清末最后一代衍圣公孔德成的妹妹），乃是孔子嫡传第77世孙女。如与宋氏始祖微子启衔接起来，则排至第91世。孔德懋年纪大、辈分高，她之后还有10世左右；所以，孔氏辈分如果与宋氏先祖联系起来进行总排行，现在大约也到了100世左右。孔子嫡传后裔，自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皆由历代皇帝册封，直至清末民国而从未间断。所以，其宗族世系，历代不乱。由此看来，宋氏与孔氏相对照，其宗族世系，也大体吻合。（据《孔子家语》记载：孔氏早辈人丁稀少，如孔子乃其父64岁时所生；而后辈人则比较兴旺）。
据《海州宋氏宗谱》记载：海州宋氏这一宗族支系，在全国宋氏郡望（古代指世居其地的名门望族）中，属于“广平宋氏”郡望。历史上曾经出过不少著名人物。其中唐朝开元盛世的著名中兴宰相宋璟（按宋氏总排行世系为第57世；也有说第58世；有待考证）；生于公元663年，卒于737年；系河北邢州（今邢台市）南和县人。史书记载：他自幼刻苦好学，博览群书，工于文辞，为人耿介超俗，有大节 。二十岁中进士，授上党县尉；后官至御史中丞、凤阁舍人，吏部尚书，直至宰相。他为官清正，政绩卓著；为唐玄宗创立“开元盛世”，做出了巨大贡献。享年74岁，死后追封太尉（相当于中央军委副主席），谥号“文贞”。（详见本人写的《宋氏源流探微》）。
为了弄清明初大移民情况，我在查找相关历史资料时，偶尔看到了由著名历史学家纪连海教授撰写的《历史上的刘墉》这部书。书中记载：刘墉的始祖于元朝末年，从当时的江苏徐州府砀山县（砀山县后来划归安徽省）大刘家村，避乱迁入江苏东海当芦村；至明初大移民时又迁入山东。先迁到日照东港区黄墩镇与莒县交界的甲子山西北“喜鹊窝”村居住。据明朝万历18年（公元1620年），刘墉祖上续修的家谱记载：“我刘氏自汉隶属于莒…委因元社将屋，我祖见机，迁居徐州府砀山县大刘家村。红巾乱起（即红巾军起义），我祖逃居东海当芦村。至本朝洪武3年，下旨迁民，我祖复由东海迁居日照喜鹊窝”。刘墉祖上，也是洪武初年，从江苏海东一带移民山东。
刘墉祖上自称“我刘氏自汉隶属于莒”。这是因为西汉孝文帝刘恒曾封其侄子刘章为城阳王，东汉光武帝刘秀又封其弟刘祉为城阳王；历史上城阳国设在莒县城。所以，自汉以来，刘姓为莒地的名门望族。如中国第一部文学评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读协），即是南北朝时期的“东莞莒人”（详见《梁书。刘勰传》）。据考证，刘勰就是莒县东莞大沈庄村人。刘墉的祖上也是莒地人，大概与那里历史上的刘姓名门望族，也有一定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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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到了明英宗天顺年间（公元年），刘家发生了火灾，房屋家产损失严重；到宪宗成化年间（公元年），刘墉的祖上兄弟五人决定分家并外迁谋生。其中，老二刘思源留守本地；老大刘承源迁往安丘；老三刘接源迁往邱前；老四刘续源和老五刘根源迁往莒县。刘墉的祖上刘思源，他有八个儿子。过了若干年后，由于感到当地的人口比较密集，缺少发展空间；而外边还有许多人烟稀少的地方，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所以，刘思源决定只留老四刘禧和他本人在家，其他兄弟七人外出谋生。其中刘福、刘禄同迁日照三庄乡刘家沟；刘寿迁刘家庄；刘诗迁大株洲；刘书迁莒县与叔叔刘续源、刘根源会合；刘忠迁临沂；刘厚迁沂水刘家店（后人一支又迁居沂水卜泉庄）。再后来到清朝弘治年间，刘墉的高祖刘福，因避匪乱，又迁居诸城逄哥庄（今属高密市）；从此，刘墉家族定居于逄（读旁）哥庄。
看了刘墉祖上，自江苏迁入山东的历史演变过程，感到与箕山宋氏先祖自海州迁入海东，再迁入沭阳韩山，又从海东迁入山东沂州府的迁徙过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另据近年出版的《古镇大店》，书中引述《庄氏族谱》说：“我庄氏，明洪武初年，由江苏东海郡海东村（今连云港市云台山北）迁来朱陈店”。朱陈店庄氏，即闻名遐迩的山东莒南大店庄氏。电影《平鹰坟》“庄阎王”，即出在这个村。据史书记载，大店庄氏自明万历40年，庄谦中进士；到清朝末年，族人共有20人中进士，20人中举人；拔贡12人，岁贡19人；有功名的乡饮介宾以上共411人；其中官至巡抚1人，道台2人，知府8人，知州6人，知县16人。直到民国初期，原清朝末年的翰林庄陔兰，还担任末代圣人孔德成的老师，并当选为山东省国民议会议长。直到现在，大店庄氏名人辈出，真可谓名门望族，簪缨世家。但可惜的是，他们家的族谱，其前半部分，也于明朝末年毁于兵火；许多也是后来拼凑续补的。可见历史无常，史料保存之难，连如此豪门望族，也不能幸免。由此及彼，箕山宋氏先祖早期迁徙、繁衍的相关历史资料出现缺失，也就不难理解了。
沂州宋氏始迁祖宋怡公，明初从沭阳韩山迁入山东沂州府辖区后，其具体迁徙过程和子孙分支、以及再迁去向等相关历史资料，因早年族谱缺失而难以理清。根据目前掌握的一些有关族谱资料分析，是否可能存有如下情况，尚不敢冒然定论，在此推论几种可能情况，仅供参考。
一是始迁祖宋怡公，于明初先从沭阳韩山，随大移民迁入沂州府辖区（沂州府驻地兰山县，离沭阳仅百多公里）；其后不长时间（仍在明朝初年），其后人，有一支自沂州府又迁入蒙阴北楼（历史上曾属新泰县）。还有一支，即箕山宋氏始迁祖德兴公，则迁入当时的沂州府莒州北乡（今沂水县）箕山村。据箕山宋氏古谱记载：到了第五世，箕山又有五世祖安太公迁居北楼，投靠本家；并且到了第八世，这一支的三友公又从北楼迁回了箕山；三友公的后人至今在箕山繁衍兴旺。在古时候交通、通讯极不方便的情况下，箕山族人之所以跋山涉水三四百里迁去蒙阴北楼，而不去投奔附近就有的许多宋姓村庄；并且后来又有族人从北楼迁回箕山；莫非投靠直系亲族，是不可能的。如果纵览刘墉等家族的搬迁历史，相似的情况在那个年代，也就不难理解了。
据老人们传说：箕山祖林中间有一块空地，这里本来是北楼宋家与箕山宋家三世和四世先祖的坟墓，由于北楼宋家后来发了家，感觉来箕山上坟很不方便，提出迁去蒙阴。但箕山人不同意，结果蒙阴宋家就趁过年黑夜间，来人偷偷迁走了。第二天村人发现，林地周围有许多马粪，还有人拣到他们夜里匆忙之间落下的银酒盅，等等。还有传说：迁坟者就是五世祖安太公的后代。所以，八世祖三友公又迁回箕山村定居后，由于那时村里有人还计较过去迁坟的事，所以他只好另选南林作为墓地；而另一从北楼迁回的一支，则只让他埋葬在老林的东地堰之外（那里确实曾经有一些先人们的坟墓，大约1980年前后因通路才迁走）。现在看起来迁坟已不算什么大事，但过去的人比较迷信计较。之所以又提这事，目的是说明箕山宋氏与北楼宋氏，历史上确实有非常密切和扯不清的关系。
二是据《东蒙宋氏族谱》记载：自始迁祖古真公，于明初移民蒙阴北楼村定居，世代以耕读传家，虽居沂蒙山腹地，但人才辈出，成为当地名门望族。其后人通过仕官、游学以及躲避战乱等原因，散居于蒙阴、新泰、沂水、沂源等地。其中沂水西部、新泰东部、沂源南部有许多宋姓村庄，皆是蒙阴北楼宋氏后裔。其中明朝监察御史宋钦、宋铠兄弟及其后人,即迁居新泰杨庄，并逐步形成新泰宋氏支系。谱载：其家族最早有宋本公，洪武丁卯年（公元1379年）中举人，被派往广州任知县等职。后有宋钦公、宋铠公兄弟，先后于明宪宗成化年间（年）和孝宗弘治年间（年）中进士；宋钦公官至御史（掌管对朝廷与地方官吏的监察纠举等）；宋铠公官至浙江道监察御史（掌管本省官吏的监察纠举等）、直隶真定（即河北真定）府知府。又有宋启亨公及其子大儒、真儒、明儒公，父子四人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皆为拔贡贡生，且皆任知县；启亨公任四川龙安府石泉县知县；其子真儒公后又接任石泉县知县；大儒公任陕西朝邑县知县；明儒公任山东嘉祥县知县。谱载：蒙阴东蒙宋氏家族，在明清两朝考中进士的3人；举人3人，其中武举人1人；拔贡贡生共有16人；授儒林郎、修职郎以及教谕、训导等职衔的二十多人。
又据《东蒙宋氏族谱》记载：他们的先祖中，确实有族人迁居于箕山。而且他们也祖辈相传：箕山宋氏是从蒙阴北楼迁去的。所以北楼宋家也有人推测：祖上有可能先落户沂州府兰山县，后又迁入蒙阴北楼；其兄弟或者后人们，不久后又有人迁入沂水、莒州一带，包括箕山村。而后来箕山村又有人为了投靠本族，又回迁北楼村等等。因为祖上同是根在海东；所以，箕山宋氏祖碑开宗明义就写明了祖居地为“海东宋家村”。这几种可能性都有可能存在，有待进一步考证。
由于明初自海东韩山迁入沂州府期间的族谱，至今尚未发现。而北楼宋氏也与箕山宋氏的族谱一样，其先祖及以上部分已经缺失。所以，箕山与北楼宋氏族谱中，有关这一段先祖迁徙的具体历史过程，还有待进一步续补完善。
 在这次商丘盛会期间，宋良浩宗长偕夫人宋张美玉女士全程参加，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入会的海内外800多名宗亲代表、以及地方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以英雄、领袖般的盛大欢迎，场面十分震撼！为人处世能够达到如此境界，实在难能可贵！
更值得一提的是：宋良浩宗长也是 宋璟公后裔，其祖籍福建闽侯宋氏，乃名门望族。1949年他随父去台湾经商，后又到印度尼西亚开办纺织企业；由于善于经营管理和不断开拓创新，且为人慷慨，好善乐施；被尊称“纺织大王”和慈善家。会议期间，我特地让宋崇义主席和宋德友会长提前向他打了招呼，于晚饭后到他下榻的房间进行拜谒。谈到同祖同宗，他热情有加，主动站起来摆好姿势，与我们合影留念。
由于本人水平所限，加之目前族谱资料仍有许多缺失部分；文中多有不当之处，敬请各位不吝赐教。并衷心希望今后有更多族亲，能够发现和挖掘出更多族谱资料，以进一步续修完善，昭示后人。并能够与全国宋氏通谱、以及海东宋氏族谱等，尽快衔接起来，让列祖列宗安息于九泉。
（2011年夏秋写于箕山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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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了。我也没细看，上面海东，我记得响水灌云一带历史上有这个区划，以前这里都是东海或者海州辖地。
所以说，现在的山东人对东海是即熟悉又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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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叙叙，加强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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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日本都是徐福后裔——就算是，有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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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老人说，咱祖上是从“东海（海州）当路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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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路王的历史
原文地址：老人说，咱祖上是从“东海（海州）当路村”来的！“东海”在哪－－魂牵梦绕“
原文作者：徐鹏
老人说，咱祖上是从“东海（海州）当路村”来的！“东海”在哪－－魂牵梦绕“当路村”
10:45:36.0
　　　　　　　　　　　　　　　　　　　魂牵梦绕“当路村”
　　问我祖先哪里人，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这是朱明王朝以来，北中国家喻户晓的一句老呱，数百年来广为流传，无论黄河南北，还是海峡两岸，几乎人人萦怀，妇孺皆知，它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明初山西向各地移民的情况，也在华夏民族心中留下了悲欢离合的血泪回忆，使人扼腕叹息，感慨万千。
　　那么，我们的先人在拉家带口、一步三回头离开“大槐树”之后，是怎么来到齐鲁的？是不是所有山东人的“根”都在“大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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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笔者在翻阅鲁南、苏北一些大姓家谱时，发现几个出现频率极高的村名――“当路村”、“荡芦村”、“当芦村”！
　　王均善先生在《海曲王氏溯源》中考：
　　三槐堂王氏……王总兵（失考）镇守东海，其后裔……师、谷、昭、庆、传、乐、仙，嫡庶兄弟七人，　　为避红袄军之难……于南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从东海荡芦村“三槐堂”携带家眷，乘船来日照，在涛雒口登陆，相聚月余，举目无亲，生活无着，想再北移，走到两城河南岸，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难得兄弟七人抱头痛哭一场，最后只得各寻田庄谋生，长房、四房迁莒境，六房迁沂州，三房迁安丘，二房迁诸城，五房不知去向。惟七房（号称老七支）王仙又返回涛雒谋生。兄弟七人从此失散，互不通音讯。故日照有……“失散王”之说。
　　江苏赣榆大兴庄《王氏族谱》序载：
　　始祖朐阳（即海州）当路村人也，洪武二年避倭寇之乱，兄弟同迁者七人。
　　网上王晓先生留言：
　　诸城巴山王系三槐王，迁自江苏连云港当路村。
　　孙西荣先生在《孙氏源流简溯》中考：
　　五莲县孙氏多在明洪武年间迁住，来自山西洪洞和江苏海州十八村的当路村。
　　《重修莒志》云：
　　莒州十区臧家庄臧氏，原籍江苏省东海县当路村，始迁祖胤祚于明洪武二十三年迁至莒县黑坊口，四世成儒迁居臧家庄。
　　《草涧刘氏族谱》序言称：
　　元社将废，我祖见机，迁居徐州府砀山县大刘家村。红巾乱起，我祖逃居东海当芦村。至……洪武三年，下旨迁民，我祖复由东海迁居日照喜鹊窝。
　　民国版《增修胶志'疆域》载：
　　（胶南市）海青镇大陈村，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陈俊从江苏海州荡芦村迁此立村，取名陈家村。后因比邻村大，改称大陈家村。
　　彭煜文、史星先生在《胶南移民考》中记：
　　从海州来的移民大部分是和山西移民一样由朝廷组织的，也有一部分是为了躲避元末明初江苏猖獗的倭寇来到胶南，有53个村来自海州荡芦村。
　　如此众多的大姓，在同一年代、迁自同一“当路村”，或同音异字的“当芦村”、“荡芦村”，这中间肯定有个说法。
　　这首先需要弄清楚“当路村”在哪？缘何取名“当路”？
　　地名，时代的遗迹，活着的历史，所有的地名都曾经或现仍然存在着。幸运的是，历经近七百年日月流转，鲁南、苏北诸多大姓家谱中的海州或东海“当路村”仍一字未改。
　　此，即今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花果山乡当路村。、
　　而且，“当路村”，“当芦村”，“荡芦村”，乃同一村。
　　　　　　　　　　　　　　　　　　　　　　【2】
　　关于“当路村”村名的来历，说法不一。
　　原沂水三中校长王立刚曾受村中族人所托，在山东、江苏两省实地寻根、访宗、联祖，直到王氏始祖迁出地连云港市云台区花果山乡当路村，基本解开了近七百年来代代传说的该支王氏始祖从海州当路村迁徙，有兄弟七人的“七袄岭”或“分袄岭”之说。
　　王立刚先生在《“七袄岭”王的调查》中考：
　　当路村始祖与村名来历 这次我们去始祖的迁徙地海州当路村，想查个水落石出，可惜听当路村“三槐堂当路王氏修谱委员会”主任王恒飞介绍说，当路村的家谱已丢失，也无法查清了。王恒飞主任介绍如下：
当路村是西汉官拜河南京兆尹的七世祖王尊所立（王尊是王熙的七世孙，王熙为当路始祖）。他原居沛，后迁琅琊。当时外戚专权，正值王莽纂权的前夜，朝廷矛盾百出，政治腐败，政局不稳，尊公虽居高位，但急流勇退，他游东海登云台，感慨地说：“跨海登州，游于东海，东有大山，西有环海，登崖观景，雅景可观，此仙山宝地，后世必出人杰。”后于汉哀帝元年先祖举家来到四面是海的云台山，在向阳处下寨立庄，从此隐居起来，愿后人以“当仕路，忠民权，功于国，荣于家”的祖训，定名为当路村，直沿至今。
　　《前坡三槐王氏.》中也言：
　　据说，当路村村名形成于西汉。时任河南京兆尹的王尊愤于时局混乱，遂由沛迁琅琊，居于云台山，因祖训中有“当仕路，忠民权，功于国，荣于家”之语，遂定名“当路村”。
　　而《连云港的砂锅炖驴肉》一文中则记：
　　连云港流传着一段神话故事。有一天，八仙之一的张果老，途径花果山下的一个山村，看到春光明媚，阳光和煦，满山的桃花杏花似锦，山泉流水，清澈见底。他情不禁地跳下驴背，手牵着驴缰绳，沿着麦田间的小道，欣赏这人间仙境。忽然间从背后传来阵阵吵嚷声，一群乡民围了上来，诬赖他的驴吃了麦田里的麦苗。张果老解释再三，乡民不信，无可奈何，他只好磨刀宰驴，剖腹查看。乡民们惊得发呆，因驴腹内没有一根青苗，乡民们你看我，我瞧你，大眼瞪小眼。真相大白后，张果老索回驴皮，用手一拍，又变成毛驴一头。此情此景，惊呆了众乡亲，大家齐跪在地，央求神仙宽恕，挡住了神仙的道路，从此这个小山村就挡驴村，天长地久，改为今天的当路村。
　　当时，张果老见道路被挡，便倒骑着毛驴，加鞭快跑，边跑边喊：“驴肉可香啦！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
　　在连云港，用鲜驴肉制馅的肉水饺，历来倍受人们喜爱。其它如酱驴肉、卤驴肉也各具特色……列为连云港市地方名菜十道大菜之一。
　　前说，有理有据，且寓意深刻，并散见于始迁于当路村的“七袄岭王”在鲁南、苏北诸后裔家谱之中。
　　后说，流传甚广，有鼻子有眼，亦入志见报。
　　两说孰真孰假，今难已定论，也没必要定论。
　　　　　　　　　　　　　　　　　　　　　　　【3】
　　今之日照人有相当一部分迁自“当路村”，时间是明初，这毋庸置疑。可其中仍有许多需理清的问题：一是“当路村”始迁居民来自何处，或者说是否都来自山西“大槐树”？二是在明初大移民中“当路村”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三是为什么虽迁自同村，然后来家谱中所记村名音同字不同？
　　众所周知，元朝统治仅89年，其间也曾盛极一时，但因奴隶主游牧贵族的残忍本性，很快就使得阶级牙盾和民族矛盾激化起来。元朝把人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汉人和南人生活在最低层，不得打猎、习武、养马、持刀、集会，甚至晚上不能点灯。还强迫他们当“驱口”，做奴隶，像牲口样买来卖去。
元末社会像一堆干柴，点燃反元怒火的是红巾起义。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白莲教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黄河工地埋了个一只眼的石人，然后四处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时隔不久，石人出土，民心骚动，韩、刘聚众杀牛宰马盟誓，宣布起义。因起义队伍头裹红巾，手举红旗，所以称红军、香军或红巾军，各地纷纷响应，李二（芝麻李）占徐州，王权（布王三）占邓州、南阳，孟海马占襄阳，郭子兴、朱元璋占濠州，彭莹玉、徐寿辉占蕲州，方国珍、张士诚占江淮，很快成燎原之势。
　　于是，元军和起义军在中原大地特别是冀、豫、鲁、皖、苏间生死相搏。元军镇压十分残酷，当时豫、鲁、苏北、皖北百姓，十人中就有七八个被杀，数十万人的商埠名城扬州，杀得只剩下18户。当然，起义军也以血还血。传说朱元璋大将胡大海当初在河南讨饭，受过土豪地主羞辱。朱元璋称帝后大赏功臣，胡大海什么都不要，只要到河南报仇。朱元璋怕他杀人太多，只许在“一箭之地”，就是几十步内报仇。谁想反被胡大海钻了空子，在河南射中一只大雁后尾，大雁负痛，带箭乱飞。胡大海于是驱兵杀去，雁飞到哪里，见庄就烧，见人就杀，只杀得河南、山东血流成河，尸骨如山。
　　好不容易元末战火熄灭，“靖难之役”接踵而来。朱元璋死后，长孙朱允炆即位。而手握重兵、坐镇北平的燕王朱棣，借口“清君侧”南下夺江山，双方在中原数年拉锯战，致江北千里无人烟。明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四月，燕军大败朝廷军于白沟河（河北雄县），杀死、溺死十几万人，尸首横陈100多里。
同时，元末明初，中原不仅遍历兵灾战火，而且迭遭水、旱、蝗、疫灾侵扰。
　　《元史》记载，仅元末四十余年的旱、涝灾害，山东18次，河南17次，河北七八次。从元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到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几乎年年都是特大洪水泛滥成灾，大蝗灾有十八九次，天灾人祸，山东、河北平原荆榛丛生，积骸成丘，人烟断绝。
而正当中原大地战火蔓延、灾荒肆虐时，素有表里河山之称的山西，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南倚黄河，北靠长城，易守难攻。加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百姓生活安定。同时，固守山西的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父子十分精明，从不在山西打仗，一个劲地把战火往外烧。比如，他们也镇压红巾起义军，却跑到河南、河北和陕西去打仗，客观上使山西百姓少吃了苦头。
　　于是，山西人口和中原人口相比极不平衡。明初，朝廷决定从山西移民中原，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场轰轰烈烈移民的大潮。
　　今人往往为这样一个问题困惑，即不管走到天南海北，乃至港台欧美，特别是豫、鲁、苏、皖一带，一听说是山西人，总会有人攀老乡，问洪洞“大槐树”还在不在？”然后，亲切地告诉你他祖上是从“大槐树”下迁来的。
　　然而，历史真象是：明初大移民，原则是把狭乡（人多地少之地）百姓大量向宽乡（人少地多之地）迁移，并不仅迁自山西，还有江、浙及“山后沙漠”；迁出者在山西也不仅是洪洞，还有泽、潞、辽、汾、沁及太原等地人。那么，为什么世代众口一词，都说是从“大槐树”下迁出，甚至仅知有洪洞不知有他乡？
这是因洪洞移民是规模最大的移民，而“大槐树”下又是移民的“点行处”。由于洪洞广济寺地处通衢大道，朝廷在广济寺“设局驻员”，给移民发放迁移勘合及“凭照川资”，移民们由此起程，从此天各一方，离别之处话离别，断肠人送断肠人，与亲人分手后欲走还却，频频回首，泪眼模糊，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鹳窝，只记住大槐树下的棘针沟。这样，大槐树、棘针沟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成为千百万移民后裔怀乡的精神寄托。后来，不仅来自山西的移民，而且来自外省的移民，都认同大槐树、棘针沟是他们的故乡。
　　事实上，自“当路村”北迁鲁南、苏北的先民，有相当多的始迁点并不是山西“大槐树”――
“七袄岭王”：“西汉官拜河南京兆尹的七世祖王尊……原居沛，后迁琅琊……于汉哀帝元年先祖举家来到四面是海的云台山……立庄，从此隐居……定名为当路村。
　　“草涧刘”氏，“自汉隶籍于莒，由久矣……委因元社将废……迁居徐州府砀山县大刘家村。红巾乱起……逃居东海当芦村。至……洪武三年……复由东海迁居日照喜鹊窝（《草涧刘氏族谱》序）。
同时，在迁居东海“当路村”的先民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苏州。
据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新安镇志》记：朱元璋登基之初，虑苏州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之“洪军赶散”，而苏州阊门周姓、常（常州）之无锡惠姓、及刘、管、段、金等姓皆被赶散，至朐南芦苇荒所，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后人烟渐繁，乃诣州请为州民，州牧载入版图，是为里人。
　　又据《苏州市志》载：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迁苏州阊门一带富户百姓，至苏北沿海灶区（盐区）。
　　这部分移民，是由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繁华富庶苏和“湖广熟、天下足”嘉、湖、锡、常等迁往芦苇丛生、四野沼泽的不毛之地海州。因此，虽其后人虽再迁他乡，但几十年后、甚至上百年后家业重兴时修谱，口头相传的苦难记忆，下笔时“当路村”为“荡芦村”、“当芦村”，也就不难理解了。
由此可见，明初大移民时的东海云台十八村之一的“当路村”，正如“大槐树”同样，亦乃一移民“中转站”！
　　自此而北上南下的，有“当路村”坐地户，有山西远方客，也有苏州“下乡”的，还有重回老家莒地的汉城阳王刘章之后的“草涧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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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山东人研究东海比连云港人痛彻呢，当路这个名字他们说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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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东海就是海州，并非是今天的东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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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东海就是海州，并非是今天的东海县
别打脸啊,你这不是让人难堪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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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力作客从何处来可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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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苏中大多来自江南苏杭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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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一次去驾校，练车前，教练叫我看看油箱还有多少油，我拧开油箱盖，光线太暗，看了半天也没看清楚。我顺手摸出打火机凑近油箱口，就在我准备按下打火机时，师父一脚把我踹飞了，尼玛这教练脾气太坏了。我强忍着没发火，练车时，刚好是下坡，一紧张猛踩油门，教练大喊：“刹车！！用脚刹！”我连忙打开车门，一只脚放在地上，鞋底狠命的摩擦着地面！拖行了20多米，车终于停下来了！教练吓傻了，拿了五十块钱让我去给他买包中华压压惊！当时我就很郁闷，怎么还有拿牙膏压惊的！当我把十盒中华牙膏递给他时，他默默的退还了我全部学费，说：隔壁还有一家驾校，我说：我就是隔壁那家介绍过来的！最后无奈只好先去银行把学费先存了，结果尼玛排队，不过还好遇到一个好人，他说他要取钱而我刚好要存钱，我把钱给他我们就都不用排队了。我想想也对，就开心的把钱给他了，世上还是好人多啊。出门突然看到围了一圈人。走近一看，原来是两个女的在打架。我摇摇头便想:国人素质就是差，打个架有什么好看的！刚转身走，突然听到一阵声音“扒她的衣服，扯她的裤子，看她以后怎么做人！”哎呦我去！这都是什么人啊。于是我又回到了人群当中…晚上去酒吧看球，完事已经夜里2点多了，出门打半天车也没打到，突然一辆保时捷卡宴慢慢停靠在我旁边，车窗缓缓落下一位衣着性感的少妇，带着非常妩媚的眼神略点微笑，望着我说：小伙子你哪里嘛？我送你。哥非常有礼貌的回答她：对不起！我不打黑车。事后我被自己的机智深深所折服，你说这打个保时捷得花我多少钱啊！走路回到公寓，刚到门口就被隔壁女神拦住，女神说她手机坏了，想去电脑城买个6Plus，我看准了这个机会，对她说:“要是今晚你陪我，我明天就送你。”女神欣然接受，于是我们下了一夜飞行棋，第二天一大早我骑着三轮把她送到了电脑城。一夜没休息，回住处倒头就睡。可我家楼下有一孩子最近老是爱唱鲁冰花。这不又唱起来：天上的星星...... 我就及时的大吼了一句：参北斗啊！那孩子现在都没找回调呢！睡到下午醒了，哥们打电话说要一起吃烧烤，吃完烧烤回家的时候点老背了！前面查酒驾，我刚和哥们喝了不少酒，早知道不走这条道了，距离交警越来越近了，心脏突突的跳，手心里全是汗，想要逃跑，但前面都是警察，跑也跑不了，轮到我了，我颤抖着张开嘴，对着测酒器吹了一口，机器疯狂的鸣叫，完了，心想这次躲不过去了，警察对我大吼，赶紧滚，走道的跟着凑他妈什么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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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哈。。。我简直是忍俊不禁了。山东人认祖归宗，马上就有人跳出来声明东海不是东海，这么慌忙，草木皆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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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根在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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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赶散——揭开鲁南明朝移民的秘底
作者：   发布时间： 19:55:43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在苏州建立根据地，自称吴王，与朱元璋抗衡。1367年张士诚兵败被俘，缢死金陵。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建立明朝。洪武帝为巩固政权，下令将苏州城内原来支持和拥戴过张士诚的士绅商贾没收家产，责令全家迁徙到外地垦荒屯田。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洪武赶散”。
“洪武赶散”始于明朝，据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冯仁宏撰写的《新安镇源流》中称：“大明洪武登极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洪武赶散’，子孙相沿，传世为例。传至嘉靖，适奉旨击散，而苏之阊门周姓、常之无锡惠性，以及刘、管、段、金皆被赶散，来至朐南（原海州以南地区），芦苇荒滩，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
县境人口始祖多从苏州迁徒而来，不少旧宗谱均有记载。因当时称民是强制的，又是武装押送，事情又发生在洪武年间，故称为“洪武赶散”。
“红蝇赶散”揭迷
幼时，即听老人们多次讲述“红蝇赶散”的故事。近来，我调到县志办工作，故常有些老人向我打听“红蝇赶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先后翻阅了《明史》、《清史稿》、《隆庆海州志》、《康熙海州志》、《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等一些海州方志，但均未见到“红蝇赶散”的记载，各种灾害记载的十分详实。为什么象“红蝇赶散”这样数万人大迁徙的灾难，却被史学家们忽略呢？其中一定隐藏着一个迷团。两年多来，我作了深入的调查了解，精心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才初步揭开“红蝇赶散”的神秘面纱。
一、“红蝇赶散”的影响范围
因工作之便，我借阅了一些家谱，很多家谱，都明确记载本户在明代时，由苏州阊门，因“红蝇赶散”迁居海州的。如沭阳县大竹园洛安堂《孙氏家谱》、东海县张湾紫阳堂《朱氏家谱》、赣榆县沙河无锡堂《孙氏家谱》、灌云东辛洛槐堂《王氏家谱》等。灌云县下车乡《戴氏家谱》记的更为具体，明确记载该户在明初，由苏州阊门五里十甲，迁来海州定居。在走访灌云、东海、沭阳、灌南、赣榆等老居民中，十有八九皆称自己祖先在明代由苏州一带因“红蝇赶散”、“红蝇赶散”、“红军赶散”、“红蜂赶散”而迁来海州定居的，甚至在涟水、洪泽、盐城、阜宁、响水等地也听说过“红蝇赶散”的事，山东的郯城、沂水、莒南、临沭等地的老百姓也称在明清时期，海州地区也曾发生过红蝇赶散的事件。其影响范围在苏北、安徽、鲁南一带，地域广、时间跨度长，民间影响大。
二、关于“红蝇赶散”的民间传说
一说，明初在苏州阊门一带偶生很多红头苍蝇（也有说是“红蜂”），见人就叮，叮了就死，故纷纷逃来海州避难。二说，元末张士诚率盐民起义，义军头裹红巾，后来义军之间互相混战争天下，张士诚的红巾军为了死守苏州，把苏州阊门的老百姓强行驱赶到海州。故称“红军赶散”或“洪武赶散”。三说，苏州百姓为了不忘祖籍是苏州，都忍痛把自己的小脚趾剁了一刀，作为标识，将来好回苏州认祖归宗。民间种种传说，虽然讲的服服贴贴，活灵活现，但很难自圆其说。
昆虫学家对“红蝇”、“红蜂” 赶散的说法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世界上从古到今，还没有任何一种昆虫能造成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苍蝇只能传波疾病，根本不可能咬人就死；蜂类一般不主动叮人的；退一步讲，假如是“红蝇”、“红蜂”这类昆虫造成的，他们的家谱为什么没有记载一位亲人被“红蝇”或“红蜂”叮死的呢？由此可见，他们的逃难，根本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屈于某种人为的因素，被强迫驱赶而来的，只是他们不敢说，史家不敢写罢了。因此，所谓“红蝇”或“红蜂” 赶散之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毫无科学依据的，只能说是以讹传讹，子虚乌有。
 “红蝇赶散”如果是张士诚的红巾军所为，站在张士诚的对立面的明代史学家，为什么不抓住其罪而大书特书呢？为什么张士诚死后，从苏州赶来的人们仍留住海州，并在海州一带长期的繁衍生息呢？从时间来看，也不可能是张士诚的红巾军所为，因为张士诚已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自杀，大迁徙发生在明洪武年间（1368年）以后的事件又怎能与张士诚有瓜葛呢？
由此可以证明，“红蝇赶散”的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实在委屈了张士诚的红巾军。
三、“红蝇赶散”的事实真相
既然传说中的“红蝇”、“红蜂”、“红军”赶散不能成立，那么家谱中的“红蝇”这个历史事件又当何解释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灌云县博物馆，见到一部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新安镇志》手抄本，比较翔实地记载了“洪军赶散”的发生原因及经过。据《新安镇志》载：大明洪武登基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之“洪军赶散”。子孙相承，定为世例，传至嘉靖，适奉旨赶散，而苏州阊门周姓、常（常州）之无锡惠姓、及刘、管、段、金等姓皆被赶散，来至朐南芦苇荒所，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后人烟渐繁，乃诣州请为州民，州牧载入版图，是为里人。
又据《苏州市志》载：据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统计，时苏州府领县64700户，190万人口。初年为加强国家统治，开发落后边远地区，实行戊边屯田制，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洪武五年（1372年）迁苏州阊门一带富户百姓，至苏北沿海灶区（盐区），二十四年（1391年）迁苏州富民，充实南京。永乐元年（1403年）迁苏州等地富民，充实北京。
由此，不难看出，明初的确实行过强制性的迁民政策，且这种政策贯穿于明朝始终，不仅限于苏州，包括江南的杭、嘉、湖、苏、锡、常等广大地区，因此，所谓“红蝇赶散”，当指移民事件。“红蝇赶散”，这一民间的咒骂称呼，在明、清文字狱盛行的时代，史家不是不知，而是不敢秉率直书，只好回避这个民怨很深的事件，这就是史书和地方志不见记载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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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州也曾发生过“红蝇赶散”
明代初期，海州地区的张士诚残部逃亡海岛，与日本浪人武士勾结，在沿海进行抢劫和骚扰。为此，明洪武年间，朝廷下令“片帆不许入海”，实行“封海”、“裁海”，海州沿海的岛民，被强迫迁去内地，如迁沭阳、莒县、沂水、郯城一带，多有云台山区迁去的家族。据《江苏海洋渔业史》载，清顺治十八年（1662年），清廷发布《迁海令》，强迫云台山、高公岛、东西连岛等地的居民内迁，规定“片帆不许入海”。
五、“红蝇赶散”的功过
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这个强迫性的移民事件，一方面，统治者采用了拆居烧房，关押驱赶，不顾百姓的死活的政策，使大批移民苦不堪言，对其中倒流移民，又采取重治罪。这无疑是朱元璋的一大错误。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广大居民带来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有力推动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明初，海州盐民逃亡殆尽，盐业生产基本停顿，官府靠移民充作灶民（盐民），发展盐业生产，改煎为晒盐，后改为砖地晒盐，既降低成本，又提高产量和质量。从巩固国防和发展经济来看，也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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