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比赛项目起源发展以及规则：拳击项目介绍
发布时间：日 12:10:40&&
奥运会项目为何有这些呢？拳击在奥运会比赛项目中是既引人注目也是争议颇多的一个项目。现代拳击始于英国。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896年在雅典召开的时候，组织者认为拳击运动太危险取消了这个项目。直到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第3届奥运会，拳击才被列入比赛项目。不过拳击在奥运会的确命运多舛，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该项目曾因瑞典国家法律禁止拳击运动而被取消。自1920年奥运会之后，拳击在奥运会比赛项目中才确立下来，既而奥运会拳击史上出现了穆罕默德-阿里、史蒂文森等传奇人物。赛制奥运会拳击比赛只允许业余运动员参加，按体重分12个级别进行：48、51、54、57、60、63.5、6 7、71、81、91公斤以上级。各国选手通过各大洲的预选赛获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各大洲的参赛名额分配取决于拳击运动在该区域开展情况。奥运会拳击比赛采用淘汰制，选手的对阵是随意抽签决定的，并不按照世界排名设立种子。不过与大多数奥运会项目不同的是，半决赛失利的选手不再进行三、四名决赛，而是并列第三，各获得一枚铜牌。奥运会拳击比赛分四回合，每个回合两分钟，每回合之间有一分钟的休息。运动员90年代的奥运会拳击明星是古巴的萨旺。奥运会历史上夺得拳击金牌最多的国家是美国，19届比赛一共夺得46枚金牌。但近年来古巴在奥运会拳击比赛中占据较大优势，世界锦标赛中夺得42项冠军。
以上就是本次的奥运项目起源、规则、趣闻、发展的介绍　　摘 要：20世纪90年代初欧美地缘经济学一经诞生，就备受关注、讨论及推崇，但在其性质及内涵的认识上则出现了诸多分歧，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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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地缘经济理论发展脉络及其内涵特征探析
2014年1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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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20世纪90年代初欧美地缘经济学一经诞生，就备受关注、讨论及推崇，但在其性质及内涵的认识上则出现了诸多分歧，已影响到学科理论及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从地缘经济理论发生学角度，对欧美地缘经济学的实践背景、理论缘起、发展流派等进行回顾与梳理，以辨析其性质及内涵特征。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欧美地缘经济学具有深刻而丰富的理论渊源，世界范围内地缘经济合作实践二度兴起，成为理论内涵的重要来源及宏观背景。多个相关或相近学科的研究成果，为其提供了理论准备，地缘政治学则是其直接理论来源；（2）随着地缘经济学理论的地域扩散，形成了以美国、意大利和俄罗斯为中心的多个各具特色的理论学派。不同学科及其分支理论、观点与流派之间相互借鉴、交叉与融合，使其变得极为庞博复杂；（3）地缘经济学已形成有别于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内涵及特征，不过总体上处于学科理论的初创阶段，其研究边界尚不清晰、核心理论有待建立、学科体系有待完善。 中国论文网 /8/view-4914325.htm　　关键词：欧美地缘经济学；理论渊源；流派；内涵特征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在21世纪新旧格局交替之际，各国内外政策都面临着历史性大调整，以适应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以爱德华·卢特沃克、理查德·索罗门、卡尔罗·让等人为代表的欧美学者，于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即地缘经济理论。地缘经济学理论一经诞生，就备受关注、讨论及推崇，但由于该理论形成时间短、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学界在其性质、内涵及其价值的把握上产生了分歧[1-5]。在地缘经济理论的学科价值上就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地缘经济学已从地缘政治学中独立出来，二者并立；第二种观点认为地缘经济学已经取代了地缘政治学；第三种观点认为地缘经济理论是地缘政治研究领域的新拓展，从属于地缘政治学。此外，在理论指向上也出现了论争，且至今未有一致看法。由此造成人们对地缘经济认知的困惑甚至是混乱，并束缚了学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拟对欧美地缘经济学的实践背景、理论缘起、发展流派等进行回顾、梳理与评述，旨在从地缘经济理论发生学角度一探其性质及内涵特征。考虑到欧美地缘经济学发展史只有二十余年，但是地缘经济学的两个至为重要的理论渊源，即地缘经济合作实践和相关或相近解释体系却是由来已久，并随着地缘经济合作于70年代前后和90年代左右的两度兴起，为欧美地缘经济理论的创立作了较为充裕的时间积淀。据此，将地缘经济学的理论生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加以论述（表1）。 　　2 理论孕育：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 　　二战后，随着世界经济恢复性发展与国家力量对比关系的消长，尤其是中苏关系的变化、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欧共体的形成等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冲击，使得维持了近20年、以国际政治对峙为特征的两极格局出现了松动，一个更为均衡稳定的多极格局开始显现。与此同时，各国将竞争目标及重点由传统政治军事安全调整到经济发展与安全领域，注重区域性协同发展。至20世纪70年代前后，集团化发展趋势日渐明朗化。继经互会（СЭВ，1941）、经合组织（OECD，1961）成立后，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于1967年在欧洲正式诞生，并适应形势要求在广度（新成员国加入）和深度（合作内容）上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地或是为经济合作组织的示范效应所吸引，或是为区域性竞争压力所迫，开始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基于地体毗邻及邻近关系而实施的跨区域合作的第一轮高潮。集中表现于在欧、非和拉美地区，一些毗邻及邻近国家与地区竞相成立了经济合作组织，实施地缘合作计划。据不完全统计，此阶段先后成立了100多个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6]。在此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现象引起广泛关注并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从自身学科视角出发，试图对地缘经济合作的根源做出合理解释，而其研究成果则为地缘经济理论生成提供了必要养分。 　　（1）国际贸易学的解释。从亚当·斯密的古典贸易理论到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都从不同层面地解释了这种现象。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包括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说、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资源禀赋说等，主要以企业生产成本为分析工具，探讨区域经济合作对专业分工与提高劳动效率的贡献。美国经济学家Viner、Lipsey、Williams等人则从交易成本角度，论证了关税同盟具有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与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等效应。在此基础上，Kindleberger研究了区域合作的投资效应，提出了投资创造（Investment Creation）和投资转移（Investment Diversion）理论。由于影响深远，关税同盟理论被视为建立自由贸易区并促成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奠基石。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学派，运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对贸易进行了分析；小岛清、Helpman、Balassa等进一步考察了贸易在区域一体化中的动态效应，主要包括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资本聚集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等方面。 　　（2）国际政治学的解释。不同流派诸如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近邻国家合作的必要性，旨在得到关系认同与关系维护，“即使这样做可能是不经济的”[7]。恩斯特·哈斯是较早从政治学角度系统研究区域一体化的学者之一，其围绕三个概念——功能外溢、政治外溢和共同利益升级等分析了一体化的动态过程。不过，多数学者关注的是经济区域化背后的政治因素。约瑟夫·格里科用权力变量来解释当代的区域化机制，把地区安全结构的稳定或不稳定视为部分决定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形成的先决条件；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尤尼·高瓦特别研究了政治-军事同盟和其他政治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吉尔平、莱克等学者认为，国际经济稳定是一个公共产品，在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需要采取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方式以稳定区域集团内部的经济关系。高瓦还从安全的角度解释了区域合作的必要性，认为在军事同盟国家之间签订贸易协定，将使两国经济相互依存，有利于结成共生关系。
　　（3）地理学的解释。无论是国际经济学还是国际政治学，都没能解释清楚地缘经济合作的“区域问题”，即为什么是发生在此地而非彼地，也就不能揭示其地理意义。而擅长于解析地缘性问题的地缘政治学，由于二战以来被曲解为“一门支持法西斯侵略扩张行径的学说”，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禁地。除了极少量回顾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史及批判性文章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以地缘政治学术语作为书名的论著在西方问世。涉及到该领域，则需要借助地理政治学或政治地理学的理论表达，甚至在术语上都不用“Geopolitics”而是用“Political Geography”。从而使得地理学思想，主要是其分支经济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成为了研究地缘经济合作的重要理论工具[8-9]。经济地理学认为区域之间是天然存在某种经济联系的，这种联系为经济合作提供了可能。美国地理学家厄尔曼以空间相互作用这一术语表示两个地理区域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英国地理学家哈格特借用物理学中热传递的三种方式，把空间相互作用的表现形式分为对流、传导和辐射；政治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主要分析国家的领土疆界、首都、行政区划等政治现象，揭示国际政治关系的格局及其发展变化规律，为国家的政治决策、国际事务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政治地理学对跨国经济合作问题的研究，在于探讨其对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而不是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体。可见，此阶段对跨国经济合作的研究虽然卷帙浩繁，却没有真正深入到“地缘”问题本质，当然难以形成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体系。 　　3 理论萌芽：地缘经济关系的地缘政治解释 　　第一轮世界性地缘经济合作，并非纯粹是为经济考量，大多出于政治结盟意愿。而各成员国间的诸多边界争端、政治冲突、族群矛盾、宗教与教派纷争等传统政治安全问题在冷战后期渐次显露，更是极大地冲击了原本脆弱的经济利益基础。由此导致在20世纪70年代末，大多数非洲和拉美地区的跨国合作组织要么分离，要么陷入停滞状态未能真正履行其协调职能，从而使得跨国经济合作陷入了一个长达10年的低谷期。不过，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地缘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降低，也未因此降低学界探索地缘经济现象及问题的兴趣。刚刚复苏的地缘政治学，因其擅长于地缘问题的综合研究，并格外关注新形势下世界权力结构变动的经济因素及经济影响，从而为地缘经济理论创立作了直接准备。 　　1964年，S.B.科恩就在研究中称两极体系终将瓦解，人类必将生存在一个“分裂但是更加永久的世界”。7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的发展印证了其预测，世界政治格局由美苏两极对峙向多极化转变，原属两大集团内的各成员国间利益关系分化重组，大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地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局域性热点问题频现。在此背景下，欧美国家的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等，在已有理论思想的基础上，又重新掀起了世界政治及其格局与国家战略的研究热潮，从而使得地缘政治问题与其描述体系——地缘政治学理论再度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并迅速复苏，新地缘政治学逐步形成：继S.B.科恩提出“多极世界体系”论和I.沃伦斯坦描述其“世界体系理论”之后，罗伯特·吉尔平论述了其“霸权稳定论”，乔治·莫德尔斯基发展了“领导长周期论”，H.A.基辛格阐述了其“五头政治”（pentarchy），Z.K.布热津斯基推出了“三边论”概念（trilateralism）。 　　虽然新地缘政治学坚持认为，基于现实主义解释的国际社会仍然是无政府状态，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并未从根本改变。但是，就新时期的客观实际及其地缘政治解释体系的内涵与外延均发生了变化：在理论的学科基础上，实现了从生物进化论到生态学和系统论的思想跃升；在理论的现实依据上，完成了从国家中心论到世界多极论的转化；在研究内容上，开启了从地理决定一元论到世界发展多元论的扩展；在战略导向上，突显了从对抗到对抗与合作并举的转移；在政治安全理念上，其内涵概念得以扩大化，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和军事，更有经济和生态环境。可见，在新旧理论形态的交替中，新地缘政治学已逐步将经济利益与经济安全纳入到国家核心利益范畴，并强调必须从经济因素及经济-政治互动基础等综合的、多角度的视角来考察地缘政治格局。新地缘政治学从两个方面诠释了其经济性及经济内核[10]： 　　（1）新的权力因素的凸现，即新地缘政治学是以包括经济因素在内新权力要素体系构建的地缘政治理论。学者们对沃勒斯坦和麦金德“中心-边缘”结构比较之后得出：“沃勒斯坦的观点深深扎根于全球形势的经济基础，而麦金德的理论仅仅考虑上层建筑的运作方式”。换而言之，I.沃伦斯坦是以“中心-边缘”的经济结构模式构建世界体系的。此外，沃勒斯坦后续研究认为国际经济的持续膨胀、经济增长点的扩大和地理上的扩散，是国家发展、霸权兴衰和大国战争的主要推动力。可见，经济实力、经济手段、经济竞争政策等是决定霸权兴衰的主要因素，而战争是霸权国家保持经济优势地位的最终及强力手段。 　　（2）新的世界权力结构的突显，即新地缘政治学是以世界权力的分配结构构建的地缘政治理论。世界权力分配结构的理论模式主要包括区域性的世界图式、均势体系的世界秩序、欧亚大陆的大棋局理论及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等。这种权力分配方式逐渐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由军事力量、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等组成综合国力成为了权力的支点和联系纽带。在基辛格看来，未来的世界秩序应该秉承“在五、六个大国以及许多小国参加在其中的国际体制上，就和过去数世纪一样，必须借由调和、均衡各自竞争的国家利益，去建立秩序”。 　　4 理论初创：欧美地缘经济学形成及流派 　　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世界政治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提升区域竞争力并加快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世界各地秉持新的发展理念改造并创建了一批地缘性合作组织。原本比较沉寂的亚洲和北美成为了最具活力的区域：①在亚洲，经济合作席卷了大多数国家与地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亚增长四角于1985年和1997年先后建成。东南亚的东盟内部则建立了“南部三角区”、“东部成长四角经济合作区”、“北三角”经济合作区、“大马增长三角区”、“中部成长三角”等。中亚的中亚经济联盟成立于1994年，并于2002年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西亚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于2003年建立关税联盟。此外，中日韩等国与东盟分别开展了“10+x”合作模式，谋求建立自由贸易区；②北美建成了世界最大经济规模的自由贸易区。继1989年美国和加拿大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1992年美、墨、加等三个国家签署了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在美墨和美加边境地区的合作，其成果尤为显著[11]。正是现代地缘经济合作第二轮高峰迭起之际，地缘经济学应运而生。
　　较早对地缘经济开展专门研究的是美国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爱德华·卢特沃克，其于1990年首创了“地缘经济”这一术语，并为建立地缘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12-13]。此后，地缘经济学不断扩散，形成了以美国、意大利和俄罗斯为中心的多个各具特色的理论学派： 　　（1）美国学派。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华·卢特沃克、理查德·索罗门、麦肯利·肯维、亨利·诺、斯卡拉皮诺等。卢特沃克预言，地缘政治时代即将结束，地缘政治学必须让位于地缘经济学。在地缘经济时代，资本、市场渗透、产业和投资政策取代了的军队、基地与驻军、战略核武器。美国面临的政策问题中心是建立地缘经济威势力量，过去靠武力获取的东西，现在必须靠发挥经济威力来保持。所罗门则强调，国家安全观念正从传统的军事实力均衡扩大到经济领域，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变化等地缘经济内容是国家实力与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决定新时代的力量现实与政治。斯卡拉皮诺在研究东南亚次区域合作中提出了“自然的经济区”（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ies）这一具有实体性地缘区域的概念。总体而言，美国的地缘经济学适应了两极格局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下对外扩张的需要，对美国的国家政策乃至世界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美国学派的地缘经济理论的思维逻辑并未脱离地缘政治学的框架，只不过是将冲突逻辑由高政治领域的外交与军事转向低政治方面的经济，并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若干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而美国则应谋求主导地位[14-15]。 　　（2）意大利学派。意大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萨翁纳、卡尔罗·让、谢尔兆·菲奥热、F·B·罗查等人[16]。不同于美国学派过度强调经济竞争与较量及其之上的国家战略问题，他们更注重国际竞争与合作，把地缘经济学理解为研究国际竞争与合作规律的科学，认为参加这种国际竞争的是国家经济行为体，所以地缘经济研究对现代国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在意大利学派看来，地缘经济学的独立发展是以地缘政治研究为基础的，地缘经济学实际上是经济地缘政治学，政治和经济之间相互联系。 　　（3）俄罗斯学派。俄罗斯学派的总体特征是将地缘经济与国家战略相结合，并提出了两个代表性研究模式：A·涅克列萨的全球地缘经济六角结构模式和Э·Г·科切托夫的国家地缘经济战略模式。前者提出以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的融合现象为基础的六角模型，并对国家进行了等级划分，描述了世界地缘经济秩序的关键布局，包括四个明确的地理区域化空间和两个不具有明确地理区域的地缘经济空间。Э·Г·科切托夫把地缘经济理解为在新的全球背景下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指出地缘经济模型的核心内容是民族经济体系，即“以民族经济跨国化为基础的、世界体系中的经济特性总和”[17]。其核心思想是，寻求世界地缘经济和谐秩序模型的路径，并在这一模型基础上实现战略利益均衡。 　　5 简要评述：欧美地缘经济理论内涵特征 　　综上可知，欧美地缘经济学不仅有着广阔的实践背景，还有着深刻复杂的理论源流。在其理论生长轨迹中，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等三大学科理论起到了特殊的催生、孵化与支撑作用（图1）。其中，地缘政治学是地缘经济学的直接理论来源。这是由于欧美学者在构建地缘经济理论时，基本沿袭或借鉴了地缘政治学分析框架，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美国学派强调的是市场控制和经济争夺；俄罗斯学派注重的是国家战略目的；意大利学派则突出国际竞争与合作。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地缘经济学不是一门独立学科，而是地缘政治学的新研究领域及分支流派；而地缘政治理论在探讨地缘经济问题时，又有所偏差：或将地缘经济视为一种新影响因素，或是某种战略目标，或是战略手段，或是经济关系甚至跨国合作组织形式。此外，作为一门年轻的交叉学科，地缘经济学理论与其相关及相近理论间还存在彼此交错、相互借鉴、互为引证甚或矛盾、抗诘的复杂关系。以上种种，导致在地缘经济研究中，呈现出一派活跃异常、学派林立的局面，却难以掩饰其理论尚不成熟、更缺乏严密规范体系的事实。整体而言，欧美地缘经济学已经和正在形成有别于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内涵及特征： 　　（1）挑战传统地缘政治。冷战结束以后，尽管还存在政治与安全威胁，甚至在国际热点地区频频爆发军事冲突。但是，更多的威胁来自于贫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恐怖主义、新能源开发利用、生态失衡、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的对抗思维，谋求在竞争中可能的共同安全与繁荣。换而言之，地缘经济不仅不排斥对经济共同利益的追求，还在更广阔领域要求切实开展国际对话与合作。而且，在新的地缘经济时代，从争端的起因、实质到对抗的手段，都严格地限于经济范畴。对于处在和平的世界事务中心区域的国家而言，军事威胁与军事结盟的重要性不断衰退，经济的重要性不再受抑制，甚至可能取而代之并成为决定性的支配因素。也正是这个原因，以爱德华·卢特沃克为代表的欧美主流学者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上，并不认为二者能够相互作用，而是将地缘经济看成是对地缘政治的发展或补充，且倾向于取代地缘政治而成为国际竞争焦点。 　　（2）以经济利益与经济主导权为研究基点。经济利益从来都是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在新地缘政治时期更是被视为国家地缘战略的主要参量。不过，直至地缘经济时代，国家及其集团的经济利益与经济主导权才真正成为了国际关系的主轴与世界竞争的目标。为此，欧美地缘学者将研究视域从“军事争霸”转向“经济角逐”：一方面，地缘经济仍然把主权国家作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还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但是强调这种竞争与对立关系，关键取决于经济上的竞争与对抗，主要是通过科技、金融、资本和市场等经济方面的竞争手段，谋求超额利润并占据世界经济核心地位，进而使得小国和弱国成为其边沿与外围，形成深层次依附。另一方面，地缘经济学对经济合作给予特别关注。以美国为例，其正在构筑的以北美洲自由贸易区甚至是今后可能的美洲贸易区为内核、以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TPP）和环大西洋自贸区（TTIP）为其东西两翼的地缘经济战略，几近将全球大多数重要国家和地区纳为合作对象。这表明，地缘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国际社会已经从“对抗”与“分裂”走向“合作”与“统一”。
　　（3）兼顾国内利益集团的诉求。在地缘政治盛行时代，国家在制定地缘政治战略时，总是假定国内利益关系及其目标完全一致，而在地缘经济时代，这种假定则失去了其共同基础，因为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取向、市场区位差异极大[18]。经济全球化情境下，一个跨国公司的利润链条极可能延伸至十多个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民主制度、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宗教文化的国家，自然突破政治结盟的战略框架，形成复杂交叉的利益共同体。故而，国家的地缘经济战略必须要考虑到国内利益关系的层级性与复杂性，在以国家经济行为体的名义攫取国家主体利益的同时，也不能不顾及非政府组织、消费群体、生产部门及业界的利益与需求。罗伯特·帕特南在1988年提出的“双层博弈模型”对此给予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并论及具体策略：其一，在政府的指导和协助之下，由跨国公司进行高风险的研究与开发，为渗透市场进行投资，进而借助大量投资以扩大市场份额；其二，由政府实施高关税和限制进口措施，对进口设置规定性或隐蔽的障碍，推进技术开发计划等。 　　（4）不断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19]。后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决定国家关系并基于此形成的两极对峙格局已经被打破。各国的经济实力及其相互间的依存程度，以及其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甚至发展潜力，成为了新时期处理国家关系与建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依据。新兴大国经济板块的交替发展，必将使得世界政治经济利益格局随之调适。据此，美国莱斯特·瑟洛认为，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格局已在发生变化与重组，正逐步发展成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即以日本为核心的环太平洋经济区、美国领导的西半球北美经济区、以德国为中心的西欧经济区[20]。德国的海纳·穆勒·莫巴齐提出了地缘经济学中的“三角模式”：欧洲、北美和东亚三个区域在价值体系、宗教信仰、语言、凝聚力等方面是最具影响力的，他们主宰着今天乃至未来的世界。布热津斯基则认为，世界将会出现多极地缘经济族群：北美组群，欧洲组群，东亚组群，南亚组群，穆斯林新月区域，可能还有一个欧亚群组。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与地缘经济格局并非完全一致，地缘政治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地缘经济的发展水平及方向。且世界经济发展局势并未完全遵循西方地缘经济学家的预判，新经济体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的快速崛起，必将为世界经济版图改写注入了新力量。 　　6 结论与展望 　　欧美地缘经济理论的生成，是近半个世纪世界范围内地缘经济及科学研究实践的结果。1960年代后期以来，地缘经济合作经历了高涨-低谷-高涨的发展轨迹，从正反两方面为地缘经济理论形成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背景与经验。在地域空间上，随着地缘经济合作先后继起与世界经济重心从西欧向北美转移，地缘经济理论研究也转移至北美主要是美国，初步完成了理论创建，并以此为中心向欧洲地区扩散，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意大利学派和俄罗斯学派。此外在乌克兰、土耳其、德国、英国等国也有不同程度发展。当前，世界经济重心与地缘经济合作潮流已现出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势头，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其理论研究也取得积极成果，有望在东方尤其是中国形成创新性地缘经济理论。 　　作为一门新生的、活跃的交叉学科，欧美地缘经济学有其深刻复杂的理论渊源与分支流派。经济学、地理学与政治学等三大学科及其分支，先后将地缘经济纳入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为地缘经济学的诞生作了理论准备，并被吸收为地缘经济理论体系的相关或相近理论；而地缘经济学一经诞生，就显示出其极强的理论张力，形成美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多个各具特色的流派。这些学科及其分支理论、观点与流派之间相互借鉴、交叉与融合，一方面促进了地缘经济学理论的加快发展，另一方面又极易导致地缘经济研究泛化，难以形成支撑学科独立发展的基础理论与核心理论。不过，由宽泛、分散、庞博走向集中、完整、严谨，是新时期交叉学科理论创建的必由之路与一般规律。如今，地缘经济学正处于理论初创后发展的十字路口，亟需科学界定其研究领域与方向，构建起比较完整的、独特学科理论体系。在这方面，中国的地理学家发挥了学科优长，从“地缘”问题本源出发，结合世界性跨国合作趋势与自身的地缘经济实践经验，提出了地缘经济研究范式，已初步建立理论框架[21]。 　　对欧美地缘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伦理价值及方法论等方面的系统分析表明，地缘经济学已初步形成有别于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内涵及特征。不过，地缘政治与经济本身是一对无法分割的矛盾统一体。欧美学者们在创建地缘经济学理论过程中，不仅吸收了包括地缘政治学在内的相关学科的合理成分，更是直接借鉴、参照、沿袭甚至沿用了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框架。由此，致使欧美地缘经济学理论难免受到缘政治学的多重复杂影响。其中，至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欧美地缘经济学寻求世界政治经济主导权、控制权的宗旨，与地缘政治学追求霸权的本质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种以对抗、控制与遏制为特征的冷战式思想，显然已滞后于新世纪的发展需要，必将为地缘经济时代应有的开放、合作、共赢与发展等新思维、新理念所取代。 　　参考文献： 　　[1] 贾绍凤.国际关系的变化趋势与地缘关系理论的变革[J].人文地理，）：37-41. 　　[2] 卢光盛.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缘经济学[J].世界经济研究，2004（3）：14-17. 　　[3] 黄仁伟.地缘理论演变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J].现代国际关系，2010（庆典特刊）：18-25. 　　[4] 潘忠岐.地缘学的发展与中国的地缘战略——一种分析框架[J].国际政治研究，2008（2）：21-39. 　　[5] 赵可金.全球化时代的新地缘理论[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02-115. 　　[6] 庞效民.区域一体化的理论概念及其发展[J].地理科学进展，）：40-46. 　　[7] Krishna， P.J.Bhagwati. Nessarily welfare-enchansing customs union with industrialization constrant[J].Japan and World Economy，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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